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一九七七年高考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一晃，居然四十年了。
  高考前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从平阳中学毕业。记得毕业离校的那天，天气炎热，当我拿到薄薄的一张高中毕业证书，跨出校门的时候，已是暮色四合，想到从今往后就要步入社会，但前方没有路标，我不知道走向哪里，本来泪点就很低的我，几乎哭了一路。
  我的父母都是公职人员，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哥哥十五岁就当兵去了，大姐高中毕业插队落户已近四年，二姐留城招工。我呢，刚满十六周岁，当兵无望，招工无门，上大学？不是没有想过，物理老师吴立恭吩咐我，不要放弃学习。但只有下乡当知青才有可能被推荐上学。
  当我向父母提出下乡插队的想法时，一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父母一致反对，理由是：大姐已经插队几年也没有招工、上学的机会，农民户口连对象都难找；农村本来就人多地少，农民不愿接受知青落户，你年纪还小，就在家学做饭吧。差不多一个月光景，我每天买菜、做饭、刷碗，成效明显。一是学会划火柴、生煤球炉；二是碗橱里的粗碗细盘数量迅速减少；三是我的手不是划伤就是割破……
  在经历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后，我决心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瞒了父母，独自跑到县知青办，办理下乡手续。县知青办是“最多跑一次”的模范单位，一个上午就把手续办得妥妥的。插队落户的地点是腾蛟区腾蛟公社金湾大队，离县城近四十公里，这里的方言是闽南语。插队青年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大队拿了政策规定的零点一五立方米的木材，却无法安排住处，空余的房子不是没有，但那是孵坊，无法住人。好在有亲戚在区公所当副书记，就在区公所的档案室里支了一张竹床板，解决了住的问题。区公所的斜对面就是腾蛟小学，当时刚创办了初中部（戴帽中学），正缺数学老师。平中是当时平阳（包括现在的苍南）最知名的中学，我就顺利地补了缺，当了代课老师。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广播里播出的时候，我正站在区公所嘎吱作响的破旧木梯上，楼梯上方挂着积满灰尘的木盒式喇叭，我屏住呼吸，生怕漏掉一个字。广播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很不清晰，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了；应届毕业生可以报考。我激动雀跃起来，立刻跑下楼，在装衣物的小木箱里翻找书本，事实上除了初一数学课本和一本备课簿，啥书也没有。
  这一晚，没有黑夜。
  复习备考
  我辞去了腾蛟小学的教职，回母校平阳中学报名参加复习班。复习班人数爆满。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十六岁，大的三十多岁。学校按届别编班，再分为理科和文科复习班。我和大姐都报名参加了理科复习班，虽然相差四岁，也成了同学。平中离县城三公里多路，每天晚上去往平中的公路上，人流如织。人人怀揣上大学的理想，但有多少人能考上大学呢？据老师们评估，最有把握考上大学的有“四大才子”徐晓东、杨国忠、蔡力章、蔡元同，他们是七三年冬季毕业的七四届高中生。这一届学生读高中时，恰逢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狠抓学校的教学质量，“四大才子”就是这届的学生。而七七届是最不被看好的，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碰上了“文革”，两派武斗导致全面停课，复课后除了各种政治斗争外，派农宣队、工宣队接管学校，还树立了千古奇谈的“白卷英雄”作为学生的榜样。初中升入高中不是通过考试选拔，而是推荐。上学期间，我班里的同学来来去去，在这个班读过书的同学近八十位。
  说是复习，对我来说，多为新知识，如物理复习班的第一课是光学，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光学，光学的基本概念如折射定律都是在复习班里学到的知识。我的高中物理课本的内容是“三机一泵”（电动机、手扶拖拉机、收音机和抽水泵），学的是电动机发电，拖拉机气缸的运动、晶体管收音机的原理。学校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每个同学都学会了开拖拉机、装晶体管收音机，但老师特别告诫过我们，不要随意自装收音机，平阳离台湾近，收听到“敌台”会犯政治错误的。所以复习班采用“文革”前的高中教材，我连课本也没有，全靠学校发的复习资料来做练习。复习资料是各科老师自己用钢板刻写油印的，稍不留神，油墨就被蹭得一片模糊。复习资料纸张不仅质量很差，最糟糕的是深咖啡色的，就是中药铺用来包药的那种，间或还夹杂着草屑稻秆，在低度数的白炽灯下，很难辨识字迹。好在我和大姐都有同样的资料，可以互相比对。我们做习题的纸，多是父母从单位顺回来的旧报纸；每天晚上我与大姐一起到三公里之外的学校学习，在家中同睡一张床，共用一张桌。虽然心中有梦想，但实战阶段还是要拼毅力的，这一点我落后姐姐太多了。每晚八点半喇叭传出《国际歌》的时候，我已经睡意矇眬、哈欠连连了，拉着姐姐要关灯睡觉；早上五点半《东方红》乐曲响起的时候，姐姐起床看书，我常常是赖着不起床，都是姐姐把我从被窝拉起来，督促我背元素表、数学公式。备考期间有件事记忆深刻，由于复习用的讲义纸张太差，姐姐说，买本带塑料壳的笔记本吧，我们把重要的知识点抄到本子上，随身携带，随时复习。在白石街的文具店里，营业员从货柜上随手拿了一本递给我们，打开第一页是一幅宣传画，画的是几个农民与一个挎着背包的知青送别的场面，画面上写着：贫下中农送我上大学。这句话，让我们兴奋了好几天。它真的像一句预言，姐妹俩参加初试、复试都上了高考红榜。
