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一、领导抗日团体开展救亡活动
  七七事变之前，青田籍共产党员徐国恭经组织营救，从国民党苏州监狱保释回到家乡，会同朱一岩前往温州指导学生运动。他找到温州“学生联合救国会”的领导人胡景瑊、孙绍奎、孙经邃和同乡张可仙等，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讲解共产党的主张，推荐进步书刊供进步学生团体“野火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且为进步学生刊物《野火壁报》撰写团结抗日的文章。不久，在温州中学读书的青田籍知识青年姚立（柯里）、林艺圃、陈碧如等加入读书会，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日军侵占华北之后，学生会发动罢课，组织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然而，遭到当局的阻挠，胡景瑊、张可仙被捕。姚立、林艺圃等人积极参与学生会组织的营救工作。张可仙、胡景瑊虽准保释，但被押逐“出境”，于是，转到上海，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章乃器①与北平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先后在无锡和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筹备会议和成立大会。他们通过秘密渠道，将各地宣传抗日救国的书刊寄到家乡，其中有：吴玉章在法国巴黎主持出版的《救国时报》等，使党的主张直接与读书会同学见面②。上海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青田籍学生曾绍文，曾经与同学一起上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曾绍文回到家乡，去温州探望有共同革命志向的同学叶龄银，不料叶的住处已被国民党当局监视，曾绍文因此被特务盯梢追踪，搜去《救亡情报》而被监禁。姚立、林艺圃等人参与营救工作。由于《救亡情报》确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出版的期刊，国民党当局只得释放曾绍文等人。后来，曾绍文与“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后改为新四军驻温通讯处）取得联系。
  1937年8月21日，由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白区工作团”主任黄先河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成立，林艺圃、曾绍文和陈碧如成为该团的活动份子，积极投身城乡的抗日救亡活动。姚立放弃了在南京上大学的机会，返回青田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在温州找孙绍奎、胡景瑊商量工作时，正遇“战青团”秘密组织人员前往平阳山门红军挺进师驻地访问。于是，姚立随同到山门，看到了红军的活动，听了挺进师师长粟裕的报告，更加深了对党和革命军队的认识。回到青田后，姚立联络本地青年，准备效仿温州的办法，成立爱国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时，青田县国民党当局正欲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做出成绩，知道姚立周围有一批知识青年，姚家又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便派人劝说姚立参加“青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该会是奉浙江省政府之命刚成立的官办团体，其领导者均徒有虚名，下属亦无所作为。为此，姚立同温州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孙绍奎、胡景瑊商议。此时，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的精神，指示各地：一方面，强调尽一切可能，独立自主地组织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力争其公开存在与活动；另一方面，争取通过国民党的形式，不暴露自己政治身份，推进工作，凡是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我们都要参加进去，力争起实际上领导作用，而不是与国民党争组织形式与表面的领导。于是，姚立加入“抗敌后援会”，以此公开合法组织为阵地，团结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姚立被补任为“青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副主任，负责领导该会宣传股的一切工作。
  姚立领导宣传股，四处张贴抗敌墙报；成立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组织剧团，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城镇的抗日救亡宣传开始热闹起来，到处可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声。
  在此之前，温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已波及毗邻的青田县温溪镇。全面抗战伊始，“战青团”西溪支团的宣传队和一支使用新四军番号、身穿军装、乘坐军车的宣传队到温溪镇，沿街宣传抗日，知情者悄传：这是共产党的队伍。以流亡大学生为主组成的浙江省抗日宣传二队，也到温溪最热闹的街头戏台演出抗日戏剧，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纲领。后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所属的“小小流动剧团”，在温溪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剧，鼓舞广大人民的抗日救国斗志。
  1937年11月，为了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发起，联合乐清、天台、青田等8县，成立“温台处三属救亡团体联合办事处”，并出版《联合》等期刊。林艺圃、曾绍文、姚立代表青田（处属）参加成立大会。陈碧如①负责主编期刊《女战士》。
