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一、近代宁波的对外贸易及其社会影响
  1844年宁波开埠以后，对外贸易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并对区域经济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使原来比较封闭的宁波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成为推动区域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期间，作为近代宁波开展对外贸易活动主要平台的江北外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宁波区域经济正是通过江北岸港口与外部世界发生日益密切的联系，而国际市场的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内容，进而影响地方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一）近代宁波对外贸易之概况
  宁波开埠后，洋货大量涌入，土货大规模输出，宁波的进出口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并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经历了三个阶段：兴起发展期（1844-1875年）、腹地萎缩期（1876-1913年）、波动发展期（1914-1936年）。
  在开埠之初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宁波对外贸易急剧下降，仅仅六年时间，宁波进出口贸易总额就从1844年的50万元猛跌到1849年的5万元，下降了90％。①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宁波对外贸易有了明显的增长，但占主导的是转口贸易，直接对外贸易仍呈衰弱态势，宁波作为一个沿海转运港口的地位趋于明显。尽管这一时期宁波对外贸易几经跌宕起伏，但进出口商品种类与构成变化不大。进口商品中最主要的两种洋货是鸦片和棉匹头货。鸦片进口值始终居于首位，约占全部洋货进口值的60％-70％以上。出口商品主要是明矾、茶叶、樟脑和大黄。其中，通过宁波口输出的绿茶几乎占到全国绿茶总输出量的90％以上②，主要是来自安徽的徽茶和绍兴的平水茶。棉花也是本地产品中主要的出口货，其金额和数量仅次于茶叶，未入海关统计的棉花输出量也很大。产于温州平阳的明矾一向经宁波出口，这时的输出量也有增加。产于舟山的墨鱼鲞和宁波草编制品输出市场主要在国内，但草编织物的新产品——草帽开始出口国外，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1876年温州开埠后，宁波的进出口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洋货进口额持续超过土货出口额，洋货贸易占据主导地位。其次直接对外贸易进一步衰落。1880年以后，直接自外洋进口的货值和所占比重急剧下降，从原先占洋货进口总额的1/3左右猛跌到5％以下，最低时仅占0.3％。至此宁波港在进出口方面已完全依赖于上海，转口港的地位更加明确了。同时在出入口商品结构方面也有明显变化。在1886年以前，鸦片占进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以后则降到1/2与1/3之间。以棉匹头货为主的正当洋货进口增加，在百姓的日常消费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煤油则成为这一时期增长速度最快的进口洋货。另外，其他洋杂如锡、铅、铁、窗用玻璃、蓝靛、糖类都有所增加。在出口土货中，占压倒多数的是农副产品，其中又以中转商品——茶叶所占比重最大。温州和芜湖开埠，对宁波的茶叶出口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温州和芜湖是天然的产茶区，此后其所产茶叶不再经宁波出口，宁波的茶叶输出量虽仍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势头减缓。棉花出口在19世纪60年代初一度急剧上升，之后有所减少，对外出口量的波动很大。出口草帽业，其出口量和出口值在温州开埠后，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波动。
  1896年杭州开埠，宁波口岸的经济腹地进一步萎缩，其进出口贸易受到的影响也相应加深。洋货进口数量减少，洋货实际进口量下降，洋货进口额却有所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因素。这一时期洋货进口的最大变化是鸦片贸易不再占有重要地位。从1897年到1912年，鸦片进口下降76％，到1913年后则完全停止进口。以棉匹头货为主的各种正当洋货进口比重大幅度增加，其中棉布、棉纱、大米的输入增长很快。土货输出的最大变化是转运货物的明显减少和土产品的大量增加。到1897年，土产品占了输出总额的3/4左右。杭州开埠，徽茶的出口转向杭州，宁波的茶叶出口下降，而棉花的出口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并逐渐超过茶叶，成为最主要的输出品。海产品和药材变化不大，数量基本稳定。包括草编制品在内的手工业产品逐年有所增长，其比重从4.2％上升到7.7％，从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棉纱出口也有所增加。总之这一时期无论洋货和土货的供应与销售，大部分已经与区域经济相联系，位于江北外滩的宁波港与宁波区域经济的联系日趋密切。
  从1914-1920年，宁波的进口贸易几乎停滞不前。1918年“一战”结束，经过两年时间的徘徊，从1921年开始洋货又大量进入宁波，并出现了两次洋货进口额的增长高峰③。第一次高峰是在1921-1922年，在这次增长高峰中，占据第一位的是棉匹头货，粮食占第二位。第二次高峰是在1928-1931年，其中1928-1930年增长了52％，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20％）。这一次粮食成为最主要的进口商品。其中1930年是宁波近代史上洋货进口额最高的一年，超过了2000万海关两。当年洋米进口高达236万余担。事实上这一时期粮食进口量始终很大，增长迅速。1931年以后，由于进口税率的调整，洋货进口额大降。关税权收回后，进口税率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业，宁波口岸国货输入量大幅上升。1928年后，除了1929年、1930年洋货进口额特别高外，其余年份土货输入额均超过洋货进口额。这一时期输入的土货主要有绸缎、布匹、纸烟、粮食等。另一方面，“一战”以后，宁波土货出口有较大的增长。茶叶贸易回升，棉花继续大量出口，并超过茶叶成为宁波出口土货的最大宗商品。尤为重要的是，棉纱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输出工业品，这标志着宁波港口贸易以转运过境货物为主的时代已经开始变化。
  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港吞吐货物的经济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工业品占了相当的比重。从输入土货的情况看，1931年工业品已占半数以上。输出土货的结构，农产品从90％下降到66％，工业品占到17.3％，手工业品也有所增长，达14.4％这种吞吐货物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工业品的增加，导致了整个吞吐量的大幅度增长。1934年与1914年相比，宁波港的吞吐量增长了近63％，其中1932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纪录，为195万吨。这一纪录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78年镇海新港口建成才超过了它。④
