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在启蒙思想家宋恕逝世100周年之际，平阳县委府率先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发扬优秀秀的统文化，非常难得。现在我谈谈几点工作体会。
  《宋恕集》的出版首先应归功于我敬爱的先辈学者，前温州图书馆梅冷生馆长。解放后，梅馆长非常重视宋恕的遗著，多方查询下落，后来亲到上海，通过关系，向宋恕、陈黻宸后裔动员，1954年，他们把宋恕师友函札和数十本遗著捐赠给温州市文管会。梅老首先委托温圣涵先生偏《六斋遗诗集》。1957年6月1日下午到杭州夏永焘教授家，告以“听搜集宋平子诗成一册”，夏氏说：“可属浙江人民出版社印一部《宋平子全集》，和《六斋遗诗集》、文、诗、词为一集，以太类诸人文学为附录。”谈至“夕六时去”，“冷生属予必顾此事。”（《天风阁日记》）不久，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梅老订合同，出版《宋平子集》，字数十万字以下。随着反右派运动猛烈展开，梅老忙于写检讨，见我在《历史研究》第七期发表《汉代奴隶制说的根本缺陷在那里？》长文，便委托我代编该书，他交给我《六斋卑议》印本和《六字课斋津读》抄本。因为没有其他要求，我很快完成了校点清稿。夏永焘教授在1959年5月30日《日记》中说：“浙江人民出版社送来冷生所编《宋平子集》，共《六斋卑议》及《六字课斋津读》二种，出版社以后者不合古为今用原则，拟仅印《卑议》。”结果合同没有执行，也就不了了之。
  1958年我参与国庆十周年温州历史和革命文物展览会的规划布展工作，有机会接触宋恕遗著手搞和师友涵札，在梅老的嘱托下，从事《宋恕选集》的编撰，内容共分论述、杂文、日记、书函、诗词、附录六部分，论述中包括《卑议》初定稿和刊本、《津读》、《筹边三策》等，附录包括章炳麟来函等，有关人名、别号加以注释。于1958年6月10日函请高教部长马叙伦题署封面，22日马氏办公室答“不能执笔”。7月6日我将该稿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6月26日收到该所华沪三字1537号函：尊编《宋恕选集》已经审阅，编选、注释方面你费了很多的劳动，有一定的质量，可考虑接受的。因我们原拟出版一套晚清人集子，《宋恕选集》拟纳入其中，后因去年纸张紧张，出版计划屡有变更，拖延至今，殊为抱歉。“现在决定接受出版”，“列入本年发稿计划中，请你修订补充后即予寄回。”并附上编字第348号约稿合同及三度审稿意见（顾延龙氏初审）。10月10日我寄出修订稿，1962年9月10日收到华沪一字2698号函，要求对题解，注释部分作些精简或删略，《卑议》“以初定稿，还是以刊本为主，希研究决定。”诗词、杂文部分“价值不大者可略加删减。附录部分宜大删削。”前言“须分两篇来写，一施展请你就现有的前言别以删改，只需叙述宋氏生平及此稿整理情况即可。另一篇我们拟请一位研究哲学史的专家撰写，评论宋恕思想，未知尊意如何？”1963年3月4日我在修订、增补（增加《创办粹化学堂办法》、《代批单县所呈试卷》、《致黄叔颂书》）后，请梅老校阅清稿一遍，然后寄给上海编辑所。此后因学术思潮的变动和十年大动乱，一直未能出版，书稿也随之失落。
  1981年8月，在《近代史研究》和《中国哲学》的编辑杨天石氏的重视下，接连发表了宋恕有关遗著，引起中华书局近编室主任陈铮的重视，1983年10月11日杨氏来信说：“我和陈铮同志已达成协议，《中国哲学》选刊宋恕的有价值的未刊稿及专题，中华出全集，这样，彼此当无矛盾，此告。”同年10月18日中华书局发来近编发99号函：“《宋恕集》是我局计划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之一种，并已列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我欢迎您承编该集。”同年12月29日寄来预付稿费500元。这时我早已调入温州博物馆工作，接触到更多的宋恕遗著及有关资料，于是在《宋恕选集》的基础上大加增补。1986年8月22日中华书局近字第56号函告：“尊编所收资料比较丰富，您在编纂过程中做的细微注释。考证疑谡、各卷加有编者按语等，使该稿颇具特色，可见您所下的功夫之深，我们甚为钦佩。同时我们也觉得稿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注释、年谱、编者的话、结束语、按语等方面的问题。