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海县图书馆 内容
解放前，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占绝大部分，工业、交通运输业基础极为薄弱，商业小本经营，人民生活贫困。194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418万元，人均国民收入75元。
解放后，国民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道路。1950年以来，逐步改革旧的生产关系，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实行计划管理。生产力获得解放，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58～1960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济生活受到干扰、破坏。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进入70年代，工业生产有较大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贯彻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重视经济杠杆作用，加强宏观控制。1980年后，国民经济全面迅速发展。1986年与1978年比较：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9倍，社会总产值增长4.3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倍，国民收入增长3.4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3.1倍，均为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第一章 生产关系变革
第一节 土地改革
封建土地所有制 解放前，土地归私人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出卖者多为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买主多为地主、富农或商人。土地买卖的结果，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少数人手中，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贫农、雇农和佃农。据1951年统计，全县参加土地改革共66086户，255832人，可耕土地483533亩，人均应有土地1.89亩。其中雇农、贫农34094户，122595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51.6％和47.9％，仅有耕地43516亩，占总耕地9％，人均0.35亩。中农21412户，93711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32.4％和36.6％，耕地126547亩，占总耕地26.17％，人均1.35亩。地主共2841户，13789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4.3％和5.39％，占有耕地133562亩，占总耕地27.62％，人均占有9.69亩。富农1090户，5216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1.6％和2.04％，占有耕地24624亩，占总耕地5.1％，人均占有4.72亩。地主、富农两者合计人口占总人口7.43％，占有耕地占总面积32.72％，人均占有8.32亩，为雇农、贫农人均耕地的23.77倍，为中农人均耕地的6.16倍。
东乡长街为地主较集中地区。全区有地主1670人，占有土地31051亩，占全县地主总耕地23.25％。大湖、长街、山前3个村，就有地主128户。大湖村一胡姓地主，有土地3000多亩，为全县首户。
还有一种公堂田。包括祠田、寺田、茶堂田、校田、渡头田等。全县共135100亩，占土地总面积27.94％，亦多为地主掌握。
地主、富农利用土地剥削的形式，主要有：
（1）地租。地主以出租土地向农民收取地租。主要有定租制、分租制和预租制。定租制，由业主确定租额或固定租率，佃户不论丰歉均须按已定租额纳租。分租制，以当年实际产量，按业主与佃户预先确定的分成比例分租。有对半分（佃、业各五成），倒四六（佃四、业六），重则倒三七（佃三、业七），甚至倒二八（佃二、业八），以倒四六、倒三七分成为多。少数地方采取标租，由佃户标定租额，业主将田租给租额最高的佃户，剥削量超过80％。预租制，即典田。佃户承典租地时，预付一年地租，典期1～3年不等，典价以货币或实物支付。另外，还有一种“转租”，就是将地主的土地整批租来，再转租给佃农，以高租剥削佃户。
民国35年（1946）推行“二五”减租，但未彻底实施。
（2）雇工。地主、富农直接雇用长工、短工耕种土地，少则雇二三人，多则十来人。长工常年受雇，每年正月初上工，至十二月廿七八归家。民国时，长工年工资一般为稻谷10～12石，看牛（牧童）仅给少量工资，或仅供膳食而无工资，称“白吃饭”。短工也称“打短”、“散工”，根据农活需要雇用，日工资3～5升米不等。他们受雇主使唤，出的牛马力，吃的粗饭食，人身没自由，生活最悲惨。
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同月，县委在竹口、水车、茶院、香山等乡进行土改试点，并以竹口乡为基点。1951年1月，县成立土地改革指挥部，调集300多人组成土改工作队，经培训后，在全县各乡镇全面开展。
土地改革贯彻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经过宣传发动，发展农会会员，建立乡、村农民协会，负责土改具体工作。然后，发动农民自报公议，民主评定阶级成分。全县共评定地主2841户，富农1090户，中农21412户，贫农30552户，雇农3542户，小手工业、自由职业等其他成分6649户。同时，乡村普遍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受封建剥削之苦，清算地主罪行，严惩恶霸。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山林、耕畜、农具及多余的粮食和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团体的土地和富农的部分土地。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243212亩，农具239988件，耕牛2053头，房屋13217间，家具241334件，粮食707.25吨。
没收、征收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按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村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促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经过土改分配，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土地占有量，从土改前的35.17％上升到85.47％，地主、富农占地从32.72％下降到7.89％。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至1951年9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接着，进行复查，颁发土地证。
第二节 互助合作
土改后，部分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因生产条件差，资金短缺，经不起自然灾害威胁，出现高利借贷和典卖土地等两极分化现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互助组 1951年5月，久安乡店前王村王友水等5户农民，首先成立“五一”互助组。至10月，全县组成常年和临时互助组846个，入组农户3875户，占总农户5.86％。1952年互助组增加到3469个，21627户，占总农户29.96％。1953年4月，互助组发展到4346个，44363户，占总农户48.1％。其中常年互助组886个，8063户。
初级社 农户自愿报名入社，土地入股，维护社员所有权，统一使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按土地、劳力比例分红，或实行评工记分，按分计酬，谓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1952年春，县委在仁合乡下田畈村洪孚海互助组试办第一个初级社，入社农户9户，后发展到16户。1953年在牌门舒、大湖、力洋村试办3个初级社，各社农业生产均获得增产。1954年8月，县委组织工作组，在梅林、桥头胡两区进行扩社建社工作，年底全县初级社增至316个，入社农户6862户。1955年4月贯彻省委“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方针，初级社从686个缩减为301个，部分退回互助组。同年10月，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又掀起合作化高潮。1956年春，全县初级社达到1009个，入社农户44756户，占总农户61.4％。
高级社 农户入社土地归集体所有，主要生产资料折价归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谓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1955年11月，洪孚海等11个初级社，率先转办高级社。1956年春，出现初级社转高级社热潮，建立高级社110个，入社农户21110户，占总农户27.2％。同年8月，县委在紫文乡进行一个乡实现高级化的试点后，全面开展升级、并社和扩社。至11月，高级社发展到364个，入社农户67594户，加初级社56个，入社2141户，两者占总农户数94％，全县基本实现合作化。由于发展过快，工作粗糙，管理跟不上，生产水平低，粮食派购过紧，农民思想不稳。1957年春，出现部分社员“闹事”退社现象，农业社散伙51个，半散伙42个。同年秋，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组织力量，做好整顿、调整工作，加强民主管理，得以稳定、巩固和发展，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节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0月，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高级社升并，建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取代原区、乡、村建制。全县共建立长街、力洋、胡陈、一市、旗门、桑洲、岔路、双峰、黄坛、深甽、西店、黄墩、宁海等1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69130户，占农户总数99.7％。下设57个管理区（相当于乡）和528个核算单位（相当于行政村）。公社建立后，曾一度推行“工资制”、“供给制”，搞“一平二调”，大办食堂，大办钢铁，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农业生产下降。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降为9.37万吨，比1958年减14.9％。1961年又比1960年减19.1％。
1960年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制止“一平二调”，算帐退赔无偿平调财物。1961年4月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60条），确定人民公社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体制。年底，原13个公社划分为52个公社，下设1035个生产大队，4827个生产队，并实行核算单位的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解散食堂，分给社员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农业生产逐步上升。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穷过渡”，并队升级，提倡献“忠字工”、“忠字粮”，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推行政治评分，搞平均主义，“出工一律，记分一直”，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阻碍农业生产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逐步改革，纠正左倾错误。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村建制，乡建经济联合社，村建经济合作社。
第四节 私营工业改造
手工业合作化 传统手工业有铁、木、竹、泥水、陶器、砖瓦、榨油、
雕刻、编织等行业，有的在家经营，有的外出营业。据县商会登记资料，民国25年（1936），有纺织、造纸、皮革、造船、打钉、铸镬、木器等7个行业，计厂、坊389家。民国36年，县政府《社会情况调查》，有砖瓦、土纸、草纸、卷烟、土烟、木匠、篾匠、石匠、铁匠、中式成衣、西式成衣、鞋匠、雕漆等13个行业，从业人员5400人。因战事连年，经济萧条，至解放前夕，手工业者多处失业、半失业状态。
建国后，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扶植手工业生产，通过银行贷款，供应原材料，安排生产，收购产品，组织物资交流，生产得到复苏。1952年，全县有铜匠、铁匠、铸镬、石匠、木匠、箍桶、篾匠、串棕衣、编草帽、漆匠、车辆修理、钟表修理、钉秤、制鞋、制伞、制笔、印染、缝纫、织布、砖瓦、陶器、造纸、迷信用品、磨粉、糕饼、豆腐、制面等30个手工业行业，计1682户，7729人，年产值332.74万元，比1950年的50.91万元增长5.5倍。
党和政府及时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生产道路。1952年10月，城关铁器生产合作社率先成立，社员20人。1954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增至10个，社员469人，生产小组20个，组员268人。是年，召开县第一次手工业者代表大会，贯彻“积极领导，稳定前进”的办社方针。1956年3月，召开县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成立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10月底，手工业社增至131个，社员7631人，生产小组8个，组员107人，共占全县手工业人员84％，基本实现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私营工业改造 民国20年（1931），奉化县刘尧峰在城关桃源桥创办成丰米厂，开县内机器生产之始。民国26年，城内永明电厂开业。民国27年，缑城布厂有职工40人，规模最大。抗日战争期间，甬、奉等地相继沦陷，工厂内迁，当地政府采取战时奖励政策，工业有所发展。民国32年，县内有私营电厂1家，纺织厂6家，化工厂4家，碾米厂10家，印刷厂1家，职工共200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倒闭。至解放前夕，仅存电厂和几家米厂，职工80来人。
1951年，人民政府接收印刷厂和大湖五丰米厂为公营企业。同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办法，鼓励和发展私营企业。1953年，全县私营酿酒作坊根据“有利生产，方便群众”原则，合并为7家，产品由专卖公司包销。1955年，合成布厂经过扩并，改为棉织生产合作社。1956年，县成立工业企业综合公司，加强对私营工业改造。是年2月，19家碾米厂首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计职工158人，私股资金2.85万元，有砻谷机17台，碾米机26台，采取联厂不并厂，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统一核算办法，成立3个中心厂。酿酒业合并称公私合营宁海酿酒厂，下设3个分厂，共职工58人，资产2.13万元。4家布厂并为公私合营宁海布厂，职工72人，有铁木机36台，摇纱机31台。至年底，全县私营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1962年转为国营。对私股实行赎买政策，按股付息，年息5％，付至1966年第3季度。对原私营企业人员，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合理安排。企业按行业归属有关部门分管。
第五节 私营商业改造
私商概况 清末民初。县城街道已列铺成栉，棉布、南北杂货、山地货、鲜咸货等商店相继开设。水作、糕饼等手工作坊，前店后场，自产自销。粮食、杂货等居间牙行，为数不少。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意大利人强白隆在柴家墙弄开店，经销西药、染料、玻璃等舶来品。光绪二十六年，柴时运收回店屋，自设柴万成布庄。民国24年（1935），奉海公路通车，出入境商品增多。全县大小商号600余家，资本最大不过五六千元。抗日战争开始，县境迭遭日军轰炸、劫掠。民国29年7月，日机空袭县城，毁商店40余家。甬、奉等地沦陷后，一度客商云集。民国30～32年，全县商业登记413户，资本总额732万元。其间新设油行79家，百货运输业60家，合计占三分之一。资本最大三四十万元。客籍“上海鞋店”、“甬江状元楼”，也在县城开业。民国34年6月，县城沦陷，历时49天，至日军投降撤退，商界财物被掠398万元，元气大伤。
