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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人是指居住在莆田、仙游二县境内的居民。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析泉州另立兴化军，辖境相当于现在的莆田、仙游县地。由于这两县的民间方言和生活习俗基本相同，所以自宋代以来，民间习惯上称莆田、仙游二县的居民为兴化人。
  莆田、仙游二县地处福建沿海区域中部，海上交通比较便利，农业自然环境也相对优越，木兰溪、萩芦溪及其支流贯穿境内，形成莆仙平原。因此，自汉晋起，中原汉民迁入福建之初，莆仙平原是他们最早的聚居地点之一。福建现在的一些人口数量较多的姓氏，如陈、黄、郑、吴、林等，往往先徙居于福州、莆仙平原，而后逐渐向福建其他地区迁移发展，衍成巨姓大族。据族谱记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汉民就已陆续迁移到这里。莆田文峰陈氏宗族即称其始祖于晋时入闽。还有郑氏、邱氏等。
  到了唐代，中原汉民入迁甫田平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自东晋时林禄始迁于侯官都西里，数传至林茂，于隋初迁居莆田。再传至林万宠，唐玄宗时任饶州刺史，生子三:韬、披、昌。林披生九子，皆为刺史，世称莆田九牧林。其后世远支分衍，子孙分布福清、闽县、长乐、连江、浦城、惠安、晋江、龙溪、漳浦等地。闽粤赣边界山区的客家林姓，也称其祖先来自莆田。隋唐时期迁入莆田的这支林姓，几乎成了福建林姓的共同祖先。黄姓迁入莆田的时间及其过程与林姓十分相近，据族谱记载：黄姓祖先居河南固始，晋代南迁入闽。始祖黄元方择居侯官。至唐初，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成了莆田黄氏的开基祖。到了唐代后期，莆田黄氏已成了福建的名门著族。弘治《兴化府志》卷44记载，唐末战乱，中州名士如李洵、韩惺、罗隐、崔道融、赵观文辈，避地闽中，经常来到莆田黄家，与黄家名士黄滔过从酬唱。其他如蔡氏，于唐代中期迁闽，蔡君智住兴化莆阳开居，子孙分布莆、仙二县及漳州、泉州一带。洪氏始祖洪忠，于开元四年（716年）转谪入闽，始居兴化。其后裔子孙亦逐渐向闽南各地分迁。翁氏开基祖翁轩，为闽州刺史，遂居莆田竹啸庄。
  唐末五代时，随着王潮、王审知率部入闽及建立地方政权，一些中原汉民姓氏也在这个时期迁入莆田、仙游。如詹氏、傅氏、杨氏、李氏等均迁居于仙游。
  到了北宋年间，中原汉民已经基本形成在莆仙平原聚族而居的局面。上述的林、陈、郑、黄、蔡、傅诸姓，自唐宋迄今，一直在兴化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对闽台二地以及粤东、海南等地的汉民开发迁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在宋代以前，莆田沿海一带还是以海涂湿地居多，开垦比较困难。这些最先迁入甫田平原的中原汉民大多聚居于甫田平原的西北部，亦即木兰溪及萩芦溪的中游两岸地带，如：九牧林的发祥地是现在莆田市的西天尾镇，郑氏宗族的聚居地是现在的城关镇及白沙镇一带，黄氏宗族的聚居地是梧塘、涵江镇，陈氏宗族的聚居地是江口、萩芦镇一带，蔡氏宗族的聚居地是仙游的枫亭镇及莆田的灵川镇。这些地方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是汉民入迁后进行农业开发的优良地带。莆田平原早先是个海湾，后来经过泥沙的沉积，逐步形成沼泽地。这些最早入迁莆田的汉民要使这片沼泽地变成良田，首先就需围筑海堤，修筑塘坝。因此，中原汉民入迁和开发莆田平原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莆田平原兴修水利的历史。早在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年），人们就分别在平原的南北二洋兴建了诸泉塘、沥寻塘、永丰塘、横塘、国清塘和颉洋塘，灌溉了1200顷的耕地。到唐建中年间(780—783年），有吴姓族人吴兴在渡塘（今莆城北门外霞尾村菱角池）塍海为田，筑长堤以捍潮汐，又筑延寿陂，溉田400顷，开始开发莆田北洋平原。从唐末五代到宋初，随着汉民的大量定居，莆田平原的开发也逐渐从莆田中部向沿海及山区推进，莆田平原进入全面开发的时期。甫田北洋，“濒海之田依堤为围，名曰长围”，围内疏塘以溉，北洋堤塘已有数十余处，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三步泄、濠塘，又有芦浦、陈坝和慈寿诸斗门，大片土地在堤塘的捍潮之下变成良田。