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62年至1977年，粮食议销以“先议购后议销，量入为出，略有节余”为原则，不得动用国库粮油。议销对象，60年代主要为福州、厦门、泉州、漳州、三明、南平六市计划外私营熟食业；70年代除保证城市、县城的饮食业中免票食品外，逐步扩大到县城以下主要集镇的饮食业熟食品供应，采取两可办法，即可以收取粮票，也可以供应一部分不收粮票的议价食品，有条件的地方对副食品生产也供应一些议价粮。
  1978年，规定议销粮主要用途：1、城镇、集市的饮食、糕点行业中不收粮票供应的熟食品；2、城镇中暂时没有户粮关系人员的口粮；3、工商行业用粮和国营饲料行业的补助粮；4、沿海个别口粮低的地区也可适当议销；5、市场动荡时用以平抑粮价。上述规定在执行中逐渐发现不适应日益活跃的市场需要，特别是城乡人口口粮补充问题，于是1979年9月省粮食局又规定：议销粮食要在“从紧掌握、细水长流”的前提下，在有粮季节对农村缺粮队和城镇居民，一般不供应或少供应议价粮。对重点城镇交通要道等饮食行业供应问题，则规定：“议销粮应优先安排好农村供销社饮食店，解决他们的粮食原料，以利配合管好市场，搞好粮食征购工作；对城市、城镇饮食行业，适当安排一些议销粮食，不收粮票供应；对主要车站、码头的交通要道饮食店可采取收粮票和不收粮票两可办法。”
  1980年重申“量入为出”原则，并指出“议销的粮油主要用于供应大中城市、工矿区、交通要道饮食业，计划外的工业用粮、用油，以及按政策规定不应予统销的城乡缺粮人口等。在市场粮价过高的地区，如有条件，应适时抛售一部分议价粮，以平抑价格，打击投机倒把活动。”1981年继续沿用这一原则。
  1982年出现倒春寒，随后又遭受涝、风、虫等灾害，市场粮食供应趋紧，粮价逐步上升。据省内24个重点市场平均市价统计，每50公斤大米1月末为33.40元，5月中旬上升为41.80元。为此，省粮食厅发出《关于立即采取措施稳定粮价的紧急通知》，决定从建阳地区急调议价粮1500万公斤到沿海各地，另安排1000万公斤给龙岩地区用于烤烟奖售。同时组织福州、莆田等地市派出采购人员从安徽购回议价大米1500万公斤。这些粮食陆续投入市场后，粮价逐步回落，6月份回落到40.50元，7月再落为37.20元，年末续降到33.50元，基本恢复年初水平。
  1962年至1965年全省议销27877万公斤，平均每年议销6969万公斤；1966年至1977年全省议销22578万公斤，平均每年议销1881万公斤。1978年后全面恢复议价经营，为满足市场需要，议销数量逐年增多，从1978年的0.12亿公斤，1979年0.87亿公斤上升到1980年1.70亿公斤，1981年2.51亿公斤、1982年2.94亿公斤。
  1983年，沿海地区春粮减产1.69亿公斤，早稻、花生、大豆生产也受到不同程度灾害，群众心理紧张，四、五月间晋江县青阳镇发生三四百人排队争购粮食，青阳、安海、石狮镇每50公斤大米市价一度跃到45元。但当时全国粮食连年增产，粮源充裕，多渠道经营又十分活跃，1983年上半年，省内县间直接签订调剂合同贸易粮就有3500万公斤，向省外直接订购的达5000万公斤，各地议价粮库存都较雄厚。于是，晋江县果断地放开议价供应，周围各县市也以略低于市价投放市场。6月下旬，全省24个重点市场平均每50公斤大米降至34元，比4月下降10.53%，比5月份下降5.57%。随后因战胜自然灾害夏粮比上年增产1.48亿公斤，7月份粮价续降为31.80元，恢复到正常水平，缺粮的晋江地区群众高兴地说：灾年价稳出奇迹。
  同年11月，省政府在做好秋粮征购工作的通知中指出：“既要积极议购，也要认真解决议价库存逐月增多和议价经营出现亏损的问题。”要求各地“大力组织议销，积极开展粮食复制品加工生产，开辟农村市场”。同年11月，省粮食厅根据商业部关于“开拓市场，扩大销售”的精神，提出议价工作的重点应转向搞宽搞活议销，并指出农村将成为粮食议销的广阔市场，有条件的地、市，在省内平衡的基础上，也可以出省。这一年议销数量从1982年2.94亿公斤上升到3.64亿公斤。扩大粮食议销后，市场粮价进一步下跌，全省24个重点市场，每50公斤大米平均市价变化如下：粮价下跌，人心稳定，市场出现少有的供大于求局面。
  1984年，国务院考虑到全国从1979年以后，粮食连年增产，尤其是1983、1984年曾出现粮食低水平相对“过剩”（福建情况与全国一样），决定从4月1日起，采取平价粮转议价粮销售。此项粮食可以在当地就仓拨付，成本较低，经营有利，因此福建各地积极申请拨给平价粮转议价粮销售指标，大批投放市场，除安排市场议销外，还安排计划外专项用粮项目，如：全省年增酒粮4000万公斤左右，以龙岩地区为主的烤烟补助粮，年也在2500万公斤左右；福、厦二市开发多种经营占地减购指标1350万公斤，外贸收购芦笋生产扶持粮675万公斤，平潭县花生奖售粮550万公斤，以及节日市场安排等，也多由议价粮解决。