据民国34年6月至35年末工商企业登记，全县有商业户417户，资本总额487万元。县城195户，资本355万元；集镇222户，资本132万元。集镇中，桥头胡41户，桑洲19户，西店17户，合占34.7％。主要行业有：棉布业9户，资本73.5万元；百杂货业119户，资本127.4万元；南北货业37户，资本84.3万元；国药业52户，资本37.8万元；卷烟业23户，资本21.7万元；鲜咸货业18户，资本24万元；屠宰（肉食）业15户，资本13.7万元；居间商118户，占商户总数28.3％。居间商中米行46户（内县城29户，桥头胡15户，长街2户），资本14.08万元；杂货行35户（内县城30户），资本15.25万元；鱼行11户，资本4.6万元，多在桥头胡和西店；竹木柴炭行11户（内县城6户，岔路5户），资本4.6万元。饮食服务业59户（县城36户，集镇23户），资本31万元。其中：饮食店6户，旅店30户，理发18户，洗染5户。
另外，前店后场手工作坊有：糕饼业17户，水作23户，合计40户，内30户在农村。
此后，通货恶性膨胀，政府苛捐杂税，经营困难，商店大批闭歇。民国38年初，县城商业173户，饮食服务业19户。主要行业：棉布业5户，百货业18户，南北货业18户，国药业11户，卷烟业18户，鲜咸货业14户，屠宰业7户，文具纸张业14户，饮食店2户，旅店15户，摄影2户。居间商46户，占商业户26.6％。其中：米行15户，杂货行19户，薪炭行8户，糠行2户，板行1户，畜行1户。集镇商业饮食服务业尚存101户，减少58.8％。
社会主义改造 解放初，国家鼓励合法经营，私营商业恢复发展。1951年，县城商业进行重估财产。计有：棉布业6户（含布摊2户），资金56539元；百杂货业34户，资金26598元；南北货业30户，资金31204元；药业12户，资金19366元；卷烟业26户，资金18025元；鱼鲜业18户，资金5457元；屠宰业8户，资金2738元；文具图书业16户，资金9220元；钟表业3户，资金718元。县城饮食服务行业，有饮食店12户，旅店29户，理发11户，摄影2户。1952年起，贯彻执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分别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归口，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粮食业改造 1949年末，县城米行36户。次年，增至108户。1951年开始整顿，米行80户调整为粮食代理行51户。1952年8月，组成粮食联营行1个，29人，资金924元。乡镇米行未经代理行形式，1953年直接组成联营行。计：桥头胡2个、10人，资金402元；长街2个、32人，资金133元，沙柳1个、10人，资金150元；黄坛1个、3人，资金无考。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宣布撤销联营行。1954～1955年，在县城、桥头胡设粮食代销店3个。原米行职工吸收11人，余统一安排就业。1956年并入国营粮站。
棉布业改造 1954年，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前夕，全县私营棉布商52户，96人。县城布店4户，从业人员40人。1951年重估财产时资金5.52万元，因经营消极，资金抽逃，至1954的7月仅存1.65万元。9月，4户布店并为3户，人员减至35人，全部转为经销。农村棉布商48户，56人。其中坐商23户，摊商25户，总资金2.09万元。原20户并为13户、22人，转为经销。歇业1户，其余转业。1955年后，经过全行业公私合营，分别进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
其他行业改造 1955年，在桥头胡试点后全县推开。1956年初，在农业合作化带动下，私营工商业者纷纷向政府申请，要求公私合营。当时，县城私商338户，内坐商136户、299人，摊贩202户、258人。2月13日，城关镇召开大会，批准直接过渡国营30户，清产核资公私合营45户，经销代销125户，参加合作商店、小组100户，归口领导的33户。合计333户，占98.5％。
至1956年底，全县属供销社归口改造的1647户、1837人。其中：过渡进供销社51户、74人，清产核资定股定息71户、134人，共负盈亏合作商店48个、294户、343人，各负盈亏合作小组863户、885人，替供销社代购代销61户、64人。合计1340户，占81％。
1957年，继续改造工作，调整机构，下伸网点，下放人员。1958年11月，全县实行“政社、政企合一”体制，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全部过渡为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公私合营私股定息按年息5％发至1966年第3季度，股金不退还。合作商店、小组个人股金，保留代管，发股息，退出时发还。
第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 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后，逐步改变原以生产队统一核算办法。1979年，全县大田作物划分作业组，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和田间管理责任到人的办法。1980年推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为主责任制，极少数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实行包产包干到户。全县原有3175个生产队，分为4220个，每队平均从36.8户，缩小为28.7户。1981年推行包产到劳、包干到户为主责任制，占生产队总队数66.4％。农林水三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1982年扩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生产队总队数的88.4％。1983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
1984年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全县4742个生产队，当年确定延长承包期的4650个队，占总队数98.1％。其中承包期15年以上的4618个队，占99.3％。
1985～1986年，建立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普遍建立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全县97.1％的村建立经济合作社，配社长等干部1167人。（2）加强承包合同管理。调处纠纷合同98份，完善承包合同392份。（3）建立服务组织。乡村两级合作经济组建机耕、植保等服务组织662个，有专兼职服务人员1080人，其中村级525个，886人。还建立粮食、棉花、柑桔、对虾等20个商品基地，组织以茶叶、奶牛、苎麻等11个产品为龙头的产前产后系列化服务。（4）整顿清理村级财务。完成749个村的财务清理工作，共收回各种借支款406.65万元。
第二节 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国营工业系统 1980年10月，在棉纺织厂（布厂）、第一酒厂、无线电厂、水泥杆厂、动力配件厂、电器厂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办法试点。1981年，通用机械厂扩权试点。工业局与财政部门试行入库利润包干办法。1983年起实行利改税。企业留利部分可用于生产经营、职工奖金和福利设施。1984年，推行利奖挂钩经济合同，落实厂长负责制。1985年，小型企业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办法。1986年，企业经济责任制形式有：（1）棉纺织厂为基数留成，增长分成；（2）通用机械厂为工资总额与上缴税利挂钩；（3）化肥厂由财政补贴，企业包干；（4）光学仪器厂为盈亏自理，盈不上缴，亏不补贴；（5）其他企业为利润缴税，留成分配等。
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同步改革。先后实行百分制计奖，超工时奖，平均奖，计时计件奖，超定额奖，部分工资和奖金一起浮动，全额工资浮动等多种形式。
二轻工业系统 1979年10月起，先后在塑料一厂、阀门厂、针织厂、五金工具厂、汽车配件厂进行扩权试点。1981年后全面推广，落实厂长负责制，实行自负盈亏。企业领导班子层层组阁，正职录用副职，上级录用下级。企业有权有计划地向社会择优招工，有权选择生产活动和经营方式。企业对县局实行承包责任制，内部实行“工奖捆浮”、“工利挂钩”多形式、多层次考核分配制度。主要有：定额计件，超定额计件，全件计件、车台、班组超定额比例分成承包，原材料消耗和产品质量单项指标奖罚等。科室和管理人员按企业整体效益计奖。供销人员实行包供应、包销售、包费用的承包责任制。
乡镇工业 1984年前，执行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为农业、工业、出口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1984年开始，贯彻“积极扶持，全面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打破“三就四为”格局，实行乡办、村办、联户办、家庭办“四个轮子”一起转，逐步形成多层次齐头并进局面。同时，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推行“一包五改”：建立和完善经济承包合同制；改厂长（经理）任命制为民主选举制或招聘制，改固定工资制为计件工资、浮动工资制，改职工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改封闭、半封闭式经营为开放经营，开展横向经济联系，改企业变相“官办”为真正民办，政企分开。全县乡镇企业，以厂长为首集体承包占57.2％，个人承包占16.7％，自愿结合承包占22.9％。
第三节 商业经济体制改革
1980年底，先在县百货公司、力洋供销社进行“扩权”试点，把小商品订价权、中层干部任免权、5000元以内残变商品削价权、违纪职工处分权等，首次下放给企业。
1981年底开始，在国营饮食服务公司和梅林供销社推行经营责任制试点。
1983年，国营商业企业和商办工厂，为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关系，按照责、权、利结合原则，向县财税部门实行“核定基数、超收分成、欠收赔补”为主要内容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超收部分本着“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精神进行分配，并签订承包经营责任制协议书。各企业对所属批发、零售部门相应规定经济指标，采用百分制考核。饮食服务行业普遍推行“提成工资制”。供销合作社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建立社员代表大会制度，贯彻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县社吸收基层社为“社员社”，成立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985年，为进一步搞活小型企业（年利润8万元以下），国营五交化商店、东风糖烟酒商店、宁海旅馆，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的独立核算单位。国营光明、塔山、龙山糖烟酒商店，交电门市部，家电商店，工农、宁海点心店，大同酒家，宁海饭店，宁海照相馆以及食品公司下属3家门店，分别实行1～3年的租赁经营。县供销合作社对所属公司、厂、基层社及其下属部门，全面实行经济责任层层考核制度。在此期间，商业局和供销社归口领导的合作商店，普遍推行“定额上缴，其余归己”和“集体承包、租赁”的管理办法。
是年，县商业局陆建华撰《关于商品多渠道流通问题的探讨》一文获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浙江省商业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第三章 经济发展
第一节 生产发展
工农业总产值 1950～1952年的3年经济恢复时期，经过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获得解放，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2％，其中工业递增53.3％，农业递增5.8％。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完成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5.7％，其中工业递增17.5％，农业递增4％。
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的错误影响，兼遭自然灾害，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降至0.4％，其中工业递增3.2％，农业递减0.2％。
1963～1965年的3年经济调整时期，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上升到12.9％，其中工业递增14.1％，农业递增12.5％。
1966～1975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是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6.3％，其中工业递增13％，农业递增3.9％。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工农业发展较快，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全面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1976～1980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2.2％，其中工业递增21．7％，农业递增5％。1981～1985年的第六个五个计划时期，年均递增19.4％，其中工业递增26.8％，农业递增7.3％。
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81633万元，比1949年增长22.9倍，其中工业增长542倍，农业增长4.6倍。
建国37年来，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9％，内工业递增18.6％，农业递增4.8％。其中1978年以来的9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8.1％，内工业递增25.3％，农业递增8.2％。
国民生产总值 1949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703万元，人均77元。此后，生产恢复、发展，总值逐步上升。1952～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2000～5000万元之间。70年代工业发展加快，总值增长显著。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亿元，为11298万元，人均226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5.6倍和2倍。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为50499万元，人均935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28.6倍和11倍，比1978年增长3.5倍和3.1倍。
国民收入 1949年，全县国民收入1645万元。1978年，国民收入首次超亿元，为10400万元，比1949年增长5.3倍，年均增长6.6％。尔后，随着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饮食业等迅速发展，收入大幅度增长。1986年，国民收入45989万元，比1949年增长27倍；比1978年增长3.4倍，年均增长20.5％。
人均国民收入，1949年75元。由于人口增长，一部分国民收入被抵销。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208元，比1949年增长1.8倍，年均增长3.6％。1986年851元，比1949年增长10.3倍；比1978年增长3.1倍，年均增长19.2％。
社会总产值 1949年，全县社会总产值2258万元。1978年，社会总产值首次突破2亿元，为20597万元，比1949年增长8.1倍，年均增长7.9％。1986年，社会总产值突破10亿元，为108439万元，比1949年增长47倍；比1978年增长4.3倍，年均增长23.1％。
注：以上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其余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第二节 产业结构
解放前，以农业为主，结构比较单一。解放后，经过生产关系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各业均获得发展，经济结构由单一型逐步向综合型转变。
社会总产值构成 1949年全县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占92.38％，工业4.56％，运输邮电业0.32％，商业、饮食业（含物资供销业，下同）2.74％。1952年后，工业生产起步，建筑、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业全面发展，产值结构逐渐发生变化。1978年，农业占社会总产值41.29％；工业44.18％，首次超过农业；建筑业6.76％，运输邮电业1.17％，商业饮食业6.60％。尔后，乡镇工业崛起。1986年，工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升至57.08％，农业26.05％，建筑业9.65％，运输邮电业2.56％，商业饮食业4.66％。
