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名人往往与事件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事件又可能成为一个时期内人们谈论的话题。虞洽卿的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情必然是很多，有的已经为人耳熟能详，有的则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沉船阻塞江阴水道，以前也曾多有提及，但对沉船的具体经过和二次沉船所涉内容并不多，本着对历史事件叙述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尽可能全面的态度，这次作了较为详细的回顾。又如房地产开发和虞洽卿路的命名庆典，这次也对资料作了补充。
  本篇的新资料主要有接受新生物、修建武松墓、杜氏宗祠庆典任总管等。通过这些篇章，让我们对虞洽卿这一人物的个性特点会有进一步的了解，从中也可觅见民国时期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新旧社会观念交替碰撞所带来的变化。
  对于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一直以来都有很大争议。我们尽可能地以史料为依据，还原五卅运动的经过与真相，以及上海总商会在五卅运动中的真实立场，各商家对于罢工罢市的基本态度。
  对于资料的发现和发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本篇所列的大多数资料均经过相应的考证，对于那些一时无法考证的并有多种说法的，我们一般采用并存的形式，以便供读者参考。
  一 三次赴日的探索之旅
  在虞洽卿的一生中，曾经三次赴日考察，但三次考察的结果和收获大不相同，这是谋求发展的探索之旅。
  第一次出访日本，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组织者是日本的一个商社，赴日参观的中国人称为促进实业考察团。虞洽卿作为考察团的一员，当时是德国鲁麟洋行买办，年仅26岁。虞洽卿这次赴日考察，主要是因为对日本自1868年以来实行明治维新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明治维新的推动下，日本开始引入欧美国家的一些政治制度，积极在国内推行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彻底废除幕府时期的旧规定旧法律，废藩设县，建立中央集权政府，颁行宪法，设立议会制和内阁制，同时大力培植产业和实业，其目的是要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这一切，对于抱着憧憬和决心干一番大事业的虞洽卿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
  就在一年之前（1892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开设了分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也于年底出版，这一切都似乎对清王朝所实行的一系列制度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也给虞洽卿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冲击。他在与人的交往中，听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我大清帝国，文明悠久，地广物众，五千年的历史足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之折服。另一种说法是国外的一些制度促进了实业的发展，从而使一个国家变得工业发达，实力大增。对于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如不是亲眼所见，难有定论，这也是促使虞洽卿下决心去日本考察的一个重要原因。
  轮船离开上海港驶向浩瀚的东海，两天后停靠在日本的长崎码头。一踏上日本的土地，虞洽卿立即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这里的街道宽阔而整齐，环境干净而优美，沿街而走步履匆匆的人群，个个都是精神饱满，令他尤为惊异的是街道两边几乎看不到一个乞讨流浪者。日本的工厂机器隆隆，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哪怕是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也不可相提并论。在启程赴日之前，虞洽卿还一直以为日本是个地域面积不大的国家，火山多发，民众多灾，虽然那些在中国的日本人个个西装革履，但国内的民众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必然是衣不遮体，贫困潦倒。眼前的情形，已经彻底颠覆了他原有的想法，与自称是泱泱天朝大国相比，虞洽卿从内心感到了一丝羞惭和担忧。很显然，日本在工商业方面已经超过了中国，也正是由于这些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极大改善了日本人民的生活。他当然还敏锐地意识到，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国家实力也正在不断地增强，与中国百业凋敝、国库空虚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在增强经济实力的同时，扩张野心也正如一场可怕的瘟疫悄悄蔓延。
  听说上海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在日本考察参观，吴锦堂特地从神户赶到东京，与虞洽卿等人会面，以尽地主之谊。
  吴锦堂是1885年到日本长崎的，起初是从事物资运销业务。两年之后，他在大阪设立了“义生荣”商号，1889年在神户开设“怡生号”，并在神户定居。就在虞洽卿到日本考察时，他正与人筹建阪神中华会馆。那时的神户虽然刚刚建市，但在此经商的华侨已有1400余人，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宁波人。与吴锦堂的这次会面虽时间不长，却让虞洽卿明白了很多道理。在此之前，虞洽卿与吴锦堂曾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在英商太古公司的北京轮上，两人都是从上海回宁波。在同一轮船上经过短暂交流，彼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年之后，吴锦堂因业务关系，回到上海，虞洽卿专门接待，志趣相投又系同乡，从此就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至于后来，据说虞洽卿将一个女儿许配给了吴锦堂的侄子，两人从朋友、同乡变成了姻亲。
  在东京招待了考察团的全体成员之后，吴锦堂邀请虞洽卿来到了神户的家中。神户位于濑户内海，当时是日本最大的港口，也是华侨的聚居地。吴锦堂的别墅坐落于笼池大道，是一幢新建的别有风情的住宅。在这里，吴锦堂用日本上等清酒招待来自故乡的客人，两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
  虞洽卿谈了国内的现状及民众的心态，他说，现在国内有些人一谈起日本，总认为这样的海岛小国，不屑一顾，可是今天到日本后，才知道我们有很多人还在坐井观天。
  吴锦堂向他介绍了目前日本的情况，他认为，日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将来发展的趋势也不容低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有25年，但面貌的改变快得惊人。以前，日本只有手工业作坊405个，现在有各类现代企业4344个。铁路的总长度达到了3280余公里，还出现了长阳、九州、北海道、关西4家大型的铁路公司。在蒸汽动力的船舶方面，总吨位是110205吨。日本全国有银行703家，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中国的现状又是怎么样呢？自咸丰年间曾国藩等人开始推出洋务运动以来，三十几年过去了，进展极为缓慢。各种企业加起来不足200家，铁路也只有364公里，蒸汽动力的船舶只有区区5万吨，银行一家都没有。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虽然有的大臣也很焦急，恐怕中国太落后而遭到他国的欺凌。比如左宗棠已经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奏请建造福州马尾造船厂时曾说，别人在渡河时都乘船，我们还在扎木筏；别人出门骑骏马，我们还在骑驴，长此以往，用不了多久，两国间的距离一定会越来越大。
  这番话让虞洽卿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他向吴锦堂请教，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吴锦堂说，要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兴办实业，只有工商业的大力振兴，才有可能国富民强。虞洽卿为吴锦堂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但他又担心兴办实业在国内有很多制约。吴锦堂说，要兴办实业，就必须修改法律。以前日本在幕府时代也是如此，一说工商业，就有很多法律规定的禁止，但现在不同了，国家的法律提倡鼓励兴办工商企业，这是工商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此外，作为办企业的人，也应当自我约束，要有商业道德，建立一套商业规约，让大家共同遵守。另外一个问题是要团结，可以通过建立商会的形式，既可以互通消息，扬长避短，也可以为他们的利益作出相应保护，这些在日本已经实行，效果很好。
  通过这次交谈，虞洽卿不仅开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可是，改变中国的贫困与落后，又让他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大清法律，绝不是说改就可以改的，况且这个王朝的大小官员，又有几个是忧国忧民呢？虞洽卿心里明白，中国与日本的差别，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落后，最为关键的是制度上的落后，以眼前这位华侨巨商为例，他在日本的生意做得这么大，发展快，且又得心应手，如果在中国，肯定会是另一种情景。所以，他在为自己赴日来考察有巨大收获而感到高兴的同时，不免有几分沮丧。但是吴锦堂透彻的分析，浅显易懂却又剀切中腠道理，让他受益匪浅，也成为他后来创银行、办航运的思想基础。
  回国以后，虞洽卿十分留意观察中国的政体弊端，他总认为日本的制度是最具活力的。这种认识在一年后得到深化。1894年6月，日本出兵朝鲜，并于9月在仁川登陆。应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淮军1500名赴朝。7月25日，日本军舰吉野号和浪速号又在黄海海域偷袭北洋水师，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8月1日，中国对日宣战。8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侵华水师在黄海激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战。这场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日本不但占领了朝鲜全境，还掌控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之后又相继占领了中国的大连、旅顺、威海、营口等地，严酷的现实使虞洽卿对实业兴国更为迫切，同时也对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此以后，他对日本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各项制度抱有很大热忱，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总是持批判的态度，直至九一八事变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的反日救国主张始终没有动摇。
  如果说第一次赴日考察，虞洽卿只是一个普通团员，那么第二次跟随南洋五大臣赴日则是以商务代表的身份。1905年与之前的年份相比对于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也许没有什么异样，但对清朝政府而言却是极不寻常。一面是君主立宪制的余波未尽，各地倡导改革的新报新刊不断出现，朝廷强令查禁，并逮捕了相关人员，致使舆论对清朝政府的作为所为抨击更为强烈；另一面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还在酝酿组建。到了这一年的7月，朝廷派出了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赴南洋各地考察政体，9月2日又颁布了废止科举诏令。到了这一年的12月，由张謇创办的大达轮步公，司在上海成立。由于日本强行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各地的保路运动更是此起彼伏，这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慈禧也感觉到如果不再做出一点改革的样子，大清江山有可能毁于一旦，于是决定再派人赴国外考察，对外则宣称是为学习外国人治国方法，以图改进中国之现状；考察国外政治制度，为中国的制度革新提供借鉴。为学习日本强国之路的具体做法，经端方推荐，慈禧太后同意，虞洽卿随团出访。所以，这次考察的主要内容是宪政，但虞洽卿是工商界人物，于是就在宪政考察团中出现了“商务代表”这一特殊身份。
  这次考察团共6人，分别是镇国公载泽（康熙的六世孙）、两江总督端方、复核朝审大臣戴鸿慈、军机大臣徐世昌、度支部侍郎绍英和商务代表虞洽卿。原来计划是9月24日动身，五位大臣从北京坐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乘船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出发出洋。因为虞洽卿在上海，所以就在上海与五位大臣会合。谁知火车刚刚到北京正阳门车站，就发生了爆炸事件。原来是革命党人吴樾知道五大臣要去考察，就装扮成一个火车站的勤杂工混上了火车，他把炸弹揣于怀间，准备在适当时机引爆。但当时的火车还刚刚起步，在开车和停车时都会发生很大震动，在正阳门车站启动时，由于车身剧烈震荡，使炸弹爆炸，吴樾自己当场被炸死，徐世昌和绍英受轻伤。由于这次爆炸事故，考察中止。同年12月11日，考察团再次启程。因为两人受伤，徐世昌换成了太常寺卿李盛铎，绍英也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替代。到了上海以后，仍然分成两组，一组由载泽率领先去德国，另一组由戴鸿慈为首，先往日本。虞洽卿与端方在同一组，于1906年1月12日从上海出发，16日到达日本。在日本停留半个月后，虞洽卿回国，戴鸿慈和端方则从日本出发前往美国，与载泽率领的另一组在华盛顿特区相会。
  这次考察的人员与目的与第一次不同，虞洽卿把考察的重点放在了日本的银行业。回国以后，他立即写了一份疏章，明确指出外国列强对中国的盘剥，以银行为最，这种以高效、安全、便捷著称的金融机构，其实质是以资本存贷的形式为掩护隐藏着巨大的利润，尤其是外币与中国银票的兑换上，也均由外资银行确定比例，这中间的差额更是由外资银行说了算，中国商人根本无法掌握。当时中国的商人与外商的贸易越来越多，有很大一部分利润就是被银行所攫取。所以他一再呼吁，要打破外商的垄断，就必须首先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银行。当时大清户部银行已在北京设立，并在天津有分行，但虞洽卿认为官办银行毕竟有限，应当允许民间也创办银行。虞洽卿的这些主张慈禧当然不会具体过问，她下旨让户部议定后上报。两年之后，虞洽卿创办的四明商业银行在上海江西路与宁波路交叉口处开业，在其周围，有多家外国银行和旧式钱庄，这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民资银行，在当时就如一颗新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虞洽卿第二次考察日本后的成果之一。
  戴鸿慈与端方从日本横滨登船，行程3262海里来到了美国夏威夷群岛的首府火奴鲁鲁，当地华侨称之为檀香山，受到了当地华侨和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然而，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华侨华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幸福，他们寄人篱下，又要时时担心被驱逐出境，这使得他们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在与这些华侨的座谈中，他们共同的一个愿望是希望中国能自立自强，这让两位大员既激动又有几分伤感。随后，考察团又到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接见了考察团一行。几天之后，他们还参观了美国开国元首华盛顿纪念馆和华盛顿纪念碑。用白色的大理石构成的华盛顿纪念碑建于1885年，在170米高的塔身内，镶嵌着193块由个人、团体、国家赠送的纪念碑，其中在20级内壁的西墙上，有一块用优质花岗石制作的纪念碑是大清国浙江省宁波府所赠送。这块长4.5英寸、宽3.5英寸的纪念碑上，刻有154字的正文，制成于咸丰三年六月七日（1853年7月12日），是由当时在宁波的美国传教士策划促成，由宁波府操办，碑文取自当时任福建巡抚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关于华盛顿的事迹。这给考察团成员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虞洽卿第三次赴日本是应日本商会联合会和外务省的邀请，参加在大阪举行的电器博览会。受到邀请以后，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向上海的工商界发了一份书面公函，征求各会员意见。经总商会会董会议商量决定，由58人组成赴日参观团，虞洽卿以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身份担任团长。参观团于1926年5月20日从上海出发，于6月15日返回，其间共26天。
  这次考察参观活动，日程安排非常紧凑，除了参观一些工厂、博物馆、株式会社外，还专门举行了一个“中日亲善”恳谈会。日本政府的惯用伎俩就是一面高调宣扬“中日亲善”一面在这一口号的掩护下来实现其侵略和扩张的野心。也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12日冯玉祥在与奉系军阀作战时，日本军舰借保护奉系军阀为名，公然驶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冯玉祥部队，然后又以遭到冯玉祥部队还击为借口，联系英、美、法、德、俄、意等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的防守部队。大沽口事件发生以后，3月18日北京群众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集会于天安门游行请愿，坚决要求政府拒绝八国通牒。但这游行活动遭到了段祺瑞的镇压，卫兵向人群开枪，死47人，伤150余人，这就是由日本挑起的“三一八”惨案。日本军队此举目的，是想通过扶植奉系军阀而取得对东北的控制权。可是，奉系首领张作霖（张学良之父，史称张大帅）虽也想夺取政权，实现统治中国的野心，但对于出卖民族利益，在日本人的羽翼之下做儿皇帝的行径是坚决反对的。日本侵略者因张不能满足其要求，又于1928年6月3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用预埋的炸药将张作霖的专列炸毁，致使张受重伤不治身亡。对于日本人，的这种野心，虞洽卿一直保持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在6月5日的“中日亲善”恳谈会上发表演说时，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口号也作出了回应。他说，“中日亲善”这四个字，已叫喊了几十年，特别是代表团抵日后，更是每天每地均可闻及，但这种口号不是挂在嘴上的，应当落实于行动。从东南亚及世界和平前途看，我们对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及鼓吹这一口号的诚意是抱有怀疑的，如果你们真的有诚意希望“中日亲善”那就应当有具体的行动和打算，是否能够在这次考察参观中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一定会把这一消息带回中国以告国人。
  虞洽卿这番讲话，也是对大沽口事件的一个回应，可以看出他当时在日本时所遇到的情形，在到处都充斥着“中日亲善”的标语和口号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商业人士有如此立场，也属难能可贵了。
  【参考文献】
  1.周乃复.吴锦堂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2.方印华.三北虞洽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二 中国博览会的开山鼻祖
  南洋劝业会的筹办经过十分复杂，虽然在申请开办之初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和赞同，但由于会长端方的调离，使劝业会的各项工作受到了极大影响。继任会长张人骏对南洋劝业会并不感兴趣。他自1909年6月28日接替端方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后，其实于同年6月3日已经到任。对于已在进行筹备的南洋劝业会他态度十分冷淡，后来在虞洽卿、张謇、李平书等人共同努力下，才算点头同意。