  议价粮的大推销，使1984年全省销售量达10.2亿公斤，比1983年增长1.8倍，这是省内恢复议价粮经营以来第一次出现销大于购，其差额达6.82亿公斤。但这一年向商业部申请获得平价粮转议销指标累计5.25亿公斤，还从省外购入0.95亿公斤弥补差额，年末仍保持2.60亿公斤的较高库存量。
  1985年，商业部指示不再搞平价粮转议销，已转为议价粮未销的要如数转回平价。省外粮源再度出现紧张，原签订的合同，虽一再调高价格，仍有多数未能履约，市场粮食供求重新趋紧。这一年，大幅度调整农业结构，全省减少粮食播种面积192.9万亩，又逢自然灾害，粮食比上年减产5.59亿公斤，加之未能很好控制市场议销扩大以后的局势，全省议价粮连续八个月入不敷出，库存逐月下降。此时，只能一般保证城镇与交通要道饮食、糕点行业及经济作物区、灾区口粮的议销。接着沿海有些城镇出现脱销，更进一步控制省内议销为：只卖零售，不卖批发；只卖使用商及直接消费者，不卖给中间商贩和运销户，更不得卖往省外。11月末沿海一些县市议价粮严重脱销，市价开始暴涨，由惠安、莆田、福州、长乐一线开始，在两旬内每50公斤大米平均价从29元上升到33～36元，接着永定、诏安、厦门至晋江一带也上升到34～36元。12月中旬，南安、晋江、诏安大米市价突破40元，晋江的安海镇、南安的官桥镇一度高达45元。全省市场粮价从南到北全面上升。12月末平均价为35.6元，较10月末上升24.5%，较11月末上升17.5%。面对严峻形势，省粮食厅一面作出紧急部署，一面向省人民政府报告。12月16日，省委书记项南召集省委、顾委、人大、政协等有关领导成员，听取省粮食厅汇报，同意“提早发放甘蔗补助粮”，和“由建阳地区紧急划拨1250万公斤议价粮给晋江地区”的两项应急建议。12月17日晚，晋江地区粮食局召开所属各县市粮食局长会议，传达省的决定，要求第二天所有议价粮店恢复营业，以略低于市价的价格，有计划地进行投放，其他地区的县市也根据粮源条件，有组织地投放市场，使紧张的粮情迅速转向和缓，粮价有所回落。
  当年，大豆不再实行统购统销，改由市场调节解决，国营议价商业大豆议销量由1984年的1399万公斤，上升到1987年的2461万公斤。
  由于农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本身经济效益等问题，有两项议价销售量从1985年起迅速增加：一是售给个体粮食、加工户及短途运销户，1985年约1.5亿公斤，1987年高达3.96亿公斤；另一项是售给农户顶抵粮食定购任务，每年也在1.5亿公斤左右。
  随着市场副食品日益丰富，城乡人民对粮食直接消费相对减少，定量内口粮一般已可满足基本需要，有的已有剩余，所以国营粮食议销中的口粮部份呈现逐年减少趋势。
  福建是个缺粮省份，从1962年开展议购议销以来，基本是销大于购，缺额部份靠省外购进。1962年至1977年由各地自购自销，有剩余则通过上级粮食部门进行地区间调剂。1978年至1982年着眼于省内购销平衡，总的指导思想是“大宗粮源立足省内，短缺品种依靠省外。”1983年实行多渠道经营后，购销范围逐渐推及省际。1985年后，由于农业结构调整，社会对粮食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省内议价粮购销余缺发生极大变化，如建阳地区1981年至1984年度，每年可以外销或就地转为平价补计划内缺额的议价粮都在1.5亿公斤上下，到1987年仅有5600多万公斤；又如三明市一般年份有余额4000万公斤，1987年只剩96万公斤，大品种仅能自给，小品种还要靠省外调剂；原来自给略余的漳州、宁德两地市，1987年均已不足，其缺额分别达2846万公斤和7146万公斤，而原已短缺的福州、厦门、泉州等市缺额越来越大。至此组织议价粮源已渐变为省内外并重，沿海县市多依靠省外购进。1987年外购范围扩大到江西、安徽、江苏、湖北等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远至东北、内蒙古、甘肃、新疆、云南等地。1979年至1987年全省累计从省外购进粮食11.20亿公斤。有时为了品种调剂等需要，还以外汇进口粮食，1982年至1987年全省累计共付出外汇3455万美元，由泰国、緬甸、日本、欧洲共同体等进口小麦、大米、面粉、绿豆等2.27亿公斤。
  油脂议购议销情况：1984年以前，经营力量不足，油脂议购议销进展比较缓慢，1985年以后有较大发展，1987年度油脂议购量1546万公斤，已占平价议价总收购量的46.65%；议销量2475万公斤，占平价议价总销售量的49.8%。但历年均入不敷出，1979～1987年累计从省外购进3271万公斤以补缺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