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我现名苏松，原名苏尔松（这是在水头小学读书时，同班同学中有人与我同姓同名，为了辨别起见，教师把我的“尔”字去掉了），曾用化名有小平、小苏、老胡。
  我1919年2月出生在浙江平阳县鹤溪乡。父亲苏敦化，母周氏。
  我的历史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学校生活时期；二是在家参加革命时期；三是被“通缉”入伍至解放时期；四是解放以后时期。
  我六岁时，父亲即送我到本乡一个私塾念《三字经》，毫无兴趣，读了半年，就不去了。七岁时又到另一个私塾念书，读的是《幼学琼林》，都是古代的一些典故，很深奥，老师自己也解释不来，我更是莫名其妙。但是因为老师态度很严厉，默念不出或默写不会，就要用戒尺打手心；加上家里又加强管教，每天早晚要我念书写字，因此才认得一些字。第二年我们乡里成立了初级小学，私塾老师变为小学教师，我就转入了二年级就读。当时爱踢皮球、玩耍，学业成绩只是中等。十岁初小毕业。十一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离家约七里路的詹家埠小学去读五年级，寄宿在表叔卢声湖家里。因为从小娇生惯养，没离开过家，家庭观念很严重，整天想家，不想念书，经常一个人偷偷地流泪。可是父亲很严厉，每逢星期天回家，我便跟在祖母背后，央求她向父亲说情，不要让我去外地读书，但祖母也不答应。有时晚上故意不盖被子，想冻病了能够留在家里，可是偏偏不生病。这样熬了一年时间，毫无心得，但家庭观念却逐渐淡薄了。十二岁那年，转到水头的北港小学读书，还是读五年级预班，半年后正式升入五年级。那时北小有七百多个学生，寄宿生也有好几百，大家整天在一块学习、玩耍，也就不想家了。十三岁进入六年级时，当时级任邓老师对学生生活管理很严格，一定要求大家按时作息，晚上九点钟后就要检查熄灯，不准我们复习功课和看小说，因此大家对他很有意见。有一天晚上，有个姓曾的同学来和我们商量，说邓怎么坏，打分数又偏私，商量罢课，把他赶走，我们大家都很同意。第二天，全班同学不声不响地都不去上课，并且打好铺盖要回家，当我们走出校门时，老师就来拦截，大家一致要求把邓调走，不然，都不读了，经老师横劝直劝才回校。后来学校当局对我们班里同学分别进行教育，邓老师又痛哭流涕地向我们讲了一番话，有些同学也跟着他哭起来。结果学校追查责任，姓曾的同学被开除，还有两三个同学记了大过，我被记了二次小过，其余十几人被记一次小过。
  十四岁那年夏天，我高小毕业，考进温州中学。读了两年，到1935年夏天，父亲突然中年亡故。
  1935年冬天，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消息传来说：北京学生因为日本鬼子侵占我东三省后，又侵占了我国热河，进逼华北，扶植冀东伪“自治”政权，华北五省和平津危在旦夕，而蒋家朝廷却步步退让，他们要求抗日，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遭受蒋介石官兵的水龙、刺刀迫害镇压。温中全校同学听了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立即自动罢课，上街宣传响应。当时邹韬奋在上海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成为我们的主要精神食粮，一到温州，即被抢购一空。我当时是初中秋三乙班的积极分子之一，我们班级每天晚上都到街头宣传。有一次白天到南塘街宣传时，在路上开了个会，一致通过两个决定：一是国民党政府不答应抗日，就不参加学期考试，坚持罢课到底；二是下学期如果学校开除一个同学，大家都不读书，继续罢课。有一天晚上，我们班级宣传用的灯笼被教师偷偷拿走了，大家就一起前往责问，是否不让学生爱国，教师无理可说，只好将灯笼还给我们。当时，在我们班级学生中，开始流传说共产党是主张抗日反对贪官污吏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在我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共产党是好的，但不知道共产党在那里。
  学校当局对我们学生采取种种欺骗、限制和威嚇手段，如利用周一的所谓纪念会，由思想反动的教师作报告，宣传“读书救国论”，诬蔑共产党利用宣传抗日，煽动学生罢课，但当场被有些同学声泪俱下的控诉，驳得体无完肤；后来又利用早操集合时间，逐个点名盘问是否要外出宣传或参加考试，企图分化学生。正在难解难分时，高中部学生领袖马骅赶来，向大家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意义，叫大家不要被欺骗去参加考试，要先救亡再读书，不能读了书作亡国奴。训育主任薛某说他是煽动分子，马骅说：“我是煽动救国，还是煽动卖国？难道真的爱国有罪、卖国有赏吗？”问得薛支支吾吾红着脸答不出来。台下同学一声发喊，即冲出校门，又到街上去宣传了。
