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阳县图书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万全1960年饿病死亡事件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以外，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具体表现是：
  第一、“共产风”，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8年秋，城关镇和万全12个乡先后生成立钢城、宋桥两个人民公社，推行“一平二调三统一”，劳动力统一调配，生产资料统一使用，生活资料统一支配，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取消按劳分配，取消等价交换。将全区22000名男女劳动力分为两支劳动大军，大部男子炼钢铁，少数男子和妇女搞农业，使晚稻田间管理受到影响。11月，钢城、宋桥两个人民公社，又合并为万全人民公社。为了大办钢铁，又抽调一部分男劳动力上山伐木烧炭，导致晚稻收割劳动力缺乏，霜降开始秋收，到小雪以后才结束。由于公社规模过大，无偿平调农民的生产、生活资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各生产队开办集体食堂，食堂大门口帖着：“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的对联，大肆挥霍粮食。秋收结束，一边上交国库，一边食堂浪费，未到春节，许多食堂停伙断炊。练川管理区姜垟生产队是全公社中等生产队，春节前食堂停伙，每个人口只分到2.5市斤大米过年。过了春节，全队100多户就有38户110余人外流乞讨、打工，每天有30-40人到瑞安莘塍等地借粮渡荒。
  第二、生产瞎指挥，造成粮食减产。
  在大跃进中，县委先后提出39项“大办”，53项“大搞”，29个“化”，18个“消灭”。万全公社紧靠县城，“瞎指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9年4月下旬，万全公社召开春耕生产现场会，介绍城西割蚕豆做录肥的经验，布置全公社推广，使农民以蚕豆充饥渡荒的计划成为泡影。
  1959年11月初，万全公社在湖岭三都王生产队召开秋收现场会，推广晚稻先割后打的经验，要求将成爿田垟的晚稻，先统一割倒，后统一脱粒。结果，由于晚稻成熟有早有迟，有的尚未完全成熟，加上割倒以后风吹露湿日晒，造成损失。
  1960年2月中旬，农历正月，公社党委在练川召开早稻播种现场会，推广林步桥西岸姜自然村3亩水田早稻播种经验。当时气温在2-5度之间，寒风刺骨，没有薄膜等防寒设施，采取在秧田的西边挂草帘防寒，东边烧火坭灰保温的办法，布置全面推广。会上还听取练川管理区新任书记介绍改造落后队以“斗争为纲”的经验：“斗争斗到每亩密植4万丛，亩产2000斤；斗争斗到田无草，稻无虫”。会后部分生产队照办，结果下田谷种全部烂掉。据当时估计，全公社烂掉谷种20万斤，造成15000亩水田没有插秧，一季早稻无收。
  1960年7月29日，大暑已过6天，全公社早稻还有40％尚未收割，听到7号台风警报，公社党委瞎指挥，下达抢收早稻，割完再打的命令。各队照办，把早稻全部割倒。到8月1日，7号台风在福建连江登陆，我县降雨360毫米，使低洼田垟心田已割未打的18000亩早稻，全部被大水冲走，其余已割未打的早稻，也因割后浸水大量霉烂。瞎指挥又一次造成粮食巨大损失。
  第三、高指标高征购，大挖农民的基本口粮。
  1958年3月，县委确定全县粮食征购任务85945万吨，比1956年调整后的任务数50215吨，增加71.15％。另外又分配各地计划外收购粮食37500吨，合计123445吨。当年征购实际入库粮食87290吨，虽然只完成70.56％，但比1956年任务数多购了37075吨。万全是粮食主产区，征购任务大幅加码。
  1958年8月下旬，县委根据城西数丘早稻亩产千斤的报导，指令万全区委派出工作组，到临区乡三联村稿点，工作组用“谷囤堆砻糠，破棉垫米缸”办法，制造了早稻亩产千斤的假典型，召开现场会，强迫各村报出早稻亩产千斤的产量（其实，1958年万全区全年粮食平阳亩产只有667斤）。区委以此虚假数据增派各乡粮食征购任务。全区全年粮食征购入库2940万斤。