  张人骏是河北丰润人，出生于1846年，19岁中举人，23岁时中同治戊辰科进士，后历任山东布政使、漕运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从他的思想意识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守旧的官员，如对于君主立宪，他曾三次上奏，提五条机构改革和督、抚、司、道的权力限制的建议。在两广总督任上，为英国商船在广东被劫，英国一名医生被杀害一事，外务部竟将两广缉捕权交由英国领事馆，此事激起民愤，张人骏据理力争，使外务部最后收回成命。1908年春，日本大阪轮船株式会社的一条二辰丸火轮来广东贩卖军火，被查获后引起外交纠纷，张人骏也坚持原则，最后迫使日本领事馆放弃了索赔主张。1909年初，他调集伏波、琼航两艘军舰，随带测绘人员对西沙诸岛进行调查，每到一处都立石命名，鸣炮升旗以宣示主权，捍卫了中国的领土领海。南沙群岛有一处礁滩叫做人骏滩，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但他又是袁世凯的结盟兄弟加儿女亲家，早年对于袁世凯的支持也不遗余力。直至晚年，因与袁政见不合，定居于青岛。在维护主权和国威的同时，张人骏也是一个顽固派，他以循吏自居，尤其不喜欢与商人交往，这使他对南洋劝业会一直持冷淡态度。
  然而，张人骏低估了商人的能量，尤其是像虞洽卿这样纵横于官、商、军、政各界的人物，所抱定的雄心大志又岂是张人骏可以随意改变的？经过了一番周折，南洋劝业会又进入了紧张而有序的筹备，而且张人骏还担任了开幕式的主持人。
  1910年3月9日，上海的《申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南洋劝业会事务所行正式开所礼”，全文如下：
  南洋劝业会事务所正月初五日巳由文昌巷移入丁家桥会场内办事，兹于十八日，行正式开所式，是日午后二时开会，正副会长、上海董事会代表及各界到者百数十人，首由樊副会长代宜正会长训词，略谓外国积若干寒暑之预备，而仅成者，今欲以十数阅月之力，得之其为任大责重非常事所可况，喻愿在事者，益勤厥职务，实事以求是，勿好大而喜功云云，次由陈坐办报告调查文牍庶务工程出品，审查招待各科办事状况甚详，并谓各国赛会，若日之东京大坂、美之圣路易、意之米廊，皆以地方为名，而实含内国与世界性质，本会虽名南洋劝业会，实与全国博览会无殊，末复致谢正副会长李朱虞三观察及各团体之协赞，而终之以茶点，约四时许散会。
  这是南洋劝业会开幕前三个月的报道，说明从第二次筹备以来，时间紧迫，但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同时也说明这次南洋劝业会，其实质就是全国性的一次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原定于1910年5月9日开幕，因运输不便，有的省参展物品还没有到位，所以推迟到6月5日。在4月23日的报道中，有日本邮船会社社长近藤廉平率领的代表团自马关出发，经北京、武汉到南京的消息。5月30日，日本实业观光团到达北京，6月3日到上海。美国实业代表团于7月29日才到会。除日本和美国外，前来参展的还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欧洲的法国、意大利等。
  南洋劝业会占地700亩（有说1000余亩），共建设展馆32座，全国除西藏、新疆、内蒙古外，各省全部提供了展品。以浙江馆和江苏馆为例，不仅展馆面积庞大，还在馆内分设有教育、工艺、农业、机械、通运、美术、卫生、武备等专门展厅。在暨南馆内，专门陈列的是旅居于南洋各地华侨商人送来的展品。另外设第一、第二、第三参考馆3座，陈列的是欧美、日本等送来的展品。这次劝业会展品来源之多，种类之全，自中国有史以来堪称第一。为便于陈列，统一规定将展品分为教育、图书、科学、经济、农业、机械等24部计442类，各种展品总量达100余万种（实际没这么多，约为10万余种）。会场内除展馆外，还有很多辅助设施，如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会议厅、日常管理的事务所、产品送展的审查室、会刊编印的发行所、安全侍卫的警务室等。为让劝业会更具有吸引力，还专门在进口处设计了一座牌楼，另有奏乐亭、纪念塔、喷水池等作为点缀景观，使劝业会整体丰富多彩。各省展馆内另辟劝工场，作为手工制品专用场所。商务洽谈则有专门会馆。供参观者购物的各类商店达数十家之多。会场专设公园，中央有荷花池和喷水台，台上垒有铁拐李像，手持葫芦，水柱自葫芦口中喷出，造型生动别致。另外还专门新建了剧场、马戏场、跑马场、球场、体操运动场、大观园、动物园、植物园、畜牧场等附属设施供参观者游玩。医院、旅馆、消防队、电报房、电话局等一应齐全。在纪念塔内还安装了电梯，供游人登高远眺。动物园内有狮、虎、熊、豹、狼、犬、蛇、龟、鹰、雀等飞禽走兽及游鱼牲畜等50余种，是当时除北京的万牲园（北京动物园前身）之外的第二座大型动物园。每幢建筑都风格独具，即便是中国馆也不是千篇一律，堪称国际建筑博览会。为营造气氛，各馆在开馆时均燃放焰火，使整个场面隆重而热烈。入口处的马路两侧、每个展馆周围都安装了五色灯泡，展馆门首及檐边脊顶也饰有灯光，每夜都灯火辉煌，流光溢彩，炫耀夺目。
  开幕那一天，天气晴朗，上午9时37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人骏宣布开幕并致开幕词。袁世凯代表清朝政府宣读了圣旨，张謇、张伯苓、郑孝胥、虞洽卿、张元济、熊希龄、张静江等社会各流出席，各界代表5000多人参加了开幕式。到11点30左右，开幕典礼结束，与会代表参观了会场设施及各展馆。当天下午1点以后，普通参观者可购票入场，每票小洋三角，儿童减半。为向社会各界宣传，劝业会专门出刊《金陵杂志》，封面印有“宣统二年南洋劝业会第一次开幕印”字样，以作纪念。同时出版的还有会展介绍及指南读物、纪念册、邮票、明信片等。
  在交通方面，自南京车站至会场专门铺设了轻便轨道，用小火车运送游客。这种小火车在当时也属新鲜之物，每节车厢可乘坐30人。同时在会场外围，也设有铁轨，绕场一周，每个小时发车一趟，据说当时的乘坐者十分踊跃，大家都想尝试一下小火车。这也是劝业会的一个亮点。
  劝业会在筹备之初，虞洽卿就提出，应该对参展商品进行评奖，这也是参照了国外的一贯做法。为达到预期目的，劝业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会，由著名教育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李瑞清任主任，张謇任总干事。李瑞清是江西临川人，出身书香门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次年出任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监督，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和改革者，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后又出任江宁提学使、学部侍郎等职，官居二品，是当时江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组织了一支有数十人参加的队伍，对参展商品进行了具体点评。为倡导先进技术的运用，在评选中特别注重机制产品。以上海送展的丝绸机绣品与南京的手工云锦为例，前者得了一等奖，后者却只获三等奖。这种在今天看来不尽合理的评奖结果，在当时却成为了提倡运用新技术的一种导向。
  任何事情到了虞洽卿手上，总是与众不同，别出心裁。劝业会纪念品的设计，就是虞洽卿的一个创意。他采购了两万方杭绢手帕，在上面印上劝业会留念字样，还刻意印上了5个人的头像，他们是摄政王载泽、倡议及先期创办人端方、两江总督张人骏、两江督练公所教练兼南洋劝业会总办陈琪和虞洽卿自己。这些手帕免费赠送，不但会让大臣们十分高兴，也使虞洽卿借机扩大了影响，抬高了身价。他还将端方、张人骏、陈琪三人的图像织于丝绸旗帜上，悬挂于主会场内，以示敬意。
  为什么虞洽卿对陈琪如此看重呢？其中有两个原因。
  陈琪，字兰熏，1878年出生于浙江青田，1892年应童子试名列第一，后因母逝丁忧未能参加院试。1893年以考试第一名成绩入江南陆师学堂，三年后以第一名毕业。他不但精通军事，平时还自学外语。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委以重任，负责操练新兵，修筑长江下游要塞区的炮台。不久又调湖南武备学堂监督，并派往日本考察兵操。1904年曾负责参加美国圣路易世界博览会湖南展品的征集和陈列，可说是接触世博会的早期人物之一，所以端方委其为劝业会总办。这是其一。1905年底五大臣出国考察时，陈琪因精通英、德、法、俄、日、意、葡萄牙七国语言而被选为随员之一，以参赞的身份随团考察。有了这样的阅历，又精通外语，如此人才是南洋劝业会不可缺少的。这是原因之二。除陈琪外，朝廷还派农工部右侍郎杨士琪为审查总长，太仆寺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张振勋为会长。因劝业会的筹备时间较长，而杨、张两人均为京官，不能长驻南京，故改会长为端方。
  另外还有一则有趣的传闻，劝业会开幕这一天，曾有一名外国商人愿出大洋6000元购买第一张入场券。这一提议一出，立即引起了虞洽卿的注意。因为劝业会经费原定白银50万两，后又追加20万两，但从筹备的需要看，仍远远不够，最后突破了100万两。而且当时清朝政府财政困难，原定70万两官商各半的35万两支出也十分困难。为促使劝业会尽快开幕，虞洽卿则垫付经费36万两。如今看到一号入场券有如此价格，虞洽卿决定采用竞价办法，即谁出的高价，则一号入场券便归谁。最后，由华侨梁祖禄出银1万两购得此券。
  1910年11月29日历时6个月有余的南洋劝业会闭幕。这次劝业会共吸引了国内外商人和，参观者30余万人，在当时的中国确实称得上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盛会。从经济角度看，这次劝业会商品成交额为3000万～4000万元，这是一个直接成交数，不包括劝业会对其他方面的带动。另外，劝业会对于启迪民智，激发工商界人士走“实业救国”和“科技救国”之路，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武备馆中的军舰、鱼雷、兵工厂模型、机枪、重炮等武器，让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看到了中国与西洋各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差距，有的纷纷放弃学业，准备投笔从戎。如当时年仅18岁的江苏苏州著名油画家颜文樑，参观回家后准备放弃自己的美术专业，投身入伍，以抗御外侮，后在其父的劝阻下，才放弃此念头。
  南洋劝业会的另一重要意义是引领中国博览会的发展，1929年西湖博览会就是最好的例子。自此以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此类博览会的重要性都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为后来博览会的成功举办奠定了最为广泛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劝业会举办的前后，舆论界给予了连续不断的报道和宣传，使国人对于商人的传统偏见得到改变。如《申报》《国风报》《东方杂志》《劝业月报》等报刊，在报道过程中对于组织者克服重重困难、全力支持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对中国人职业道德和商业精神的总结和褒扬。那些头脑灵活的商人则是将一些广告宣传品带入会场，分发给了参观者，扩大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次劝业会促进了现代摄影技术的兴起，在照相馆前等待摄影的人有时竟排起了长队。参观者在各展馆和游乐场所前拍照留念，也为今天留下了许多相当珍贵的照片资料。在文化方面，劝业会也为今天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字。由于当时有不少学校主动组织学生参观学习，不但让学生启蒙开智，还有不少文人专门撰写文章。如江苏文人徐寿卿，专门撰写了《金陵杂志》一书，向参会者系统介绍了南京的人文历史和概况。浙江文人王漱岩，参观后创作诗歌210首，汇编成《南洋劝业会杂咏》，抒发了自己参观后的真实感想。鲁迅先生当时在绍兴任教，带领200余名学生前去南京。据《东方杂志》报道，这些学生参观后说，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当时上海有位80岁的老人濮宿贞，携子带孙，参观后写了《金陵纪游》一书，其中就保存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史料。当时有一个还在日本帝国大学农科留学的学生，名叫陶昌善，专门从日本赶来南京，在劝业会搜集各类资料，为撰写毕业论文作准备。陶昌善是浙江嘉兴人，后来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农政司司长。近代知名教育家骆憬甫，当时是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学生，他和同学们排队出发时，学校的一名日本教师还对天鸣枪以示欢送。他在参观后说，经历这次旅游参观，才认识了世界之大和自己的渺小。这次参观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
  当年正在苏州上学的郑逸梅和叶圣陶，也由学校组织去参观了南洋劝业会。郑逸梅在回忆时说：这个会场占地很大，特铺铁轨，驰行小火车，可以绕场一周，以符合地方特色。劝业会还附设有旅社、餐馆、戏院、游泳池。因为种种商品和工艺美术，标新立异，一天难以全部看完，备了膳宿，可以连续游览。还可以看戏、游泳，调剂一下生活，考虑可算是非常周到了。
  叶圣陶在撰文回忆自己参观南洋劝业会时这样写道：学校组织我们到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正走到会场正门，突然下起了一阵很大的急雨。但同学们好像没有这回事，立正停步，成双行，向左转，报数，然后散开，到各馆去参观，秩序井然。第二天，《会场日报》特别刊载说苏州草桥中学来参观，完全是军人模样，遇到阵雨，队伍绝不散乱，学生个个精神百倍。叶圣陶认为这则报道是一种荣誉，也是对学校在平时教育时强调了纪律性和集体荣誉感培养的一次检验。
  茅盾当时求学的湖州中学也组织学生去参观了南洋劝业会。学校规定每个学生的旅差、食宿、门票等共需10元钱。当时他身上有十几元钱，是他半年的花费。他怕母亲不同意，就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母亲非常支持，接信后给他汇去了10元钱，并在信中说，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是其他东西，只要手头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亲寄给你。茅盾在南京参观劝业会后，果然去了旧书店，游览了雨花台，这也成了茅盾中学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根据2010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首届博览会：南洋劝业会百年回望》丛书记载，当年因经费困难，清朝政府还发行过十元面额的公债券。此券在北京瀚海2012年冬季拍卖会上估价1.5万～2万元，这大概也可以算是劝业留存至今的文物了。
  更有趣的是，南洋劝业会上的一些物资后来到了慈溪。原来劝业会结束后，小火车、电报房、发电机、救火车等被虞洽卿低价回收，然后捐给家乡龙山山下村。因此，龙山在劝业会后出现了电报房、救火车，更重要的是有了36公里长的小火车铁轨。百余年过去了，遗留在龙山的当时属于全球最先进的工业产品都已不复存在，但泰平桥头那几间安放救火车的房子和设置电报房的三间小平屋至今还在。今天的人们坐在泰平桥头，望着这几间有些破落的平房，也许想不到百余年前这里面放着的是全球最领先的工业产品，曾令多少人羡慕眼红呢。
  【参考文献】
  1.周安庆、张宏.上世纪初的中国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人民政协报，2010一04-29.
  2.何立波.百年前的“中国首届世博会”检察风云，2010（4）.
  3.孙红华.中国参加世博首任团长陈琪.
  三 武松墓与西湖博览会
  武松是《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他以威武高大，武艺超群又力大无穷，富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而闻名。对于武松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向来说法不一。最近有人提出，武松是河北省清河县人，以卖艺为生，由于性格豪爽，拳棍娴熟，被杭州知府高权看中，给了他杭州府都头的差使，后因办案有功，升为提辖。可是好景不长，这个高知府因得罪权贵遭革职，武松也受牵连，被逐出衙门。继任知府蔡鋆，是个暴政贪官，他不分黑白，唯利是图，又苛政百姓，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武松决心为民除害。他怀藏利刃，潜伏于蔡知府的衙门周围，伺机行事。有一天，看到蔡外出回来，到门口下轿，武松突然蹿出，当场将其砍死。后因官兵太多，终于寡不敌众被擒，不久被处斩刑。老百姓知道后，将他的遗体用棺材盛殓，葬于西泠桥西（也有说葬于钱塘门外），并有墓碑，上刻“武松之墓”四字。
  另据著名美术家、手工教育专家姜丹书（江苏溧阳人，1885～1962，1910年入浙江两级师范任教）在《证实了剧艺上两位英雄的奇迹》一文中说，他曾听好友吴剑飞（上海金山人，1889～1974，同盟会会员，早年曾随父居杭州）说过，在他9岁那年（1898年），一天跟父亲到涌金门外的三雅园喝茶，走过涌金门头时，看到有很多工人在修筑城墙，城外有一具棺材搁在那里，和头（尸体的头部方向）上有“武松之柩”四个字，宋体，每个大约六寸见方，凸刻，贴金，金色未变，全棺完好，但比平常的要长一些。如果此话属实，则说明武松确实安葬于杭州。不过，最初的武松墓并不大，只是在荒冢中的一个土丘，虞洽卿和杜月笙为什么会去杭州改建武松墓呢？事情还得从张静江举办西湖博览会说起。
  在虞洽卿等人倡导国货运动的推动下，各地举办国货展览会的热情空前高涨。南洋劝业会成功举办之后，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地都举办过国货展览会，但规模都不大。1928年6月，虞洽卿在全国经济会议上再次呼吁，振兴经济必须提倡国货，得到了工商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其本身就是极富经营头脑的商业奇才。1902年，他跟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不久就在巴黎开设了通运公司，经营茶叶、古玩、丝绸等商品，后又将分公司开到了纽约，并将经营中所得利润大部分都资助给孙中山作为革命经费。1920年又与虞洽卿一起在上海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两人算是老相识和老搭档。他还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时的监誓人，曾全力向孙中山荐举，使蒋介石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后来也是张静江的力荐，使蒋介石坐上了国民党委员长的宝座。1927年5月，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后，张静江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但很快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而辞职。1928年2月，他出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虞洽卿为委员。是年9月，再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张静江上任之后，雄心勃勃，决心要为浙江实业的发展和文化的振兴作出努力。
  当时，由工商部发起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虞洽卿作为四位主席委员之一，也投入了一定精力。中华国货展览会于同年11月在上海开幕，浙江也有代表团参加。也就是这样的大背景下，浙江省建设厅向省政府提出了举办西湖博览会的动议。这份报告送到了张静江的案头，他马上给予了批复，首先成立一个筹备班子，由省建设厅厅长程振钧为筹委会主任，筹备处设于省建设厅内，下设总务、工程、财务、场务、交际、宣传、馆所筹备、驻沪办事、驻京通讯等机构，确定了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同时在湖北、安徽、上海以及浙江省内的75个市县均设西湖博览会筹备分会，在苏州、无锡、镇江、常州、越南的南圻（当时是一个小国家，后为法国的傀儡国，首都西贡）、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当时属爪哇国）等地同时设立征集西湖博览会出口委员会，广泛征集展品。这些公使机构在筹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在杭州参加筹备的工作人员600余名，加上各地分支机构人员，总数近2000人。
  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结束，虞洽卿曾专程赴杭州与张静江会面，张静江向他介绍了西湖博览会的大致构想，虞洽卿则谈了南洋劝业会的一些感想和经验。西湖博览会的会场设在西湖四周，包括断桥、孤山、岳王庙、北山、宝石山麓与葛岭沿湖地区，周长4公里，面积约5平方公里。大门设于白堤断桥北堍，主会场在平湖秋月、中山公园至西泠桥。对于这一布局，虞洽卿认为很有创意，他在参观现场时，发现武松墓破旧不堪，于是就有了重修武松墓的设想。回到上海以后，他向杜月笙谈起要对武松墓重修的建议，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另外有一种说法是，在武松墓修理时，张啸林也积极参与。
  武松墓与苏小小墓相邻，相距约50米。墓由四部分组成，即墓道、牌坊、墓碑和墓圈。墓道长10米，宽6米，石牌坊约6.04米，取材于福建莆田的青石，上有石匾，书“嵚奇瑰伟”四字，篆体。石柱上有对联“失意且伍豪客，得时亦一英公”。意思是武松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称得上一代豪客，也不管是得到还是失去，都无愧于盖世英雄的称号。在3米高的墓碑上书“宋义士武松之墓”七字。墓高2.8米，其圈高1.1米，直径4米。此墓于1964年的4、5月间被拆毁，据当事人朱家昌（参加过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杭州市建设局机具供应站运输队当调度）回忆，对于这次平墓迁骨之事，有一缘由。据说当时有一著名人物住在西湖边，对面都是古冢，就说了一句话：“我怎么和这么多死人睡在一起。”当时康生听了此话，第二天就下令给杭州市将这些坟墓全部搬迁。当时上级要求市建设局和园林局进行“大扫除”一天一夜24小时内，就平毁了苏小
