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赵超构（1910.5—1992.2），学名景熹，常用笔名有史铎、沙、林放等，浙江省文成县龙川乡人，出生于该县梧溪南阳旧家外婆家，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杂文家和社会活动家。
  幼读私塾，温州上中学，1929年偕友人赴日本游学。1930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政经系，毕业后受聘于南京《朝报》，并开始撰写新闻评论。1938年参加重庆《新民报》工作，任主笔兼国际新闻编辑。1944年随同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撰《延安一月》，客观公正地报道了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周恩来誉之为“中国记者写的《西行漫记》”。1946年主持上海《新民报》晚刊工作，任总主笔。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后历任上海《新民晚报》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全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赵超构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勇于新闻改革，为人民说话，笔耕不辍，奋斗不息。曾先后七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引为布衣之交。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谈》（共三编）《世象杂谈》《林放杂文选》《中国杂文·林放集》《赵超构文集》（共六卷）等。
  在上海众多温州籍知名人士中，赵超构与三位来自平阳的“老乡友”。关系特别密切，彼此之间经常走动，交情深厚。他们，一位是一代棋王谢侠逊，另一位是数学家苏步青，还有一位是著名学者苏渊雷，后人称他们是赵超构的“平阳三友”。
  文成与平阳毗邻，山连着山，水连着水，可谓唇齿相依。早年间，文成龙川赵家在平阳还有远房的亲戚，当年赵超构的父亲赵标生开“同春”山货行时，就经常到平阳兜揽生意。赵超构年轻时就离开故乡，与平阳并无太多的“交集”，他与“平阳三友”大都是在外地结识的。就因了温州老乡的缘故，他们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在上海他们都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经常在政协、民盟等各类会议及场合上见面。每次相见，他们总有道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还有他们对古诗词都感兴趣，在会议空隙或酒会上聚在一起，聊到投机处，便赋诗吟咏，煞是尽兴。
  赵超构与“平阳三友”的交往，彰显了浓酽的故乡情谊，为后人留下了美谈！
  登报相寻苏渊雷
  在当代灿如星晨的名报人中，苏渊雷最推崇邵飘萍与林白水，还有罗隆基与张季鸾，称他们“皆有风骨”，“略伸正义”。在与他同辈的诸多报人中，他又独推崇乡友赵超构，称“超构文章，老而愈见精深，亦今所罕见”。
  苏渊雷，字仲翔，晚号钵翁，又号遯园。他命运多舛，“四一二”政变后被投入国民党大牢，“反右”时被流放东北边城，“文革”又惨遭冤屈，下放底层劳动。著有《读史举要》《白居易传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被学林称誉为“诗书画三绝兼擅，文史哲一以贯之”。
  苏渊雷年长两岁，赵超构到温州城求学那会儿，他已是“学生领袖”——温州学生联合会主席，当时他叫苏中常，早已投身地下革命斗争。那时的赵超构刚接触新文化的熏陶，对他只有仰慕的份儿。过不多久，赵超构就听说他被抓了，押往杭州，再后来又听说他被特种刑庭判处19年徒刑。苏渊雷成了赵超构父亲教育他“学生要本份，要好好读书”的反面教材。
  赵超构与苏渊雷正式相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赵时任《朝报》主笔，用手中的笔纵论天下，而苏任正中书局编辑，与千家驹、孙晓村、狄超白等，共同发起求知合作社。两位身居异地来自温州的年轻人，邂逅相遇，一见如故。
