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前述，宋宣和元年（1119）前，冯世良（11世）长、幼二子分称下宅与上宅。后冯隆祖（16世）设立大宗祠，其尊祖冯允询（12世）被尊为大宗祠大街支始祖。
  比较惠宗祠、统宗祠、大宗祠创立时间，应是大宗祠最早，而今存世的慈城冯氏谱牒也是大宗祠最少，至今尚未发现一部家谱。由此，大宗祠大街支历代名人世系均无考，如明代正德九年进士冯泾，其事迹载入明史，其居冯通判房地名一直流传至今，而因其世系不详，无法编入大宗祠4支世系表，参见本章的《通判房冯的一些事儿》一文。
  本节附录4支世系表，除6.3.1表根据祭簿和口述者编制较为完整外，其余3支因以口述者内容整理，所例仅是近当代人物，此为本节与上两节的区别之一；时至近代，大宗祠众子姓在慈城似乎没有相对集中的地块，本节口述稿叙述的地点、叙述人物的出生地或祖地，传统地名为颜家桥头、三块桥板、顺水弄、三河口（米店弄）四处。以今古县衙为参照，颜家桥头在县衙东南近完节坊，三块桥板在县衙南民主路东，顺水弄在县衙东北近慈湖，三河口即是中华路与民权路相交处，西南角的一片旧宅即为米店弄冯家。除此外，大宗祠众子姓像星星那般散住在慈城内外。
  大宗祠众子姓于慈城影响最大的是三块桥板冯芝汀（38世）、颜家桥头冯恭春（40世）。民国年间，任上海新民银行的冯芝汀劝募在上海的宁波帮资助慈城保黎医院筹建事迹载入史册，其至今仍被传颂；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创办学校任教的冯恭春省吃俭用收藏香烟牌子而闻名全国，幸亏找到了他们的儿孙，采访到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当代，大宗祠出了个女科学家冯亦璞，她是全国脑缺血药理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她研制的丁苯酞在“十一五”期间是全国研制一类新药，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参见《我家行医人》。其余口述者叙述的人物虽不如冯芝汀、冯恭春、冯亦璞的影响力大，但他或她的故事与其他众子姓犹如慈城冯氏家族的绵绵群山。
  《我家和我的合唱队》中的冯永祺退休后组建公园老年合唱队，竟唱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头版头条；还有《父亲和他的十个儿女》中的冯氏儿女们，像燕子一样今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但他们每年春天总要携带儿孙飞回来，相聚在慈城，他们祭拜父母、祖辈等先人，再看曾经烙下童年欢笑与伤心的祖屋，看望故乡的发展与变化。
  ⊙烟画与慈城的冯氏父子
  根据《宁波晚报》（2010年7月25日）缩写
  烟画，国外称这种附设在香烟盒内的小画片为CigaretteCards，即香烟卡片，原是保护纸烟附衬在烟盒内的小硬片。约在1880年，也就是在美国第二十任总统选举的前一年，美国烟商霍尔将这种空白小硬片印刷成题为“总统候选人与女演员”的画，画片跟着香烟传播，成为流动广告。之后，烟画随香烟流入中国，这种被北方人称作洋片，被上海人称作香烟牌子的烟画，吸引了宁波慈城一小男孩。这男孩便是慈城冯氏第40世，大宗祠颜桥头冯家恭春，字孙眉（参见表6.3.1）。
  旧时的慈城，慈城完节坊西，颜桥头附近有爿烟杂小店，冯家大人常抱小孙眉去小店买小糖之类的零食。店老板见小孙眉长得可爱，便拿起烟画之类的花纸片逗他玩，常常是小孙眉一见五颜六色的花纸，扔了小糖来抓花纸。小孙眉抓的花纸就被称作烟画，
  长到蒙读年龄，小孙眉更是有事没事就往烟杂店跑，因为店老板会给他几张烟画，而烟画上有先生教的唐诗。如果说，烟画曾是小孙眉的玩具，那么此时的烟画却诱惑着他成为他的藏品。为了集烟画，有时候，小孙眉索性坐在小店等候人们来买烟，而一等就是大半天；有时候，他替长辈跑腿买烟，而一跑不知来来回回要跑多少路；有时候，他见抽烟人的烟盒空了，他呆呆地伫立一旁，等待着扔掉烟盒，他好捡里面的那张画片。小孙眉的零花钱除了买烟画，从不买其他喜爱的东西……就这么的痴情，小孙眉积攒着一枚又一枚烟画。冯父见儿子如此沉溺于小画片，严肃地说：“你可以集卷烟画片，但决不能吸烟。”小孙眉真怕父亲反对他集烟画，拼命地点头。想不到，这点头承诺不仅让冯孙眉一生不曾抽一口烟，竟然还点出了一个“烟画大王”来。
  1918年，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的冯孙眉已收藏了数千枚烟画。两年后，他带着烟画离开家乡去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异地他乡的上海，冯孙眉先后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第五小学、第七小学和储能中学等学校任教。此后，冯孙眉娶媳妇成家，生儿育女成为父亲，无论谋生多艰辛，养家多辛劳，他始终没有放弃烟画收集，最多收藏了6万多枚，800多套烟画，其中有慈禧收藏过的孔雀牌香烟全套《清代商女》等珍贵烟画。
  1930年，华品烟草公司随金箭牌卷烟赠送了72＋1《至圣先师孔门师弟像》烟画。据当时的广告，全套烟画，可向烟草公司换取重二两的足赤金香烟盒，或手镯一副，或全钢洋车一辆，或六灯落地收音机一台。因设置了巨额奖品，这套烟画之《孔子》一式只发行了三张，但冯孙眉费尽千辛万苦，收到一张，才集齐这套烟画。之后，有商贾、藏家愿出千金收购这套烟画，而他始终不为所动。
  因为一生的心血倾注于方寸之际，因为把烟画作为启蒙学生的教具，因为自办了“万〓楼[1]”免费对外开放，1936年11月18日的《时事新报》以“画片大王”为栏，以“冯孙眉君的访问”为题，报道了冯孙眉和他的收藏故事。报道称冯孙眉“画片大王”，与当时邮票家周今觉、古泉家张叔驯是鼎足上海滩乃至全国的画片、邮票和古泉三王。
  两年后的6月，时誉南冯北仉[2]的烟画收藏家冯孙眉被《上海宁波公报》聘为该报《卷烟画片》专刊主编。《卷烟画片》为周刊，自创刊后刊出近两百期，作为主编的冯孙眉组稿、撰稿，推动了上海烟画收藏与烟画文化研究。时因国难当头，冯孙眉还发挥烟画独特的文化功能，与宁波同乡秦润卿、沙孟海、虞洽卿等先后举办了“筹款济难古今柬帖暨冯孙眉氏〓展览会”等不同主题的藏品展览，展览所得收入用于购买棉衣与粮食，这些衣物通过宁波旅沪同乡会救助灾民难民。
  1950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冯孙眉又与上海的收藏家举办“大观文物集藏展”。之后，又将收藏的部分珍贵烟画捐献给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上海市图书馆等5家单位……尽管如此，小小的烟画仍躲不过“文化大革命”的战火。“文革”以后，年近古稀的老人怕一家老少被烟画这种“封、资、修”毒草牵连，等夜深人静时悄悄率一家人自觉地采取了“革命”行动，将数万枚烟画撕成碎片，藏于杭州篮内覆盖好报纸，于翌日一早佯装买菜将烟画碎片倒进垃圾筒，这样，几十年的心血只留下了三千余枚的儿童烟画。原以为，这样的一撕一倒可以自救，不料却因失去心爱的烟画而加重了病情……
  冯孙眉有六个儿女，长子留美，次子是大学老师，幼子冯懿有出生在上海，1946年因战后经济萧条，他随母亲回到老家慈城，那年他刚读完小学，一年后再到上海就业。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冯懿有玩过烟画，也通过烟画吟诵了唐诗，看读了“岳传”之类的历史故事，不过接触的大多是父亲不要的那些重复烟画。真正发现烟画的价值是他参加工作以后。
  1956年，冯懿有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当年的教学参考书不多，冯懿有说服父亲把他收藏的烟画作为他的辅助教本，特别是各类知识性烟画，如兵器、交通工具和各种动植物……烟画的教学利用，冯懿有似乎更理解父亲那“苦其心智、劳其筋骨”的烟画收藏。虽然那些小硬片既不是古董文物，又不如金银财宝富有价值，但或异域风情或民间风俗的图文并茂的烟画是多好的一部微型百科全书，我何不学父亲也搞收藏呢？他的这一想法在他送别父亲的那年付诸了行动。改革开放后，冯懿有要扛起父亲“画片大王”的旗帜，立志要把撕毁的烟画再收回来。
  1994年，冯懿有和他的同行去北京参加亚运会的体育主题展。等布好展览的一天，主办方邀请他们十点半集中去全聚德吃北京烤鸭。那天上午，冯懿有去逛刘家窑古玩市场，一逛二逛看到一摊有一盒2000多枚烟画，他眼睛一亮，蹲在地上，一枚又一枚一一鉴别，等讨价还价成交后，早已过了吃北京烤鸭的时间。作为海上宁波人，冯懿有特别留心收藏家乡宁波卷烟厂的烟画。故乡慈城以慈孝而闻名，冯孙眉曾经收藏了有关二十四孝的烟画，但“孝子贤孙”错当封建主义而被批判，家藏的二十四孝烟画首先被撕毁。之后，冯懿有一心搜集二十四孝图，历时十余年，已收藏了15套近500枚不同卷烟品牌的二十四孝图。有“故宫藏画”、“明清扇面”、“龙凤玉器”、“古陶瓷瓶”等百个主题，每题百枚，全套万枚，俗称百图卡，是一套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内新生代的烟画，冯懿有当然不会放弃1994年杭州卷烟厂百图卡的收藏。2006年，冯懿有花了近三个月的退休工资收藏了1953年出品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主题的“开国纪念”烟画。就这样，三十多年来，冯懿有缺什么补什么，至今已收藏了两万余枚的数百套烟画。其中有1900年英国烟草公司出品的展现1900年前最早的乒乓球烟画，这枚烟画深受中国体育博物馆的青睐，欲出重金购买，但想起父亲的遗愿，冯懿有还是婉言谢绝了对方的请求。
  令冯懿有欣慰的是，1999年，他收藏的体育烟画走出国门，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体育五千年”展上展出，为我国申办奥运会尽了一分力量。一年后，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第七届奥林匹克邮展”，主办方破例邀请冯懿有的体育烟画与体育邮票一起展出，从而实现了其父亲冯孙眉用烟画宣传中华文化的遗愿。
  退休后，冯懿有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收集、研究和利用烟画上，先后主编了《老广告》、《古典文学小说》、《京剧艺术·脸谱》等五部著作，其中《老香烟牌子》和《中国老360行》刊印两版发行近万册。2002年，他自筹万元在不宽敞的虹口区武进路家里创办了“冯氏烟画收藏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他和老伴既当管理员，又当讲解员，历时五年多，成为上海颇有影响的个人收藏馆。如今，年过七旬的冯懿有的最大心愿，就是哪一天带着烟画到宁波，到老家慈城向父老乡亲汇报他和他的父亲两代人收集了近一个世纪的收藏成果。
  ⊙父亲和他的十个儿女
  口述者：冯吟逊出生年月：1935年1月职业：教师学历：中专