现将存在问题和我们的意见附录于后……供您斟酌修改。我们认为尊稿的基础较好，望你抓紧修改，并尽快将修改稿寄来，我们争取在年内发稿。”并建议“将所有人名字号编成索引置于全集后，一些详介亦加在其中。”1987年1月20日责编李丹慧函告：“尊编《宋恕集》已发稿。见宋恕草稿影印件如纷乱，您竟整理编辑得这样好，钦佩之至！”10月16日李氏函告：“尊编《宋恕集》早已发稿”，1988年1月21日李氏函告：“尊著尚未送厂排印，我屡次催促，但愿能早日付梓。中华书局积稿甚多，出书周期太长。”4月17日函告：“现尊书稿已送厂发排。”1990年2月1日函告：“尊作《宋恕集》的校样终于来了。”1992年8月26日中华书局和我签订《宋恕集》出版合同，该书终于1993年2月出版，我于6月24日收到样书。并购买了100部赠送亲友。从1957年起算，历时长达35年；从1959年起算，历时长达33年；从1983年起逄，历时将近十年。这时我已66岁，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不久。
  《宋恕集》的编注是我一生治学过程中三大重点之一（外二为秦汉史、会党史），漫长的整理出版过程确实有许多甘苦体会。因学术思潮的变动以致一再修改前言，因十年动乱以致稿件失落，未能在工作期间出版著作，这些确实是不如意事。但最大的困难是宋恕学问渊博，交游广阔，其遗著中所涉及的史事、书籍、人物、千头万绪，很难完全搞清楚。单就人物而论，古今中外多达1688人以上。有的因政治原因造一化名，如《乙未日记》的“暗一六，廿一日又晤。”“十一月初三，晤一六，读不合，遂不复来往。”查了好多书，才据“始识一六及任父于客寓”等内证证实指康有为。《莫非师也斋六字课言》有的以地名代人名，如“新安、姚江、坠绪罕绍”，“臧否人物，希风界休”；前者指朱熹、三守仁，后者指郭太（见《后汉书》卷98本传：“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但“甘苦文章，符情东莞”我曾被难倒好几个月，偶然在新华书店看到《文心雕龙注释》中《梁书·刘勰传》：“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才知道“东莞”指的刘勰。《外舅孙止庵先生挽诗》中的“但恨不如李元老，行军逾百海之湄”，也曾困惑多时，后在孙锵鸣《东瓯大事记》里查到，原来是百四岁的温州布衣，南宋景定三年诏“补迪功郎致仕，本郡给俸。”《六字课言》中“斯盖外黄之所致叹，建兴之所不取。”其中“外黄”和“建兴”二人至今尚未搞清楚，实在有愧于心。
  编注《宋恕集》的过程也是我探究宋恕经历、交往的过程，我通读了中华书局惠赠的《谭嗣同全集》和《唐才常集》，发现前者页406注文云：“谭复生又云：章太炎于《民报》曾作一文力主排满主义”是明显的回忆错误（谭死于戊戌政变，看不到七年后《民报》，发现后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应指西方侵略者，而二集中部分缺年月诗文可据《宋怒集》有关诗文填补。1982年10月5日函告中华书局，10月16日回信，“重印时我们将参考订正”。宋怒《挽丁叔雅户部》注云：“君曾于光绪己亥创立正气会，为《序》一篇。”我据以推翻《唐才常集》唐氏创正气会并撰《序》旧说，先在1984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续在1988年第5期《历史研究》发表《自立会历史新探》，译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1年第2期。章炳麟和宋恕来往极其密切，我先后通读了《章太炎年谱长编》、《间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全集》（一、二、三）等书，撰写了《（章太炎年谱长编）订编》并附《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前者刊于《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后者刊于《中国哲学》第9辑。1986年6月中旬在杭州望江山宾馆参加章太炎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我提供《间太炎的反清思想》论文，后刊于《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会议期间，认识了汤志钧、熊月之、章念驰等学者。