  淞沪战争爆发以后，沪宁铁路沿线遭受敌机猛烈轰炸，南京危在旦夕。他们随着流亡大军先后撤离南京，自此失去联系。在滞留武汉期间，赵超构暂住在汉口汉安里23号一幢破旧的民房里，具体负责《朝报》疏散人员的接转工作。他四处打听寻找在南京沦陷前后失散的同道好友，还在《大公报》上专门刊登“寻人启示”。多年之后，苏渊雷曾有“汉皋聚首剧酸辛，登报相寻欲问津”之诗，说的就是此事。当时在军医署当秘书的苏渊雷，无意间在报上获知此消息，喜出望外，急忙赶往赵寓所聚首。两位失散多时的乡友，又在战火纷乱中重逢，不禁喜极而泣。面对日益复杂的局势，他们彻夜难眠，抵足谈心，“商量出处”，一直到窗棂上透进了黎明前的曙光……
  在陪都重庆，《新华日报》中共地下党石西民成为他俩共同的挚友，他们经常互相联络，积极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来，苏渊雷移家北碚，创设“钵水斋”，以文会友，盛极一时。章士钊、沈尹默、沈钧儒等名流时相过往，赵超构亦偶为座上客。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各奔前程，一个奔上海办报，一个赴南京谋职，因战乱加之事务纷杂，期间双方几乎各不相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又在上海重逢。苏渊雷在上海从事文教工作，后来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苏渊雷与《新民报》是有一定因缘的，曾为南京《新民报》撰写专栏：《苏子语业》和《苏子向语》。赵超构主政上海《新民报》晚刊时，他又重操旧业，以“苏子”的笔名投稿。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2周年之际，他通过赵超构在“夜光杯”副刊发表了12首七绝，歌颂党与祖国繁荣昌盛之景象。
  在当代诸多诗词学者中，赵超构最推崇苏渊雷的诗词。在赵超构书房的案头上，长年摆放着两本苏渊雷惠赠的论诗著作：一是《论诗绝句》，二是《钵水斋近句论诗一百首附苏诗龚画风流人物无双谱》。此为同内容的两个版本，后者为新加坡出版，仅多个附录。论诗绝句是苏渊雷退休返籍，卜居平阳仙坛山麓，吟咏自遣之作。
  1983年《论诗绝句》出版后，苏渊雷第一时间将新书赠予赵超构前。因校对的问题，书中有些勘误之处，苏渊雷用红笔一一予以标注或改正，从中可见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对“老乡友”的敬重。此两册书成了赵超构晚年生活的“至爱”。每当空闲下来，他总喜欢翻找出来，悠闲地斜靠在藤椅上，或随手翻翻，或仔细研读，或高声吟咏……
  赵超构与苏渊雷结识于战乱之秋，相交于患难之际，相处于和平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俩以文会友，相互倾倒。赵超构逝世后，苏渊雷挥笔疾书三首绝句，以示哀悼。其中一首曰：
  文章精悍貌逡巡，朝报新民接轨新。
  老我无能饶有味，为君挥泪一沾巾。
  苏步青赞他“硬鲁迅”
  苏步青喜欢读赵超构的杂文，对《新民晚报》爱不释手，对这位“老乡友”的文品、人品更是钦佩不已，称赞他“应共先驱硬鲁迅”。
  苏步青年长赵超构八岁，拿他们的话说是“长一个放牛娃”。两人虽然是温州同乡，却往往只能用普通话或上海话交谈。因为苏步青的闽南口音和赵超构的文成方言，在发音、语调和节奏上确实相差太远，使得双方都难以听懂。不过，有时候他们谈兴正浓时，会冷不丁地夹杂几句周围人都听不懂的温州话。
  青少年时期，他们均到温州城里求过学，还是省立十中（现温州中学）的校友。苏步青1915年考入省十中，赵超构到省十中就读时，苏步青已东渡扶桑留学多年。苏步青与赵母娘家亲戚周定是同班同学，当年他们一起阅读《救国讲演周刊》《新学报》等进步刊物，组织同学上街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因而，赵超构虽没见过苏步青的面，但他却从老师和亲友的谈论中，早就认识了这位思想进步、勤奋好学的“学哥”大名，并以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为座右铭，视他为学习楷模。