  口述地点：浙江省余姚市舜南新村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慈城的家在尚志路与太湖路的转弯处，后门是尚志路59号（现为尚志路1号）。尚志路由东向西还有58号、57号，58号是东顺哥[1]家，57号是昌田堂伯家，可能就是这本祭簿所记的孟、仲、季三房吧。原来这三扇门对面，贞节牌坊西侧有个小祠堂，阿拉称太史第[2]。太史第是大宗祠的小支，过去家里的一些器具背面书有“世显堂”三字，不知世显堂是太史第，还是大宗祠的堂名。我们支系冯氏亦称大桥头冯。
  祖父叫冯昧琴，我不知祖父的字与号，祭簿上的“爕卿”是否就指昧琴公，还是指另一人，因为我听长辈说祖父是过继到太史第的。
  父亲叫冯茂棠（族名肃范）。他八岁时，祖父就去世了，留下四儿五女，全靠祖母冯胡氏串长锭和三姑妈做裁缝为生。父亲读了几年私塾，就离开慈城去镇江学做珠宝生意，后由姑婆（即祖父的姐姐嫁到慈城徐家，她是乐卿、文卿的母亲，这两兄弟在上海很发达）介绍替上海裘良奎老板代收房租，后裘老板在一交易所（即现代证券公司）做经纪人，父亲在其名下做代理人，由此渐渐地改变了家里的困境。
  姐慧珍4岁时，随母亲去上海，一家住在城隍庙小西门乐神里，我就出生在那里。淞沪战争打响后，一家逃难回到慈城，父母将家里的一套柳桉家具带回放到尚志路的祖居客厅。其后再去上海，父亲通过姑夫周奎林向上海电话局顶下英租界愚园路894号花园洋房，这是一幢两门面、前后间的三层楼别墅，中间是楼梯，前有一大院子。可能是做证券生意赚钱快。自我记事起，就知家里是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自己姐妹弟弟九个，还有卓武堂哥（字恭强），为四奥松的大儿子，都住在一、二楼，三楼住的是父母两家的亲戚，什么堂奥松、表姨妈，还是我们叫姨、伯、叔的亲朋好友，都是慈城人，来来去去，有长住几年的，也有短栖几月的。因为人多，家里最多时有保姆四五人，其中一位是车夫。父亲是先买黄包车，再换三轮车的。
  尚志路与太湖路的房子不知是从哪代太公传下来的，传到了祖父这辈已全部典出。父亲赚钱后，首先将典出的尚志路房子赎回，了却了祖母、姑婆的心愿，后祖母做主将房子一分为二，分给两个儿子[1，即父亲和四奥松裕棠。四奥松原在上海汇丰银行任职，因染上大烟而失职回乡。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尽兄长之职，抚养由祖母遗托的卓武哥至其工作外，还负担着四奥松一家的生活。
  母亲陆凤仙是慈城张陆村人，外公没有经济来源，两个舅舅还未成家立业，父母接舅舅、舅妈来上海，又专给外婆一笔钱让其置田，后置田不成就修缮了外婆家的房子。还有五姑母家遭火灾后，就暂住在我家；四姑母因没有儿女，曾有好几年一直住在我家的二楼。
  尽管父亲有钱帮助亲戚好友，但他自己还是相当勤俭。母亲喜搓麻将而父亲却不搓。父亲将一半的花园改为田园，种上豌豆、玉米、南瓜、葡萄之类的蔬果，并挖了口小池，蓄水以供浇灌田园的植物。父亲念书不多，却注重培养儿女读书，姐姐、堂哥读高中，父亲还专门为他们请了英语家教。平时或星期天，父亲在家不是写字（他喜好书法）就是莳弄田园。那是我家较为兴旺的年份，由此在慈城的祖母晚年过得较舒坦，差不多每天早晨，要讨一辆黄包车，拎一篮头去市心口兜一圈，看似买菜其实是空篮去空篮回。祖母曾说，早晨黄包车没生意，我乘着兜一圈，一是灵灵市面，二是帮助人
  约在1947—1948年之间，父亲因交易所倒闭而失业。无奈之下，父亲将花园一半顶给做煤炭生意的商人，收来一根金条（俗称大黄鱼，我算开了眼界）。父亲以此作资本在自家弄堂口开了信诚煤炭行，“饭店面前摆粥摊”，以从事柴、炭、煤、煤球的买卖。独资做生意，雇聘表娘舅等一起经营，父亲几乎长住金华采购栗柴、松柴、青炭等货源。1949年我初中毕业后也从上海煤炭交易所采购煤与煤球……当时，一家老小全靠小小薄利的煤炭行买卖为生，家里虽还雇一保姆，但日子已过得紧巴，三轮车早于1946年卖掉。时至上海解放，另一表娘舅方永伦在军服厂代加工解放军军服，将我介绍到那儿做临时工，以贴补家用，一家人还是其乐融融。
  可在1950年初，（农历己丑）腊月二十出头，父亲进了一批货，资金调勿转，母亲向亲戚借钱无果，一气一急，预产期临近的母亲动了胎气，结果腊月二十九难产导致血崩而亡。邻居们高高兴兴迎新年，而我家却上演了人生最惨的三大悲剧，外婆是白发送黑发，父亲是中年丧偶，我们姐妹、弟弟九个是年幼失母，最小的妹妹才三岁，原本快乐的大家庭霎时跌入母亡家破的惨境。当时，徐家表伯等亲戚送来2000元，拟厚葬生育了十六个儿女的母亲，父亲也想如此以表达风雨同舟二十余载的夫妻之情……然而，比我年长六年的大姐却提出火葬母亲。如今年逾八秩的大姐一说这事，都会伤心和眼红，而当时实在是弟妹太多，除了吃了红字的煤炭行外，几乎没有生财之路，于是大姐说服父亲——介多弟妹，你养好儿女，母亲才能安心。
  父亲接受大姐的建议，省下一些丧葬费用于继续经营煤炭行，同时大姐弃学，于1951年12月考入中国人民银行，我早已去慈溪县云山区中心小学当教师，每月向家里寄约四分之一的工资。
  20世纪50年代工商业实施公私合营时，父亲离开了伤心的信诚煤炭行，到勤奋服装社当会计。其实父亲没专门读过会计，但他自学大姐读立信会计学校的课本……尽管这样，所有收入仍是难抵十人的吃、穿、用和读书所需。在亲戚的劝说下，父亲终于狠下心，送走四岁的小妹，可当听说离开父亲、兄姐的小妹在陌生人家里不吃不喝时，大姐还是接回了小妹。大姐参加工作后，自然到了婚嫁的年龄，可谈了四五个对象均被男方认为负担太重而告吹。大姐30岁才结婚，姐夫是丧偶的南下干部，一过门就成了两个女儿的母亲。好在大姐视她们为己出，肚不痛情却亲，母女关系很好。俗话说，长子代父，而我家却长女代母。父亲的十个儿女（堂哥从十岁起一直与我们住在一起，至工作娶妻才自立），三个大学毕业，两个中专毕业，两个高中毕业，两个高中肄业（只读到高二就参加工作），一个小学毕业。其中小弟卓祥（字恭和，1945—）母亲去世时才六岁，后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分配在西安兵工部205研究所，退休前职称为研究员兼博士生导师，据说《浙江名人录》里有他的介绍。小妹玲芬（1948—）时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小学毕业就跟四妹支边去了新疆阿克苏，后在那儿出嫁，但我们还是将她和妹夫设法调到了余姚林场，了却父亲多年的心愿。
  父亲的会计工作一直做到70多岁，父亲的孙辈有15人，有10人大学毕业，还有一个是留学美国的硕士生，孙辈们不少在金融、税务和外资企业工作。我家从贫到富，由富到衰，最后自衰到兴的转变，既是百年风雨中国的见证，也离不开父亲和大姐的无私奉献，也许如此，妹夫们称赞大姐是“姐母”。
  ⊙与我家有关的一些冯氏记忆
  口述者：冯和珍出生年月：1935年7月职业：教师学历：初中
  口述地点：宁波市高塘路口述时间：2012年9月
  我家住在骢马桥下8号（20世纪70年代的地名是解放路256号，因拆建新楼现毁），大门在日新路尚书第。从小听长辈说，日新路尚书第是冯家，这几年为弄清这到底是冯家尚书第还是谁家尚书第，我专门去问过钱鸿瑞老师。钱老师比我大许多岁，她从小住在那儿。钱老师说，钱罕先生家的房子原是冯家的，她看到过尚书第大门对面还有影墙，大门上方挂有尚书第匾额；她小时看到每年正月初一、二日，钱家住的堂前仍旧给冯家挂祖宗像，尚书第大门外的东西两旁冯家子孙都来叩头拜祖宗，冯家的红白喜事也在这堂前做。末了，钱老师补充说是当初冯家出卖尚书第时与买家钱家订立的协议。听钱老师一说，我也想起，我家二阿嫂结婚时，花轿就是从日新路尚书第大门抬进来的，过钱家中厅，转弯进入我家堂后两扇门到我家正厅的。
  从房屋的建筑结构而言，我家确实与钱老师家连一起。我家堂后有扇双栓门，开门出去是弄堂，我们夏天在那儿乘风凉。而弄堂连着钱家房子，可能是建造时的统一设计，连片结构，所以冯家房子虽卖掉了但仍无法完全分割。比如我家房间的后房间有扇门，从门缝隙看出去就是钱罕夫人居住的房间；还有我家后房的窗户对着钱家的道地等。冯尚书第遭遇过火灾，第一个大厅被火毁灭已变成瓦砾，冯家也是在着火后将大部分房屋卖给钱家的。我家所在8号是原冯尚书第的偏屋，听母亲讲这是尚书第的外书房，从以下迹象来看，似乎也颇为吻合：我家大门面朝慈城主大街，宾客来访出入方便，与内宅无扰，这与旧时大家风范十分相符；整体建筑独立成院，一个方正的道地，两边是回廊，主体房屋是东西两个厢房、一个明堂；直到70年代，我家大门进来的西边回廊还保存着马厩、厕所等建筑。那么冯尚书第的主人是谁，说是冯岳公[1]。冯岳公属统宗祠，我家属大宗祠。大宗祠的人怎么会住统宗祠的祖房呢？我的女儿问其舅舅后才知，我家住的这房子也是祖上买的，因家谱祭簿都没了，否则也许会有记载。
  我的阿爷叫铭勋，只有我父亲俊甫[1]一个儿子。父亲11岁时，阿爷过世，阿娘靠做纸蚊香难以维持生计，就将祖传的大房子出租，自己在学前埠头租小房子培养父亲。父亲成年后，由蕙棠公介绍到宁波冯存仁堂做账房先生。
  我家兄弟姐妹七个，两个姐姐因出天花夭折，养大成人的有四子一女。我们兄弟是肃字辈，依次为祖清、祖良、祖荣和祖涛，大哥教书，二哥通过介绍先在药材行工作，解放后去天津，后在天津中药研究所，三哥是原位于妙山的宁波良种场会计，四弟是技术工人。侄子是“恭”字辈。
  上面说过我家属于大宗祠，他们是惠宗祠，这里的他们是指冯存仁堂的那些冯家人。当年，我家的器具上书有“始平世显堂”，阿哥买的箩，写了“世显堂、冯祖”，还有一管长尺背面所记的是“始平冯记”。我的印象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每年冬至，大宗祠要祭祖，我家三哥是家里唯一的代表去祭拜吃饭，时为梅棠公[2]主持祠堂的祭祀等事务。虽说梅棠公掌管大宗祠，是否是族长，我不太清楚。
  我上学在尚志小学，三年级时因校舍不够，迁到大宗祠去读书，那时祠堂大堂的两面厢房设两个教室，而大堂内叠放着几口寿（棺）材，冬至祭祀聚餐就在大堂外的天井。
  梅棠公与蕙棠公可能是兄弟。梅棠公有两个儿子，我们称呼他们鸿甫松（方言音为松，意为叔叔）与禄甫松，与父亲的名相连，我家祖父与梅棠公是近支，其实梅棠公的年纪只比我阿哥大几岁。梅棠公还做什么我
  也不清楚了。只记得，我小时候去他家，他的两个儿子在家里用简易机器搓麻绳，搓麻绳是卖钱还是自用，我不太清楚。梅棠公住在观音堂以北的房子里，房子现在已改造。只是父亲过世后，我也不太去慈城，他们的后代现状我不太知道。
  ⊙关于三块桥板冯氏
  口述者：冯永长出生年月；1934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慈城三块桥板3号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我出生在这里，民间称三块桥板，东洋人扔炸弹时跟阿爷、阿娘逃难到上海。上小学三年级时，弟妹出生，上海家小人多，住房挤，我又跟阿爷、奥姑[1]回到慈城。1949年考入宁波中学读初中三年级，之后除了假期偶尔回家，直到退休回家，其间几乎没长住过。
  三块桥板冯氏属于大宗祠，小辰光我随阿爷去过，拕（方言：意为拿）过馒头。这可能是大宗祠的一支脉，据传三块桥板冯氏一脉的创始人是竺田公（竺田是谐音），是我阿爷的阿爷。可惜家谱与家传的一些线装书都在“文革”时烧掉了，也不知竺田公的其人其事。听上辈口传，竺田公出门在北京做生意，做着珠宝生意，还做宫廷王族贵妃的生意……做生意发了财，就在这里造了房子，原来从三块桥板到疗养院南面的房子、田园一大批都属我家，后来让“长毛”（慈城民间对太平天国军的俗称）烧了一部分，疗养院南面有一块没人管的火烧摊（后新造了疗养院的南院）就是当时留下来的。现在住的这些房子是太公修造的，建于1882年。这后院是大房的，我们现在坐的是客堂间，后面的是小客堂间，是新搭建的，曾放有留声机、红木琴架。当年我随阿娘住在前院。常跑到后院听音乐，看姑姑拉提琴，前后两院，共190多平方米，是我们三兄弟的。二房和三房的房子在3号门的左侧，既与我们的房子相通，又是单独的院落，只是如今陆续转卖掉了，留下的几间是海南晋臣兄的。1882年，我家有三件大喜事，一件是造房子，另一件是添丁，添丁的是我阿爷和三阿爷的儿子芝汀，也就是三块桥板冯家的叔叔与侄子同年出生。
