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会计培训
  1958年春，毛泽东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书发表后，各级干部展开认真学习，针对1957年农村出现的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政治思想领先，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坚持以生产为中心，狠抓薄弱环节，改进农业经营管理。在县委的高度重视下，县举办了财务培训班，由我这个任万全区会计辅导员来执教。
  会计是我的爱好和特长。1942年10月，我开始在平阳县政府会计室工作，经省会计处批准，任县积谷仓会计事务员。1945年，调任县卫生院主办会计，这期间我自学了国家会计资历考试的必要课程，如《会计学》《政府会计》等。1946年，浙江省举办县行政人员特种考试，我报考会计类，全省只录取三十人，其中温州专区考中的连我在内只有两名，取得省政府颁发的《浙江省行政人员特种考试——会计人员类考试合格证书》。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期培训班的培训对象不是财务管理人员，而是区长、乡镇长。这批大部份背锄头出身的干部，学起《会计原理》，确实学得好苦，什么“借”呀，“贷”呀，什么“经营资金”呀，什么“资金来源”呀，学得他们头昏脑胀，实在可怜。有个别同志向施区长发问：“我们学不惜怎么办？”施区长态度非常严肃，说：“学不懂也要学，这是县委的命令！”学了十多天，培训班举行书面考试，考试结果近半数成绩还可以，少数干部一知半解，成绩很差，对文化水平低的干部来说，情有可原。其实培训班的预期效果不在乎成绩，而在乎引起这批领导干部对农业经营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只要高度重视，下决心去抓，业务不懂，走群众路线，依靠财务会计人员，不就行了吗？
  此外，县组织部门增设乡级会计辅导员，万全共增6人，大大充实了会计辅导队伍的力量。虽然在1958年至1960年刮“五风”期间，生产搞乱，但是农业财会工作仍正常开展，坚决抵制浮夸风，强调实事求是，以真实产量入账，而且在工作上也有所改进。一是全面贯彻“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方针，全面实行账目公开，一部份核算单位，试行形象化公布，使群众易懂，如买牛，画一头牛；买化肥、农药，画上田粉袋和农药袋，等等，得到群众好评。二是全面推行“一年早知道”，即在制订全年生产计划的基础上，根据积极可靠的产量，编制全年收益分配预算总方案，发动社员自报投工投肥计划，编制分户分配方案，与入分发各户的手册，使社员们在春耕前一见手册，便知道今年可分到粮食多少，现金多少，过去分配在年终才知道，现在年初早就知道。这是我们财会人员“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生动表现。
  1961年秋，浙江省委农工部在华家池农干校举办经营管理培训班，全省有1000多名区会计辅导员参加。在培训15天里，既无听讲课，又无学习文件，只是一个动员报告，出了一道讨论题——如何处理好生产队“三包一奖”。讨论了十来天，大家畅所欲言，几乎把话都说完了，班部才布置以地区为单位开展辩论。我们温州地区辩论结果，认定“全奖全赔”形式，硬拼硬，能克服队与队间的平均主义，最能调动生产积极性。过了两天，全班1000多人集中开展大辩论，温州地区推我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阐明“全奖全赔”的好处和其他奖赔形式的缺点。其他地区各有说法，大多数地区认为坚持当时现行的“多奖少赔”形式较好，即超过包产的队，奖超产部分70％至80％。低于包产的队，按减产数赔60％至70％，他们认为这样有利共同富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班部也没有作出结论，看样子总是在等，但不知在等什么。