  之后不久，斗争锋芒又转到拆除“东洋堂”问题上（这是日本人在温州开设的一间商店，实际上也是一个间谍机关，租的是中国人的房子，当时已经闭歇，只有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堆在里面）。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在进行“整理路政”，强迫沿街居民拆除房子，将街道拓宽拉直，而对“东洋堂”几间店面突出在街道中央却不敢动。全体学生很气愤，一致要求拆去。这时学生们的活动，除声援北京、上海等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之外，在温州又有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就组织了全城学生游行示威，向永嘉县政府（当时温州尚未设市）请愿。国民党专员许蟠云兼县长，开始时以日本帝国主义力量强大来恫嚇学生，不许学生拆毁“东洋堂”；经学生严词驳斥和责问后，才被迫答应报告中央政府，限令日本人一个月内来搬走东洋货，逾期则予查封拆除。实际上这是欺骗学生的缓兵之计，这样也就完全暴露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恐日、媚日、卖国求荣的丑恶面目，进一步教育了广大青年学生，认识到抗日救国是不能依靠这班惧外欺内腐败无能的当道者的。
  示威请愿以后，国民党政府更加紧对学生运动的迫害，当时传说要派军队来封锁校门，如果出去，就要开枪，格杀不论。高中部同学立即召集学生积极分子秘密开会，那天晚上，我记得是在操场上由胡景瑊同志（当时他是高中学生领袖）作报告，叫我们要打算坐一两天冷板凳不要出去。学校派了一个体育教员洪某来偷听，被同学发觉赶跑了。第二天，果然来了一些“丘八”（群众蔑称国民党兵为“丘八”），但是我和同学们仍从操场后面的围墙上爬出去了。学校当局分化诱骗学生参加考试，这时也在加紧进行，宣称今年考试题目很浅，只要参加考试，分数就在七十分以上。我们班级也有一些同学上当，到礼堂去应考，我们又去告诉高中部同学，他们立即赶来把考卷撕毁，把考试的同学赶出礼堂；我也执行班级决议，把级长施某和同学赶出礼堂，弄得台上教师目瞪口呆。
  这个运动的后期，国民党政府责令学校提前解散把学生驱赶回家。
  学校解散前几天，我接到家里人从鳌江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病危，要我速回。及至我赶到家里，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去世了。从此，我就离开了学校，走入社会生活的时期了。
  “一二九”学生运动对我的思想影响是极为重大的，它是我参加革命的思想启蒙时期。
  在初中阶段前几年，由于学校的繁重功课和新闻封锁，不谈国事，我们都像被蒙在鼓里一样，根本不知道国家和社会情况，天天埋头于书本，追求分数高低，对读书的目的性也是不明确的。记得我在投考初中时的一篇作文，叙述自己的志愿是读书以后，要为地方做些公益事业，做个小学教师或医生，教育孩子或为人家治病，这个模糊思想一直到“一二九”运动时才被冲掉了。这个运动对我的教育是：
  一、使我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使我们中华民族濒于危亡的地步，如果不迅速发奋全民抗日，就有做亡国奴的危险。从而明确了作为民族一分子的责任，必须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不能先读书后救国，必须先救国后读书。读了书以后做小学教师或医生，只教几个儿童医治几个病人是无济于事的；必须投身于抗日救国，才能不当亡国奴。
  二、使我初步认识到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勇于对内、怯于对外、丧权辱国的丑恶面目。满腔热血要抗日爱国的学生，倒受迫害镇压，而伪冀东“自治”的大汉奸殷汝耕、池宗墨等人（这两人都是平阳人）倒逍遥法外；东北和热河被日本人占领倒不闻不问，自己不抗日，还反对人家抗日，这与汉奸有何分别？“整理路政”，对自己同胞的房屋如狼似虎，派警察勒令拆除，对日本人的“东洋堂”则胆小如鼠，连毫毛也不敢动。从而知道要抗日救亡，不仅不能寄希望于这些当道豺狼，而且必须反掉他们，中国才有办法。
  三、在我的思想上对共产党初步印上一个良好的印象。当时在学生中流传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有些教师的欺骗宣传中，也说共产党煽动学生抗日欺骗人民。我想共产党如果欺骗人民去抗日，有什么不好吗？你国民党为什么要反对人民去抗日呢？为什么要让人民当亡国奴？
  十六岁那年（1935年）自夏至冬，半年时间接连死了双亲，家里只剩下一个年老的祖母，两个年幼的弟弟，一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五岁时就订了婚的新婚妻子，还有一个依附于我家整天赌博不务正业的叔叔。祖母不让我继续升学，思想上一度出现消极苦闷，一是对父母的接连亡故感到悲痛，剩下老的老、小的小；二是国事如斯，救国无门，故乡的一些人不谈国事，自己对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失却信心；三是无朋友可以谈心。因此十七岁（1936年）那一年整年困守家里，未出家门一步，苦闷时，只是看看小说消遣，下半年又生了一场大病，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痊愈。后来，与租用我家房子开小药铺的蔡灵生逐渐接近起来，觉得他的思想比较进步，和他也曾谈到共产党，他也说共产党好，并说自己曾经碰到过，我觉得很高兴，曾托他设法介绍与我碰面。