  我家，我是大哥，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弟永乐，小弟永余。
  父辈是四兄弟四姐妹，兄弟依次为子楣（父亲）、子英、子栓（双胞胎，其中一个夭折）。
  祖辈的四房四个堂兄弟，依次为味琴（大房）、绮琴（二房）、樵琴（三房）、诗琴（四房）。
  再往上推，祖上的名字就不太清楚了，比如竺田公四个儿子的名字。只知他的大房没儿子，我的太公的第四房有两个儿子，这样长子味琴公[1]过继给大房太公当儿子，我叫其大阿爷；二阿爷绮琴公在慈城守家；三阿爷樵琴[2]，人称樵琴公，出门在外，不知具体做什么，只知1882年喜添儿子，取名芝汀。为什么会记住冯芝汀[3的名，因为他与慈城乡贤共同创办了保黎医院，长辈们以此为荣，一直传说，也就有了印象；阿爷诗琴，与朋友合伙在上海开大有余榨油厂，生意不错……因我的家人、我的族人大都在上海工作，所以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堂兄弟姐妹大都在上海，并从上海走向全国各地。我从宁波中学考入山东工业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沈阳112厂，1958年底调到西安的172厂，1995年1月退休回慈城。
  我的同辈堂兄弟中，晋臣[1]兄为我国科学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2000年，晋臣兄回慈城探亲，带来一些亮晶晶的颗粒物，让我们放入花盆的花草根部。介绍说，这是他的科研成果，专利项目。
  我们的下一辈颇有业绩，晋臣的儿子耶鲁大学博士后毕业并在美国进行科学研究；我的四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其中三儿子是西飞电脑专家，在当地颇有名气。
  ⊙参加革命前后的一些事儿
  口述者：冯皓出生年月：1920年1月职业：国家机关干部学历：大专口述地点：上海长阳路1400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上海的怀德里，现在那地方叫什么，不清楚。族名是肃昭，也叫叔钊，小名叫教儿，家里长辈都这么叫我。
  父亲叫冯芝汀，族名忠敷，在上海民新银行[2]工作，母亲是慈溪凌家的女儿。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父亲工作的银行受到冲击，全家搬回老家，回到慈城的三块桥板。人称三块桥板冯家，是慈城大族，称大宗祠。曾见祠堂主栋梁上面写有“樵琴”名字，那是祖父名字，上面还写了什么当时看勿清，现在更记不得，有记忆的是家里遗存“肃静”、“回避”等牌子，说是祖父做过常山县太爷[1]。曾祖父，即太公叫冯厚斋，这是从阿哥写的簿子里知道的。我看到过太公的画像，三块桥板房子据说也是太公建造的，客厅称厚德堂。厚德堂上的神龛放置祖先神主牌，祖宗过世后都要放上去。我还听说太公自己很节约，也老精明，每年农民来缴租，箩筐担子放在一边，太公拿旱烟管将箩底敲几下，这样箩底稻谷彻底倒光，往往是敲一敲能多收半箩筐谷子。小辰光，家里蛮有趣，过年家里大厅要挂太公、祖父像，像上还有太夫人的像。家里还有传说，孙中山到宁波时，父亲参与接待，有人讲起冯太夫人九秩大寿，孙中山为其写了一幅“五代同堂——贺冯太夫人九秩生日”。
  可在我3岁那年（1924年前后，笔者注），父亲得了时疫病在宁波去世。父亲与时为保黎医院院长的吴莲艇是好朋友，保黎医院有块铜牌上有父亲的名字，是记录父亲赠送“X”光机。“X”光机是父亲通过哈同的秘书姬觉弥[2]从国外买来的，不知现在是否还在。所以父亲的疾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是无药可救的。三个月后，母亲也得病去世了，我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幸亏，外婆特别关爱我，一些表兄弟还开玩笑说，侬是外孙皇帝。实际上，外婆是爱我没爹没娘的苦孩子，她常对我说“你要长志气”等话来鼓励我。
  在外婆家，与凌近仁奥松谈得来。父亲是四兄弟，他是老三，他的哥哥老大、老二的名字，我记不起了。这两位伯伯，现在说来是官二代，是公子哥，还在家里养过马。父亲的弟弟叫冯子衡，我叫其四叔叔，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冯叔瑾，小的叫冯叔瑜比我大一岁。尽管是这么大的家庭，而我还是个孤儿，与现在一样。读书时，倘若有父母与老师打打招呼，可能会多受点关爱，我的个性有点倔强，个子长得矮小，这样在学校常受人欺侮，有时被打留下伤痕，但我既不告状也不诉苦。一次，体育老师的儿子又欺侮我，我再也按捺不住拿起一把锉刀捅了他……教师的儿子本来就碰不得，更何况动了工具，说是让警察来处理……我实在忍无可忍，卷起衣袖，露出紫血斑斑的手臂，多日的苦头一吐为快，但还是被老师体罚并记大过处理。
  可能这事让外婆觉得我大了难管教，她送我回到上海的阿哥处。
  在上海，我们住在张家花园，是两上两下的小洋房。大哥从澄衷中学毕业后，拜父亲的同乡好友秦润卿为师进了福源钱庄，二哥钱业中学毕业后也在交通银行工作。我就读钱业小学二年级时，他来校补习有关金融、钱业知识，这样兄弟俩成了同学。我记性很好，当年读的《孝经》现在还背得出。我有两个姐姐，小阿姐15岁时生肺结核去世。“七七”事变以后，我随大姐坐宁波同乡会为宁波人提供的难民船[1]回慈城，在船上由“红十字会”的社会工作者给我们指定一空间，我们蹲在船上，舱外是炮火连天，原来那天正遇“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的激战。
  回慈城后，我进慈湖中学读书，成了三九届学生。其实，我只读了两个学期，日本人也轰炸慈城，三次轰炸，校舍被炸，学校迁到郊外。此时，县政府招考抗日救护工作队，条件之一是年满18周岁。我去报名，招考者看我个子矮小，说我不到招考年龄。我说了出生年月，并回答了他们的一些提问，结果被录取了。我没有父母，孤身一人，这样就参加了慈溪县抗日救护工作队。
  工作队在城外的赵家祠堂接受训练，训练分内外课堂，内课堂学习政治方面课程，外课堂是军事训练，还有掩护、急救等内容。工作队有40多人，队长俞冠柏，军事训练有个教官，每天跑步，生活很有规律。我将家里的电线、灯泡等杂七杂八的电器零件拿出来，与缪文杰等人一起拉电线、装电灯……可能是我的无私行动，队长让我担任医务器材管理工作，所谓医务器材，其实只是碘酒、酒精、绷带、阿司匹林之类的用品。我一面接受训练，一面做保管、服务工作，持续了几个月，后因工作队改组而结束。
  那时，学校停课，我没事可做，而日本飞机轰炸慈城时，弹片炸起石头砸碎了我家房子屋顶的瓦片，我就上楼看屋顶被砸得如何，因此看到了父母的遗物，其中有一些旧照片和一本簿子。照片是两张没有我的全家福，还有一张是母亲怀抱小阿姐；簿子上写有“叔君5000元，叔援5000元，叔钊5000元”等，后问阿姐才知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教育经费，父亲曾有送我们出国留学的打算，可父亲的愿望没有实现。在楼上，我还专门寻找了孙中山题写的那幅字，找了三四个书画箱，没有结果。
  离开了抗日工作队，我又来上海。回慈城时炮火连天，我们惊魂未定，回来时我们坐的轮船碰到日本人放的水雷，幸亏威力不大，只炸毁了船的引擎，是有惊无险。那次来沪，阿姐让我陪同徐家公公（慈城老乡），茫茫大海上的三天，一叶小舟，而且船上物资有限，价格十分昂贵，最为揪心的是大家不知要抛锚多少日子，多数乘客是焦虑不安，而我在工作队学过救护知识，又有阿姐让我带的粽子，我与徐家公公还算安心。
  不过，到了上海却没有心思再安心读书。我在慈淑林楼中华职业图书馆碰到救护队缪文杰同志。原来抗日救护工作队也有中共地下党组织，他来上海是要参加新四军。碰到救护队同志自然很高兴，先谈生意，后谈政治，最后两人商量一道寻找地下党领导人许德良（他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员）。那时，上海南京路发生了地下党被76号[1]枪杀事件，而且76号也找过许，党组织决定让许撤退到后方去。大约是1941年春末夏初，我们（还有一批大学生）就在许的带领下到苏北参加新四军。我改名为冯皓，而许则假借敌伪时期县太爷的身份。
  到苏北解放区，我原想进抗大学习，因为抗大五分校校长是同乡同族的冯定同志（后来没碰面，他的爱人袁芳是我的领导，是处长，介辰光人与人之间不套近乎）。我们住在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其实是农民的家。我未被分配到军事队，同去的上海大同大学的学生吴琳被分配去了农村。去农村做动员农民起来抗日工作，女学生好像很为难。而我听说我是去机关做刻蜡纸之类的工作，就找组织部唐棣华部长，唐是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师长爱人。唐部长把我们的介绍信换了一下，这样，我由老同志带去了盐城阜宁的鼎新乡与六吉乡（后两乡合并为鼎吉乡）。
  在乡里，我与农民打成一片，在党的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取得反扫荡胜利，第五次反扫荡转移之前，因为我的工作之一是发展农民入党，我自己也提出入党申请。后组织考验我，把我调入“新安旅行团”，就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团部工作，是抗日、生活教育儿童团体，担任总务秘书，主要编造整个团（一百多人）的预、决算。这期间，我由团长张拓等人介绍加入共产党。之后，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带两个新安旅行团团员（一女一男）回上海。其实当时我才二十几岁，我曾想留下来参加第一线战斗，向张拓提出了留下的口头要求，被告知组织已经决定，我就回了上海。临行前，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一是掩护好自己，掩护好同志；二是努力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坚持工作。
  去苏北时，我与家人不辞而别。现在突然回来，大哥也没责怪，不过，他说给我一笔钱，让我自己去生活。我就随二哥生活，他出本钱让我摆过摊，后又给我四两金子让我做股票，幸好没大亏空，我还给了他。后来，阿哥又介绍我去奉贤中学教书。
  奉贤中学在上海奉贤南桥，校舍隔壁是日本宪兵司令部，因为组织要求保护自己，所以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对学生说了两句话：一是知识是自己的，多劳多得；二是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我自己每天早晨第一个起床跑步，锻炼身体，夜自修与同学们在一起。一天，日本长官来奉贤，要求组织各界人士欢迎，我极不愿意参与，就与校长说，毕业班要迎考，功课紧张，不要分心。校长答应，学生不去，我也就不用去。又一次，宪兵队队长来查学生的日记，其中一学生写道：“环境不好。”这日本人会说中文，问我：“环境不好，指的是什么？”我急中生智，说，这位同学家人生病，经济贫困。这样搪塞一下，总算不了了之。
