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查阅相关的材料，发现郑成功本人虽在平阳县城外只有驻扎五天左右的时间，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审时度势，劝降平阳县城守将，避免平阳县城的战火。据《先王实录》载，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初七，郑成功亲自到平阳县城观察城里的情况，发现平阳县城里军无斗志，没有主动防御的迹象，“并无发铳”。为了兵不血刃地收复平阳，于是派部将张英、马信对平阳县城守将进行劝降。果然，平阳县城守将车任暹献城投降，从而避免了平阳县城的一场战争，保全了县城人民的生命。接着，又派车任暹到瑞安县城进行劝降，瑞安县城守将艾诚祥亦献城投降。江日升《台湾外纪》载：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初七日，（郑成功）率众登岸犯平阳，守将单（车）任暹降。十三日，瑞安县守将艾诚祥亦献城降。”
  二是征取粮食，满足军队需要，为北上反清复明做准备。郑成功之所以从厦门出发后，在沙埕前岐港登陆，由分水关进攻平阳县，其主要原因是军中缺粮。《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五月）十三日，藩督师思明（厦门），开驾北征，缘阻风，逐浪（高戈）上。至二十一日，驾到沙关。风雨未顺，驻扎十数日，官兵乏粮，议就温州界属登陆，收复郡邑，取足粮食。”郑成功占领平阳、瑞安等地后，就地征粮，取足了七个月十七多万人部队的用粮。《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是月（六月）十四日，行令各官兵取足七个月粮食，仍着监督、监营传取足额。以城邑归附，不用防备杀虏，且近水易载，候十五日有令，载往三盘卸贮。如无足七月之粮，究处将领。后各镇俱报足七个月粮。”乾隆《平阳县志·杂志·时变》载：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初九日（应是六月十一日），海寇郑成功大䑸蔽江而至，汛防各标官兵咸畏惧降顺。城内去年火后，寥寥数家，贼见藐而不入，惟在乡劫掠三日，并取西门内典铺积货而去。是时，妇女赴水者不可胜数，榆洋堡尤甚。三都竺岙寨，其近都居民万馀，避入寨中。其地四面峭壁，贼以须饷为名，群集而上，至半山，民以巨石压死者数百。贼怒，仰攻不已。及寨中石竭，贼屠寨，男女坠崖死者不可胜数。”
  关于乾隆《平阳县志·杂志·时变》中记载的郑成功部在平阳取粮之事，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
  其一，所谓三都竺岙寨，现位于万全镇湖岭社区小湖岭旁边的卓岙山上，此山是西太山的一个组成部分。竺岙，现名为卓岙。卓岙山为平阳与瑞安的界山之一，山上的卓岙寨现属瑞安所辖。《瑞安市地名志》载：“卓岙，在屿头西南2.5公里。位处西太山东南麓的山岙，村多卓姓，以姓名村。明乡贤卓敬故里。”
  其二，郑成功第二次北伐从厦门出发前，曾经重新颁发“出军严禁条令”，严明部队行军纪律，不准士兵烧杀掠夺。《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五月）初七日，重布出军严禁条令传示‘照得恢复伊始，信义为先，故逆者剿之，顺者抚之。剿抚分明，所以示大信、伸大义于天下，此诚今日之要着。如严禁奸淫、焚烧、虏掠、宰杀耕牛等项，本藩已刻板颁行，谅谆不啻再三……’”然后重申了十条禁令，其中涉及“地方取粮”与“攻剿地方”的禁令：“就地方取粮，亦不得己之役。官兵只准取粮，不准奸淫，掳掠妇女。如有故违，本犯立即枭示，大小将领一体从重连罪。不论镇营官兵役伙人等，有能拿报首明者，赏银五十两。”“攻剿地方，有附虏十分顽抗负固者，攻破之后，明令准掠妇女，以鼓用命，以示惩创，不在禁内。如系虏据不服，百姓罪有可矜，如无发明令掳妇女者，不准掳妇女在营在船。如有故违，本犯枭示，大小将领一体从重连罪。不论官兵役伙，拿报首明者，赏银三十两。”可见，郑成功部的军纪是非常严明，且此令重布时间为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初七日，只早于郑成功占领平阳县城一个月多几天而已。郑成功部对军纪执行也很是严格，采取连坐的方法，士兵犯罪，累及将领。《先王实录》载：永历“九年（1655）乙未（十月）二十八日，把臣功同张魁等开城投诚，官兵进城安民，草木不动，威声振江南。先时行军，本藩即发银一为两，付陈总制等领载北上。凡攻略邑有功，先赏后报；有罪镇将会议先斩后闻；其官兵奸淫抢掠，连罪将领，阿私不举，罪总制。时师至湄洲北镇下，有一兵取水，拾人一鸡，被监营报解，遂集诸镇议罪。甘辉对众人自认统御陆师失律，去衣请责示儆。诸将迟疑。辉曰：‘尔等今日不责我，是致我总督与本藩杀耶？师行在迩，令即不行，尚望恢复致远？’于是总制请令箭致于前，责十棍，犯兵枭示，付翼司哨队各捆责，北镇舟师后至，免罪。以故军令严明，官兵遵守，进城秋毫无犯。”《先王实录》载：永历“十二年（1658）戊戌（十一月）时，攻破卫城（磐石），颇有掳掠妇女。藩以为虏所据，传令释放，恐有未遵者，令搜出究罪。时后提督下副将胡雄伙兵匿一妇人，连罪俱杀，副将胡雄惊自缢死。何佑亦连其罪伏诛，诸将跪乞曰：‘此猛将难得，处处有勋，杀之可惜。’力保之，乃免，降兵捆责。”《先王实录》的作者杨英是郑成功部户官，在记述郑成功部有关事情时，虽说有时难免存在一些粉饰，但基本上是可信的。故郑成功部队不大可能在平阳县内因取粮而掳掠、奸淫妇女。而郑成功部在平阳取粮，及攻竺岙寨取粮，应是事实。郑成功部的军需问题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他的兵力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沿海岛屿与小片滨海地区，粮食供应不足，故往往在攻占的地区征收粮饷，以满足部队的需要。由于竺岙寨的抵抗，用巨石杀死郑成功部征粮的许多士兵，故攻下山寨后，竺岙寨里的一些人被杀，应是对反抗征粮、杀死郑成功部士兵的惩罚。
  其三，这段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乾隆《平阳县志·杂志·时变》，后民国《平阳县志·武卫志二》予以沿用。乾隆《平阳县志》由张南英撰写，徐恕为之写序时为乾隆二十三年，即1756年，恰好离郑成功部占领平阳的时间为一百年，所以对一百年前事情的记载应有一定的真实性。张南英为清乾隆年间进士，并担任过贵州瓮安、平越、清平等县的知县，由于政治立场不同，称郑成功部为贼，故可能会夸大其词，并进行污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