在赴绍兴参观的火车上，我赞扬熊月之所撰《章太炎传》简明扼要，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论郭嵩焘》极为深刻，并提及宋恕对郭嵩焘评价极高（“唐、包、冯、郭鹤鸣皋”）。他在前座听到后，当晚即来访谈。从此相互通信，赠我《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和《西学东浙与晚清社会》，我曾替前者撰过书评，刊于《上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熊氏告我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戊戌变法时期报刊中有不少陈虬文章。1991年11月2日承蒙汤志钧先生陪同前往徐家汇古籍部复印了多篇《经世报》中陈虬文章，此前汤氏还曾手录《知新报》中陈虬《呈请总署代奏折稿》。《陈虬集》得于次年出版，实靠汤氏大力支持，在对章太炎的研究中，我又曾陆续发表《兴浙会和保浙会是两个团体》（《历史研究》1988年第一期）和《论宋恕和章太炎的思想异同》（《先哲精神——章太炎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出版1996年版）。继《宋恕和章炳麟交往资料》之后，《中国哲学》第11辑刊发《宋恕日记摘要笺证》（1983年），第13辑刊发《宋恕日记》（续），（1985年），第14辑刊发《宋恕书信资料》（一）（1988年），第15辑刊发《宋恕书信资料》（二）（1992年），在全国哲学界引起充分的重视。1987年10月16日，李丹慧来函说：“有幸能担任尊著之责编，……对宋恕真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藉先睹原稿之便，做了些浅显的研究工作。现我想就此写篇文章，引文即注：胡珠生编《宋恕集》，不知道您同意否；尊编不久当可奉献于世，希望您能赞成我先此写些东西，这于宣传您的书稿，也是不无裨益的。”1988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刊发了她的《宋恕与近代维新思潮》。同年秋，广西师大历史系八五级研究生杨丽艳千里迢迢来温州找我，我把她它排到华大利饭店楼上住了几夜，提供了她所需要的资料，以后寄来学位论文《论宋恕维新思想》（提交时间：1989年5月）其《前言》说：“除此外，就是李丹慧所撰写的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关于论述宋恕思想的论文——《宋恕与近代维新思潮》；值得一提的是温州博物馆胡珠生先生编撰的《宋恕全集》已完稿，交付中华书局准备出版，为人们研究宋恕的思想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不仅如此，宋恕思想逐渐被国外的一些研究学者所注意，如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历史部高级讲师刘吉祥不久前寻迹于中国，查找有关宋恕的资料：美国的MaryBackusrankin、日本的冈山大学的石田米子女士也已注意他的思想。”该文以后刊于《广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来温州为宋恕资料找我的学者还有山东师大的研究生徐玉凤、东京大学的博士生杨际开和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彭国运。徐玉凤发表了《论宋恕的文化思想》（1998年山东师大硕士论文）和《宋恕与清本山东教育》（《山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彭国运于
