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生于“冯宅”，并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与少年，那是我最难忘的地方。
  从记事起，我就常听祖母、母亲说，我的祖宗曾官拜布政使，我是布政使的第七代子孙。我家的房子原来很大，后来卖给了俞家（即现在的“俞宅”），就剩下今天的“冯宅”。
  冯俞宅位于慈城太阳殿路，我小时候称“倒墙缺”内，因入口处东西两侧各有一堵矮墙而得名。墙内有一大块空地，印象中这一大片空地被牌楼隔成大小两块，进入倒墙缺即是一块较小空地，中间是条石板路，路两侧是草地，再进则是小天井，紧靠小天井的则是牌楼。牌楼左右两侧的墙紧靠“东”、“西”两侧房屋的北墙基连成一条直线。牌楼形状与影视中所见的牌楼相似，牌檐前后覆盖有防雨瓦，牌楼上方朝北悬挂一块横匾，上书“布政使第”，也就是从冯宅、俞宅外出能看到“布政使第”这四字。因年代久远，匾上的漆字已斑驳褪色。
  进入牌楼，即是一块较大空地，南北各有一个大天井，两个大天井形状相同，大小相同，两块大天井之间为地势稍空的空地，中间也是一条石板路，石板路两侧为草地。“俞宅”门前是大天井，东为“冯俞宅”园地（现为工厂地址），西为“冯宅”边门。“冯宅”本有一大门，1946年夏被台风吹倒，过道也随之被毁，只剩第二道大门南边的大天井西为李宅，李宅原为祖母兄弟的房子，我五六岁时遭火灾烧毁，也成了一片瓦砾堆，解放后盖起了一座洋楼，东边为一片瓦砾堆，南边即为牌楼。牌楼内、外两条石板路形成一条轴线。
  “俞宅”大门前有两三级石阶，石阶两边各有一个大石狮，狮口含有石球。儿时，我常骑在石狮身上玩。“俞宅”大门前和“倒墙缺”一大片空地是我儿时和小伙伴玩的乐园，而现在这一切都看不到了。
  俞宅头道大门坐北朝南，中间是四扇窗门硬山式门楼，东西两侧是高外墙。大门的中间两扇正门紧闭，遇婚丧喜事才开，平时进出的是两边小门进入头道大门楼是一狭窄的小天井，南北距离一米多一点，青色大石板铺成的平台，平台上东西两边是门房，我还记得西（左）边门房住有一位老人，负责开关俞宅大门平台的西面有三间房屋，中间是大厅，两边各一厢房都没住人。门房与三间房屋连在一起，平台下即是东西通道，通道北是俞宅的内高墙，这堵高墙将宅第与外面隔成了两个世界，即使站在平台往北眺望，也是高墙遮住了里面的一切，现在介绍说这是小姐楼，那我也理解了这堵高墙的意义。
  内高墙的西端开了扇门，入门有个大天井，有庭院深深的感觉。我小时候胆子小，不敢再往里面走，所以俞宅什么结构我没印象，但俞宅内仍有条石板路，由南往北通往完节坊，即现在冯岳的彩绘台门。因为冯岳与我家布政使第的太公，他们同属统宗祠祖。
  这就是冯俞宅给我的记忆，我怕说不清楚，绘了两份平面图，以示冯俞宅的周边环境。
  我的祖父叫冯本样，去世早，我没见过祖父生二子一女，长子瑞棠是我的父亲，次子耀庭是我的叔父，女儿兰芬是我的姑母。到了我辈，男丁只有我一人，我似乎成了祖母和全家人的掌上明珠。
  抗日战争前夕，祖母去世，那时我七岁，所以祖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说，我是布政使的第七代子孙，我家房子原来很大。还有记忆的是每年的祭灶到元宵的过年，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每年祭灶母亲会买来很多的灶糖灶饼，那时吃的花样很少。祭灶大多都在晚上，最后还要爆黄豆，说这样可以爆瞎老鼠眼睛。一切仪式完毕时已近深夜，我和妹妹还要一起分灶糖灶饼、黄豆，一一装入各自的铁罐内，等日后慢慢享用。
  之后，母亲张罗送年，大多在祭灶与岁末之间，送年的供品很多，除了鸡、鹅、鱼、肉外，还有年糕等，所有的供品放在大大小小的木制盘子中，足足摆满两张八仙桌。送年前几天，我家还做年糕，从浸泡米到磨成米浆，都由母亲自己动手，到做年糕那天会请人到家里来帮忙，做年糕工人能做各种形状的年糕，如宝塔、如意、元宝，这些都是送年的供品，所以每年做年糕都在临近送年时。送完年后，母亲把年糕切片晾年糕干，或浸泡在水缸里，可吃半年之久。母亲把送年当一件大事，拜神须男子履行，因父亲、叔父都在上海，一般不回来，而我是拜神的唯一男子，除了自家拜祭外，还要替婶母家拜祭。祭拜时，母亲等女人站得远远的。送年祭神后，母亲会利用煮鸡、肉的汁水烧一大锅年糕汤，左右邻居各分送一大碗。
  春节的印象有挂祖宗像、拜年和跑马灯。每年的春节，我家都要在大厅中间悬挂祖宗画像，每天早晨还要点香供奉茶水，元宵后才收起画像。有一年特别寒冷，一支香点完后，杯中的茶水结成了冰块。春节对我们小孩来说，意味着可收很多压岁钱。春节，我随母亲到她娘家亲戚家外，我和妹妹还去保黎医院附近的太婆、姑姑家拜年。拜年，那时对长辈行跪拜礼，然后长辈将红包塞到我们手中。大约正月初五以后，会来一批人，有的扮成大头和尚，有的扮成骑马，也有的拿着喇叭，在我家的天井舞一番，或在大厅吹一番，母亲常送一些钱或吃的东西，如年糕给他们。
