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旧中国的粮食价格
  (―)粮价趋势
  自明初至嘉靖前期，福建多数府县正常年景米价每石基本稳定在白银三钱左右。粮价最低的建宁、邵武二府，斗米仅25文；最高的泉州、漳州、汀州三府，斗米³0文至40文。(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物价细表》，1985年版。)明代中期沿海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有所发展，粮食日益成为重要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嘉靖二十六年（1547)起，灾荒连年，倭患频繁，福建大部分地区粮价都上涨4至6成。
  崇祯元年（1628)、三年、八年、九年和十五年这五年中，福建也发生严重的水旱灾害，多数府县米价每石上升到白银一至二两之间。尤以崇祯九年，南平、邵武一带米价最昂，每石大米高达白银二、三两。(②民国《南平县志》卷四，“大事志”；光绪《邵武府志》卷三十，“杂记”。)崇祯间其他各年米价每石也都在白银一两上下，一直延续到清顺治二年（1645)。
  顺治三年（1646)，清军入闽。郑成功驻师沿海一带坚持抗清，福建成为抗清主要战场之一，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加以海上粮运受阻，粮价猛烈上涨。顺治四至五年，不少府县的米价每石都涨至白银五两，甚至十两以上。“（顺治）四年，省城民饥，四出逃窜。”(③海外散人：《榕城纪闻》。)顺治六年后，米价每石仍保持在白银一至三两之间。当时战乱未息，加上十八年（1661)清政府又下“迁界令”，沿海数十万居民背井离乡，三万余顷耕地抛荒，米价继续保持高昂。到康熙三、四年间，福建米价仍保持在每石白银二、三两之间。
  康熙五年（1666)。福建战局趋向平定，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又连续两年粮食丰收，粮价陡然下降，大部分府县米价降至每石白银五钱以下。《长泰县志》记载：“康熙五年大有年，米价乡斗值二十文。”《长汀府志》亦载：“康熙七年至九年岁大稔，石米二钱；九年十年上杭、武平大有年，石米四钱。”(④乾隆《长泰县志》卷十二，“杂记”；乾隆《汀州府志》卷四十五，“杂记”。)自此以后，除个别灾年，福建各地米价都保持在每石白银五钱上下，持续20余年之久。
  康熙三十年（1691)以后，福建人口增长，商品经济发展，各地米价又逐渐上升，常年大米每石白银五钱至一两。五十年（1711)以后，福建各地连续遇到多种自然灾害，许多府县出现饥荒。康熙六十年台湾发生朱一贵反清起义，政府又下令施行海禁，台湾米谷无法运入漳、泉等地。因而康熙后期至雍正前期福建粮价上涨比较明显，米价每石普遍在白银一两以上。加以雍正二、三、四年（1724～1726)福建不少地方发生自然灾害，一些府县每石米价高达白银三、四两之多，特别是漳州、泉州二府“每石米卖至四两及三两九钱”。(①《雍正珠批谕旨》，高其倬，雍正四年七月十八日。)
  雍正五年（1727)，福建总督高其倬奏请解除海禁获准，台湾的米谷源源运进沿海，米价下降。但迄雍正后期各地米价仍保持在每石白银一两左右。
  乾隆年间，人口继续增长，粮价继续稳缓上升。正常年景每石米价在白银一两五钱土下浮动，不超出二两。五十至六十年（1785～1795)，自然灾害不断，五十一年台湾发生林爽文领导的反清起义，台湾与漳、泉等地贸易受阻，沿海粮价猛涨，不少府县每石米价高达白银五两以至十两之多。漳浦、云霄等县志记载，乾隆五十四年、五十六年，干旱严重，漳州一带每石米价高达八、九两。
  嘉庆初年（1796～1800)，年景良好，米价每石回落到白银一两五钱上下。
  道光至光绪前期（19世纪），福建粮价缓慢上涨，正常年景每石米价浮动在白银一两五钱至二两四钱之间。光绪后期“大清银元”在市上流通后，每石米价在银元四至五元之间。
  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市场上仍以银元为流通货币。民国24年(1935)政府发行纸币，称为“法币”，与银元等值。民国元年至25年(1912～1936)间，粮价保持相对稳定，涨落变动缓慢，大米每百市斤多浮动于银元五六元上下。
  抗日战争初期，稻谷连续两年丰收，粮价尚较稳定。但以后战争扩大，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沿海港口被日本侵略军封锁，洋米进口锐减。农村青壮年当兵服役，农业生产萎缩，军粮需量骤增，迨1938年冬，粮价开始逐步上涨，始仅出现于沿海缺粮县市，后渐波及全省各地。到1940年，粮价均比抗战前上涨两三倍。政府虽采取一些平抑粮价措施，由于未掌握粮源，故收效甚微。1941年4月，福州等地相继沦陷。全省物资匮乏，粮价飞涨，以临时省会永安县城为例，直至抗战胜利，中等白米零售价格比抗战前夕上涨620倍。(②《永安市粮食志》第三章“粮食价格”。)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一度大跌，粮价跌势尤猛，但当年入冬后粮价又复回升。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军费开支浩大，滥发纸币致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粮价上涨速度超过其它商品上涨速度。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滥发所谓“金元券”，以“法币”300万元换金元券1元。货币贬值，粮价更是疯狂上涨，福州及闽南沿海各地粮价如脱缰之马，一日数涨。公职人员当天上午领到的月工资尚可买到大米80斤，到了下午只能买到30斤左右，金元券成了一堆废纸。1949年7月1日，国民党政府改发“银元券”，号称同银元等值，1元银元券兑换金元券5亿元（等于法币1500万亿元），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市场上拒绝使用纸币，市民买米需用银元或黄金。到1949年8月福州解放前夕，中等米价每百市斤银元10元，或黄金1.4钱。国民党政府对粮价完全失去控制，米贵如珠，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二）差价