再过了几天，党中央向下传达了《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这时我们学员才恍然大悟，原来省委农工部把找们集中在一起，一是摸清找们思想的底细，二是要我们等待文件，有利迅速学习、贯彻。《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这一放，原来我们万全公社只有149个大队会计，现在又要增加1014个生产队会计，那里来这么多人来当会计呢？没有办法，只有就地取材，从背锄头的农民中挑选文化程度较好，一般在过去担任过记工员的，进行培训，这就给我们会计辅导员增加十分沉重的负担。虽然如此，我们倒很快乐，因为我过去自学过会计知识，现在正是我大显身手，竭尽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在核算单位下放的同时，我同公社会计辅导员通力协作，自编会计教材（当时省没有统一会计教材），举办会计培训班。大队会计由区举办，生产队会计由公社举办。培训班的讲课，开始时基本上由我主讲，以后公社会计辅导员学会讲课，我只是到部分公社去协助讲课。那时平一中（即今平阳中学）初中部增设了《生产队会计课程》，我几次在城南公社培训班讲课时，平一中担任会计课的教师好几人到会旁听。通过培训后，一般会计人员都能初步懂得一些基本知识，学会一些简易的记账、算账、结账方法。生产队需用的账册、凭证、报表，以大队为单位，由公社统一购买。到夏季预分和年终分配时，又要各办一次培训班，所需分配方案表格，由区设计，交付印刷厂定印，由各公社统一购买，转发各大队、生产队。做到步伐一致，内容统一，方便基层。为了及时辅导这批新上岗的会计，全区开展会计互助网活动，以大队为单位，开展按月互审制度，碰到问题，互相帮助。有少数大队实行定期集中记账制度，也有少数生产队确实无人担任会计，由大队会计或邻近生产队会计兼管。区、社会计辅导员只是加强辅导，勤跑、勤讲、勤帮，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经过全体辅导人员一年的积极努力，终于在万全区培养出一支年轻的会汁队伍。就在这一年（即1962年），我在全县农业系统评比中，又一次被评上县农业劳动模范。
  创新制度
  1961年生产队成为基本核算单位之后，农业经营管理的工作量大大增加。1962年，正当我们向上要求增派会计辅导员七人，以凑足每公社一人时，出于意料之外，所有机关干部来个大精减，万全区原来配备的六位乡会计辅导员全部裁减，全区的会计辅导工作仍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怎么办呢？只有学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毛泽东著作，自己鼓励自己，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挑上重担，去争取把工作推上新的台阶。
  下定决心不是口头空喊，是要把决心下到实处，要讲究战略战术，注意工作方法。战略对头，战术灵活，工作方法适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放，否则纸上谈兵，枉费心机。我主要采取以下的措施：
  一、首先建立公社会计辅导网。辅导网由各大队会计组成，并选出经验最丰富、业务水平最高的大队会计担任组长，13个公社辅导组长组成全区的会计辅导网。我就是抓住区会计辅导网，推动13个公社会计辅导网，带动全区1200多个大队和生产队会计人员。组织系统的建立，不但弥补了专职辅导员裁减后的不足，而且依靠群众路线，发挥了群众辅导群众的奇效。
  二、进一步培训会计人员。会计基本原理由区统一培训，季节性业务，由各公社辅导组分季举办，密切联系实际，以通俗易懂的方法，着重做示范性的业务。尤其是编制分配方案，由大队会计把关，教会每个生产队会计能编会算。
