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粮食供给
  为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战胜物质上的困难，红军部队和苏区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物质待遇上完全废除了薪饷制，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
  1930年上半年，闽西红军每人每日供米半市斤，1931年供米1.5市斤，油、盐、菜、柴钱0.08元，但是，由于各部队的费用是以打土豪自筹为主解决的，所以实际开支不一致。1932年，中共中央军委规定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0.1元(包括米、油、盐、菜、柴），此后，由于红军扩大和编制更换，以及物价变动，中央军委于1933年规定：前方部队在苏区发物品给养，每人每日大米1市斤6两（16两为1市斤，下同），油、盐、菜、柴钱大洋0.04元。到白区作战，以现金给养，每人每日大洋0.12元；后方部队、工作人员实行物品给养，每人每天发米1斤4两；运输队，每人每日发米1斤6两，出差时加2两，以上人员每人每日另发油、柴、菜钱大洋0.04元。伤病员每人每日发米1斤4两，另发油、盐、柴、菜钱0.1元。1934年规定，前方部队每人每日增加菜金0.02元；后方部队、工作人员、运输队每人每日增加菜金0.01元。警卫连、防空排、学校每人每日发米1斤6两，菜金0.05元。在粮食供给困难时，开展每人每日节约2两米运动。1934年3月26日，苏区中央政府批准红军后方机关、军区警卫连、兵站、学校、党校、国家企业等人员每人每日大米减为1斤2两，新编师减为1斤4两，政府工作人员减为1斤。
  1946年11月，中共闽粤边区工作委员会在决议中指出：实行开荒生产，鼓励艰苦奋斗，发挥吃苦耐劳精神。一面劳动，一面把食米由1斤2两减为14两，自己饲养一些鸡拿去卖，换来粮食补充口粮。
  1949年4月，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规定，主力部队每人每日供糙米1斤半，地方团队1斤6两，后方机关工作人员1斤4两。每人每月食油、食肉、食盐各1斤。菜金折糙米7斤，柴费折糙米4斤。
  对军政人员粮食供给办法：
  (1）当地政府供给。1931年1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红军的米谷由各地供给。红军到达何地，即由该地政府迅速付给粮食，此项粮食可将当地田地税或粮食调剂局的谷子先行付出，然后向县苏维埃政府结算。1931年红军进军广东时和1932年4月红军一、三、五军进军闽西时，在长汀的古城、新桥、河田等地设粮食供应站，收购粮食供给军需。红军攻打漳州时的军粮，则由闽西工农银行营业部代为采购。
  (2）粮食调剂局供给。凡设有粮食调剂局的地方，过往部队、工作人员统由调剂局供应。没有调剂局的地方，过往部队、工作人员等凭临时借谷证或粮票向当地粮食合作社或群众借粮，粮食合作社或群众凭借谷证或粮票向政府仓库支领粮食或顶纳田地税。长汀县古城十三区粮食调剂局，开办于1932年春，直属省粮食调剂局管辖，主要经营粮、油、盐、豆，负责来往部队和机关人员、红军家属的供应，粮食来自本地收购和到江西的瑞金、会昌等地采购，以及田地税、借粮所得。粮、油、盐凭票供应，各种票均含金额，谷票面额分市斤，50市斤两种；油、盐面额均分1市斤、半市斤两种。
  当时供给军政人员的粮食加工都用人力砻、碓、舂；正常需要的食米，则由粮食调剂局组织专人加工。福建省调剂局设有专门加工场，有土砻十余座，常雇加工工人20多人，每天加工大米六千多斤，供应省、县苏区干部。临时需要的食米，数量较大时，分派各乡由群众代加工。
  (二）红军公田
  “红军公田”在苏区土改时普遍建立。上杭县才溪区于1929年冬至1930年春分田期间，抽出部分田作为“红军公田”。全区8个乡，乡乡都有“红军公田”。上才溪共有18担“红军田”折合五亩，由乡苏维埃政府组织干部、民兵、妇女等义务耕种，所收的粮食由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保管，主要供应来往红军食用，如用不完，供给红军家属和困难户。