  正当青田城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形成热潮之时，中共浙南特委代理书记龙跃在温州城区，秘密接见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曾绍文等人，指示：救亡运动不仅要在城区发动群众，更要深入农村。此时，林艺圃、曾绍文、黄乃堤、朱正等，都来到青田“抗敌后援会”，使宣传股的骨干力量倍增。他们除了在鹤城镇开展活动以外，还到城郊、沿江两岸、公路沿线的乡村进行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青年上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本质，宣讲“我们为什么抗日”、“抗日胜利的条件”、“后方民众应尽义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人们关心的问题。这些活动深受人民大众欢迎。
  二、闽浙边临时省委派员到青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也得到国民党民主人士的赞同。12月，杭嘉湖一带沦陷，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关于希望加强国共合作，发展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参与下，颁布了体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精神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选派一批抗日爱国人士到一些县主政。这使共产党的活动有了合法的依据，为党领导抗日救国运动提供了机遇，这是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成果。浙江党组织积极支持黄绍竑采取抗日进步措施，派遣了一批党员、干部参政，动员了大批进步青年参加“战时政治工作队”等公开合法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2月，浙江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推荐进步青年张若达、陆鲁一（后均入党）随同新任县长来到青田，张若达任第一科（民政科）科长，陆鲁一任第三科（教育科）科长。3月，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吴毓介绍从延安陕北公学提前毕业的丁国荣（丁梦华）到青田县政府，协同张若达、陆鲁一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3月上旬，青田县政府决定设置“乡政指导员”①，在呈报省政府核准的同时，即嘱民政科长张若达负责物色乡政指导员人选。经直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的中共温州支部书记孙绍奎联系，张若达到平阳山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抗日救亡干部学校”②中聘请人员。党员干部林国珽、郑行、周一松和青年干部徐寿考等10多人，由林国珽、郑行带队于3月下旬到达青田，参加县“乡政指导员工作队”。姚立、林艺圃、曾绍文等20余名当地青年也在受聘之列。县政府从3月21日开始，先后5次下达乡政指导员“委任令”和工作“训令”。郑行委任为县警卫队“政训指导员”兼负县府乡政指导室工作。除掌握内部情况外，着重对警卫队员进行服务抗战教育和军事训练，使之不要欺压群众。林国珽为工作队的负责人，他们将三四十名队员编成9个乡政指导员工作组，分赴城郊的港头乡、港口乡、二外乡、三外乡；沿江两岸的石芝乡、高市乡、浮弋乡；小溪一带的玉岩乡、南田乡、富岙乡、西坑乡开展工作。红军挺进师于校出来的人员，多数在南田一带活动，以便于与浙南特委隶属的泰顺、景宁县的党组织联系；少数干校人员和姚立、林艺圃、曾绍文等人在港头、油竹、山口、石溪、芝溪活动，以便于与浙南特委领导的永嘉、瑞安县的党组织联系。因为乡政指导员工作队是经浙江省政府批准，以青田县政府名义派往各地推行“政令”、指导乡村工作的，是公开合法的，其活动内容又正合广大民众的心愿，所以工作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就在农村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深入农户、田头调查访问乡村社会情况；召开保甲长会议和村民大会，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宣传中国抗战必胜的道理，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热情；组织乡村农会和战时合作社，发展农村特产经济换取外汇，增强国家抗战实力；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免除按保甲户口摊派捐款的办法，提倡以财力为标准交纳捐款，减轻贫苦人负担；举办民众夜校，组织农民一边读书识字，一边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教育；指导乡村学校实施抗日教育，组织师生进行抗日宣传，等等。一支由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毕业学员组成的“新四军流动宣传队”，也在黄坛一带开展宣传活动，配合南田、西坑、富岙等地乡政指导员的工作。
  在指导员开展的工作中，比较复杂困难的是改选乡保长和推行减租。对于那些敲诈欺压群众的乡长，驻点指导员经过查清事实后报告县长，予以撤换。在改选乡长之前，浮弋、石芝、港头等乡指导员还向县长推荐合适人选，并由第一科（民政科）的主管负责谈话考察确定。石芝乡还改选了3名有劣迹的保长。此举受到群众拥护。减租斗争直接触及田主的经济利益，遇到的困难较多。浮弋乡指导员组织群众，排除干扰，不仅把租减下来，而且取消了佃农要向田主交押金的旧习。北山乡指导员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使颇有靠山的大田主不得不执行减租条例。大田主的田租被减下来了，其余田主的田租都跟着减下来。南田乡的减租工作受到封建族长的阻挠，群众有顾虑。工作组排除困难，正要带领群众进入实际减租行动的时候，突然接到县里减租工作暂缓进行的通知，工作组撤回县城。南田的减租工作半途夭折。

①章乃器，青田东源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 ②学生运动领导人张可仙于1937年夏末暴病逝于上海。 ①陈碧如，青田峰山人，1938年1月进入闽浙边临时省委干部学校并入了党，后任中共浙南特委妇运主任，1941年4月参加新四军。 ①青田县政府“乡政指导员工作队”略早于浙江省政府通令各县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故沿用至1938年8月。 ②“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对外称：“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训练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