  在近代对外贸易活动中，宁波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化。其中，洋货进口结构发生了两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棉匹头货代替鸦片成为进口的最大宗；第二次是粮食取代洋布，成为进口洋货的最大宗。在第一次结构变化中，进口洋布摧毁了宁波的传统家庭织布业；第二次结构变化中又瓦解了以粮食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结构。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几次值得注意的变化。一次是杭州开埠以后，转运过境商品茶叶不再成为输出土货的最大宗，而是本地产品——棉花成为最主要的输出品。这一结构的转变，显示了宁波从发展转运贸易到以开发本地产品来发展自己的土特产贸易的转变。这一变化，有利于宁波区域经济的发展，标志着宁波“已经从相对独立于区域经济的转运贸易港变为依赖并支撑区域经济的商业港了”⑤。另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宁波棉纱的输出逐渐代替了棉花的输出，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制品和其他工业品出口也逐步增长。这一变化标志着宁波的区域经济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上的高层次演变。总之，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显示了近代宁波对外贸易与区域经济的结合日趋密切。
  （二）对区域经济之影响
  对外贸易活动与区域经济具有内在的联系。主要由江北外滩码头进行的近代宁波对外贸易活动对宁波区域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联系与影响日趋密切。
  第一，促进宁波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化与市场化程度。
  开埠前，宁波农业生产主要以粮食为主，经济作物为辅，基本满足自给自足。农产品有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但很少全部用于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开埠以后，随着进口粮食的增加，粮食的外源供给有了保障，宁波的土地利用逐渐趋向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下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上升，特别是那些为贸易提供原材料的作物，如茶叶、棉花、席草、兰草等，种植面积和种植数量都有较快的增长；而且这些经济作物大部分用于外销，或出售为外销产品的原料，具有高度商品化的特点。
  19世纪中叶后，随着茶叶出口的增长，宁波的茶叶栽培和茶叶加工业大大发展起来。当时山区和半山区的茶叶种植发展很快，茶园面积逐渐扩大。清末宁波府所属的慈溪、奉化、象山、镇海、南田以及定海均产茶叶。19世纪70年代，仅镇海柴桥茶市盛时销售额可达20到30万缗。⑥茶叶出口的增长也促进了宁波制茶业的发展。平水珠茶在宁波的加工规模很大，在销场好的夏季，茶厂雇佣工人多达七八千人。除了加工大部分的平水茶，宁波还加工来自安徽的眉茶。在茶叶出口大量增长的刺激下，当时宁波的整个茶叶加工业已达到一定规模。据史料记载，“在宁波从事烘茶、拣茶的男女工人人数，估计约有9540人。每家茶行平均雇工355人。男工主要来自安徽，女工来自绍兴和附近的各个县”⑦。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显示了外贸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影响，制茶业的发展，则反映出宁波茶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棉花向来是宁波地区栽培面积最大的经济作物。五口通商后，受到国际市场刺激，栽培面积进一步扩大。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国际市场上棉花奇缺，价格高涨，中国棉花出口大增。此外，日本对中国的棉花需求也不断增长。1880年有资料记载说：“日本近来建设了许多棉纺织工厂，对中国棉花不断增长的需求，促成了宁波地区棉花种植的扩大。”⑧由于栽培棉花有利可图，于是宁波的植棉业不断发展，除了传统棉区——三北地区以外，大嵩江、象山湾一带的棉花栽培也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从余姚以东到慈溪观海卫，自余姚以西至上虞夏盖山，近百余里农民“皆植木棉（棉花）为业”的景象。⑨棉花在宁波的种植面积仅次于谷物，而且所产棉花大部分出口国外或运销国内各大通商口岸，受国际市场影响很大，显示了高度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取向。
  此外，席草和兰草也因草编制品和染纺业的发达，种植面积亦随之增加。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宁波手工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进口洋布的大量倾销，使土布逐渐失去了市场，家庭织布业一蹶不振，手工织布业逐渐被淘汰。而海外市场对草帽的需求，却造就了宁波织帽业的发达。长期以来宁波织席不织帽，黄古林草席闻名遐迩，而随着世界市场对草帽需求的迅速增加，宁波织帽业开始迅猛发展，并与织席业争夺原料和劳动力，一部分从家庭棉纺织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也参加织帽业；而当国际市场对草帽的需求减少时，一时从棉纺业转化而来的工人又会重操旧业，原来用来编织草帽的灯芯草又会用来织席。可见，手工业发展已在相当程度上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开埠以后，宁波的手工业制品大部分用于外销，也有部分运销国内市场，本地消费较少，显示了高度的商品化，其重要表现为“帽行”的产生。
  随着草帽出口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专门从产地收购草帽售与上海洋行出口的“洋庄行栈”，这些“洋庄行栈”就是“帽行”。帽行早期的经营者是从事草帽业务的洋货商人和买办，以及从事茶栈贸易的商人。早期帽行最有名的是法商永兴洋行。在金丝草帽和麻帽出口贸易日益扩大后，法商永兴洋行已不能全面控制和垄断草料的来源，经营草帽的帽行也日益发展，来源进一步多样化。一种是原来经营席草帽的帽行扩大到经营金丝帽和麻帽；一种是宁波的大帽贩，这些帽贩“雇有人员拣草、发料、分档等”⑩。也有的“雇用职工帮助贩卖，并与银行有往来，进出金额数字较大”⑩，进而转变为帽行。还有一种是由宁波永兴洋行职员脱离永兴自己开设的帽行。另外，也有一些帽行替外商收购原料。如1921年4月19日，《时事公报》报道说：“甬属乡人用草编帽贩售，行家赖此营生者为数颇多。该项草帽运销欧美各国颇受欢迎。惟由吾国装出形式极劣，经外洋工厂加以工作，形式可观，价格亦能售起。鄞县一属草帽行不下数十家。宁绍、江天、北京等商轮每年装至上海转运外洋销售者为数甚巨。本月以来，天气渐热，欧洲各工厂以缺乏编制原料，纷纷向上海各洋行定购。故法商、英商等三四家已于前日派人来甬向各行家收买云。”⑪这些帽行的产生，使草帽的生产和销售更加规模化、市场化和有序化，显示了宁波手工业的商品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对外贸易在改变当时宁波农业生产结构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鸦片贸易对罂粟种植的影响上。鸦片贸易在宁波的盛行，造成了宁波居民吸食鸦片的普及。后来国际市场上的鸦片价格上涨，本地产的鸦片逐渐受到欢迎。这导致了宁波罂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土产鸦片增多。清末罂粟种植最多的是象山，后来各县都有种植，甚至出现了“罂粟原在花品，今则收浆植利，且与菽麦、棉花争寸尺之土；言乎榷政，亦且鼎之盐茶之间”⑫的局面。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与粮食、棉花以及其他正当经济作物争地争劳力，并导致当地农民大量吸食鸦片，大大降低了本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影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能力，影响极为恶劣。这也是在主权不完整之下，通商口岸贸易消极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促进宁波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不少宁波商入了解到兴办实业的利益所在，加以“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一些宁波商人加入到兴办实业的行列中来。