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我出生在家乡慈溪（现慈城），是后新屋中央大门冯养生[1]的第四个儿子，父亲名下有五子四女。
  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二姐冯援。二姐比我年长8岁，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毕业后，我在企兴证券号工作，从工作的单位到当时的社会，我发觉国民党十分腐败。自幼接受的是做个好人的教育，而看到的景象却是一塌糊涂，因而对现状十分不满。我与二姐平时不住在一起，但一旦碰在一起，她经常与我谈形势，谈中国前途，并引导我学习进步书刊，如《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后来，我家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三哥子敏私奔到苏北解放区，说是参加革命去了。没有组织的介绍怎么能加入革命队伍呢？再说三哥去的那年，苏北解放区正在精兵简政，所以没去多久，三哥又回到了上海。然而，三哥的革命热情仍十分高涨，说要寻找浙东三五支队……三哥的行动，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二姐明白三哥的热情与鲁莽，也替弟弟担忧，当时的上海，到处都是暗探、特务，像三哥这样乱撞，不是很危险吗？因而二姐向组织汇报，组织同意三哥加入革命队伍，后来三哥调到江苏南京工作……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二姐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只知道她很进步，在沪江大学读书，带领同学搞学生运动。因为家里有二姐、三哥这样的进步青年，当年我家的环境似乎十分进步，但我全然不知二姐、三哥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他们是1942年同一年入党的，二姐在上半年，三哥在下半年。
  二姐看我一直心向正义，痛恨腐败，就介绍我入党，时为1945年6月。当时，地下党是单线联系，我的领导是吴学谦。入党不久，抗日战争胜利，党组织决定开设书店，并为地下市委学委副书记吴学谦提供一个合法的职业掩护。吴学谦领导我和吴惠娟、王遇安（又名立明）等筹建书店。吴学谦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了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1363号的街面房子，原为立达商行，因经营不善愿将房子顶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使用权出售），经过协商，顶租了这一房子。为了避免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过户费，我们仍用立达名义，定名为立达图书服务社。吴学谦同志化名吴志庸，“立达”的资金主要是党的经费，为弥补资金不足，吴学谦要吴惠娟争取她的哥哥和姐夫（党外进步人士）吴道南、陈秉国投资，使党的地下书店合法化。接着吴学谦通过组织将地下党员孔大成、陈图南、王芳君先后调来“立达”工作，不久又充实了曹永昌、祝文霞等同志共同参加战斗。吴学谦领导我、吴惠娟、王遇安，我们三人组成“立达”党支部，由王遇安任书记，再领导孔大成等三人。
  经过筹建，1945年10月，立达图书服务社正式挂牌对外营业，经销各类图书和文化用品。在经销的图书中有大量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大多是苏联的翻译小说，总经销茅盾著作《霜叶红似二月花》。为解决不少贫困学生买不起进步文艺书刊的问题，专门成立了借书部，提供借阅同时为避开敌人的视线，在学校开学期间，大量经销教科书，并总经销著名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编著的《最新英语读本》，向各学校推荐。
  应该说，在吴学谦的领导下，立达经营良好。但在1948年3月国民党特务进行了大规模逮捕，王遇安的哥哥被捕，他的侄子来书店让叔叔（王遇安）回家一次我得知这一消息，感到事关重大，一边阻止他让他不要回家，一边马上向吴学谦汇报，吴学谦立即下达了三条指示：一是王遇安撤离上海去苏北解放区；二是“立达”关闭；三是“立达”资金转移开设地下印刷所。
  我们按此执行，王遇安与地下交通员接上关系后去了苏北解放区。立达宣布停业，办理结束。这时，吴学谦要我继续负责地下印刷所的工作，并领导我和孔大成筹建印刷所。后来，我们顶租了巨鹿路305弄9号一幢老式石库门房子。地下印刷所定名为明夷印刷局。吴学谦任股东老板、协理，提供一个合法职业掩护，我改名冯季立并担任经理，孔大成任营业主任。印刷所的设备是组织上从其他地下印刷所调拨过来的。
  那个地下印刷所开设在天潼路顺和里内，因一名青工出了问题而暴露，必须迅速转移印刷设备。吴学谦拿出一张“让盘受盘协议书”，让孔大成以此“协议书”找中兴印刷所潘震（也是地下党员）盘接印刷设备。旧时的上海工厂关门盘让很多，我们开展一般商业上的交易受盘，不会引起敌人注意。孔大成与潘震接上关系后，商定由潘震立即将印刷机器拆卸包装，全部铅字装箱。孔大成向堂兄孔谈林借用伪工务局大卡车，请了十名筑路工人帮忙，我和孔大成、孔谈林一起到天潼路起运全部印刷设备。
  为了防备敌人跟踪，我和孔谈林坐在驾驶室内指挥驾驶员绕道而行，孔大成在大卡车后面警惕敌人“尾巴”，终于把已暴露的地下印刷所的印刷设备顺利地搬到安全地点。设备到了，而印刷所缺少流动资金，经吴学谦同意，我通过二姐冯援争取党外进步人士洪鑑新参与投资明夷印刷所。洪鑑新是宁波慈溪县洪塘（今属江北区洪塘街道）人，是我三婶的弟弟。当时二姐住在三叔隽生家。洪鑑新在证券公司工作，经济富裕，思想进步。
  他投资后，担任明夷印刷所监理，这样不仅解决了印刷所的流动资金，还利于地下企业开展活动。
  之后，党组织又调派了一些熟悉印刷技术的地下党员，明夷印刷所的党组织还是由吴学谦领导我和孔大成，孔再领导其他三人，并建立党小组。一切筹备完毕，明夷印刷局于这年9月正式挂牌对外营业。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为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先后排印过具名上海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告全市人民书》、《告国民党军警人员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的传单，数量有几十万张。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明夷印刷所完成历史使命。在此一起工作的同志按调令分配到各个部门。吴学谦让我6月1日到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报到，完成了银行接管工作，又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南市区财政局、上海市物价局等单位工作，至1984年离休前任上海市物价局重工业品价格处副处长，现享局级离休待遇。
  有意思的是，我入党后不久，在大同大学读书的妹妹冯子英，也由二姐介绍加入了革命队伍。现在想想真有意思，当年的我只知二姐思想很进步，想不到，她还是我们兄弟姐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冯养生：又名冯堪，启承祠贞房支祖孟房之后，宁波法政学校毕业，在上海为律师（宁波同乡会的《甬江初集》，第206页），参见表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