国民收入构成 1949年全县国民收入中，农业占94.29％，工业2.49％，运输邮电业0.30％，商业饮食业2.92％。后，随着各业的兴起和发展，收入结构也明显变化。1978年国民收入中，农业占56.49％，工业28.87％，建筑业3.21％，运输邮电业1.63％，商业饮食业9.8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业尤其是乡镇工业发展迅速，收入结构变化更大。1986年全县国民收入中，农业占46.25％，工业37.68％，建筑业4.24％，运输邮电业3.61％，商业饮食业8.22％。
国民生产总值三大产业构成 随着各业全面发展，三大产业结构相应变动，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一产业，1949年占93.01％，1978年降到52.80％，1986年再降至43.35％。第二产业，1949年占2.53％，1978年升至30.62％，1986年再升至37.95％。第三产业，1949年占4.46％，1978年升至16.58％，1986年再升至18.70％。
农村社会总产值构成 在农村，由于人口增加，耕地相对减少，劳动力逐步转移，兴办非农产业。1978年后发展更快。1949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占98.12％，其他各业甚微。1978年，农业尚占60.45％，1986年降至37.57％。工业比重，1978年占26.93％，1986年升至46.78％，超过农业。建筑业比重，1978年占6.13％，1986年升至10.29％。运输业比重，1978年占0.89％，1986年升至2.82％。商业饮食业比重，1978年占5.60％，1986年为2.54％。
第三节 建设投资
全民单位 基本建设投资，建国初甚微。1950～1957年共投资130万元，其中农田水利84万元，主要用于车岙港水库等工程建设。1958～1960年总投资366万元，超过前9年总和。其中杨梅岭、毛屿港、黄坛等水利工程上马，投资182.5万元，“大办钢铁”60余万元。由于急于求成，超过负担能力，尔后压缩规模。1961～1965年，投资188万元，年均缩减69.2％。70年代，现代工业崛起，建成丝厂、布厂、电厂、糖厂、橡胶厂、化肥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和110千伏梅林变电所；农田水利建设，胡陈港堵港工程竣工，力洋水库、杨梅岭水库续建、加固等。80年代前6年，完成棉纺织厂和梅林变电所增容等重点项目。1971～1986年，年均投资512.75万元。其中1983年957万元，为历史最高水平。1958～1986年，累计投资9116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占72.72％；房屋竣工面积累计40.43万平方米（缺1971年）。
更新改造投资，1971～1975年，投资116万元，年均23.2万元。以后逐年增多。80年代，根据“基本建设要压缩，技术改造要加强”的精神，投资扩大。1986年投入1253万元，超过当年基本建设投资1.3倍。1971～1986年，累计投资4088万元；房屋竣工面积15.32万平方米（缺1978年）。
零星固定资产投资，1983～1986年累计投资581万元，年均145.25万元。
城乡集体单位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78年始有记载。2年仅20万元。1980年后增多。至1986年，累计投资2723万元。其中1985年1621万元，占59.53％，为最高年份。累计生产性投资2536万元，占93.13％；房屋竣工面积7.6万平方米。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982年始有记载，为979万元。1984年后规模逐年扩大，主要发展乡镇企业。至1986年，累计投资8481万元，年均1696.2万元。其中1986年3498万元，比1982年增加2.6倍，为最高的一年。
城乡居民建房 1980年始有记载。至1986年，城镇居民建房投资3332万元，年均476万元。农村居民建房及设施投资19810万元，年均2830万元。竣工面积370.64万平方米。建房高峰期：城镇1985〜1986年合计2479万元；农村，1984～1986年合计14395万元。
第四章 经济管理
第一节 计划管理
解放后，逐步实行计划管理。1955年3月，县成立计划委员会，开始编制年度计划。尔后，逐步对农业、工业、商业、基本建设和主要物资等实行计划管理。
农业生产计划管理 1953年底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统销。1955年后，根据“以粮为主，粮棉并举，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对粮、棉、油等主要作物，每年由计委下达指令性计划。除对农民加强计划观念教育外，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和奖励措施，因此全县农业种植计划长期来较为稳定。1958年以前，每年粮食作物面积保持在40万亩以上，棉花面积1万亩左右。1959〜1973年，粮食作物面积稳定在35〜40万亩之间。此后，棉花面积扩至5万亩以上（其中1980～1984年达9万亩上下），粮食作物面积相对减少。1985年起取消粮食、棉花、油料统派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制，农业作物种植面积由指令性改为指导性计划。同时调整种植业结构，允许承包户在完成定购任务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自行种植其他作物。1986年，全县粮食作物面积减至29.24万亩，棉花7.46万亩。
工业生产计划管理 50年代后期起，逐步对工业生产实行计划管理。
60年代开始，根据“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在编制工业生产计划时，把支农产品列为首位。先后列入支农产品有打稻机、碾米机、磨粉机、制茶机、饲料粉碎机、喷雾器、插秧机、农机配件，以及各种小农具，共100多种。对这些产品的数量、质量、时间、价格均列入计划管理。70年代现代工业发展，亦均下达生产计划。1984年后，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1986年，列入指令性计划的仅铜管和原盐2种，列为指导性计划的有棉纱、棉布、水泥、合成氨、粘土砖、白厂丝、丝织品、机制糖、机制纸、配混合饲料、钢丝绳设备、水泥农船、啤酒、中成药等32种。
基本建设计划管理 60年代开始，把基本建设逐步纳入计划管理，其中投资在2000元以上的，由主管部门上报县计委，转报省计委审批，2000元以下的由县计委审批。70年代起，规定全民生产企业的基建项目，投资在1万元以上的报省计委审批，1万元以下的由县计委作零星土建处理。集体单位参照办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各项基建项目的审批权限放宽。全民单位投资10万元以下、集体单位3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各主管局审批；此以上至1000万元以下的由县计委审批；1000万元以上的由省计经委审批。至1986年，贯彻国务院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指示，实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凡全民单位实行指令性计划，集体和个体为指导性计划。规定基建的审批权限为：全民单位投资300万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与100万元以上的非生产性项目由省计经委审批，50万元以上的由省主管部门或市计委审批，50万元以下的由县计委审批；集体单位100万元以下由县计委审批，100～500万元的由省主管部门或市计委审批，500万元以上的由省计经委审批；乡镇企业的基建投资均由县计委审批。
主要物资计划管理 50年代后期起，对钢材、木材、毛竹、水泥、煤炭、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以及有色金属等国家统配物资，实行计划管理。由县计委综合平衡，采取“以条为主，条块结合”的方法，将分配计划下达各主管部门，然后按计划供应。1980年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上述物资逐步实行“双轨制”，缩小计划统配量，扩大市场调节量。1986年，除煤炭、石油仍以计划管理为主外，钢材、水泥、机动车辆、化工产品仅有小部分实行计划管理，绝大部分通过市场来解决。对外贸出口产品，组织有关部门给予资金、原材料、能源和运输等优先，以保证完成出口任务。
第二节 经济技术协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开始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封锁，逐步发展横向经济技术协作。1982年7月，县人民政府成立经济协作办公室。1984年10月，更名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1985年政企分开，成立县经济技术协作公司，负责物资协作和经营。政府在上海派驻联络员。
物资协作 确定引进煤炭、化肥为重点，以宁海水产品、柑桔、番薯干等优势产品，分别与山西、上海开展协作。1982年引进煤炭2500吨，尿素925吨。以后扩展到石油、粮食、棉花等适合需要的所有重要商品。1984年，引进煤炭17436吨，相当于当年国家分配生产用煤计划的46.3％。全县乡镇工业用煤，80％靠协作煤解决。
地区协作 1985年，通过政府代表团互访，与北京市大兴县建立友好县，引进技术、设备，帮助建立机械化蛋鸡场。每年向国内外发布一批资源开发、技术改造等协作项目，与国内许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能源原材料基地、大型企业建立经济技术协作与信息关系。协作网络，涉及除新疆、台湾以外国内所有省、市、自治区。
企业协作 1985年，据397个工业企业调查，列入纵向生产计划的仅66个；200余种工业产品中，属指令性计划的4种，属指导性计划的33种。有220余个企业参加不同程度的横向经济联合。是年，与外地签订技术协议书80余项，引进各类先进设备93台，聘任技术人员60余人，引进资金1800余万元。联合形式多数是松散型的。到1986年，出现紧密型联合14家，半紧密型联合16家。其中与外地联合23家，县内企业联合7家，投入资金1353万元。内容有共同投资，以名优产品为龙头，挂牌联营，产品扩散，技术服务，工贸联合等，从而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产品、产业结构调整。全县50余家橡胶生产企业与上海有关单位协作，生产稳步发展。红旗塑料厂、金属压铸厂分别与北京洗衣机总厂、上海华生电扇厂合作，生产配套零部件，使2个镇办小厂成为县骨干企业。岔路大娄煤气用具厂成为上海东海阀门厂二分厂后，这个70多户的贫困山村，很快成为经济富裕的文明村。
第三节 物价管理
管理机构 民国28年（1939），成立县战时日用品评议委员会，开始管理市场物价。民国32年，省府电令宁海为限价区域，实行物价管制。民国34年，县成立工资评议委员会，评定各项工资、运费及房租费。民国37年9月，县建立物价评议会制度，通令限价。但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根本无法限制，实际交易均为自由价格。解放初，物价由县工商科兼管。1957年成立县物价委员会。此后机构几经并撤，到1980年5月再次建立县物价委员会。1984年3月成立县物价局，下设物价检查所，加强对物价的管理和监督。
价格演变 民国初期，银元为流通货币，物价比较稳定。民国元年大米每石7元左右，民国23年涨至8.3元，民国25年又回到7.7元，浮动幅度不大。抗日战争期间，总的物价是上涨的，且随着战争时间的延续，上涨幅度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夕，物价直线上涨，由一月一涨缩到半月、一周，直至一天数次，瞬息万变。民国37年，茂林乡七市村苏土友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售一只大肉猪，价值3石大米，第三天去屠行（肉铺）要来猪钱，恰好买回一条棉絮。
解放初，社会经济不稳，物价仍处于上涨之中。1949年10～12月，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3倍多。1950年国家采取多种措施，物价趋向稳定。1953年后，主要工农业产品实行统购包销、统购统销，主要生产、生活资料实行计划供应，国家定价的商品越来越多，单一的计划价格体系逐步形成，对一些不合理的价格开始调整，物价日益稳定。
1958～1960年，物资短缺，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市场大米每斤高达2.5～3元多，蔬菜每斤0.5～0.6元。集市农副产品价格与国营工业品供应价格形成强烈反差。1961年始，糖果、糕点、烟酒、食糖、钟表、自行车和部分棉针织品，实行高于牌价3倍左右的价格敞开供应。至1965年全部恢复平价。
1966年8月1日，提高城镇居民粮食统销价格，对低收入职工给予补贴。1968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规定，商品价格和收费开始冻结。
1978年后，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有计划地逐步改革价格体系，农产品除粮、棉、油等主要产品按合同价格定购外，可自由上市，协商定价。长期价格偏低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的价格也进行调整，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出现计划价与议价双轨制。日用小商品价格实行工商协商定价的有1000多种。粮、油、煤等居民定量供应部分销价基本不动，四级籼米500克0.137元，菜油500克0.77元，煤饼500克0.025元。重大节日继续安排主要副食品平价供应，购销差额由财政补贴。1978～1986年共补贴1796.4万元，年均224.55万元。
随着市场搞活，乱涨价现象增多。为稳定物价，物价管理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工作。1985～1986年，查处价格违法案件185起，收缴非法收入27.14万元，罚款5502元，退还消费者11809元，有效地制止乱涨价行为，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第四节 工商行政管理
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工商行政管理事项，分别由县建设科、社会科、商会主管。解放初，由实业科、工商科兼管。1959年3月，县、镇、公社建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协调市场管理。1961年始设工商行政管理科。1964年改为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有管理机构瘫痪，县、区（镇）建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执行市场管理任务。1979年，“打办”撤销，重建工商行政管理局，各区、镇设工商行政管理所，管理工作转入正轨。
工商企业登记 始于民国25年（1936），当时只登记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业，摊贩免予登记。民国34～35年，全县登记工商业582户。
1951年，人民政府结合整顿工商业同业公会和私营工商业户清产核资工作，对全县工商业户全面登记发证，共2022户。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对155户工业、手工业和818户商业重行登记发证。1964年，再次全面进行登记，工商业共578户。其中：工业19户，手工业83户，交通运输业20户，商业360户，饮食业20户，服务业26户，文卫业43户，其他行业7户；属国营128户，供销合作社经营192户，其他集体258户。“文化大革命”期间，企业登记工作停止。1979年恢复工作。至1983年，先后进行工商等企业普查登记，共有国营和集体工商业1683户。1984年后，企业逐步增多。到1986年，登记发证1814户。其中：工业、手工业1385户，交通运输业35户，商业224户，饮食业22户，服务业30户，文化娱乐业5户，其他行业113户。按所有制分：国营144户，集体1655户，联营15户。并建立经济户口。
1985～1986年，整顿、清理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全县306家公司（中心）经清理后，保留69家，降级150家，撤销87家。
个体工商业管理 解放初期，由工商、税务等部门吸收摊贩代表，组成摊贩管理委员会，对摊贩实行管理。1956年后，大部分个体工商户参加合作组织，分别由商业、供销社和手工业部门管理。1964年，个体工商业登记511户。其中：手工业99户，商业283户，饮食业13户，服务业3户，文卫业113户。“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体工商业户作为“资本主义”被批判而基本绝迹。1979年后恢复个体工商业户。1984年，全县登记发证4680户，从业人员6204人。同年9月，召开县第一次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成立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后发展更快，至1986年，全县共登记发证9666户。其中：工业、手工业2777户，交通运输业1683户，商业3897户，饮食业476户，服务业793户，其他行业40户，合计从业人员14061人。
市场管理 解放前，市场缺乏管理。解放后，配合主要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和“对私改造”，实行市场管理。但管理时紧时松，以管得过严、过死为多。只准就地交易，不准长途贩运。1978年2月，为限制劳力赶市，集中劳力搞农业生产，试行集市改革。当时全县27处集市，保留15处，其余一律取消；并废除原“市日”，统一规定农历一、六日同为各处“市日”。这一改革，给经济交流和人民生活带来不便，群众意见很大。1979年1月，恢复原有集市和“市日”，管理逐步放宽。随着农副产品统购派购政策取消，开放粮食市场、木材市场，允许个体户运输贩卖。到1986年，农副产品除棉花外均可上市交易。
