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油料统购以花生果为主，花生果的生产和收购，按品种分春、秋两季。春花生的产量和收购量均占90%以上。从1953年至1987年，全省花生果总产量37.64亿公斤，统购18.36亿公斤，平均每年收购5246万公斤，最高年份的1981年统购量为8455万公斤。花生果统购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一)统一收购
  1953年12月上旬，福建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花生果统购的通知。通知规定先在主要产区的闽侯、晋江、龙溪三个专区进行。但因当时花生果的生产和收购季节早已过去，到1954年才正式开始统购。
  1954年只在花生果主要产区的闽侯、晋江、龙溪三个专区实行统购。政策规定以户为单位，按产量扣除种籽和自用量后，其余部份进行统购；非主要产区，通过加强市场管理进行收购。但各地情况不同，即使在主要产区具体做法也不一致，有的地方采用按产量扣除种籽后，余料按规定比例进行统购，食油由国家返销，按“一留一比”办法；也有的地方按上级核定的任务进行协商派购。当时，由于国家对花生果统购缺乏经验，而且油源比较充裕，任务易于完成，部份产农又需要出售自留量，换取现款。因此，花生果的统购，主要靠政治动员，协商确定任务，发动群众交售。
  为调动农民生产油料积极性，1955年2月，全国财经会议提出，油脂油料统购必须贯彻“多产多得，增产多留”的政策，各地在执行中采取：1、评产派购。即通过划片定产后，给产农留下种籽和自用量后，余料再按一定比例统购(简称“二留一比”）。增产部份，国家增购其40～50%；2、加强市场管理，进行收购；3、统购任务到乡，指标由乡掌握。三种统购办法，第一种比较能够体现政策，但开展的县份不多。
  在此时期，由于统购政策执行不一致，农村余油、缺油、自给户界线划分不清，同时有的地方实行“一留一比”办法，造成国家购了油料又返销食油，增加经营环节，浪费往返劳力，特别是农村缺油户也由国家供应，加重了国家食油供应负担。1954年惠安县四区，是花生果主要产地之一，产农多，非产农少，但发放6904张购油证和换油证时，非产农的购油证却发了6159张，占89.2%，产农换油证仅745张，占10.8%。1956年全省农业合作化后，农村的留油由原来的一家一户变为以社为单位平衡余缺，留油量普遍增加，加上当年花生果歉收，收购减少。因此，1956年下半年开始，全省食油供应出现短时间的紧张。
  (二)“二留一比”
  针对上述情况，1957年10月17日，省粮食厅下达了《油脂、油料统购统销管理的几点意见》的通知，指出：“本省广大农村都是生产油料很少或不生产油料的，过去不加区别一律统购统销，对油料生产很少的乡，也由国家统购，而农民对食油供应的最低要求，则由于我们所能掌握的油源有限，无法给予保证”。因此决定对全省农村采取划分余油、缺油、自给三种类型，在统购统销中，区别对待：对余油乡（社)继续贯彻统购统销，对自给和缺油乡（社)不统购也不统销。
  统购办法，以农业社包产指标为计算基数，个体户参照农业社同等质量土地的包产指标核定。按核定产量留下种籽和自用量后的余料，统购其90～95%；还有少数地方实行留下种籽后的余料，统购其85～90%，产农的食油，由国家供应。凡全社实际产量超过核定产量部份，作为增产处理，国家增购其50%。因灾减产，确实无法完成国家统购任务时，逐级报批处理。
  各项留量标准是，种籽按播种计划，每亩早花生10至12.5公斤，晚花生12.5至15公斤。留口油或供应标准是：实行“二留一比”的地区，每人每年留油折花生果5至7.5公斤。实行“-一留一比”的地区，产农供应实行与非产农同样的供应定额。定额标准由各专区(市)根据统销计划自行确定。
  1958年“大跃进”，中共福建省委提出全年花生果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一年达到食油自给。这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在莆田县珠联大队召开全省地、县委第一书记参加的花生生产现场会，动员大搞油料生产。当年漳浦县深土乡车敖村有三人在水田1.05亩面积上搞春花生高产试验，实收亩产为379公斤。随后，由于“浮夸风”的影响，浮报为亩产1.2万公斤，轰动全国。8月10日农业部、粮食部在该村召开春花生生产现场会。8月24日至30日，省农业厅、省粮食局先后在莆田县、晋江县和泉州市联合召开花生果生产现场观摩会。会后，向中共福建省委联合报告说：“1958年全省106万亩花生果，总产量将达到2亿公斤，平均亩产200公斤，比1957年的77公斤增产一倍多，发射了许多高额丰产‘卫星’”。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导致估产过高，便确定当年花生果统购任务1亿公斤。但实际产量没有达到估产数量，到1958年9月底，春花生只收购4848万公斤，占计划数48.48%。比1957年同期收购的5614万公斤，还少13.65%。为了多掌握油源，省粮食局1958年9月27日又通知将原来执行“二留一比”的花生果统购政策，改为“一留一比”，社队只留下种籽，不留口油，也不留机动油料，余料全部统购，执行结果，尽管购了一些过头油料，但全年花生果统购入库只有7593万公斤，只达到任务的75.93%。1960年至1962年，由于粮食紧张，粮食与花生果争地争肥严重，花生果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每年平均只有5402万公斤，由于主要油源大量减产，收购大量减少，致使全省油脂购销缺额骤增，市场供应十分紧张。