  2005年5月刊印博士学位论文《宋恕思想研究》，共204页。7月9日醚函：“去岁温州之行，承大雅教正并惠赠论文资料校稿及书籍，喜谢莫名。……今论文告成，学位已得，行将离校矣，故寄与先生，幸教正义！天下之大，求一知宋恕者，先生之外，难其人矣。非先生，其熟从而商榷之。然先生指教、赠书之恩，终未有以报也！惟默祷上天福佑，祈先生健康而已！”“又及：先生所编的《陈虬集》，北大图书馆无，北京图书馆只有一本，藏在保存本室，阅览不易。我很想要此书，如先生有多除之本，能够相赠，则感激不尽！”杨际开曾先后两度来温州找我，他在《清未变法与日本——以宋恕政治思想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的《导言》中说：“1990年5月，我去温州拜访胡珠生先生，收集宋恕、陈虬的资料，回到日本后，在讨论课上向平野先生报告了对资料的研究心得，先要到1993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只有就手头上掌握的资料，对陈虬思想写了研究报告（指《陈虬大的同思想》，《二十一世纪》1999年2月）。……平野先生读了我写的陈虬研究的原稿，认为陈虬并非一流思想家，不赞成把他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宋恕才是清未变法思潮的传播源。有了对章太炎与陈虬的了解，为我回国以后集中精神力研究宋恕做了必要的准备。”2001年在《思与言》第39卷第4期发表《宋恕变法理论与清未政治思想》、在《温州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宋恕与儒学范式的近代演进》，2002年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9月总第6期发表《作为思想范式的日本观——宋恕与变法运动》，2004年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月总第23期发表《宋恕反理学的内在思路》。2002年12月《温州师院学报》编辑部寄来清华大学历史系熊锡鸿《论宋恕的崇儒抑法思想》一文，我在《审稿卡》里提了五点意见：“一、崇儒抑法思想为宋恕政治思想的核心或基础，作者据此立论，触及本质。二、判神州长夜之狱，前及康有为，后及孙宝渲，足见卓识。三、阳儒阴法极于洛闽，阐述较深透。四、复教写改制，提及宋恕不满古代圣王和五经，提及复兴原始儒学实际上是学习西方，识见可取。五、守正和求是，从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引及李蛰、颜无、戴震思想，颇有深度。从日本因素对宋恕的影响虽已有所交代，但尚欠深入。《宋恕集》中尚有读日本名家诗文跋多篇以及诗中及日本者，均未利用，特予补充一条，稍资完美。”熊文的缺陷一直是宋恕研究的薄弱五环节，这一薄弱环节终于由留学日本的杨际开突破了。本年7月15日，杨氏谦称“晚辈”，给我寄来上述宏著《清未变法与日本》该书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郭世佑教授在《序言》中介绍说：“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历史转型深受邻国日本的影响，后来居上的日本师法西方的成功不啻近代国人孜孜以求的典范。因此，无论是宋恕，还是黄遵宪，无论是康梁还是孙黄宋章，欲期将他们的思想弄得清晰一些和透彻一些，自然就离不开对日文资料的阅读与整理，包括对日本历史与文化的深入解读，对我国学界来说，二者均非易事。……杨际开先生则不然，修炼已近三十年的日本语言与文字的读写工夫，以及对中、日两国历史与文化的切身体认，使他读起宋恕等人的思想流变来，就能轻年熟路，随手拈来。……抓住宋恕等近代国人受惠于日本社会发展与学术思潮的基本特点，将宋恕的思想同中仝故国的前贤与时人相对照，还同日本前贤与时人相比较，溯源探本，梳理异同。还以近世东亚文明与晚清变革大局为经，以人际交往与师友行谊为纬，知人论世，旁征博引。”杨氏在书中肯定“宋恕是清末变法的传播源，是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的变法同志与前辈。”
  （页17）提到“日本的亚洲主义者松村介石在1900年出版的《近世界十伟人》中称宋恕为‘当今清国一俊生’，明治日本保留了对宋恕的记忆，与康有为一样，梁启超既是宋恕变法思想的挑战者又是实践者。”（页19、20）在广大学者的努力下，研究日益深入，评价愈来愈高，开始迈入新阶段，作为《宋恕集》、《陈虬集》、《孙锵鸣集》、《东瓯三先生集补编》的编者，能够躬逢其盛，其快乐和欣慰世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