  周定原名周志贤，早在1926年就加入中共地下党。“八七”会议后，在浙江进行农运和党务活动。1927年10月受命为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在温州协助王家谟（省委组织部长）组织实施“浙东暴动计划”事泄而被捕，后与王家谟、郑敬衡一起，被枪杀于温州紫福山麓。
  当苏步青知道周定是赵超构的表亲时，异常兴奋，曾多次与赵超构谈起周定。他说：“周定在学校学名‘静之’，但‘静之不静’，他是革命的激进派。当年他在学校组织同学上街捣毁了日本人开的‘东洋堂’，真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赵超构说：“是啊，周表亲打小就很正义。他反对寡婶求神问卜，当着道士的面，掀翻神案；他反对妹妹缠足，自作主张将她送到学校读书；他父亲赌博，他说‘父不贤，子可不孝’。”
  从两位老人的谈话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位革命先烈，内心共同怀有深深的敬意。
  苏步青自小爱好文学，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一生与诗结缘，著有《苏步青业余诗词钞》与《数与诗的交融》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使赵超构与苏步青的老乡情谊更加深厚。他们都十分珍惜这份老乡情，彼此间更多的是对对方由衷的尊敬。
  1983年的春天，赵超构与冯英子开完全国记协理事会，从北京赶回上海。火车刚刚启动，发现躺在他们上铺的竟是刚从日本访问回来的苏步青。他们赶忙起身，要将下铺让给苏步青。可苏步青哪里肯依，三个人就这样上下铺躺着，一天一夜的路程，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足足聊了一火车的闲话。
  晚年的苏步青为人低调，不太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但他对赵超构主政的《新民晚报》却大开绿灯。《新民晚报》开辟“健康老人”专版，他欣然答应采访，还在百忙中专门抽出一天时间陪记者拍照。当他得知摄影记者姓陈名继超时，便又拿老乡友赵超构说事，他不无调侃地说：“陈继超，这个名字好啊，你一定要继承赵超老（新闻界对赵超构的尊称），超过赵超老。”
  有一件事，让晚年的苏步青愈发对赵超构敬佩，且赞叹不已。曾经有一个时期，赵超构的长女静男夫妇因不习惯北方生活，曾想从哈尔滨调到复旦大学任教。苏步青是复旦的校长，他们经常在各种场合碰面，可赵超构就是不开这个金口。赵超构有个不成文的为人准则，就是绝不因家务私事难为领导和朋友。对“老乡哥”苏步青，他也不例外。
  对于这件事，苏步青一直“蒙在鼓里”，浑然不知。一直到了十多年后赵超构逝世，苏步青看了报上悼念赵超构的文章，才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他在《悼念赵老》的诗中写道：“老乡友赵超构同志不幸逝世，万分悲痛。旬日前曾往华东医院探望，如今竟成永别。特作此诗以志哀。”诗曰：
  乡音犹在耳边清，噩耗传来涕泪零。
  方谓三春轻杖履，不期十日隔幽明。
  新民报溢爱民语，未晚谈垂已晚情。
  应共先驱硬鲁迅，于无声处听雷鸣。
  “楚河汉界”有乡音
  赵超构是个不喜欢运动的人，对体育也谈不上有足够的兴趣。可他对体育报道的热衷，和对象棋的格外偏爱，却很少为人所知。在中国新闻界，他是最重视体育报道的报人之一，他与一代棋王谢侠逊还有过交往。
  早年求学时，赵超构上体育课经常逃课，成绩也不太好，仅免于留级。他不爱热闹，喜欢独处，习惯捧一本书躲到某一处“孤芳自赏”。他之不爱运动，除了性格使然，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一是自小瘦弱多病，娇生惯养，加之失聪，因而与体育无缘；二是职业报人长期白昼颠倒的“夜猫子”生活，还与烟酒交上了朋友，根本无暇顾及锻炼身体。
  象棋作为一种静态的体育项目，却很符合赵超构的天性，以致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体育爱好，且乐此不疲。在单位或是他所居住的小弄堂里，经常会看到他与人弈棋对阵的身影，聊起象棋，他头头是道，且眉飞色舞。不过他的棋艺一般，对于象棋理论似乎更精通一些。赵超构与象棋结缘，与他的温州同乡、一代棋王谢侠逊是有一定关系的。