  根据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了统购政策。
  1、恢复“二留一比”的统购政策。1961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油料统购，除留下种籽外，执行“先留后购”的政策，产农必须首先留下全年2公斤食油后才统购，不足2公斤的不统购。规定了产农留油、国家统购的合理比例，纠正了过去估产偏高，任务过重，购多留少的偏向。在此同时，对花生果的生产和收购还采取包产包购的作法，在正常的年景下，增产不增购，减产不减购。
  2、建立花生果商品基地。为了稳定花生种植面积，提高商品率，先后把主产花生果的惠安、晋江、南安、莆田、福清、漳浦、诏安、同安、东山、平潭、厦门市郊区等11个县(区）和漳州市的天宝、石亭公社，云霄县的陈岱、峛屿公社，龙海县的港尾公社，以及长乐县的湖南、梅花公社，霞浦县的长春、下浒等9个公社建立为花生果商品基地。这些基地的花生果总产量和统购量，占全省总数的80%以上。1961年中共福建省委候补书记杨文蔚还亲自带队，对花生果商品基地收购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决定采取“粮油双挂钩”的做法，1962年4月经省人委通知执行。具体作法是“花生商品基地县（区）、社，以基本核算队为单位，粮食与花生果的生产计划和统购任务同时核定，分别包干。花生果统购任务没有完成的差额部份，用粮食抵交；花生果统购任务超额交售的部份，可以顶抵粮食统购任务；粮食统购任务亦已完成的，也可以换回粮食。如果粮食是统销的而花生果又是统购的生产队，完不成花生果统购任务的差额部份，从统销粮中扣抵。花生果与粮食互顶的折率是：开始为每50公斤花生果折原粮125公斤，1963年改为100公斤，个别年份折率有所调整。在粮食减产严重的年份里，花生果顶抵粮食的指标亦有控制，但挂钩办法一直执行到1984年。建立花生果商品基地，实行“粮油双挂钩”政策，对稳定花生果面积，提高商品率，起到了一定作用。
  3.提高花生果统购价，实行超售花生果奖励办法。为了增加农民经济收入，调动生产和交售花生果积极性，1953年实行花生果统购时，每50公斤统购价为14.13元，到1960年，经过七次调整，统购价提高到17.02元。1961年又调整提高二次，第一次提高到19.22元，第二次提高到20.99元。1959、1960年两年，对超额完成花生果统购任务的，按当地国家收购牌价，实行超额奖励。超额5%的，按超额交售部份总值的5%给予奖励；超额5%至10%的，按超额部份总值的8%给予奖励；超额10%以上者，按超额部份总值10%给予奖励。
  4、实行奖售物资政策。1961年开始，国家为了多收购花生果，并满足产农对某些紧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品的需要。当年决定每收购50公斤花生果，不分统购任务的内外，一律奖售原粮7.5公斤，棉布1.3市尺。1962、1963、1964年三年奖售物资和标准都有所变动。1965年，改为任务内收购的奖售化肥3.5公斤，棉布2.5市尺；任务外收购的奖售原粮100公斤。
  5、实行购料返饼办法。1958年油料就地加工，油饼就地供应农民。1959年规定，花生产区收购花生果时，退油饼60%给产农。回销的油饼以不赔不赚的价格，优待供应。1963年为了鼓励产农多卖花生果，规定统购任务内，回销油饼60%；任务外超售的，油饼全部退还产农。1964年油饼回销标准仍按1963年执行，但以花生果顶抵粮食征购任务的不退饼。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花生果生产和收购都受到严重破坏，从1966年至1975年，花生果平均每年产量比统购初期的头五年增产不到三分之一，但人口却增加一半以上，收购量平均每年只有4837万公斤，给国家油脂安排带来很大困难。
  (三)“一定三年”和“一定五年”