严禁金银、文物、迷信品和霉烂变质、有毒食物上市，查处短尺少秤、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不法行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利益。“文化大革命”期间，查获投机倒把案件364起，缴获粮票7779斤，布票9028尺，其他物资价值89789元。当时，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处理过严。1979年后，经过复查，纠正23起，退还罚没款32747元。1980年后，又先后查获走私手表、银元、布料、收录机等案件9起。1982年，查处经济犯罪大案、要案29起，罚没金额51327元。
经济合同管理 1953年始，商业供销部门与农民签订预购主要农副产品合同，工商之间也有加工、产销合同。1960年后，经济合同更加广泛，但由于经济法制不健全，合同多流于形式。1984年8月，开始合同鉴证工作。10月，成立县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至1986年末，由当事人提交鉴证的合同507份，金额3136万元，还有更多自行签订的合同。1985～1986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企业自查、互查合同，督促履行，帮助解决存在问题，并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被授予“重合同、守信用”的单位，1985年17个，1986年58个。仲裁委员会处理合同纠纷案件73起，解决争议资金236.45万元。
商标广告管理 1979年，开展商标管理工作。为严格商标印制管理，1984年核定宁海印刷厂1家为商标印制单位。1985年12月后，改定点印制为持照凭证印制。并对一些假冒商标案件进行处理。至1986年，全县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册商标共101只。广告管理，在清理整顿基础上，到1986年，核准登记的广告经营单位共4家。
第五节 计量、标准化管理
管理机构 民国前期，设有度量衡检定分所。民国31年（1942)7月奉令裁撤，留检定员1人。宁海解放至1958年，无专职管理机构。1959年，始建县标准计量检定所，初属科普协会，后归商业局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瘫痪。1972年10月恢复，改名县计量所。1982年又改为县标准计量管理所，1986年升为副局级单位。
计量单位演变 度量衡制度全国统一。民国初期沿用旧制，基本单位：度为引、丈、尺、寸、分；量为石、斛、斗、升、合；衡为担、钧、斤、两。民国19年，贯彻《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执行万国公制。长度以1尺即1米为标准尺，容量以1公升即1立特为标准升，重量以1公斤即1千克为标准斤。并规定比率，允许民间并用市制，实际变动不大。民国24年6月，县政府规定，液体量器油酒提勺以容量即纯水在4摄氏度时之容积为准，不得按重量计算。民国36年，缑城镇曾规定3月15日起，在中午12时，以妙相寺钟打12下，为全镇标准时间讯号。
1959年，贯彻国务院命令，推行米制，改革市制，限制英制，废除旧杂制。改原1市斤16两为1市斤10两制。1977年10月，全县中医药处方用药计量，由两、钱、分改为克、毫克、升、毫升。16两进位的市斤全部废除。1984年2月，国务院正式确定国际单位制为法定计量单位。1985年，实行量提改革。4月15日起，酱油、酒、醋等液体商品实行容量计价，使用不锈钢量提。单位有50毫升、100毫升、200毫升、250毫升、500毫升等5种。1986年，国家公布《计量法》，宁海规定从1988年1月起，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禁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计量器具演变 度量衡器历来沿用尺、斗、升、秤、提等。常见的有：三元尺，1市尺木尺，1米三折尺，鲁班尺；戥秤，16两制木杆秤；圆、方木斗，大小方木升等。升斗比率为10合为1升，10升为1斗，5斗为1斛，2斛为1石；大斗16市斤，小斗9市斤。
解放后，随着计量制度改革，科学技术发展，旧器具逐步淘汰，新器具不断产生。先后出现：铜、铝杆秤，弹簧秤，案秤，台秤，字盘秤，吊秤，磅秤，天平；1米直尺，钢卷尺，钢直尺，游标尺，千分尺等。1972年，宁海糖厂使用20吨地磅。1979年，宁海茶厂首用电秤。县供销社始用自动流量计销售柴油、氨水。粮食系统使用手压售油器。工业生产中采用各种先进检测仪器。
量具检定与监督 民国时期，度量衡检定分所配备标准铜尺、铜升、铜砝码和市制标准器具各1套，作为县级标准器。计量器具生产经营，需报省批准。木工用尺准自制，分度公差仍需依法送检。度量衡器检查由主管机关会同警察机关执行。使用不合格器具处罚，罚款4成充奖。民国31年起，每年普查一次。次年共检2082件，合格率93％。民国37年，共检636件，合格率74.9％。
1959年县计量所建立后，计量网逐步形成。县粮食局、商业局、供销社有专人负责衡器检修。电力部门设专业机构检修电度表等。各区镇由工商所负责市场衡器监查工作。工厂依据生产需要配备人员、设备，衡器、器具及时检修。全县工业企业计量仪器主要有：万能工具显微镜2台，光学计量仪器6台，硬度计11台，地上衡18台、地中衡14台。计量管理主要内容是度量衡器的检查校正。1972年起，每年分地区轮流普查。是年，对重点工业企业量具进行检查，发现失准严重。1974年，国营企业和10家镇属企业量具普查合格率仅55％。次年组织计量人员培训。1980年，全县国营企业3大类量具普查，合格率87％，获宁波地区第一名。1983年，对部分国营企业及部分区乡镇企业普查，国营企业最高合格率77％，乡镇企业合格率较低。对不合格的均及时校正。
随着量具增加，检定项目扩大。1973～1979年，开展万能量具、直角尺、水平仪、压力表、血压表、温度计等检定。1980年后，长度方面又开展五等量块、平晶的检定；力学计量方面开展三、四、五等砝码和天平检修；电学计量方面开展电流表、电压表和电度表的检定。还承担宁波全市角度量块和小容量检定工作。1986年，经县计量所检定的器具共48295件次。
为配合企业上等级、上水平，1984年对企业实行计量定级、升级办法，动力配件厂首获计量三级合格证。1986年底，有8个厂获三级合格证或计量单项验收合格；6个单位获“物价计量信得过”红匾。
计量器具生产 民国31年，缑城镇仅裕泰、王恒记2家生产木杆秤、木直尺。1973～1977年，宁海仪表厂生产5公斤案秤，年产500台。木杆秤由县计量所下属计量仪器厂接产，并于1978年配合中药计量单位改革，生产塑料戥秤，供应宁波地区各县。1982年计量仪器厂划归劳动局后停产。此后，木杆秤均由街道小厂和个体户生产，1986年城乡共6家。还有生产铜、铝杆秤、温度计、单相电度表、煤气表、汽车三用电表及多种玻璃计量仪器的工厂10余家，均领得生产许可证。
标准化工作 1979年9月，国家颁布《标准化管理条例》。10月，工业系统全面采用“机械制备”、“形位公差”和“公差配合”等工业基础标准。1982年，国家颁布《工业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县标准计量管理所主管标准化工作。1985年，开始对企业进行标准化整顿验收。自此，新产品投产基本上都有标准，并经审查。至1986年共审查9个产品。对没有国家和部颁标准的企业，均予制订标准。至1986年，共订省企业标准罐头密封圈等2个，市企业标准孔用挡圈钳等5个。经标准化验收合格的有11个厂。
农业标准化，由农业主管单位或农产品收购部门执行。1984年11月，省农业标准会议在宁海召开，讨论修订棉花、水稻、小麦、大麦、油菜等种籽分级标准，并全面贯彻。1986年，又贯彻国家修订的大米、小麦粉等12种国家标准，由粮食部门执行。
产品质量监督。1984～1986年，对罐头、食油、啤酒、电风扇、洗衣机等代省抽样4批，涉及163个厂，为全国统检提供条件。1985年开始对棒冰、汽水进行产品质量监督。1985～1986年，西店地区13家酒厂用酒精配制白酒，发现后共毁配制酒23.1吨。同时，对5家生产劣假酱油的厂，吊销营业执照，销毁劣假酱油34.5吨，并对全县各地商店查禁这批产品。1986年，对罐头、糖果等25家厂抽样51个，送检44个，合格19个，合格率37％。未送检的均作不合格处理。
第六节 审计监督
县审计局建于1984年。次年开展工作。首先对县海水养殖场进行经济效益审计。至1986年，以就地和送达审计方式，共完成12个审计项目。其中：财务审计7项，经济效益审计3项，违纪审计2项。分属15个单位，其中企事业10个，行政5个。查出各类违法违纪金额100.96万元，已上缴财政29.15万元。
另外，在1981～1986年，每年开展一次财务大检查。1985～1986年共检查481家，查出违纪金额174.9万元。
第七节 统计工作
统计机构 民国35年（1946），县政府设统计室，有主任、统计员各1人。民国37年改为主办统计员1人。1953年5月，县人民政府建立统计科。次年11月改为计划统计科。1958年10月后，在县计划委员会内设统计组。1964年单设统计局。次年与计划委员会合署办公。十年动乱中，人员减至1人，工作基本停顿。1980年重建统计科，1984年改为局。1986年编制10人。县级各主管业务部门，一般配有相应的专职或兼职统计员。各区镇乡统计工作，农业由会计辅导员兼办，乡镇工业由工业办公室负责。全民和县属集体企业，一般有专人负责。
1980年，全国恢复农村经济抽样调查，宁海为全省17个农经调查县之一。当时由县统计部门负责。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抽选农村住户调查网点，再次被选为全省27个国家点之一。据此，县成立农村抽样调查队，直属国家统计局，编制6人，经费由国家拨给。
统计报表 民国时期，统计调查仅采用少数的一次性调查表和年报，没有定期报表制度。解放后，逐步建立定期统计报表制度。报表分日、旬、月、季、半年和年报。有综合平衡、农业、工业、商业、物资、劳动工资、固定资产投资等7个专业统计。日、旬报由基层单位掌握，月、季、半年和年报，由基层单位逐层上报，由县统计部门汇总。1986年年报统计表有：综合平衡统计3种，农业统计10种，工业统计5种，商业统计8种，物资统计6种，劳动工资统计9种，固定资产投资统计11种等。
专项普查 民国31～32年，举办土地陈报编查，开展全面丈测土地，后因经费不支而停。1950年下半年，对全县耕地逐村逐户进行登记，编造册串。根据国家统一部署，1953年、1964年、1982年，以各年的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进行3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均编制专项资料。1956年、1974年、1983年开展森林资源普查。1980年、1985年进行两次工业普查。第二次工业普查后，编印出版《宁海县工业企业大全》。此外，还有1955年10月全国私营商业及饮食业普查，1983年体育场地普查，1985年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等。
抽样调查 农户抽样调查：民国37年，浙江省政府曾举办农地经济调查，以地权、租佃制度及农家生活3项为调查对象，选择有代表性的5个乡镇，每乡镇选4保，每保每甲选3户，分别进行调查。全县选定缑城、紫文、柘浦、茂林、松溪等5个乡镇进行。195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全县确定20个农户作为抽样调查对象，后停。1980年恢复这一制度。开始，选定古渡公社墩头大队，紫溪公社前金大队，大佳何公社岙潘大队，每大队各取有代表性的农户10户，共30户为调查对象。1983年，增加长亭乡塘里村、城郊乡前洋村、前童乡上洋村30户，共60户。1984年，重新抽选5乡10个村，即古渡乡墩头、林屿村，紫溪乡前金、集义村，大佳何乡岙潘、冯家村，官岭乡一市、外岙村，岔路乡隔潭、田良王村，每村各10户，共100户为调查对象。
农产量抽样调查：1984年，采用1979、1980、1981三年粮食综合单产、耕地面积累计为排队标志，按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方法，抽选长亭、山头、胡陈、毛屿、官岭、辛岭、梅林、回浦8个乡镇，各抽3个生产队，共计24个队为调查基点单位。
农产量抽户调查：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采用抽样调查原理，以村为总体，按承包面积由多到少排队，等距抽选样本户。全县抽选9000户样本户，用样本户的平均产量乘以全村播种面积，得出该农作物的全村总产量。各村相加得出全乡、全县总产量。
还有城镇居民生活抽样调查、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等，均为典型调查方法。
统计服务 在统计调查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找出问题及其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建议，为各级领导决策服务。1978年后，县统计部门编印《统计调查资料》、《统计工作简报》、《宁海统计》等不定期刊物。1984年以来，每年发表《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公报》。先后编印《1949～1970年宁海县国民经济提要》、《伟大的十年》、《宁海县三十年国民经济资料汇编》、《欣欣向荣的宁海——建国三十五年伟大成就》、《宁海经济概况》，以及年鉴性资料汇编等，共42本。
第五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农民生活
旧时，贫富悬殊。富者良田千亩，生活奢侈。贫者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受雇、乞讨为生，一遇灾荒，更是苦不堪言。民国18年（1929），水、虫、旱兼害，农业减收，农民妻离子散，四出求食，饿死、自尽者无数。民国33年，天气亢旱，虫螟为害，轻者只收四五成，重者不及一二成，仅水车乡饿死12人，自尽者4人。有的靠借高利贷维持生活，“借人一百，四月对合，年还八百”，导致破产。民国37年，城关东门有116户无田或无屋，有55户三代当雇工。一般农民无地或少地，农业产量低，租税重，终年勤劳，不得温饱。同年，西门288户，有余粮的仅10户，占3.5％；一年口粮44户，占15.3％；半年口粮45户，占15.6％；3个月口粮69户，占23.9％；不足3个月口粮120户，占41.7％。山区人民生活更为贫困。
解放后，随着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1961年。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农业减产，收入下降，人均分配收入36.1元，口粮164公斤，为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此后逐渐回升，1965年人均分配收入47.2元，口粮192.5公斤，还有较多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1975年人均分配收入升至68.8元，口粮220公斤。1978年后，农村落实各项经济政策，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收入显著增加。1986年，农民人均收入515元，口粮292公斤。
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水平和结构发生较大变化。1980～1986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266元提高到453元，年递增15.9％。其中食品支出，由107元增至251元；衣着支出，由30元增至45元；日用品支出，由23元增至60元；住房修建支出，由11元增至71元。大部分农民温饱已基本解决，部分开始向吃好转化。建房标准不断提高，新建住宅大多为砖混结构二层楼房，人均居住面积由1981年14.9平方米，提高到1986年23.7平方米。用的方面，1986年每百户农民中，拥有自行车71辆，手表218只，缝纫机53架，收音机33台，电风扇28台，电视机17台，少数农家还有彩电、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但还有少数山区人民生活仍比较困难。
第二节 渔民生活
解放前，渔霸操纵垄断，多数渔民丧失生产资料，受雇于人，收入低微。而且渔业生产手段落后，常受海匪、台风等袭击，安全没有保障，渔民生活悲惨。解放后，党和政府多方扶持渔业生产，改进生产手段，开展养、捕、加工多种经营，渔业生产有较大发展，生活显著变化。1974～1978年，渔民人均收入保持在90～105元之间。此后增长幅度较大。1986年人均收入715元，比1978年提高6.9倍。其中渔区峡山镇，户均收入3093元，人均收入886元，为全县收入最高之乡镇。
1986年，据39户渔民家计调查，户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1户，占2.6％；1001～2000元13户，占33.3％；2001～3000元8户，占20.5％；3001～5000元9户，占23.1％；5001～10000元6户，占15.4％；10000元以上2户，占5.1％，收入普遍高于农民。生活费总支出中，食品占32.6％，穿着10.1％，高档耐用品8.3％，建房费用27.8％，文化生活费5.3％，人情往来12.7％，其他3.2％。
第三节 职工生活
民国时期，一般职工和手工业者，收入菲薄，且常有失业之虞。民国30年（1941），小学教师月工资法币38～50元。后因物价暴涨，改发稻谷每月110～180斤。民国31年，县华成布厂工人每月工资20～75元，折合大米15～55斤。泥、木、篾、石匠，民国32年日均工资10.16元，民国34年升至169.33元，同期米价上涨93倍。民国32年、34年，根据当时《宁海县限定工资及工资、物价评议》载，手工业工人日工资如下表（单位：法币，元）：
民国36年4月27日《宁海民报》载：“本年4月份工人生活指数，以26年6月为基期，所需调查之物品，为中熟米、中等生油、盐、木柴、猪肉、中等上白布等七种，计算结果，本月份工人生活指数较战前增加10767倍。”民国37年9月，每石大米售金圆券18.5元，次年5月涨到200万元，8个月时间，上涨10万多倍。其他农副产品和日用百货也随着米价而猛涨。辛勤所得，成为一堆废纸。经职工抗争，工资按大米价格折算，月工资1石至2石不等。