  1937年春天，本乡小学校长林某要我为地方尽尽义务，到学校里担任小教，半年只有四十元薪给补贴。我想钱倒不在乎，家庭生活又不需要我负担，为地方服务是自己份内的事，整天闷在家里也难过日子，因此便答应了他，在鹤溪小学任教。学校计有四个班级，校长和教员只有三人，林还兼任乡长职务，他虽然分担一部分功课，但经常去外面赌博，打“麻将”，有时上课时间到了，还要学生到赌场里去催他来上课。开始时我觉得很诧异和愤慨，认为这样怎能把孩子教好？曾向他提出意见，他还说“何必这样认真”，使我更气愤，也就各人自管自了。
  那一学期四、五月间，他要我兼任我所在保的代理保长职务，为地方服务。当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以为既然为地方服务，也就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了。在兼任保长的几个月间，使我逐步知道了林的贪污受贿、鱼肉人民的情况，因此更对他不满了。那年夏天，我就和一些人联合起来向国民党县政府控告他，打了一个多月的官司。他多次派人到我家威嚇我的祖母，并且活动国民党区长来调解都无效后，他看看证据确凿，免不了要撤职查办，于是怀恨在心，与他的同党商量后，采取所谓“荐贤自代”的办法，向县政府提出辞职，并把乡长的帽子套到我的头上，再拉拢一批人来与我为难。开始时我还赌气地认为，他的阴谋我是知道的，怕什么，如果我做乡长，总不贪污一个铜板、不鱼肉人民。但也有些亲戚朋友劝我说：“你若当乡长，当然不会贪污；但是县政府经常要派捐款，不派不行，派下去林某他们又会捣鬼，群众又会埋怨你，那就不堪其累了”。果然，县政府要抽调保队附去受训，需要二十多元钱作安家费，由于林在暗中捣鬼，只收了十多元，还有一半就自己赔垫了。加上我的祖母也竭力反对，因此，县政府虽然任命我当乡长，但是那年秋天，我却接受了邻乡凤巢小学的聘书到那里教书去了，乡长职务由吴提代理了几个月，以后，县政府也就改派吴任乡长了。
  通过这件事，使我认识到在这样的社会里，想真正为地方为人民做点好事是不可能的，那班贪官绅士嘴里的所谓“为桑梓服务”，仅是一件遮盖他们秽臭心灵的外衣而己，因此更增加我对旧社会现状的不满。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闽浙边国共和谈成功，红军挺进师及浙南地方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的一部，在平阳山门集中整训。这时，我在凤巢小学第一次看到我党散发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传单，深觉共产党的确是抗日救国的好政党，十大纲领的主张的确是抗日救国的一付良药，使我更加对党衷心仰慕。当时，即和蔡灵生等人一同赶到水头街去见红军干部黄先河同志，要求他介绍我们参加共产党。由于我们和他完全不相识，所以他说：要求入党是好的，但是必须先经过考验；要我们努力抗日工作，以后自然有人来找我们参加的。我们只好回来。这时鳌江已经成立平阳县青年救亡团（党的外围群众抗日组织），到处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们便向那里要来一份章程，也自发地成立了鹤（溪）腾（蛟）凤（巢）江（屿）四乡青年救亡团，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100余人参加，到四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接着又仿效山门、凤卧等乡，建立鹤溪、凤巢两乡人民抗日自卫队（也是党的外围群众武装组织），有200多名青壮年农民参加，经常进行军事训练。我担任救亡团的副干事长兼自卫队队长，学校放寒假后，便全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那时，黄耕夫同志（当时任平阳县委委员，水头三桥堂新四军办事处主任）曾来我处找我谈话，并送我一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嘱我努力工作，并与他经常联系。这是我第一次与共产党员的正式接触，当时好像饿汉一样贪婪，两天一夜就读完了那本书，使我对党更加仰慕。之后施泽民（当时任平阳县委组织部长，后叛变）也不时秘密经过我的家乡，邀我与蔡灵生和他见面，给我一些红红绿绿的油印小册子。这些东西成为我当时唯一的精神食粮，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和深夜读完它，使我知道了东三省和热河沦陷的真相，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致；蒋介石不但卖国求荣，而且进行十年内战，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以致国难日深。从而使我进一步认识蒋介石的腐败统治，认识共产党是坚决抗日救国救民的好政党，要使中国抗日胜利、国富民强，就必须依靠共产党。