  (三）红色饭店
  1931年12月7日，闽西苏维埃政府通知：凡交通要道，要组织红色饭店，接待来往工作人员。嗣后，无论政府、团体、部队派出的工作人员，须自带伙食钱，到各地红色饭店膳宿。当时，长汀城里设有红色饭店3处，每天来往吃住的人员不下二三百人；上杭的通贤、永定的虎岗和新泉等地也设有红色饭店。据泰宁县邹旺兴、江从舜（当年饭店工作人员）回忆：1933年5月间，泰宁苏维埃政府为方便过往红军部队、游击队员、伤病员和个别掉队人员以及工作人员、外地赤卫队、民夫等，在城关街头荣顺昌药铺内开设饮食店红色饭店”，后因红军北上而停办。
  “红色饭店”的经营特点是服务周到、饮食方便、价格低廉，一般是供应米饭和蔬菜，每人每餐收取苏区货币一角，住宿不收费。店内备有床板、稻草、竹席，棉被自带。凡住宿者，凭介绍信和证件，管理人员要对其身份负保密和安全责任。
  (四）游击区粮食供给
  红军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北上抗日后，只留下少部分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加之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烧杀抢掠，游击队的粮食供给非常困难，主要靠打仗缴获和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的支援来解决。1935年，长汀元坑村群众廖玉英送米4斗(每斗12市斤)给游击队，并藏养江西党委书记刘国琛的父亲在家一年半。因此被伪乡、保长抓去坐牢并罚谷3500斤。河田群众钟勤生等7人为闽粤赣边区游击队送粮送情报70多次，粮食900多担。
  到抗日战争时，游击区粮食主要靠三个来源：一是由乡干部向群众筹集，或分散到群众家中吃饭；二是在根据地自己开荒种田，种菜；三是向国民党政府的基层乡保长派款派粮。
  解放战争开始后，游击区粮食供给除实行军粮公债米制度外，主要是：（1)派粮。对地主、富农等写字条，说明道理，限期把粮食送到指定地点，对伪乡、保长，就公开派粮，但不准他们转派给群众。（2)向群众借粮，借后记帐，然后还给他们。当时，游击队与革命群众创造了多种灵活机智的办法搞到粮食：
  1、红军游击区的供给，总是把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粮征粮放在一起搞。那时的红八团邱金生部队勇敢善战，战术灵活，打的仗多，缴获多，供给就好，除供给自己外，还上缴支持了兄弟部队。1947年8月，闽浙赣区党委关于人民游击战的指示中说：“部队之给养，一般须靠破仓分粮，减租减息等斗争来解决……”。
  2、依靠群众取得粮食。游击队经常在大风雨之夜潜入村子找群众买粮。群众不但积极热情给粮食，而且执意不肯收钱。有的把粮食用口袋装着埋在草木灰里，也有的把甘薯埋在田头，上面作了记号，让游击队找机会去取。每当得到这些粮食时，游击队总是想一切办法把钱还给群众。如1929年8月，红四军军长朱德率领军部和二、三纵队出击闽中，路过漳平向群众买米，老板不在家，就按价留款。当时，红军写在该县杨美村苏家屋墙上的借条：“老板你不在家，你的米我买了二十六斤，大洋二元。大洋在观泗老板手里。红军”。龙岩后田村陈客嫲，多次巧妙的给游击队送粮，最后被敌人发觉而英勇牺牲。革命英雄张溪兜，张龙地等，也都为支持游击队出生入死，作出了重大贡献。
  3、利用国民党军队和武装土匪的矛盾搞给养。游击队在宁洋化装成白军到村子找保长筹粮，然后找几个接头户群众挑粮食，特别是在游击队难以搞到粮食时，就到土匪控制的村子里去购买。有时还把伤病员安置到他们控制的村子里的群众家养伤，这样减轻了游击队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伤病员的危险和困难。据漳浦县柯永麟、吴运琳回忆，这一时期，漳浦地区游击队粮食来源主要是：一、没收国民党和反动乡保长的粮食，一部分给群众，另一部份作为军粮；二、派粮，在游击队有可能控制的地方，对伪乡、保长进行派粮派款，限定时间把粮食送到指定地点；三、在游击队控制的地区，自筹资金，向群众购买。在敌人进攻、战斗打响后就用买，没有敌情时就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