  小墓、武松墓、秋瑾墓、林和靖墓及孤，山七星坟等20余座古墓。武松墓的墓碑、墓石和石牌坊拆下后，由汽车运走。墓内的白骨用骨瓮盛敛后运到了鸡笼山。由于年代久远，棺木已经腐朽，白骨也都碎了。工人们当时也没有多看多想，只是将尸骨装到瓦罐内尽快运走。对于武松墓的真假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以朱梅叔在《埋忧录》中的记载：“国初时，江浒人掘地得石碣，题曰‘武松之墓’，当时进征清溪，用兵于此。稗乘所传，当不诬也。”陆次云在他的《胡壖杂记》中，亦有类似记载，认为武松确有其人，其墓在杭州铁岭关附近。但汪师韩则坚决反对，他在《韩谈书录》中说：“此恐是杭人附会为之。不然，南宋人记录多矣，何无一人言之，阅四百余年，始有此异闻乎？”但梁章钜却认为汪师韩说法不足信，因为真实的武松并不是如《水浒传》所塑造的那样，而只是个流落杭州，以卖艺为生的无名之辈，后因好打抱不平而被官府纳用，其名气只在民间，故南宋时并未将其列入人物传记也极合常理。根据《浙江通志》《杭州府志》等记载，武松应当是实有其人。在没有更多资料否认这些史志记载的前提下，说武松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也是难以立足的，况且于20世纪20年代编纂的《西湖新志》和成书于1936年的《游杭快览》等书籍中，都沿用了史志旧说，只是原墓到底在什么地方，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当虞洽卿和杜月笙出资整修武松墓时，应该已经迁动过多次。因为缺乏相关记录，才使得武松墓疑云四起。作为西湖博览会的一个重要的且能吸引眼球的景点，武松墓的修复不失为锦上添花之举，这也算是虞洽卿等人送给西湖博览会的一份贺礼。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有人整修曹操墓、隋炀帝墓的笑话出现，但和当时虞洽卿相比，显得多么苍白。
  1929年6月6日下午2时，西湖博览会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其主要议程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启门礼，主要有奏乐、鸣礼炮、升旗和启门礼四项，其中升旗由立法院副院长林森主持，启门礼由工商部部长孔祥熙主持。启门礼之后，代表和来宾由军乐队前导入场，接着是奏国歌、致礼、致开幕词、报告筹备经过、唱会歌、观看武术表演。参加开幕典礼的主要人物有代表国民政府的孔祥熙、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朱家骅、代表行政院的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监察院院长蔡元培、立法院副院长林森、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农矿部部长易培基、海军部部长杨树庄、外交部部长王正延、训练总监何应钦、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上海中法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诸民谊等。蒋介石没有出席，专门派人送来了题词“恢张蠡策”。张静江主持开幕式，程振钧向大会报告了筹备经过，并主持发行了《西湖博览会筹备特刊》。博览会结束后，程振钧还组织人员，专门编印了《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共6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而丰厚的遗产。
  张静江对西湖博览会的筹办，可以用“殚心竭力、思维新颖”来形容。他先后14次主持召开筹委会全体成员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构想和新方案。首先，他提出要有一首会歌，因为举办目的是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所以要求会歌能体现这一主题。经人推荐，会歌的词曲由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吴梅（字瞿安）创作，歌词的全文是：“薰风吹暖水云乡，货殖尽登场，南金东箭西湖宝，齐点缀锦绣钱塘，喧动六桥车马，欣看万里梯航。明湖此夕发华光，人物果丰穰，吴山还我中原地，同消受桂子荷香，奏遍鱼龙曼衍，原来根本农桑。”这首歌送张静江看后，觉得十分满意，他亲批稿酬大洋1000元，派人专程送到南京。此事引起了新闻界的高度关注，上海、杭州的报纸竞相报道，说吴梅创作的歌词每字值10块大洋。张静江还请人撰了一副联，悬挂于大门两侧的柱子上，上联是“地有湖山，集二十二省无上出品大观，全国精华，都归眼底”，下联为“天然图画，开六月六日空前及时盛会，诸看成竹，早在胸中”。作者署名是天台山农。
  其次，在场馆设置上，张静江特设了一个卫生馆和禁烟室。他曾指出，卫生关乎民族盛衰，西欧各国讲卫生、讲文明，国力强盛，而亚洲各国，不倡导卫生，以致国力弱小。他认为卫生与国力是一对孪生兄弟，强弱相依，所以坚持要设卫生馆。而对于鸦片的毒害，他更是切齿痛恨。在他的倡议下，博览会专门开辟了一个禁烟室，并要求全国禁烟委员会提供鸦片、吗啡、海洛因、高根、金丹、红丸等毒品样本，在名称下详细讲述其危害性。所以，这次博览会的设计上，共有8馆2所3厅。这8馆分别是革命纪念馆、博物馆、艺术馆、农业馆、教育馆、卫生馆、丝绸馆、工业馆；2所是建设新浙江特种陈列所和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参考陈列所；3厅是铁路陈列厅、交通部电信所陈列所和航空陈列处。
  西湖博览会原定经费15.3万元，全部由省政府划拨。后因展品征集范围扩大，经费不断追加，到了开幕前两个月，已追加18.45万元，超出原定计划一倍以上。即便如此，依然不足，张静江不得不另想别策。一是发行西湖博览会奖券，中奖者可得到一笔奖金，这类似于今天的彩票。二是要沪杭铁路的增收部分提两成作为博览会经费，理由是在博览会的4个月期内，火车的客票收入将成倍上升。三是印制西湖博览会明信片100万张，在会场廉价发售，要邮局免费寄送，每张邮寄的明信片以售价的百分之三十为邮费，结束后向省建设厅统一结算。这三项措施十分有效，奖券于开幕前已销售一空。也有人说，张静江的这三个点子，是向南洋劝业会学习的，还有人认为是张静江与虞洽卿商量时，虞洽卿就向他提醒，这次经费的预算恐怕远远不够，于是提议用发行债券的办法。但张静江觉得债券的发行，还有个到时偿还问题，太过复杂，所以才想到了这三种新的筹款办法。
  如果说南洋劝业会的轰动在于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博览会，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而西湖博览会的轰动，则在于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设备，如无线电播音设备的运用，使会场内音乐的播放得以成为现实；为普及电报知识，博览会内的电报房每字只收2分，比平时的每字5分便宜了百分之六十；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博览会期间还举行了飞行表演，经中央航空署同意，派出1架水上飞机“金马”号环飞浙江全省，空中散发博览会的宣传刊物和传单，另外有3架飞机载着客人在西湖上空盘旋，这在飞机十分稀罕的年代里，当然成为一大亮点。
  西湖博览会于10月10日举行闭幕式，其间共展出物品14万余件，参观人数达1760万人次。来自国内外的参观团体1997个，其中来自国外的有美国华侨参观团、美国记者团、日本考察团、日本教育考察团、英国商务考察团、朝鲜考察团、支那考察团、万隆考察团等。在闭幕式上，张静江致闭幕词。因为有很多国外参观者游兴未尽，根据孔祥熙提议，闭幕后再延长10天。为鼓励实业，提高国货的产品质量，博览会设有专门的审定委员会，对展品进行评奖，共评出特等奖248个、优等奖802个、一等奖240个、二等奖1600个。博览会结束以后，经省政府批准决定建立西湖博物馆（即今浙江博物馆）、浙江经济图书馆、杭州电厂用户娱乐电影院三个机构。各馆的展品在征得送展人同意后，转赠西湖博物馆和浙江经济图书馆，作永久陈列。
  当2000年10月20日杭州举办第二届西湖博览会时，人们看到的武松墓已经在鸡笼山的半腰上，与光复浙江烈士墓在一起，虽然也有墓碑，但十分简陋。到2004年，为充分挖掘西湖的历史文化，广大市民和游客要求将武松墓迁回原址。经过专家学者充分论证，决定在西湖桥畔恢复。幸好当时虞洽卿出资建成后有一幅照片，可以作为复原的参照。现在的武松墓则是按虞洽卿当年修建后的面貌重建的，虞洽卿泉下有知，也当没有遗憾了。
  【参考文献】
  1.王家屏.武松墓里有骨骸，最早不在西泠桥.都市快报，2004-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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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提倡并推广新生事物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科技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原来的生产模式。然而，当这些先进的科技成果进入中国时，却遭到了冷遇。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更是对这类先进技术不屑一顾，他们因循守旧，以不合祖宗规矩为借口加以拒绝，失去了很多原本可以改变现状，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这种沉痛的教训至今仍具有警示的意义。当然，无论是在官场内部还是民间，还是有人对这些先进科技成果抱有乐于接受的态度，只是这股力量远比保守派要弱得多，相比之下，保守派对于维新派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势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这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最主要的原因。其中有一些官员和商人对于新生事物总是持积极态度，虞洽卿就是其中的一位。
  上海开埠之初，市内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轿子和马车，另外还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独轮车。官员乘坐的轿子有严格规定，大小、装饰都得按规定办，否则就有僭越之罪，轻则挨批受训，重则革职查办，所以什么品级的官员使用什么样的轿子，大家都老老实实，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民间小轿就不同了，不但轿身较小，外面围的一般都是青色的布，故又称青衣小轿。但轿子和马车毕竟需要轿夫、马夫等人力，只有家境殷富者才用得起。但随着上海工业的发达，来上海做工的人越来越多，每天的上下班很成问题，因为这些打工者不可能在市区内租住，往往住在城外，路途较远，这就出现了另外两种适合普通人使用的交通工具——独轮车和黄包车。20世纪初，有一位英国作家初到上海，看到街上有人推着一个轮子的车，就去问车主，这车是派什么用的。车主告诉他，这叫独轮车，可以运送货物，也可以坐人。这位英国作家非常吃惊，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只有一个轮子的车可以坐人。几天之后，他却发现，这种独轮车不但可以坐人，而且一车竟然坐了几人，推车者就是凭着两根车把，稳稳当当向前行进，这让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中国人确实了不起。黄包车是从日本引进的一种人力车，所以又叫东洋黄包车。作为普通民众的交通工具，独轮车和黄包车曾在上海占有重要地位。到了1901年的某一天，第一辆汽车进入了上海，使上海原有的交通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901年11月，匈牙利商人李恩时将2辆汽车用轮船运到了上海。按照国外惯例，汽车是需要牌照的，于是他向公共租界提出申请。因为公共租界此前从未发过汽车牌照，而且发放汽车牌照需要交纳一定的税额。1902年1月1日，第一块小汽车牌照在上海诞生了，征税每月2元。这辆汽车在上海街头一出现，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据说这辆汽车行驶在街上，居然有人想凭着蛮力从后面把汽车拽住。结果可想而知，非但没有把汽车拉住，还差点送了性命。于是有人告到衙门，说汽车会拖死人，不准在马路上行驶。但由于汽车行驶在租界内，上海道无权干涉而作罢。对于这些新生事物，虞洽卿的态度截然相反，据说他曾去周家试乘小车，并在各种场合大力宣扬汽车的好处。这种与时俱进的观念现在看来十分平常，在当时却需要超前的眼光和魄力。到1903年，上海的汽车有5辆，1908年增加到118辆。当时为了迎合车主对特殊号码的兴趣及增加市政收入，租界当局还特地留出一些特殊号码以高价出售。如上海宁波籍房地产商周纯卿抢先夺得第1号牌照，2号被英籍犹太人沙逊夺得，3号被英国人马立师获取，而哈同只夺得第4号牌照。据说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特殊号码须用二三十两黄金才能到手，其中3333号为鄂森大律师夺得，4444号为盛宣怀四子盛老四夺得，5555号则为虞洽卿之婿江一平大律师夺得，而杜月笙的牌照为7777号。
  在上海，拥有第一辆私家车的中国人是周湘云，时间大概在1905年前后。周湘云是宁波人，他的父亲周子莲早年到上海谋生，曾供职于老沙逊洋行。后离开洋行从事营造业和房地产开发，是上海最早开发房地产的商人之一。1891年，周子莲逝世，其产业由儿子周湘云继承，成为上海著名的房地产商。当周湘云从丹麦商人处购得第一辆汽车并领到一块编号为001的车牌后，在汽车的左右两侧专门贴了一个铜做的“周”字，并改装了车灯，使这辆汽车显得与众不同。正当周家人为拥有第一辆汽车感到高兴时，却遇到了麻烦。原来是哈同洋行老板为了显威风摆阔气，也是为了图吉利，愿意出高价收购周家汽车的牌照。周家也是上海的富商，当然不肯轻易将汽车牌照转让，引起了哈同的强烈不满，他甚至威胁如果在街上发现这辆汽车，一定要把它砸烂。再说这哈同是上海公共租界董事，可谓有财有势，周家人惹不起，就去与虞洽卿商量。
  从1903年开始，虞洽卿在荷兰银行任买办，与哈同这个犹太商人（1851年出生于伊拉克的巴格达，后加入英国籍）也曾打过交道，这是一个野心勃勃，富有奇思妙想且又有冒险精神的商界奇才，凭自己一个小小的买办身份去游说，哈同未必会买账，所以他建议还是让工部局出面协调。但周家认为哈同生性蛮横，即便是工部局协调成功，也很难保证哈同不会暗地里使手脚，考虑再三，决定将汽车停于自家车库，暂不使用。周湘云是上海巨富之一，也是一个有名的收藏家。根据现有的一些零星资料记载，周湘云的藏品有青铜器、字画、瓷器、田黄等。有两件青铜器于新中国成立后被上海博物馆收藏。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看到后将其中的一件调到了北京，入藏国家博物馆。在字画的收藏中，最为著名的是怀素的《苦笋帖》和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其他为赵孟頫、董其昌、黄公望、王蒙、石涛等人作品，更是应有尽有。在碑帖方面，最为珍贵的当数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铭》，这些藏品大多来自于端方的旧藏。
  虞洽卿什么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私人汽车？由于相隔年代较久，已经很难推测，但他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决不会落后于人。他于1881年到上海后，就听人说上海的第一条铁路是几年前被拆除的。听到这样的事情，年少懵懂的虞洽卿还不明就里，直至后来长大，在谈及这件事时，他还耿耿于怀。
  被称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吴淞铁路，于1872年美国人布拉特福成立的吴淞道路公司负责建设，后来由英国人接办。到1876年6月12日，铁轨已从上海铺到了江湾。由于两江总督沈葆贞的坚决反对和强硬态度，双方把矛盾上移交给李鸿章。经协商，最后决定这条铁路归中国人管理使用，但必须在一年内付清赎款。到1877年10月20日，赎银全部付清，移交手续已办妥，按道理这条铁路归中国人自己管理和运营，已不存在任何路权问题。偏偏在此时，上海道员易人，由刘瑞芬接替原道员冯焌光，此公排外情绪强烈，对于新生事物更视作障碍，例如租界当局要把煤气灯和自来水向全上海推广，就遭到了他的坚决抵制。刘瑞芬一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勒令吴淞铁路停运。得此消息，美国驻北京公使西华亲自到总理衙门，希望清朝政府不要拆毁这条铁路。上海、苏州两地也有145名华商联名上书沈葆贞，请求铁路继续运营，但这一切都属徒劳，刘瑞芬主意已定，非拆不可，到了年底，铁轨连同路基被彻底铲平。这是当年中国人排斥新生事物的真实写照。虞洽卿认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愚昧可笑，这不是主权领土之争，而是新老观念的交锋。
  吴淞铁路被拆28年之后，上海出现了第一家电车公司。这家公司是由英国人创办的，并在赫德路（今常德路80号）建立了第一座车站。紧接着，南京路被“剖膛开肚”，两根细长的铁轨埋在上面，到1908年3月5日，第一辆有轨电车从静安寺出发，终点站为外洋泾桥（广东路外滩），全长6.04公里。对于这一新式的市内交通工具，上海老百姓几乎是嗤之以鼻。这不禁令人回想起上海兴建第一家发电厂时的情形。
  有轨电车的主要动力是电，没有电就成一堆废物。上海人对于电的认识，也同样经历过一场纷纷嚷嚷的闹剧。1882年4月，曾任工部局总董的立德禄提出建立发电厂，主要用途是路灯和家庭的照明。当时上海租界内的马路上和家庭使用的都是煤气照明灯，输送煤气的管道都架在专用的木杆之上，工部局认为架设电线杆会影响市容，且又与煤气公司相冲突，所以拒绝了立德禄的要求。经再三商量，工部局同意把电线也架在输送煤气的木杆上，但发电公司必须向煤气公司作出补偿。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南京路江西路交叉口挂出了“上海光电公司”的招牌。因当时使用的是电弧灯，光线强烈，亮度很亮且又很不稳定，一度遭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另外一个原因是发电量小，成本大幅上升。一般居民家中对电都十分反感。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光电公司将发电厂从苏州河北岸的乍浦路搬迁到了斐伦路（今九龙路）一带，发电量从原来的几千瓦时提高到200千瓦时。后来随着在上海开办工厂的外商增多，电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才被上海市民逐步接受。当时每度电的收费是8分。到了有轨电车通车的1908年，占地39亩的杨树浦发电厂已开始兴建，1913年开始供电，装机容量4000千瓦。1923年扩大至12.1万千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发电厂。电厂的建设史也见证了电车的发展史，两者在初始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第一辆电车行驶在南京路上时，抱好奇之心的围观者有之，持怀疑态度的远避者有之，甚至还有视其如野兽的谩骂者。当时的电车外壳为木质，涂以绿色，车顶上有一条又粗又长的线，与电源线相接，前面挂着一个铃铛，车子开动时会发出叮当之声，所以上海人叫它“辫子车”或“叮当车”。在试行的几天里，电车公司除了大做宣传外，还让人免费乘坐，奇怪的是竟然无人上车。这一下，电车公司慌了，如果一直无人乘坐，岂不亏了老本？他们绞尽脑汁，最后想到了名人效应。电车公司老板是英国人，他专程找到了虞洽卿，想请他出马做个活广告，虞洽卿满口答应，他还建议邀请朱葆三一同参加。朱葆三是定海人，大虞洽卿21岁，是上海金融业、进出口贸易、轮船业等方面的工商界巨头，与虞洽卿同乡加前辈。就这样，到了举行通车典礼这一天，虞洽卿和朱葆三乘上电车，沿途向围观人群频频招手示意。同车的还有电车公司中外董事20余人，他们临窗而立，谈笑风生，彻底打消了在民众中误传的“电车带电，坐上危险”的传闻。不少新闻记者追踪拍照，登载于第二天的报刊上，成为当时一大热点新闻。
  张爱玲的寓所紧邻着一家电车场，每天晚上都会在阳台上静静地等候电车全部进场后才睡下。她的小说《封锁》写的就是发生在电车内的各种故事。这部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
  曹聚仁对于电车也深有感触，他回忆说：“电车开头并不设闸门，沿途可以飞车而上，飞车而下，我也自负飞车能手，有一回摔了一跤，就不敢再试了。其后装了闸门，谁也飞不成了。”
  张爱玲和曹聚仁对于电车的描写，可以帮助我们加深了解，虞洽卿和朱葆三就不同了，一个后来在宁波创办了永耀电力公司，一个在定海搞了小型发电厂。他们把新生事物带回故乡，造福了故乡人民，这是文人与商人的最大区别。
  当然也有例外。当汽车和电车逐渐取代轿子和马车风靡上海时，有一个人却依然故我，成为当时上海滩上的一道另类风景，他就是上海著名的治伤寒症的名医张世镳，由于中年失聪，人称张聋髶。他住在北京西路泥城桥附近的一幢中式大宅，虽然不挂招牌，但每天人头攒动，前来就诊者常常把这四进大院挤得水泄不通。这位老先生不但医术高超，医德也让人钦佩。上世纪20年代初，他曾到四明公所创办的四明医院（创于1906年）主持医务，当时正值“流脑”爆发，他师古而出新，独创了很多新方，挽救了一大批患者性命。但他有一特点，就是从来不坐汽车和电车，每有出诊，必坐一青衣小轿。因当时这类轿子已几乎绝迹，所以人们一看到这乘轿子，就知道是张聋髶出诊，这乘小轿成了他无字的广告。
  1963年8月15日晚凌晨零时17分，一辆编号为34号的有轨电车挂着一块“末班车”的牌子从南京路上驶过，标志着运行了55年有轨电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到8月15日南京路上的轨道全部拆除。当时人们曾预言，上海再也不会出现有轨电车，了。然而，事物的发展又经常出人意料，2007年12月，有轨电车在浦东张江又开始动工兴建。这条轨道全长10公里，沿途停靠15个站点，2010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行。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上海、苏州、沈阳、南京、大连等13个城市使用有轨电车，有74条线路，总长1066公里。据说上海正在规划，准备将有轨电车延长到600～800公里。看来虞洽卿当年竭力推广的新生事物，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严介生.中国第一条铁路被清政府拆毁始末.人民政协报，2008-07-03：B4.