  在奉贤的日子，我觉得很无聊，面对日本人的专横我却不能战斗，所以一年后，我回到上海，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进修，我被推选为校学生自治会主席。时至抗战胜利，我接上了时断时续的组织关系，而且与他人悄悄成立党小组。当时，我自订一份《时代日报》，就写稿向此报投稿。那是一份由苏商创办的报纸，领导人是姜椿芳[1]，因为要投稿就送稿到报社，有时帮助编辑校对，回家已到半夜。这是当局限令戒严的宵禁时辰，因而常被巡警扣留在（上海警察局）成都分局关禁闭至次日东方发晓，但这些没有吓倒我。1946年夏天，经姜椿芳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主办的《联合晚报》筹备工作，此后担任政法记者。创刊不到一年，《联报》被查封，我受党派遣到华东模范中学接替作家袁鹰上课。学校受上海学联领导，我们创办了学生新闻通讯社，并创办星期刊《学生新闻》，并通过学团联发到100多所大中学校，颇具时代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又回解放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子弟兵团政治部，助编军政杂志《前锋》，此为战士读物。上海解放后，我以军管委联络员身份与他人一起接管上海市旧政府新闻处，后任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广播科副科长，受命改造私营广播电台，筹建联合广播电台，那时在冯定夫人袁芳领导下开展工作。1954年后，调到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九办公室（即文艺办公室），由副市长周而复直接领导，因而其秘书陈邦本所撰的《周而复传》中，还有我冯皓的名字。
  参加革命以后，我很少想家，家庭观念也十分淡薄，碰到同乡不认亲，对祖宗的事更不关心。我听说二伯伯的孙子冯秉友[1]是电台合唱团的一员，而且他在文艺系统工作很出色，但我们彼此没联系过。我们年幼丧父，而父亲留给我们的是非无产阶级的家庭成分，这对一家人总有影响。每次革命运动，我们都或多或少被敲一下，就像当年曾祖父用旱烟管敲箩筐，啥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哲学家说得很深刻。值得欣慰的是，在敲或被敲的年代，全家人都很努力，我们的儿辈都很出色，其中二阿哥的儿子冯鞠初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了一届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儿子叫冯鸣初，现在东方航空公司上班，女儿退休后照顾我的生活。
  参加革命以后，有时为了隐藏，我不得不悄悄回慈城，说是探望阿姐，其实是避难。慈城的三块桥板很像我的避风港，而阿姐对我的来去无踪决不责怪，也不盘问，反而给予了默默的关爱，比如一篮粽子，一幢年糕，一袋菜干，诸如此类的家乡土产。如今去医院，看到那儿的女医生、护士，我时常想起父亲那本簿子，如果父亲也写上“赛樱5000元”，那么受了教育的阿姐早就成为一个出色的医生抑或护士。
  ⊙冯家人的气度
  口述者：陈俊烈出生年月：1944年职业：企业退休干部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宁波汪弄小区口述时间：2012年9月
  1944年，我出生在慈城白药房，母亲叫冯赛樱，是三块桥板冯芝汀的大女儿。母亲有三个兄弟，一个妹妹，她十多岁时，外公得时疫病去世，不久，外婆又去世，这样没爹没娘的五人相依为命，当然有族人和外婆家人的帮助，听说当时的小舅还很小。
  外公虽逝，而他的影响却是永恒的，尤其是募捐五千大洋为保黎医院购买X光机一事，常听母亲说起。我还见过家里所藏的一具奖杯，碗口那么大，约是热水瓶的三分之一那么高，上刻“慈溪保黎医院X光机募捐惠存”。很可惜，当时家里穷，大约在]958—1960年间，母亲将奖杯卖给了银行。当年卖掉的还有一块银盾，镶托红木框的银盾，上面有图、有字，具体是什么图案，上面写了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外公去世后，他的遗物基本留在慈城的我家里，舅舅们在上海，他们从来不过问老家的东西，任由母亲处置。当然母亲也是迫于生计才变卖这些，还有两大木箱字画均毁于“文革”。
  此前的土改，在上海的四外公（冯子衡）因病无法来宁波，寄来土地证等委托母亲办理手续。不料，这一委托使母亲落了个“代理地主”的成分，冤啊！但母亲不申辩，不抱怨，经常到居民区接受训话，然后上街扫地，她从容地接受由“代理地主”所带来的羞辱……当时的我很气愤，我家没有土地，就因为替四外公办了一下手续而背黑锅。不说黑锅让全家老小蒙羞，更可怕的是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前途，如提干、入党等，单入党就连续申请十多年都没法如愿。大约1954年，土改复审时，查实四外公始终以教书为业才摘掉“地主”帽子，而我们已背了多年黑锅，而且这“黑”一时还洗不清
  20世纪60年代初期，蒋介石反攻大陆，中印边境问题，全国处于战备状态。在部队服役的我收到家书，我惊奇地读到母亲的教训——“有事不胆小，无事不胆大”。她运用这一古训，让我安心不思家，也坚定了我保卫国家的决心和信心。这次破天荒地看到了母训，这句话深深地烙在记忆深处，让我终生难忘。
  改革开放以后，四外公儿子到慈城寻祖访亲，当时的我心里直嘀咕，都是你爹惹的祸，影响了我家，影响了我十多年的政治前途。而母亲忘了她所受的罪，不仅不责怪，连当年的事都只字不提。
  我的舅舅们，也是胸怀坦荡，他们是真正的男人；而母亲虽是女性，但她的一生从勿生气，能包容一切，宁可自己吃亏，难道是大人家出来的是大肚量？！有意思的是，母亲寿至90多岁，现已去世的两个舅舅也均活到80多岁，小舅舅现在上海，已是94岁高龄了，看来气量与寿岁也有关呢。
  ⊙我家的家教
  口述者：冯佩秋出生年月：1925年9月职业：家务学历：小学肄业
  口述地点：上海大统路938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阿爷叫味琴，与诗琴公是三块桥板第四房的子孙，后过继到大房。阿爷成了族里的族长，旧时族人清明上坟去，总送鹅头颈给阿爷吃，说是尊敬族长。在我印象中，阿爷好像是垦业银行的行长[1]，似乎是三块桥板冯家最出挑的人物。当时，我们住在上海张家花园福字里1号，家里规矩老严（方言：意为严格），比如与阿爷一起吃饭，大人没有动筷，小孩是不能先动筷的，否则是不敬长辈；若是小孩先动筷，阿爷就叫佣人把小孩抱下去，这顿饭就不能再回桌上吃了。
  去慈城时，我看到家里的大门进口有“登科”匾额，大人说族里曾有人中举[2]。我们住在后堂，当中央挂着书画，正中是幅画了“两只老虎”的画，两边有一副对联，上书“此生无病方为福，凡事遇缘便是喜”，两旁墙壁上也挂有画，左边是“牡丹”、“菊花”，右边是“三匹马”和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字画[3]，内容至今还记得，“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等，厅堂布置得富丽而不落俗套，代表着当时冯家望族的气派。我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懂得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和做人的道理。
  阿爷66岁那年银行倒闭，他到北京找友人帮忙，送客时摔了一跤，得了哑口中风，从此一病不起，撒手归天。那年我才10岁（虚岁）。
  阿爷生一子一女，儿子就是我父亲，3岁时生脑膜炎落下残疾，因为订的摇篮亲，母亲是钱家的大小姐，书法家钱罕的侄女，我们叫钱罕四外公。父亲虽然身体不好，但我们兄妹四人都很健康。当时，我们都回慈城，在尚志小学读书。阿爷去世后，家里像倒了顶梁柱，父亲没有工作，因此阿哥叔琛去田胡村教书，认识了一个好朋友，他就是我现在的姐夫。慈城沦陷，23岁的阿哥去了诸暨工作，从此杳无音信，这是我珍藏的阿哥的照片，不知他是否还在人间。
  阿爷、父亲相继去世，阿哥出门工作没消息，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姐妹仨。为了生活，我们帮人家绣鞋头花、包香烟，以赚钱贴补母亲持家的开销。我13岁那年得伤寒，小学都没毕业，21岁我出嫁来到上海，生育六个子女，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知书达理，孝敬父母，兄弟姐妹和睦相处，这和冯家从小对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我家和我的合唱队
  口述者：冯永祺出生年月：1928年职业：工商管理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上海赤峰路404弄口述时间：2014年5月
  我出生在慈城，满月后随母亲到上海。当时，父亲在上海工作。
  父亲原名维新，后觉得此名有点辛亥革命政治色彩，改名为味辛，读音一样，写法与意思大不相同。我家是慈城大宗祠冯氏子孙，这份简谱是过继祖父抄录留下来的。我祖父、我祖母早亡，父亲有个妹妹，兄妹俩由他们的娘舅抚养。据说奥姑送给慈城人，而父亲十五六岁到松江一酱油店学生意。满师后，在松江阿姑那儿工作。
  祖母有一姐妹嫁到颜家桥冯家，这家有一子叫冯以圭，时任上海鸿祥钱庄副经理。祖母虽过世早，而她的外甥以圭，我喊以圭阿叔，蛮考虑父亲，将父亲从松江叫到上海，并介绍到天津路鸿祥钱庄做跑街先生。从前跑街先生蛮吃香，一天三顿饭，跑街先生不到是不开饭的。
  父亲到鸿祥钱庄时，钱庄由受之先生掌舵。父亲工作勤快，为人诚实，与同事齐心协力，被提升为襄理。而且当时的鸿祥钱庄生意兴隆，每年年底分花红，我家分了不少钞票，父亲用这些钱接连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修葺祖宗三代的坟墓，全部改建为大坟；第二件事，是先买后建慈城民生路108号的新房子大屋，我家原先住顺水弄；第三件事，是嫁女儿，也就是阿姐癸芬与姐夫郑冠祜结婚。姐夫是半浦郑家人，在天津垦业银行工作，想不到阿姐20岁时结婚，23岁时姐夫去世就守了寡，抱着女儿回到上海，当然这是后话。
  父母办好这三件大事，尤其是造好新屋后还帮助外婆为舅舅娶亲结婚。母亲是白米湾陈家的女儿，只有一个弟弟。父亲钱庄跑街发迹前后，慈城的家由外婆掌管，而外婆又十分溺爱舅舅，害得舅舅啥事干不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用的全是父母的钱。那时，我们上海家里，有四个奶妈，一个烧饭师傅，还有一辆黄包车和车夫，父亲会赚钱，但家里开销也大。
