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32年以前，红军和政府人员的粮食给养来源主要靠没收和采购。1933年以后，主要靠田地税征实、征借、推销公债谷和节约募捐等。
  一、没收
  1929年之前，闽西的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地主、富农占有田地60%多，豪绅霸占的公田为25%，而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却只占有15%的田地。许多农民只得租地主、富农的田地耕种，交纳高额田租，田租低者占产量60%，高者占产量80%。农民劳累一年都吃不饱饭，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困生活。因此，游击队和红军到后，首先没收地主、土豪、劣绅、神会、公堂以及一切反动分子的粮食。没收的粮食，采取两种分配方式：一是由宣传队员号召群众到地主、土豪家里开仓分粮；二是在政权比较稳定的乡村，组织粮食委员会或分谷委员会，由群众开会表决，按人口、劳动力有组织的平分，或一部分归公，一部分平分，数量少的则全分给群众。有的地方采用对恶霸进行没收，对地主、富农以借粮方式把粮食分给群众。至于没收粮食的政策标准，视地方具体情况而定。如永定县规定田租在200担（每担100市斤，下同）以上者，或300桶（一桶25市斤)以上；上杭县规定田租在50担以上者予以没收，对土豪反动分子，则不论租谷多少，一律没收。至于小地主在标准以下者，其存余的粮食应按红军规定米价出粜。
  二、田地税征实
  在分田之前，分四等征收田地税：米谷够吃者征10%；余粮20担以下者征15%；余粮20担以上者征20%；只余半年粮食者征5%；不够半年者不征。
  分田以后，以农民所得田地数目为征收标准：分田3担（每亩等于3.6担，下同）以下者征5%；3担以上者征10%；5担以上者征15%。1930年调整税率为：分田5担以下者征10%；5担以上者征15%。1931年为区别成分改按实收产量征收：雇农、贫农、中农征10%；富农征20%。1932年规定：平均每人实收干谷2担以下者免征，2担以上者征5%，最高一级10担以上者征16%；富农一担征5%，最高一级11担以上者征20%。1933年改为：贫农、中农每人每年收获干谷不满3担者免征，达3担者征4%，4担者征5%，4担以上每增1担累进增税1%，至12担以上每增1担累征1.5%；对富农则1担征4%，2担至9担各累进增税1%，10担至15担各累进增税1.5—2%。
  1933年5月，闽北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组成闽赣省，田地税采取累进征收谷子办法，并规定：上田每亩全年收获谷四石二斗（每石120市斤，每斗12市斤，下同），中田每亩全年收获谷三石五斗，下田全年收获谷二石五斗。按全年收获累进征收谷子，同时还规定旱地征收的具体税率。
  苏区田地税减免规定：凡对改良种子、改进耕种所增加的收入免税，开垦荒田3年免税；红军及其家属、雇农和分得田地的工人免税；政府工作人员、学校教员及其父母妻子均减免一半；对遭受灾害或遭受敌人摧残的，贫农收入虽已达到开征税额，但仍不能维持其一家生活的，以及孤儿、寡妇、病残者等均酌情减免。以上规定贯彻阶级路线和鼓励增产15：策。
  苏区田地税征实和折价办法：1929年，为适应革命斗争的经费需要，田地税原则上只收款不收谷。红军、赤卫队驻地征一部分谷物转充军食，征谷对象只限于贫农、雇农。收谷谷价由征收员与区政府协商决定。1931年每担干谷作价大洋3.5元。以后，由于红军扩充兵员，粮食紧张，1934年1月起，田地税按1933年规定改收谷子。
  据长汀县四都老红军陈立乾口述：当时四都每人分田11担多，田分上、中、下，田地税每担田约收10市斤多谷子。
  三、征借
  1931年，由于中央苏区没有注意粮食储备和组织调剂，1932年个别地方发生夏荒，加上这时红军已扩大到10万人，需粮更多，市场粮食更紧。1933年春，中央苏区更多的地方发生粮荒，米价飞涨。当年2月，中央政府召开会议研究“举行普遍借谷运动”。3月4日，苏区中央政府决定向革命群众借谷20万担供给红军，在这次借谷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四号训令：要求长汀、宁化县把借到的谷子集中于区政府保存。宁化县盛产大米，是当时中央苏区征集粮食、支援革命战争的主要县份。这次共借谷4000石，借米1000石。上杭、新泉（今连城）、武平等县借谷除供给红军、政府机关及受有津贴的群众团体外，其余照价出卖。所借的谷子准抵下半年田地税。闽北苏区执委会1933年9月训令借谷1.5万担，并要求当年9月要完成2000担，其中崇安700担，建阳700担，邵武80担。训令中对这次借粮提出：“在产米丰盛的地方应多借，产米较少的地方应少借，绝对禁止强迫命令”。
  1934年6、7月间，由于王明军事路线的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中央根据地逐渐缩小，但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继续发展，50天内扩大红军5万人，粮食需要量激增。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在这次借粮中，闽赣省的宁化、归化、澎湃、泉上(今宁化县）、建泰(今建宁、泰宁县)共征借3.4万担。其中宁化县征借任务5000担，最终完成7480担。闽西的长汀、兆征、汀东(今长汀县）、连城、新泉等县任务1.53万担，至7月底基本完成。