  2.薛理勇.上海洋场.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五 风光一时的房产开发
  一个商人的成功与否，除了敏锐的眼光和精明的头脑外，还需要运筹帷幄的谋略和当机立断的胆魄，虞洽卿的身上就具备了这样的潜质。一次偶然的聚会闲谈，有时会爆出灵感的火花。虞洽卿与朱葆三之间一次不经意间的交流，使他萌发了投资房地产的想法。
  自从跳槽到了鲁麟洋行任买办之后，虞洽卿与朱葆三多有往来，这位“宁波帮”的前辈在虞洽卿心目中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朱葆三于1848年3月11日出生于舟山定海，因父亲去世，14岁便到上海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他吃苦耐劳，勤奋自学，17岁时就因总账房谢世而接任总账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又升经理。1878年店主因病逝世，五金店被迫关闭，朱葆三便自己开了一家慎裕五金店。此后他结识了叶澄衷和上海道员袁树勋，凭着超强的交际能力在上海获得了极速的发展，他先后投资银行和保险业10家、轮船公司7家，还在电业、自来水业、水泥、纺织、面粉等各个领域均有股份，成为上海工商界首屈一指的人物。虞洽卿十分钦佩朱葆三的为人和思路，所以两人经常见面，促膝长谈。
  这次谈话的内容有点特殊，他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位专事房地产开发的外国商人哈同。这个后来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大慈善家的外国人，出生于1849年，1873年24岁时来到上海，先在老沙逊洋行打工，后来暗中从事鸦片贩卖而致富，1886年与中法混血儿罗迦陵结婚，先后担任过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董事。从1898年开始从事房地产的开发，到1901年脱离新沙逊洋行，自己组建哈同洋行，从此就一直以开发房地产为业。哈同的房地产经营也有过几次波折，但他都能够险中取胜，创下了不菲的成绩。在商言商，这是虞洽卿和朱葆三的主要话题，像哈同这种靠房地产几近暴富的人物，自然是他们热议的话题。他们谈到了哈同的经营手段，或巧取豪夺，或强横霸占的做法，深深感到要想在上海做成大生意，没有一点背景是难以支撑的，尤其是在爱俪园的扩建过程中，哈同采取的几乎是强盗般的手段。当所有的居民被迫搬迁之时，只有一个人坚决不屈服，他不但对哈同的威胁毫不理会，还特地挂出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张世镳家”四字，此人就是在前章说到的乘坐青衣小轿的名医张聋髶，这让所有的上海人对这位不屈从于权势的名医深感钦佩。两人谈论良久，朱葆三告辞回家，而虞洽卿却对房地产有了深厚的兴趣。
  哈同洋行注册于1901年，按当时租界规定，洋行必须到香港的英国政府办事处登记。哈同跑了一趟香港，完成了洋行的登记注册手续，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经营项目是国际贸易和地产。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鸦片生意，这当然不能公开，只能利用一个合法的名称做外衣，至于地产，那就是房地产。哈同在南京路一带先是收购地皮，建造房子后出售。在获取地皮时，免不了劝说与威胁并用，软硬兼施，这样做目的是尽快赶走原住民，以最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令利润达到最大化。
  与哈同相比，虞洽卿无论在人脉关系上还是资本实力上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况且像鸦片这种买卖他也是绝对不会做的。当时在苏州河以北今虹口区一带，还比较偏僻，人口也不多，所以地皮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一般地皮只有几千元一亩，水稻田等只有300元一亩。虞洽卿自己筹了一些钱，又向银行借贷了几万元，首先买进了一块地。接着他又打听到在闸北有一处叫升顺里的房产出售，在天潼路一带有一处叫顺征里的房产出售。这两处已经建成的房产虽然时间不长，但建筑的布局和设计并不合理。虞洽卿买下了升顺里和顺征里两处房产后，组建了华顺、顺征两个房地产公司，开始从事房地产的开发和经营。
  在设计上，虞洽卿认为上海早期的石库门住宅很受住户欢迎，于是就将房屋的建筑式样全部参照石库门的形状来做。石库门式的住宅，起源于1850年前后，起特点是以石条为门框，再配以坚实厚重的实木大门，具有很好的防盗功能。刚开始时，这种住宅叫石箍门，意思是这门及门框如石头箍住，安全可靠，后来因为宁波人到上海经商者越来越多，就将石箍门读成了石库门。此类民宅的最大特点是外面坚固，里面是二层楼房，很像江南传统的三合院，所以江浙一带的人对这种住宅特别感兴趣。虞洽卿身为宁波人，对于这种偏好习性当然是了解的，所以，他所开发的房产，大多都采用这一形式。石库门结构住宅的另一个特点是一门一户，在一条弄堂内虽有几十幢住宅，但都有各自独立的空间，这样更有利于隐私的保护，这也是这种住宅受到住户欢迎的另一原因。
  对升顺里和顺征里两处房子改造后，很快就销售一空，于是，虞洽卿又着手对苏州河北面一块地皮进行房产开发。在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创办之前，虞洽卿原本打算在上海以房地产为主业，这是因为他担任荷兰银行买办之后，对于融资已有足够的把握，而这恰为开发房地产的必要条件。所以，除了组建华顺、顺征两家房地产公司外，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房产租赁公司。这家公司类似于今天的房产中介机构，一面搜集房屋信息，一面将这些信息通过报纸等媒体予以发布，介绍成功后，赚取一笔佣金。1907年和1908年，虞洽卿牵头发起成立了四明银行和宁绍轮船公司，并分别担任协理和总经理，这些职位一来需要投资，二来还得投入大量的精力，相比较而言，这两家新开张公司更需要他全身心地去张罗，这样就很少有时间去过问房地产。到1914年底，他离开宁绍轮船公司，在上海创办三北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18年，又接盘英商的鸿安商轮公司，在航运业方面越做越大，最后将两家房地产转让，全力经营他的三北轮船公司。
  1911年4月，四明银行遭遇到第二次挤兑风潮，原总董周金箴和经理陈薰与虞洽卿商议，准备筹措银元应对。作为同盟会会员，此时的虞洽卿正忙于同陈其美一起从事革命的准备，这引起了银行股东的极大不满，于是召开股东大会，决定改组四明银行。总经理陈薰为宁波镇海人，曾是上海源丰润票号总经理，担任过上海道库源通官银号司事，还在汉口开有钱局，是大清政府的重要铸钱机构之一。这些金融机构的重要职位，已经让陈薰忙得不可开交，偏偏在此之前，上海又出现了一波钱庄倒闭风潮，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陈薰筋疲力尽。在改组会上，陈薰主动提出辞去四明银行总经理一职，改由慈城半浦人孙衡甫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周金箴和虞洽卿也分别辞去了总董和协理之职。孙衡甫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后，对银行的业务进行了整顿，一面聘请虞洽卿为顾问，准备创办四明保险公司和从事房地产的开发。
  虞洽卿对四明银行怀有特殊的感情，对于孙衡甫的邀请十分乐意接受。到1912年底，他的两家房地产公司所开发的房产大多接近尾声，只有海宁路一带还有一些工程。经过详细的考察，虞洽卿提出几个建议，一是既然由四明银行出面开发房地产，所建的房屋均应冠以“四明”二字；二是根据上海当时的实际，应将房产定位在中高档较为适宜，既有石库门结构的住宅，也应有别墅区。这两条建议均被孙衡甫所采纳，房地产的命名有四明村、四明里和四明别墅等。
  先来说四明别墅。1912年底开始兴建的四明别墅，位于愚园路567弄，先后共建造40幢，总面积为23510平方米。这些别墅的购买者多为达官贵人、民国要员和一些大老板，如中国社会党的发起人江亢虎，就住在57号。中国社会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以“党”命名的党派团体，全国有490个支部，最多时党员达52万余人。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都是该党成员。如李大钊是天津支部的成员，陈翼龙、叶圣陶、顾颉刚、王伯样等是苏州支部成员。陈独秀于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曾经把“社会党”一名当做共产党创建之初拟订的名称。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把社会党作为暂定的名称。虽然后来改为中国共产党，但在组织成立之初，很多人都倾向于组织一个政党并以社会党命名。同时，江亢虎还于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并于1920年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名义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个曾勉励文人当为民族国家尽责，宜尽文化之力，致意国事的文化学者，却于1939年应汪精卫之邀来到上海，担任了汪伪政府的国务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堕落成了一个汉奸，1946年11月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无期徒刑。但不管怎么说，他对社会研究还是有一定成绩的，也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家之一。
  四明银行开发的四明里房产范围较广，主要在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南昌路一带，单幢总数在1000幢以上，面积也相当可观。
  最为著名的四明村，位于今延安中路913弄。建筑石库门住宅118幢，总面积为29150平方米。这些房子分三批建成，分别是1912年、1928年和1931年。在规划和设计上，虞洽卿特别强调进出通道，为方便私家车的出入，主弄堂宽7米，支弄堂宽4米，这在当时的住宅群中已算是非常宽敞了。在这里居住的，除洋行、大公司的高级职员外，还有很多文化名人。早期的建筑均为两层楼，后来改成三层楼。直至今天，有的虽已被拆除，但大多数还依然保留着，成为上海名人荟萃的地段之一。
  如住在118号的同盟会老会员周仰山，他与孙衡甫是儿女亲家，他的住宅很大，有6间石库门房子加一条弄堂。周仰山与周信芳之父周慰堂是远房堂兄弟，因周慰堂早年迷恋京剧被族长逐出祠堂，长期浪迹江湖，后来周仰山任族长后，力排众议，才使周慰堂和周信芳父子还族。为表示感谢，周信芳每年都要去周仰山处拜年。另外，上海火柴业巨头刘鸿生，是周仰山的学生，每年的正月初一，必去周家贺岁，这也成为周家最尊贵的客人之一。当年四明村的弄堂内有一首儿歌：“小弟弟小妹妹跑开点，敲碎玻璃老价钿。”说明早年四明村的房子为采光需要，窗户都安装了玻璃，这在当时可算是价格不菲的奢华装饰。但小朋友们却最喜欢把玻璃敲碎，因为碎玻璃可以用来兑换甜酒酿，这是他们解馋的最好办法。
  为适合不同人群的需要，四明村建有三种不同规格的房子。南段为高档住宅，中段为低档，北段为中档。建筑结构外部均为联体排式，山墙为马头形，外墙为红砖，清灰勾缝，在石库门的门楣上，均有中西结合的装饰图案，实木大门上，有一对铜环，体现了石库门建筑的基本特征。这些典型的建筑，是设计师黄元吉的杰作。
  据杨忠明先生回忆，四明村的923号是一幢三层住宅，每月租金高达100元大洋。当年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后，就住在这里。一楼厢房是陆小曼父亲的卧室，二楼厢房前间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主卧室，后间是吸烟室，三楼是徐志摩的书斋。1929年3月29日，大文豪泰戈尔赴加拿大途经上海时，曾到此留宿3天，就住在三楼的书房内。根据陆小曼回忆，这3天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而难忘的时间。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南京塔乘济南号邮机前往北平，大约下午2时左右，飞机在济南，30里处党家庄附近，因天雨雾大，触西大山而坠毁。据说驾驶员王贯一，副驾驶梁壁堂与徐志摩三人均出生于1896年。同在南京登机的还有另外4人，但此4人在徐州下机，幸免于难。后来杨杏佛、梁思成等生前好友都对此事作了详细记述。
  抗日战争时期，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曾住在四明村38号周建人原在北京，后经胡适和鲁迅的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他在上海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曾与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同读于光夏小学。周建人的第一位夫人是日本人，名叫羽太芳子，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周建人到上海后，羽太芳子一直住在北京八道湾，直至1964年去世。上海的夫人叫王蕴如，曾是周建人的学生，也是地道的绍兴人。据沈嘉禄先生回忆，王蕴如的绍兴霉豆做得特别鲜美，后来成了周家每餐必备的小菜之一。另一位住在四明村的著名人士是王福庵，1880年出生于杭州，1904年与丁仁、王褆、吴隐、叶铭等共同发起成立了西泠印社。他不但书法篆刻闻名于世，而且还精于算数和测绘，曾任中国印铸局技正。当时全国各地的官印，都是由印铸局篆铸，可见王福庵的篆刻艺术之精。王1930年到上海后，入住四明村，成为这里的文化名人之一。此外有被孙中山聘为高级顾问的高振霄，曾为保护共产党人士和爱国进步人士于1945年3月被日伪特务毒死于家中。他的儿子高式熊是著名书法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秘书长、上海文史馆馆员。除书法和篆刻外，高式熊还是制作印泥的大师。他得到鲁庵印泥创始人张鲁庵的真传，其49号印泥秘方已被上海市政府认定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四明村有一堵文化名人墙，上面刻着曾在此居住过的14位文化名人，他们是：
  泰戈尔1961～1941 章太炎1969～1936
  高振霄1876～1956 吴待秋1878～1949
  王福庵1879～1960 周建人1888～1982
  朱积成1890～1982 徐志摩1896～1931
  来楚生1902～1975 陆小曼1903～1968
  胡蝶1908～1989 吴青霞1910～2008
  严俊1917～1980 高式熊1921～
  这份厚重的名单不仅反映了四明村曾经的辉煌，也成为人们寻找名人足迹的一个必然去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当年的四明村，慕名前来的各种人物都怀着各自不同的心情，走进这条狭长的弄堂，留下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今天的人看来，这一切都已成为过眼云烟，但每当有人重新回忆起这里的岁月，依然会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清的情感。这也许是虞洽卿为我们保留至今的时代印记。
  【参考文献】
  1.戴尧宏.虞洽卿传.北京：大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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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杨忠.过眼云烟：沪上老弄堂四明村.新民晚报，2007-11-04.
