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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贞公为冯氏南迁至山清水秀、风土淳厚的句章之地，并在句章的金川构建了慈城冯氏的第一家园。时隔一千八百多年，实在无法考证，亦无法描述南方冯氏家园的规模与景色，不过从忠贞公“玩适山水、淡然自乐”[1]的心情，他选择的身后之事（葬于浮碧山南麓），以及为后人编次行第等史料分析，这位慈城冯氏的始迁祖对句章的和环境还是相当满意的。按现代说法，句章金川是望族冯氏南迁的宜居之地。笔者认为，可以从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农商并重的经济环境、繁荣兴盛的县城环境和大家望族的人才优势五个方面来诠释“宜居”两字。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平稳定的社会乃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应该说，中原地区农耕文明萌芽早，成熟发展也快，经济相对比沿海地区繁荣。但自魏晋以来，战乱不断，到东汉末期，中原的一些地区或多或少呈现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冯氏族人目睹这一惨象，必然寻求安定的生活、工作环境，事实也是忠贞公为“避董卓作乱，请外职”而来慈邑。
  与中原地区相比，浙江的战祸少得多了。从现代看发生在浙江版图上的影响全国的战役，不外乎吴越间的争霸战争，东晋的孙恩起义，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宋金间的交战，清初的抗清斗争，近代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抗日战争。而冯氏南迁句章的年代，正是没有战争硝烟的和平稳定年代。
  慈城作为浙东一邑，虽处杭甬咽喉，地势重要，但遭遇硝烟弥漫的大战只有三次，人们历经动荡时局也不过三个时期：一是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发生了大宝山战役；一是18629月开始，太平军将领驻防慈城，即民间所称的长毛造反，打、烧、抢，影响慈城人民的生活；一是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慈城的日子。除此之外，慈城地区的社会相对安稳。对此，地方志书记载：“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俗诚异也，转移之则，系乎人尔。[1]
  慈城地区的社会稳定，另一因素是“邑有董孝子之遗风，人知孝爱，乐循理事旧矣”[2]。这里的董孝子就是东汉孝子董黯。慈溪之名，源于董孝子挑水孝母的事迹，一邑小城曾有慈水、慈江、慈镇、东孝、西孝和慈溪巷等名称，这既是乡风民俗的烙印，又是闻名而知慈孝之提醒。董孝子在慈城地区的影响极大，慈城的风俗是“其民皆勤于其身，俭于其家，力沟洫，奉祭祀，有禹之遗风焉”[3]。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既能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也利于家庭宗族的发展。慈城冯氏在这样的环境中，安居乐业。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锦绣江南，素以风光秀丽而著称。慈城北倚熔岩丘陵，南俯湖沼平原，西邻姚江谷地，东屏红土低丘。近看慈江，远眺姚江及江南群山，可谓四明山水尽收眼底。故有“慈枕山为邑，五曜归垣，九龙回合，兑位宝山，兀然翼蔽，干青霄而蔽白日，隐然室有障，车有屏也”[4]。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时慈溪县第一任县令房琯选浮碧山为址建县衙门，并运用中国风水中的五行相生相克原理，因势利导，在城北开挖一湖，以蓄北山之水，并以应北方属水之意，将有形的自然环境融以无形的风水理论。东为青龙，故东山蜿蜒至南，草木葱茂，青翠如黛。西山如虎雄踞一角，石白且坚，是为白虎。南山如雀，振翅欲飞，石赤如火，号为朱雀。北湖似龟，仰吻珠山，蕴华凝碧，湖泥似墨，是为玄武。居中为城，街衢如矢，河道如带，纵三横六，方如棋局，是为中土。且东山的塔山高于西山的大宝山，南边的赭山与城北的慈湖又山水相对，水火相衬。
  在县治城内，房琯采用传统的城池规划。东西两侧的建筑和街弄以中街为轴，相互对称。街弄设置取《易经》八卦“乾三连”、“坤六断”之意，建三条南北向大街和六条东西向横街。东郭、西郭都有酒楼，楼中有戏台，楼前是河道，河上商船云集。除北面是慈湖外，东、南、西三面都围着护城河，护城河之水在东南方的巽位上与慈江水合并直通姚江。城内有一条主河道叫骢马桥河，自东门到西门穿城而过。连接主河道的则是遍布全城的小河，河道是三纵四横，与三纵六横的街巷相对应。这些宽不过一丈、深不逾六尺的小河似全城的血脉，河道互相连接，北接慈湖，南通慈江。朝夕之间，潮起潮落，东海的波涛沿甬江、姚江、慈江直拍河岸，使慈城之水直通大海而成活水。整个城区形如龟背，意寓一只向北俯伏的“神龟”，正在汲饮慈湖“圣水”。