解放后，职工职业受保障，工资经过多次调整，收入逐步提高。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1963年506元，1979年524元，1986年增至1229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1963年384元，1979年423元，1986年增至109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仍有较大增长。同时，职工家庭由于就业人数增加，负担系数减少，人均收入提高。据县人民银行城镇职工家计调查，1986年，职工人均负担系数1.57，比1980年减少0.16；人均实际收入1072元，比1981年增长118.8％；人均实际支出1381元（实际支出大于收入是动用了上年结余），比1981年增长213.1％，耐用高档消费品越来越多地进入职工家庭。
干部、职工还实行奖金和劳保福利制度，享受医疗卫生费、离退休金、生活困难补助以及死亡丧葬费和抚恤金。
解放后，国民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道路。1950年以来，逐步改革旧的生产关系，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实行计划管理。生产力获得解放，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1958～1960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济生活受到干扰、破坏。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进入70年代，工业生产有较大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国家统一部署，贯彻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重视经济杠杆作用，加强宏观控制。1980年后，国民经济全面迅速发展。1986年与1978年比较：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9倍，社会总产值增长4.3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倍，国民收入增长3.4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3.1倍，均为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
第一章 生产关系变革
第一节 土地改革
封建土地所有制 解放前，土地归私人所有，可以自由买卖。出卖者多为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买主多为地主、富农或商人。土地买卖的结果，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少数人手中，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失去土地，成为贫农、雇农和佃农。据1951年统计，全县参加土地改革共66086户，255832人，可耕土地483533亩，人均应有土地1.89亩。其中雇农、贫农34094户，122595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51.6％和47.9％，仅有耕地43516亩，占总耕地9％，人均0.35亩。中农21412户，93711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32.4％和36.6％，耕地126547亩，占总耕地26.17％，人均1.35亩。地主共2841户，13789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4.3％和5.39％，占有耕地133562亩，占总耕地27.62％，人均占有9.69亩。富农1090户，5216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1.6％和2.04％，占有耕地24624亩，占总耕地5.1％，人均占有4.72亩。地主、富农两者合计人口占总人口7.43％，占有耕地占总面积32.72％，人均占有8.32亩，为雇农、贫农人均耕地的23.77倍，为中农人均耕地的6.16倍。
东乡长街为地主较集中地区。全区有地主1670人，占有土地31051亩，占全县地主总耕地23.25％。大湖、长街、山前3个村，就有地主128户。大湖村一胡姓地主，有土地3000多亩，为全县首户。
还有一种公堂田。包括祠田、寺田、茶堂田、校田、渡头田等。全县共135100亩，占土地总面积27.94％，亦多为地主掌握。
地主、富农利用土地剥削的形式，主要有：
（1）地租。地主以出租土地向农民收取地租。主要有定租制、分租制和预租制。定租制，由业主确定租额或固定租率，佃户不论丰歉均须按已定租额纳租。分租制，以当年实际产量，按业主与佃户预先确定的分成比例分租。有对半分（佃、业各五成），倒四六（佃四、业六），重则倒三七（佃三、业七），甚至倒二八（佃二、业八），以倒四六、倒三七分成为多。少数地方采取标租，由佃户标定租额，业主将田租给租额最高的佃户，剥削量超过80％。预租制，即典田。佃户承典租地时，预付一年地租，典期1～3年不等，典价以货币或实物支付。另外，还有一种“转租”，就是将地主的土地整批租来，再转租给佃农，以高租剥削佃户。
民国35年（1946）推行“二五”减租，但未彻底实施。
（2）雇工。地主、富农直接雇用长工、短工耕种土地，少则雇二三人，多则十来人。长工常年受雇，每年正月初上工，至十二月廿七八归家。民国时，长工年工资一般为稻谷10～12石，看牛（牧童）仅给少量工资，或仅供膳食而无工资，称“白吃饭”。短工也称“打短”、“散工”，根据农活需要雇用，日工资3～5升米不等。他们受雇主使唤，出的牛马力，吃的粗饭食，人身没自由，生活最悲惨。
土地改革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同月，县委在竹口、水车、茶院、香山等乡进行土改试点，并以竹口乡为基点。1951年1月，县成立土地改革指挥部，调集300多人组成土改工作队，经培训后，在全县各乡镇全面开展。
土地改革贯彻执行“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经过宣传发动，发展农会会员，建立乡、村农民协会，负责土改具体工作。然后，发动农民自报公议，民主评定阶级成分。全县共评定地主2841户，富农1090户，中农21412户，贫农30552户，雇农3542户，小手工业、自由职业等其他成分6649户。同时，乡村普遍召开群众大会，控诉受封建剥削之苦，清算地主罪行，严惩恶霸。依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山林、耕畜、农具及多余的粮食和房屋，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团体的土地和富农的部分土地。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243212亩，农具239988件，耕牛2053头，房屋13217间，家具241334件，粮食707.25吨。
没收、征收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按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均由乡村农民协会接收，统一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对地主亦分给同样的一份，促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经过土改分配，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土地占有量，从土改前的35.17％上升到85.47％，地主、富农占地从32.72％下降到7.89％。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至1951年9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接着，进行复查，颁发土地证。
第二节 互助合作
土改后，部分雇农、贫农和下中农，因生产条件差，资金短缺，经不起自然灾害威胁，出现高利借贷和典卖土地等两极分化现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
互助组 1951年5月，久安乡店前王村王友水等5户农民，首先成立“五一”互助组。至10月，全县组成常年和临时互助组846个，入组农户3875户，占总农户5.86％。1952年互助组增加到3469个，21627户，占总农户29.96％。1953年4月，互助组发展到4346个，44363户，占总农户48.1％。其中常年互助组886个，8063户。
初级社 农户自愿报名入社，土地入股，维护社员所有权，统一使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按土地、劳力比例分红，或实行评工记分，按分计酬，谓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1952年春，县委在仁合乡下田畈村洪孚海互助组试办第一个初级社，入社农户9户，后发展到16户。1953年在牌门舒、大湖、力洋村试办3个初级社，各社农业生产均获得增产。1954年8月，县委组织工作组，在梅林、桥头胡两区进行扩社建社工作，年底全县初级社增至316个，入社农户6862户。1955年4月贯彻省委“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方针，初级社从686个缩减为301个，部分退回互助组。同年10月，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又掀起合作化高潮。1956年春，全县初级社达到1009个，入社农户44756户，占总农户61.4％。
高级社 农户入社土地归集体所有，主要生产资料折价归社，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谓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1955年11月，洪孚海等11个初级社，率先转办高级社。1956年春，出现初级社转高级社热潮，建立高级社110个，入社农户21110户，占总农户27.2％。同年8月，县委在紫文乡进行一个乡实现高级化的试点后，全面开展升级、并社和扩社。至11月，高级社发展到364个，入社农户67594户，加初级社56个，入社2141户，两者占总农户数94％，全县基本实现合作化。由于发展过快，工作粗糙，管理跟不上，生产水平低，粮食派购过紧，农民思想不稳。1957年春，出现部分社员“闹事”退社现象，农业社散伙51个，半散伙42个。同年秋，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组织力量，做好整顿、调整工作，加强民主管理，得以稳定、巩固和发展，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节 人民公社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0月，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高级社升并，建立“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取代原区、乡、村建制。全县共建立长街、力洋、胡陈、一市、旗门、桑洲、岔路、双峰、黄坛、深甽、西店、黄墩、宁海等13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69130户，占农户总数99.7％。下设57个管理区（相当于乡）和528个核算单位（相当于行政村）。公社建立后，曾一度推行“工资制”、“供给制”，搞“一平二调”，大办食堂，大办钢铁，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农业生产下降。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降为9.37万吨，比1958年减14.9％。1961年又比1960年减19.1％。
1960年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制止“一平二调”，算帐退赔无偿平调财物。1961年4月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60条），确定人民公社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体制。年底，原13个公社划分为52个公社，下设1035个生产大队，4827个生产队，并实行核算单位的劳力、土地、耕畜、农具“四固定”，解散食堂，分给社员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农业生产逐步上升。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搞“穷过渡”，并队升级，提倡献“忠字工”、“忠字粮”，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社员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推行政治评分，搞平均主义，“出工一律，记分一直”，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阻碍农业生产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逐步改革，纠正左倾错误。1983年撤销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村建制，乡建经济联合社，村建经济合作社。
第四节 私营工业改造
手工业合作化 传统手工业有铁、木、竹、泥水、陶器、砖瓦、榨油、
雕刻、编织等行业，有的在家经营，有的外出营业。据县商会登记资料，民国25年（1936），有纺织、造纸、皮革、造船、打钉、铸镬、木器等7个行业，计厂、坊389家。民国36年，县政府《社会情况调查》，有砖瓦、土纸、草纸、卷烟、土烟、木匠、篾匠、石匠、铁匠、中式成衣、西式成衣、鞋匠、雕漆等13个行业，从业人员5400人。因战事连年，经济萧条，至解放前夕，手工业者多处失业、半失业状态。
建国后，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扶植手工业生产，通过银行贷款，供应原材料，安排生产，收购产品，组织物资交流，生产得到复苏。1952年，全县有铜匠、铁匠、铸镬、石匠、木匠、箍桶、篾匠、串棕衣、编草帽、漆匠、车辆修理、钟表修理、钉秤、制鞋、制伞、制笔、印染、缝纫、织布、砖瓦、陶器、造纸、迷信用品、磨粉、糕饼、豆腐、制面等30个手工业行业，计1682户，7729人，年产值332.74万元，比1950年的50.91万元增长5.5倍。
党和政府及时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合作生产道路。1952年10月，城关铁器生产合作社率先成立，社员20人。1954年，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增至10个，社员469人，生产小组20个，组员268人。是年，召开县第一次手工业者代表大会，贯彻“积极领导，稳定前进”的办社方针。1956年3月，召开县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成立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10月底，手工业社增至131个，社员7631人，生产小组8个，组员107人，共占全县手工业人员84％，基本实现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私营工业改造 民国20年（1931），奉化县刘尧峰在城关桃源桥创办成丰米厂，开县内机器生产之始。民国26年，城内永明电厂开业。民国27年，缑城布厂有职工40人，规模最大。抗日战争期间，甬、奉等地相继沦陷，工厂内迁，当地政府采取战时奖励政策，工业有所发展。民国32年，县内有私营电厂1家，纺织厂6家，化工厂4家，碾米厂10家，印刷厂1家，职工共200余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倒闭。至解放前夕，仅存电厂和几家米厂，职工80来人。
1951年，人民政府接收印刷厂和大湖五丰米厂为公营企业。同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办法，鼓励和发展私营企业。1953年，全县私营酿酒作坊根据“有利生产，方便群众”原则，合并为7家，产品由专卖公司包销。1955年，合成布厂经过扩并，改为棉织生产合作社。1956年，县成立工业企业综合公司，加强对私营工业改造。是年2月，19家碾米厂首先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计职工158人，私股资金2.85万元，有砻谷机17台，碾米机26台，采取联厂不并厂，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统一核算办法，成立3个中心厂。酿酒业合并称公私合营宁海酿酒厂，下设3个分厂，共职工58人，资产2.13万元。4家布厂并为公私合营宁海布厂，职工72人，有铁木机36台，摇纱机31台。至年底，全县私营工厂全部实行公私合营。1962年转为国营。对私股实行赎买政策，按股付息，年息5％，付至1966年第3季度。对原私营企业人员，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合理安排。企业按行业归属有关部门分管。
第五节 私营商业改造
私商概况 清末民初。县城街道已列铺成栉，棉布、南北杂货、山地货、鲜咸货等商店相继开设。水作、糕饼等手工作坊，前店后场，自产自销。粮食、杂货等居间牙行，为数不少。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意大利人强白隆在柴家墙弄开店，经销西药、染料、玻璃等舶来品。光绪二十六年，柴时运收回店屋，自设柴万成布庄。民国24年（1935），奉海公路通车，出入境商品增多。全县大小商号600余家，资本最大不过五六千元。抗日战争开始，县境迭遭日军轰炸、劫掠。民国29年7月，日机空袭县城，毁商店40余家。甬、奉等地沦陷后，一度客商云集。民国30～32年，全县商业登记413户，资本总额732万元。其间新设油行79家，百货运输业60家，合计占三分之一。资本最大三四十万元。客籍“上海鞋店”、“甬江状元楼”，也在县城开业。民国34年6月，县城沦陷，历时49天，至日军投降撤退，商界财物被掠398万元，元气大伤。