  1959年11月下旬，公社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汇报1959年粮食产量，公社党委先定框框，将12个管理区分成三类，第一类三城、宋桥、榆垟、临区，亩产1000斤以上；第二类宋埠、石塘、郑楼，亩产900斤以上；第三类练川、水亭、湖岭，亩产800斤以上。会上，除练川据实上报以外，其余管理区按公社党委定的框框上报。会后，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组织粮食征购入库，全年征购入库粮食3185万斤，比上年增购245万斤，增购7.7％。实际平均亩产只有582斤，比上年减产85斤，减产12.7％。一减一增，1959年全公社挖了过头粮705万斤，直接导致1960年饿病死亡事件的发生。
  1960年8月，早稻登场之日，本是农民饱食之时，谁也料想不到，天灾加人祸，造成早稻大减产，却又虚报产量，强迫农民送粮入库，早稻粮食征购任务虽未完成，但已挖了过头粮，使部分生产队食堂停伙，农民家中断粮。不少农妇到田里捉青蛙、拔野草充饥。就在早稻登场的8月，全公社死亡511人，患浮肿病3000余人。
  第四、部分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一大批讲真话的干部遭受打击，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遭到破坏，广大干部群众不敢讲真话。1958年1月至1961年底，全公社受到批判、斗争和各种处分的脱产干部有44人，不脱产干部、党员97人。而部分干部、党员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1958年1月9日，温州地委书记处书记带领工作组，在城关考棚召开万全五个直属乡干部反右整风会议，当场改组了城郊乡、石塘乡党组织，撤了上述两个乡杨化岳、邓伦聒、郑惠民、方培生、姜益贵、蔡其均六人的领导职务，在万全开始反右批右的整风运动，为吹嘘浮夸、强迫命令开了绿灯。
  1959年9月16日，公社主任和石塘管理区书记进驻石塘垟教搞早稻征购扫尾工作，制造了强迫命令的“三大回合经验”：第一回会，整干部，搜粮仓，强迫送粮4000斤；第二回合，捆绑牛东，软禁干部，强迫送粮18000斤；第三回合，五更时分，在男女老少哀求声中，强抢粮食5000斤。公社党委书记还在管理区书记会议上进行推广。
  1959年12月30日，万全公社在水亭杨老爷殿召开三级干部千人大会，公社主任把万全干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孙悟空，敢于斗争；第二类是猪八戒，只讲不斗；第三类是唐僧，敌我不分。会上表扬第一类干部，批评第二类干部，批判第三类干部。把练川管理区书记方培生当作右倾典型，组织13个人上台作批判发言。会上公社副书记还分配斗争任务：在三天内，每个生产队至少要斗争3-5人。会议结束以后，各地纷纷寻找斗争对象，全面展开斗争群众的运动。1959年以来，全公社被斗群众800多人，其中石塘管理区153人，宋桥管理区146人，宋埠管理区132人，练川管理区111人。
  万全公社党委还大力表扬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干部。在征购粮食时，曾经拿刀威胁、捆绑群众的石塘管理区书记，公社党委错误地给他颁发“方向明确斗争坚定”的奖状，并且召开现场会议，加以推广，使强迫命令合法化。许多干部错误地认为不斗争，“方向”就不明确；不打人，“斗志”就不坚决。使整个公社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发展到十分惊人的地步。宋桥管理区十个脱产干部，没有一个不违法乱纪，连平时一说话就脸红的信用社女会计，也动手斗争、罚跪9个人。除了斗争，全管理区还吊打85人，因斗争、吊打、逼迫致死34人，罚款73户3252元。扣饭现象更为普遍。湖岭管理区书记，冬天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劳动，谁不照做就要挨斗。瑞安仙降一个妇女路过看到，咀里“啧啧”两声表示同情，也立即被拉上台去斗争。石塘管理区书记亲自出马，斗、打群众43人，斗后气饿致死2人，自杀1人，重伤3人。1960年7月23日，宋埠管理区强制正在集中治疗的47名浮肿病人，下田收割早稻，当场昏倒4人，43人病情加重，到8月中旬，47人中有37人死亡。练川鲍垟农民陈××，被吊饭桶，不给饭吃，气愤填胸，悬梁自尽。石塘岙底富农沈××，派款100元，交不出钱，上吊自杀。练川鲍垟农民杨××，干部说他没有完成桥墩水库义务工，食堂不给饭吃，他去食堂偷了4斤大米，被抓住以后，打倒在地，撬开咀巴，灌进人粪，没几天身亡。真是惨不忍睹，骇人听闻。万全群众饿病死亡就是在这股恶风中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