  1937年冬天，我又和蔡灵生等人赶到山门大屯红军驻地去参观，在那边住了一夜。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很差，衣单食薄，雪天也只盖一条毯子，吃的是番薯丝；但是官兵平等，有说有笑，穿一样的服装，吃同样的菜蔬，亲如家人。操练也很紧张，与国民党军队对比，迥然不同，的确使我们敬佩，认为要打日本只有靠红军。当时我们就要求参加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他们答应办第二期时即介绍我们参加（只办了一期就停办了）。参观回来后，工作更积极了，看到红军宣传队的化装宣传效果很好，我们救亡团也酝酿成立剧团。因为没有化装宣传经验，这时剧团内便渗入了一个国民党员谢某和一个劣绅苏某，他们有演剧经验，自告奋勇地参加进来，担任导演。不过那时候演的还是进步的抗日救亡剧本和歌曲，在鹤溪、凤巢、腾蛟、水头等地演出，大受群众欢迎。
  当时，我虽然读到了一些小册子，但是还感到精神食粮缺乏，听说温州生活书店有大批我党所出版的好书，便赶到温州买来一大批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红军故事及抗日救亡方面的书，还订了《新华日报》、《群众》等多种报刊，利用空余时间拼命阅读。
  1938年春，剧团出发到小南、南港、蒲门等区演出，主要是做两件事：一是抗日宣传，动员群众支持抗战；二是捐募经费支援前线，慰劳战士。剧团经过三个区，演出将近两个月，到古历三月间才回来。我也随团出发参加演出，到各地又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如郑竟成、朱善醉、张传卓等人，大家都谈得很投机。
  剧团回来后，因苏某贪污了公款几十元，算帐时，我们和他斗争了一场，终于迫使他交出了公款。为数五、六百元的捐款，制作了棉背心，却全被国民党员谢某寄给国民党部队了（当时新四军已到前线去了），我的思想上认为应该分些寄给新四军，但又提不出什么理由，只得作罢。这时救亡团经过改组，我担任了干事长。
  我还经常到新四军水头留守处（部队开赴前线后，办事处改成后方留守处）与黄耕夫同志碰面，耕夫同志经过与我几次谈话，五月间便秘密介绍我填写入党志愿表，办理了入党手续，我终于实现了做个共产党员的愿望了。之后，他告诉我今后可与施泽民、施仲霖（县委青年部长，后叛变）、黄老三（黄美钤，平安区区委书记）等人发生组织关系，对别人不要公开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且要教育进步青年，吸收他们入党。按规定我的候补期是半年，但到九月十八日，黄耕夫和林夫（县委宣传部长）便在水头留守处为我举行转正仪式了，实际候补期只有四个多月。
  和谈后，党取得了合法地位，红军又在北港区集中整训，党所领导与影响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县特别是北港区更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由于人民自卫队和青年救亡团的组织，声势很强大，贪官污吏匿迹藏形了，有些地方农民自发地开展了斗争，把贪污的乡长捆送给红军处理，平阳县的政工队也弄得江南区有个大恶霸自杀，震动全县；抵制白货运动的开展，汉奸走私也绝迹了……，真有点像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几个“好得很”。我思想上过去对中国前途的一些消极悲观情绪也一扫而光，觉得如果都这样下去，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能获得彻底解放，国家一定会兴隆富强，不怕帝国主义侵犯了。
  1938年冬，我在本乡吸收了十多个新党员，施泽民来帮助我们建立了党支部，我任支书，蔡灵生、张时霖为组织及宣传委员。以后黄老三、施仲霖等人也经常秘密来我家召集支部会议、布置任务，我也不时到黄老三那里列席区委扩大会。
  1939年春，武汉失守后，国民党中央便提出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平阳也就开始出现第一股反共逆流，国民党反动派又露出其反共反人民倒行逆施的本来面目。一是封闭温州新四军驻温通讯处，逮捕了八个共产党员，水头街的新四军后方留守处也被逼关门，凤卧乡个别比较公开的党员也被逮捕；二是摧残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对人民抗日自卫队加以“妨碍社会治安”、“非法组织”的莫须有罪名，用武力逮捕了山门乡抗日自卫队队长，缴去自卫队步枪三十多支，并且强令各地解散自卫队组织；三是宣布青年救亡团为非法组织，强令改名为青年服务团，归属国民党“抗日动员会”领导。以至全县轰轰烈烈的人民抗日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使我更进一步增加对国民党政府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反动政策的愤恨。