  这样的天地人合一的江南一邑吸引了南下的北方士族落户。早年南下定居城外金川乡的慈城冯氏也纷纷往县治迁居，时为元朝前后。慈城冯氏居县治者，分上下宅，下宅为大街支，上宅为观音堂、西桥、大桥、檡树四支。[1]南宋时期，金川支冯氏族人也在金川乡（今慈城镇八字桥村）修家庙、立神像。[2]
  烟火数百家，风俗朴厚宛如一晋时桃源也。[3]慈城冯氏一子弟被自然风光所吸引，投身自然怀抱，竟乐不思蜀而迁居四明山区，因而有了传说《冯家村的来历》，参见下卷第六章第四节。
  慈城地区物产富饶，花木繁茂，且处于绪论所述的北纬30。特殊地理环境中，这不仅仅是自然造就的宜居之地，还是人类所追求的精神世界，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对南迁后的慈城冯氏保持望族文化长链至关重要，也是影响慈城冯氏的望族文化长链的外因。
  农商并重的经济环境
  慈城地区是浙东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据清康熙十年（1671）统计：慈城地区有26246户，人口为63184人，田地只有4884亩；邻县镇海13150户，人口33279人，田地有4192亩；邻县奉化计17149户，人口44772人，田地有4187亩。四十年后，慈城地区人口增加近3000人；而同期的镇海只增加242人，奉化只增加123人。[1]如此人多田少，后又由于人口猛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已无法满足生存的需要，迫使一部分家族成员弃农经商，慈城也就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农商并重的经济环境。
  我国古代贵土重农，以商为末，贱而抑之；而在慈城地区，却不轻视经商。其原因有：一是慈城商业开埠比较早，句章港始于秦朝，时与碣石（今秦皇岛）、转附（今烟台）、琅琊（今青岛）、会稽（今绍兴）为全国的五大港口[2]；句章港移至三江口时为明州港，又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港口的地域优势培养了一邑居民的贸易能力，也养成商业的传统，乡风所及，不以商为贱而轻之。二是中国第一个职业经济学家、中国商圣范蠡的经济老师和顾问——计然安葬在慈城西面的计家山村，他对商业的推崇和经商之计，深为慈城地区的士人所钦佩。三是经商确实能迅速获得丰厚的财富。农商并重的环境下，早在北宋年间，五马桥的冯氏就以经营药业致富，被同乡赞为“药肆万金饶”[1]。
  慈城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比较发达。栽桑养蚕是慈城地区农村的主要副业，栽种茶叶、果品、棉花、花木也是当地农村耕地不足副业来补的一种办法。由于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慈城冯氏以屠贩为业，以酿酒为艺，以榨油为事，创出一条农工商结合的经营之道，既形成了家族经济来源的多样化，又促进形成慈城地区特殊的经济环境，如统宗祠福聚支东江沿支的冯氏族人在慈城下横街开牛行、猪行和鸡、鹅、鸭行等，参看第六章第四节《东江沿冯家》；惠宗祠启承支贞房季房汉房的冯氏族人利用丰富的黄豆资源，创办了冯恒大，加工酱油，成了慈城著名的百年老字号。
  耕地不足而从商，慈城地区的农商并重还经历了从农工商到纯商业的转变，这个转变没有明显的界线，早在宋代已初现，而时至明清时期，慈城地区的农工商业已成规模。上面提到被称“药肆万金饶”的冯氏，在外开药店，在慈城建胶厂，同时参股其他商业。慈城冯氏是早期尝试农工商联合经营的家族之一。
  从农工商到纯商业的转变，反映了慈城地区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而经济环境的优越，有利于家族文化环境的优化，经济与文化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是相辅相成的。慈城冯氏正是在这种地域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安居与发展的。
  繁荣兴盛的县城环境
  对慈城西北的河姆渡遗址、傅家山遗址和慈湖遗址进行考古发现，慈城地区的农业文明萌发较早。秦朝以后句章港的贸易，证明了慈城地区开埠也不晚，自汉以来，海外已有20多个国家的商人来会稽郡从事贸易，句章港舟楫云集，繁华昌盛。2011年2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宁波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句章故城位于慈城镇西南面的王家坝村，城址堆积范围在10万平方米左右，这次考古试掘还发现了一段卵石路北段坡度，推测遗迹使用年代应早于唐朝。[2]这是否说明句章故城与慈城县治的彼此时间相衔接呢？上面已提到慈城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始至1954年，一直为县治所在地，因而学者将慈城的历史简缩成一句话，曰：7000年文明史，2500年建城史，2200年建县史，以及1200年县城史。[3]
