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周坦状元及第后，淳祐元年（1241）五月，以特差充镇东军节度判官，佐理事务，旋除秘书省正字，掌订正典籍讹误。（签判：为“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省称。该官职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设置，设于诸州、府，以京官充任，领判官之职，助理该州、府行政长官处理州、府政务，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徽宗时改名司录参军。宋高宗建炎元年复旧名。）。淳祐二年（1242）五月进官校书郎，掌校雠典籍。淳祐三年（1243）擢为著作佐郎，掌修纂日历。淳祐四年（1244）四月再擢著作郎，主修日历。在京为官多年，他一直恪尽职守，秉公办事，始终保持清廉正直的操守品行，决不趋炎附势、随流逐波。是年七月出知安吉州（今属浙江湖州）。周坦在安吉任职期间，清正廉明，秉公执法。有人告状，他不拘早晚，亲自接见受理。断案多以调解为主。如控诉的内容涉及隐私、违背人伦和有伤风化的，就劝说告状人自动撤回上诉，以便维护社会道德风尚的淳厚。只有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和屡劝不改的才依律惩治。所以民事诉讼越来越少。除了执政，周坦还开堂宣讲理学，听众往往多达数百人。安吉原先闭塞的民风和鄙陋习俗显著改变。淳祐五年（1245）周坦出任工部郎官。（今建设部、水利部副部长）老少沿路搀扶着来送他。他入朝奏对，说：“把喜欢顺承，厌恶异己的私情全部丢掉，好的政令都施行，坏的政令都废除，那么百姓的怨恨自然消失，也不会发生祸乱。”淳祐七年（1247）任殿中侍御史，上疏言秘书少监王爚失职，致爚罢为福建提点刑狱。淳祐九年（1249）十月任殿中侍御史，上疏言太常少卿知建宁府杨栋任成都制幕时，元兵来时载库存珍宝先遁，诏褫栋职。后官至刑部尚书（掌管全国司法和刑狱的大臣）。身为朝廷谏官，周坦铁面无私、嫉恶如仇，曾多次仗义执言，上书揭发过秘书少监王爚、太常少卿杨栋、转运判官包恢等官员的渎职不法行为。也就在这一年，他又干了一件震动朝野的事上书弹劾理宗皇帝宠信的宦官董宋臣。令满朝文武肃然起敬。
  周坦在朝廷为官时，正是南宋朝野上下醉生梦死的苟安时代。自1206年的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南宋君臣对收复失地北定中原，就彻底失去了信心和希望，于是心安理得地龟缩在半壁河山，守着一勺西湖水，酣歌醉舞，苟且偷安；加之朝廷政治日益腐败黑暗，敏感的文人士大夫深知偏安久大义难明，清醒地意识到朝廷、社会已是膏肓危病，无法救治，他们满怀爱国激情，却受制于软弱无能的朝廷；他们有心卫国保家，却又遭遇投降势力的阻挠和迫害；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却又屡屡遭到现实的打击；面对当时空前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周坦时而悲愤痛心，时而心灰意懒，但他还是放不下内心深处不可割舍的家国情怀和自已的处世原则。
  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内侍，平常最善观言察色、拍马逢迎，因此深得皇上欢心。仗着有皇帝撑腰作靠山，他与权臣丁大全表里为奸，内外勾结，弄权纳贿，无恶不作。朝廷上下，人人侧目而视、切齿痛恨，暗地里都称他为“董阎罗”。可就这么一个为非作歹的太监，由于皇帝的纵容包庇，朝廷官员慑于权势，都对他唯唯诺诺，逆来顺受，敢怒而不敢言。有的甚至趋炎附势，与之同流合污。周坦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觉得御史台为朝廷的监察机构，自己既然身为其中的一员，面对“董阎罗”的恶劣行径，就应该挺身而出与之抗争，决不能置若罔闻作壁上观。于是，他不顾一些好心同僚的劝阻，甘冒“引火烧身”的风险，搜集了有关董宋臣不法的劣迹与证据，奋笔疾书，毅然向皇帝上了一道弹劾奏章。谁知奏章上呈后，却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原来，理宗皇帝一意偏袒董宋臣，见到奏章后根本不加追究，反责怪周坦无事生非。只是碍于他是状元出身，在朝臣中享有一定声望，才放他一马，没有加罪。怕他继续惹事，便将其调离御使台不再担任谏官。如此以来，董宋臣、丁大全之流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横行霸道了。
  宝祐四年（1256），丁大全勾结董宋臣和后宫阎贵妃，向理宗皇帝进谗，弹劾宰相董槐。此举终于激起朝野上下的公愤。太学生陈宜中、刘黻、陈宗、黄镛、曾唯、林祖则等“六君子”，伏阙上书，要求惩办丁大全。周坦也联络一批刚直正义的官员，全力以赴进行声援。一时间，群情激昂，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本来理宗皇帝已开始动摇，打算改变主意了。但由于阎贵妃从中作梗，形势又急转直下，结果董槐还是被逐出相府，陈宜中等人被拘管，支持他们的官员也分别遭受打击，周坦被外调至徽州为官，丁大全却堂而皇之地进入枢密院，成为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宰相。直到开庆年（1259），丁大全终因隐匿军情之罪而被罢相。次年，他被贬送南康军，所乘之船经过藤州时，被将军毕迁挤落河中溺水而亡。丁案发后，陈宜中等“六君子”得以平反昭雪，周坦也官复原职，以殿中侍御史擢升刑部尚书而致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