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报》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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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平阳文史资料选辑》 图书
唯一号: 113520020230001765
颗粒名称: 《平报》始末
分类号: G216.2
页数: 8
页码: 72-79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战报》——《平阳日报》——《平报》这份地方报纸的始末。这份报纸在抗战时期,从油印小报逐渐发展成为铅印报纸,对于报道抗日战讯、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与腐败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文章还详细描述了报纸创办的过程,包括资金来源、编辑人员、出版形式等方面的变迁,并提到了报纸在经济危机中寻求自救的举措。通过这份报纸的始末,反映了当时浙南地区乃至全国抗战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
关键词: 平阳县 黄藻如 《平报》

内容

《战报》——《平阳日报》——《平报》,是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至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平阳县鳌江镇出版的一份由油印小报发展起来的地方报纸。它的存在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七八个月,但对于报导抗日战讯;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与腐败;动员广大群众投入抗日救国运动等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在当时的浙南地区以至省内外也有一定影响。因此,在平阳的文化史上,应有它光辉的一页。
  (一)
  “七七”芦沟桥的隆隆炮声,震撼着全国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批原在平(北京)、津、沪、杭等地求学的平阳以及温州、瑞安、乐清等地的大专院校学生,因平、津相继沦陷,失学回乡,聚集在鳌江镇,会同当地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宣传团”,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当时,地处闽浙交界的平阳南北港一带山区,已经成为中共闽浙边监时省委机关的重点活动地区,又是浙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九三七年九月间,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与国民党浙闽赣皖四省边区公署主任刘建绪,经过多次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促进了这一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党领导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加强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临时省委于同年九或十月,派委统统战部副部长吴毓同志来到鳌江,通过地下党员梅康和进步教师项经川,与回乡学生中的骨干王栻等人联系,从而使这批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不久,根据党的指示,他们联络全县各地原有的抗日群众组织,于同年十一月间,在鳌江镇正式成立了全县性的统一领导枕构——“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
  救亡团成立以前,青年学生的救亡工作是从办报开始的。
  抗战以前的平阳县,交通不便,文化比较落后,从来没有出版过报纸。抗战,开始,关心抗战形势的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经常知道前线消息。那时候,鳌江只有一家王广源商行有一台收音机。王栻等回乡青年,就利用这台收音机,指定专人每晚收抄广播战讯,还自己动手,用蜡纸刻印成类似传单的油印小报,于第二天早晨上街散发。这张小报一上街,立即受到群众欢迎,并很快传遍全县各个区镇。各地都派人来鳌江要求按期供应。手刻油印的小报,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青年学生们便将小报正式定名为《战报》,自凑经费,委托鳌江联友印刷所铅印;并把收抄、编辑等工作移到当时的鳌江公学(即现在“鳌小二部”)前面“娘娘宫”的一间房子里。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②,这份以报道抗战前线消息为主要内容的十六开篇幅铅印《战报》,便以每张卖两个铜板在鳌江与广大读者见面并遍及全县了。