  综上所述，慈城曾是方圆2500里，下辖6个区、103个乡、21个镇[4]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千百年的县城环境，自然助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商品的流通。上面提到的农副产品、工业经营与沿海贸易的发展、联合经营，是城市经济的一个方面。有资料显示：到清康熙年间，慈城地区的商业富豪已形成一定规模，如当年慈溪县令林梦溪在境内疏浚姚江流域水系，他征调经费的对象是拥有土地五十亩以上的地主，以及典当业的商家..这表明，以商业流通为业的大富人家已经占据了较大比例。[5]
  “下横街市，月逢四、八日市，连周边的鄞县、定海、余姚三县各乡的俱来贸易，物物俱备。”[1]
  “市中交贸，以番银权钱，谓之鹰洋，亦曰番饼。”[2]
  随着县城经济的繁荣，五口通商后的宁波，其农业经济已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与此同时，慈城地区的有些居民擅长渔业和运输，这样就有了更大的贸易，而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了钱庄业的发展。
  钱庄是慈城地区的金融枢纽，凡巨额交易所需资金，多仰赖于钱庄以为调节，故钱业兴盛。据民国《中国实业志》统计：慈城地区在清光绪十七年（1891）已开设了“包源泰”钱庄。四年后，泉余钱庄开张。之后的二十年间，慈城地区先后开设了9家钱庄，足见县城经济的繁荣。
  县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就能吸引大批外埠商人来此贸易，带来新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其市之人，午前开肆，午后闭肆，击鼓吹箫，讴歌唱曲，凡戏玩无不为”[3]。既是慈城人的生活习惯，又是文化生活的一景。
  外商的贸易还刺激了慈城人走出去经营，“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如杭州、绍兴、苏州、吴城、汉口、牛庄、胶州、闽、粤，贸易綦多”[4]。这是慈城风俗，而遍于天下的商旅中就有慈城冯氏众子姓。
  大家望族的人才优势
  统宗祠军支尹四房冯光域（字新原，号抑斋）为家乘作序，开篇写道：“慈溪前代称世家曰姚、刘、冯、陈。”[1]冯光域提到的四姓家族便是慈城的大家望族。据统计，明清时期，姚、刘、陈三家分别有16人、25人、11人高中进士[2]，姚家还出了两位状元，这便是慈城大家望族的人才优势。
  2006年，《慈城望族与名人》的研究观点认为：慈城望族的人才优势是重视教育的结果。这些大家望族的人才优势首先得益于良好的教育；其次是家庭文化链；再是科举考试的激励催进。[3]应该说，冯氏南迁慈城后，既受着慈城地区的人才优势影响，而冯氏家族的人才优势也提升了整个地区人才优势的标准高度。
  在“仁以守之”的传统训诫下，中国历代皇朝建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差不多都是兴教化、尚文德，与民休息。宋朝也不例外，宋太祖、真宗、仁宗等三代君王竭力提倡国家的文化教育，使得北宋三次掀起全国性的兴学高潮，仁宗庆历四年（1044）诏全国州县立学。如此在全国范围内立县学、建孔庙是为了祭孔子、扬儒学、敦教化、厚风俗，也是为了培养治国平天下的英才。
  在这方面，慈城先行了一步。早在北宋雍熙元年（984），慈溪县知事李昭文已在县西建儒学，这比鄞县县令王安石立县学还早了六十多年[4]。全国性的重教兴学，则再一次推动了慈城地区教育的发展。宋庆历八年（1048），慈溪县知事林肇选择前文庙后学宫的格局在县衙西北新建了孔庙，聘杜醇先生为师。
  当时的慈城地区教育，分官学、私学和书院三大类。孔庙作为官学，规模自然要比后两者大得多，后又经历代修建和扩建，到了清乾隆年间，已修葺成“规模宏敞，庙貌巍峨，四方过而谒者，称为宁郡六邑之最”[5]。
  官学的教学一般以儒家经书为主，学生除四书五经之外，还学习《性理大全》、《大学衍义》、《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若非圣贤之书，一家之言不立于学官者，士子不得诵习”[1]。为了培养优秀的学生，县学对授业于官学的学官或教官也相当严格。从宋建炎初年（1127）开始，教官必须经经义、诗赋考试合格后才能任职。明朝时，又出台了按察使岁考、地方官月考的专门检验教学成果的制度，凡有六名学生无长进，教官要罚傣，十二名学生无长进，教官受“罢黜”处分。慈溪县学在选择教师时，由于当地宿儒硕彦代不乏人，因而比其他地方更胜一筹。在县学创办初期，就聘请了名儒杜醇为师，令鄞县县令王安石惊羡不已。
  如此完善的教育设施，如此健全的管理体系，促进了慈城地区的官学发展，也培养了慈城学子，使他们能在科场如意发挥。据统计，慈城地区各朝的进士人数是：唐代8人，宋代162人，元代6人，明代255人，清代105人。自明朝以来，慈城地区以学风鼎盛、进士盈城而闻名遐迩。对慈城冯氏来说，科举是整个家族追求的目标，通过科举入仕而巩固家族的望族地位，连接千年望族的文化长链。也许正因如此，在慈城地区，无论普跻身于全国9个进士数超200人的地方之列。[1]