沿海的梧塘、涵江一带，也在北宋得到有效的开垦。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知军刘谔及当地陈姓族人等堰水为陂，沿山凿圳，以灌溉兴教、延寿二里。其后又筑成太平陂，从而太和、东塘、屯前诸塘全部得到开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原为兴化人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开始在江口小平原兴修水利，在北萩芦溪下游拦溪筑陂，沿山开圳，引水灌溉海滨斥卤之地，受益面积近百顷，称为南安陂。北宋后期，兴化人、端明学士蔡襄重修。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莆田县丞王康功应当地居民黄、陈诸姓之请，重修南安陂水利工程，扩大了南安陂的受益面积，而且使江口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乐土。
  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有长乐钱四娘带领当地汉民在木兰溪将军滩前筑陂开渠，后继者林从世重新筑陂于下游杭头的温泉口。熙宁年间（1068－1085年）李宏再次组织民众筑陂，改选陂址于钱林二遗址之间，即木兰山前。接着又疏渠导水，开挖大沟7条，小沟无数，复立四处低海斗门，形成一套大型的水利工程，南洋的面貌随之改观。迨至元代，郭朵儿又在涵江新港截海道筑水池，引木兰陂水接济，使之旁会游洋、太平陂诸水，使望江等里阜抵海农田也能得到灌溉，南洋、北洋的水利设施相互沟通，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
  莆田南北洋水利设施相互沟通之后，莆田平原的沿海地带得到了全面开垦。与此同时，随着入迁汉民的增加，莆田西北部山区的开垦也在宋元时期得到较快的发展。
  仙游县的开发步伐要比莆田略缓一些，北方汉民入迁仙游之始，大多集中于郊尾、枫亭等沿海平原地区，北宋仙游的著族蔡襄、陈洪进宗族即聚居这一带。晋唐时期虽有一些汉民入迁，但人数尚属有限。唐末五代之后，在莆田平原开发的带动下，仙游县的开发也迅速向西部、北部山区推进，入迁汉民的人数也有增长。宋黄岩孙撰《仙游志》载宋代仙游县人的变化云：“（仙游）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故老相传，其时主客未满千户也。宋兴三百余年，生齿日繁，校之畴曩，不知其几倍焉。郡志载本县主客户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七，口六万二千四百六十四，时绍熙三年(1192年）也。宝祐四年（1256年）主户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七，口四万七千五百五十七；客户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三，口二万五千八十，视绍兴加多也。”（①黄岩孙：《仙溪志》，卷1，卷3。）《仙游县志》称：“东西二乡多水田，岁可二稔，南乡亦然，而广衍不如东西，故水田较少，北则多山而寒，可耕之田岁一稔。东乡间种烟叶花生，获息致赢……故民业农者，四时皆勤……民之朴者勤于耕作，尺寸硗瘠无弃土焉。”（②乾隆《仙游县志》，卷8，《风俗》。）
  由于兴化人的入迁历史较早，且其民系的形成是与莆仙平原的农田水利开发联系在一起的，使得兴化人形成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其一，莆仙平原得到充分的开发，农业环境十分优越，农耕经济比较发达，一般百姓之家安土乐居，固守本业。自唐宋以来，民生比较安定，较少发生源自本地的动乱。虽然自宋元明清以来，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逐渐增加商品经济的成分，但其侧重点在于农业的多种经营。而沿海地带虽有一部分居民自宋代以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但无论是从数量和活动形式等方面，都远不能与同是沿海地区的泉州、漳州等闽南人相比。宋代《仙溪志》载这里的民风云：“莆之风俗，惟仙游为近古。生其间者，人性敦朴，嗜好简静……生齿口繁，田畴有限，中产藉曲蘖以营生，细民莳蔗秫以规利。勤俭以署户口者，能安于淡泊，而不尚侈靡以相夸；争竟以泄私忿者，能亟于惩艾，而不事嚣讼以求胜。知理循分而寡欲易知，安土乐业而用志不逾，此风俗之大略也。”（①黄岩孙：《仙溪志》，卷1，卷3。）宋人陈尧道云：“仙溪民朴俗淳，去末就本，相安陇亩中，熙熙如也。”明清时期的记载称这里“倚山田颇足自资，而少出门……产薄用俭，俗贱逐末，不轻去其乡”。（②乾隆《仙游县志》，卷8，《风俗》。）
