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田赋，于唐建中元年(780)推行宰相杨炎奏议的“两税法”，地税征粮、户税征钱，两者各于夏秋两季征收。地税的亩额，以大历十四年(779)为准；户税一律按现居地点定籍依贫富定纳税等级。这样，就把原来以人丁为主改按田亩和贫富定级征收，赋税有了改革。这个制度沿袭到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闽王王延钧进行土地清查，其时福建有官庄田1115顷（1顷等于100亩），每年民户纳租米81348石；民田14142顷，夏税配钱20384贯，秋税征米92700余石；寺田亩数与民田相差不多，免输夏税，只征租米，征额较民田为重。到了后晋天福三年(938)在“两税”之外又增“身丁钱”(即人丁税)(①陈克俭、林仁川《福建财政史》上册,厦大出版社，1989.11。)。漳州府所辖的龙溪、漳浦、龙岩三县的纳税人丁共17940口，规定每丁交米8.88斗(②觉罗满保《漳州府志》卷11一12,康熙五十三年重修,五十四年版。)。
  宋朝，福建田赋沿用“两税法”，收入全归国库，地方不得动用。因此，地方官巧立“折变”、“支移”等名目进行加赋，农业赋役主要由田赋、丁口之赋、杂变之赋、职役等四项构成。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福建赋税：钱5321贯，粮7.14万多石，“身丁钱”45万贯。宋元丰年间（1078～1085)，福建全省共有民田110914顷53亩，官田5顷37亩。总税额103.07万石(包括贯、疋、斤，下同），其中夏税18.63万石，秋税84.44万石。宣和年间（1119～1125)福建税粮总额72.25万石(③陈寿棋《重纂福建通志》田赋卷，道光年版。)。
  元代，福建田赋制度略同于江南，仍分夏、秋两税，夏税派钞，秋税征粮。此外，尚有科差、夫役，一律按户征调。寺田的赋役减免较多，贫下户的负担较重(④陈克俭、林仁川《福建财政史》上册，厦大出版社，1989.11。)。至元十九年(1282)，赋税可以缴米三分之一，其余折交钱钞。江南的夏税制度，于元贞二年（1296)才正式定征。福建全省八路田赋(夏税)银(钞）1.15万余锭，秋税缴米，可以折钞缴纳，折率各地不同，如泉州每米一石折钞二贯(⑤陈寿棋《重纂福建通志》田赋卷，道光年版。)，漳州每米一石折钞一贯五百文(⑥觉罗满保《漳州府志》卷11一12,康熙五十三年重修、五十四年版。)。
  明代，田赋基本上是征实物，即夏税征麦，秋税征米，还附征绢、麻、棉布，通称“农桑丝”。在差役方面，分为里甲、均徭和杂役三种。明洪武十四年（1381)诏令查田定产，以户为主，制“黄册”(一式四份，上报朝廷的一份册面黄色），内容注明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数字；“鱼鳞册”(其图状若鱼鱗），内容以土地为主，将面积、地质肥瘠等项编类为册。以上“两册”作为核定赋税的依据。
  明代前期，福建的田亩与田赋税粮：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土田14.63万顷，夏税麦665石，钱钞12705锭，绢273匹；秋粮米97.74万石。弘治十五年（1502)土田13.52万顷，夏税麦706石，钱钞10778锭，绢280匹，农桑丝（折绢）319匹，丝棉194两，土苧65斤；秋粮米85.04万石，钱钞2贯264文，鱼课米³1960石。
  明中期以后，赋役问题日益严重，田赋由征收农产品改为折征银两，附加项目增多，人民负担加重。自嘉靖十年（1531)之后，赋役负担不均极为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迫使政府进行赋役制度的改革，各地先后推行“一条鞭法”，但时行时止，到了万历九年(1581)才普遍实行。它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将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的徭役一律计入田亩，征银缴纳。使人丁的徭役劳动，变为课取代役银(即丁银）。明初政府曾经号召农民归耕，实行屯田（屯，垦的意思），分军屯、民屯、商屯。福建屯田粮15.18万石，自嘉靖三十六至四十二年(1557～1563)，经奏准暂留福建充作抗倭军饷，计粮折银19.58万两。
  福建在赋役制度方面做过一些改革，如纲银法之创设，均徭法之推行、丁米法和驿传法之实施等，为推行新制创造了条件。明万历六年（1578)，巡抚都御史庞尚鹏与巡按商为正协议，在福建推行“一条鞭法”(①陈铿《明代纲银法》，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这一年，福建全省土田13.42万顷，田赋征额(包括税粮、钱钞、折绢）与弘治十五年（1502)接近。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因辽东增加驻军，先后加派三饷(辽饷、剿饷、练饷），福建每年共派辽饷粮银29.49万两，各级官吏假公济私，私派多于正赋，农民被弄得“十室九空”，怨声四起。天启六年（1626)以后，佃农的抗租斗争更加激烈。迄至崇祯十二年(1639)还有过这类加派。