宁波最早的民族工业是1887年严信厚创办的通久源机器轧花厂。“一战”期间，是宁波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期。从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中，宁波先后创办了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美球针织厂、如生罐头厂、华陛印刷厂等21家近代企业，加上甲午战争以后创办的企业，此时全宁波共有39家近代工厂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涉及棉纺针织（9户）、食品加工（11户）、机器修理（6户）、公用交通（5户）、日用品（8户）等方面。⑬到1932年，宁波全市已有工厂158家，年产值为108万元。其中多数为小型的织布厂、针织厂和碾米厂，新设的大型厂有恒丰布厂、立丰面粉厂和冷藏公司三家。⑭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宁波创办了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资金5万两。这是宁波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机器轧花企业。这个工厂原是一个旧式的轧花厂，最初使用40台踏板操纵的手摇轧花机，每台有一个工人操作。1887年，著名的旅沪宁波商人严信厚投资5万两，从日本进口一批用蒸汽作动力的新式轧花机和锅炉，还改建和扩建了厂房，雇佣工人300至400人，日夜开工，并聘请日本技师和工程师，将原来的手工作坊改为近代企业。⑮1894年，严信厚集资45万两，在原来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基础上建立了通久源纺纱织布厂。该企业设有纱锭11048枚，布机216台，女工1200人。于1896年6月正式开工生产，每月能生产棉纱25万磅。1897年、1898年两年中，通久源纱厂的纱锭增至17048锭，日夜生产，日产纱约90担，盈利状况很好。到1905年，该厂年产棉纱达3.8万担，其中大部分在本地销售，抵制了洋纱的输入。⑯
  1906年，近代宁波又一大型棉纺企业——和丰纱厂建成。厂基面积有80多亩，建筑面积为12630平方米，其中车间占5684平方米，纱锭为11200枚。工厂雇佣工人2500人，这些雇工工作12小时换班，日夜不休。工厂还自设电厂用于动力与照明。其所用原料为余姚的棉花，生产的棉纱行销本省及川、湘、鄂、粤、桂等省。当时和丰纱厂的盈利状态相当好。到1912年又扩大生产能力，产量增长一倍，日产每包310斤的棉纱60包；1/3在本地销售，其余转销外地。⑳之后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但欧战爆发带来转机，接着1919年抵制日货，此后工厂日夜开工，罕有间断。1916年，公司资本从60万增加至90万。1919年，纯利超过125万元，1920年，再次超过100万元。
  宁波近代纱厂的发展，是在传统农副产品茶叶的转运腹地缩小，棉花成为最大宗出口地产品时发生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港口贸易的转变对港口企业发展的拉动作用。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两家大企业，近代宁波还建立了不少中小企业。如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溪开设了火柴厂，这是浙江首家民营火柴厂。创办时资本约15000两，雇佣工人200人。1906年，宁波开设通利源榨油厂，利用余姚、绍兴及三北地区的棉籽生产棉油和棉籽饼，其副产品为花衣、花壳，产品行销本埠和外埠。1908年，宁波开设合伙经营的顺记机器厂，每年用铁约5万磅，大多为修配轮船上的机件。1912年，宁波开设正大火柴厂，采用德、英、美及沪产的原料，每年生产火柴1500箱，产品行销沪、杭及芜湖、福州、宜昌、温州、台州等地。⑰1913年，镇海创办公益织布厂，采用新式人工织布机，雇佣男女工人300余人，产品行销各地。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宁波又新创办了不少近代企业，如永耀电力公司、四明电话公司、美球针织厂等等。附设于和丰纱厂的电灯公司于1912年开始向宁波城区和孔浦供电。其中照明电力于1914年歇业，1915年重组为永耀电灯公司，安装新电机并且营业一直兴盛不衰。美球针织厂开办于1920年，生产袜子、棉套衫、毛套衫、背心、手套、围巾等。
  这些近代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而轻工业中又以生产能够替代进口洋货和出口创汇的产品为主。这也说明在洋货倾销的刺激下，出于利益驱动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宁波的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投资近代民族工业，从中可以看出对外贸易对宁波近代工业的重要影响。
  第三，推动宁波近代商业的产生和发展。
  在开埠前，以商闻名的宁波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商业基础，但主要以经营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为主体。宁波开埠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更好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他们在宁波设立洋行和公司。到1890年，开设在宁波的公司和洋行已达28家。这些洋行从开始以英、美为主发展到德、法、日等国的多国商行。他们除了从事鸦片贸易，还大量输入外国工业品，输出蚕丝、茶叶、棉花等土特产和工业原料。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商情和民情以及语言的隔阂，他们不得不与中国的商人和商业机构打交道。于是，产生了服务于洋行的买办商人。这些买办商人看到了洋货和土货买卖的利益，用他们自己手中积累的资本投资设立商业机构，从事土货收购和推销洋货的活动。而那些没有买办身份的商人，迫于形势，也纷纷改变原有商号的经营方式或开设新的商业机构，将他们自己也纳入到新式商业之中。这样，宁波的传统商业发生了质的变化，新兴的近代商业开始在甬城崛起。
  宁波新兴的棉布店，就是随着开埠以后的洋布倾销而产生的。由于洋布精美漂亮而又价廉，很受欢迎，于是一些广杂货店开始兼营推销洋布，后来还出现了专门的洋布店，销售“花旗布”等洋布。民国初年，甬上有一家著名的洋布店，叫“源康洋布店”。其创始人屠景山原籍鄞西西乐屠家，在上海做金子投机生意发了财，创设了“源康洋布店”。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老板屠景山，长本三万三，开店三月三。”㉑随着西方传教士在宁波办医院和售卖西药后，1870年有广东籍教徒在宁波创立“屈臣氏药房”，随后又有“天一信孚堂”、“积善堂”等药房的开设，逐渐形成了西药业。此外原来经营烟具等手工业品的苏广杂货店，增加了洋货工业品的经营，改称为“洋广杂货店”或“五洋杂货店”（所谓五洋，即洋油、洋火、洋烛、洋皂、洋烟），经营品种日广，商店也逐渐增加，形成了早期的百货业。㉒
  在经营方式上，这些商店开始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和惯例，采用订货方式购入商品，订货计价，进行原件批发和零售批发业务，基本上都采用近代的管理办法。1851年至1874年，宁波城乡各业都有批发商号，其中南北货批发商号有20余家。经营范围的扩大、新兴行业的出现以及新式经营管理方法的采用，这些因素都促使宁波商业向近代化迈进。而这个近代化的过程，正是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产生的。
  （三）对区域社会之影响