  可是,那时鳌江镇的私营电厂时常断电,《战报》专靠收音机的抄录稿,难能正常出报。每逢缺稿停刊,报社人员和广大读者都很着急。青年学生们又为此决定发起筹募经费,购置无线电收报设备,以解决电讯困难。推定黄藻如、刘昌汉等人专职负贵办报。另行租用联友印刷所旁边一座房子作为编辑室。将《战报》改名《平阳日报》;篇幅扩大为八开,在同年十一月一日起发刊。
  《平阳日报》连续出版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底,“因受环境之压迫停闭”③。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争取继续出刊,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国民党内比较开明人士的支持,又将《平阳日报》改名为《平报》,经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注册,报头也由浙江省主席黄绍竑题字。报社形式上接受国民党的“平阳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指导,社长也由该会总干事陈棣生兼任;并由该会每月补贴经费伪法币壹百元(补贴只有一段时间,不久就被取消了)。报社社址,迁移到鳌江塘沽街“康阜底”一幢据传经常闹鬼、长期无人居住的二层老式洋房里。改组后的《平报》篇幅扩大为四开,于同年十二月三日起出版发行。
  到了一九三九年十月,《平报》社组织了一个包括共产党员项经川、杜贤宏和黄藻如、王栻、林肇荫以及国民党人黄强、陈棣生、范德周、李芳等在内的理事会,聘请反动县长张韶舞为“名誉理事”。公推黄强为社长,黄藻如为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具体负责全面工作④。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伪法币不断贬值,报纸发行量虽然逐渐增加,而报费却不能过分提高,以致发生了报纸发行越多,报社亏损越大而造成的经济危机。加上承印报纸的联友印刷所因报社经常拖欠印刷费而不愿继续代印,报社只好决定再次发起筹募资金,购置印刷机器,自建排印车间。除了自印报纸外,兼营对外印刷业务,以增加收入。经过短时间的多方努力,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四日出版了报社自印的《平报》。
  《平报》兴旺发达起来,受到一切爱国、进步、要求抗日的人们的支持与爱护,却招来了投降卖国、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与痛恨,千方百计要置《平报》于死地。一九四〇年二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报告里写道:“查在平阳鳌江发行之《平报》,向为某党分子所把持,且即为其活动机构,近更变本加厉,发表讽刺文字,抨击本党。经函省府,予以取缔”⑤。可是,民党浙江省政府却另耍阴谋:他们一方面在三月十三日的所谓“训令”中,要《平报》停刊一个月;另方面通过反动县长张韶舞,采取法西斯手段,以“该报言论反对政府,侮辱领袖,且有宣传共产嫌疑”,甚至诬蔑《平报》为“恶化分子所组成”,“《平报》大有汉奸嫌疑”等等莫须有罪名,指使伪县政府秘书何鲁成坐镇鳌江指挥,派伪鳌江区办事处主任陈家璧,带领大批武装,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夜九时五十分,包围了《平报》社。伪兵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冲进报社,捕去正在工作的编辑部主任黄藻如、会计王于东,以及路过鳌江寄宿报社的曾任县委宣传部长、著名木刻家林夫等三位同志,驱走其余员工,强行封闭了报社。之后,还把报社的全部机器等财产劫往县城,在城南“汇头殿”右侧三间破陋的小楼房里办了一份《平阳导报》。这份“导报”,因其本质反动,只办了三个月左右就没有人要看而自动、永远停刊了。
  (二)
  《平报》自始至终坚持执行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正确方针,深受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爱护。报纸的内容。除报导抗战前线战讯,刊登本地和国内外重要新闻,必要时发表太社社论等,还经常转载新华通讯社发布的电讯和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上海《大公报》、《译报》等报刊的重要文章。如范长江同志写的《论苏德战争形势》长篇论文和《平型关战役》的战地通讯,谷斯范、陆诒等写的文章,都曾在《平报》刊登过。对于国民党中央社发的反动文章,报社则用各种办法予以抵制。有一次,中央社预告第二天全国报纸都要收登国民党顽固派吴稚晖的一篇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长文,报社同志就借口收报机出毛病,在第二天的《平报》上发表了一则“因机器故障”的启事,以未收到该文电讯为借口,不予刊登。《平报》对刊用比较重要的文章很慎重,事前都经报社的党小组集体讨论,反复研究,然后才予发表。原由“平阳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主编的《活力》三日刊,改名《持久》,并入《平报》副刊发表创刊辞时,编者曾摘登了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里的一些警句。