  明末清初，厦门曾一度是抗清复明的基地。郑成功在抗清的同时，又与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展开了长期斗争，终于康熙元年（1662)挥师东征，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郑成功及其子郑经驻守金、厦两岛十三年（1650～1662)，鼎盛时拥有官兵20多万，粮食对于后勤供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郑成功东征驱荷之前的筹措军粮方法主要有：
  (1）略地取粮(即出兵攻城旨在取粮，不在夺地）。永历三、四年间曾在广东潮州、揭阳等地取粮外，永历八年六月出师长乐及漳属各县，计派粮饷银105万两银。十一月又在惠安、仙游等县征饷30万余两。十二月兵入泉属同安、南安等县计派助饷75万余两。永历十年（1656年)十月至十五年(1661年）四月，就出兵征粮24次，大县不少于10万石，小县也在5万石左右(②阮旻锡《海上见闻录》。)。
  (2）利用军机，权措粮饷。主要利用清廷的“诱降”、“和议”的周旋间隙，将计就计，权措粮饱。从永历三年(1649)至十五年(1661)，郑军分赴沿海各地征粮44次，其中郑、清和议期间就出动了19次，措饷达400多万两银。
  (3）通过“五商”(以“五常”、“五行”为代号设置商行），组织派运、采购，并以商业利润充作军费。五商，分海、山两路共十行，其中心机构分别设于厦门、杭州，并在京、津及东南沿海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此外，还对海上来往船只征收“牌饷”，年收入千万两。
  清廷为镇压反清复明势力，断绝郑军与沿海人民的联系，先后采取“防堵、海禁”的对策。在海禁办法无效的情况下，又实行“迁界”，所有居民百姓都得离开沿海内迁30至50里，把界外的村庄田宅全部烧毁、抛弃( ③阮旻锡《海上见闻录》。)。福建沿海四府一州，迁界抛荒31225顷，造成粮食无收，百姓挨饿，政府田赋缺空，每年减少税银22.92万两，赋粮米³.16万石。(①《福建续志》乾隆三十三年纂修。)
  清初，统治者吸取明末横征暴敛的教训，着手整顿赋役，福建农业赋役负担共有三种，即田赋粮米本色、田赋料折银及“四差银”、“盐钞银”与“三差银”。(②陈克俭、林仁川《福建财政史》上册，厦大出版社,1989.11。)顺治三年（1646)，顺治帝颁诏福建，取消明末的“三饷”加派；对赋税征收，以明万历年间的赋额、则例为准，凡正额之外的各项加派全部免除。清初，人丁、亩数不实，征粮的册籍散失欠全，不得不采取荒熟混收办法维持经费开支，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才确立正常的人丁编审造册制度，编成《赋役全书》。
  清初福建的征税人口为68.28万丁，每口0.839～2.91钱，共民丁税17.51万两，屯丁银按屯地每赋一两征0.083～1.448钱，共屯丁税0.54万两。(③《福建田賦沿革及现状》，福建省地政局编，民国25年7月。)实际上清初的赋役科征额，比明万历年间有增无减。顺治十八年，福建田亩10.34万顷，只有万历六年的77%，赋粮却升占为万历六年的101%(田赋银75.08万两，米10.96万石），此外，还有徭银19.01万两。而且所缴的银两还要补纳“火耗银”。(④陈支平《清初地丁钱粮片收初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至于徭役方面，既沿袭明制征收代役银，复加额外差派驿递。顺治年间，镇压抗清势力和平定“藩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一直在进行，所谓整顿改革“轻徭薄赋”政策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其时福建地方政府采取摊派、预征预借等名目和各种勒索手段。据清人陈常夏著述，清初福建“计杂派所需，等于正供二十余倍”，反映了农民的赋役负担还很重(⑤戴逸《简明清史》。)。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对福建、江西等十三省又加派一次“练饱”(每亩派征一分），遭到内外反抗，被迫于同年十二月十六日下令停止施行。(⑥刘光禄《清加派练响始末》，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一期。)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台湾后，台湾属福建一府。其赋税分为田赋(钱粮）、丁赋（丁银)及杂赋(杂饷)三项，每丁征银4.76钱。乾隆元年（1736)谕准减轻丁银半数。乾隆十九至二十年先后改行“摊丁入地”的制度，台湾田园7379顷99甲（每甲11.3亩），年征粮18.85万石，丁银1.37万两；澎湖无水田，受到豁免照顾。道光年间，田园为4305顷3甲，年征粮19.81万石，银1.57万两，洋银1.87万元。光绪十一年（1885)升台湾府为省，与福建分治。(⑦周宪文《台湾经济史》,1980年5月版。)