  那时，我在党内已担任了平安区委（即北港区）青年干事（支部书记职务还兼着），党要求我以公开面目出现进行青年工作。当时国民党所制造的反共摩擦还在开始阶段，国民党水头区抗日动员会当时的负责人是黄强和王醒吾，二人虽然是老国民党员、地方士绅，但与当权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肖汉杰和县长张韶舞有矛盾，思想比较开明，因此尚容许一些合法的抗日活动。我们利用这一点，青年服务团的活动仍偏重于召开“合法”的时事座谈会，座谈抗日形势，教育青年、联络青年感情；后来又组织了一个剧团，在各乡演出将近一个月。同时，又在本乡建立了一个“合法”的农会组织，吸收了四百多名会员，由吴成累（中农，群众，政治态度比较进步）任干事长，我任副干事长。区动员会曾办了一期（约两星期）各乡农会干部训练班，我也去参加受训。回来后，乘机又举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吸收几十个青年农民参加学习，采用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战时读本加以翻印，夜校经费由我个人出资并和蔡灵生、张时霖等人共同担任教员，教育农民，发展党员；对外地较远的会员，采取短期轮训班方式（每期三天），宣传时事形势、抗日救亡意义和农会目的等等。还领导农民与当时“粮柜”（即田赋稽征处）进行了反浮征的斗争。黄老三同志还拿来一些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章程（这是党在全国的外围群众抗日组织，已被国民党取缔解散）和表格，叫我们秘密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我当时向他建议，这个组织已被禁止，如有人暴露了，国民党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如换个名称，他同意我的意见，商定改为青年救国会，把“民先”章程和入队表改为青救会章程和表格。我们支部一共秘密发展了二十多人入会，经过青救会锻炼，对一些表现好的再吸收入党。
  秋天，我担任了县委青年干事，仍然以公开面目在家乡活动。
  那时，由于不满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加上在活动上缺乏经验，作风暴露，一次，与人一同饮酒，醉后借酒生风，发泄了对国民党的不满；加以积极领导农会进行反浮征斗争，与合股包征我处粮柜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凤巢乡乡长结下了仇恨；林某更因两年前控告乡长事件有宿恨，于是他们到处传播是非，曾经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的怀疑。林光熙（当时水头区国民党负责人之一）公开向人表示怀疑我的表现。有一次施泽民来我家，我将情况向他反映，他说要作长期打算，不要暴露目标，如有可能，也可以加入国民党来掩护活动。后来他又经过我家时，说组织上已同意我设法加入国民党来掩护自己，当时国民党正在发展党员，我便乘机从吴提处拿来一张登记表，叫他介绍入党。由于国民党对我有些怀疑，与我一道填表参加国民党的人党证都已发给了，而我的党证却被推迟了三、四个月才发给。参加国民党后，仅去过水头街参加全区新党员宣誓大会一次，其余均未有什么活动，也无法了解其内部情况，仅为我平阳县委订了“党员手册”（究竟什么刊名记不清）一份，作为我党批判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参考。大概是1940年冬或1941年春，吴子明（本乡人，曾任小教，后任伪乡长，国民党员）有一天来我家说：本乡区分部已经改组了，他自己任书记，我和林石斋任委员。但以后既未开会，亦无活动，不知究竟如何。
  1940年春，由于国民党采取了反共政策，国民党八区（即温州区）保安副司令凌九霄带了一营兵力，进驻山门一带进行所谓剿匪，公开反共，山门一带有些党员被暗杀。那时，公开的群众运动已不能开展了，局势恶化，因此我在离开教学工作两年以后，又回到鹤溪小学兼任半职功课，借以掩护。
  当时，我们与林某一派的斗争是很激烈的，那一年由吴文祺担任乡长，吴是个鸦片烟鬼，对双方表示中立，其政治态度也是中间的，只是想贪污，但又怕我们找他的岔子。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吃酒，除了对我吹捧外，还要我担任副乡长来帮助他，我当时回答：“不必挂名，有困难可以帮助解决”。后来，凌九霄通知各乡乡长去开会，要各人担保本乡无有“土匪”（对共产党的诬称）活动。吴文祺有些顾虑，推说身体不好，不敢去具“保结”，跑来与我商量，我说：“本乡清清白白，你怕什么”。我顾虑他临时犹豫会引起凌九霄对我乡的怀疑，所以又说：“你若不敢去，我可代你去”，他很高兴，我便代他去山门具了以身家性命担保本乡无“匪”的“保结”回来。
  当年夏天，北港区特务头子陈方表（曾任平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被我党秘密镇压。这时正值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平阳国民党反动派便声势汹汹在北港区（当时北港区包括水头、山门、腾蛟及麻步一部分）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共运动，即所谓“实施新县制突击运动”。县长张韶舞纠集了八区保安队、县自卫队、区特务警等七个中队的兵力，同时还抽调了县党、政、参、团各单位及乡镇群众团体140多人组成突击总队，自任总队长，对北港全区21个乡镇分期分批清查，我当时是乡青年服务团和乡农会负责人之一，也被调去，参加了三个乡清查户口、改选乡保长等工作。我在这次“运动”开始时，在山门就将敌人布置的情况写成信，通过曾鸣（他以前在曹堡小学任教时，是我发展的党员；当时他正在山门小学任教）送给水头的郑巧云（即郑明瑾，县委书记郑海啸的侄女）转给郑海啸同志，使党有了及早准备。同时还和混在其中我认识的共产党员郑成贤等一起，散布消极言论，如说：“牛有多大力，马也有多大力，他们（指县里来的）搞了就走的，我们留在当地，有家庭老婆孩子的，不可太认真”，“冤可解不可结，现在没关系，将来不好受，陈方表就是例子没有好下场。”不少人附和我们的话，也就马马虎虎走过场。