  我八岁时，因父亲生病，全家回到慈城。回到慈城后的父亲曾到清道观休养，然而好山好水挽留不住父亲的生命。第二年，父亲抛下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撒手归天了，当时大姐已出嫁，母亲没工作，父亲的过世让我家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母亲无奈只好将两个妹妹送到上海孤儿院；我十一岁住入娘舅家；阿弟远离上海到南通一西药店学生意。
  那时，父亲的莲塘[1]堂叔因其独子没结婚夭折无后，便与母亲商量让我们四兄弟中过继一个。后确定我过继给莲塘祖父。过继没有书面文本，只是莲塘祖父请亲朋好友聚一起吃了顿饭，算是作个见证。莲塘祖父与四五个人合资开办兴业木行，木行除股份老板外，有两个客师（即师傅），三个徒弟。莲塘祖父是木行合伙人，在行里分管财务兼会计。过继后，我就到兴业木行学生意，说是学生意，实是跟随莲塘祖父干活，只可惜不到三年，木行散伙关门大吉，我转到华生木行。莲塘祖父有美玉2]、霞玉两个女儿，他过世时，美玉俩阿姑将莲塘祖父家的家具器皿全给了我，如顶蓬篮、考篮等，均号“始平莲记”等文字。
  再说弟弟在南通药店满师后，也回到上海，进入慈城人刁进文开的明昌木行工作，弟弟工作勤快，人也聪明，不久被派往福建收购木材。这一工作经历为弟弟以后出任上海德裕祥葡萄厂厂长、贵阳橡胶厂厂长打下扎实基础。
  我们兄弟先后工作，家里逐渐走出困境，后来母亲、大哥、大姐和小妹四家同住在巨鹿路367号，原是上海福幼医院高镜郎儿科专家房子，四户大家庭同住一墙门，分灶吃饭，生活共同照顾，经济相对独立。母亲年老后，还常念叨父亲与受之先生的关系，总说受之先生有恩于我家。父亲生前常与受之先生的两个儿子，还有冯以圭、冯志鸿等一起聚会，他们既是同乡、同事，又有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我记得鸿祥钱庄歇业，冯志鸿创办华通五金号，大哥永礽拜担任经理的志鸿为先生。还有冯志鸿太太金秀之的老家就在慈城下横街开山货店，与我家相近。我想不到，我在虹口区石油煤炭公司工作时，竟与冯志鸿女儿玲玉工作的人民银行第三储蓄所，在四川路上的同一幢楼里，当时我是公司业务科科长，她是储蓄所所长。更巧的是我下放到长兴岛劳动，她也在那儿劳动。
  从华生木行到退休前的机关行政工作（虹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我的工作平平淡淡，而我一直喜爱唱歌。退休后的1992年，我在鲁迅公园组织老年合唱队。当时办合唱队的宗旨是老有所乐、自愿（这里的愿，我们用谐音，是自愿参加之意）自乐、与众同乐、寓教于乐。因是发起创办人，大家又选我当队长。我不负众望，视合唱队为第二生命，起早摸黑，全身心投入，选歌、教唱、排练……使合唱队成为全国最有影响的公园合唱队之一，队员有两百多人。1997年，日本爱知县访问团来上海，观看老年合唱队的表演，《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老年合唱队的照片[1]，还有香港《大公报》[2]《澳门日报》3]、《新民明报·美国版》[4]等先后刊登了鲁迅公园老年合唱队的消息。这期间，冯玲玉来鲁迅公园锻炼身体，我们偶然相遇，我邀请她加入我们老年合唱队，玲玉入了合唱队，后是我的得力助手。还有合唱队名誉队长、区团支部书记也姓冯，叫冯久伦。一时队员开玩笑说是冯氏歌队，有趣吗？我们的慈城冯氏，有父辈的同事关系，有我辈邻里兼师兄妹关系，如今又多一层合唱队的队友关系。到今年，合唱队成立24年，我当了15年队长，后因体力不支，第二次申请退休。据报道，当时全国只有三个公园有歌队，即上海鲁迅公园、北京石景山公园、广州白云山公园。
  少小离家老大回，前几年身体允许，我们年年回慈城扫墓，这张是我们全家扫墓时在师古亭前的合影。前几年，我在霞玉阿姑家碰到回上海省亲的兴发[1]阿叔，他现居台湾，当年在慈城兴发阿叔是教炼，是队附警员。
  ⊙信客封的我家祖辈生活
  口述者：冯思真出生年月：1964年职业：文化产业学历：高中
  口述地点：上海唐韵茶坊口述时间：2014年4月
  记得有一年，我们全家从慈城扫墓回来，晚上，我儿子在电脑上输入“慈城冯家”进行搜索，跳出来宁波郑挥先生的博客。打开发现有我家祖辈的一些信息。我是从宁波郑挥先生的信客封了解我家祖上一些情况的。
  原来我家是大户人家。我的曾祖辈是永甫、闲甫兄弟俩。曾祖父永甫有两个儿子，长子梅卿，次子干卿。梅卿即我的祖伯父，是曾祖父书信中的枬儿，祖伯父已于1916年离开慈城来上海，在福源钱庄谋事。干卿即我的祖父，是书信中的棠儿，祖父1918年9月毕业。之前，曾祖父在信中对祖伯父说：“汝弟年已十六为望觅业实为当今之急。”由此推断，祖父约生于1902年。祖父也是两个儿子，长子承贻、次子炳贻。
  我是承贻（1926—1976）的幼子。叔叔炳贻因我二舅公林祖庭无子，过继作嗣子而改名为林炳贻，其上海纺织专科学校毕业后，后居泰国，其儿女现均在美国。父亲上海银行专科学校毕业后，曾在福源钱庄工作，1952年支援西北建设去陕西，先后在洛川、延安等地工作，当时有不少上海钱业界同人均去那边工作。
  我姐思一、哥思强和我都是在延安出生的。姐出生不久，被带回上海跟随祖父母长大，我们兄弟俩随父母在延安。每年春节前，父亲带我们回上海，与祖父母一起过年。祖父长得清瘦，戴一副眼镜，勿大与我们说话，即使说话，语声也轻轻的。我们说的是普通话，而且是北方普通话，祖父听勿懂，又弄勿清，往往要绕一绕，绕清了，也就不出声。有时，祖父用上海话对我们讲，而我们又不会说上海话，又是弄勿清，这样又要绕一绕。第一趟来上海时，有亲戚来，长辈让我叫奥松，我听不懂奥松是什么，后来才知原来就是叔叔。即使这样，祖父也从不与我们开玩笑，给我们的是老夫子那样的印象。
  1969年，祖父去世，父亲因关牛棚没回上海奔丧。关牛棚结束三年后，父亲就将祖父送回慈城，安葬在慈湖龙藤山区，好像与祖伯父安葬在一起。
  父亲是在陕西认识母亲的，母亲虞文瑛，镇江人，做临柜工作。母亲家亦有人吃金融饭，我的大舅舅也在银行工作。父亲最后的工作单位是延安人民银行，我家住在银行宿舍。而我们被托养在五保户老妪家，星期日才回家。父亲不做临柜，他一会儿在银行，一会儿到牛棚，一会儿在家里，每年年底的专区人民银行总结报告都由他起草，这段时间他不用关牛棚和下乡，由于各种原因父亲一直只担任股长……1970年，母亲去世。父亲有高血压，六年后突发心肌梗死去世。我们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被接到上海，我们姐弟仨就由祖母抚养。
  祖母林琢之，1907年出生，也是慈城人。祖母的祖父林韶斋是秦润卿之表叔，早年介绍秦到上海钱庄工作[1]。秦润卿一直牢记表亲林家的这一滴水之恩，成名后尤其关照林家子孙。林韶斋儿子林少斋，也是我曾外祖父，有二子一女，长子林瑞庭，即曾祖书信中提到借“珠皮袍子、缎靴”的林瑞庭，不知当时冯林两家是否已定亲。而从1922年伯祖父写给祖父的书信“贞甫先生阿侄做媒事，据说年龄不合”等内容分析，祖父与祖母可能当时还未定亲。我甚至想，冯林两家联姻很有可能是曾祖信中的秦师（即秦润卿）做的媒，祖伯父拜秦润卿为师，又在秦先生执掌的福源钱庄谋事，而从曾祖书信中提及的“秦太师母古稀寿辰送寿屏（寿对）”、“秦宅进屋的礼担”等往事分析，我家曾祖亦是十分感激秦先生对祖伯父的栽培之恩，冯秦两家关系颇好，加上祖母，冯、秦、林三家是亲上加亲。1949年前，祖母一直在垦业银行工作，也是秦先生对林家的关照。
  1976年后，我们与祖母一起生活。当时，祖母很少谈及家事，尤其是冯家的上面林家与秦家的关系也是大伯伯林心传（林瑞庭长子）近年才告诉我的。当我看到郑挥先生的信客封所记载的冯家往事，我曾搜索与祖父母一起的记忆。在上海祖父家看到一只冯存仁堂药瓶，倒梯形样式；还有与祖母来往的亲戚中，有一位我叫方家嬷，她的丈夫姓方，与我们家很是亲近，但不知她与祖父母是什么亲戚，我们也常到她家玩，现在分析，可能方家嬷的丈夫与曾祖书信中提及的“方家太亲母”是同一家，那到底是冯家女嫁到方家，还是方家女嫁到冯家呢？我弄不清。还弄不清的是，我们择业时，祖母说啥也不让我们学金融。
  1989年，祖母提出让父亲叶落归根，与慈城母亲合葬，于是我到延安烈士陵园迁父亲的坟墓。在延安碰到父亲的老同事，
  当时这位叔辈编辑《延安金融》一刊，对父亲由衷敬佩，还说每年延安专区人民银行向上级报告之类的行文，出自父亲之笔。现在想想可能是银行同事到家里找父亲写报告有关，只可惜当年我太小，而父亲去世得又很突然。1995年祖母去世，与祖父合葬于慈湖龙藤山区。如今，我每年回慈城一趟，扫墓，看望安息在那儿的父辈、祖父辈们。
  慈湖龙藤山区不是慈城的公墓地，朝西南的山坡零星有一些墓穴，有林家曾祖公林少斋墓；祖伯父与祖父墓地紧挨着，左边是父母亲，左右两旁有冯蕙生、冯雪香、冯宝庆三穴冯姓墓地。其中右边的冯雪香墓，立碑人是其子方君瑞于1975年5月，同穴另一墓碑雕刻了“先父方君瑞主怀安息，生于1915年4月，亡于1976年5月”，没具立碑人，此是母子合葬。曾祖父的书信中多次提及“怀安会款”以及“怀安会三舅母”、“怀安款舅母”等，那墓碑上的“主怀安”有可能与“怀安会”是同一事，那三舅母与冯雪香系同一人。这么说来是冯家女嫁到方家，而以曾祖父向大伯祖“三舅母”与“方家太亲母”之称呼推断，曾祖母可能是方家女儿，否则称冯雪香应是姑母而不是舅母。一般民间称呼，儿辈大多称父亲的姐妹为姑妈或姑姑，姑妈的丈夫多称姑夫，如今称舅母，应是舅舅的妻子。由此分析，如果冯雪香是曾祖的姐妹，嫁给曾祖妻弟才称舅母，那是婚俗中的还亲。由此，不难理解三舅曾祖婆与祖辈同葬一个山区。
  我分析冯蕙生极有可能与曾祖书信中的惠生是同一人，他应是曾叔祖闲甫的儿子。前年上坟，偶遇冯蕙生家人前来上坟，有两女一男，都在六十岁左右，讲冯蕙生是他们的娘舅，他们母亲在上海家中，可惜当时没问他们的联系方式，现在难以再联系。因为曾祖书信中没提及宝庆之名，我不知冯宝庆墓中人与我家是否有关系。
  祖母在世时，与祖伯父家还有来往。近些年我都到慈城上坟，没看见其后人来扫墓，不知他们现在何处。祖伯父墓碑上书1972年，落款男是伯贻、倡贻两个名字，女下面石头被风化，字看不清。伯贻、倡贻与父亲之名承贻相连，我找到父亲的一枚“冯肃章”图章，正好与伯贻的肃范、倡贻的肃祥相对应。
  从郑挥先生收藏的曾祖父书信看，祖伯父当时已经结婚，信中的鞠荪与雇奶妈正是祖伯父的长女，真是太有意思了，若没有这些书信的文字记载，我根本无法想象我家祖辈、父辈的生活和他们的立业。
  1916年，曾祖父已患病卧床，但他还颇具雅兴，啜茗看戏，读小说看报纸，真是大家族的精致生活。再看看当年祖辈的用品，如真欧绸面秋被、拷香云纱夏裤、珠皮袍子、椭圆式铜边摆镜、华美香水，这些东西在一百年前够奢侈的吧，还有曾祖父抽不停的雪茄烟，婴儿鞠荪喂的洋奶，这些食品在一百前不仅奢侈，更是稀罕。从书信所载的内容分析，一百年前的我家有三大生活来源：一是投资红利收入，如衍泽行，一是西乡租谷，还有是祖伯父钱庄薪水收入。即使收入颇丰，但祖辈生活还是奢而不腐，较有说服力的有两点：一是曾祖父给祖伯父寄了一批旧衣衫（裤），可作夜睡之用；一是曾祖父让祖伯父“挖打些”（每斤约三分）买莱阳梨，当收梨发现不太好时，曾祖父马上写信告诉大伯祖生梨不划算，以后不要买。这两事说明祖辈们还是很节俭的。
  1916年，祖伯父离开家乡独闯大上海，在福源钱庄谋事。其间，祖伯父工作勤奋，力求上进，白天工作晚上夜读，学习英语，曾祖父既高兴又担心，不时寄鸡蛋、麂肉、黑芝麻糕等乡土特产，以示关怀；又不断书信鼓励祖伯父要以工作为重，甚至连曾祖母百日祭祀都劝祖伯父不用回家，而当听说祖伯父身体不适时，却写信劝祖伯父回慈城调养，这不同的两劝既体现冯家的父子深情，又是曾祖父的教子之道。