  康熙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685～1687)重修了《赋役全书》。清代田赋分丁赋与地税，承担赋役年龄为16～60岁的成年男女，这项工作繁杂，特别是每五年一次编审，容易造成官吏舞弊，弄虚作假，一切费用都加到壮丁头上。于是，清廷进一步改革赋役制度，康熙五十一年宣布，确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在册人丁为准，把丁银固定化，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未能解决赋役不均状况，因为田与丁仍然分开计算，地主地多丁少，农民丁多地少。到了雍正初年，人口骤增，流动性大，无法调查，丁赋征收极其困难，于是，采取“地丁合一”，也称“摊丁入亩”的办法，即将丁税并入地亩征收。从此，结束了田、丁、户的赋役制度的混乱现象，漫长的封建丁役的人头税（丁银)被简化了。
  雍正二年（1724)朝廷准福建巡抚黄国材奏，实行“摊丁入亩”。采取按州县为单位，统一进行匀摊，每亩赋银一两，合摊丁银0.527～3.12钱。摊丁税于地粮之内，合并征收，称为“地丁钱粮”。这样，无地之丁就不纳丁税。由于各州县之间丁银和田赋情况有差异，所以实施时间不同，福建长泰县因为田赋征收已很混乱，如再以丁银匀加，粮不跟土的现象带来贫富之间的负担偏差更加严重，因而先行清丈土地，所以迟至雍正九年（1731)才完成。宁洋县（后并入漳平县）因为丁多地少不能均匀，延到雍正五年（1727)经知县唐孝本建议，以一半匀入地亩计征，一半照旧。到了乾隆二年（1737)朝廷下谕，决定将该县丁银按“中则”赋率，每丁征收2钱，其余给予宽免。当时，寿宁、南平、平和、清流和永安等县也给予减免。(①《清史论丛》第3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明清朝代规定，地方征收赋粮(银)须按核定额，将经征的钱粮解送布政司，候部拨用谓之“起运”，其余作为地方征收的经费之用谓之“存留”。明弘治十五年（1502)，福建上解京库秋粮米³6.4万石，占当年秋季赋粮收入85万余石的42.8%；万历六年（1578)福建起运粮米³1.44万石，占37%，存留53.64万石，占63%。清康熙二十四年，福建赋银起运86.64万两，占81%，存留20.34万两，占19%。清代，福建严重缺粮，起解中央的地丁粮米全部折成银两。雍正三年，福建所征的钱粮仅够本省需用，获准免缴到京。那时福建的钱粮名为国课，实归省征。福建原沿袭明制派征的“匠班银”，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也摊入地丁征收。
  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后，原来束缚贫苦老百姓人身自由的户丁编审，开始松动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终于谕令永行停止(②《清史论丛》第3辑，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但同时也严令编排保甲，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并将“黄册”更名为粮户册，将“鱼鱗册”改称丈量册，凭以查考，按册征粮(③任树椿《中国田赋沿革及整理方案》，载《东方杂志》31卷14号。)。
  乾隆年间，福建九府二州官、民、屯田13.44万顷，年征地丁正杂银196.52万两，粮米12.6万石（④《大清一统志》第27册(福建）,嘉庆重修，中华书局出版。）。
  晚清，福建田赋主要是地丁、粮米、租课三项。其实，土地从公有逐渐私有化，政府的租课征收，虚存其名。福建年征赋银122.51万两，其中正赋银95.89万两，杂赋8.74万两，学田租课0.22万两，丁税（赋银）17.66万两。还有粮米12.58万石，其中民田赋粮10.05万石，屯田2.51万石，沃及屿田0.02万石。到咸丰、同治时期的田赋收入也维持这个水平。咸、同之后，内忧外患，国用浩繁，赋银征额有增无减。(①林英《福建田赋概要》，民国29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福建地丁101万两，光绪十九年（1893)实征地丁银121.16万两，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144.12万两。其中：地丁118.57万两，耗羡22.67万两，学田租0.43万两，粮折2.45万两。(②季希圣《光绪会计录》卷上。梁方仲《中国财政论纲第四章地方收入》，载《中国历代田赋、户、地统计》，1980年8月。)
  民国时期的田赋，经历“货币税制”和“征实税制”两个阶段：
  (一)货币税制阶段：始于民国元年至29年（1912～1940)。