  初试复试
  初试的正式名称是平阳县一九七七年高校、中技招生文化审核，当时苍南县还没从老平阳县析出，参加初试有一万多名考生，选拔百分之十参加正式高考。我的考点在平中的四号考场，第一场是语文考试。铃声响过，开始答卷，我一摸衣兜，咦，笔呢？早上出门时，衣兜里放了一支换了新笔芯的圆珠笔和两毛钱，钱还在，笔怎么就没了呢？再仔细摸了摸口袋，原来衣兜底部缝接处有个破洞，笔什么时候掉了也不知道。我举手，监考老师听说后，让我赶紧去校门口的小店买，我一路跑得飞快，花了一毛三分钱买了支笔，又跑进教室答卷。若干年后，我担任平阳县招委会主任，高考的保密工作、流程管理十分严格，如果出现这样的事是严重的违规，必须做出相应的罚则了。约莫一个月后，平阳县有一千多名考生参加浙江省高校招生考试。考试前每个考生都要填写一份承诺书，给定的一句话是：“一颗红心，两种打算，勇敢地站出来让祖国来挑选！”可以与现在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上必有的一句话：“本人已阅读……完全知晓产品风险，愿意并能够承担风险”相媲美。记得当时老师教我们的考试策略是：不留空白，答不出的就猜。在语文考试时，我猜对了一题，将《齐人攫金》翻成白话文，我不认识“攫”这个字，题目并不要求注音，我通过上下文的联系，猜出了词义；猜错的是成语“高屋建瓴”的“建”的词义解释，这个成语在当年的文章里很常见，但从来没有拆解分析，情急之下就解释为“建筑”。复试的作文题是《路》，我引用鲁迅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路多了，变成了路”，演绎为科学探索之路，算没有跑题。通过复试的考生名单张榜在县城人民大会堂广场的转角墙上，围观的人很多，县城很小，熟人不少。我和大姐挤在人群里，看到我俩的名字都在红榜上，忍不住拍手雀跃，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
  录取
  上榜并不意味着录取，那年填报志愿，真的就是志愿啊。大姐原来的志向就是当医生，她在大队当赤脚医生，平时就自学了不少医学方面的知识，她填的志愿是浙江医科大学。我呢，没有明确的志向，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养活自己！上大学就意味着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高中时各门功课学习成绩都不错，语文、历史测试基本是第一。语文周彪老师建议我报文科，物理吴立恭老师让我报考理科，当时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周边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大多报考理科。我也随大流报考了理科。我看到浙江大学有一个专业是地球物理，觉得很高大上，就填了第一志愿。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盼望邮递员上门送喜讯。
  不久，姐姐的录取通知单如期而至，她被浙江医科大学录取，专业是临床医学。那几天来家祝贺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送来的鸡蛋、面条把饭桌堆得满满的。我的入学通知单却没有盼到，等来的消息是，我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从上红榜的欣喜到落选的沮丧，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都可以用来发电了。当时的考分是不公开的，有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你的考分比姐姐高。为何落选？至今不得其解。
  我躲在二楼的房间里不下楼，姐姐安慰我，说半年后又有机会考试了，别泄气，明年我们也会到杭州念书的。虽然我接受她安慰的话，但眼泪还是不受控制地掉下来。父母亲从来也没指望我考上大学，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两个姐姐的影子。我五岁半跟着二姐读书，没有留级就不错了。二姐是班长，成绩好、能力强，我抄她的作业已是习惯，父母从不制止。高一下学期，为了一个留城安置的指标，强行让二姐停学，改大年龄，成为平阳糖厂的工人。没有了二姐的依傍，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我发现自己其实是具备学习能力的，但父母并不了解，所以对我的落选一点不在意，也不来劝慰，这使我越发伤心。
  我再次卷起铺盖，到腾蛟区的带溪中心学校代课去了。课余时间，我躲在阴暗潮湿的区公所档案室里，继续复习准备参加一九七八年下半年的高考。大概过了两个月，母亲来电话说，接招办通知，有扩招指标，需重填志愿。有上次落选的经历，这回我已不抱任何幻想，让母亲代填。入学的通知很快就到了，录取学校是浙江师范大学温州分校（一九七八年成立的温州师范专科学校），专业是中文。对这个专业我很不满意，我的物理老师建议我放弃，再参加一九七八年高考。考虑到当时签了承诺书，吴立恭老师陪我到邮局给省教育厅挂了电话，了解一下，录取后不入学，会不会影响下一年的报考，回复是明确的，停考两年。
  一九七八年五月，我提着父亲用过的破旧小皮箱和一个放过手榴弹的小木箱，走进位于温州九山湖畔的老温师，成为温州师专第一届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