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高强度的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再加上难以预料的巨大风险，让出海捕鱼成为一项辛苦高危的工作。
  对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来说，海里的鱼就是它的生命线。所有的船厂、网厂和各加工车间，它们存在的价值都是为了多捕鱼。也只有多捕鱼，才能养活它们，才能让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
  我们捕了很多的鱼，还想捕捞更多，还想去更远的地方捕捞。但后来鱼少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也就衰亡了。
  被下放的报务员
  1967年10月，我正式进入宁渔。我原来是省委机要处的，当时正在华东干校学习。毕业之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先是被分配到地委机要处，后来，地委机要处也被冲散了。因为宁渔当时的出海生产需要大批机要员、报务员，我就被分配到了宁渔。
  在船上当报务员，每次都得跟着渔船出海。刚出海的时候，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恶心、想吐，饭都没胃口吃。别人说，不想吃也得吃，吐了也要吃，否则身体更不行。我吃了一点儿，最后还是会吐出来。但是想想要干活，就硬着头皮往肚子里塞。吐着吐着，后来慢慢也就适应了。
  作为一名报务员，我当时在船上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船上的电台接收、报送、分析渔业生产的各类信息。
  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情况汇报，每天都要定时向总公司发送。当时我们的渔船每天放网四次，我们的主要汇报内容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海域放的渔网、产量有多少、现在渔船在什么方位。这些信息通过电台发送到总公司后，公司的技术骨干都会进行分析判断，作为调整生产计划的一线信息。
  此外，还要向船长汇报附近渔船的生产情况。当时各个渔船的基本生产信息，都使用全国统一的密码进行发送，别的渔船相应的电报信息，我都能够在自己的电台里监听到，并且解析出来。把这些信息汇总后，再统一报送到船长那里。
  对于有经验的船长来说，这些资料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捕鱼参考，比如说别的渔船有没有提到哪里有鱼群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再加上总公司发来的潮流、气温等资料，进行综合判断后，船长就能决定去哪里捕鱼了。
  作为报务员，在船上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利用无线电原理进行定位、测向。当时，渔船上的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没有GPS，也没有高精度的海图。想要准确知道自己渔船的位置，以及和别的渔船的距离，都需要我们报务员通过测向仪来测量。
  有一次，我在电台里听到，上海的一艘渔船在204海区下第二网的时候直接捞上来一千箱大黄鱼。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马上开始进行测向，船长也根据消息马上调整了生产计划，一起去追鱼汛。
  辛苦高危的捕鱼工作
  那个时候出海捕鱼，多是在近海，没有涉足远洋，但是因为设备和技术落后，再加上船队规模小，这个工作依然算得上是一份辛苦高危的工作。
  我刚上船的时候，最差的渔船只有100多匹马力。这批船还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投降的时候，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我们当时给这批渔船起了个外号，叫“暴龙”队。
  为什么这么称呼呢？因为这个渔船虽然吨位小、马力小，但是船用发动机的声音却非常吵。渔船发动后，机舱里的震动、噪声和烟雾，一般人真的不一定受得了。但即便是这样的渔船，相对当时沿海渔民使用最多的木质渔船来说，也已经算先进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休渔期的说法，除非碰上渔船上岸检修，或者台风等极端天气，否则渔船都是要常年不休地在海上追逐鱼汛的，跟船出海的辛苦也可见一斑。
  出海的时候，因为海面大雾，或者航道判断失误等，触礁等事故随时可能发生。1968年，那时我刚出海不久，就遇到一艘渔船在象山外海羊白山附近水域触礁。作为一名报务员，我是第一个接收到他们船上发出的“SOS”求救信号的。
  这样的事故我后来还遇到过好几次。有一次在金塘水域，一艘渔船发生严重的撞礁事故，渔船都已经骑到了礁石上面。我们船员登上礁去，把渔船系牢后，直接用其他渔船把那艘船给拖下来。这样操作其实很危险，一旦没处理好，渔船随时可能倾覆。
  当然，这种情况现在基本不会发生了。现在有精确的海图，还有实时定位的GPS，整个宁波附近海域的航道也进行了专门的疏浚，整体都比那个时候要先进太多。那个时候，只能靠老船长的经验，根据海图去分析，一旦出错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一网捞了七万箱
  在我们宁渔，主要有流网、拖网、围网三种捕鱼方式。
  流网渔船，亦称流刺网，主要是用来捕捉近海的上层鱼类。它主要是利用编制渔网的那种很特别的细丝来缠住鱼身上的背鳍、胸鳍和鱼鳃，使得通过这片网区的鱼儿挂在网上，越挣扎挂得越紧。
  拖网渔船可分单拖和双拖，简单点说就是渔船拖着渔网前进，把海里的鱼“兜”进去，然后收网。拖网捕鱼因为操作方便，适用面积广，当时是我们公司主要的捕鱼方式。
  围网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捕鱼方式，一般都是灯光船队一起出海，专门捕捞在海面附近活动的高价值经济鱼群，是我们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
  当时的渔业资源还非常丰富，用拖网抓大黄鱼，鱼多的时候，拖网上船前，人能够直接踩着鱼在海面上行走。1972年，有一次出海，我们最多的一网捕捞了七万箱大黄鱼。当时一箱约四十斤，七万箱算下来就是一千四百吨。
  当时大黄鱼很多，大家没有保护渔业资源的意识，也没有限制渔网尺寸和休渔期的说法，大家的想法都是，能从海里抓多少就要抓多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能把鱼抓回来就是你的本事，抓的越多越光荣。就这样连续多年滥捕后，海上的鱼就越来越少了。
  鱼少了，公司也衰亡了
  在近海不计后果的捕捞，使渔业资源快速衰竭，这也为公司无可避免的衰亡定下了基调。
  公司效益最好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最多的年捕鱼量能够有三万多吨。鱼是宁渔的生命线，所有的船厂、网厂和各加工车间，存在的价值都是为了多捕鱼。
  对我们公司来说，能从海上把鱼捞回来，是最根本的。有了鱼，我们才能发展，才能养活这么大一个公司。到90年代后，伴随着渔获捕捞到达巅峰，公司的发展逐渐走下坡。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尝试改变。一开始捕鱼，我们最远只到北方的辽东半岛。鱼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跑到对马海峡去捕捞橡皮鱼，后来还跑到阿根廷海域去捕捞鱿鱼。
  70年代，我们开始尝试远洋捕鱼。澳大利亚、索马里、伊朗海域我们都去过。宁波的第一例艾滋病就是在我们公司发现的，那是在索马里海域捕鱼时，上岸补给的时候出的问题。
  虽然一直在尝试远洋捕捞，但是因为公司自己的技术水平有限，远洋捕捞一直处于成本高、风险大、产量低、收益小的局面，规模一直没有做大。
  我们在澳大利亚捕鱼的时候，一名船员还牺牲了。因为当时远洋捕捞的物资补给和医疗救援水平都非常有限，一名船员在船上突发疾病，没来得及抢救就没了。
  公司改制前，我们还通过职工集资，造了三艘千吨级的大渔船，决定大力发展远洋捕捞。不过，那个时候的捕鱼效益已经下降，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还加速了衰亡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