  民国成立初期，田赋基本沿用清制，将各项捐税归并整理。民国3年，修正赋额，福建全省地丁93.08万两，粮米7.93万石，共计折征银元年额342.57万元。当时军阀割据，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征税名目繁多。民国16年，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17年把田赋划为地方税源。民国22年，财政厅清查田赋案称：最近，年征地丁银78.42万两（折银元244.51万元），粮米6.7万石（折银元46.35万元），与民国前相比，地丁银只及三分之二，粮米只有半数，当年福建田赋占省财政岁入17.18%。
  民国24年，币制改革，法定纸币与银元等值。28年11月6日，修正福建省各县区田赋改制征收通则，以国币为计算单位，废除“丁米”、“两、石”名称。征收期限改用夏历3～7月为“上忙”（春夏粮征期），8～12月为“下忙”（秋粮征期），逾期未清缴的，得展限一个月截报。福建田赋征收方法有三种：委征，即由征收员、粮书（当地经办人）根据粮串，催收尽缴；包征，预计可能征收的成数，由粮吏承包，如收不足，差额由其负责赔垫；官征，由县政府直接设柜征收。(①张果为《福建赋税概况》，民国25年。)
  据闽省财政厅造送中央库款“收支报告表”记载，田赋项下实际库收数为：民国23年17.36万元；(②陈元璋《福建田赋概况》，民国36年初版，民国37年再版。)民国24年64.26万元；民国25年至27年合计720.96万元（包括带征），年平均240.32万元，(③《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301页。)民国28年399万元（其中带征51万元）；民国29年694万元（其中带征36万元）。(④陈元璋《福建田赋概况》，民国36年初版，民国37年再版。)
  (二）征实税制阶段：
  征实税制始于民国29年秋至38年（1940～1949)夏。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粮供应月月告急，田赋折征货币，这与当时的通货膨胀、纸币急剧贬值的情况极不适应。再加海口被封锁，洋米输入受阻，田赋收入日居重要。福建省府在全国率先采取应变措施，于民国29年10月1日制定田赋改征实物米折标准办法及施行细则。主要做法是以29年度赋额为基础，按抗战前一年之平均米价标准，将正附赋额折成米额，改征米谷，纳米如有困难者，得依米价折币缴纳。随后，行政院于民国30年3月29日颁布《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通则七条》。同年4月2日，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决议，田赋收归中央接管，以便调整国家与地方收支，一律实行征收实物。同年7月，行政院正式颁布《战时各省征收实物暂行章程》。
  福建田赋征实，全省65个县区，1410个乡镇公所，设征收办事处320处，人员3200名。全省自民国30年“下忙”（指秋收）废止米折办法一律实行田赋征实，每赋元征稻谷2市斗，31年度起改征3市斗。至38年“上忙”（指夏收）经历八届，税目有征实、征购、征借、累进征借、带征公学粮。
  民国30年福建省田赋征实各项合计入库为120.48万石；31年为382.20万石；32年为376.17万石；33年为371.16万石。民国34年（1945)秋，抗战胜利后，民生凋敝，广大农民承受不了原来过高的征实基数，所以这年入库数降为283.86万石。(⑤陈克俭、林仁川《福建财政史》上册，厦大出版社1989.11。)其后一、二年的征实配额经中央核准免赋额各半数。35年入库数为138.61万石；(⑤陈克俭、林仁川《福建财政史》上册，厦大出版社1989.11。)36年为141.18万石。(⑦陈元璋《福建田赋概况》，民国36年初版，民国37年再版。)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大内战，民国37年又恢复全额征收。这年遇上大面积虫害，6月18日又遭水灾，全省有58个县区受灾面积达245.79万亩，上报中央要求减征40多万石。结果，37年入库数也只能达到249.47万石。(⑧朱绍良《福建省政府施政报告》，民国38年3月，件存省档案馆36宗14目3798卷号。)（详见附表)
  注：30年度即第一届，自30年下期，并征31年上期，合为一年度，各届同例。
  民国期间，附加税名目繁多，广大农民负担沉重。民国25年（1936)根据长乐、宁德、南平、古田、永安、邵武、浦城、建阳、建宁、莆田、仙游、晋江、漳浦、南靖、龙岩、长汀、金门等62县统计材料，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多达238.66万元，占正税的87.5%(①张果为《福建赋税概况》，民国25年。)。福建的田赋册籍散乱，多被粮吏涂改，营私舞弊。民国25年2月，成立地政局，有了专职管理机构。全省65个县区，自民国26年1月至30年9月，分10期进行土地陈报和清丈，编查结果，全省土地总面积3028万亩，总赋额867万元(②《福建统计提要》第八类（地政)、九类（田赋），民国35年编制。)，比民国3年修正赋额增500余万元；比29年仍按编查前的旧赋额增173万元，按每赋元征谷二市斗计算，将多征收实物34万多石(③陈元璋《福建田赋概况》，民国36年初版，民国37年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