  随着以江北外滩为核心的宁波对外贸易活动的深入进行，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区域社会的封闭性日益被打破，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已故经济史专家刘佛丁先生曾说过：“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消费水平自然相应提高，以致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过程中，也会同时引进西方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引进的过程会同时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㉓确实，在近代宁波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宁波区域的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近代化的同时，社会生活也在近代化。
  第一，在对外贸易活动的影响下，宁波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买办。
  随着近代对外贸易活动的深入开展，买办阶层在宁波逐渐形成。鸦片战争以后，外商到各个通商口岸进行贸易，但是由于他们不通中国的商情、民情和语言，加之人数也比较少，因此商业活动很难开展起来。于是，他们认识到，如果不依赖中国人，他们不仅难以把大量的洋货输入中国市场，也不能有效地收购中国内地土货。另外，外商虽然获得了很多特权，但一些条约也对他们进行了限制。如《虎门条约》第五款规定英商“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旅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烟台条约》也规定，外商“不准在内地开设行楼”。这样外商到内地收购土货和推销洋货，就不得不依靠中国人。于是，买办群体便应运而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依赖对象。这些充当中间商人的买办，其主要任务是为外商牵线搭桥。
  随着外国航运、商业、金融业不断涌入宁波，宁波的买办队伍也在壮大。像上海的一些外资银行、保险公司、洋行在宁波都设有办事处，而外资航运业在宁波也有不少机构，这些机构都需要宁波本地人为他们服务。如旗昌洋行和旗昌轮船公司都在宁波进行商业活动，其不少买办就是宁波人。除了在宁波本土外，上海的很多买办也都是宁波人。如上海早期的买办穆炳元，他在鸦片战争前后在舟山有过一段买办经历，后来随英国船到了上海，成为专职的买办。鸦片战争后，宁波籍买办开始崛起于上海。“由于宁波商人在生丝贸易中拥有长期经验，以及浙江是生丝的重要产地。此外，宁波和其他浙江商人控制着长江下游的区域市场系统，这在收集、采购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帮助极大，由于生丝的利润是在上升（1874年贸易额在100万磅以上），外商同宁波人的关系很自然地日趋接近。”㉔加之宁波商人在钱庄业的优势也使其在资金融通方面获得外商的青睐。在此背景下，一个宁波籍买办队伍迅速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形成，这也加强了宁波本地买办势力。
  第二，改变宁波社会的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
  宁波的对外贸易在改变宁波产业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宁波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改变，消费习惯亦随之改变。开埠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后，宁波洋货进口持续增长，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洋货消费量与品种不断增加。从洋布、洋药（西药）、洋皂、洋烟到洋油、洋火、洋灯、洋铁，无一不是洋货，传统的日用生活品正在与洋货的竞争中失去市场，近代工业品逐渐取代传统商品成为人们消费的主流。近代宁波就消费种类变化看，主要表现在食品、服饰衣着和灯火照明三个方面。
  首先是食品消费的变化，尤以城市的变化更为明显。宁波开埠后，在城市中富裕的华人阶层食品消费结构逐渐趋于改善。饮食类进口的种类变化，便可反映出这种变化趋势。宁波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缺粮的地区，米麦的进口对消费结构之变化可以忽略不计，但进口面粉以其白细而在宁波洋杂货进口中占据重要位置。如据浙关报告1901年，近5万袋米粉抵达本埠，一袋50磅，售价2.25元。此后一直保持有相当的进口量。面粉的进口改变了宁波人单一的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消费结构。食糖为当时的奢侈品之一，其进口的增加，也显示了宁波人食品消费质量的提高。进口食糖经过先进工艺加工，其纯度更高，外观更好，也更受广大居民的欢迎。据浙海关统计，在1882-1891年的10年间，洋糖和土糖进口每年平均有7.3万担。而到了1892-1901年的10年间，糖类进口每年近23万担，其中1901年进口食糖35万担中，从香港和菲律宾进口的16万担是精白糖。㉕
  对外贸易在改善宁波人消费结构的同时，也导致了部分宁波人的不良消费习惯，其中鸦片和卷烟的大量进口就属此类。宁波是近代中国主要的鸦片走私和贸易港口之一。鸦片进口数量之巨，为其他口岸所不能及。近代鸦片吸食在宁波城乡相当普遍。鸦片吸食之危害人所共知，虽然20世纪以后鸦片进口渐趋停止，但不少人吸食鸦片之恶习早已养成，难以戒除。为此鸦片停止进口后，卷烟进口增长很快，大有取代鸦片的趋势。1901年洋烟进口货值达18.2万关平两，数量相当可观。此后国产卷烟开始进入宁波，与洋烟争夺市场，但洋烟的进口量仍持续增长，1928年洋烟及烟叶进口达84万海关两。而期间，国产卷烟进口也大幅上升，1931年达444万海关两，在当年宁波港土货输入工业品中位居第一，达到22.9％。㉖
  另外，食品出口也影响着宁波人特别是宁波农村居民的消费状况。进入20世纪以来，宁波地区的大豆、花生、蛋及蛋制品生产都有增长，但这些产品大部分作为商品流向了城市，其中绝大部分供给出口。这种情况除了在改善城市居民食品消费上有所作用外，对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改善反而是一种损害。
  其次是服饰衣着消费的改变。衣着消费的变化同时发生在城市和农村，但城市的变化远大于农村。衣着服饰消费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洋布进口的变化上。中国城乡的富裕阶层以前有穿着绸缎的习惯，宁波人也不例外。开埠以后，各色洋布、呢绒、羊毛织品开始大量进口。19世纪70年代后期，洋货已遍布宁波城乡各地，所谓“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㉗。进入20世纪后，人造丝制品、各类装饰品进口量大增。另外，“荷兰水抄布”和“花旗布”等进口和消费日多，农村自织布大幅减少，经营洋布业务迅速发展。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宁波一地上层居民的服饰消费，促成了城镇居民衣着消费的多样化。
  再次是照明条件的改善。中国照明向以植物油即花生油、豆油和菜籽油为主，光线昏暗。蜡烛因其价格高昂，燃烧较快，一般富裕家庭才会使用，普通家庭只有在节日庆典或祭祀祖宗的时候才用。宁波地区亦是如此。开埠后，来自美国、俄国和荷属苏门答腊的煤油行销至穷乡僻壤。煤油的发光能力和比任何一种本地油都强的优点使它广受城乡老百姓的欢迎。到19世纪末，这个条约口岸周围相当大的区域内已经普遍使用煤油了。据1892-1901年浙海关报告，“在近十年，煤油的进口量成倍增长，最后一年的进口量达到400万加仑。为了适应人们对这一重要商品的需求，最近美孚公司在甬江旁建立了一个货仓，可容纳5000箱货物，..城镇上的人们已广泛使用火柴”㉘。而“一股棉纱浮在装着油的铁灯中就为人们破除黑暗。每个村庄都有廉价的煤油灯，最穷的人都买得起”㉙。由于煤油普遍使用，“过去天黑就停工的行业现在有许多在夜间也开始工作了，穷苦的读书人也能在夜间点燃煤油灯而不致损害他们的眼睛。鞋匠、磨工、裁缝和木匠，在夜间都使用煤油灯”㉚。到20世纪初，由于电灯的使用，煤油进口才有所下降。但煤油以其含热量高、耐热、光亮，取代植物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成为城乡居民的主要照明燃料，有力地改善了近代宁波人的照明条件。
  20世纪初，随着电灯的引进，宁波地区的居民特别是上层人士逐渐弃油灯而改用电灯。电灯泡在早期全部从国外输入，后国产灯泡开始生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电灯照明在宁波地区的城镇开始普及，但是由于工业发展缓慢，电力照明设备仍需从外国进口。电灯的引进，使宁波地区的照明条件进一步提高。