  1971年以前，花生果统购任务都是一年一定，每年都要通过摸清产量，核定任务，农民对此有顾虑，怕增产不能多留，影响油料生产。为了稳定农民负担，更好地发展生产，1971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在批发《全省粮食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决定：从1971年起，花生果统购任务实行“一定三年”不变，统购基数定为4500万公斤，超购任务视生产情况一年一定。同年10月，又把“一定三年”改为“一定五年”。1981年起，花生果又实行新的“一定五年”(1981年到1985年），把原来的统购、超购两部份的任务合并作为统购基数一齐下达，办法比过去完善。1981年5月，省人民政府在批转省粮食厅《关于贯彻执行粮食油料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意见》的通知中决定，全省花生果“一定五年”统购任务为5500万公斤，其中统购任务3622.5万公斤，超购加价任务1877.5万公斤(同时对油菜籽、油茶籽统购也实行“一定五年”不变，油菜籽统购任务定为587万公斤，油茶籽定为493.5万公斤，其中统购和超购任务各占一半）。超基数增购部份实行议价收购。在正常年景下，各地必须保证完成任务，个别地县完不成任务的，要由地区采取议价收购补上，这部份议价收购的差价款，由地(市)财政负担。“一定五年”期间，中央增加省内的统购任务，也用议价补上，差价款由省财政负担，这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花生果生产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1981年花生果总产量增至1.57亿公斤，收购量达8455万公斤。
  1982年，为了支持农业生产布局的调整，对油料(包括花生果、油菜籽、油茶籽）实行购、销、调拨包干办法。省对各地油料(包括花生果、油菜籽、油茶籽)统购包干数仍按年“一定五年”包干数不变，食油销售计划逐年确定，花生油(包括花生果折油)调拨数定为600万公斤，“一定三年”不变。这年花生果产量达1.74亿公斤，为市场安排提供比较宽裕的油源基础。
  1983年，为了活跃城乡市场，花生果在完成国家统购任务后，允许实行多渠道经营。但1983年、1984年花生果因灾减产，收购减少。
  在此期间，恢复了收购花生果奖售物资的政策。1970年10月，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奖售政策曾一度被取消。1971年恢复奖售，并规定一般产区超任务交售的部份，同样可以向国家换粮，或换化肥，或卖加价。这样，花生果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产农超任务交售可享受同一奖售标准。1971年至1978年，国家超购每50公斤花生果，奖售标准是：原粮100公斤，或化肥20公斤，或按统购价加价30%收购，任群众选择一种。1979年加价幅度提高到50%，其他不变。1983、1984两年，又改为原粮25公斤，或化肥25公斤，加价50%不变。
  提高花生果统购价，实行超购加价，改变计价办法。1971年国家收购花生果每50公斤，统购价由1970年的20.99元提高到27元，1979年提高到36元。1971年7月，为了鼓励产农多超售，对超售的花生果按统购价加价20%收购，同年11月加价提高为30%，1979年又升为50%。1983年起，收购价实行“倒四六”比例计价的办法，即40％按统购价计价付款，60%按超购加价计价付款。这样国家收购每50公斤花生果实际收购价是46.8元。按比例计价收购办法的好处：一是负担合理，二是手续简便，三是增加产农收入。
  调整购料返饼的比例。1971年规定统购任务内的花生果，退饼率由原来的60%提高到80%，超购部分不退饼。1973年至1977年改为凡是超购部份，奖售粮食、化肥的不退饼，加价的退饼60%；1978、1979两年又改为超购部份全部退饼。1980年和1982年，再改为超购部分退饼40%。1983年花生果收购按“倒四六”比例价收购，按统购价计价部份退饼一半，不奖粮食；按超购价计价部份，不退饼。
  (四）合同定购
  1985年，花生果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全省合同定购数量按1981年包干任务不变，取消奖售粮食，提高化肥奖售标准为30公斤，超购部份仍按加价50%不变。比例收购价由“倒四六”改为“倒三七”，国家收购每50公斤花生果由46.8元提高到48.6元，全省农民可增加收入188万元。同时，收购每50公斤花生果还退饼5公斤。1987年3月全部改按超购价收购，即每50公斤花生果国家收购价由48.6元提高到54元。全省农民可增加收入548万元。但是，1985年后，花生果收购价与市场价格相比，仍悬殊较大，因而不少花生果流向自由市场，影响国家定购任务的完成。为此，1986年10月，省粮食厅、省财政厅联合通知规定：以县(市)为单位，凡净调出食油（包括花生油、菜籽油、茶籽油）每50公斤补贴10元，其中70%兑现给农民，30%用于生产开支，以弥补产农收入。但许多基层干部、产农却认为合同定购是国家与农民之间愿买愿卖的关系，嫌定购价偏低，不愿向国家出售花生果，以致合同定购任务无法全部落实。1985年省核定泉州市花生果合同定购任务2015万公斤，市到县只落实1645万公斤，挂空370万公斤。对“挂空”部份，市政府决定由地方财政拨款议购补上省定任务。1985年、1986年、1987年三年，全省花生果产量都超过1981年水平，但收购比较困难。如1985年花生果收购只完成定购任务的94.94%。1986、1987年两年，分别比最高收购量的1981年少收购2039万公斤和2898万公斤，市场供应仍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