据民国34年6月至35年末工商企业登记，全县有商业户417户，资本总额487万元。县城195户，资本355万元；集镇222户，资本132万元。集镇中，桥头胡41户，桑洲19户，西店17户，合占34.7％。主要行业有：棉布业9户，资本73.5万元；百杂货业119户，资本127.4万元；南北货业37户，资本84.3万元；国药业52户，资本37.8万元；卷烟业23户，资本21.7万元；鲜咸货业18户，资本24万元；屠宰（肉食）业15户，资本13.7万元；居间商118户，占商户总数28.3％。居间商中米行46户（内县城29户，桥头胡15户，长街2户），资本14.08万元；杂货行35户（内县城30户），资本15.25万元；鱼行11户，资本4.6万元，多在桥头胡和西店；竹木柴炭行11户（内县城6户，岔路5户），资本4.6万元。饮食服务业59户（县城36户，集镇23户），资本31万元。其中：饮食店6户，旅店30户，理发18户，洗染5户。
另外，前店后场手工作坊有：糕饼业17户，水作23户，合计40户，内30户在农村。
此后，通货恶性膨胀，政府苛捐杂税，经营困难，商店大批闭歇。民国38年初，县城商业173户，饮食服务业19户。主要行业：棉布业5户，百货业18户，南北货业18户，国药业11户，卷烟业18户，鲜咸货业14户，屠宰业7户，文具纸张业14户，饮食店2户，旅店15户，摄影2户。居间商46户，占商业户26.6％。其中：米行15户，杂货行19户，薪炭行8户，糠行2户，板行1户，畜行1户。集镇商业饮食服务业尚存101户，减少58.8％。
社会主义改造 解放初，国家鼓励合法经营，私营商业恢复发展。1951年，县城商业进行重估财产。计有：棉布业6户（含布摊2户），资金56539元；百杂货业34户，资金26598元；南北货业30户，资金31204元；药业12户，资金19366元；卷烟业26户，资金18025元；鱼鲜业18户，资金5457元；屠宰业8户，资金2738元；文具图书业16户，资金9220元；钟表业3户，资金718元。县城饮食服务行业，有饮食店12户，旅店29户，理发11户，摄影2户。1952年起，贯彻执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分别由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归口，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粮食业改造 1949年末，县城米行36户。次年，增至108户。1951年开始整顿，米行80户调整为粮食代理行51户。1952年8月，组成粮食联营行1个，29人，资金924元。乡镇米行未经代理行形式，1953年直接组成联营行。计：桥头胡2个、10人，资金402元；长街2个、32人，资金133元，沙柳1个、10人，资金150元；黄坛1个、3人，资金无考。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宣布撤销联营行。1954～1955年，在县城、桥头胡设粮食代销店3个。原米行职工吸收11人，余统一安排就业。1956年并入国营粮站。
棉布业改造 1954年，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前夕，全县私营棉布商52户，96人。县城布店4户，从业人员40人。1951年重估财产时资金5.52万元，因经营消极，资金抽逃，至1954的7月仅存1.65万元。9月，4户布店并为3户，人员减至35人，全部转为经销。农村棉布商48户，56人。其中坐商23户，摊商25户，总资金2.09万元。原20户并为13户、22人，转为经销。歇业1户，其余转业。1955年后，经过全行业公私合营，分别进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
其他行业改造 1955年，在桥头胡试点后全县推开。1956年初，在农业合作化带动下，私营工商业者纷纷向政府申请，要求公私合营。当时，县城私商338户，内坐商136户、299人，摊贩202户、258人。2月13日，城关镇召开大会，批准直接过渡国营30户，清产核资公私合营45户，经销代销125户，参加合作商店、小组100户，归口领导的33户。合计333户，占98.5％。
至1956年底，全县属供销社归口改造的1647户、1837人。其中：过渡进供销社51户、74人，清产核资定股定息71户、134人，共负盈亏合作商店48个、294户、343人，各负盈亏合作小组863户、885人，替供销社代购代销61户、64人。合计1340户，占81％。
1957年，继续改造工作，调整机构，下伸网点，下放人员。1958年11月，全县实行“政社、政企合一”体制，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全部过渡为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公私合营私股定息按年息5％发至1966年第3季度，股金不退还。合作商店、小组个人股金，保留代管，发股息，退出时发还。
第二章 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 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8年后，逐步改变原以生产队统一核算办法。1979年，全县大田作物划分作业组，实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和田间管理责任到人的办法。1980年推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为主责任制，极少数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地区，实行包产包干到户。全县原有3175个生产队，分为4220个，每队平均从36.8户，缩小为28.7户。1981年推行包产到劳、包干到户为主责任制，占生产队总队数66.4％。农林水三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1982年扩大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占生产队总队数的88.4％。1983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弊端。
1984年开展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全县4742个生产队，当年确定延长承包期的4650个队，占总队数98.1％。其中承包期15年以上的4618个队，占99.3％。
1985～1986年，建立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分散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普遍建立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全县97.1％的村建立经济合作社，配社长等干部1167人。（2）加强承包合同管理。调处纠纷合同98份，完善承包合同392份。（3）建立服务组织。乡村两级合作经济组建机耕、植保等服务组织662个，有专兼职服务人员1080人，其中村级525个，886人。还建立粮食、棉花、柑桔、对虾等20个商品基地，组织以茶叶、奶牛、苎麻等11个产品为龙头的产前产后系列化服务。（4）整顿清理村级财务。完成749个村的财务清理工作，共收回各种借支款406.65万元。
第二节 工业经济体制改革
国营工业系统 1980年10月，在棉纺织厂（布厂）、第一酒厂、无线电厂、水泥杆厂、动力配件厂、电器厂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利润留成办法试点。1981年，通用机械厂扩权试点。工业局与财政部门试行入库利润包干办法。1983年起实行利改税。企业留利部分可用于生产经营、职工奖金和福利设施。1984年，推行利奖挂钩经济合同，落实厂长负责制。1985年，小型企业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办法。1986年，企业经济责任制形式有：（1）棉纺织厂为基数留成，增长分成；（2）通用机械厂为工资总额与上缴税利挂钩；（3）化肥厂由财政补贴，企业包干；（4）光学仪器厂为盈亏自理，盈不上缴，亏不补贴；（5）其他企业为利润缴税，留成分配等。
企业内部分配制度同步改革。先后实行百分制计奖，超工时奖，平均奖，计时计件奖，超定额奖，部分工资和奖金一起浮动，全额工资浮动等多种形式。
二轻工业系统 1979年10月起，先后在塑料一厂、阀门厂、针织厂、五金工具厂、汽车配件厂进行扩权试点。1981年后全面推广，落实厂长负责制，实行自负盈亏。企业领导班子层层组阁，正职录用副职，上级录用下级。企业有权有计划地向社会择优招工，有权选择生产活动和经营方式。企业对县局实行承包责任制，内部实行“工奖捆浮”、“工利挂钩”多形式、多层次考核分配制度。主要有：定额计件，超定额计件，全件计件、车台、班组超定额比例分成承包，原材料消耗和产品质量单项指标奖罚等。科室和管理人员按企业整体效益计奖。供销人员实行包供应、包销售、包费用的承包责任制。
乡镇工业 1984年前，执行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为农业、工业、出口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方针。1984年开始，贯彻“积极扶持，全面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打破“三就四为”格局，实行乡办、村办、联户办、家庭办“四个轮子”一起转，逐步形成多层次齐头并进局面。同时，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推行“一包五改”：建立和完善经济承包合同制；改厂长（经理）任命制为民主选举制或招聘制，改固定工资制为计件工资、浮动工资制，改职工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改封闭、半封闭式经营为开放经营，开展横向经济联系，改企业变相“官办”为真正民办，政企分开。全县乡镇企业，以厂长为首集体承包占57.2％，个人承包占16.7％，自愿结合承包占22.9％。
第三节 商业经济体制改革
1980年底，先在县百货公司、力洋供销社进行“扩权”试点，把小商品订价权、中层干部任免权、5000元以内残变商品削价权、违纪职工处分权等，首次下放给企业。
1981年底开始，在国营饮食服务公司和梅林供销社推行经营责任制试点。
1983年，国营商业企业和商办工厂，为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关系，按照责、权、利结合原则，向县财税部门实行“核定基数、超收分成、欠收赔补”为主要内容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超收部分本着“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精神进行分配，并签订承包经营责任制协议书。各企业对所属批发、零售部门相应规定经济指标，采用百分制考核。饮食服务行业普遍推行“提成工资制”。供销合作社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建立社员代表大会制度，贯彻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县社吸收基层社为“社员社”，成立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985年，为进一步搞活小型企业（年利润8万元以下），国营五交化商店、东风糖烟酒商店、宁海旅馆，改为“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的独立核算单位。国营光明、塔山、龙山糖烟酒商店，交电门市部，家电商店，工农、宁海点心店，大同酒家，宁海饭店，宁海照相馆以及食品公司下属3家门店，分别实行1～3年的租赁经营。县供销合作社对所属公司、厂、基层社及其下属部门，全面实行经济责任层层考核制度。在此期间，商业局和供销社归口领导的合作商店，普遍推行“定额上缴，其余归己”和“集体承包、租赁”的管理办法。
是年，县商业局陆建华撰《关于商品多渠道流通问题的探讨》一文获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浙江省商业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第三章 经济发展
第一节 生产发展
工农业总产值 1950～1952年的3年经济恢复时期，经过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获得解放，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2％，其中工业递增53.3％，农业递增5.8％。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完成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5.7％，其中工业递增17.5％，农业递增4％。
1958～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的错误影响，兼遭自然灾害，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降至0.4％，其中工业递增3.2％，农业递减0.2％。
1963～1965年的3年经济调整时期，继续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上升到12.9％，其中工业递增14.1％，农业递增12.5％。
1966～1975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是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6.3％，其中工业递增13％，农业递增3.9％。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工农业发展较快，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全面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1976～1980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2.2％，其中工业递增21．7％，农业递增5％。1981～1985年的第六个五个计划时期，年均递增19.4％，其中工业递增26.8％，农业递增7.3％。
1986年，工农业总产值81633万元，比1949年增长22.9倍，其中工业增长542倍，农业增长4.6倍。
建国37年来，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9％，内工业递增18.6％，农业递增4.8％。其中1978年以来的9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8.1％，内工业递增25.3％，农业递增8.2％。
国民生产总值 1949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1703万元，人均77元。此后，生产恢复、发展，总值逐步上升。1952～1965年，国民生产总值保持在2000～5000万元之间。70年代工业发展加快，总值增长显著。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亿元，为11298万元，人均226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5.6倍和2倍。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为50499万元，人均935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28.6倍和11倍，比1978年增长3.5倍和3.1倍。
国民收入 1949年，全县国民收入1645万元。1978年，国民收入首次超亿元，为10400万元，比1949年增长5.3倍，年均增长6.6％。尔后，随着工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商业、饮食业等迅速发展，收入大幅度增长。1986年，国民收入45989万元，比1949年增长27倍；比1978年增长3.4倍，年均增长20.5％。
人均国民收入，1949年75元。由于人口增长，一部分国民收入被抵销。1978年人均国民收入208元，比1949年增长1.8倍，年均增长3.6％。1986年851元，比1949年增长10.3倍；比1978年增长3.1倍，年均增长19.2％。
社会总产值 1949年，全县社会总产值2258万元。1978年，社会总产值首次突破2亿元，为20597万元，比1949年增长8.1倍，年均增长7.9％。1986年，社会总产值突破10亿元，为108439万元，比1949年增长47倍；比1978年增长4.3倍，年均增长23.1％。
注：以上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其余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第二节 产业结构
解放前，以农业为主，结构比较单一。解放后，经过生产关系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各业均获得发展，经济结构由单一型逐步向综合型转变。
社会总产值构成 1949年全县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占92.38％，工业4.56％，运输邮电业0.32％，商业、饮食业（含物资供销业，下同）2.74％。1952年后，工业生产起步，建筑、运输邮电、商业饮食业全面发展，产值结构逐渐发生变化。1978年，农业占社会总产值41.29％；工业44.18％，首次超过农业；建筑业6.76％，运输邮电业1.17％，商业饮食业6.60％。尔后，乡镇工业崛起。1986年，工业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升至57.08％，农业26.05％，建筑业9.65％，运输邮电业2.56％，商业饮食业4.66％。
国民收入构成 1949年全县国民收入中，农业占94.29％，工业2.49％，运输邮电业0.30％，商业饮食业2.92％。后，随着各业的兴起和发展，收入结构也明显变化。1978年国民收入中，农业占56.49％，工业28.87％，建筑业3.21％，运输邮电业1.63％，商业饮食业9.8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业尤其是乡镇工业发展迅速，收入结构变化更大。1986年全县国民收入中，农业占46.25％，工业37.68％，建筑业4.24％，运输邮电业3.61％，商业饮食业8.22％。