  第三，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新的“市民”群体的形成。
  长期以来，与其他地区一样，大部分宁波人都过着“利鱼盐，务稼穑”、“重乡土，惮远出”的田园生活。虽有经商的传统，但读书考取功名还是男子一生最大的使命和荣耀，而女子则以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为生活的全部内容。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前后，宁波府的象山县，“民多刚劲质朴，利渔盐，务稼穑，乐于家居，而惮于远出，去家百里，辄有难色，语京师则缩缩丧气”㉛。到清乾隆二十四（1759）年前后，宁波府的象山仍旧是“城厢之民皆事农业，凡士宦家、兵家、商贾家，无不畜耕牛负耒耜。其男女虽极贫苦，不肯鬻为童仆为婢”㉜。宁波开埠后，在洋货大量涌入的同时，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影响着宁波的社会生活，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很大的转变，开放意识和接受新事物能力不断增强。也改变了人们的就业观念和就业方式，新的市民群体随之产生。
  对外贸易活动转变了宁波人的思想观念。据20世纪20年代问世的民国《象山县志》载，该县“数十年前，尚有乡民终老未至城市者，而今则无远勿届矣。非特男子出外游学或经商，远至各省及各国，即妇女之出外省者亦实繁有徒，世风为之一变”㉝。“先是人皆土著而少侨民，有操异方之音者，则群相惊视；今则交通日便，外省之民，纷至沓来，多相杂处云。”㉞确实，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开展，宁波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其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在吸引外地城乡人口的同时，本地人口也在不断向外流动。加之通商贸易过程中与外国人的接触，对外来事物逐渐见惯不惊，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改变。
  对外贸易促进了新的市民群体的产生。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宁波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产生了很多新的行业。新行业的产生，往往需要很多从业人员。另外通商以后，人们的重商意识越来越强。这些，都导致了宁波人就业观念和就业方式的转变。“职业自科举废后，商多士少，世家子弟至有毕业学校仍往上海而为商者，良以地当商埠，习于纷华，故皆轻本业而重末利也，今有上海为宁波第二故乡之谚焉。其次则工，又其次则小贩，而充兵役者则寥寥无闻。妇女多针黹、编草帽，间有‘刷黄金’（锡箔上刷以黄水，名曰刷黄金）、织网巾者，今以工厂迭兴，亦有入厂为工者，是亦男女互助之一端也。”㉟很多人开始经商，或者入工厂为工，农耕稼穑和考科举逐渐被人遗忘。于是，工商业者数量大大增加，在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近代以来，宁波一地亦学亦商、亦官亦商相当普遍，“弃儒习贾者益众”㊱。据统计，1900年，宁波城内和城厢人口已经达到30万，其中12万雇员中，60％受雇于商业，30％从事农业，其余10％从事于医务、塾师等。㊲到1930年，“宁波市区共住有35231户，人口212580人，其中工人占30％，商民40％，学生5％，农民5％，其他孩童及无业及其他兵队等20％”㊳。显然到20世纪前后，商业对宁波社会的影响已占主导地位，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和价值理念被广泛认可。正如《鄞县通志》所载，“本邑为通商大埠，习与性成，兼之生计日绌，故高小毕业者，父兄即命之学贾。而肄业中学者，其志亦在通晓英、算，为异日得商界优越之位置。往往有毕业中学不逾时，即改为商。即大学毕业或欧美留学而归者，一遇有商业高等地位，亦尽弃其学而为之，故入仕途者既属寥寥”㊴。
  清末以来，宁波的工商业者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发挥的社会作用日趋重要。传统的“四民”（士、农、工、商）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具有近代意识的“市民”群体开始形成。在这一群体中，官吏、富绅及上层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精英”；商人、医生、职员、教师等构成社会的“中产阶级”；工人、侍者、人力车夫等演变成下层市民。㊵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共同体。因此，市民群体的形成也反映出在对外贸易的熏染之下，宁波的城市社会也开始走向近代化。
  总之，在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由于经济主权破坏和贸易环境的改变，宁波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但最终实现了与区域经济的紧密结合，在扩大贸易的同时，也拉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不断更新，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宁波逐步步入近代社会。于是，这种外贸发展的变动，不仅体现了对外贸易与口岸经济的交互发展，更反映出通商口岸在外贸作用下的近代化进程。
  二、江北岸与近代宁波人口流动
  人口的积聚与流动是近代社会变迁和发展的重要特征，这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代以来，宁波外滩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不仅吸引了各色人等在此谋生创业，使之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宁波人口稠密、市面繁华的地区，而且更成为宁波“对外交通的必经中枢”，是近代宁波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主要起航地。
  （一）江北岸人口的积聚
  相对于人口稠密的宁波老城区，一江之隔的江北岸在开埠之际还是一片荒滩，仅有几个小渔村。史称这里“开埠之际，本极荒凉”㊶。与城区的联系仅靠桃花渡口的帆船往来。但江北岸陆地紧邻镇海、慈溪，经水路则上通余姚等浙东各地，下达镇海口，交通条件相当优越。
  近代江北岸人口的积聚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开埠之初，由于宁波对外贸易停滞不前，这里人口的积聚效应并不明显。相反由于“上海发达，交通日便，外人云集，宁波之商业，遂移到上海，故向以宁波为根据地从事外国贸易之宁波商，亦渐次移至上海”㊷。据统计，1850年居住在江北岸的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仅有19人。1859年，增加至49人（详见下表）。对于城内的宁波人来说，当时的江北岸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与之隔江相望的江厦一带早已是南北货号商品集散地与帆船码头，而享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誉。当时江北岸不过有些货物（尤以木材为大宗）堆积场和仓库，由此吸引一些慈溪、镇海人前来谋生。
  江北岸人口积聚的转机在于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对宁波的短暂占领以及随后宁波对外贸易的发展。1861年12月，太平军攻占宁波城，一时多达7万的城内外宁波人涌入外人居留地，以躲避战火。尽管不过半年太平军即退出甬城，但经此战乱，使外人居留地的优势充分凸现。为此，一些富有的宁波人开始在江北岸购房置产。加之，1863年（同治二年）英国人将浮桥从盐仓门迁至桃花渡口，濒临三江口，从而大大方便了与城区的交通。此后，驻甬的外国人纷纷侨居于江北槐花树下至桃花渡路法国天主堂之间的沿江地带。到1879年，侨居江北岸的外国人已达150人，1887年为152人。㊸其中绝大多数是传教士，还有一些是商人与外交官。 太平天国运动一度使外人居留地人口急剧增长，但战争平息后，大部分的宁波人仍退潮似的回去。事实上，据浙海关报告，19世纪80年代，外人居留地是外国轮船公司进行商务活动的地带，“大多数外国人居住在那里，另外还住着几千名中国居民”㊹。所以当时居住在外人居留地的本地人口还比较有限。