  三、开展从上而下的财务分配大检查与从下而上的民主审查账目制度。每月由会计报账，社员代表查账，逐笔向社员公布。每张单据经审查后，盖上审查章，同时公开盘点库存现金，是否账款相符。公社辅导组每季组织大队会计到各大队，进行逐队检查，并当场盘点库存现金。这种上下结开展财务检查的办法，有效地促进了财务分配工作全面顺利的开展，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四、每年夏秋两季，在区委领导下，不待县农业部门部署，由我深入生产大队搞分配试点，总结经验，由区委召开分配工作会议，贯彻分配方针、政策，号召各级领导，动员全体财会人员，搞好收益分配和粮食征购工作。
  总之，1962年辅导人员精减之后，由于我下定决心，克服重重困难，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开展多种形式的辅导活动，实行上下相结合的财务分配检查监督制度，使全年农业财务会计工作取得空前的好成绩。1963年在县农业系统评比中，我被评为县农业先进工作者（1963年起“农业劳动模范”改称“先进工作者”），并代表万全农技站山席浙江省农业先进代表表彰大会，我站被评为省先进农技站（全省只评出两个先进站）。
  外出取经
  会计辅导员的职能，除了抓农业财会辅导工作外，还要抓生产管理和有关经济政策的处理。1974年，县农业局为了加强对经营管理的全面领导，组织区会计辅导员20多人，赴浙江的德清县、江苏的常熟和苏北的射阳等地参观学习先进集体的管理经验。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每到一处，我们倾耳细听他们的介绍，认真参观他们农牧副工各业发展的现状，查询各项管理制度与责任制建立等情况，把听到、看到、问到的点滴经验细细地记在笔记本上。通过几处参观，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几个单位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队级公共积累很丰厚，尤其是苏北一带虽然社员吃住衣行的生活很艰苦，但集体却很富裕。常熟一带的社员非常勤劳。我们住在镇上一家旅馆，天刚黑，路上就无行人。黎明三点多钟，全镇群众都起床，街上人声喧哗。我们怀着好奇心，也起床上街，见是早市开张，菜场上拥着好多人在做卖买，街上所有店铺全部营业，连邮电所、财税所都开门办公。令人吃惊的是，一批年老不参加劳动的人，也起早摸黑，坐在茶馆里吃茶。一到天微亮，男女劳动力都下田干活去了，大街上所有店铺都关门了，连邮电所、财悦所也停止办公了。一打听，原来这是当地的乡土风情。
  参观十来天，一路上忙于参观访问，哪有时间去游山玩水！只是在汽车上听引路人说说，那边是蠡乡，是春秋时期越国消灭吴国后，范蠡大夫逃官隐居之所。指向那边说，这个湖泊是阳澄湖，是京剧《沙家滨》的所在地。甚至路经苏州、扬州，也不准假公济私一刻，那个时代干部的工作与生活，限制得非常严格。一直到参观任务全部结束后，从苏北乘汽车过长江大桥到南京，时已半夜，打算乘早八点钟火车去上海。同志们坚决恳求在南京玩一天，农业局带队同志坚决拒绝，后来经我劝说，才同意放假十二个小时，让大家去游览，到天黑之前集中火车站候车。同志们结队去游，我乘机走访十五年未遇的舅弟尤振尧，他在国立南京博物院工作，见我来喜出望外，说早日买到一只大公鸡等我来吃。我说自己只有一天的机会，在天黑之前必须去火车站集中，吃了他的鸡，我的“机”全泡鸡汤了。他见我说得可怜，同意带我去游中山陵、明孝陵，路经新街口，吃过午餐，即赶赴长江大桥。那时的长江大桥建成没几年，初见那宏伟景象，使我惊异不已，无奈天色渐黑，只得匆匆赶回火车站。当晚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我半睡半醒，想就了一首打油诗：“风尘扑扑未曾停，放马闲游南京城。钟山景色观不尽，莫怨落日不留情。”
  黎明到达上海，即转乘海轮回温。到平阳后，我向万全区委（当时称“党核心小组”）汇报参观经过。区委成员听后，一致认为这些经验既全面又宝贵，决定召开全区脱产干部大会进行传达。县农业局见万全对这次参观这么重视，即拨大会经费到区。在这次全区脱产干部大会上，我详细介绍了所参观单位的先进经验，整整讲了四个小时，到会同志听得津津有味，并一一作了笔记。