  是年秋天，我党为了反击平阳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向人民揭穿他们的反共罪恶阴谋，在特委直接领导下，曾发动平阳全党，一夜之间在全县张贴中共中央《抗战三周年宣言》、《为反对平阳县长张韶舞杀人放火告全国党政军校暨各界同胞书》等文告，县委派洪汝兰同志到我家布置鹤溪、凤巢二乡的张贴任务，我和蔡灵生等人分组连夜张贴散发。第二天一早，又跑去听反映、看动静，一时在文告张贴的地方，有很多群众围观，议论纷纷，我假装未见过，挤了进去，大声地把它念了一遍给群众听；又跑到乡公所附近一间药店里去听反应。吴文祺知道后，看见我坐在药店里，即跑来和我商量，说传单连乡公所门口也贴起来了，自己责任重大，想把它撕掉。我说：“既然有人来张贴，白天是否也有人来监视呢？如果撕破，不是要和共产党结怨吗？两全其美的话，只有待晚上再撕，既无责任，又不结怨”，他颇以为然，因此文告贴了一整天以后才被撕去。我又把分发给别人的文告传单拿了一份到水头街去试探林光熙。我说乡里被共产党贴传单了。他说到处有，已经知道了。后来他对我说：“前一、二年对你的举动曾有怀疑，共产党的黄耕夫、施泽民都曾到过你的家。”我说：“我的活动只是为了抗日，国共合作时，黄、施不但来过我家，而且也曾到过林石斋（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家里，你们也不会没有碰到过他们。你们如果偏听偏信，就会陷害好人，上别人当的。”我又把与林等结怨原因向他说了一遍，他说他们也是这样估计的，所以这个误会早就消除了。因此，我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尚未摸到我的底细，仍照常活动。
  从1938年冬建立鹤溪支部以来到1940年冬，我们从各种群众组织中发展党员，鹤溪乡的南山、中街、牌坊头、犁头嘴，凤巢乡的北山下、缸窑小学，梅源乡的曹堡小学，江屿乡的湖门小学等地，都有了党员和党小组。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限制、取缔、镇压，公开合法的群众运动那时已无法进行，县委指示我们采用各种各样灰色的和小型的形式，如拳坛、拜盟兄弟等方式组织群众。我们就在乡内建立了三个拳坛（以练习打拳舞棒为名教育群众），团聚了六、七十人；创建了一个消费合作社，有社员200多人，后因理事长贪污，社员改推我为理事长，我派水上垟村苏祖开专门负责，自己仅挂个名。拜盟兄弟因无适当对象未进行，只通过个别交朋友方式，发展了几个青救会员。
  1941年春“皖南事迹”之后，全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反动派又向平阳党的根据地大举进攻，派了浙保第三团加上地方反共武装将近二千人，集中在北港区，团长雷霆曾威吓群众，扬言他的“剿匪”政策是：第一个是杀，第二个也是杀，第三个还是杀的“三杀”政策。果然在他的反共屠刀下，数以百计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和许多无辜群众倒在血泊之中，白色恐怖笼罩北港大地。
  当年春天，我接办了鹤溪小学，担任校长，开设高小班，自己尽义务不拿薪水，还拿出百余元整修校舍、增添设备。但是不久，整个校舍被人偷偷纵火焚烧一光，只好搬到太阳宫继续上课。这年夏天，施泽民在鳌江被捕，转押至水头狱中时，曾叫儿子前来我处说：如有几百元钱即可保释。当时我天真地以为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化透顶，财可通神；同时由于自己是在和平时期入党的，从不知道党内会有叛徒，所以就信以为真，认为要救革命同志，何惜金钱。当即多方设法，慷慨地拿出二百元（那时约可购五十担米）交其子带去运动保释。第三天其子又捎来施一短信，说
  钱还不够，要我再设法帮助；后半写着国民党已知道我参加共产党，要我即去“自新”，不然会吃亏等语。这时我才知道施已叛变投敌，我已被他出卖了，当时气愤异常，支走其子，撕碎其信，即以出去聘请教员为名，迅速赶往凤卧乡郑巧云家中，写信托她立即送给海啸同志，报告施已叛变，自己亦被出卖，请他速派人来接我入伍。郑巧云第二天回家说，信已托交通送出了，海啸同志离凤卧乡尚远，来回需要几天时间。郑巧云是海啸同志侄女，敌人早已有些注意；叛徒施泽民也熟知她，觉得在她家中无法长期隐藏，第二天夜里，便由她的丈夫曾清澄伴送我至半路，深夜仍回本乡，隐蔽在地下同志家中。这时我已出外两、三天，毫无音讯，家属也慌了，开始派人出外找我，国民党的便衣也出现在我家周围，日夜盯梢，并且派人追究我的下落，采取各种威胁利诱手段，企图迫使我向他们“自新”变节。当时，我思想上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和腐败统治是极端不满的，对我党的坚决抗日主张是由衷拥护的，对革命成功后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亦有一定的认识，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理想的社会制度，相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虽然凶残，但终有一天会垮台，共产主义事业虽然要经过艰苦斗争，但是终有一日会实现。同时认为
