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图书馆

民国时期，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尤其水旱虫雹等自然灾害，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和造成农作物减产，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除此，在某些地区时有火灾发生。抗日战争时期，宁海虽属后方，日寇空袭、流窜，亦属大害之一。
  民国九年农历五月三十日夜，雨狂风猛，霎时海浪奔腾，潮涨至二、三丈有奇。浙江滨海一带的温岭、临海、黄岩、宁海四县沿海延袤数百里变为泽国。居民避水无路，束手待亡，死者三千余人，禾苗概被铲除，田土皆成沙砾。
  据水利局编印的《孙荫庭与济生堤》载；“民国十七年（1928）农历八月初一和十八年（1929）农历七月十七日，原古渡塘庄连续两年遭到台风、暴雨、洪潮袭击，毁塘堤三万米，无数村庄遭淹，一万五千亩禾苗成了“白地”。灾民31400人。五千余村民靠草根、野莱充饥。省里拨下救灾款一万元。县府只分给古渡庄三百元，中渡村一百元，跳头九十三元。村民只好外出佣工度日，妻离子散”。
  又据国民党宁海海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民国三十三年（1944）五六月间，天气亢旱，虫螟为灾，本会派员实地调查所得，受灾轻者四五成，重者不及一二成，尤以水车、长亭、胡山、青珠、古渡各乡被灾为烈。受灾面积二十万亩，被灾人口96726人，财产损失六百零贰亿四千万元以上”。受灾结果，民国三十四年（1945）五月三日《宁海民报》上有载：“水车乡去年旱灾奇重，有土皆焦，无地不赤。农村惨状，触目伤心，以致一般灾黎竟将山上之葛藤根、铁郎箕，野外之刺角、李蒜、蒲柳等草木皆觅食殆尽。今则纷纷争食树皮、竹叶。全乡田地多半无法耕种，灾情之重，自古罕见。近来因饥饿而死者又有谢昌明、张心保、李蒋氏、李连官、李明、李保明、徐式连、伍立载、胡金标、伍丘云之母、王其丰之妻、王传金之妻；因饥饿而吊死者鲍序兵，服毒死者张止言，阖门鸩毙者张将官夫妇……。尚有老弱妇孺，已饿得命在旦夕。”同月二十五，《宁海民报》刊载水车乡民代表会发出呼吁书；“……家无积储，室多悬罄，树皮草子，觅食殆尽，嗷嗷哀鸿，时闻啼饥之声，汹汹萑苻，常睹劫掠之象，至今罗掘俱穷，寸丝典尽，坏壁颓垣，破甑尘斧，卖妻鬻子，挺而走险，流为贼丐者，指不胜屈、饥馑而死，悬梁服毒，阖门鸠毙者不一而足。虽蒙政府经予施赈贷款，稍拯垂毙之民，终觉僧多粥少，难济于事。本会力不从心，杼柚既塞，思告于浙东父老，升斗可丐，秕糠可济，幸分润于西江。仰望仁人，概赐大惠，解囊相助。……”
  此外，火灾给人民带来严重威胁。民国三十四年（1945）五月二十九日，长大乡下庄村发生大火。全村129户，受灾达72户，灾民379人，房屋被焚127间，估计损失在二千万金以上。
  日寇空袭、流窜，人民苦不堪言。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载：“民国二十九年（1940），宁海遭日寇空袭，被炸死49人，重伤20人，轻伤21人，焚毁房屋209间，损失五万四千元。民国三十年（1941）又遭空袭，死亡3人，重伤13人，烧毁房屋24间。”至于流窜各地，遭受损失更大。
  当时政府虽有救济赈灾组织，但只图虚名，尚有那些趁火打劫之徒。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宁海民报》载；“趁机而发荒年财者亦复不少，高利贷者，借人一万，四月对合；年还八万。”
  救灾事业，宁海远在明代成化十五年（1479）即有养济院之创立，后逐渐设立育婴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施医施棺所、残废所、习艺所等。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宁海赈济会成立，附属机关有义民招待所，儿童收容所。社会救济机构虽多，资金不足，更多是借助于社会人士力量，用募捐的方法。各机构设备简陋，管理不善，有的还中饱私囊。习艺所也达不到以业养业的目的，最后导致组织涣散。
  民国时期天灾人祸，几遍全国，虽政府方面有拨款赈灾之举，私人方面有慈善布施之行，然政局不安，全国闹穷，所赈之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救济事业亦无多大可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