  人口如潮一般涌入与人口变为定居的城市移民并非一回事。江北外滩一带人口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内因，即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对人口的吸纳力量，而非战乱。事实上，太平军退出宁波至1941年宁波被日军占领，宁波基本上处于和平的状态。期间，江北岸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其人口持续增长。
  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近代轮船业在宁波的兴起与对外贸易趋于活跃，以船舶修造业为主的机械修理业在外滩一带首先出现，与之相配套的航运、港口、贸易服务业也随之兴起。此后，旗昌、太古、三井、怡和等著名洋行纷纷入驻外滩，在此设立分支机构。据统计，1890年时，在外滩的外国公司与洋行达28家。在此前后，一批著名的中国航运、贸易、邮政、金融等企业也相继进入外滩。由此各色人等在外滩汇聚。进入90年代后，外滩人口迅速增加，各种生活与服务设施也趋于齐全，使外滩呈现繁华景象。据1896年印行的《浙志便览》一书总序称：“宁波通商后，民之服役夷人者以万计。”㊺尽管其数目有夸大之嫌， 但江北岸的兴盛与“夷务”即对外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当是无疑的。
  外滩的繁华不仅使慈溪、镇海等地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以及宁波城内的无业劳动者趋之若鹜，而且还吸引了在外创业有成的宁波商人在此购房置业，以作为进出自如的栖息之地。如号称近代宁波帮开山鼻祖的严信厚、严子钧父子，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以及上海煤炭大王的谢衡窗都在外滩一带拥有住宅，其中严氏山庄更是规模宏大，别具一格。另据宁波市文物部门统计，在江北岸现存的54处有保护价值的近代建筑中至少有31处与宁波帮有关，可见外滩一带是近代宁波帮的重要活动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一批报刊、学校以及印刷机构在江北岸的创办，甬上一批文化人也纷纷到这里谋生。自1854年美国传教士兼医生的玛高温创办《中外新报》起，近代宁波一地先后有一百余份报刊问世，其中相当部分都诞生在江北岸，这在1927年前尤为明显。除《中外新报》、《宁波日报》社址不详外，早期几份报纸基本上都办在江北岸。如中外合办的《甬报》、宁波最早的商报《德商甬报》，特别是《四明日报》、《时事公报》存在时间长，影响大，在宁波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甬报》在1881年创办于江北岸弄钰记钱庄，《德商甬报》在1898年创办于江北岸傅家道头，《四明日报》在1910年创办于江北岸洋船弄，《时事公报》在1920年6月创办于江北岸同兴街，后迁中马路。
  更多的人口积聚力量来自近代工业与交通业的兴起。19世纪70年代后，一批近代工业相继在江北岸创办。据史料记载，1879年，以零活修理和工厂部件加工为业的广德兴机器厂出现在江北岸。1890年，镇海籍海员王宝全在江北岸开设广兴铜匠店，承接凡尔（阀门）单零的修理业务。甲午战争后，宁波与全国一样兴起了创办实业的高潮，江北岸仍是宁波人兴办企业的首选之地。如创办于盐仓门外江心寺石库门的隆茂泰花厂，配置进口机器，以浙东棉花为原料进行机器轧花。1901年，徐荣贵又在江北岸投资5000银元，创办顺记机器厂，主要承接机器及锅炉的修理业务。关于隆茂泰花厂，1898年12月28日《德商甬报》报道说：“本号开张在宁郡盐仓门外江心寺，坐西朝东，石库门内，专运龙山、余姚等处上白籽花，购办新式机器，自轧花衣，栋选身骨干燥，颜色洁白，肥软匀净，令人生爱”。所轧棉花以雪棉牌为其商标。由于产品质优，“四远驰名，已蒙各邦贵客赏识”㊻。
  1872年（同冶十一年）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创办，次年，即在宁波江北岸设立分局，并购置原英商广源洋行1所、棧房两处作为分局局址。1875年在江北岸自建码头。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开禁，由本地绅商创办的中小型轮船公司纷纷在江北岸创办。仅1895-1899年就有外海、永安、志澄、永宁、海龙、济安及美益利记宁绍轮船公司先后成立。所置轮船一般航行于宁波与附近各地包括沿海和内河航线。进入20世纪后，临海濒江的宁波一地又掀起了创办轮船公司的热潮，公司住所也以江北岸为多。
  1896年，原附设于浙海关的书信馆独立为邮政局，局址仍在江北岸。1912年创办的宁波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也设在江北岸新江桥堍宁安旅馆。
  由于工商各业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北外滩一带已是人口稠密、市面繁华的商业中心。时称“本埠江北外滩一带，商店栉比，轮埠林立，为全市最繁盛之区”㊼。当时江北岸按不同的功能形成三个明显不同的区块。第一层是外马路，那里集中了报关行㊽、洋行、仓库、银行、保险公司等服务于港口运输的各种机构，是外滩商贸活动的重要标志。第二层是中马路一带，有饭店、酒楼、诊所、照相馆、理发店、娱乐场所、百货店等生活配套设施，属于消费区。商业活动主要是餐饮业和其他生活服务性行业，主要服务于来往的船商和从事海运的流动人员的生活休闲。第三层为后马路，即今天的人民路一带。这里是居住区，适应以码头为生的长住居民，许多海员、码头工人都居住在这里，也有小菜场、南北货、咸货店等生活设施。1924年浙海关报告说：“本年工程局将江北岸后河填平一段，且将公开市场于其上，以减外滩上食物负贩者之拥挤。”㊾
  （二）外滩码头与近代宁波人口流动
  近代宁波人口流动相当频率，这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宁波社会，推动了宁波帮的崛起，这其中位于外滩的江北轮船码头发挥了主要的聚散作用。1920年浙海关在其贸易报告中称：“中国各口进出旅客之多，除上海一埠外，无有能出其（指宁波—引者）右者。”㊿外滩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使之成为近代宁波人口聚集之区，而且也是大批宁波人走出家乡外出创业的主要通道。
  长期以来，宁波一地由于地狭人稠，生活维艰，甬人外出谋生由来已久。早在明代王士性在其万历年间编撰《广志铎》时，即称浙东一带“大半游食于外”。进入近代以来，宁波人口流动的速度明显加快。
  作为首批通商口岸城市的宁波与上海几乎同时开埠，但此后上海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与宁波对外贸易的严重滞后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马克思所言：“五口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形成上海一枝独秀的局面。到19世纪末，上海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与广阔的腹地，加之相对安全的租界“效应”，使之迅速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与远东经济中心。上海的崛起吸引了一代代宁波人前往谋生创业，“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不仅如此，上海还成为近代宁波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桥梁，许多宁波人通过上海四出营生，或以上海为基地向外发展。而以江北外滩为中心的近代宁波轮船业的勃兴则为近代宁波人外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使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在幅度与深度上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兼有江海之利的宁波一直是中国东南部一大重要的航海和河运交汇处。在中国出现轮船以前，它是一个重要的木船运输中心，开埠后则成为近代中国轮船运输业勃兴最早的港口之一。