  六 航运、教育与家乡并重
  从现有资料看，虞洽卿的一生以航运业为主，从1915年创办三北轮埠公司为标志，他几乎把绝大部分精力投放到航运事业上。同时，他那深厚的家乡情怀，并没有因为事业的扩张而有丝毫减弱。这一点，可以从他投资家乡的各项建设中得到证实。
  辛亥革命以后，虞洽卿是孙中山提倡振兴实业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者。他在担任宁绍轮船公司总经理期间，曾因“甬兴轮”事件被免职。这一事件的经过是非常滑稽的。1914年，有人提议将“甬兴轮”以6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售，并认为将此款用于购买一艘新的轮船亦绰绰有余。此议一出，股东们都表示同意，只有虞洽卿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各国船只纷纷奉调回国，而中国是中立国，商轮可自由行使于各国港口，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如一旦出售旧轮而再购新船，在时间上至少得一年以上，这将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所以坚决不同意。但股东们认为虞洽卿大权独揽，无视股东利益，并要求改组公司的行政机构和负责人。虞洽卿见自己的主张无效，就提出加价5000两白银，即65000两的价格买下了这艘“甬兴轮”。对此价格，股东们当然没有异议。没过几天，他凭着在上海多年的关系，就将此轮以年租金30万两白银租给了外商。股东们闻讯哗然，要求董事会召开会议，要将虞洽卿购置的轮船收回。在董监事联席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反对虞洽卿再担任总经理一职，并要求他归还“甬兴轮”。可奇怪的是，在第二天的总经理选举会上，除了董监事成员外，其余股东们一致同意虞洽卿担任总经理。监事会代表盛丕华还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甬兴轮”暂时扣押。虞洽卿在联席会上，对这次事件作了解释：我原来就不同意将“甬兴轮”出售，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是你们各位都表示反对，在此情景下，我才加价收购，这与你们的初衷是一致的。我买下以后，这艘轮船就是我的财产，怎样处置，是出借出租或再次出售，与你们董事会毫不相干，怎样就成了宁绍公司董事会的讨论议题呢？但与会者依旧不肯罢休，认为虞洽卿原来就有这样的信息，是瞒骗不报，而且，作为一个总经理，应当为公司的利益着想，而不应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虞洽卿有口难辩，心中当然不快。但对于继续担任总经理一职，他坚决予以拒绝。后来在朱葆三、张让三等人的调处下，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宁绍轮船公司不再追究他的责任，虞洽卿也将“甬兴轮”退还，并由他出面与外商继续履行合约。一场风波过后，虞洽卿看到了股东们目光短浅又争相要权的弊端，决定脱离宁绍公司，全力经营自己的三北轮埠公司。事后，他还在沪上的各大报纸刊登声明，以澄清外界对自己的误解。
  其实，早在1913年，虞洽卿就已经在龙山创办三北公司。至于为什么要在如此闭塞的地方创办轮船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这是他创办轮船公司的初衷，也是对航运业的深刻认识。另外，他还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不能忘记家乡父老，上海有的家乡也都应有。正是出于这种浓厚的故乡情怀，他才把家乡的建设时刻放在心上。
  龙山码头筹建之初，虞洽卿就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要把龙山建成全国的模范镇。南洋劝业会结束后，虞洽卿就有意把小火车和铁轨拆运到龙山。当初为使南洋劝业会如期举行，虞洽卿曾垫付白银36万两，这笔银子在劝业会闭幕后才得以归还。按照商人的习惯，这笔不算小数目的银子出借一年，应当有一笔利息，但虞洽卿并没有计较，而是提出要将这些铁轨拆为己有。当时有位侨商叫张煜南，愿意出资30万元继续使用劝业会的场馆，清朝政府表示同意。而对于小火车在劝业会结束后则已成为一种陈设，失去了实际作用，所以虞洽卿提出拆除并归他使用，清朝政府一来作为对他的褒奖，二来也是顺水人情，很快表示同意。这些铁轨和小火车被运到龙山后，虞洽卿将铁轨从龙山镇铺到码头，成为三北公司连接内陆水运和海运的主要通道。小火车的使用，使龙山这一海隅小镇一下子热闹起来，虞洽卿又请人来龙山考察，按照他的设想，绘制了一幅龙山发展规划图。在他的心中，龙山的未来是美好的，不但运输方便，街道、景观也都是一流的。他设想用运输业带动商贸业，以商贸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其他事业的发展，从而达到交通便利、商业繁荣、人口集聚的效果。正是出于这一思路，他先后在龙山建造了发电厂、电话局、电报房、自来水厂等基础性的设施，疏通了河道，改建了道路，甚至还申请设立龙山海关。在他的努力下，龙山一度成为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聚焦的热点。接着，他又在龙山开设银行、扩大原来学校的规模，开辟了新昌隆贸易街。这些设施的建造，几乎全部是他一人出资。
  另据有关资料记载，虞洽卿还另外建造过一条小火车轨道，那是一条从宝幢到大碶长约3公里的轻便铁道。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是方便看客去天童寺、育王寺游览。但也有人认为，这条铁路并不是虞洽卿所建，而是鄞县人乐振葆出资建造的，虞洽卿只是把龙山的剩余的铁轨和小火车低价卖给了乐振葆。据出版于1934年11月的《鄞县建设》一书记载，1931年，乐振葆捐资在杨木碶旧址建新碶，还出资修建从宝幢到璎珞的轻便铁道，全长3公里，是为鄞县境内第一条铁路。上述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姑且不论，但虞洽卿热心家乡建设并为此所作的贡献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关注家乡的同时，虞洽卿的航运业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获得了大发展。1917年，虞洽卿出资20万元，成立了宁兴轮船公司，由其长子虞顺恩管理，并购入旧轮一艘，排水量为3439吨，经重新装修髹漆后定名宁兴轮，航行于沪甬线上。一战期间是中国航运业的黄金时期，虞洽卿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不但使三北轮埠公司赢利丰厚，而且还不断增资，先后购入1500吨以上的旧船升有轮、敏顺轮和惠顺轮，将航线扩大至新加坡、缅甸仰光和俄罗斯的海参崴。1918年，他盘下了英商的鸿安商轮公司，改名为鸿安商轮公司，在中国注册，同时在长江沿线的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等码头设立栈房，使长江航线上的轮船增至5艘。到1921年，三北公司及其旗下的宁兴、鸿安两公司共有船17艘，总吨位为12540吨，另外还有小型船只46艘。到了1936年底，三北公司的船只已超过80艘，总吨位在9万余吨，此时的虞洽卿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船王，就连招商局的轮船数量和总吨位也在其下。尽管这一过程艰难而曲折，但虞洽卿还是闯过了一道道难关，稳坐中国航运业的第一把交椅。在船只数量增加的同时三北公司轮船的单艘载重也越来越大，一般都在5000～6500吨之间。
  轮船数量的增多，带来的后续问题就是燃料的紧缺。当时的轮船主要燃料是煤，而根据行政院经济部燃料管理委员会规定，运煤一般均由外轮代理，而且运费都支付外汇。由于耗煤量大，外轮的运煤，又往往不及时，常使轮船因燃料而延误，于是虞洽卿向燃料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购置运煤专用船只。因为运煤船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特殊性，当时这类船只有美、英、德等国能打造，于是虞洽卿向美国的一家公司订购了一艘天龙轮，计价36.4万美元。燃料管理委员会同意此方案，答应这笔美金由中央银行结汇。可是过了几个月，燃管会却突然变卦，说不再使用外汇，改由本币结算。可是对方却不肯变更，还扬言如不按期支付，将收回轮船并追究法律责任。于是，虞洽卿以航运信托公司名义致电行政院，陈述理由及面临困难。最后在行政院协调下得以解决。这一小插曲可以看到当年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之难。不管怎么说，到了抗战爆发前夕，即1937年的上半年，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已至鼎盛期。这时的三北公司不但轮船数量多，而且人员也多，仅以龙山的三北下公司为例，除三儿子虞顺慰为总经理和两位协理外，在公司工作的人员就有50余名，分为秘书室、稽核室、财务处、业务处、船务处、总务处、栈埠处、工程室等8个部门，这还不包括船上的人员在内。由此可见，上海总部及宁波、南京、汉口以及长江支线上的各分公司和货栈管理等人员，应该在千人以上，再加上船上作业人员，总数不下几千人。这支庞大的队伍连同那些轮船码头、航线等构成了三北公司蒸蒸日上的经营格局，也奠定了虞洽卿在中国航运界的领袖地位。
  现在的东钱湖景色秀美，前去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在80多年前，虞洽卿曾经发起疏浚东钱湖的一次专门活动。1931年3月，宁波旅沪同乡会接到鄞县地方人士的请求，说东钱湖年久失修，湖底淤涨，蓄水功能减退，有可能危及周围的农田村庄。接报后，虞洽卿与鄞籍人士庄崧甫、邬志豪等开会商量，决定成立一个疏浚东钱湖筹备委员会，以虞洽卿、庄崧甫、邬志豪、张申之等人为常务干事，对东钱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同年8月，由乐振葆、张继光、张申之、陈蓉馆、金廷荪等人为主，发起成立了宁波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虞洽卿作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也积极参与了这一造福家乡的活动。
  据有关史籍记载，宁波的灵桥最早建于唐兴庆三年（公元823年）。因三江口地理位置特殊，位于甬江、姚江、奉化江汇流之处，不但水流湍急，而且还有杭州湾口的潮水倒灌，分居两岸的民众为方便交通，用16只木船以铁锁相连，上铺6尺宽的木板，两旁施以绳索作护栏，这是灵桥出现之前的过江方式，也可视为灵桥的雏形。在此后的一千余年中，船坏了修船，木板破了换木板，一直以这种浮桥作为两岸联接的通道。1922年秋，一场台风来袭，船只木板悉数被毁。此后虽又重新修复，但随着宁波人口的增多，交流的频繁，这种浮桥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两岸百姓呼吁政府修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在宁波历史上第一座新颖的现代化桥梁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虞洽卿联系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工程师詹姆森，请他到宁波来对建桥位置进行实地考察并做出预算。经过一番详细的勘查，詹姆森认为这里的江水流速快，且又与杭州湾相通，潮水涨落明显，在江中打桩成本高，安全性差，故建议仿照上海外白渡桥的形式。这一设想，得到筹委员的一致认可。经过初步测算，这座桥的建筑费用估计为50万元大洋，再加上两岸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费12万元，其他费用8万元，合计共需资金70万元。在资金的筹措上，虞洽卿建议以旅沪甬商为主，地方政府和乡贤也适当承担。最后决定由上海方面承担50万元，宁波方面承担20万元。
  为尽快落实上海方面的50万元经费，经乐振葆提议，在上海也成立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经过乐振葆和虞洽卿的共同努力，1931年底50万元基本筹措到位。在勘查设计中，除英国工程师詹姆斯外，还聘请了新江记营造厂的工程师竺泉通。当然，这些勘查和设计只是前期工作，但也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在此期间，上海灵桥改建筹备委员会多次开会，商议灵桥的建设单位。经多方调查，大家一致认为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比较理想。
  西门子公司于1847年10月1日由德国人维尔纳·冯·西门子创立于慕尼黑，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外国公司之一。1872年，西门子公司向中国出口了第一台指针式电报机，之后，又向中国出口了工业设备、照明生产设备、交通设备等，在中国有着较高的声誉。对于灵桥的设计和建设，西门子公司非常乐意接受，在签订了合同之后，立即进入了桥梁的设计施工。为确保质量，灵桥使用的钢材由德国孟阿思桥梁公司提供，两岸打桩的混凝土由丹麦的康益洋行承包。该洋行于1919年开设于上海，1953年收归国有，是上海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前身。油漆由美国的信昌洋行承包。自1934年5月1日开工，历时两年，于1936年5月25日竣工，6月27日举行了隆重的竣工通车典礼。由于准备工作充分，在建造的过程中，两岸共拆迁住户46户，没有发生一起冲突。灵桥的设计寿命为70年，2006年6月，德国西门子公司还专门寄来函件，提醒相关部门应该注意维修。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到钦佩。灵桥全长132米，江面跨度97.5米，桥宽20米，是宁波有史以来第一座现代化桥梁。
  启迪民智，教化民风，是虞洽卿乡土情怀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小学除学生免费入学外，还给那些家境贫困者以补助，让很多本来读不起书的少年有了上学的机会。随着宁波人去上海谋生者越来越多，那些打工者子女的求学问题逐渐显现出来。1913年，虞洽卿以宁波旅沪同乡会的名义，开始筹划办学事宜。经理事会商量，决定由一些宁波籍的富商捐资，创办学校。1914年，宁波旅沪小学诞生于大浦路，到1920年增至3所。因为是免费入学，前来就读的学生不断增多，到1928年底增至10所，有教职工83人，学生总数达3460人。为适当减轻学校的负担，后来不得不采取措施，即一般学生半费就读，贫困生全免。据统计，当时的全免生共有372人。在这些学生中，有一部分是18岁以上的成年，因为白天要工作，只有晚上有时间，所以有几所学校还专门开设夜间班。这大概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民工子弟学校，也是虞洽卿办教育的一个缩影。从担任同济大学校董到创办10所民工子弟学校，再到创办四明大学，其中贯穿的“教育强国”的理念，也是他重视培养人才、振兴一方经济的具体行动。虞洽卿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努力造福家乡人民，除了投资建设外，还谋划发展教育事业，这应该是他更具战略眼光之举。
  【参考文献和注释】
  1.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慈溪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
  2.汪仁泽.虞洽卿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
  3.方印华.三北虞洽卿.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4.龙山规划图由宁波市镇海区严水孚提供。
  七 五卅运动中忍辱负重
  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的态度和立场，一直受到诟病，很多人认为他站到了帝国主义的一边，即便是在当时的报刊上，也有不少持此看法文章，如叶圣陶于1925年6月20日在《公理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就相当具有代表性。他在文中说：“五卅事件发生之后，总商会没有丝毫表示，他们没有中国人的心，没有中国人的气，这是罪状一。后来他们勉强跟在群众后面，主张罢市，但是罢了市就算了，再没有别的举动。人家以为他们有实力，人家期望他们出力合作，他们却沉默得像一只死老鼠，这是罪状二..”这样的“罪状”共6条，最后他还提出，只要先打倒总商会，才能步调一致，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文章不长，通篇充满了怒气与谴责。[1]这一方面说明像叶圣陶这样年轻气盛的青年对于五卅事件，其态度是激进又积极的，另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上海总商会有着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威望和作用，否则，也不至于被人骂得狗血喷头。
  还是恽代英在回忆五卅事件时，讲得比较客观。“到三十一日晚，总商会的罢市通告，就毅然决然地发出来了。六月一日，上海的空气最浓厚。我记得有一个警察对车夫的说话很可注意，他说：‘你不要拖外国人那，如果拖了，我就打你。’..我们一方面派人到各地组织工会、学生会，一方面印五六十万份传单分别告农人、士兵、警察，于是上海人都蜂动起来。”[2]
  引发五卅事件的最初动因，是日本在上海的内外棉纱厂对工人苛刻的要求。日本纱厂对工人不但要求每天上班12个小时，而且中午吃饭、大小便时间都要受到严格限制，一些工头还经常调戏女工，稍有不从，即令停工，甚至开除。1925年2月，日本内外棉八厂的工头无故殴打工人，还用尖刀戳工人的身体，这还不算，事后又将工人押送至巡捕房。工人派代表与厂方论理，即遭停职。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工人们积压于胸中的怒火因此爆发。2月24日，内外棉八厂举行了全体罢工，以示抗议。接着，日华、同兴、丰田等厂也声援八厂而举行了罢工，总人数达四万余。工人们提出的条件是，一、释放被捕工人；二、今后不许任意殴辱工人，不许任意停工；三、承认工会；四、增加工资，每两星期发工资一次；五、不扣罢工期内工资，发还储蓄金等。这次事件也由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工厂业主表示，释放工人之事，不由他们负责，其他条款均表示接受。于是第一场风潮于3月11日以工人上班为标志宣告结束。但是，日本厂方表面接受，实际上反而变本加厉，不但任意找借口开除工人，而且克扣工资也时有发生。当工人派代表去交涉时，还遭到毒打，致工人代表5人重伤。5月14日，内外棉十二厂举行了罢工。因十二厂与七厂相邻，且在产品上有因果关系，十二厂的停工，导致了七厂的相应停工。但七厂的工人并不知情，照常上班，到厂门口才发现工厂大门紧闭，门外有很多武装巡捕。工人们以工厂未预先通知为由，要求厂方发工资，经巡捕房调解，每人拿到了当天5小时的工资。到了晚上，上夜班的工人又来到厂门口，同样进不了厂门，于是也派代表向厂方提出要求与白天工人同样待遇。日本人恼怒不已，竟用铁棍、手枪任意轰打。附近的东五厂、西五厂、八厂的工人闻讯，纷纷赶来观看，也遭到了日方毒打。顾正红是内外棉七厂的工人代表，与厂方进行过多次交涉，这次代表夜班职工提出要求，早被日本厂方所注意，于是有人用枪打在了他的腿上。顾正红中枪后，准备撤离，但日本人还不放过，又朝他的腹部和头部连开2枪，致使他双手抱树，不能行动。这还不算，日本人又冲过来，用铁棍击打其头部，使他倒地昏迷。工人们把他送到同仁医院，于5月17日因伤势过重而去世。当工人们前去医院领尸而在途经公共租界时，几名英国巡捕受日本厂方的秘密贿赂，将这几名工人拘捕，并要求每人须交300元大洋的保金才可释放。
  顾正红遭残忍杀害时，恰有邻近的文治大学学生谢玉树、施文定两人目睹了全过程，回校以后召集了会议，决定第二天到南京路进行演讲并募捐。5月16日，英国巡捕以妨碍租界治安为由加以拘捕。上海学生会闻知后，派代表二人与巡捕交涉，无果而返。到5月24日，又有上海大学的四名学生因参加公祭顾正红而被捕。5月27日会审公堂开审学生闹事案，大批学生参加旁听。英国领事在草草审理之，后，即宣布延期再审，这更激起了学生的愤怒。5月29日，上海学生会召开会议，决定于5月30日分成若干组，每组5～7人，到上海公共租界、杨树浦、北站、静安寺路等地进行公开演讲，揭露日本与英国巡捕相互勾结，杀害殴打工人，无故拘捕学生的罪行。5月30日下午3时许，巡捕房出动大批警员，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前拘捕学生160余人，各路学生演讲队闻讯赶来，又被拘30余人。因学生与巡捕对峙，围观人群也越来越多，巡捕向人群开枪，有4人当场被打死，9人受伤，后其中7人因伤势过重而死。另有受伤者50余人，枪弹都从背部射入。南京路上顿时血流满地，喊声连天，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此上演。这就是五卅事件的大致经过。
