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国外米输入福建的历史已久，有记载可考者，早在宋代海船就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运稻谷输入福建。至明万历年间，返回漳州月港的中国商船，除进口“物货外，每船载米或二三百石，或五六百石。”每年海商输入月港大米至少有一万六千石(①（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出现“民食不足”，康熙帝听说暹罗米饶价贱，便决定进口三十万石，运至广东、福建和浙江宁波等地销售，免予纳税。
  康熙以后，随着全国人口增加及商品经济发展，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省民食不足问题很突出。为解救粮荒，清政府用减税、免税办法，鼓励中外商人贩运大米接济沿海诸省。当时的暹罗“地饶沃，产米尤多”，所以，闽粤两省进口大米以暹罗米居多。雍正六年（1728)，清廷规定“暹罗运米商船至福建、广东、浙江，不加限制，船货征税，米谷不必上税，著为常例”，(①《宫中朱批奏折外交类》卷342。)于是，中暹大米贸易之门进一步敞开了。清廷为“嘉惠运商，亦为内地民食计”，对大米的输入还给额外奖赏。乾隆八年（1743)规定：“凡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税银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②《粤道贡国说》。)以后，暹罗政府便接连派遣船只运载大米到闽粤浙沿海销售。
  乾隆十二年（1747)，福建巡抚陈大受奏准允许中国商人往暹罗造船运米，扩大大米进口。十九年，福建地方官对商民贩米回省订立奖励制度，规定：“凡内地商民，如运米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商人，奏请赏给职衔顶戴。”(③《清实录•髙宗实录》。)
  在清廷鼓励大米进口政策的推动下，自康熙六十一年后至乾隆中期的四十年间，每年都有大宗暹米进口，高潮时年达几十万石。乾隆十九至二十三年（1754～1758)到福建的商船，“买运洋米进口，每年自九万余石至十二万余石不等”。(④《明清史料》庚编，第6本。)进口洋米大多输入厦门转运各地，使厦门成为外粮进口的主要集散地。
  乾隆末年至嘉庆年间，南洋盛产大米的各国，出口大米竞争激烈，大、小吕宋、安南产米丰饶，船运大米来华者络绎不绝。暹罗大米多改向新加坡出口，再经英、美等国商人贩运福建、广东等地。
  嘉庆以后，海上不宁，来往商船减少，大米进口一度趋向低落。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福州、厦门被迫开放为“五口通商”的两个口岸，海关大权落入外国人之手，国外米又源源不断以低价向福建倾销，虽然对缓和沿海粮食供需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也造成福建粮食生产更加衰退，加深了对国外米的依赖。迨光绪二十五年（1899)，国外米进口跃至103万担。
  进入民国以后，福建粮食进口贸易，因受政局、灾歉及外国过剩粮食倾销的影响，粮食进口数量虽年各不同，但总的还是呈上升趋势，特别是从民国10年（1921)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多数年份进口大米都达100万担左右。最多者为民国22年（1933)达240万担。面粉进口，每年多在10万担至40万担左右。
  福建进口大米，以仰光米为最多，暹罗米次之，安南米因不适消费者胃口，进口不多。面粉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
  民国26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翌年厦门等地相继沦陷，国内严禁粮食进入敌占区，因而厦门民食主要依赖洋米输入。1938至1941年输厦洋米达228.9万市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至1943年厦门由日伪采办输入的洋米，每年仅20多万市担，主要供给厦门、汕头日本侵略军，少数配给民食。此两年厦门民食主要赖闽南走私米输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洋米进口贸易有所恢复，但东南亚产粮各国生产正在恢复，海上运输仍很困难，外汇挺涨，洋米输入远远不如战前。1946至1949年输入厦门洋米（谷）总计仅有4.78万市担，沿海各地粮荒严重，粮价飞涨。(①第二节参考资料：徐晓望：《宋代福建的粮食生产和运销》，载《福建粮食经济》1989年第6期。徐晓望：《明代福建粮食市场初探》，载《福建史志》1988年第4期。郁长荣、王璋：《中国古代粮食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3月版。杨彦杰：《清代台湾大米对福建的输入》，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