国民生产总值三大产业构成 随着各业全面发展，三大产业结构相应变动，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第一产业，1949年占93.01％，1978年降到52.80％，1986年再降至43.35％。第二产业，1949年占2.53％，1978年升至30.62％，1986年再升至37.95％。第三产业，1949年占4.46％，1978年升至16.58％，1986年再升至18.70％。
农村社会总产值构成 在农村，由于人口增加，耕地相对减少，劳动力逐步转移，兴办非农产业。1978年后发展更快。1949年，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占98.12％，其他各业甚微。1978年，农业尚占60.45％，1986年降至37.57％。工业比重，1978年占26.93％，1986年升至46.78％，超过农业。建筑业比重，1978年占6.13％，1986年升至10.29％。运输业比重，1978年占0.89％，1986年升至2.82％。商业饮食业比重，1978年占5.60％，1986年为2.54％。
第三节 建设投资
全民单位 基本建设投资，建国初甚微。1950～1957年共投资130万元，其中农田水利84万元，主要用于车岙港水库等工程建设。1958～1960年总投资366万元，超过前9年总和。其中杨梅岭、毛屿港、黄坛等水利工程上马，投资182.5万元，“大办钢铁”60余万元。由于急于求成，超过负担能力，尔后压缩规模。1961～1965年，投资188万元，年均缩减69.2％。70年代，现代工业崛起，建成丝厂、布厂、电厂、糖厂、橡胶厂、化肥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和110千伏梅林变电所；农田水利建设，胡陈港堵港工程竣工，力洋水库、杨梅岭水库续建、加固等。80年代前6年，完成棉纺织厂和梅林变电所增容等重点项目。1971～1986年，年均投资512.75万元。其中1983年957万元，为历史最高水平。1958～1986年，累计投资9116万元，其中生产性建设占72.72％；房屋竣工面积累计40.43万平方米（缺1971年）。
更新改造投资，1971～1975年，投资116万元，年均23.2万元。以后逐年增多。80年代，根据“基本建设要压缩，技术改造要加强”的精神，投资扩大。1986年投入1253万元，超过当年基本建设投资1.3倍。1971～1986年，累计投资4088万元；房屋竣工面积15.32万平方米（缺1978年）。
零星固定资产投资，1983～1986年累计投资581万元，年均145.25万元。
城乡集体单位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978年始有记载。2年仅20万元。1980年后增多。至1986年，累计投资2723万元。其中1985年1621万元，占59.53％，为最高年份。累计生产性投资2536万元，占93.13％；房屋竣工面积7.6万平方米。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982年始有记载，为979万元。1984年后规模逐年扩大，主要发展乡镇企业。至1986年，累计投资8481万元，年均1696.2万元。其中1986年3498万元，比1982年增加2.6倍，为最高的一年。
城乡居民建房 1980年始有记载。至1986年，城镇居民建房投资3332万元，年均476万元。农村居民建房及设施投资19810万元，年均2830万元。竣工面积370.64万平方米。建房高峰期：城镇1985〜1986年合计2479万元；农村，1984～1986年合计14395万元。
第四章 经济管理
第一节 计划管理
解放后，逐步实行计划管理。1955年3月，县成立计划委员会，开始编制年度计划。尔后，逐步对农业、工业、商业、基本建设和主要物资等实行计划管理。
农业生产计划管理 1953年底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实行统购统销。1955年后，根据“以粮为主，粮棉并举，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对粮、棉、油等主要作物，每年由计委下达指令性计划。除对农民加强计划观念教育外，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和奖励措施，因此全县农业种植计划长期来较为稳定。1958年以前，每年粮食作物面积保持在40万亩以上，棉花面积1万亩左右。1959〜1973年，粮食作物面积稳定在35〜40万亩之间。此后，棉花面积扩至5万亩以上（其中1980～1984年达9万亩上下），粮食作物面积相对减少。1985年起取消粮食、棉花、油料统派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制，农业作物种植面积由指令性改为指导性计划。同时调整种植业结构，允许承包户在完成定购任务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自行种植其他作物。1986年，全县粮食作物面积减至29.24万亩，棉花7.46万亩。
工业生产计划管理 50年代后期起，逐步对工业生产实行计划管理。
60年代开始，根据“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总方针，在编制工业生产计划时，把支农产品列为首位。先后列入支农产品有打稻机、碾米机、磨粉机、制茶机、饲料粉碎机、喷雾器、插秧机、农机配件，以及各种小农具，共100多种。对这些产品的数量、质量、时间、价格均列入计划管理。70年代现代工业发展，亦均下达生产计划。1984年后，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1986年，列入指令性计划的仅铜管和原盐2种，列为指导性计划的有棉纱、棉布、水泥、合成氨、粘土砖、白厂丝、丝织品、机制糖、机制纸、配混合饲料、钢丝绳设备、水泥农船、啤酒、中成药等32种。
基本建设计划管理 60年代开始，把基本建设逐步纳入计划管理，其中投资在2000元以上的，由主管部门上报县计委，转报省计委审批，2000元以下的由县计委审批。70年代起，规定全民生产企业的基建项目，投资在1万元以上的报省计委审批，1万元以下的由县计委作零星土建处理。集体单位参照办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各项基建项目的审批权限放宽。全民单位投资10万元以下、集体单位3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各主管局审批；此以上至1000万元以下的由县计委审批；1000万元以上的由省计经委审批。至1986年，贯彻国务院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指示，实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管理，凡全民单位实行指令性计划，集体和个体为指导性计划。规定基建的审批权限为：全民单位投资300万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与100万元以上的非生产性项目由省计经委审批，50万元以上的由省主管部门或市计委审批，50万元以下的由县计委审批；集体单位100万元以下由县计委审批，100～500万元的由省主管部门或市计委审批，500万元以上的由省计经委审批；乡镇企业的基建投资均由县计委审批。
主要物资计划管理 50年代后期起，对钢材、木材、毛竹、水泥、煤炭、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以及有色金属等国家统配物资，实行计划管理。由县计委综合平衡，采取“以条为主，条块结合”的方法，将分配计划下达各主管部门，然后按计划供应。1980年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上述物资逐步实行“双轨制”，缩小计划统配量，扩大市场调节量。1986年，除煤炭、石油仍以计划管理为主外，钢材、水泥、机动车辆、化工产品仅有小部分实行计划管理，绝大部分通过市场来解决。对外贸出口产品，组织有关部门给予资金、原材料、能源和运输等优先，以保证完成出口任务。
第二节 经济技术协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开始打破地区、部门、行业间封锁，逐步发展横向经济技术协作。1982年7月，县人民政府成立经济协作办公室。1984年10月，更名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1985年政企分开，成立县经济技术协作公司，负责物资协作和经营。政府在上海派驻联络员。
物资协作 确定引进煤炭、化肥为重点，以宁海水产品、柑桔、番薯干等优势产品，分别与山西、上海开展协作。1982年引进煤炭2500吨，尿素925吨。以后扩展到石油、粮食、棉花等适合需要的所有重要商品。1984年，引进煤炭17436吨，相当于当年国家分配生产用煤计划的46.3％。全县乡镇工业用煤，80％靠协作煤解决。
地区协作 1985年，通过政府代表团互访，与北京市大兴县建立友好县，引进技术、设备，帮助建立机械化蛋鸡场。每年向国内外发布一批资源开发、技术改造等协作项目，与国内许多大专院校、科研单位、能源原材料基地、大型企业建立经济技术协作与信息关系。协作网络，涉及除新疆、台湾以外国内所有省、市、自治区。
企业协作 1985年，据397个工业企业调查，列入纵向生产计划的仅66个；200余种工业产品中，属指令性计划的4种，属指导性计划的33种。有220余个企业参加不同程度的横向经济联合。是年，与外地签订技术协议书80余项，引进各类先进设备93台，聘任技术人员60余人，引进资金1800余万元。联合形式多数是松散型的。到1986年，出现紧密型联合14家，半紧密型联合16家。其中与外地联合23家，县内企业联合7家，投入资金1353万元。内容有共同投资，以名优产品为龙头，挂牌联营，产品扩散，技术服务，工贸联合等，从而促进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和产品、产业结构调整。全县50余家橡胶生产企业与上海有关单位协作，生产稳步发展。红旗塑料厂、金属压铸厂分别与北京洗衣机总厂、上海华生电扇厂合作，生产配套零部件，使2个镇办小厂成为县骨干企业。岔路大娄煤气用具厂成为上海东海阀门厂二分厂后，这个70多户的贫困山村，很快成为经济富裕的文明村。
第三节 物价管理
管理机构 民国28年（1939），成立县战时日用品评议委员会，开始管理市场物价。民国32年，省府电令宁海为限价区域，实行物价管制。民国34年，县成立工资评议委员会，评定各项工资、运费及房租费。民国37年9月，县建立物价评议会制度，通令限价。但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根本无法限制，实际交易均为自由价格。解放初，物价由县工商科兼管。1957年成立县物价委员会。此后机构几经并撤，到1980年5月再次建立县物价委员会。1984年3月成立县物价局，下设物价检查所，加强对物价的管理和监督。
价格演变 民国初期，银元为流通货币，物价比较稳定。民国元年大米每石7元左右，民国23年涨至8.3元，民国25年又回到7.7元，浮动幅度不大。抗日战争期间，总的物价是上涨的，且随着战争时间的延续，上涨幅度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夕，物价直线上涨，由一月一涨缩到半月、一周，直至一天数次，瞬息万变。民国37年，茂林乡七市村苏土友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出售一只大肉猪，价值3石大米，第三天去屠行（肉铺）要来猪钱，恰好买回一条棉絮。
解放初，社会经济不稳，物价仍处于上涨之中。1949年10～12月，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3倍多。1950年国家采取多种措施，物价趋向稳定。1953年后，主要工农业产品实行统购包销、统购统销，主要生产、生活资料实行计划供应，国家定价的商品越来越多，单一的计划价格体系逐步形成，对一些不合理的价格开始调整，物价日益稳定。
1958～1960年，物资短缺，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市场大米每斤高达2.5～3元多，蔬菜每斤0.5～0.6元。集市农副产品价格与国营工业品供应价格形成强烈反差。1961年始，糖果、糕点、烟酒、食糖、钟表、自行车和部分棉针织品，实行高于牌价3倍左右的价格敞开供应。至1965年全部恢复平价。
1966年8月1日，提高城镇居民粮食统销价格，对低收入职工给予补贴。1968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规定，商品价格和收费开始冻结。
1978年后，国家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并有计划地逐步改革价格体系，农产品除粮、棉、油等主要产品按合同价格定购外，可自由上市，协商定价。长期价格偏低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的价格也进行调整，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出现计划价与议价双轨制。日用小商品价格实行工商协商定价的有1000多种。粮、油、煤等居民定量供应部分销价基本不动，四级籼米500克0.137元，菜油500克0.77元，煤饼500克0.025元。重大节日继续安排主要副食品平价供应，购销差额由财政补贴。1978～1986年共补贴1796.4万元，年均224.55万元。
随着市场搞活，乱涨价现象增多。为稳定物价，物价管理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工作。1985～1986年，查处价格违法案件185起，收缴非法收入27.14万元，罚款5502元，退还消费者11809元，有效地制止乱涨价行为，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第四节 工商行政管理
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工商行政管理事项，分别由县建设科、社会科、商会主管。解放初，由实业科、工商科兼管。1959年3月，县、镇、公社建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协调市场管理。1961年始设工商行政管理科。1964年改为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有管理机构瘫痪，县、区（镇）建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执行市场管理任务。1979年，“打办”撤销，重建工商行政管理局，各区、镇设工商行政管理所，管理工作转入正轨。
工商企业登记 始于民国25年（1936），当时只登记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商业，摊贩免予登记。民国34～35年，全县登记工商业582户。
1951年，人民政府结合整顿工商业同业公会和私营工商业户清产核资工作，对全县工商业户全面登记发证，共2022户。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对155户工业、手工业和818户商业重行登记发证。1964年，再次全面进行登记，工商业共578户。其中：工业19户，手工业83户，交通运输业20户，商业360户，饮食业20户，服务业26户，文卫业43户，其他行业7户；属国营128户，供销合作社经营192户，其他集体258户。“文化大革命”期间，企业登记工作停止。1979年恢复工作。至1983年，先后进行工商等企业普查登记，共有国营和集体工商业1683户。1984年后，企业逐步增多。到1986年，登记发证1814户。其中：工业、手工业1385户，交通运输业35户，商业224户，饮食业22户，服务业30户，文化娱乐业5户，其他行业113户。按所有制分：国营144户，集体1655户，联营15户。并建立经济户口。
1985～1986年，整顿、清理党政机关、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全县306家公司（中心）经清理后，保留69家，降级150家，撤销87家。
个体工商业管理 解放初期，由工商、税务等部门吸收摊贩代表，组成摊贩管理委员会，对摊贩实行管理。1956年后，大部分个体工商户参加合作组织，分别由商业、供销社和手工业部门管理。1964年，个体工商业登记511户。其中：手工业99户，商业283户，饮食业13户，服务业3户，文卫业113户。“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体工商业户作为“资本主义”被批判而基本绝迹。1979年后恢复个体工商业户。1984年，全县登记发证4680户，从业人员6204人。同年9月，召开县第一次个体劳动者代表大会，成立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后发展更快，至1986年，全县共登记发证9666户。其中：工业、手工业2777户，交通运输业1683户，商业3897户，饮食业476户，服务业793户，其他行业40户，合计从业人员14061人。
市场管理 解放前，市场缺乏管理。解放后，配合主要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和“对私改造”，实行市场管理。但管理时紧时松，以管得过严、过死为多。只准就地交易，不准长途贩运。1978年2月，为限制劳力赶市，集中劳力搞农业生产，试行集市改革。当时全县27处集市，保留15处，其余一律取消；并废除原“市日”，统一规定农历一、六日同为各处“市日”。这一改革，给经济交流和人民生活带来不便，群众意见很大。1979年1月，恢复原有集市和“市日”，管理逐步放宽。随着农副产品统购派购政策取消，开放粮食市场、木材市场，允许个体户运输贩卖。到1986年，农副产品除棉花外均可上市交易。
严禁金银、文物、迷信品和霉烂变质、有毒食物上市，查处短尺少秤、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不法行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利益。“文化大革命”期间，查获投机倒把案件364起，缴获粮票7779斤，布票9028尺，其他物资价值89789元。当时，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处理过严。1979年后，经过复查，纠正23起，退还罚没款32747元。1980年后，又先后查获走私手表、银元、布料、收录机等案件9起。1982年，查处经济犯罪大案、要案29起，罚没金额51327元。