  1925年初，段祺瑞为在政治上统一中国，决定成立善后会议。2月1日，善后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的代表有150余人，慈溪的洪兆麟和虞洽卿出席了会议。一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了反对善后会议，专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一次国民会议促进会，以示与善后会议对抗。到了同年4月，善后会议即宣布解散。5月，中华商会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大会，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不久即递补为副会长。五卅事件发生时，虞洽卿还在北京。6月1日，虞洽卿与许沅一起返回上海，调查并处理五卅事件。6月6日，段祺瑞又特任孙宝琦为淞沪市区督办，虞洽卿和李平书为会办，协同许沅共同调查五卅事件。当天下午，虞洽卿在海宁路的住宅被人扔进一枚炸弹，但未造成人员伤害。事后他才得知，这是有人警告他，在处理五卅事件时，不要站在日本和英国人一边，必须与工人立场一致。6月7日，段祺瑞又派曾宗鉴和蔡廷干两人来上海，协同许沅一起主持对外交涉事务，并要虞洽卿给予协助。
  许沅是江苏舟徒人，1873年出生，曾任洋务局提调、江苏浚浦局局长等职。曾宗鉴是福建闽侯（今福州）人，出生于1882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时任外交部次长蔡廷干是广东香山人，1861年出生，曾任整理国内外债务委员会委员、筹备特别关税会议委员会主任。在外交方面，这三人应该都有一定的经验。
  5月31日的罢市决定，由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代表总商会作出。6月1日租界内的全体商人举行罢市。南京路上的学生、工人和市民们极多，发放，传单者和演讲者到处都是。到上午10点左右，万国商团和巡捕大批赶来，先用水枪喷射，后又开枪乱打，死伤者到处都是。日本人也不示弱，到处枪杀工人和学生。到了6月2日连装甲车、机枪都上了街，枪口对准的仍然是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6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为打倒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而团结战斗。为达到目的，在中共上海区的策划下，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罢工罢市行动的统一指挥机构。6月3日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会联合致函上海总商会和各地商会，宣布停业。他，们虽然没有说罢市，但应当与罢市同样性质，只是在措辞上略显温和。
  五卅事件发生后，以李立三为主要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召集上海学生会、上海商界马路总联合会和上海总商会商量成立专门的处理机构。这一时间，因虞洽卿尚未返沪，总商会口头上表示同意，但最后决定必须等会长到后才可。6月3日清晨虞洽卿回到上海，他与副会长方椒伯碰面了解了一些大致情形后，即向外发表声明，表示对日、英当局的暴行极为愤慨，对死难者表示悼念。在商量是否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时，虞洽卿看了人员构成方案和章程，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一五卅事件的专门处理机构，四个单位共24个名额，上海总工会6个，上海学生会6个，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6个，上海马路商会3个，上海总商会3个，人员结构不够合理，当时能与政府与租界当局沟通并有权代表的，只有上海总商会，而上海总商会在名单中却只有3个名额，这在商量表决时很可能处于被动，而且一旦事件再扩大，罢工再继续，工人的工资补助发放依然要总商会负责，这种责任大而又没有话语权的机构，还是不参加为好。虞洽卿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总商会大多数会董的赞同，于是向总工会提出不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6月3日下午，虞洽卿专程去交涉公署，拜访了交涉员许沅，提出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
  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经讨论，提出了解决五卅事件的17条。但这17条送到交涉员许地方后，他认为内容难以达到目的，把此条文交给了上海总商会，要求对17条进行修改。在此情形下，虞洽卿决定召开会员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五卅委员会。这次大会到会会员共267人，会议由虞洽卿主持，议程有两项，一是对组织一个五卅委员会是否同意进行表决，二是对五卅委员会的人员予以确定。会上经一致通过，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名额共21名，不管会员会董，只要能认真负责，切实担当起这一责任者即可。经商量，决定在会董内产生10名，在会员内产生11名。会员会议之后，即举行了五卅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穆藕初、谢永森、霍守华、傅筱庵等提出17条确实难以实行，调子太高，而工商两界的利器，就是罢工罢市，别无良策，而且如此久拖不决，对罢工者的生活补助也成问题，所以必须修改。为慎重起见，虞洽卿宣布会议暂时到此，大家回去后认真分析17条，待明天上午召开第二次会议时再行讨论。6月11日上午继续开会，决定以上海总商会名义发表电文，通电各国商会及国内各大商会，确定5人为电稿审查员，同时推荐谢永森起草中文电稿，许建屏起草英文电稿，并就17条再行商量后，决定改为13条。
  13条与17条相比，被取消的4条分别是第四条关于“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认为事态平复后，恢复原状是必然的，没有必要写入。第七条是关于巡捕房增设华籍捕头，在各级巡捕中应有华人一半。认为增加华捕至一半，其实际情况难以达到，于是决定删去。第十二条，取消领事裁判权。第十三条，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与会人员觉得这两条在当时情况下难以实现，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所以也决定放弃。这就是总商会改17条为13条的真相。
  6月11日晚上，又召开了一次会议，邀请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一起来参加。在听取了对13条的具体解释后，工商学联合会代表林钧和邬志豪表示要请其他代表一并参加后再作决定。6月12日在召开第三次五卅委员会会议时，袁履登和叶惠钧两人提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修改意见，只是在第七、第八两条中加入几个字，其余无大变化。至此，代表上海全体人民意愿的13条就这样形成了，决定于6月13日下午递交给交涉署。
  到了6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对13条又提出异议，认为所去掉的4条必须补回。6月17，日，由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发起的市民大会在闸北天通路止园前的空地上召开，60余个团体和市民共10万余人参加。这次大会的目标是指责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条款，这一行为是牺牲民众利益，破坏国民团结，与帝国主义妥协。也就在同一天，上海银行业公会、钱业公会、纱业公会、旅沪同乡会等30余个团体也召开会议，对上海总商会的行动表示支持。接着，又有49个团体在报上刊登启事，对总商会的主张一致表示赞同。当天夜里，五卅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13条的谈判与落实问题进行商量。会上，推举虞洽卿、方椒伯、谢永森、霍守华4人于18日上午去见蔡廷干和曾宗鉴，表明13条内容为最低限度，绝不退让。
  从上述这些简要经过可以看到，上海总商会为维护工人利益，连日开会，商量对策，不断派人与政府方面接触，以图事件的早日解决。而另一方面，却把一场本来是团结对外的运动逐渐演变成内部的争斗。在6月17日晚上的紧急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如果工商联合会不能认同，那么就请他们一起去交涉，如果与英日方面的交涉失败，也省得他们产生隔阂。
  蔡廷干和曾宗鉴将上海总商会拟改的13条，先发北京，经外交部同意，于6月18日会晤英、日驻上海领事，提交了解决风波的条款，遭到了拒绝。交涉的失败，使得民众再次被激怒。6月19日上午，虞洽卿再次主持五卅委员会会议，通报了交涉的结果，并提出如何坚持到日、英方面同意条款的其他途经。会上，他提出4条建议，一是坚决抵制日、英货，提倡国货，直至13条接受，并要求筹集款项，为罢工工人发放救济；二是决定开市日期；三是组建一个“提倡国货会”并推荐代表；四是推荐曹慕管、王显华、冯少山、陈光甫、叶惠钧、陈翊庭，、林炎夫7人为代表，进一步与工商学联合会接洽，并将总商会的下一步打算予以通报。这次会议邀请了另外76个商团商帮参加，到会人员达110人。
  就在这次会上，有人提出，罢市已达20天，每天的损失在30万元以上，而租界当局并无损害，受损的只有中国人，长此下去，无异于自杀，应当另辟蹊径，不能以罢工罢市为唯一方法。也有人反对，认为现在开市，对总工会和学生会不利，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虽然是要求开市的人多，反对的人少，但在双方争论不下时，虞洽卿宣布散会，待明天再议。会后，部分小企业主联合通电全国，认为小企业主并非资本家，每天也是以营业为生，如今已罢市20天，如不开市，势将断炊，要求各团体组织调查，了解他们的困境。银行业公会和钱业公会已经准备于25日前开业，而报关业实际上已在暗中运作。上海康元罐头厂经理项康元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认为工商两界本来就没有罢士罢市的必要，只有保持正常营业，才能吸纳更多员工，才能使对抗持久。
  马寅初也在《上海总商会月刊》6月号上发表文章，指出罢工罢市作为一时的哀悼之举，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的，但如果长期下去，则后果不堪设想。外商也许会受到一些损失，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受损最重的必然是中国人。他还将长期罢工罢市带来的严重后果加以一一列举，说明其危害。
  一面是上海总工会坚持罢工罢市，一面是上海总商会根据会员意愿想尽快复工复市，双方的对立渐趋明显。在上海总商会的统一协调下，上海各商业于6月26日正式开业，罢市宣告结束。[3]
  7月6日，上海总工会再次发出号召，要求工人们“缚紧肚皮，坚持到底”。这份《上海总工会为坚持罢工告工友书》最后呼吁：“工友们，最后的五分钟到了，生死关头到了！自由和幸福是要用性命拼来的！快快加倍努力！坚固我们的团体，坚持到底！扩大罢工，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幸毋忽视为要。”而此时的上海总商会，正在想方设法筹募资金，为罢工的工人解决生活困难。另一方面，虞洽卿还在会上提出，要不遗余力，大力推销商家因罢市而积压的商品，在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的主张下，组织了疏通栈货委员会。由于罢工，运煤停顿，致使各发电厂无煤发电，工部局等则利用柴油机发电，照明和办公没有什么影响，而大多数工厂和家庭因停电而受到了极大牵连。为维持上海的正常秩序，他又奔波于各煤商和电厂间，为工厂的复工作着积极的努力。然而，这一举动却使他被人扣上“投降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破坏五卅运动”的帽子。无论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还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帽子应当都是不实之词。总工会提出坚持罢工，争取民族利益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解决老百姓的当务之急，解决他们的贫困、饥饿以及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其以人为本的爱国之举，又岂是几顶大帽子可以抹杀的？[5]
  在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专门召开会议达25次，其中虞洽卿主持会议17次，因有事外出由副会长方椒伯主持7次，闻兰亭主持1次。有几次在夜间召开的紧急会议，也都是虞洽卿牵头并主持。这期间还有一个情况，1924年在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击败了吴佩孚，奉系派邢士廉进驻上海。1925年6月16日驻守在上海的邢士廉被任命为上海戒严司令。根据张作霖的指示，6月18，日邢士廉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拘捕了工会干部，下令通缉李立三。当时江苏军务督办卢永祥还在上海，虞洽卿曾经向卢永祥提出，要邢士廉取消通缉令。但卢永祥在奉皖冲突中充当调停的角色，对虞洽卿的要求不置可否。不久，孙传芳占领上海，邢士廉撤军，李立三才又恢复了自由活动。从上述这些经过看，说虞洽卿破坏五卅运动是没有依据的。相反，他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在与洋人的交涉中，给人的形象是，敢于据理力争，不怕得罪洋人，讲究斗争策略，务求民本为重。正因为如此，他经常遭人误会。在一次工商学联合会上，他在发言中被人粗暴打断，还挨了一顿揍。尽管他像一只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依旧为了中国人的利益而坚持，而奔波，而呼吁。诚如后来有人评论说，在这样的局势下，如果换成别人，早已辞职不干了。虞洽卿忍辱负重的精神，即便是放在今天，仍显得十分难能可贵。[6]
  【参考文献和注释】
  [1]叶圣陶代表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2]上海档案馆.五卅运动第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该资料引用于丁日初、汪仁泽的“五卅运动中的虞洽卿”一文。
  [5]此处为主编者观点。
  [6]此处为主编者观点。
  八 杜家祠堂庆典的总管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他与虞洽卿的关系是既合又分，既亲密又有距离，这表明两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各有志向的。但在杜家祠堂落成的庆典上，虞洽卿不惜屈尊降身担任了这项庆典的大总管，这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的临时性差使。
  发迹后的杜月笙一直做着锦衣返乡的美梦，但一般的排场仪式对他来说都显得太过简单，于是，他在浦东高桥乡的陆家堰买了10.5亩土地，出巨资建造了一座杜氏宗祠。建造者是高桥创新营造厂老板谢秉衡。经过了一年多的建设，到1931年初，祠堂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杜月笙开始筹划祠堂落成的庆典。
  杜月笙的一生是非常复杂的，他既是青帮中的老大，也与文人雅士相交甚厚；他既在“四一二”政变中帮助蒋介石围捕共产党员，但也曾向八路军捐过款。1929年时，他经张尧卿的介绍，结识了秘密共产党员杨度。杨度也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是湖南湘潭人，曾留学日本，曾任湖南宪政公会会长，为清朝的大臣们上过法律课，宣统三年（1911年）任统计局局长，袁世凯组阁后任学部大臣。袁世凯死后，遭到黎元洪的通缉，从此遁入佛门。从1922年开始，杨度与共产党员交往，1927年还曾倾其家产设法营救过李大钊、成舍我等。1928年寓于上海，成为杜月笙的清客。1929年秋，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离开上海后，他与夏衍单线联系。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在病危时，曾嘱秘书告诉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杨度晚年加入了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197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冶秋《难忘的记忆》一文，讲述了杨度从宪政国师到秘密党员的经历。杜月笙对杨度非常钦佩，将薛华立路155弄13号（今建国中路瑞金二路附近）的一幢洋房送给他，并每月发500元薪俸。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杨度多次给潘汉年、夏衍提供过重要情报，并将那些遭到国民党逮捕的同志留在家中。这一切，精明过人的杜月笙心知肚明，但他却装作不知，为杨度的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抗战爆发后，杜月笙组织了上海抗敌后援会，自任主席，通过潘汉年向八路军提供从荷兰进口的1000套防毒面具，还要求手下不得妨碍共产党的救国活动。到了重庆以后，杜月笙要求留守在上海的全权代表姚惠泉为共产党募集教育文化经费，掩护周恩来堂弟脱险。杜月笙的这一切，说明他确实曾为抗日救国和保护共产党人作出过努力。杜家祠堂落成时，杨度也曾为之写了《杜家祠堂建造记》和《杜家祠堂颂》两篇文章。
  另有一种说法，杜家祠堂庆典前夕，章士钊从东北到上海，住在黄金荣家里，杜月笙知道后，专程去与章商量，想请一位有名的文人写一篇祠堂记。章士钊推荐的是章太炎。因为章士钊与章太炎向来不和，所以只推荐而无法向章太炎直接去讲，杜月笙手下有一个叫徐福生的人，曾与章太炎关在同一监狱，时间一长，竟然成了好朋友。徐福生自认为与章太炎有患难之交，就自告奋勇去章太炎处请求。虽然章太炎对徐福生的到来热情接待，但在谈到为杜祠写文章时，章太炎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据说徐福生在离开时，茶杯下压了一张1000元大洋的票子，章太炎当时生活十分困难，但还是将此票退回。后来有个叫陈存仁的名医，也是杜月笙的门生，再次去找章。早年章生病时，陈曾帮助过章，所以两人关系很好。陈知道章的脾气，直接说明肯定不行，于是借拜访之名，谈古论今。这很合章太炎的胃口，一谈到《史记》，章太炎就来了精神。陈存仁专门讲述《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并说今天的杜月笙也颇有游侠风度，他济困挟危仗义疏财，有口皆碑，章太炎知道杜月笙的大名，但经陈存仁一说，大为赞赏。两人说到高兴时，陈提出可否为他写一篇祠堂记，章当场就答应了，用了40分钟时间，就写了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落成记》。杜月笙为表示感谢，送给他一大笔钱。章太炎于1934年来苏州，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在上海期间，章太炎与杜月笙也成了经常来往的朋友。