  谢侠逊名宣，小名卿元，因自小好象棋精算术，便改“奕算”的谐音“侠逊”为字。他五六岁从父学棋，八九岁通晓棋谱，13岁与温州棋魁陈笙打擂，名噪东瓯。1918年，在上海力挫群雄，获全国象棋个人冠军，后来又连续三次在国际象棋大赛中夺冠，被誉为“中国棋王”。对于谢侠逊的大名，赵超构从小就有所耳闻，并在与他的交往中逐渐喜欢上了象棋。
  在南京《朝报》时期，赵超构一有闲暇就与人对弈，以棋会友，并开始关注体育评论。他积极主张“体育强国”，先后写过诸如《国民体质问题》《危矣殆乎！中国之体育界！》《勖中小学运动会健儿》等有关体育评论文章，并一再疾呼：“中国一切问题的病根，都在国民身体上与精神上的缺点！”
  1937年的暮春，赵超构终于有了亲聆棋王欬唾的机会。谢侠逊从上海来到南京，出席在汤山俱乐部举行的象棋友谊赛。赵超构作为象棋爱好者应邀来到现场观战，“老乡相见分外亲”，赵超构与棋王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棋赛盛况空前，名流云集，观者如堵，据谢侠逊年谱记载，应邀到场的还有李宗仁、张治中、程天放、岑有常等军政界要人。这期间他们纹秤对弈，互相切磋棋艺，还共同商讨成立中国象棋学会。
  抗战爆发后，谢侠逊出任南洋巡回大使，举行义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寓居于离陪都重庆三十多里的大兴乡下。由于战乱等诸多因素，从此他们难得再见面，赵超构偶尔会从报上看到棋王消息。1941年，谢侠逊因发表带有政治寓意的象棋残局，而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终遭特务暗算而受伤。重庆《新民报》大胆披露真相，赵超构等报人以言论声援之。
  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后，赵超构与谢侠逊才逐渐恢复了正常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谢侠逊撰写《象棋新谱》等读物，致力于象棋的推广与普及。赵超构与他志趣相投，加上乡谊深厚，两人经常在各种场合欢聚。每次晤面，他们都聊得十分投机，除了聊乡情之外，似乎永远离不开象棋。
  在棋王的影响下，赵超构主政的《新民晚报》开始刊发象棋类专稿。他约请沪上著名的棋类写作专家居荣鑫写棋稿，当时的晚报还没现成的棋盘棋子等模具，他就亲自带着作者下到街道工厂“翻砂车间”，亲自督阵制作。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后，赵超构决定每天推出体育专版，这在当时的上海是独一无二的。他还连续发起举办了七届“长寿杯”老年象棋赛，参赛者超过万余人。
  赵超构曾给《新民晚报》体育版一个匾额，上书三个字：“跃如也。”此语出自《孟子·尽心上》，原句为“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意思是说拉开弓却不把箭射出去，好像跃动的样子。拿赵超构的话说，就是“要将体育版编得生动活泼，好像运动员都在版面上跳起来的样子”。
  晚年的谢侠逊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是上海名人圈最长寿的老人之一。他在治棋之余，寄情于翰墨之间，尤其喜欢吟词咏对，且声如洪钟，才情并茂。他的诗友满天下，为后世留下许多壮丽而华美的诗篇。有“瓯海姻亲会，文成母女缘”之句，原来他共生育三男六女，五女谢秉英嫁给文成人作媳妇，赵超构戏称他是“文成人的岳父大人”。谢侠逊对文成“情有独钟”，生前写过多首与文成有关的诗词。
  20世纪70年代，年近九旬的谢侠逊偕夫人，曾先后两次到文成小住，这期间游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还特地到赵超构老家龙川走了一趟。龙川四面环山，晚清孙衣言曾撰赵氏宗祠联：“水绕一村，文澜不竭；四面屏风，秀气常钟。”的联语，故有屏风山之称。屏风山上竖起一块巨石，恰似玉树临风的大将军，故名“将军岩”，据传说，此乃天神所赐，以镇守门户，保佑平安。回到上海后，有一次与赵超构叙旧的时候，棋王饶有兴趣地聊起了在文成的所见所闻，并即兴吟咏七绝一首，即《和赵超构同志咏屏风山》：
  一枝红透生花笔，点缀屏山妙入神。
  记得龙川居住地，对门拱有石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