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中华民国成立后，福建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均继续维持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结构依然主要是国有土地与私人占有土地，其中私有土地仍占主导地位。
  一、国有土地
  民国时期，原为清政府的官田及其它国有土地均被国民政府接收，改称公有地。民国35年（1946年）5月，苏浙皖区处理敌伪审查委员会转奉国民政府令，将“公有土地划分原则”核转福建执行。把公有地分为3类：公（国）有土地、省（市）有土地、县（市）有土地。
  公（国）有土地包括：①湖泽及可通运之水道；②江湖河海沿岸、自然增涨之土地；③前清遗留营地、旗地、屯田、陵田及其它宅之土地；④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关管有之土地；⑤国立学校、医院及其他国有事业单位管有之公地；⑥国营事业单位管有之土地；⑦国库支款征收购置之土地；⑧人民对国家捐献之土地；⑨其它依法应属国有之土地。
  省（市）有土地包括：①省（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管有之土地；②省（市）国立学校、医院及其它省（市）事业单位管有之土地；③省（市）公营事业单位管有之土地；④省（市）库支款征收购置之土地；⑤人民对省（市）政府捐献之土地；⑥其它依法应属省（市）有之土地。
  县（市）有土地包括：①县（市）政府及其所属机关管有之土地；②县（市）国立学校、医院及其它县（市）事业单位管有之土地；③县（市）公营事业单位管有之土地；④县（市）库支款征收购置之土地；⑤人民对县（市）政府捐献之土地；⑥其它依法应属县（市）有之土地。
  民国政府接收清政府的田产土地后，有的作价出售转化为私有土地，有的拨作公益事业用地，致使国有土地日益减少。据统计，民国35年（1946年），福州市区公有地与私有地总面积为16563亩，其中公有地为582亩，私有地为15981亩，私有地是公有地的27.5倍，公有地仅占总面积的3.5％。在所统计的土地中，已无国有田地，4336亩的田与945亩的荡全属私人所有；582亩公有地属于基地，同是基地，私人占有的却多达10700亩。福州市国有土地占有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城镇与农村所占则更少。
  二、私有土地
  民国时期，民田称之为私有地。私人占有土地者主要是封建地主、官僚地主。自耕农所占有的土地仅有一小部分。封建地主、官僚地主凭借势力兼并土地。省会福州的一些官僚，在郊县大量购置田产，坐收地租。此外还有工商业地主与华侨地主。福建省土地少，沿海地区农村、尤其是城郊的地主，向城镇的工商业发展；同时，城镇里的工商业者也到农村购买田地，形成为数不少的地主工商业或工商业地主阶层。福建省沿海地区历代移居国外的人数很多，许多华侨或华人从国外汇款或携款回国，在家乡购置田产，以供养家庭或作为将来归国时养老之资，从而形成华侨地主这一特殊的土地所有者阶层。
  民国时期，福建省农村租佃关系中的永佃权依然存在。土地典押相当普遍。土地典押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把田地典押给地主、富农或高利贷者，也有典押给公堂的，以换取所需的贷款；到期无力赎回的，便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这种情况占多数。二是在地主、富农或其他剥削者之间，也存在互相典押土地的现象，但占少数。土地典押，是地主兼并土地的重要方式。
  民国时期，公轮田（包括族田、社田、祭田等）、学田、寺院田称之为共有地。福建省农村中公轮田的比重很大。公轮田，名义上属于宗族、家族或者村社的公堂所有，实际却由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所掌握。此类田地传统上亦列为私有土地。
  民国时期，福建省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土地关系中始终占支配地位。据福建省土地改革运动之前的统计，占全省农村总人口5.8％的地主、富农，占有全省田地面积的61.3％；而占农村总人口94.2％的贫农、雇农、中农以及其他劳动者，仅占田地面积的38.7％。山林、滩涂、池塘、盐场等，基本上也为地主阶级所占有。
  三、苏区土地
  1929年3月、5月，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下，先后两次进入闽西。以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土地革命斗争，迅速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展开。
  1929年7月中旬，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根据中共六大的土地政纲和井岗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基本精神，总结了闽西土地革命的经验，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区别对待大、小地主，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土地分配采取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办法。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在这次会议后的很短时间里，闽西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
  土地革命初期，苏维埃政权分给农民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1930年3月23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提出，农民分得田地后继续使用5年，5年后重新分配土地。
  1930年3月，闽北苏区也开始土地革命运动。5月，崇安县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提出“彻底没收地主土地归苏维埃，分配给地少或地弱的农民耕种”的土地政纲。并规定，暴动前后所有的土地，为应予分配土地的总数，由各乡土地委员会主持土地分配工作。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按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两种，依人口分配。如有剩余田亩，即归各乡区收存，以作公用。公用田又称红军田，村里谁参加红军，就可以得到一份红军田。小地主、富农只要不反动也可以分得一份土地。1930年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针对当时土地革命中存在的问题，确立了以乡为单位，依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正确的土地分配方法。但是，由于“左”倾路线执行者错误地把富裕中农当作初期富农，放弃了中立富农的政策，会议不加区别地把富农当作敌人予以反对。提出“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同年8月后，闽北苏区也决定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及反动富农的土地，多分予雇农及贫农耕种。至该年底，闽北苏区的崇安、浦城、建阳以及邻近的江西一些地方共19个区、275个乡（村），被分配的土地约40万亩，近15万人口分得土地。
  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九号》，明确指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于是，闽西苏维埃政府于同年4月27日发出《关于深入土地革命分配土地的原则及制度问题》的布告，规定“农民领得的田地即为自己所有，有权转租或变卖抵押，苏维埃不禁止”。“田地山林分配给农民之后，死亡的不收回，新生的不再补”，以“保证贫农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所得的实际利益。”这样，农民分得的土地既有使用权，又有所有权。
  1931年2月底，中共闽粤赣特委召开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提出“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国有土地”等“左”的口号。会议精神后来也在一些地方实行。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省委在汀州召开闽粤赣苏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研究确定扩大和深入土地斗争，决定在闽西已经重新分配土地的区域，应该发动雇农、贫农、中农群众起来查田，要把地主家属所冒领的土地，以及富农所保留的好田，都清查出来。在新发展的区域，应尽快于春耕之前分好。分田的一般原则是：雇农、贫农、中农以人口为标准，富农分坏田，并要以人口、劳动力混合计算为标准。
  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土地问题》是这次会议通过的重要决议之一。其内容主要为：强调深入土地革命，发展生产；规定在永定、上杭、长汀等地开展土地检查，收回富农所得的好田，消灭豪绅地主残余，以保证土地革命果实落到贫雇农手上；在宁化、连城、武平等新发展区域，应按中央的土地政策，以斗争的方式没收并分配土地，坚决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规定农民开垦的荒地在若干年内免征土地税，也可以租给富农耕种。
  闽西、闽北革命根据地经过土地革命，农民共分到上百万亩的土地。红军北上长征后，闽西、闽北又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在闽北苏区，农民分得的田地被地主收回；在闽西苏区，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农民进行了英勇的护田斗争，地主阶级慑于游击队和群众的威力，不敢收回被分的土地。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20多年中，闽西大约有10多万农民，仍然拥有土地革命时期分得的土地。这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