  杜家祠堂的庆典，杜月笙找过不少人商量，这其中虞洽卿为他出的主意最多。为达到隆重、体面又独一无二的效果，虞洽卿提议必须请党国要人出面，这样才有气势。他还举例说了母亲在出丧时，蒋介石曾派顾祝同前来吊唁，这使他的丧礼增色不少。这一建议很合杜月笙的心意，于是从3月份开始，就进行筹备工作。杜月笙拟定了一份名单，上面是庆典的总理、协助和八大处的人员。总理3人，虞洽卿领衔，另两人是黄金荣和王晓籁。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黄金荣只是挂了个名头，王晓籁参与得也不多，主要都由虞洽卿负责。协理7人，分别是张啸林、金廷荪、蔡琴荪、郭祖绳、胡咏莱、俞叶封、李应生，协助总理开展工作。这八大处分别为：文书处，主任杨度，副主任汤漪，另配6名秘书；总务处主任洪雁宾，副主任邬崖琴；警卫处主任王杉彦，副主任江倬云；卫生处主任王培元，副主任庞京周；庶务处主任张延龄，副主任沈荣山；筵席处只设主任俞叶封；会计处主任杨渔笙，副主任朱步青；剧务处主任张啸林，副主任朱联馥。当时有八大处和八大秘书之说，但有的虽名义上是秘书，只不过是为杜老板捧场，杜也根本不会把他们当秘书来使唤。如当时的国民政府宣传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南京警察厅厅长陈群，只是总务处的一名秘书，但杜月笙从来没有对他分配过工作。另有一位总务处主任洪雁宾，是慈溪观海卫镇石孔潭洪家人，担任宁波实业银行经理，三北公司创办之初曾与虞洽卿有一段不愉快的交往。
  三北轮埠公司创办之初，有一艘新宁兴轮航行于上海至宁波之间。虞洽卿为了方便镇海一带的旅客，决定在此条航线上专门设镇海码头，凡三北公司航行于沪甬的轮船，均停靠镇海。报上登出广告后，引起了同乡傅筱庵的嫉妒。当时傅还在轮船招商局工作，为了使三北公司的轮船开航日期与广告不符，从而造成三北公司声誉上损害之目的，他竟借孙传芳之手，致电虞洽卿，说是运送兵员需要，征调新宁兴轮。虞洽卿以新宁兴轮已经做了广告不能误期为由拒绝。此时惹怒孙传芳，派出一连士兵，将新宁兴轮强行扣押。后经张啸林从中斡旋，孙传芳才撤走兵员。傅筱庵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就在新宁兴轮首航当天，他暗中唆使洪雁宾买通宁波、镇海两地的船帮，用一百多只舢板船装满粪便，在新宁兴轮停靠镇海码头之后，排成一字长蛇阵，围在外面。虞洽卿对傅筱庵的暗中作梗早有准备，这一日他不但亲自坐船以示重视，还专门向张啸林借了一队卫兵，佩带枪械压阵。当看到江面上有这么多的粪船后，虞洽卿心中已猜得八九不离十。轮船鸣响汽笛，准备驶往宁波，但粪船不但不让开路，反而越聚越多。从不发火的虞洽卿终于忍不住了，他与几名卫兵来到甲板上，从卫兵腰间拔出手枪，朝天鸣枪以示警告，一面又吩咐船长开船。他愤怒地说，只管朝粪船队开过去，撞沉撞出人命由我虞洽卿负责。这粪船阵本来也是受雇于人，见新宁兴轮直冲过来，纷纷避让，这才让轮船继续前行。通过这件事，虞洽卿和傅筱庵、洪雁宾之间产生了严重隔阂。1934年，宁波日报为扩大影响，准备在上海成立一个分部，推举洪雁宾为社长。在向同乡征募入股时，平时热心家乡事业的虞洽卿却一分未出。后因该报刊载不实报道，引起同乡强烈不满，纷纷要求退股，洪雁宾也被迫辞职。洪雁宾是杜月笙的门徒，而且在筹办恒社时也出过力，是杜月笙手下的三匹野马之一（另两人是张子廉和章荣初），头脑活，办法多，所以在这次杜祠庆典上当了个总务处的主任。
  经过数月的筹备，庆典的前期工作进展相当顺利。一封大红的邀请函，内文由杨度执笔，全文如下：
  五庙三庙之制，为礼经所详；大宗小宗之分，为祭典所必慎。故礼莫大于祭祖，事莫大于敬宗。近为聚族之谋，爰有建祠之议。但循旧俗，非有新裁。乃荷诸亲友赐之华翰，宠以嘉言，猥以愚蒙，适叨宏奖。谨择于国历六月十日，行新祠落成礼，敬迓高轩，莅临江浦，为吟车马江干之句，愿迎文章海内之贤。唯思轩车枉过，应接不周，凡在知交，当蒙亮察。特陈悃素，敬志谢忱。
  落款是“杜镛载拜”。
  到5月初，上至民国要人、部省大员，下至各行各业、商会帮会，贺礼纷至沓来，其中大多数是贺匾、贺联、贺伞等，当然也不乏金银珠宝，各色奇珍。匾额、中堂、对联在祠堂内须长久悬挂，所以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贺送的。下面试述部分匾额，便知这次庆典的隆重。
  蒋介石的匾额题词是“孝思不匮”，前总统徐世昌是“敦仁尚德”，前执政段祺瑞是“望出晋昌”，海陆空副总司令张学良是“好文家风”，军法总监何健是“辉光照国”，军政部长何应钦是“致世德物”，前国务总理顾维钧是“垂裕后昆”，外交部王正廷是“本支百世”，宪兵司令谷正伦是“瞻族兴邑”，监察部长于右任是“源远流长”，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是“干国栋家”，孔祥熙、西藏班禅和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3人联名是“慎终追远”，党国元老李石曾和警察总监吴铁城是“光前裕后”，湖北省主席何浚是“敬宗收族”，四川省主席刘文辉是“百世馨香”，安徽省主席陈调元是“俾而炽昌”，河南省主席刘峙是“江东望族”，前黑龙江护军朱庆澜是“世称善门，”其他还有前总统曹锟、直系首领吴佩孚、张宗昌、前提督李准等。从这些人物中就可以窥见其邀请之广，送匾之多，几乎成为了一次名人大聚会。
  庆典活动历时三天，从6月9日开始，便有很多人前来报到，均由总务处负责接待。除总务处的负责人外，另有一百来人接待人员，光来宾登记簿就写了几十册。6月10日是最为隆重的一天，叫神主入奉仪式。这一天，天公作美，艳阳高照，万里无云，上午9时许，奉主入祠队伍从华格臬路（今海宁西路）杜公馆出发，队伍多达5000余人，排了足足2公里有余。走在最前面的是英国巡捕，每人骑一匹高头大马，横列四马一队，排列整齐，共五排，作为开路先锋。紧随其后的是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又叫青天白日遍地红，由于旗大杆粗，由三人扶杆，二人拉住旗角，旁边还有7～8人相助。国旗后面是几十面写有字的大旗，前面有人指挥，使之步伐一致。接下来是两队巡捕，第一队是法租界的安南巡捕，头戴贝雷帽，脚缠绑带，腰束宽皮带，全副武装，每人一辆自行车，四辆一排，共25排100辆。当时的自行车还不普及，法租界的安南巡捕的车队十分引人注目。后面是中国巡捕，头戴钢盔，脚蹬长靴，昂首挺胸，也四人一队，共100人，煞是壮观。接下来是上海钱业公会送的旗伞牌亭。其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步兵队，荷枪实弹，气势轩昂。后面中央陆军第五师的军乐队和一连步兵，拱卫的是蒋介石、熊式辉和何健所送的牌匾。这是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的前导是上海市公安局乐队和上海保安队的组合，铁华学校的童子军护送的是淞沪警备副司令张春浦、上海市市长张群、外交部长王正廷和三北公司、宁绍公司等轮船公司所送的亭伞。
  第三单元是吴淞要塞司令部的军人和静安小学童子军，护送于右任、王宠惠的匾。
  第四单元是顾祝同部队的军乐队和闸北、南市等地的商业保卫团，由宁波旅沪同乡各小学的学生组成童子军，护送的是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张宗昌、张学良及前清提督李准等人送的匾。这李准是四川邻水县人，1905年被升为广东水师提督，曾在任上专门赴南沙、西沙等岛屿，竖碑立石，宣示中国主权。
  第五单元是江湾救济会西乐队，护送中央各部院首脑、各省主席所送匾额。
  第六单元是海军司令部乐队，护送各团体、学校、公会、私人所送的旗伞、花篮等。因6月8日这一天，蒋介石又派副官送来一方匾，上书“黾勉备至”四字，杜月笙受宠若惊，一方安排在前面，一方安排在后面压阵，并专门做了一座匾亭。
  匾亭的最后是安放神主的轿亭，由八人抬着，杜月笙率众在神主轿亭之前。没有列入队伍的匾、牌、联、屏、花篮、锦旗等均排在途经马路的两侧，供人欣赏。队伍从华格臬路出发，经李梅路、白尔路到金利源码头（今十六铺码头的后面）。这段约4公里长的路，走了约两个半小时。这一天观看的人人山人海，万人空巷，大家都为这独一无二的排场而感叹，从中也看到了上海闻人杜月笙的通天手段。在金利源码头边，早有几艘渡船、驳船以及临时征用的客轮停在那里，队伍依次下船，秩序井然。码头边也是人头攒动，大家都以一睹游行队伍的风采为快。也有人在私下议论，认为杜月笙确实有水平，且不说这些浩大的队伍和众多的牌匾，就连这租界当局也特别相待。按照原来规定，中国军队是不得进入法租界的，如今却堂而皇之地行走在法租界内，若非杜月笙、虞洽卿等人的威望甚高，是断然办不到的。在众多的匾额中，要数吴佩孚的一块特别大，几乎是其他匾额的数倍，上书“武库世家”四个金色大字，在队伍中鹤立鸡群，特别吸引眼球，大家在一阵阵的惊呼声中似乎看到了一个落魄军人的昔日雄风。
  到了浦东登岸以后，因为还有4公里的路程，杜月笙备了15辆沃司汀汽车，人力车大王顾竹轩安排了150辆人力车，但因为人群实在过于庞大，这么几辆车子明显不够。虞洽卿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上海所有人力车愿意来的尽可能来浦东，凡拉客一次，可到总务处领票一张，到结束后凭票付费，每张票付银洋六角。人力车夫闻知消息，纷纷赶来，三天下来，有的人竞赚了几十元，是平时的10倍到20倍。
  此时的杜家祠堂也是不同凡响，五开间三进的房子矗立在一块偌大的空地上，门前一对石狮子威武凶猛，栩栩如生。头进是轿马厅，二进是大厅，三进是神主奉安处，又名飨堂。其旁有一座花园，另一边有一两层楼的建筑，中分五楹，这是杜氏藏书楼，内有亲朋好友及门人捐赠的图书10万册。前面是一座学校，名杜氏小学，这是杜月笙专门为乡里建造的一座学校。周围的空地上，搭满了帐篷，这是供参加者休息和就餐之处。据说从6月9日晚餐到6月11日中餐，每餐的人数不下500桌，其排场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
  神主奉安的祭祀仪式，由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三人主持。蒋介石的代表、国民政府参军、中央委员杨虎当场宣读祝词。其全文如下：
  诗咏祀事，典备蒸尝，水源木本，礼意綦祥。敬宗收族，德在无忘，激彼秕秉，俗兹彝常。元凯之家，清芬世守，孝孙有庆，服先食旧。任侠好义，声驰遐迩，济众博施，号为杜母。肯堂肯构，实大其宗，爰建新祠，轮奂有容。簋簠既饬，锵济攸从，式瞻枚实，介福弥隆。
  素烛高烧，香烟缭缭，杜月笙率子下跪，叩拜。其余来宾分列左右，目睹气势之雄，耳闻祭祀之盛，无不为之叹服。
  虞洽卿于6月8日那天就来到了浦东，与总务处主任杨度一起操办事务。虞洽卿的女儿虞谵涵和女婿江一平也属特邀嘉宾，为示祝贺，特地去杭州定做了5000把折扇。一面是虞谵涵的精心画作《祠堂图》，一面是江一平用隶书写成并由他自行创作的《杜氏家祠颂》。其文不长，也颇具才气：“武库雄才，芬扬京兆，瀛洲选首，凌烟图肖。作庙华国，以致其孝，穆穆长风，龙吟虎啸。”更有一些商家，趁机大做广告，如享达利洋行专营钟表，做了大小数千面彩旗上面印有钟表广告，插于道旁。到了6月10日中午，已经一面不剩，全被人拔去。另有一些商家做了大批纸扇，上印广告，欲赠嘉宾，同样很快抢空。更有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专门拍了电影资料，以作纪念。
  如此场面，自然少不了演戏助兴。当时京剧界的名伶，几乎悉数到场。从6月9日下午3点开始，先是开锣戏《天官赐福》，接着是荀慧生、姜妙香、张春彦、马富禄的《鸿鸾喜》，徐碧云、言菊朋、芙蓉草、金仲仁的《金榜题名》，雪艳琴的《百花亭》，程艳秋、王少楼的《芦花汤》，名票张藻辰、尚小云的《汾河湾》。晚上有大戏《龙凤呈祥》，出演者是梅兰芳、杨小楼、马连良、高庆奎、谭小培、龚云甫、金少山、萧长华。6月10日的开场戏是票友王晓籁和袁履登的《八百八年》，接着是刘宗杨的《天安会》，杨小楼的《长坂坡》。6月11日首场是梅兰芳、谭小培、金少山的《二进宫》，接着又是四大名旦合演的《四五花洞》，接下来是大戏全本《红鬃烈马》。这几天演出，让那些喜爱京剧的人过足了戏瘾。戏台搭在外面的空地上，每场的观众有万余人，把场地挤得满满当当。虽然有上海警备司令部、上海公安局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总体而言，演出是成功的，当场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故发生，但意外还是有点，而且差点把事情闹大。
  原来上海警备司令部有一参谋长，此人酷爱京剧，见有全国名伶集中演出，机会难得，就换成一身便装，在人群中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按理说，一个参谋长在上海也是高官，能如此低调，不骚扰主办方，更没有提出特别要求，已经算是十分难得，但在下面看戏，时间一长，毕竟不舒服，他想走到后台去，找个合适的位置。可他偏偏又被夹在中间，走出人群绕道后台也不容易，刚好戏台的一侧人较少，他就想从这里过去。没有想到的是后台后面都有栏杆围住，没法出去，他便灵机一动，从阶梯走上后台，想穿过后台到对面。刚踏上后台，突然有人向他一声猛喝。这位参谋长抬头一看，是一个三大五粗的人，如同凶神恶煞，守在那里。此参谋长平时只有他吆喝别人，如今被人吆喝，心中很不舒服，但他没有理会，继续前往。这下可把那个大汉给惹恼了，他抢上一步，用手揪住参谋长的前衣襟，正欲挥拳打下去，旁边有士兵看见，连忙上前制止说，此位是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这大汉听了才放下手，士兵又向参谋长说，这位是上海滩的大亨，名叫张啸林。参谋长冷笑道，原来你就是张啸林。今天是杜先生的庆典，暂不与你计较，限你明天上午9点到警备司令部报到，若不来，后果自负。这一下可把张啸林吓出一身冷汗。万万没想到，一向霸道的他今天会遇上真对手。于是满脸堆笑地赔不是。可这参谋长被当众出丑，岂肯就此罢休。很快有人把这件事向杜月笙作了汇报。当时杜月笙正与虞洽卿看戏，闻此消息，不由大吃一惊，张啸林曾在虞洽卿的新宁兴轮被扣事件中替虞向孙传芳去说过情，如今张啸林惹上麻烦，虞洽卿当然不会袖手旁观，马上起身走到后台，去为张啸林说情。
  这位参谋叫许敬明，原本是熊式辉的部下，熊式辉自从兼任淞沪警备司令一职后，就提他做了个参谋长，此人虽是军人却有几分儒雅，并没有以前旧军阀的蛮横和凶暴。虞洽卿与熊式辉有过交往，所以也与许敬明有几分熟悉。当然许敬明也知道这位上海大佬的脾气秉性，在上海滩的名望和声誉，如今为了张啸林，虞洽卿亲自前来说情，这个面子当然会给的。但在口中还是说，此事与洽老无关，你尽可不必在心。经虞洽卿再三解释，许敬明才有松口。不一会儿，杜月笙也来了，左一个赔礼右一个包涵，弄得许敬明不答应都难。据说待到庆典结束后，杜月笙还亲自到警备司令部，备下一份厚礼，替张啸林消灾。
  这次庆典，对65岁的虞洽卿来说并没有什么，只可惜那个秘密党员杨度，因为劳力过度，旧病复发，于1931年9月在上海溘然逝世。
  【参考文献】
  1.张春谷，陆京士.杜月笙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2.慈溪市政协教文卫体和文史资料委员会.慈溪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
  3.司马洪.厚黑人物研究书系：厚黑教主杜月笙.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
  九 破釜沉舟壮举义薄云天
  抗战爆发前夕，有人对日本海军和中国海军做过一次对比，其结果是：当时中国海军的总吨位是6.8万吨，而日本是115万吨，相差之悬殊，令人惊讶。中国海军的总数是2.5万人，日本是12.7万人，相差6倍。眼看日本人的侵华野心日益膨胀，蒋介石提出建筑一支鱼雷快艇部队，希望能够以小胜大，对付日本海军。
  在蒋介石的亲自过问下，一所名为电雷学校的海军学校于1932年在镇江北的甘露寺内成立，这所学校因直属于陆军参谋本部，故海军部很有意见。首位校长是欧阳格。
  欧阳格是江西宜黄人，出生于1895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1921年任广东海军豫章号舰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欧阳格因保护孙中山有功，升任舰队司令。1926年由蒋介石提名出任海军代理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江阴江防司令，曾参与指挥江阴沉船过程。1938年因马当失守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不久就以贪污和失职罪被捕，1940年8月在重庆被枪决。
  电雷学校因与海军部关系不好，所以除一些书本教材外，很少有舰船、鱼雷等实习用品。直到1935年向江南造船厂购入同心号、同德号两艘军舰后，才有了自己的舰船。1936年学校迁到江阴的黄山港，改名军政部电雷学校，由蒋介石亲兼校长，欧阳格为教育长。1937年江阴沉船后与江阴要塞司令部合并，组成江阴江防司令部。所以江阴的要塞防线是蒋介石最为重视的防线，虞洽卿将大批船只沉于此处，也与这道防线有关。电雷学校于1938年6月解散，学生并入青岛海军学校，舰船则全部归于海军司令部。
  在江阴沉船过程中，另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海军部常务次长、长江防守司令陈季良。此人是福建福州人，1883年出生，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1914年任江亨号舰长，1922年任海容号舰长，1924年5月晋升海军少将，1928年任海军总司令。他不但对长江防线非常熟悉，而且对敌我之间海军力量的巨大差距也了然于胸。尽管如此，在抗战爆发前，他就有一个周密计划，想用关门打狗的方式，把日本第三舰队的10艘军舰堵在江阴以上加以歼灭。这一计划在最高国防会议上通过后，却被泄露了出去。泄密者叫黄浚。此人虽与虞洽卿捐船沉江无直接关系，但作为抗战爆发以后的第一名汉奸，还是有叙述一下的必要。
  黄浚，字秋岳，福建福州人，出生于1885年。父亲黄彦鸿，清朝翰林。黄浚从小就熟读诗书，在家素有神童之称。1902年，18岁的黄浚来到北京，在父亲的帮扶下，深得同乡陈宝琛、严复、林纾等名人赏识，之后又通过这些同乡前辈，与梁启超相识，成为当时京城的青年才俊。民国初年，他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北京政府任职，1935年经林森推荐，到南京政府行政院任秘书。由于文采出色，很快受到汪精卫的重视，不久就被提升为行政院机要秘书。这一职位，让黄浚有了接触到机密文件、参加机密会议的机会。当时有一个在上海出生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长期潜伏于南京，见黄浚生活放纵，挥金如土，便有意与之结识，通过几次交往，把黄浚变成一个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黄浚有个儿子叫黄晟，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日本特务机关有过接触，回国后也是经汪精卫介绍到外交部工作。父子两人虽非身居要职，但所作所为却如出一辙，都心甘情愿为日本人做事，以此来获取高额的报酬。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先发制人，趁东北的日本主力尚未南下，先消灭日本在上海的海军力量。参加会议的除蒋介石之外，还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和白崇禧及各军各兵种的最高长官。这本来是一次绝密会议，不料第二天就被日本军方得知，逗留于长江中游的10艘舰船，于8月12日前陆续驶出设在江阴的封锁线。蒋介石闻后极为光火，下令中统、军统和宪兵司令部三方合作，成立一个特工组，限令一个月内破案。
  据抓捕黄浚的特工组成员钟高玉回忆，当时的侦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特工组经过分析认为黄浚泄露机密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奇怪的是，黄浚不但没有反常之举，而且每天除了上班外，就深居简出。为了了解实情，有一个特工人员扮成流氓，撞伤了黄浚家的一个叫莲花的丫环，然后由另一个特工人员上前抱打不平，并陪她去医院检查。几天之后，这名特工得到了莲花的信任，两人的交往也多了起来，这也算是在黄家安插了一个内线。果然，特工人员从莲花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黄浚有一个司机，人称小王，每天下午都要戴着黄浚的礼帽开车到一家国际咖啡馆喝咖啡，回来之后与黄浚有眼神交流，并把礼帽挂在黄浚卧室的帽架上。难道这礼帽有问题？为证实礼帽就是传递情报的事实，钟高玉与搭档李荣方配合，把那个受日本间谍头子须磨指派的小特务的自行车撞翻在地，他的礼帽也滚出一丈多远。就在这个小特务起身去捡礼帽时，埋伏在旁边的特工人员一拥而上，擒获了这名特务，并在礼帽的夹缝中找到了须磨下达的指令。经过审讯，这个名叫小河次太郎的特务交代了与黄浚司机接头的暗号和方法，还供出了黄浚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须磨有过交往的事实。为将这伙汉奸一网打尽，特工组将计就计，在礼帽内放了一张假指令，要黄浚于第二天晚上将几名专门收集情报的人都约到家里，论功行赏。果然，那小王司机来到咖啡馆后，就把礼帽挂到一个架子上，待到回去时，取下的是特工组放在架子上的那一顶。第二天晚上，特工组事先做好安排，当有七八个人陆续进入黄浚家后，他们就包围了这栋房子，然后冲到里面，把到场的人全部抓获。1937年8月26日，黄浚及其同伙被枪决。这也就成为抗战爆发以后的第一宗处决汉奸案。
