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的祖父是冯养生，父亲叫冯伯准，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1931年7月出生在上海，属于后新屋中央大门的子孙，与族叔公冯度一家住一起（参见表6.1.4）。
  5岁前在外婆家长大，1937年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小学、中学）、宁波（高中）、上海完成学业。中学（高二、高三）[1]在宁波效实中学就读。效实中学是我们慈溪人办的学校，校长是冯度，是爷爷的堂兄弟，我是典型的三门（家门、校门和机关门）干部。当时上海读书风气不太好，所以父亲送我到宁波读书，据说效实毕业考交大没问题，而我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52年，大学毕业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改名广电部、国家广电总局）设计院工作，退休前任院副总工程师。
  外婆家在裘市，旧时属慈溪县（现属宁波江北区洪塘街道），因为从小在外婆家长大，我听说过外公与长辈的事儿。外公裘由辛，是旧时代文人，也是一位爱国老人。他与祖父是老乡加同学。据说，外公当过一任浙江省龙游县县长，而祖父做律师前曾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一次，去龙游视察教育工作，碰到外公，两位同窗好友就在龙游订下了儿女的秦晋之好。后外公到报馆做事，日本侵略中国后，因不愿意为汪伪政府做事而去了重庆，结果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过世，比较年轻，家人实为外公的早逝而惋惜。
  祖父广交文人墨客，后在上海挂牌做律师，但为人正直，一生清高，因而虽说做律师却没赚钱父亲作为家里的长子，初中文化程度就身背铺盖到上海学生意。据说父亲先在一亲戚开的金店当学徒，后当上大来银行的经理[1]，父亲有四个弟弟、四个妹妹，旧时的家庭是祖父当家，而家中经济生活全部由父亲负担。祖父不那么会赚钱，而教育倒很有办法，首先自己为人正派，其次就是培养子女读书，祖父将其儿女（除大姑妈外）送进大学。因而我的姑妈、叔叔在抗日救国时期大多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党工作，父亲都在经济上给予了他们一定支持。是二姑妈冯援影响了她的弟妹甚至整个家庭，亦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可以说二姑妈的言行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理想信念。新中国成立前，我在上海上学时，二姑妈要我读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
  我在学校没参加学生运动，而她总问我学习与校园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她又鼓励我申请入团，大学毕业后则动员我服从统一分配。
  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的不少好友有的去香港，有的去台湾，不少朋友劝父亲一起
  走。上海解放前夕，父亲确实处在留下与远行的十字路口，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家庭进步力量的影响下，父亲作出正确的选择，毅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时的我读大学一年级，就在上海解放前那个晚上，二姑妈住我家。我家位于梵皇渡路，是一幢上有阁楼，底层有花园的三层小别墅。那晚，我发觉二姑妈与父亲谈得很晚，后来（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她是中共地下党员。
  20世纪50年代，父亲任总经理的私营大来银行按党和政府的政策，停业关闭。大来银行停业后，父亲曾在公私合营的四明银行当经理，后又进京学习，改造思想。在北京学习后，他服从分配去安徽省人民银行当了一名科长。当年父亲已人到中年，安徽省条件艰苦，怎能与上海相比？但这是父亲自愿选择的，放弃了上海十分富裕的生活从一个资本家到一个国家干部，父亲是铁了心地想改造自己，这既有自己的觉悟，而这一过程也离不开二姑妈的影响。无论是选择留在上海，还是选择去安徽工作，二姑妈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安徽期间，父亲利用过去在工商界的关系，吸引了部分上海、香港实业家的投资，为支援安徽省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
  父亲娶了两个妻子，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的同父异母的弟妹与父亲一起生活在安徽，后父亲因身体有恙退休回上海。这期间，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安徽，父亲与二姑妈的手足之情从没淡过，尤其是父亲晚年因病经济颇为困难，二姑妈一直接济着父亲。
  当年在家，我年纪小，家里（亲属）的事知道的不多，但无论是祖上，还是我辈，我们家人大多是重才华、轻财富，我不知这与我们的家族血统是否有关。慈溪（现慈城）冯氏是大族，历来有一定名望，也许如此，我曾带着儿女去慈城，今年还想把孙辈也带去，看看我们的家乡。

[1]冯世立等送给郊实校庆35年的个人礼物，出资修路费。《宁波日报》1946年10月25日。参见附录四 [1]参见《冯伯准和大来银行》和表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