  长期以来，宁波帆船码头在江东以及隔江相对的江厦一带。当时码头被称为“道头”，江东庆安会馆一带就被称为“包家道头”。宁波开埠后，进出宁波港的轮船开始增多。据浙海关统计，1859年进出宁波港口的外国船只挂“英国旗的9条，挂美国旗的2条”。在1863-1864年之间，除了91艘宁波船在海关注册外，还有不少是挂外国船旗的。
  而“当时绝大多数以外国所有者名义注册，悬挂外国船旗的船只，实际是中国商人的财产”〓。
  随着轮船进出港口的增多，为轮船配套的港口设施，包括码头、仓场、航标及其他港航设施同时发展起来。而江北岸三江口至下白沙一带则首先成为近代轮船作业的区域。其原因显然与其良好的港口条件有关。这里河道水深稳定，平均为6.25米，港池和航道条件都不错；江面平均宽度为290米，可供3000至5000吨级的轮船出入。另一方面也与这里地处外人居留地，而“刻意”加以经营密切相关。1844年宁波开埠后，江北岸一带就修了一些仓库和小型石勘式码头（即俗称的道头），专供驳船和洋式帆船使用。
  19世纪50年代后，英、美、等国家的商人凭借不平等条约，开始进入中国轮船航运业，其中上海至宁波的沪甬线是他们最为热衷的航线之一。1862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宁波间开辟了一条航线，行驶一艘载重1086吨的“江西”号轮船。1869年，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也开辟了沪甬线航路，行驶一艘载重3000吨左右的“北京”轮。这两家公司经营不久，即以其安全、快速、运量大，且不受气候和季候风的影响而招徕了大量业务，取得了颇为丰厚的利润。1872年，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该局开办不久亦致力于经营沪甬航线，1873年即开辟了一条航行上海——宁波间的航线，次年复在宁波设立分局，并建造了靠泊能力3000吨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使宁波港初步完成了由帆船码头向轮船码头转变的过程。接着又相继派“德耀”、“大有”、“江天”轮行驶宁波，以期分夺英、美等外商之厚利。继外商及轮船招商局经营沪甬线后，沪甬两地的宁波商人也开始积极投资轮船航运业。近代宁波成为中国商办轮船企业兴办最早、且办得颇有起色的一个港口，沪甬线也成为中国沿海最繁忙的一条客运航线。
  1909年，由旅沪宁波商人发起创办的宁绍商办轮船公司在沪甬线投入“宁绍”轮（1318吨），“甬兴”轮（15850吨），后又增添“新宁绍”轮（2151吨），并建造宁绍码头。该码头长31.7米，宽7.9米，前沿水深8米，铁木结构，可停靠约2000吨级的轮船。1914年，三北轮埠公司在江北岸设立分公司并投入“宁兴”轮，航行于沪甬线。这一期间，江北岸一带还兴建了为数较多的一二百吨级的轮船码头和轮船埠头。
  如上表统计，1936年时，宁波经营外海航线的外海轮船公司共有20家，其中经营甬沪航线的5家，即招商局、宁绍、达兴、三北、太古等轮船公司；经营温州线的有4家，即宝华、永安、新海门、新永川公司；经营黄岩航线的也有3家，即黄岩、宁海、海宁公司；经营宁海线的3家，即宁象、甬象、象山公司；经营舟山线的有东海、普兴、定海、岱山4家。三北和捷兴2家公司经营宁波到三北、穿山、龙山及沥港等航线。总体来讲，外海轮船公司投资大，营业状况一般都比较好，如每年招商局宁波分局的营业收入约11万元，但盈亏还受其他因素制约。宁绍公司甬沪线年收入约18万元；三北公司年收入约10万余元；达兴公司收入约12万元；新永川商轮公司年收入约11万元，净盈利为2万元；其他公司的盈利情况都不错。〓这样，长期以帆船业著称的宁波港轮船业也获得了蓬勃发展，进出宁波的轮船数量众多，阵容强大。早在1913年时，全年进出宁波港的轮船已达1589艘次，合计吨位1918872吨，其中，中国轮船有1135艘次，合计1248632吨，占总数的65％以上。如此发达的轮船运输业所提供的快速、便利的交通条件，大大方便了大量人口穿梭往返于沪甬等城市间，由此也加速了近代宁波的人口流动。下表是笔者根据《浙海关贸易》编制的1880-1913年宁波港轮船各线客运人次统计表，可粗略地展示那个时段甬地与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情况。
  上表说明，1880-1913年间宁波客运量的增长超过10倍，并且客运较之货运发展更快，1913年达164.9万人次。进入20世纪后，增长趋势更为明显。货运是商品的位移，而客运则是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主体——人的经济活动半径的扩大和活动密度的增加。客运量的增长显然表示人口流动性的加快，无疑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同时，客流的方向与货流的方向基本一致。甬沪线货流最大，客流也最密，沿海线、甬温线和甬台线增长不显著。1896年以后，宁波与温州、台州等地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占一定比例。其中1905年以前，镇海线和内河的客流量统计在甬台线内，1906年开始，两线客流量分别统计，数量增长得最快，几乎占到全部客流量的50％左右（详见上表）。这说明这一时期宁波区域内的人口流动与经济开发的力度明显加快。
  人是社会主体，客流量的增长显然比货流量的增长具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意义。长期以来，由江北外滩轮船码头延伸出去的航线是宁波连接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无疑这是近代宁波人的生命线、黄金线。
  首先，宁波人口流动频繁的结果，使得宁波人有更多的机会认识外面的世界，见多识广，有利于形成一种精明强干、反应敏捷的良好素质。早在沪甬航线开辟不久的1865年，外人就看到了这条航线的开辟对宁波人的影响。当年浙海关贸易报告称：“当地商人搭船只需花一元五角，来回一趟只花三元。他除了在上海有点小费用外，没有什么别的开支。这样他就能把他所付出的佣金节省回来。..火轮行船的速度和航期的正确很快就会便使那富有诗意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慢慢地在华语中扎下根。”〓可见，近代宁波商人之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近代中国工商界占有一席之地，这与他们经常流动、广泛接触外面世界不无关系。
  其次，眼见为实，快捷、安全的近代轮船运输使近代宁波人得以直观地领略西方物质文明进而影响其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之父蒋怀清由于投资上海钱庄，经常往返老家余姚与上海之间。他表示：“坐木船从蒋村到宁波要花三天两夜，但是坐轮船从宁波到上海，路程虽然远十倍，一夜之间就到了。”〓正是基于对近代西方文明的认同，当1908年蒋梦麟参加留美官费考试落第时，蒋怀清即出资2000银两资助蒋梦麟赴美自费留学，从而成就了一代教育家。
  再次，人口流动有利于大批宁波人摆脱传统呆板的农耕生活程式的约束，从而开辟新的事业。近代以来，一代代宁波入“益奔走驰逐，自二十一行省至东南洋群岛，凡商贾所萃，皆有甬人之车辙马迹焉”〓。这无疑得益于近代轮船运输业的发达。后来享誉中国工商界的一大批宁波商人就是从这股人口流动大潮中涌现出来的。在新的环境中，大批宁波人脱离原来的秩序，不再受土地、家庭乃至原有生活环境的束缚，为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当年从江北岸轮船码头乘上轮船，外出谋生创业，往往成为许多宁波人人生的转折点。
  此外，频繁的人口流动也给宁波输入了许多新信息、新思想、新观念，从而成为推动宁波社会经济近代化的巨大力量。史称近代宁波自“西国通商，百货咸备，银钱市值之高下，呼吸与苏、杭、上海相通，转运即灵，市易愈广，滨江列屋，大都皆廛肆矣”〓。发达便捷的轮船运输业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口流动的广泛频繁既加快了信息的传播，也加强了宁波与外界的密切联系。清末民初许多宁波钱庄向上海、汉口的放款就高达二三千万元之巨。同样，从各地汇回宁波的款额也相当可观。近代宁波一大批工商企业的创办及学校、医院、桥梁等公益事业的举办，很大程度上便得力于外地资金的流归奥援。