  病榻上的曾祖父学而不止，不时地让祖伯父寄报纸，如买《亚洲日报》，以供消遣。据张介人先生收藏的双块桥板冯梅卿藏品一览表分析，早在1915年，曾祖父家已订《英语周刊》，这些均影响着祖父的成长。祖父是家里的幼子，且在富裕环境中长大，容易养成骄、娇二气，而祖父却刻苦学习，富有责任意识，不说毕业得到笔、墨奖励，就在1918年8月慈城遭受严重干早之时，祖父写给祖伯父的信有“乡民曾来城求雨，湖白适要浪花，愿天公早沛甘霖得以人心稍可安定”，这一言在今天读来都很感人，而那时祖父才十六七岁，足见祖父的智慧和才干。
  这就是我从信客封，对祖辈的了解。据家传，祖父后来也离开慈城到福源钱庄工作，一直工作到公私合营才停止工作。
  ⊙我家行医人
  口述者：冯明之出生年月：1936年职业：工程技术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上海虹口区恒业路115弄口述时间：2012年10月
  我出生在慈城白米湾的外婆家，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们是姐弟妹四人。父亲在外工作，先宁波后上海，我们跟母亲住在张尚书房，1949年底1950年初，全家迁居上海，因而我是在慈湖中学、澄衷中学、虹口中学读完初中、高中的。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俄语学院（即第一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一年后，去当时的苏联莫斯科包曼工业大学攻读热能动力系燃气轮机专业，被授予机械工程师称号，获硕士学位。[1]
  我说的我家行医人，他们是父亲（1902—1993）、二姐、父亲的徒弟袁伦次和二姐的儿子。
  我家在慈城既没房子，也没地，这是从小明白的事。父亲名绍蘧，另一名兆渠，是慈溪冯氏“肃”字辈，是大宗祠的后代，这是伦次告诉我们的。而我的名字并非按祠堂排行。高中毕业后，我离开上海，以后大多的年份在外地工作，即使回上海工作，也只是每星期看望父亲一趟，与他独处的时间不多，尽管如此，父亲影响着我们。父亲的为人处事与众不同，他尊重知识爱学习，对新知识与新技术几乎是学到老，在九秩之高龄，眼睛又是1800度的高度近视无法看书的情况下，他每天还从半导体收音机获取信息与新知识。
  父亲早年毕业于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像父亲这辈人有这学历很了不起，因为这一高学历，父亲才能有帮助我们姐弟选择大学专业的谋略、智慧。当年（1955年），父亲对我报考大学院系的建议是精密仪器制造这一方向，我留苏学的燃气轮机专业就是受父亲的思想影响。
  父亲16岁时，拜当时的慈城名医胡炳藻为师学习中医，后拜宁波名中医范文甫为师。时至20世纪20年代，他独自闯荡上海，在法租界辣斐德路金神父路天一堂（今复兴路瑞金二路）悬壶济世，不久被聘为上海国医学会的设计委员，与沪上名医夏应堂[1]、丁仲英[2]、陆士谔[3]、范禾安[4]、蒋文芳[5交往，又撰文刊发，以弘扬中华文化，其中编著的《四明宋氏家传产科全书秘本》在《中医杂志》连载，杂志主编戴达夫的编者按有“冯子绍蘧，学贯中西，术精卢扁……”因引起较大反响，1933年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大通图片社发行。此书流传甚广，范文甫认定此书为课徒读本，发给学生人手一册，此书后被编入《近代中医珍本集》[6]。同年，集父亲行医体会的《冯绍蘧临床秘典》一书被陆士谔编入《基本医书集成》，由世界书局印行出版，时为同类书中的畅销书籍，多次再版，其中所载方术部分至今还被后学致用[7]，可见其应用价值。
  父亲初到上海时，人生地不熟，曾经短期在万竹小学当英文教师，后在五和织造厂（慈城人开办）做技师。后来一直行医，时至抗日战争爆发，在天一堂药店坐堂。就在这时，有一宁波同乡王老板（时新，1949年去香港，与父亲同年。王公馆在建国西路618号，现在为波兰领事馆），其母病入膏肓，问诊于父亲。结果是父亲的几个处方将顽疾治愈。这位同乡老板为感谢父亲救母之恩，聘父亲为其家保健医生，还给赠钱物之谢。而父亲只答应前者，常去王家，为其家长幼搭脉处方。王老板搞远洋运输，听说父亲是学工业机械的，抗战后的1948年创办元昌铜厂，请父亲负责厂里的生产技术，还送给他一些股份。父亲虽没有要工厂的股份，但总算在上海有了固定的职业，还保荐他的侄子冯能简到上海学生意。[1]第二年我们全家也迁居上海。
  无论是行医，还是做其他什么，父亲为人做事都很地道，但又不迁腐。儿时最深的印象是每晚父亲与我们一起看书学习，他还让我们每天写一帖大字。我与二姐二毛，就是冯亦璞，是虹口中学的学生，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就读的专业是父亲替她选择的。父亲行中医，他替二毛选的药学专业，是搞药理研究。父亲当时的意向是让女儿研究他开的中药到底有什么作用。
  1958年二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后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据二姐说，“文化大革命”中，她学过中医，做过两年见习中医师，专给病人搭脉开方呢，感受到病人被病痛折磨之苦。改革开放以后，二姐先后去美国和加拿大各进修一年，回国后，她以一个课题负责人的身份申请到了国家科委1035工程重大项目基金，研究治疗缺血性脑卒中的新药——丁苯酞（商品名为恩必普）。当时，我国脑中风的死亡率占有较高的比例，是继恶性肿瘤后的第二位杀手，死亡率和致残率很高。脑卒中的防治已成为医药卫生工作中的重要课题。二姐在这一大背景下，设想了左旋芹菜甲素（天然）治疗“脑中风”，原来这个左旋芹菜甲素是治疗癫痫的。这是十分大胆的设想，行得通吗？必须用实验加以证明，于是二姐从创立脑缺血模型开始，在药效学和药理作用机制方面，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从整体动物到分子生物学水平对丁苯酞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它具有多种药效作用。如能改善缺血区脑血流，改善脑能量代谢，缩小梗死面积，减轻脑水肿，抗血栓和抗血小板聚集等，并阐明了其作用机制，以得出“丁苯酞是一个作用于多个病理环节（多靶点）的有脑保护并伴有改善脑血流作用的药物”的结论。科研不是异想天开，科研是异想天开后的证明，是一个异想天开后的否定之否定的严谨过程。二姐在实验室里具体怎么做，隔行如隔山，我说不明白，经过十余年的研究，经历过关斩将，1993年，丁苯酞获得国家专利，6年后转让给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二姐和她率领的课题组成员获得奖励。之后，她继续研究，1997年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金，成功研制了左旋丁苯酞，主要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也就是可用于治疗老年性痴呆等，申请专利成功后，再次转让给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当时二姐也由此成了脑缺血药理研究领域的学科带头人。2009年，丁苯酞原料及其软胶囊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国研制出数个一类新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丁苯酞名列前茅。在科研和临床试验的基础上，丁苯酞已产业化和成功上市，现估计年销售额已达十亿。二姐对国家做出了贡献。
  二姐虽是搞药理研究的，但也属于生命科学，从广义上讲她是我家行医的“第二代”，第三代是我的外甥，即二姐的次子，当过五年医生，只可惜迫于工作压力，改行了。不过，我家行医有接班人，那就是父亲的徒弟伦次。伦次姓袁（慈城大桥头袁家），是慈城三块桥板冯家的外孙。
  五六十年代，我到苏联留学，二姐在北京搞她的药理研究。父亲虽没有“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婿”的传统思想，他曾经想传给女儿，我的妹妹，但父亲觉得妹妹对行医兴趣不大，碰巧他的老乡朋友子蕃[1]带外孙伦次来找父亲，说外孙对中医有兴趣。
  那是1966年底的事，“文革”刚刚开始，子蕃先生看到年纪轻轻的外孙不读书，整日荡来荡去，便让父亲带他。这样，时年16岁的伦次真的拜师学中医。说是拜师学医，不过是父亲指点他所学的《中医石皮弄中医学堂》课本，每星期上门请教两三趟，现在我从伦次的微博看到父亲对伦次说的话，“一个人学医可以一辈子不成为名医，但是一定要成为明医！因为名医未必明，明医未必名。”、“学字费纸，学医费人！千古不易之理。”从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话语中可以看到这对年龄相差48岁的师徒还真投缘。还有“个人的医学知识与经验是几代人的积累，对个人来说也决无速成之路径，医无止境；一定要认真学，而且必须有久长之心！我所见半途而废，或半途改行的中医专科毕业生多矣……学医不但要有天赋，而且要有许多机遇，医运；今后多拜几个明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尽快提高自己的学识；多实践，多临床，多积累总结；纸上谈兵是要害人的！”其实，这一话语既有师父当年的教诲，又有徒弟的行医体会。看来父亲当年收徒是很有远见的，因为伦次继承的不仅仅是父亲的藏书、医术，更多的是慈城冯氏行医的传统——做个明医。这一点，我家的行医人都做到了。
  ⊙我家的亲戚与长辈的告诫
  口述者：冯冠伯出生年月：1937年8月职业：工人学历：小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慈城察院巷5号口述时间：2011年8月
  我出生在慈城民权路米店弄。父亲福标早先在上海银楼工作，因日本人浸略中国而回到老家，后到慈溪县地籍整理处工作。地籍整理处相当于现在的土管部门，位于太湖路俭德坊2弄。解放后，父亲被视作伪职人员而失业，因有11个儿女，为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父亲不得不卖掉米店弄祖传的房子。我家属于大宗祠，卖掉的房子只是偏屋，冯家大屋族人称正屋，是现在从水文队房子到北门村那一大片，清代时被“长毛”造反火烧变成火烧滩，这一火烧滩一度是冯家人种植果蔬的园地，后园区被征用植树，火烧滩地下掏出了不少铜钿呢。
  冯家大屋正门在三民路，据传我们的上代是做官的，三民路大门外还有一座牌坊，牌坊名记不起了，20世纪60年代被拆毁。儿时的春节，都要挂祖宗像，今年轮到谁家，谁家做祭祀，挂祖宗像，费用是祖上留下来的祠堂田田租。印象中我到布政房冯家吃过，是金刚井弄靠近太湖路口的冯家，操办人我叫大阿爸，其中有锦标、永标[1]等；五马桥头冯家也去吃过，那不是花园冯家，而是中华路与民主路交叉的西南面那些房子里，旧时那儿有条河，过进门的小桥，好像称韩家边冯家，其女儿叫冯纫兰，曾任普迪小学教师；还有小关圣殿冯家或称三河口冯家，他们家有钧标、铭标、铸标三兄弟，其父亲是大宗祠族长。[2]这些人家都是我家五服之内的亲戚，大人领我们到那些亲戚家去吃饭。大宗祠好像不在祠堂做祭祀，而是各家轮流做。相比较，锦标大伯家较为气派，有沙发、吊灯，门口还有两只石狮子。不过吃的菜肴各家差不多，老早称“十大碗”，八人一桌，不论人多人少，顶多是添羹不添菜。不过，每次出门前，大人总关照，吃要有吃相，不能慌气相馋唠。
