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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俗称当店、当铺、押店、质铺，以收押物件为主，兼营存、放款业务的信用行业。它以贫民、小生产者为主要对象，运用货币资本生息图利。早期，社会团体、宗教慈善机构和富有者，多将资金投向典当，进行生息。隋唐时期出现典当雏形，收抵押品，高利放贷，曾有“上佐朝廷抚恤之不及，下补社会生计之艰难”之说，长期受统治者支持。钱庄兴起之前，典当业曾霸占民间借贷领域。钱庄兴起后，金融以钱庄为中坚，然典当仍居相当地位。清代，典当业以灵桥门内（皂荚庙）惠安和车轿街丰长两家历史最久。惠安前身为清代中叶开设的“集义当"，其后裔在城乡设有惠安当、生泰当、惠生当等。后因时势变迁，典当业动荡不安，投资日趋冷淡。
  民国21年（1932）后外货倾销，手工业和民族工业衰退，农村萧条，市场凋敝，典当收当物品满期价值差落，出售不能保本。24年（1935）钱业风潮后，更是当多赎少，惠安、裕成等相继停业。抗日战争爆发，宁波沦陷，典当只取不当，随开随关，多闭歇、停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典当业有所恢复，旋即衰落。37年（1948）8月，民国政府发行金圆券，典当收当有限，架本（全部收当物当值）微薄，拒当严重，业主无意经营，至11月全部停业。
  典当行均四周高墙，柜高过顶，投资者多为官僚豪绅、世富显贵，社会上拥有一定势力，主要股东独揽一切。典当人员数量视规模大小，多寡不一，一般为10余人。大当设总上、副总上各1人，一般由东家自任；正看、副看2～3人，其他有账房、楼头、银房或票房、衣房或牌房、取房、栈司等。正副看、账房由典当公聘，其余职员由各股东分配任用，多为股东亲属，俗称“伙东”。典当职工工资早期每月仅数元、数十元不等，总上一职也不过二三十元。存箱费、没货余金等大小费、外费等额外收入，往往超过工资。
  典当行主要收当对象为农民、小生产者，存在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清咸丰年间（1851—1861），钱庄业从钱本位改为银圆本位，而典当业墨守成规，当赎货物沿用制钱，当票上只填写钱数。光绪三十一年（1905），同大当当主王月亭邀集同业商讨，拟予更改，卒未成功，直到民国以后，制钱退出流通，才最后改正。典当所开当票字体怪僻，难以辨认，当票编号以《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一月一字字号。典当当物当期定例18个月，逾期2个月未取为“绝当”，由典当自由处理，有“十八不来娶，二十要赖亲”之说。一般当物作价为原值的30％～40％。满当之物拍卖出售，一般按账面当价增20％～30％，称为“贯二、贯三”。典当业利率早期月息1分半至2分半（每千元月息15～25元），另收栈租、挂失、存箱等费。民国期间，当息一度高达1角8分（每千元月息180元）。37年（1948）3月物价暴涨，月息高达483％。
  解放初，曾组织生产自救性小典当（小押当）。
  1952年，境内尚留下裕和、安泰、宝顺3家典当行。1956年，旧当改造为小额质押贷款所。是年，城区最后一家当店关门。至1958年9月，旧典当停业清理，结束历史使命。
  1988年9月，消失了几十年的老行当典当在开明街扯起杏黄色旗帜，第一家新建典当行宁波典当拍卖调剂行开业，资本金500万元，后增资到1000万元，1997年7月又搬迁至苍水街85号。1996年3月，宁波京泰典当行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地址中山西路117号。新典当行业发展最初几年，黄金首饰占典当业务量的90％。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房产、汽车、机器设备等动产与不动产成为主要当品。客户也不再局限于个人，而以中小企业为主。典当有借贷灵活、手续简便、时效性强等优点，成为中小企业和个体T商户融资平台。当品从“老i样”（金银首饰、钟表、家电）转为“新i样”（房产、汽车、有价证券）。一批民营资本进入典当行业。典当成为现代金融发达时期一种社会辅助融资渠道。
  附：解放前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有纠会、月会。纠会亦称“标会”，发起人称“首会”，参与者称“会脚”，一般10人。纠会又分摇会和坐会。摇会每年付款数额相同，一般百金。坐会亦称集贤会、十贤会，付款多少不同，第一年款项归会首，后则依所认定位次而得。月会按月付款，称为“月月红”。民间借贷利息除纠会外，有按钱业利息按天计算，或按典当业押物计息，俗称“当息”。最高的印子钱，按月计算，每元月息四五角，先在借本中扣除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