  193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年对夏季24万担的借谷，在今年土地税中归还，秋收60万担借谷，决定由1935年与1936年土地税归还。”在这次借粮中，宁化县从8月18日开始动员至8月底借谷3.4万余担。闽西的长汀、兆征、汀东、上杭、新泉等县计划借谷6.7万担，实际收集6.38万担。长汀县下江乡有一妇女指导员，丈夫和哥哥都参加红军，家中存谷30担，听了借谷动员后，又卖猪买谷，共借出60担。由于广大革命群众全力支持革命，确保了红军给养。
  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6月30日，中共闽浙赣省委发出《关于大军供应工作的指示》，提出“既能保障军需，又能不致造成混乱，影响民生”的要求，宣布借粮政策：（1)集中公粮、清理积谷欠粮；（2)向地主、富农借粮。征借按其粮食总收入作标准，一般借粮地主不超过50%，富农不超过35%，中农不超过15%，贫农一般不借。
  四、公债谷
  1933年6月，中央苏区政府召开有瑞金、会昌……宁化、长汀等8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参加的查田运动大会。会议决定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用粮食交付。其中三分之一借作军费，三分之二借作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作经营资金。1933年7月，中央苏区政府颁发的《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规定：“购买本公债……交谷者谷价照当地县政府公布之价格计算”，公债票面额分五角、一元、三元、五元。
  1933年10月，中共福建省第3次党员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提出当前的中心任务：“扩大红军，征集粮食，推销公债，搞好生产”。闽西苏区共发行公债43万元。但由于红军兵员不断扩大，粮食需求量急剧增加，粮食紧张情况日趋严重。1934年1月，中央政府颁发了《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要求继续完成推销公债计划，并强调田地税、公债以收谷为原则，以保障红军给养。此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收集谷子的突击运动。长汀的红山、腊口、童坊；上杭的才溪、通贤、旧县等地完成了收集粮食计划，但由于当时闽西苏区从长汀至上杭、新泉一带产粮不多，又值春荒，各级政府虽尽了最大努力，仍未能完成收集谷子计划。
  至解放战争中1949年7月，为筹集粮食迎接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中共闽粤赣边区财经委员会发出《关于军粮公债指示》为保证供给，支援战争需要，决定发行军粮公债米1750万斤。依据人口、土地富庶地区大小与安定程度，闽西负责推销500万斤。军粮公债负担对象为产业地主、富农。……尽可能采用劝销方式，但必要时亦得采用强销方式，务求销完债券。军粮公债年息四厘，华南胜利后分期偿还本息。”依此，1949年9月，中共闽西地委财经委员会召开财经座谈会，对推销军粮公债的配额作出决定：永定县64万司马斤米，龙岩县80万司马斤米，上杭县80万司马斤米。在推销方式中，把原规定收米，改为收谷，便于保管。（据载：1市斤=0.833市斤司马秤，1市斤谷=0.73市斤米）。
  以上向群众借的粮食和发行的公债券，至新中国成立后，已由人民政府负责归还。五、采购
  粮食调剂局经常向粮食合作社、群众购买粮食，或到产粮区采购粮食供给红军。1931年4月1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发出《赶快采办粮食供给红军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要发动群众每人至少自动节省3升米，卖给粮食站；由县苏维埃政府筹借一笔款，专人到各地买米谷；禁止米谷运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并应设法从白区运入米谷，不准米商私藏米谷，抬高米价。1933年7月，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要求粮食调剂局与粮食合作社明确分工时指出：“粮食调剂局向粮食合作社购的粮食，在新谷上市时，要使谷价不致跌得过低，在青黄不接时，要使谷价不致涨得太高”。
  1933年5月，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发出训令，要求在最近两个月内，每人设法节省一斗谷卖给调剂局，并号召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开展节粮卖谷竞赛，支持调剂局完成粮食收集任务。长汀、上杭等缺粮区的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到江西等地采购粮食。当时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工作的张鼎丞亲自带人到建宁里心、杨林、渠村一带收购粮食。收购办法是：红军将现款交给农会干部，定好收购价格和集运地点，委托农会干部按当地市场中等价格代购。收购的粮食，由售粮者运往城关集中，并付给运费。仅二个月时间就采购粮食2万担，支持中央苏区。
  此外，苏区还通过募捐办法筹集粮食，供给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