  1、季节差价。在旧中国福建粮食价格，季节之间差别很大，其变动幅度多在90～110%之间。季节差价除与收成丰歉有关外，主要是农民贫困，收成后急需出卖部分粮食，换取生产生活资料，或偿还债务；至春夏“青黄不接”之时，又需高价买进部分口粮，以维持生计。因此地主、富农、粮商则在粮食收成时，乘机压低粮价，大量收购囤积，到粮价上涨时抛售，人为地扩大粮食季节差价。一般年景以农历五月份，即“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最高，六、七月间早稻陆续收成，米价下跌，是一年中米价最低季节。但十二月以后，米价又逐渐上升，直至次年五月份，米价又回到全年的最高峰。单季稻地区则以五、六月米价为最高，八、九两月为最低。
  2、地区差价。旧中国福建地区之间粮食价格差别很大，一般是粮食产区粮价低于销区。产粮区中交通方便的地区粮价高，交通闭塞的地区粮价低，除受生产费用影响外，主要是受运销费用的影响。如闽北许多产粮区，山岭重叠，粮食贩运多赖肩挑，有水路可通的，又是滩多流急，只能行驶小舟竹筏，运输困难，运费高昂，以致产粮区余粮不能充分地运往销区，变成死角粮，有时粮价还低于生产成本。
  从下列清雍正五年（1727)各府州及民国25年（1936)部分县市的粮价，可以看到本省粮食地区差价之一斑。
  (三）比价
  福建米谷与其他农产品比价及与工业品比价，总以米谷为轴心，常受年景丰歉、交通条件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据1956年福建省工农业商品比价调研办公室对本省石码、仙游、穆阳、泰宁、坎市五个农村市场的调查计算，1930年至1936年中晚谷与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渐形扩大。
  (四）批零差价
  福建在一个消费市场内的粮食批零差价幅度不大，以抗日战争前的民国25年（1936)福州早米、晚米批发价与零售价的价差为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粮油价格
  1949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采取稳定物价的方针，省国营贸易公司管理的粮油价格，在市场上起指导价作用。但是，私营粮商仍利用粮油供求矛盾，囤积居奇，一再哄抬粮价，波及整个市场物价，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以福州市为例，解放初期有四次较大的物价波动，都是粮价带头的。第一次在1949年9月上旬物价开始波动。第二次在同年11月20至25日物价直线上涨，大米市价每50公斤（以下粮油价格均以每50公斤为计量单位）5.28元（以下粮油价格均按新人民币计算），比9月1日上升53.49%；花生油市价41元，比9月1日上升127.78%。第三次在1950年2月春节期间，大米市价猛涨到46元；花生油市价猛升到78元。第四次在同年6月底7月初，朝鲜战争发生，大米市价在下跌的情况下，又由18.20元涨到25.60元。这几次粮油市价波动，国营贸易公司均采取略低于市价的价格，大量抛售粮油，迫使市价下跌，向国营牌价靠拢。到1950年9月以后，福州市场粮油价格才稳定下来。
  1949年9月至1953年11月，省国营粮食部门根据市场情况，灵活掌握地区差价、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和品质差价。1950年4月，为保证福州市青黄不接时期的大米供应，引导闽北粮食流入福州，将建瓯与福州的粮食地区差价由50%扩大到83%。福州米源充足后，5月地区差价降到55%。8月底，为支援闽北山区开发建设需要，提高闽北产粮区大米收购价格，地区差价又缩小到37%。同年5月，为使私商有较合理的利润，福州市贸易公司又将粮食批零差价由4.2%扩大到7.5%；花生油由8%扩大到10%。大米的季节差价，1950年曾高达100%以上，1951年最高时也达60%以上。到1952年，福州、厦门、泉州3个市差价才缩小为平均18%，全省平均在20%左右，基本上改变了历史形成的缺粮季节粮价暴涨、产粮季节粮价暴跌的局面。1953年国家收购粮食，实行“分等论价，好粮好价，好次兼收”的政策，开始有了稳定的品质差价。
  1951年国营贸易公司为防止谷贱伤农，保护农民利益，根据“产地收购，销地销售”的原则，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把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石码5个地方早米收购价定为10元至10.5元。在市价高于牌价的福州市，大量抛售大米，使市价接近牌价，创造收购条件；在市价低于牌价的泉州沿海地区，以稍高于市价的价格大量收购，使市价上升到牌价水平，使省内粮价趋于平稳。
  1952年早稻登场后，因龙溪地区未及时挂出收购牌价，私商即乘机刹价收购，漳州市早谷市价由5.50元跌至4.3元，石码由6.48元跌至5.6元。国营粮食公司挂牌收购后，早谷市价才逐渐与国营牌价拉平。同年秋季晚稻登场时，为防止私商刹价收购，国营粮食公司提高了晚谷收购价，并采取“一次挂足，露面即收”的办法（即收购牌价一次定准挂足，新粮一登场就抓紧收购），鼓励农民卖粮。
  1953年，国家为了多收购粮食，实行经营粮食不赔不赚的原则，采取少提销价，多提购价的办法。1953年与1952年比较，全省平均早籼谷收购价提高7.02%，晚籼谷收购价提高7.73%。(①第一节参考资料：陈支平：《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美）王业键：《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清政府军机处雨雪粮价》，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福建省工农业商品比价调研办公室：《福建省工农业商品比价问题调査研究资料汇编》，1956年版。巫宝三、张之毅：《福建省食粮之运销》，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十一种，民国27年5月版。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福建省统计年鉴》，民国26年版。厦门市粮食局粮食志编委会：《厦门粮食志》（1949年前），1989年8月版。永安市粮食局：《永安市粮食志》，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