  其二，教育兴盛，人才辈出。由于汉晋时期入闽的一批中原汉民，有一部分是属于宦家士族，他们最早在莆仙平原定居之后，保持了中原士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再加上他们定居福建后很快成了当地的主人和统治者，中原士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得以保持。因此自唐代以来，莆田、仙游二县便成了福建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特别是在宋代，莆田、仙游二县的科举之盛冠于全闽。宋代《仙溪志》载仙游县的《衣冠盛事》云：“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自昔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③黄岩孙：《仙溪志》，卷3。）据统计，该县的进士自唐代乾宁年间（894—897年）的陈乘及其后的杨在尧、陈光义等人开始以至宋末，“一门登进士第如蔡氏、傅氏各二十三人，许氏、叶氏各一十二人，余氏七人，陈氏五人。以父子登进士第如叶宾第二十四人，兄弟登进士第如蔡襄，兄弟同年登进士第如吴乘等四人。又许祯六代登进士第，蔡准四代登进士第，陈骥三代登进士第”。（④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5.《风俗》。）北宋晚期，仙游蔡京及其族人柄国政于徽、钦二朝。莆田县在宋代被誉为文献之邦，《风俗志》云：“莆田旧习俭啬勤力，衣服古朴，重廉耻惜行检，以读书为故业，科名之盛，甲于闽中”，“梁陈以来，已有郑露书堂，及唐贞元林藻伯仲因之……莆之科目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每科与试者视闽居半，与计偕者视解额恒得三之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登科第者先后接踵，科目得人之盛，天下罕偭”。其中科举得魁首者代有闻人。“有一科两状元者，宋熙宁丙辰徐铎举状元，薛奕应武举，亦状元，故神宗诗云：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人彀中。有状元、榜眼同一榜者，绍兴戊午年黄公度状元，陈俊卿榜眼，故当时旗句有云：分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入明科举尤盛，有一科两解元者，永乐戊子福建杨慈、应天黄寿生；宣德壬子福建林同，顺天宋雍。有一科五经魁者，嘉靖癸卯第一名黄继周，第三名林仰成，第四名黄谦，第五名江从春，而林文豪以训导中广西第二名，适完五魁之数。又景泰癸酉科中式四十四人，占全闽榜额之半。明代九十科，莆发解者三十人，占全闽三分之一。”（①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5，《风俗》。）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明代莆田黄氏宗族：“闽莆田黄氏自明开科来，一姓解元十一人，永乐十年戊子应天解元黄寿生，正统九年甲子解元黄誉，天顺六年壬午解元黄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黄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黄乾享，弘治十七年解元黄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黄廷宣，嘉靖二十三年癸卯解元黄继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黄大观，二十一年壬子解元黄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黄懋冲，其余五魁之内，合历科又不下二十人。”至于莆田戴氏宗族的戴大宾，年仅十三岁就高中弘治辛丑科进士探花及第，更为罕见。（②以上均见周亮工：《闽小记》，卷1。）
  明代以降，福建其他民系的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兴化人在科举进士方面的明显优势有所减弱。近代以来，学制改变，兴化人的向学之风依然得以发扬。无论是中小学教育，或是每年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数，莆田、仙游二县都堪称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