  在肯定外滩码头在近代宁波人口流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同时，还应提及始于江北岸傅家街头的杭甬铁路甬曹段在民初一个时期宁波人口流动中的作用。该路建造始于1909年，建路伊始，对于宁波站地点设置问题，宁波商学界与旅沪宁波同乡产生不同看法，前者主张城区盐仓门外建船厂地方，而后者力主江北岸，由此引发激烈的争论，后在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汤寿潜、刘锦藻的协调下，沪甬两地意见始归一致。随后甬曹段于1910年6月15日破土动工，1914年6月建成通车。宁波境内西起马诸，东至江北傅家街头宁波站（遗址位于今大庆路84号），全长77.9公里。1920年，甬曹段铁路完成客运量129.9672人次。到20世纪30年代，尽管杭甬铁路由于曹娥江大桥、钱塘江大桥未建成而不能直达，但杭绍公路和绍曹嵊公路已经修成，所以从宁波出发一日之内即可抵达省城杭州。据统计，1934-1936年，杭甬铁路客运量分别为145.6万人次、127.5万人次、200万人次。当时甬曹段路拥有客车36辆，货车90辆，各站均有电报或电话，还有自己的汽车公司。〓其在当时宁波人口流动中的地位已不可小视。

注： ①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 ②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 ③《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志》一书认为有三次，分别是第一次，1922年； 第二次，1926年；第三次，1930年。详见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编《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志》，宁波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④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286-287页。 ⑤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211页。 ⑥乐承耀：《宁波近代史纲（1840-1919）》，宁波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⑦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581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420页。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420页。 ⑩《曾经做过帽贩的杨莲璋访问录》，载于上海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3页。 ⑪《翁葆卿访问录》，翁氏1926年在宁波做帽贩，1930年进坤和行，1940年自设美昌帽行，1946年设葆昌出口行。载于上海社会科学经济研究所编：《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3页。 ⑫《西商收买草帽料》，《时事公报》1921年4月19日。 ⑬光绪《余姚县志》，第6卷，第13页。 ⑭李政：《解放前宁波市的民族工业》，《宁波文史资料》，第1辑，第99页。 ⑮李政：《解放前宁波市的民族工业》，《宁波文史资料》，第1辑，第101页。 ⑯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352页。 ⑰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355页。 ⑱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⑲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第53-54页。 ⑳民国《镇海县志》，新志备稿，第62页。 ㉑范延铭等：《源康布店》，《宁波文史资料》，第6辑，第75页。 ㉒李政：《解放前宁波市商业概况》，《宁波文史资料》，第2辑，第45-46页。 ㉓刘佛丁：《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页。 ㉔丁日初：《上海近代经济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7页。 ㉕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㉖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205，271-273页。 ㉗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224页。 ㉘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57-58页。 ㉙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588页。 ㉚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第1588页。 ㉛周希哲、张时彻纂：《宁波府志》卷四，风俗，象山，明嘉靖三十九年刻本。 ㉜【清】史鸣皋、姜炳璋等：《象山县志》卷廿一，地理志，风俗，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见戴鞍钢：《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第1124页。 ㉝李洣、陈汉章：民国《象山县志》卷十六，风俗考，古今俗习，1937年铅印本。 ㉞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㉟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㊱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第767页。 ㊲引自竺菊英： 《论近代宁波经济与上海的关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㊳邹仿：《宁波社会经济调查》，《时事公报》，1930年10月10日，《国庆纪念增刊》。 ㊴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风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㊵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377页。 ㊶《县通志·工程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第274页。 ㊷《商务官报》，1906年，第12期，第3页。 ㊸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321-343页。 ㊹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㊺炎明主编：《浙江与鸦片战争新论》，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285页。 ㊻《德商报》，1898年12月28日。 ㊼《县政府建筑外马路毅然限令拆屋》，《时事公报》，1932年9月28日。 ㊽据李政先生研究，宁波报关行最早出现在1901年，到20世纪30年代时报关行计有信昌、新江、西兴、立昌等21家，转运行有宁绍、越利、慎大、源江、公益、福大、汇通等数家。这些行号大多集中在江北岸中马路和桃渡路一带。《宁波文史资料》，第9辑，第119页。 ㊾贝德乐：《民国十三年宁波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㊿《海关关册》（中文本），宁波，1920年，第12页。 〓王遂今主编：《宁波帮企业家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2卷，第624页。 〓王遂今主编：《宁波帮企业家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页。 〓《浙海关1869年贸易报告》。 〓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289-291页。 〓《海关关册》（英文）1865年，附录，第136页。 〓蒋梦麟：《西潮与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第39页。 〓盛炳纬：《勤稼别堰记》，见《养园膳稿》卷1，第19页。 〓光绪《鄞县志》卷二，风俗。 〓郑绍昌主编：《宁波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第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