  读完小学五年级，1952年我去上海学生意。临行前，母亲再三告诫道：要听主人家话，做事要勤力，手脚要干净，有时看到钞票，千万别贪小，否则手脚勿干净，做人不诚实被回头，做回汤豆腐干，回家连做看牛小顽都没人要；还有什么吃饭一粒油汆黄豆要过三口饭，第一口舔盐花，第二口咬半粒，第三口再吃半粒……这些告诫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现在看看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虽然做人做事大都平平淡淡，但全家人大多比较安逸，很少为钱财计较。比如，“文革”时，我家被抄去《柳公权字帖》、《康熙字典》等书籍，后来说是落实政策可以归还。可去办理手续的那天，一办理工作人员要我出具证明，要明确谁抄的家、具体日期等。说实话，抄家时我在上海工作，只是父亲交代被抄的东西，而实在说不出是谁抄的家，要出具证明，一时让我找谁去呢？不就是几本书吗？不要啦。办理人一听说“不要啦”，立即给我一张“自愿放弃”的证书，我不知这张证书藏到哪儿了。事后，向阿哥谈及此事，阿哥也说这几本书也发不了什么大财。
  ⊙祖辈、父辈与我
  口述者：冯实章出生年月：1934年6月职业：公务员学历：大学
  口述地点：宁波市镇海区镇达路口述时间：2012年9月
  阿爷叫冯舆卿，阿娘的姓名不详，阿爷、阿娘我们叫公公、娘娘。旧时，小人不好问长辈的名字与事情，所以公公有几个兄弟，包括亲兄弟、堂兄弟，我弄不清楚，其中有一户是冯冠柏的父亲与父亲是堂兄弟。只晓得公公在族人中年纪最大，辈分最高，人称其“三河口”冯家或“小关圣殿”冯家，1950年土改时，公公被划成公堂地主成分，他可能是大宗祠最后一任族长。此前的族人做祭祀，我有些印象，大宗祠子孙还在慈城的冯家人轮流做的。[1]关于祠宗，近年我去过江西婺源江村等地旅游，我觉得慈城冯家祠堂都不如那儿江家祠堂大。
  三河口是慈城民间所称一地名，在小关圣殿南面，现址位于民权路与中华路交叉的西南面，当时这两路的西南边都是小河，三河口冯家因此而得名。
  据说，公公曾是跑街先生，他在上海郊区替他人收租，上海沦陷后失业回家。公公蓄有白长须，喜好酒水，一天一顿酒，是雷打不动要喝的，沉默寡言的他很少谈自己的往事。一次在我家吃饭时，公公谈到上海跑街时在船上喝酒的情景，当时我还小，不太在意公公的所说，现在看来有些可惜。公公、娘娘住在自己的家，每年正月我们到公公家拜岁，印象中我从没拿过压岁钿。公公家几乎没有很值钱的东西，只有娘娘睡的大床还好看，但比现在所谓的千工床差得多啦。大约我十岁那年，娘娘的床顶出现一条大蛇，蛇头露在床沿外，很吓人，娘娘请人用扫帚畚斗将其赶走。
  公公有三个儿子，伯父钧标、父亲铭标、叔父铸标都在抗战期间先后失业回家。伯父原在上海药店学生意，后随药店到广西百色，失业时从百色回到慈城，住在公公家的左右厢房，没工作，去北门外的慈湖钓钓鱼，生活费由四个女儿负担。叔父也是如此，失业回来再没工作过。父亲曾在上海与他人合股开木行，我家现存的一套红木家具，是木行倒闭时带回宁波的，父亲回家不久就去世了，时间为1946年。父亲去世时，公公还在，那时我家最困难，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是父亲下葬用的草革棺材，解放后，我家经济稍有改善才在大庙附近新做了穴殡坟；一是年老的娘娘对母亲说，长期没吃大饼油条，你是否能买一副给我吃吃，母亲二话没说，买了一副大饼油条，我看娘娘吃得很满足。
  我家租住在慈城台棋弄，与外婆同住。外公早逝，外婆信佛，靠做灯笼卖掉为生，人称其灯笼婆婆。父亲过世后，公公、娘娘每年轮流在三个儿子家吃饭，叔叔家最困难，只到大伯和我家吃。公公、娘娘年老行动不便时，由儿孙送饭到家。有时我们（与小伙伴一起）会去公公家的墙门玩，有时我还与娘娘一起玩接龙，人家祖辈家有零食，而我的公公、娘娘从来没有。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当然是大家庭，经济不那么富裕，但父辈和孙辈的儿女都很孝顺，兄弟姐妹也比较和睦，父亲过世早，母亲对公公、娘娘也孝顺，连最难处理的婆媳关系，母亲与娘娘也处理得蛮好。公公、娘娘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去世，享年80多岁。公公留下慈城镇中华路105号（此为原门牌号，现址不清）祖产房屋几间，经孙辈的兄弟姐妹协商，一致决定由叔叔小儿子文才堂弟继承。
  哥哥冯一亭（曾用名句章）比我大6岁，慈湖中学毕业后到上海马达皮带厂学生意，此后一直在该厂从事财会工作。我读小学时，因日本人入侵，先后在念慈小学（位于慈湖北边，普济寺旁边）、东城小学、北城小学（被日军炸弹炸毁）、尚志小学、普迪小学等五所小学读完小学。当时留下两个记忆：一个是在念慈小学刚上学，当警报拉响时，高年级学生拉着我们低年级学生往山上跑；另一个是家里一直有堕民嫂走动，过年时来拜年送来黄豆粉做的饺子糖，说是元宝，我家回给她一些年糕。堕民嫂叫啥，我记不清了，叫我小东家，给我剃过头。堕民嫂很会说话，常常说得母亲团团转。
  说是小东家，其实我家里很穷。1947年，我小学毕业后，没钱读初中，就做小行贩，但我不甘心，买卖之余到当时的抹云楼图书馆读书看报……当时，母亲曾托人让我去上海学生意，可东托西托都没有结果。解放后，哥哥写信劝我继续读书，第二年我考入慈湖中学，可没读几天，因年龄大、个子高，觉得难为情，又弃学成了社会青年。不久，慈城的“三大运动”[1]开始，我参加村里的“三大运动”，还被评上积极分子。土改前的慈城分称孝东镇、孝西镇，后改称慈城镇，我所在的东六村有一次召开群众大会，被选上人民大组长，当时人民大组长即村长职务。我好像以“人民大组长”身份出席了第一次慈城镇人民代表会议。后来人民银行招考干部，我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分配到观城区人民银行办事处搞农村金融工作，并筹建人民银行鸣鹤区营业所，当时的人民银行鸣鹤区营业所设在松浦乡（现为慈溪市掌起镇），后搬到鸣鹤乡。195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全国大办钢铁，我调到慈溪县委钢铁办公室工作……1960年春天，由慈溪县委组织部报送到浙江省委党校理论班（学历为大学本科）学习，想不到这一学会近十年，直到1969年才分配到上虞县委宣传部，后调回设在慈城的宁波市委党校工作，1980年因地、市党校合并再次离开慈城，14年后退休。
  从我家祖辈、父辈和我辈经历，我对家庭的印象不深，我信仰共产主义，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因为从抗日战争胜利后迎接国民党军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慈城来说，当时国民党军队一般当兵的只穿着短裤，绑腿带，而军官穿呢制服，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同人民解放军的官兵大不一样，人民解放军与老百姓的和睦相处，影响着我的信仰。
  ⊙离开家乡正好一个甲子
  口述者：冯懿范出生年月：1941年职业：高级工程师学历；本科
  口述地点：上海浦东锦绣锦安东路567弄口述时间：2013年3月
  1953年夏天，我离开慈城来到上海，屈指算来，离开家乡正好一个甲子。
  我出生于慈城，印象中家的门牌号是民主路38号，旧称“西街”的“三块桥板”，距玉皇阁200米，家门前好像有条小河，现已填埋。
  我先后在普迪、尚志小学读初小一、二年级，当时的尚志小学设在统宗祠内。后因藕田小学从小北门迁址到西经堂弄，而且藕田小学免费招收冯姓子弟，我便转学到藕田小学，于1952年毕业，同年考入慈湖中学。
  慈城冯家时称冯半城，到我祖父辈早已渐趋衰败，除了免费上祠堂学校，似乎风光不再。祖父冯永才[1]（1895—1954）一生碌碌无为，几乎没有正当职业。父亲恭寿（1919—1985，字祖福）步祖父后尘，亦无所事事，染上赌博陋习。尽管如此，父亲却喜爱画画，与当时的普迪小学校长应星耀、画家凌近仁交往较多，互为挚友，而且父亲的中国画造诣颇深，尤其擅长画虎，不过他系自学成才，既没拜师，也无名家指点，因此未能成名，他的虎画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宁波七塔寺受香客激赏，多幅被日本香客购买带去东瀛。
  读初一时，由于家中变故，我不得不随家母来上海谋生。初到大上海，人生地不熟，我只得先进私营小五金厂当学徒，第二年续读初中，再上高中。1966年，上海工学院（现改为上海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毕生从事机械制造技术工作，曾任上海新久菱电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一职。1988年，《引进呋喃树脂自硬砂造型工艺及其设备的消化吸收和应用》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撰写的《冷硬树脂工艺中的砂铁比》、《脲醛呋喃树脂中糠醇含量的间接测定法》、《冷硬树脂砂无再生设备的旧砂回用工艺》等学术论文先后在1992年、1993年、1994年出版的《铸造》杂志上发表。其实这些都不足挂齿，而我说出来，也算是游子向故乡作一个汇报。
  一个甲子60年，我的儿子冯赟亦已到了不惑之年。他1995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一直从事财务管理、金融投资方面的工作，现任上海市爱建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一个甲子60年，我亦成古稀老人，我的父辈大多离开了我们，长寿者也已互不联系，杳无音信。也许如此，我很少回慈城。2011年春，我曾从上海到慈城一日游，那已是稚子不识故乡人，我亦不认故乡路了。
  一个甲子60年，不时有故乡的情景所记所忆，其中同姓的小学同窗好友——有为，其弟叫有若，其妹叫有节，他（她）又是校友，只是有为全家于我离开慈城之前，迁居新加坡而失去联系。20多年，在《铸造》杂志的铸造专业权威人士的名单中，竟有“冯有为”之名，不知是同名同姓，还是同窗好友早已海归，虽说思念无限，却无从寻找，不知他在哪，他的弟妹可好？唉，我离开家乡一个甲子60年啦。