  母亲信佛，家中设有佛堂，每天都要跪拜。她对祖先也是十分虔诚，我家有一块木牌，上记七代祖先的生、卒日期，每逢这些日子，母亲都要祭祀，几乎月月有一到两次的祭祀。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就可以经常得到加餐。每年的扫墓又是一件大事，母亲是小脚，虽然缠后放了，但还是比正常的要小，脚背有点拱起，所以不能走远路，她只带我们扫祖母的墓。祖先的墓地有姜官岭的，因路远是由世发（读音）师傅挑着祭品代扫墓，世发师傅是祖母一辈传下来的，对我家很熟悉，又很忠心，我随世发师傅扫过一两次墓。我记得有一祖墓较大，设有两三拜台，一般墓碑是竖直的，而我家这太公的墓碑是横卧的，猜想这可能是布政使的墓。我只扫过两处墓，抗日战争以后，可能世发师傅去世了，别人也不知道姜官岭的墓地在哪里了，我家再也没人去扫那大墓。
  “七七”事变后，我才读小学，慈城经常受到日本飞机的空袭。记得有一次日机投弹后，有许多人被炸死，房屋被炸毁，听大人看完回来说，被炸的地方，有的断肢挂在树上，有的肉贴在墙上，惨不忍睹。为了躲避空袭，有些人家在八仙桌上盖上棉被，作为躲避日机轰炸之用。我家有个谷仓，原用来存放稻谷和谷壳。我家的习惯不是直接买米吃，而是每年一次性买来稻谷，存放在谷仓，要吃时才请人来家里加工大米，一年要加工多次，把谷壳存放在谷仓里。母亲就利用谷仓做了个防空洞，警报一响，我们就躲进里面。有一次，学校上课时，响起空袭警报，老师让学生躲在课桌底下。我怕课桌不保险，一个人偷偷溜到操场，操场
  边有堵墙，当飞机从东边飞过来时，我躲到墙的西面；飞机从西边来，我就躲在墙的东边。后又觉得也不保险，我溜出校门，拼命地跑回家。在路上，遇到一个国民党的士兵，正卧在墙脚边，他拼命地向我招手，要我快快到墙边卧倒，我看他手势刚卧倒，一颗炸弹就落在我停留过的路边的房子里，顿时炸出滚滚浓烟。从此，我一听空袭警报，就吓得脸色灰白，母亲见状，决定逃难，这是我家第一次逃难。
  逃难到毛家岙，是出小东门外北，约有两个小时的路程，那是我家远房亲戚。后空袭少点，我们回家。1939年，慈城沦陷的前几天，飞机又轮番大轰炸，且有传说，日本鬼子从宁波方向过来，于是全城大逃难，我家随着第二次逃难，我还记得那天傍晚满街都是逃难的人，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手提箱子包袱，有的往东，有的往西，一片大乱。我家又逃到毛家岙。第二天，听说日本鬼子进村，我和妹妹慌不择路，朝山上跑，没过多久，我从山上远远看到有四五个鬼子进村，没多久，就听到村子里的鸡飞犬叫声。一星期后，从城里又传来消息，城中被大抢三天，大户人家差不多都遭殃了。母亲待不住了，冒死也要回家，我和妹妹跟着回转，刚到围着铁丝网的城门口（因抗战开始慈城的城墙大多已拆掉），进口处站着几个日本鬼子，我看到一个男人跪在地上，双手上举，手上托着砖头，又看到有人进城向日本鬼子鞠躬，我们也学着做，进了城。
  没进家门，看大门已洞开，知道我家被抢，紧跟母亲急急跑进屋，一看，是一片狼藉，环视四周，知道全被翻箱倒柜，好的东西都被抢去了。据说抢劫的都是地痞流氓，他们首先抢的是粮食，其次是贵重的财物，我家的大米被抢劫一空，还抢走了几个大箱子，他们把好的东西都装在箱子里抬走了，为此母亲哭了几天。慈城沦陷后，我重读二年级。抗战八年，慈城沦陷了近六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正好进慈湖中学读初中。两年后由舅舅介绍到上海裘天宝银楼做练习生。1950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大，1951年随军南下福建，第二年我所在的25军73师开赴朝鲜抗美援朝，我因风湿性关节炎较严重，转业到福州市工作，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带职到上海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后至1992年退休，先后在福州市政府、仓山区政府工作，曾任区统计局局长。我在福建成家立业，有三子一女，长子冯震在福建的一电厂工作；次子冯卫民，成都科技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现在福建省电力局主管科技（生产）部门工作；三子冯爱民，山东大学毕业后，在建筑企业从事监理；女儿冯雅君，现在台湾工作。
  妹妹冯惠娟也是早年离开慈城，现居慈溪市浒山，倒是外甥女梅培红一直与母亲同住。父亲是个温和善良的旧式读书人，精通四书五经，书卷气浓，不善与人打交道，倒是母亲谙熟外圆内方的为人处世之道，深受家人和邻居的尊敬。
  冯宅历经数百年，母亲把一个摇摇欲坠、家道中落的封建大家庭，上上下下的人与事打理得有序有理，并保住祖传数百年的大宅子，今天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是慈城旅游的一个景点。我对冯宅、对慈城有着深厚的感情，身体允许的话，我每年都要回一趟慈城，看看家乡的变化。我一直听祖母、母亲说，我是布政使第七代孙，但从未提起“冯宅”后门太湖路对面、金刚井弄的布政房的任何事情。现在慈城介绍的冯叔吉布政使与我祖上的布政使应是不同朝代的人，说明我家的布政使第是另一位布政使所建，不知史料是否有载，我期待有进一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