  自己参加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翻身的光荣伟大的事业，又不是走错了路，自什么新？自己天天向人家宣传共产党怎么好，教育介绍别人参加党，如果一反过去，又说她怎么坏，要别人“自新”，还有什么脸面做人呢？像施泽民这样变节，是最无耻的。认为必须好汉做事好汉当，一不做二不休，不能秘密干，就公开干，抓住了大不了枪毙、杀头，这样为主义、为事业、为人民而死，也是光荣的。记得当时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甘掷头颅为主义，豈畏虎狼度虚生”。经过了一个星期左右隐蔽等待，才接到海啸同志联系，他派了洪汝兰、杨青梅和一个警卫员来接我，当时我虽然上有年逾古稀的祖母，下有牙牙学语的稚儿，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和妻子，一家老少妇孺无人照顾，但是为了革命到底，我义无反顾，就此随洪汝兰等同志离开家乡鹤溪上山打游击，开始了我入伍后的新生活。
  革命从高潮转入低潮，在我被“通缉”入伍前后，除县委组织部长施泽民叛变外，还有好多投机分子如工运部长、青年部长、宣传部长、平西区委书记等主要干部相继自首叛变，有的还带领敌兵摧残我基本地区，逮捕党员群众，抢劫烧杀。施泽民不仅将县委、区委、部队等组织、人员、实力、活动地区以及交通路线、交通站彻底出卖，还多次向国民党献计献策，提供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包剿”、“瓦解”共产党的方案和根据地周围移动地图，使国民党对我党的情况和活动规律了如指掌，给党造成极端严重的危害，各地党的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环境极为紧张。
  我入伍之初，随县委机关行动，夜夜移营行军，一走三、四十里，翻山越岭，悬崖峭壁，摸黑行走在荆棘丛生的小径，我由于不适应，加上有些近视，跌跤是常事，吃的是蕃薯丝，有时也难求一日三餐。冬无被，夏无帐，铺盖的是两层布单。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上觉得很愉快。除了每到营地进行群众工作外，只担任机关警卫人员的文化课，教他们读书写字，自己还能抽空学习。
  1942年，国民党政府连续大搜山、大扫荡、大摧残，山区鸡鸣犬吠炊烟袅绕的村庄，变得断垣残壁寂无人声。群众连受摧残心惊胆颤，既慑于国民党的淫威和凶焰，又顾虑敌特冒充共产党去诈诱，也怕我们队伍中不坚定分子以后禁不住考验叛变投敌危害他们，所以夜晚我们去叫门时，往往不敢开门接纳，要做很久的解释教育工作。我们的活动地区越来越小，行动越来越困难。年初，为了精干隐蔽，化整为零，县委要我带几个同志去本乡一带活动，开辟新区，嘱咐我们如果环境进一步恶化，即与平安区武工组配合行动。我们在我家乡一带活动了一段时间后与武工组会合，一共十来个人，几条破大枪和短枪借以自卫，由于敌人大搜山，如篦似梳，我们对他们进攻规律还摸不清，以为敌人进攻也同历次一样，一轰即过，因此被迫采取敌人上山，我们下山，进入平原地区活动。不料此次敌人持续搜山，县委机关在基本地区无法立足，转入飞云江以北瑞、文交界的白区，与我们失掉联系达半月之久。我们与武工组下山后，隐蔽了几天，即暴露了目标，在距水头、腾蛟、鹤溪敌三处驻地仅几里路的南陀小山岗上，在番薯地沟里匍匐了一天，无处可走，只得又退向山上。在王坛后山悬崖峭壁间、人迹罕至的半天洞又熬过一天。以后长距离在平安区二分区和三分区之间辗转往返迂回穿插，这段时间，又连连传来吴可帮、郑梁印、钱钟仪、竺忠定等许多同志被捕牺牲的消息，痛彻肺腑。有些地区如九垟反动分子气焰甚为嚣张，平安区交通员白希绸经过时追赶十余里被捕杀害，使人发指。我们和武工组商量，对九垟的反动分子加以镇压，才打下了反动分子的气焰，迫使各地壮丁不敢站岗放哨和追击我革命同志。四五月间县委回到平安区，我们与县委汇合一起，不多久，敌人组织新的进攻，我们县委机关和武工组又连续遭受数倍于我的敌人疯狂扫荡追击，处境险恶，这时正接特委指示要我们县委机关及部队暂时撤出平阳，去瑞安隐蔽一段时间。到瑞安后，县委分配我和另外二同志到永嘉县属纸山与吴毓同志（特委纸山办事处主任）配合活动了近两个月。七月间，永嘉沦陷于日寇时回平阳。七月下旬，县委正拟召开扩大会，又遭敌人袭击，武工组长黄美金和黄怀龙等组员牺牲，连夜撤向瑞安。不久，县委派我为武工组政指，先行回平阳了解情况，恢复地区，筹集经费。冬天，我任县委宣传部长（当时实行特派员制，县委书记称特派员，各部部长称干事）我们仍然活动在平瑞泰三县结合部的广大地区。敌人的进攻一直持续到1943年秋。两年半时间内，虽然党内动摇分子、投机分子不断变节投敌，大部地区遭受敌人严重摧残，成千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的力量大大削弱了。但是从质的方面来看，这时党内更纯洁了，新建立的组织和地区也更巩固了，党内同志对敌斗争的经验也丰富了，粉粹了敌人企图消灭我核心力量的妄想，党仍然屹立在平阳地区，成为组织领导平阳七十万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的坚强核心力量，成为领导平阳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鲜明红旗。