  这次参观汇报，对我鼓舞很大。我感到作为一个小办事员外出参观回来，受到如此重视，这是史无前例的。其实，党委重视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对全区农副工业生产寄予极大的希望。
  排难解纷
  由于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财会工作的逐渐民主化，农村面貌日新月异，然而产生一些矛盾也在所难免。尤其是财务上的疑难问题，凡是公社、大队解决不了的，都反映到区委、区公所，作为主管全区经营管理具体工作的我难辞其责，何况这是我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舍不得错过。在我脑海中记忆较深刻的有四件事，现叙述于下：一、某某大队的某某生产队，夏收夏种期间有一天，该队队长和社员数人送征购粮入库，归来后队长把粮款连同粮库的两张收购凭证交给出纳员。事过多天，出纳员说那天送购两次（因有两张收购凭证），粮款只交一次，还有一次粮款未交。队长说每天购粮回来，都把粮款交清，没有一次未交。争来争去，讲不清楚，矛盾激化，少数社员打算去出纳家把锅灶砸掉。公社知情后予以制止，向区要求派我去调查下结论。我接通知后立即赴该队，队长、社员们都在田间劳动，我去田头见了他们，问明简单情况后，和队长、会计去生产队办公处所，请来出纳员。出纳员交给我两张收购凭证，说：“第一次购粮价已交，第二次购粮未交。”队长反驳说：“都已交清，没有一次未交的，难道我贪污了不成？”我一听，这件事是发生在会计入账之前，出纳员同送粮经手人交接款项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又无第三者证明，像这样的问题是无法下结论的。虽然如此，但是我想到社员们对我这么信任，寄希望于我，我如摇头撒手而去，于心不忍，要尽一切可能找到蛛丝马迹，来说明点滴情况也好。于是我手持两张收购凭证，睁大眼睛，盯住看了又看，把两张凭证的号码一比较，问题就明白一半了。原来这两张收购凭证是同一本，顺序号码之间只差一号，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该生产在这一天只送一次粮，而且两张收购凭证的稻谷数量恰相当一只河泥船的负载量，很可能是过磅秤时因挑运接不上，被别队挤了一批后，接上再将该队稻谷继续过秤，另开一张收购凭证。这么一来，一次送粮就出现两张凭证了。另外，作为出纳员在收款时应根据所交凭证金额收款，如果粮款交不清，应该在收款时追问，这张收购凭证早已在出纳员手里，为什么到现在才发现呢？据此，我在田头向社员们汇报了自己的见解，至于粮款到底有无交清，请社员们自行分析下结论。社员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有人说：“同志，你这么一说，我们全部明白了，我们自己会处理的，有劳你了。”
  二、有一天，我巡回辅导，经过区委工作组进驻的某大队，据一位区委委员说，某队社员普遍反映出纳挪用生产队公款，出纳员是大队干部兼任，社员要盘点现金库存，被山纳员拒绝。工作组要我在这个大队留一夜，帮助他们解决这个疑难问题。我闻此言，认为这是自己分内之事，义不容辞。用过晚餐后，我独自去那位兼出纳的大队干部家。其实我们是熟识的，他见我来，很客气地叫我坐。我们两人同坐一条床杠上，几句寒喧之后，我即问他经管的现金库存同会计账册上结存数是否相符。他沉默不语，接着我说明来意，说是受工作组的委托来盘查生产队库仔现金的。他听后，脸色苍白，全身发抖，抖得床上布帐也颤动不停。我见此情景，便抓紧进行思想教育，讲明一个人犯点错误是难免的，只要及时改正错误，就是好同志……我问他到底有没有挪用公款，他即说确有挪用200元给自己买牛。我劝他连夜去亲友家借来把公款补足，明天请社员们来检查就是。他听了我的诚恳劝导，答应连夜把它办妥，并向我表示谢意。当夜我向工作组汇报了经过情况，第二天我继续走我的巡回之路了。
