福建省图书馆

1949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采取稳定物价的方针，省国营贸易公司管理的粮油价格，在市场上起指导价作用。但是，私营粮商仍利用粮油供求矛盾，囤积居奇，一再哄抬粮价，波及整个市场物价，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以福州市为例，解放初期有四次较大的物价波动，都是粮价带头的。第一次在1949年9月上旬物价开始波动。第二次在同年11月20至25日物价直线上涨，大米市价每50公斤（以下粮油价格均以每50公斤为计量单位）5.28元（以下粮油价格均按新人民币计算），比9月1日上升53.49%；花生油市价41元，比9月1日上升127.78%。第三次在1950年2月春节期间，大米市价猛涨到46元；花生油市价猛升到78元。第四次在同年6月底7月初，朝鲜战争发生，大米市价在下跌的情况下，又由18.20元涨到25.60元。这几次粮油市价波动，国营贸易公司均采取略低于市价的价格，大量抛售粮油，迫使市价下跌，向国营牌价靠拢。到1950年9月以后，福州市场粮油价格才稳定下来。
  1949年9月至1953年11月，省国营粮食部门根据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地区差价、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和品质差价。1950年4月，为保证福州市青黄不接时期的大米供应，引导闽北粮食流入福州，将建瓯与福州的粮食地区差价由50%扩大到83%。福州米源充足后，5月地区差价降到55%。8月底，为支援闽北山区开发建设需要，提高闽北产粮区大米收购价格，地区差价又缩小到37%。同年5月，为使私商有较合理的利润，福州市贸易公司又将粮食批零差价由4.2%扩大到7.5%；花生油由8%扩大到10%。大米的季节差价，1950年曾高达100%以上，1951年最高时也达60%以上。到1952年，福州、厦门、泉州3个市差价才缩小为平均18%，全省平均在20%左右，基本上改变了历史形成的缺粮季节粮价暴涨、产粮季节粮价暴跌的局面。1953年国家收购粮食，实行“分等论价，好粮好价，好次兼收”的政策，开始有了稳定的品质差价。
  1951年国营贸易公司为防止谷贱伤农，保护农民利益，根据“产地收购，销地销售”的原则，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把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石码5个地方早米收购价定为10元至10.5元。在市价高于牌价的福州市，大量抛售大米，使市价接近牌价，创造收购条件；在市价低于牌价的泉州沿海地区，以稍高于市价的价格大量收购，使市价上升到牌价水平，使省内粮价趋于平稳。
  1952年早稻登场后，因龙溪地区未及时挂出收购牌价，私商即乘机刹价收购，漳州市早谷市价由5.50元跌至4.3元，石码由6.48元跌至5.6元。国营粮食公司挂牌收购后，早谷市价才逐渐与国营牌价拉平。同年秋季晚稻登场时，为防止私商刹价收购，国营粮食公司提高了晚谷收购价，并采取“一次挂足，露面即收”的办法（即收购牌价一次定准挂足，新粮一登场就抓紧收购），鼓励农民卖粮。
  1953年，国家为了多收购粮食，实行经营粮食不赔不赚的原则，采取少提销价，多提购价的办法。1953年与1952年比较，全省平均早籼谷收购价提高7.02%，晚籼谷收购价提高7.73%。(①第一节参考资料：陈支平：《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美）王业键：《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清政府军机处雨雪粮价》，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福建省工农业商品比价调研办公室：《福建省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査研究资料汇编》，1956年版。巫宝三、张之毅：《福建省食粮之运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十一种，民国27年5月版。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福建省统计年鉴》，民国26年版。厦门市粮食局粮食志编委会：《厦门粮食志》（1949年前），1989年8月版。永安市粮食局：《永安市粮食志》，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