  这个阶段的斗争比之我刚脱产时的1941年更为残酷与艰苦，不少山区房子被烧一光，群众财物被抢一空，小村庄则被拆并，只剩下长着荒草的地基，群众啼饥号寒，衣不蔽体。我们经常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几乎天天夜行军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缺衣少穿，不管风霜雨雪、白天黑夜，经常隐蔽在山上，撑着雨伞遮阳挡雨，衣服被雨、汗浸湿了，由体温去焐干，无法洗澡更衣，以至虱子、疥疮遍身都是，当时有个随母讨饭长大而后入伍的战士开小差逃跑，他对人说：比讨饭还苦。但是大家对此均毫无怨言，甘之如饴。当时我的思想对革命前途也还是乐观的，虽然特委和中央失掉了联系，浙江地区的革命领袖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和许多革命先烈牺牲了，党的组织和地区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对全国革命斗争的情况无法了解，眼前的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看去很强大猖狂；但是认为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事业是光荣伟大的，要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抗日战争和革命的胜利，牺牲损失是在所难免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是杀不尽、死不绝的。国民党反动派口口声声诬蔑我们是土匪，颠倒是非，是不能一手遮尽天下耳目的。黑夜经过一定时间总要变为白天，越近黎明越黑暗。看到群众身受国民党的残害，而对我们却热情拥护，认为自己只有更努力地工作，争取抗战胜利，打倒蒋介石反动派，才对得起他们。记得1942年秋天也曾作过一首小诗，其中有两句是：“地瓜胜似白米饭，石阶犹如沙发床”，曾与同志们传阅．有段时间与黄老三同志配合行动，整天吃烂薯丝，又黑又臭又苦，许多人都吃不下去，我笑说：“有多我都包吃”。后来听海啸同志说，黄老三曾向他反映，笑我是“讨饭骨”。
  1943年冬，敌人虽然又成立了“瑞平泰绥靖指挥部”，由黄云三任指挥，组织力量反共，一直持续到1945年抗日胜利，从未间断，但是这时我们党已从求生存时期转到医治创伤、恢复力量时期，敌人已成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了。不仅不少老区恢复了，而且开辟了不少新区，各地基层党组织也逐步建立巩固起来，党的力量又逐步成长壮大了，这一阶段中，仅平西区部分同志和地区受到一些损失，县委委员武装部长林瑞清同志和区书郑成贤、武工组长杨青梅先后牺牲，县委曾派我去平西帮助工作了一段时间。
  抗战胜利后，由于全国人民对独立、民主、团结、和平的强烈要求，我党中央和国民党进行了谈判，发表了会谈纪要，之后又签订了停战协定，当时平阳党内一度出现对国民党的和平幻想，我的思想上也曾存在，认为可能出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经过特委的及时批判和全国及本地的事实教育，明确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大规模内战所玩弄的一种阴谋手段，向国民党要求民主和平等于与虎谋皮，不通过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民主、和平的。因此在特委五大任务提出后，就积极贯彻执行。1947年夏，我参加了特委第一届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结业后，回平阳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兼浙南第十区队教导员。在县委的领导下，浙南第十区队英勇战斗，1947年冬，消灭了国民党驻山门的敌自卫队一个班，同时收缴了零星的地主武装枪支；1948年夏消灭了伪浙保第二营；1948年冬连续消灭了伪浙保两个连，逼使敌人退守几个孤立的据点，广大地区成为我们活动的天下。1949年4月，我调任县委副书记，五月初县委派我前往水头与国民党浙保第六团谈判起义，在百万解放大军横渡长江、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和县委的正确领导下，顺利地争取了该团官兵起义。继五月上旬温州城解放，平阳县城亦于十二日解放，随后县委机关进城开始全面接管工作。我在水头处理毕起义官兵资遣等善后工作，于五月底进城。1949年8月调地委任秘书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