  通家庭，还是大家望族都非常重视科举，因而在明代，慈城以人口小县成为科举强县，慈城大家望族的另一人才优势是北方士族在慈城的落户，这使得慈城有了“户口、人物，几几与中原大邑争盛矣”[2]的记载。北方的“外来”文化与慈城地区的“土著”文化碰撞、融合，使慈城地区产生了新的人才文脉，更主要的是人口数量和质量均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大家望族，而这些对慈城冯氏增强望族的文化链是难得的契机。秦氏是民国年间产生的享有声望的大家氏族，秦氏子孙秦润卿（1877—1966），名祖泽，号抹云老人，于1920年始连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15年，被称为金融业巨子[3]，慈城冯氏不少族人在这位乡亲的栽培、提携下成为金融家。当然这得益于清末上海钱业界的宁波帮领袖人物奠定基础，而领袖人物之一是冯祖宪[4]，是慈城冯氏子孙。悠悠数百年来，慈城冯氏的人才蜂拥汇入慈城大家望族的人才群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达到双赢。
  综上所述，平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慈城冯氏营造了宁静的家园；农商并重的经济环境、繁荣兴盛的县城环境，为慈城冯氏提供了发家发族的平台，大家望族的双赢衔接慈城冯氏的千年望族长链，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慈城冯氏“世修礼乐”、“继美簪缨”，使家族久负“金川世家”与“南省名家”之盛名。

[1] 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第36页 [1] （宋）《四明志》，见《宁波市志外编》，中华书局1998年5月第1版，第17页 [2]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55第64页 [3] 同[2] [4] 同[2] [1] 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旧序第3页 [2] 蔡继承：《金川世家神像考》，宁波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第121页 [3] 慈城黄山村王氏家族，《黄山小志》，第1页 [1] 雍正《宁波府志》，见《宁波市志外编》，中华书局1998年5月第1版，第579页 [2] 乐承耀：《宁波古代史纲》，宁波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5页 [1] （清）尹元炜辑，冯本怀参订，王清毅、岑华潮点校：《溪上遗闻集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92页 [1] 董有华、李建树：《宁波与日本航海交往史话》，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4、5页 [2] 陈青、周建平：《宁波日报》2011年6月4日第1版 [3] 戴松岳：《风流千古说慈城》，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1页 [4] 干人俊编，晓洋、童心点校：《民国慈溪县新志稿》，1987年10月，卷1第2页 [5]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66页 [1]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3第5页 [2] 同[1]，卷55第70页 [3] 同[2] [4] 同[2] [1] 冯祖宪纂修：《慈溪冯氏支谱》，（清）同治元年（1862）镌，旧序第2页 [2]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45页 [3] 同[2]，第68页 [4]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4第1页 [5] 同[4]，卷4第9页 [1] 曹屯裕：《浙东文化概论》，宁波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158页 [1] 杨馥源：《儒魂商魄——慈城望族与名人》，宁波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第70页 [2] 杨泰亨、冯可镛纂：《慈溪县志》，（清）光绪己亥年（1899）修，卷55第34页 [3] 同[1]，第187页 [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3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