《持久》还发表过当时流行于西北边区的一些革命歌曲如《工人之歌》等。《平报》另一文艺副刊《乱弹》,曾发表李华(李士俊)用“力发”笔名写的杂文《杂谈面子》,说的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面子大于官法。里而写道:比如有一个警察局的巡官去捉赌,恰碰上聚赌的都是社会上有点影响的熟人,结果不但不捉,连巡官自己也为顾全“面子”而坐下来“凑脚”了。杂文发表后,引起警察局一场不小的风波:因为那个局里确有象杂文里描写的那样一个巡官。经常为《平报》撰写稿件的,除本县进步青年和学生外,泰顺、福鼎、瑞安、温州、乐清,以及广州、昆明等地,都有关心《平报》的进步人士为《平报》写稿。一度负责过《平报》领导工作的木刻家林夫和几位浙南地区的木刻作者,也经常在《平报》上发表革命的木刻作品。由于《平报》刊登的文章思想进步,内容丰富多采,读者越米越多。一九三九年以后的日发行量,竟达五千份之多,是当时温州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地方报纸。远在四川的重庆市图书馆,原只订一份《平报》,因读者很多,而《平报》的纸张,是用本地的土报纸印刷,质差易损,特地来函要求增加为两份,以满足读者需要。《平报》业务日益发展之后,报社同重庆(当时为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桂林、于潜、丽水等地的进步报刊都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因此,稿件多了,有时就出四版(四开两张),更受群众欢迎。在此同时,报社工作人员,也随着业务不断扩大而逐渐增加。筹备排印车间以后,从温州等地请来了几位党员工人,又吸收了一些当地进步青年。那时的报社,真是人材济济,朝气勃勃。报社特地腾出楼下一个较大的房间,建立“团结读书会”,供青年员工学习和业余活动的场所,以提高青年员工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理论水平。为了提高《平报》内容质量,报社编辑部还不定期地召开写稿积极分子和通讯员座谈会,听取、吸收对编辑工作的批评和改进意见,并在报上发表座谈《纪要》。
  (三)
  这份地方性小报,之所以能够逐渐发展与办得较有成绩,是在我们党的阳光雨露下滋长壮大起来的。各级党的组织,对平阳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尤其对他们创办报纸,更是不遗余力地全面支持。从一九三七年秋吴毓同志来鳌江与梅康、项经川,王栻等联系上后,浙南特委、平阳县委的黄先河、黄耕夫、林怡(杨进)、林夫等同志,都曾先后到鳌江负责过抗日救亡运动和《平报》社的领导工作。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中共鳌江中心支部建立以后,支部书记梅康及其成员项经川、陈素瑶、杜贤宏等同志,更把《平报》作为重点工作来抓。杜贤宏曾较长时间担任报社的营业部主任,梅康、项经川经常为《平报》撰写社论或重要文章。一九三九年六月,根据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长黄耕夫的通知,报社成立了由林夫直接领导的党小组,指定编辑孙亦初为小组长,其成员和参加小组活动的有谢仲明,王永镇(后叛变)以及黄伯华等⑥。先后在报社工作过的员工中,有受组织派遣来为办好报纸的中共党员;有满怀爱国热情、要在抗日救亡工作中贡献自己力量的进步青年;也有一些是为谋职业而来的失学、失业社会知识青年。尽管他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高低不一,但绝大部分同志在党的教育和爱国热情激励下,不问职务大小,不分级别高低,不计报酬厚薄,不管分工劳逸,都是没日没夜地埋头苦干,忘我工作,即使当编辑部主任或经理部经理,工作需要时,既要写稿,又当校对,甚至给印刷所送稿、取报,到邮局送寄、封包等等打杂跑腿的事务,大家也轻松愉快抢着去干。报社的经费一直是很困难的。每逢增添设备,都要发动募捐。经常开支,主要靠报费和广告费收入。经济困难时,都是党组织以个人募捐名义,拿钱给报社维持局面。至于报社员工的工资,实在少得可怜。除了电讯室个别技术性较强的收报员能拿二十元月薪外,其余员工,每月所谓“薪水”,几乎只够个人伙食费。待遇虽然菲薄,但毫不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干劲。如副社长兼编辑部主任黄藻如,实际上是报社的总管家,责任最重,工作最多,干劲最大,可是待遇最低,基本上没有工资,有时还拿自已的钱来解决报社的急用。因此,他在报社深受党内外同志的赞许。
  注:
  ①本文资料主要来自杨力航、王载纮、孙亦初等同志的回忆材料。
  ②③据《平阳平报社社员为平阳县长张韶舞摧残文化事业告各方人士书》。
  ④据黄强生前写的回忆材料。
  ⑤引敌伪档案。
  ⑥据孙亦初回忆材料。

知识出处

平阳文史资料选辑

《平阳文史资料选辑》

本书收录了《朱平子与许寿裳一夕话》、《大平灭国将领白承恩传略》、《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平阳拳民运动》等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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