  三、某年某公社某大队，社员选代表审有大队的账目，经过核对，发现一张有贪污嫌疑的单据。这是一张救济补助付款单据，单据上金额是20元，领款人说只领到12元，但这20元的收款单据上却有领款人盖章。为此事，该大队审账小组争议多天，下不了结论，公社书记要我去助他们一臂之力。我是个有求必应的人，随请随到。有一天，我到了公社，社员代表早已聚集公社会议室，大概是专为我在等待。我来之后，双方和公社书记都表示欢迎。我刚坐下，双方各说自己的见解。出纳员说：“领据是20元，我是按领据付款，难道有错吗？”审账代表说：“经向领款人调查，她发誓说只领到12元，难道这位接受救济的年老妇人会撒谎吗？”听来两方面之词都有理，但作为财会工作者来讲，应以单据为准绳，问题在于这张单据是否确实，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张领据上，看了又看，突然发现这小写数字的“0”字内圈不清，似有擦改之嫌。我即请公社书记派人向大队植保员借放大镜一用，借来后我一照，小写数字确实有擦改之状，其中“0”字中有“2”字被擦，还留有模糊痕迹。我到内间把放大镜递给公社书记看，我说：“你看这个蛋（即指“0”字，像鸡蛋）里还有只小鸭（“2”像小鸭）呢！”这有可能把“12”元擦改为“20”元，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由公社书记做大队干部（兼出纳）的思想工作，劝他主动改正错误。分析任务告成后，我就离开了。后来听说事情果然是我分析的那样。
  四、1969年冬，万全区一个集体企业职工对企业领导有经济怀疑，说是一年利润不知何处去，虽聘请一位老会计审查该企业财务账册，在了很久，不见眉目。当时区革委会初步酝酿派我去审查，但未正式决定，而我更不知道此事。我虽然不知，却被该企业领导人知道了，他们大吃－惊，认为此案一落我手，必然真相大白，有几人建议买一只名牌手表向我行贿，要求手下留情。议论未决，被会计知道了，吓得魂飞魄散，夜不成眠。他知道我的根底，是一个不会被人收买的人，更不是不知查账技术的外行人，一夜冥思苦想，认定只有走带头坦白的道路。第二天就跑到我家，向我讲明该企业集体贪污的情况，要求我救他一命。我说：“你对我这般信任，我非救你不可，但救你只有一条路，即坦白从宽之路。尤其是集体贪污，会计参加贪污，责任比任何人都重，应赶在大家之先，带头彻底坦白，我向区革委会要求对你从宽处理。”他听了我的话，回去便将贪污账目一条条列得清清楚楚，甚至把贪污手段、账目上作弊都讲得明明白白。过两天，我去区革委会汇报情况，我未开口，一位分管的同志讲：“你来得正好，革委会即要调你去审查某某企业账目。”我说：“不用通知了，我已把这个企业集团贪污的情况搞清了。”这位分管同志喜不自胜，我把所有具体情况都说了，建议区革委会一定要执行政策，给他宽大处理。之后，经过多天工作，我帮助该企业职工审查小组进一步核对材料，调查取证，归纳调查材料，上报由区革委会自行处理。后来听说区在大会堂广场召开了处理大会，为首数名贪污嫌疑犯予以刑讯拘留，对会计主动坦白，免予刑事处分。
  农业统计
  农业统计工作是由农业会计辅导员兼管的，季有季报，年有年报。年报内容很多，全面反映农村社队基本情况，包括各行各业的生产和收益分配情况。按照规定程序，只要将全区各社上报的统计资料加以汇总，上报县统计局，就算是完成任务。但是我认为把这些活生生的数字封锁在档案号，实在太可惜了。应该把这些死的数字变活，让区、社各级领导作为制订计划和指导工作的依据。于是我把全区13个公社140多个大队和率先的每个生产队的粮食宙产，排出名次，在全区三级干部会上公布于众，使先进者受到鼓舞，后进队得到鞭策。
  其次根据排列的产量与全区水稻平均亩产相衡量，找出代表全区产量的中间大队。我记得1961年是宋桥公社樟桥大队，从1962年起全区收益分配工作，都以该大队为试点。当我把1962年夏季预分工作的试点迸行估产后，我对区委池欣昌书记说：“今年全区的早稻宙产大约是多少斤左右。”池书记以为我在讲闲话，笑着说：“讲死话，全区十万亩水稻，稻穗未成熟，你怎么会知道全区的早稻平均亩产？”我看他不相信，不与争辩。到早稻收割以后，果然全区平均亩产比樟桥大队亩产只少1斤多，准确率达99.5％以上。从此以后，区委才相信我预估的全区平均宙产量是有依据的，不可不信。后来连续四年，都没有逾越这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