[1]〓，为冯孙眉自创字，音读烟，其中“扌”表示“捲”，“垔”表示“烟”，“口”表示烟盒的长方形，是“卷烟画片”的缩写。 [2]北仉，时指北京烟画收藏家仉即吾。 [1]查冯懿有口述和提供的《二梅堂冯》历代祖先祭簿，此处“东顺哥”即为其父冯恭春（1898—1978），字肃熙，号孙眉，为民国时期卷烟画片大王 [2]冯太史宅：颜家桥东（现址即为口述者尚志路1号），翰林院侍读冯有径所居（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四，第34页） [1]前文述有四子，与这里的二子不同，是因其两个伯父比祖母死得早，且口述者没见过 [1]冯尚书宅：骢马桥南，毁于火后乃徙居于颜家桥，尚书名岳（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十四，第33页） [1]冯俊甫：有的因音书写俊夫，如1951年5月11日《宁波时报》刊登的《向冯存仁堂悔过》，其悔过人冯俊夫“本人因思想落后，认识不清，在1950年，将本店全体职工要求调整不合理底薪通知书一纸拍成照相二张，现已遗失。承蒙众职工宽大不究。特此登报悔过”；又如1953年《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中的冯俊夫：解放桥下（骢马桥）房屋6间，实住人口7人 [2]冯梅棠：据胡国铣（1939年出生，职业中医）口述，冯梅棠开米厂，有儿子，还有女儿；后做旧绒线翻新。又据1947年3月28日《慈溪报》刊登的《冯梅棠紧要启事》：悉本人前所经营之协和碾米厂于民国三十四年7月间被河头市人张文甫依恃伪军宋部势力强行霸占更名鸿昌，继续营业，当时本人屈于淫威，无处声诉，现天日重见光，是项产权决即设法收回，近闻张文甫有将该厂盘出，以为逃避之计，兹依法诉究外，用特郑重声明，嗣后该厂一切生财无论何人不得受盘，以免牵累，此启 [1]奥姑，对姑姑的称呼，即爸爸的妹妹 [1]1921年4月2日《申报》记载：1921年初，沪上棉业各巨商组建中国棉业银行，推总商会副会长、福源钱庄经理秦润卿为银行办事董事，聘请时为大兴业银行任营业部主任冯味琴任行长 [2]慈溪保黎医会十周年会刊（1920刊，张介人收藏）：樵琴，字绍勤，1913—1915年连续三年为保黎医院的29位董事之一 [3]1921年3月26日《申报》记载：冯芝汀任华孚副经理，信用颇著，被任民新银行经理。民新银行组建于1920年9月，董事长为李云甫，副经理是冯雨松，为宁波石碶冯氏子弟，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文学士。冯雨松为文学家苏青的父亲。石碶冯氏于明永乐年间从慈溪（即慈城）迁居而至 [1]冯晋臣，1939年12月出生于慈城，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先后在国防科委、南京林业大学、琼州大学工作或任教，曾被评为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他研制的“合成高分子类吸水树脂”被称作冯氏根灌剂。2001年3月，应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的约请，冯晋臣千里迢迢奔赴地处戈壁沙漠的甘肃酒泉卫星基地，要绿化指挥中心入口处1平方公里（1500亩）土地，冯教授采用其根灌节水专利技术，使植树存活率超过了90％，而此前该地植树存活率不到10％。因此，《中国科协2001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刊登了介绍冯晋臣的“根灌”技术与“冯氏根灌剂”的文章 [2]1921年3月26日《申报》载：民新银行于去年九月间组织成立后，即自行建筑三层楼洋房于河南路一八三号，经营数月，于本月初始告落成。昨日为该行开幕之期，本埠绅商各界到行参观者颇众，昨日各户存款，亦甚踊跃，计活期存款银二百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两，洋四十五万五千元，定期存款银二十五万七千五百两，洋三十七万六千一百元，该行经理冯芝汀前任华孚副经理，信用颇著，副经理冯松雨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科文学士，办事认真，尤精稽核，该行将来营业之发达，可预卜也。 [1]冯绍勤，号樵琴，任常山训导（《慈溪县志》）。《清史稿·职官志三》：“儒学：府教授、训导，州学正、训导，县教谕、训导，俱各一人。”是基层官员编制之一，级别约从七品。其职能为辅佐地方知府，负责教育方面的事务。 [2]姬觉弥（1885-1964），本名潘小孬，江苏省徐州府睢宁县人，幼时好学，在家乡私塾为旁听生。后前往上海谋生，考取犹太地产商哈同洋行的收租员，由于勤奋、机敏、相貌英俊，得到哈同夫妇的赏识，任爱俪园总管、哈同洋行经理、仓圣明智大学校长；任总管后改名（百度百科） [1]是年，宁波同乡会出资租用了4艘轮船，行驶沪甬之间专供遣送申请回籍者，由同乡会出钱购票（《宁波旅沪同乡会百年纪》第84页） [1]76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代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汪精卫伪政权奉日军令设置于上海市的特工总部，坐落于上海静安区极司非而路76号 [1]姜椿芳（1912-1987），笔名林陵、什云、蔡云等，江苏常州人，翻译家、教育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奠基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出任中共上海局文委文化总支部书记，1941年与塔斯社协商后以苏商名义在上海沦陷区创办《时代周刊》并任主编。1945年又创办《时代日报》并任总编辑与时代出版社社长 [1]冯秉友（1931—1989），浙江慈溪人，1956年调入上海广播乐团任合唱队员，1960年转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文艺部音乐组编辑、主任编辑，参与上海文艺出版社《世界歌星大会串歌曲选》的编辑出版，先后为上海音像公司编辑录制了《西山红叶》、《世界名曲联奏》、《午餐音乐》等多盒磁带，先后获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五讲四美”先进工作者等称号，是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志》1999年11月第1版） [1]1921年，上海棉业界的巨商筹建棉业银行，由时任兴业银业营业部主任的冯味琴为行长（《申报》1921年4月2日） [2]冯樵琴，参见表6.3.1 [3]朱柏庐（1617—1688）：名用纯，字致一，江苏昆山人，《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 [1]冯莲塘：冯芝汀募冯莲塘2元（《甬同乡会募捐》，《申报》1918年8月18日） [2]梅玉：参见本章《我的两个冯家阿爷》和表6.3.3 [1]《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月8日头版头条：同祝福，祖国好 [2]《大公报》1999年1月30日：上海老人天天唱 [3]《澳门日报》1999年2月8日：公园里的老人合唱队 [4]《新民明报·美国版》2000年8月28日：标题不详 [1]兴发：又名冯振声，云汉乡国民兵队警卫班自七月三十成立以来，队附冯振声为保护地主安全起见，每夜率班长庄时雨与队士，分组向各保巡察……（《云汉警卫班队士巡夜遇匪徒》，《慈溪报》1946年8月2日） [1]光绪九年（1883）春，任职于上海程氏钱庄的林韶斋介绍表兄秦九龄（秦润卿父亲）到宁波招商局做账房（会计）；1886年春，林韶斋又荐保秦九龄到上海新康洋行任会计；光绪十七年（1891）冬，时任上海协源钱庄督理的林韶斋“既荐且保”介绍秦润卿到协源钱庄学生意（孙善根，《钱业巨子秦润卿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4、15、17页） [1]冯明之：回国后在一机部上海汽轮机锅炉研究所工作，研制、首创燃用重油双层多孔壁式的母型燃烧室。1970年支援三线建设去四川绵竹东方汽轮机厂筹建产品试验室，建立了燃料喷油嘴试验台和燃烧室试验台。后调南京汽轮电机厂历任研究所主任、副所长、所长。与人合著过《工业节能技术》（《江北骄子》） [1]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创立于1911年，校址在宁波江北泗洲塘，1934年8月改名为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抗战期间迁至临海大田。1946年4月迁回宁波。1949年5月宁波解放，由宁波军管会文教部接管。1950年3月迁回杭州，与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杭州市私立大陆高级测量科职业学校合并为浙江工业干部学校（百度百科） [1]夏应堂（1871—1936），祖籍江苏江都，生于上海。早年学医于许菊泉，后设诊行医，为当时名医之一，有“北丁南夏”之称（沪北丁甘仁，沪南夏应堂）（百度百科） [2]丁仲英（1886—1978），近代医家，字元彦，系近代名医丁甘仁之子。与陈存仁合著《康健论》，颇有影响（百度百科） [3]陆士谔（1878—1944），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生于千年古镇珠溪镇（今朱家角）。名守先，字云翔，号士谔，亦号云间龙、沁梅子等。早年跟随名医唐纯斋学医，后来在沪行医，一边行医一边写小说，一生创作了百余部小说，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他的作品“皆不称”（百度百科） [4]范禾安（1899—1973），浙江宁波人。师从其父范文虎，专长内科。1962年被聘为上海市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百度百科） [5]蒋文芳（1898—1961），字馥如，江湾人。民国九年（1920）开始行医，在江湾镇蒋致和堂中药店内开业，专治中医内科，医术高，医德好。曾任上海市国医公会第四届执行委员兼秘书主任、神州医学会理事、中国医学院教务长等职。办过《长寿报》、《医药杂志》等报刊。新中国成立后，任新成区政协委员和中医协会主任，为上海中医学院筹建人之一（百度百科） [6]《近代中医珍本集》：陆拯编著，12本系列丛书，浙江科技出版社1989年初版，1994年再版，该丛书被学者论述具有划代系统研究；所选书稿上乘，书稿均为近代名医代表著作，学术价值高，特色浓厚，实用性强；版本选择优良和各科特色浓厚等特点（百度百科） [7]李乐园在《慢性前列腺炎与前列腺肥大的治疗》所用主方通窍宜隧汤出自《冯绍蓬临床秘典》（《济南医学》，1983年第一期） [1]15岁时，由奥松（绍蘧）介绍我到上海协丰棉布庄（老板姓朱）学生意，其间我去元昌铜厂看过奥松。当时奥松家还在慈城。学生意的棉布庄在黄浦区陈家马桥黄金大戏院附近，元昌铜厂在周家咀路，相距较远，奥松叫我在厂里吃饭。当时厂里的饭与店堂一样，是专门挑来的包饭，就像现在三轮车送的那种快餐（本文口述者的堂兄冯能简在慈城东镇桥街19号口述） [1]参见表6.3.2《大宗祠大街支存善堂三块桥板世系表》 [1]据同族冯吟逊口述，冯永标在上海开懋（茂）昌五金号，搞批发生意 [2]参见冯实章口述的《祖辈、父辈和我辈》一文 [1]参见冯冠伯的《我家的亲戚与长辈的告诫》一文 [1]三大运动：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简称三大运动 [1]冯永才，住址：民主路38号、中华路19号，分别各有5间来屋；成分：自由职业（宁波档案馆，《慈城乡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