经济合同管理 1953年始，商业供销部门与农民签订预购主要农副产品合同，工商之间也有加工、产销合同。1960年后，经济合同更加广泛，但由于经济法制不健全，合同多流于形式。1984年8月，开始合同鉴证工作。10月，成立县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至1986年末，由当事人提交鉴证的合同507份，金额3136万元，还有更多自行签订的合同。1985～1986年，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企业自查、互查合同，督促履行，帮助解决存在问题，并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被授予“重合同、守信用”的单位，1985年17个，1986年58个。仲裁委员会处理合同纠纷案件73起，解决争议资金236.45万元。
商标广告管理 1979年，开展商标管理工作。为严格商标印制管理，1984年核定宁海印刷厂1家为商标印制单位。1985年12月后，改定点印制为持照凭证印制。并对一些假冒商标案件进行处理。至1986年，全县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册商标共101只。广告管理，在清理整顿基础上，到1986年，核准登记的广告经营单位共4家。
第五节 计量、标准化管理
管理机构 民国前期，设有度量衡检定分所。民国31年（1942)7月奉令裁撤，留检定员1人。宁海解放至1958年，无专职管理机构。1959年，始建县标准计量检定所，初属科普协会，后归商业局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瘫痪。1972年10月恢复，改名县计量所。1982年又改为县标准计量管理所，1986年升为副局级单位。
计量单位演变 度量衡制度全国统一。民国初期沿用旧制，基本单位：度为引、丈、尺、寸、分；量为石、斛、斗、升、合；衡为担、钧、斤、两。民国19年，贯彻《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执行万国公制。长度以1尺即1米为标准尺，容量以1公升即1立特为标准升，重量以1公斤即1千克为标准斤。并规定比率，允许民间并用市制，实际变动不大。民国24年6月，县政府规定，液体量器油酒提勺以容量即纯水在4摄氏度时之容积为准，不得按重量计算。民国36年，缑城镇曾规定3月15日起，在中午12时，以妙相寺钟打12下，为全镇标准时间讯号。
1959年，贯彻国务院命令，推行米制，改革市制，限制英制，废除旧杂制。改原1市斤16两为1市斤10两制。1977年10月，全县中医药处方用药计量，由两、钱、分改为克、毫克、升、毫升。16两进位的市斤全部废除。1984年2月，国务院正式确定国际单位制为法定计量单位。1985年，实行量提改革。4月15日起，酱油、酒、醋等液体商品实行容量计价，使用不锈钢量提。单位有50毫升、100毫升、200毫升、250毫升、500毫升等5种。1986年，国家公布《计量法》，宁海规定从1988年1月起，用于贸易结算的计量器具，禁止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计量器具演变 度量衡器历来沿用尺、斗、升、秤、提等。常见的有：三元尺，1市尺木尺，1米三折尺，鲁班尺；戥秤，16两制木杆秤；圆、方木斗，大小方木升等。升斗比率为10合为1升，10升为1斗，5斗为1斛，2斛为1石；大斗16市斤，小斗9市斤。
解放后，随着计量制度改革，科学技术发展，旧器具逐步淘汰，新器具不断产生。先后出现：铜、铝杆秤，弹簧秤，案秤，台秤，字盘秤，吊秤，磅秤，天平；1米直尺，钢卷尺，钢直尺，游标尺，千分尺等。1972年，宁海糖厂使用20吨地磅。1979年，宁海茶厂首用电秤。县供销社始用自动流量计销售柴油、氨水。粮食系统使用手压售油器。工业生产中采用各种先进检测仪器。
量具检定与监督 民国时期，度量衡检定分所配备标准铜尺、铜升、铜砝码和市制标准器具各1套，作为县级标准器。计量器具生产经营，需报省批准。木工用尺准自制，分度公差仍需依法送检。度量衡器检查由主管机关会同警察机关执行。使用不合格器具处罚，罚款4成充奖。民国31年起，每年普查一次。次年共检2082件，合格率93％。民国37年，共检636件，合格率74.9％。
1959年县计量所建立后，计量网逐步形成。县粮食局、商业局、供销社有专人负责衡器检修。电力部门设专业机构检修电度表等。各区镇由工商所负责市场衡器监查工作。工厂依据生产需要配备人员、设备，衡器、器具及时检修。全县工业企业计量仪器主要有：万能工具显微镜2台，光学计量仪器6台，硬度计11台，地上衡18台、地中衡14台。计量管理主要内容是度量衡器的检查校正。1972年起，每年分地区轮流普查。是年，对重点工业企业量具进行检查，发现失准严重。1974年，国营企业和10家镇属企业量具普查合格率仅55％。次年组织计量人员培训。1980年，全县国营企业3大类量具普查，合格率87％，获宁波地区第一名。1983年，对部分国营企业及部分区乡镇企业普查，国营企业最高合格率77％，乡镇企业合格率较低。对不合格的均及时校正。
随着量具增加，检定项目扩大。1973～1979年，开展万能量具、直角尺、水平仪、压力表、血压表、温度计等检定。1980年后，长度方面又开展五等量块、平晶的检定；力学计量方面开展三、四、五等砝码和天平检修；电学计量方面开展电流表、电压表和电度表的检定。还承担宁波全市角度量块和小容量检定工作。1986年，经县计量所检定的器具共48295件次。
为配合企业上等级、上水平，1984年对企业实行计量定级、升级办法，动力配件厂首获计量三级合格证。1986年底，有8个厂获三级合格证或计量单项验收合格；6个单位获“物价计量信得过”红匾。
计量器具生产 民国31年，缑城镇仅裕泰、王恒记2家生产木杆秤、木直尺。1973～1977年，宁海仪表厂生产5公斤案秤，年产500台。木杆秤由县计量所下属计量仪器厂接产，并于1978年配合中药计量单位改革，生产塑料戥秤，供应宁波地区各县。1982年计量仪器厂划归劳动局后停产。此后，木杆秤均由街道小厂和个体户生产，1986年城乡共6家。还有生产铜、铝杆秤、温度计、单相电度表、煤气表、汽车三用电表及多种玻璃计量仪器的工厂10余家，均领得生产许可证。
标准化工作 1979年9月，国家颁布《标准化管理条例》。10月，工业系统全面采用“机械制备”、“形位公差”和“公差配合”等工业基础标准。1982年，国家颁布《工业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县标准计量管理所主管标准化工作。1985年，开始对企业进行标准化整顿验收。自此，新产品投产基本上都有标准，并经审查。至1986年共审查9个产品。对没有国家和部颁标准的企业，均予制订标准。至1986年，共订省企业标准罐头密封圈等2个，市企业标准孔用挡圈钳等5个。经标准化验收合格的有11个厂。
农业标准化，由农业主管单位或农产品收购部门执行。1984年11月，省农业标准会议在宁海召开，讨论修订棉花、水稻、小麦、大麦、油菜等种籽分级标准，并全面贯彻。1986年，又贯彻国家修订的大米、小麦粉等12种国家标准，由粮食部门执行。
产品质量监督。1984～1986年，对罐头、食油、啤酒、电风扇、洗衣机等代省抽样4批，涉及163个厂，为全国统检提供条件。1985年开始对棒冰、汽水进行产品质量监督。1985～1986年，西店地区13家酒厂用酒精配制白酒，发现后共毁配制酒23.1吨。同时，对5家生产劣假酱油的厂，吊销营业执照，销毁劣假酱油34.5吨，并对全县各地商店查禁这批产品。1986年，对罐头、糖果等25家厂抽样51个，送检44个，合格19个，合格率37％。未送检的均作不合格处理。
第六节 审计监督
县审计局建于1984年。次年开展工作。首先对县海水养殖场进行经济效益审计。至1986年，以就地和送达审计方式，共完成12个审计项目。其中：财务审计7项，经济效益审计3项，违纪审计2项。分属15个单位，其中企事业10个，行政5个。查出各类违法违纪金额100.96万元，已上缴财政29.15万元。
另外，在1981～1986年，每年开展一次财务大检查。1985～1986年共检查481家，查出违纪金额174.9万元。
第七节 统计工作
统计机构 民国35年（1946），县政府设统计室，有主任、统计员各1人。民国37年改为主办统计员1人。1953年5月，县人民政府建立统计科。次年11月改为计划统计科。1958年10月后，在县计划委员会内设统计组。1964年单设统计局。次年与计划委员会合署办公。十年动乱中，人员减至1人，工作基本停顿。1980年重建统计科，1984年改为局。1986年编制10人。县级各主管业务部门，一般配有相应的专职或兼职统计员。各区镇乡统计工作，农业由会计辅导员兼办，乡镇工业由工业办公室负责。全民和县属集体企业，一般有专人负责。
1980年，全国恢复农村经济抽样调查，宁海为全省17个农经调查县之一。当时由县统计部门负责。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抽选农村住户调查网点，再次被选为全省27个国家点之一。据此，县成立农村抽样调查队，直属国家统计局，编制6人，经费由国家拨给。
统计报表 民国时期，统计调查仅采用少数的一次性调查表和年报，没有定期报表制度。解放后，逐步建立定期统计报表制度。报表分日、旬、月、季、半年和年报。有综合平衡、农业、工业、商业、物资、劳动工资、固定资产投资等7个专业统计。日、旬报由基层单位掌握，月、季、半年和年报，由基层单位逐层上报，由县统计部门汇总。1986年年报统计表有：综合平衡统计3种，农业统计10种，工业统计5种，商业统计8种，物资统计6种，劳动工资统计9种，固定资产投资统计11种等。
专项普查 民国31～32年，举办土地陈报编查，开展全面丈测土地，后因经费不支而停。1950年下半年，对全县耕地逐村逐户进行登记，编造册串。根据国家统一部署，1953年、1964年、1982年，以各年的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进行3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均编制专项资料。1956年、1974年、1983年开展森林资源普查。1980年、1985年进行两次工业普查。第二次工业普查后，编印出版《宁海县工业企业大全》。此外，还有1955年10月全国私营商业及饮食业普查，1983年体育场地普查，1985年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等。
抽样调查 农户抽样调查：民国37年，浙江省政府曾举办农地经济调查，以地权、租佃制度及农家生活3项为调查对象，选择有代表性的5个乡镇，每乡镇选4保，每保每甲选3户，分别进行调查。全县选定缑城、紫文、柘浦、茂林、松溪等5个乡镇进行。195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全县确定20个农户作为抽样调查对象，后停。1980年恢复这一制度。开始，选定古渡公社墩头大队，紫溪公社前金大队，大佳何公社岙潘大队，每大队各取有代表性的农户10户，共30户为调查对象。1983年，增加长亭乡塘里村、城郊乡前洋村、前童乡上洋村30户，共60户。1984年，重新抽选5乡10个村，即古渡乡墩头、林屿村，紫溪乡前金、集义村，大佳何乡岙潘、冯家村，官岭乡一市、外岙村，岔路乡隔潭、田良王村，每村各10户，共100户为调查对象。
农产量抽样调查：1984年，采用1979、1980、1981三年粮食综合单产、耕地面积累计为排队标志，按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方法，抽选长亭、山头、胡陈、毛屿、官岭、辛岭、梅林、回浦8个乡镇，各抽3个生产队，共计24个队为调查基点单位。
农产量抽户调查：1981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采用抽样调查原理，以村为总体，按承包面积由多到少排队，等距抽选样本户。全县抽选9000户样本户，用样本户的平均产量乘以全村播种面积，得出该农作物的全村总产量。各村相加得出全乡、全县总产量。
还有城镇居民生活抽样调查、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等，均为典型调查方法。
统计服务 在统计调查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找出问题及其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建议，为各级领导决策服务。1978年后，县统计部门编印《统计调查资料》、《统计工作简报》、《宁海统计》等不定期刊物。1984年以来，每年发表《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公报》。先后编印《1949～1970年宁海县国民经济提要》、《伟大的十年》、《宁海县三十年国民经济资料汇编》、《欣欣向荣的宁海——建国三十五年伟大成就》、《宁海经济概况》，以及年鉴性资料汇编等，共42本。
第五章 人民生活
第一节 农民生活
旧时，贫富悬殊。富者良田千亩，生活奢侈。贫者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受雇、乞讨为生，一遇灾荒，更是苦不堪言。民国18年（1929），水、虫、旱兼害，农业减收，农民妻离子散，四出求食，饿死、自尽者无数。民国33年，天气亢旱，虫螟为害，轻者只收四五成，重者不及一二成，仅水车乡饿死12人，自尽者4人。有的靠借高利贷维持生活，“借人一百，四月对合，年还八百”，导致破产。民国37年，城关东门有116户无田或无屋，有55户三代当雇工。一般农民无地或少地，农业产量低，租税重，终年勤劳，不得温饱。同年，西门288户，有余粮的仅10户，占3.5％；一年口粮44户，占15.3％；半年口粮45户，占15.6％；3个月口粮69户，占23.9％；不足3个月口粮120户，占41.7％。山区人民生活更为贫困。
解放后，随着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农业生产不断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1961年。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农业减产，收入下降，人均分配收入36.1元，口粮164公斤，为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此后逐渐回升，1965年人均分配收入47.2元，口粮192.5公斤，还有较多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1975年人均分配收入升至68.8元，口粮220公斤。1978年后，农村落实各项经济政策，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收入显著增加。1986年，农民人均收入515元，口粮292公斤。
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水平和结构发生较大变化。1980～1986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266元提高到453元，年递增15.9％。其中食品支出，由107元增至251元；衣着支出，由30元增至45元；日用品支出，由23元增至60元；住房修建支出，由11元增至71元。大部分农民温饱已基本解决，部分开始向吃好转化。建房标准不断提高，新建住宅大多为砖混结构二层楼房，人均居住面积由1981年14.9平方米，提高到1986年23.7平方米。用的方面，1986年每百户农民中，拥有自行车71辆，手表218只，缝纫机53架，收音机33台，电风扇28台，电视机17台，少数农家还有彩电、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但还有少数山区人民生活仍比较困难。
第二节 渔民生活
解放前，渔霸操纵垄断，多数渔民丧失生产资料，受雇于人，收入低微。而且渔业生产手段落后，常受海匪、台风等袭击，安全没有保障，渔民生活悲惨。解放后，党和政府多方扶持渔业生产，改进生产手段，开展养、捕、加工多种经营，渔业生产有较大发展，生活显著变化。1974～1978年，渔民人均收入保持在90～105元之间。此后增长幅度较大。1986年人均收入715元，比1978年提高6.9倍。其中渔区峡山镇，户均收入3093元，人均收入886元，为全县收入最高之乡镇。
1986年，据39户渔民家计调查，户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1户，占2.6％；1001～2000元13户，占33.3％；2001～3000元8户，占20.5％；3001～5000元9户，占23.1％；5001～10000元6户，占15.4％；10000元以上2户，占5.1％，收入普遍高于农民。生活费总支出中，食品占32.6％，穿着10.1％，高档耐用品8.3％，建房费用27.8％，文化生活费5.3％，人情往来12.7％，其他3.2％。
第三节 职工生活
民国时期，一般职工和手工业者，收入菲薄，且常有失业之虞。民国30年（1941），小学教师月工资法币38～50元。后因物价暴涨，改发稻谷每月110～180斤。民国31年，县华成布厂工人每月工资20～75元，折合大米15～55斤。泥、木、篾、石匠，民国32年日均工资10.16元，民国34年升至169.33元，同期米价上涨93倍。民国32年、34年，根据当时《宁海县限定工资及工资、物价评议》载，手工业工人日工资如下表（单位：法币，元）：
民国36年4月27日《宁海民报》载：“本年4月份工人生活指数，以26年6月为基期，所需调查之物品，为中熟米、中等生油、盐、木柴、猪肉、中等上白布等七种，计算结果，本月份工人生活指数较战前增加10767倍。”民国37年9月，每石大米售金圆券18.5元，次年5月涨到200万元，8个月时间，上涨10万多倍。其他农副产品和日用百货也随着米价而猛涨。辛勤所得，成为一堆废纸。经职工抗争，工资按大米价格折算，月工资1石至2石不等。
解放后，职工职业受保障，工资经过多次调整，收入逐步提高。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1963年506元，1979年524元，1986年增至1229元。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1963年384元，1979年423元，1986年增至109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收入仍有较大增长。同时，职工家庭由于就业人数增加，负担系数减少，人均收入提高。据县人民银行城镇职工家计调查，1986年，职工人均负担系数1.57，比1980年减少0.16；人均实际收入1072元，比1981年增长118.8％；人均实际支出1381元（实际支出大于收入是动用了上年结余），比1981年增长213.1％，耐用高档消费品越来越多地进入职工家庭。
干部、职工还实行奖金和劳保福利制度，享受医疗卫生费、离退休金、生活困难补助以及死亡丧葬费和抚恤金。
相关地名
宁海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