  按黄浚的出身和才情学识论，也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文人，他曾经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花随人圣庵摭忆》，另一本是《壶舟随笔》。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他对当时在北京宫内发生的事件有很详细的记载，起到了对史料的补正作用。在北京期间，他还为梅兰芳的演出写过剧评，修改过剧本，曾是梅兰芳编剧队伍中的重要一员。可惜的是黄浚贪图享受，生活极其奢华而糜烂，而他的那一点工资，根本不够他平日的花费，为弄到更多的钱，他不得不利用手中的各种便利为人谋取利益，这是他当上汉奸，为日本人提供情报的重要原因。由于黄浚的职位并不高，当时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审判的实况，但黄浚事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令那些为日本人卖命的人看到了当汉奸的可耻下场。直到今天，黄浚一案仍发人深省。
  虽然因黄浚的泄密导致日本第三舰队的开溜，但作为长江防守司令的陈季良，仍率领第一、第三舰队，与日本海空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在没有一架飞机升空作战的情况下，陈季良指挥舰队和地面防空火炮，与日本的300多架飞机，70余艘军舰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较量，并创下用重机枪打落日本飞机20多架的纪录。长江防御战的激烈和残酷，甚至要超过其他任何一次对日作战。陈季良在腰部中弹以后，仍坚持指挥，不肯轻易下火线。这次战斗以后，他被升为海军中将。后赴重庆，1945年因腰伤复发而去世。蒋介石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追封为海军上将。
  江阴的第一次沉船最高国防会议的第二天，即1937年8月12日，这一天的下午，江阴黄山下游的鹅鼻嘴一带的江面上，充满了悲壮的氛围。因为这一带是长江下游最狭的地方，所以决定在此建立一道堵江封锁线。这次沉船一共24艘，除原长江上的军舰海圻号、海藻号、海容号和海筹号外，其余均为从轮船公司征集。这几艘军舰因服役时间已久，设备陈旧老化，已基本失去战斗力，故也作为了第一批沉船。另外20艘是轮船招商局7艘，计1.37万吨；三北公司10艘，计2万吨；大达轮船公司3艘，计1万吨，共4.37万吨。从上述这几组数据可以看出，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献出的船无论是数量还是吨位，均排在第一。当天下午1时许，在沉船总指挥陈季良的统一指挥下，24艘船只早就来到指定地点。随着陈季良的一声令下，另有几艘军舰鸣炮数响，海军军官们都站立在另几艘军舰上，向这些沉舰、沉船致敬。大多数人都眼中含着泪，目睹着这一悲壮而又无可奈何的举动。陈季良下达沉船命令后，这些舰船的底层放水门被全部打开，汹涌的江水顷刻间就灌满船舱，不到半小时，这24艘舰船就慢慢沉入江底，担当了长江水道阻止日本军舰的历史重任。让我们记住这20艘轮船的名字吧，它们分别是：嘉乐、新铭、同华、遇顺、泰顺、广利、醒狮、华新、回安、通利、宁静、鲲兴、新平安、茂利二号、源长、毋佑、华富、瑞康、大箦、通和。有人把这20艘轮船比成抗日英雄，它们虽然默默无闻地沉入江底，但它们的作用足以抵得上一支百万雄师，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在江底的坚守，才使日军的军舰无法溯江而上，从而保证了大西南后方的安全，保护了陪都的安全。日本强盗的侵略计划，因此而变得迟缓，为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使蒋介石对虞洽卿的敬重从原先缘于虞的军费支持上升到虞洽卿爱国爱家的民族情结，更是远远地超出了个人情感的范畴。
  就在江阴沉船的当天晚上，杜月笙获知信息，日本人正策划进攻上海。杜月笙立即打了个电话给虞洽卿，请他过府有要事相商。虞洽卿驱车来到杜公馆，杜月笙向他通报了刚刚获取的情报。闻听消息后的虞洽卿十分愤怒，为防止日寇溯黄浦江进到上海腹地，虞洽卿当即表示必须在董家渡一带设一道封锁线。因为从陆上进攻，可赖军队守卫，唯有从水道入沪，是一大隐忧。杜月笙和虞洽卿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在上海的几艘船只马上开往董家渡一带（今南浦大桥附近）。董家渡一带的江面宽约400米，须沉船7～8艘。杜月笙的大达公司在上海还有4艘，虞洽卿也派出4艘，共8艘轮船连夜开往董家渡沉没。这次沉船既没有国民政府的指令，也没有人去动员催促，两人完全是出于对上海安危的考虑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而自觉作出的牺牲，这次沉船之举做得是如此隐秘，以致在后来的一些资料中也很难找到具体的记录，只有两家公司的员工才知道这件事。
  虞洽卿的这些行动，理所当然为蒋介石所看重。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派戴笠秘密到上海，找虞洽卿和杜月笙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其目的是发动各方力量，共同抗日。该委员会以蒋介石亲自挂帅，任委员长，戴笠任书记长，虞洽卿、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张啸林、杨虎为委员，下设别动军总指挥部，杜月笙任总指挥。其成员以上海南市社会青年训练总部的学员和上海商团中华队成员为基本队员，另招募店员、失业青年等社会人员，共有一万余人，分为六个支队。陶一珊、陆京士等为支队长，在松江和青浦办了两个培训班，让这些人学习军事知识。不久，日寇向苏州河沿岸发动进攻，这支别动军首先接战。在与日寇的激战中，他们表现出顽强不屈的意志，但终因军事素质较差，再加上敌众我寡，死伤惨重，戴笠见难以支撑，先逃入法租界海格路（今华山路），后化装乘船潜至香港，再返长沙。别动军溃散后，戴笠曾指示要继续收编人员，但只收到2000余人，大多数已在战斗中牺牲，苏浙行动委员会宣告解散。当谢晋元团“八百孤军”坚守上海英勇抵抗时，虞洽卿见抵抗已无胜算，便向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提议，希望能同意中国军队撤至租界。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表示同意接纳。10月30日晚9时，蒋介石向谢晋元部下达了“珍重退入租界，继续为国努力”的手令。10月31日在与敌再次作战后退入租界，安排在胶州路孤军营。为保持国格人格，谢晋元仍每天令部队升旗出操，加强训练。上海沦陷，租界已成孤岛，外围被日军所占领，所以，谢晋元上前线杀敌的愿望一直难以实现。1941年4月24日，汪伪特务机关买通谢晋元手下的意志薄弱者，利用出操机会将谢杀害，其余士兵也被遣散。第二天，上海租界内6万余民众为谢晋元举行公祭。国民政府追认其为陆军少将，蒋介石特书“精忠贯日”以示褒扬。毛泽东亦称其是“民族典型”。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将谢晋元墓迁至龙华安葬，并对“八百壮”中的幸存者进行调查，凡有工作能力者均安排了工作。
  第二次沉船是1938年4月，地点在江西的马当。马当位于江西彭泽县境内，属长江的中游。此处因江中有座小孤山，把江道分成两边。左边的水道十分狭窄，船只难以通行，右边的水道自马当山而下，水流湍急，地形险要，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以后，为保护九江和武汉的安全，国民政府决定在此处实行第二道堵塞防线计划。因此处的最狭处只有500米，所以决定沉船21艘，共30207吨。其中轮船13艘，趸船6艘，码头船2艘。由于这些船大多为停留于长江中上游的中小型船舶，故必须在数量上予以保证。这些船分别由三北公司、轮船招商局、大达轮船公司、大通轮船公司和肇兴轮船公司提供。经过此次沉船，大达公司的轮船已全部沉入江底，三北公司的损失在一半以上，轮船招商局损失为百分之四十。这些沉船在2000年2月由长江救助打捞局负责打捞。这13艘轮船分别是：万象、松浦、华胜、天兴、庆宁、长泰、海州、永升、北晋、宏顺、新丰、江裕、黄石公。
  大达轮船公司创办于1903年，原名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其创始人是江苏南通人张謇。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又受到灾荒、战争的影响，亏损严重。1933年大达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宣布停业清理。后与韩少石（海内人，原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国钧之子）合作，一年后仍未见好转。1935年改由职工维持，并推老股东王铁生任经理，但终究沉疴难起，于抗战前以船抵债，35艘只剩下5艘。濒临倒闭前，由杜月笙接手，又购买一些新船，不料开张没几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月笙把这些新老船只，统统沉入了江底，显示出自己抗日救国的意愿。他还出资购买了2架飞机月华号和月辉号，捐献给空军用于抗日，出一万大洋买了一辆装甲车，送给镇守在浦东的张发奎。
  这两次大沉船后，又有镇海口沉船、龙潭口沉船和宜昌沉船等，虞洽卿均有船只沉没。到了这时，三北公司的9万余吨船只除沉江的4万余吨外，另有2万吨被日军炸毁，剩下的3万余吨除上海中意公司的1万多吨外，其余均在长江上游武汉至重庆一线。
  马当沉船后不久，1938年6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当时的武汉有265家工厂企业等待内迁，占内迁企业的55％，各种设备10.8万余吨，还有大批难民。三北公司的轮船积极投入到设备抢运中。经过4个多月的坚守，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这些人员和物资设备大多运到了重庆。武汉沦陷，日军的目标便是宜昌。作为长江的咽喉，此时的宜昌码头也积压了大批物资，计有各类军工器材和工业设备12万余吨，油料1万余吨，各类物资6万余吨，等待撤离的政府官员、技术人员、学校师生3万余人。而在重庆至宜昌的航线上，除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20余艘轮船和三北公司的少量船只外，其他轮船公司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武汉距宜昌本来就不远，更为要命的是自8月份开始，长江进入了枯水期，一些大型船只能直接到重庆的时间剩下没几天。一面是日军的节节逼近，一面是人心极度慌乱，再加上日本飞机到宜昌的狂轰滥炸，码头上一片混乱。就在此时，卢作孚想了个“分段运输法”，即把一些大型设备抢在枯水期前先行运走，剩下的由轮船分三段运输，这样虽然多了两道装卸，但第一段船只的往返时间大大缩短。按照正常的运输，这些物资和人员至少得花一年时间，经过卢作孚的巧妙安排和工人们争分夺秒的抢运，仅用了40多天便全部抢运完成。民生公司虽然没有在封堵航道时沉过一艘船，但在这些物质的抢运中却立下了功劳。在此过程中，民生公司被日机炸沉轮船16艘，牺牲员工116名，受伤致残达61人。这些惨痛的代价不但为大后方建设和稳定奠定了基础，挽救了大批人员的性命，也为军工企业在重庆尽快恢复生产作出了贡献。诚如爱国将领冯玉祥指出，民生公司在此关键时刻成了国民政府的“救命公司”。虞洽卿的三北公司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作的贡献虽然没有民生公司的大，但他已在开始筹划大西南的公路运输事业。
  【参考文献】
  1.汪仁泽.虞洽卿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
  2.中央电视台10套，谍影重重：内鬼.探索发现，2010（349）.
  十 为抗日募捐竭尽全力
  在虞洽卿看来，国破家亡，企业断无苟延残喘之理。他无偿献出30余艘轮船，沉没于长江、黄浦江、龙潭口、镇海口等地，表明他抗战到底、破釜沉舟的决心。八一三事变之后，他的一系列行动则可以看成是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的一个缩影。
  上海的反日救亡活动，从1931年7月2日长春万宝山事件开始，7月14日虞洽卿专门组织成立了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17日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肃清日货办法，并通电各省商会自动对日经济绝交。12月24日，在上海人民反日救国联合会召开的上海各大学校校长会议上，虞洽卿应邀参加并在会议上做了讲话，号召工商学各界人士都应团结起来，共同负起救国之重任。不过虞洽卿的这番讲话反响并不强烈，有的认为日本虽然侵占了东北，但不一定会发起全面战争，甚至认为虞洽卿在放大事实，他们并不相信日本有全面侵华的野心。虞洽卿的敏锐目光，就是对于日本长期以来的所谓方针政策有着极高的警惕性，从没有对日本抱有任何幻想，这也许就是商人的特殊之处。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虞洽卿一面从事难民的运送，尽可能将那些甬籍同胞运回故乡，免受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一面又积极筹措物资，为十九路军的抗日提供保障。他还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从1931年7月17日成立上海反日援侨委员会开始，虞洽卿的反日爱国行为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前台。1932年5月5日，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与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奉命与日方谈判，并签订了一份为后人一再诟病的《淞沪停战协议》，但虞洽卿并没有因为这份协议的签订而有所放松。相反，他对蒋介石一再围剿中央苏区和红军而不是积极抗日的做法有所怀疑。同年8月27日，由马相伯、赵竹青、唐蔚芝、虞洽卿、王一亭、史量才、杜月笙等50余人共同发起的废止内战大同盟在香港路4号召开成立大会，虞洽卿任名誉委员。这一组织的宗旨是：废止内战，抵御外侮。虞洽卿参加了这么一个组织，说明他从内心来说，是反对和厌恶内战的，尤其是日本向华频频发动侵略时，更让他感到了时局的危困。1933年1月28日，上海市商会、宁波旅沪同乡会等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周年，会上，虞洽卿发出倡议，号召各界为抗战捐款。在这次大会上，上海工商界、银行界、面粉业界、纱业界等共同出资，购置6架霍克-Ⅱ型飞机。
  根据当时的局面，1931年12月在原中央军校航空班基础上成立了军政航空学校，并将校址从南京迁到了杭州笕桥，1932年6月改名为中央航空学校。这次迁址，一来是迫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进而觊觎华北，并有染指整个中国的野心；二是从战争爆发看，当时中国受到空中威胁的，主要来自东海方向的敌机，因此时日本占领台湾，并在台北设有军用机场，几艘航空母舰也泊于东海，这是日本空中军事力量直接威胁上海、南京的最大忧虑。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决定把航空学校迁到杭州郊外的笕桥。当时中国的空军非常薄弱，东北军易帜后，原有的300架飞机归属于中央军，这是中国空军最重要的一支力量。中央航空学校成立后，为培养飞行员，向美国购买了几架费力提、道格拉斯、可塞等几种型号的飞机作为教练机。为壮大空军力量，国民政府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捐献飞机。1932年，美国寇蒂斯飞机公司专门生产了一种霍克-Ⅱ型飞机。这种双翼飞机既能空战，也可以俯冲轰炸，还可以担负侦察任务，是当时较为先进的飞机之一。1933年一共购买了50架，而上海的工商界则捐献了6架。不久，这种飞机又经过改进，称为霍克一Ⅲ型，1936年共向美国购买了102架，成为了中国空军的主力。“霍克”一名，译自英文“Hawk”其中文意思是“鹰”，故该型号战机又称鹰式战斗机。1937年8月14日，，日本的精锐木更津航空队和鹿屋航空队从台北机场出发，由18架“三菱”96式轰炸机分两批来袭击笕桥机场，中国空军首次飞上天空与日军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领霍克一Ⅲ战斗机群迎敌，在30分钟的战斗中，击落敌机3架，重创1架，而中国空军无一伤亡。2个小时后，杭州的报纸就出现了号外，为中国空军的胜利而欢腾。在之后的半个月内，又连创奇迹，共击落日机12架，击伤而不能再战的10架，迫使日军的两个航空大队停止了攻击，鹿屋航空队司令员石井艺江大佐剖腹谢罪。高志航因抗战有功，晋升为空军驱逐机队上校，迎战的第四航空大队也改名为“志航大队”8月14日被定为空军节。当然，这仅仅是战争的序幕。在8年抗战中，中，国的飞行员和美国飞虎队共牺牲了近6000名空军地勤人员和飞行员。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淞沪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为救护伤兵，虞洽卿将1936年七十大寿时各界人士赠送的拟筹办洽卿医院的4万余元凑足5万元，捐赠给市救护会，以作伤兵救护的费用。此事在1937年10月29日的《大公报》有过专门报道。接着，他又个人出资1000元，三北公司出资1000元，虞洽卿的汪、潘两位夫人出资500元。徐先生出资500元，共3000元交市救护会，指定此费用作为伤兵站购买面包。10月30日虞洽卿主持召开洽卿医院筹备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议定将医院筹备2.6万，元由虞洽卿凑足3万元，拨借给伤兵医治。1938年1月10日，由于伤兵多，经费紧缺，虞洽卿又从洽卿医院基金中拨出2万元，以充实救护经费。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虞洽卿为救护伤兵已捐资达10.3万元。
  由于日军的疯狂轰炸，上海市区及周边地区的老百姓无法生存，纷纷逃到租界避难。一时间，租界内人满为患，高峰时达到70万人。为减轻压力，租界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疏散措施。但随着上海、南京等地的相继沦陷，战争又向西南扩散，致使疏散的人口又去而复返，再加上来自江浙地区的难民，上海租界的人口从原有的167万猛增到400多万。这成倍增加的难民，使租界内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严重不足，形成了极为严重的难民问题。而此时的租界已成“孤岛”，因其周围全被日军占领，物资运输必须经过日军的严格检查，使租界内的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也日渐短缺。当时曾有人做过统计，按照正常的生活消费，400万人一个月需要大米175441袋、面粉31781袋、蔬菜10217袋、猪31091头、鸡1071只。如此庞大的数量，根本就无法满足。为此，虞洽卿在上海发起了一场节约救难运动。
  1938年10月9日，上海节约救难委员会在香港路59号银行俱乐部举行了成立大会，虞洽卿在会上指出，目前的救济工作，虽面临巨大困难，但400万人如能厉行节约，大家都做出一点努力，这些困难一定能够得到克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节约救难运动，不但安定了人心，减少了因饥饿而引发的犯罪，并将一些戏院、电影院、学校辟为临时难民的收容所，使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有了一个暂时的栖息之地。在这次会议上，虞洽卿还做出决定，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其他各社会团体的一致响应。于是，把难民救济协会的成立时间定于1938年10月18日下午4时。
  是日，在中外各界团体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在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虞洽卿在成立大会上对该会的宗旨作了阐述，他归结为3点：一是发挥民众力量，减少赈济委员会对于难民之忧患与负担；二是节减赈款，俾得移救内地难民；三是使难民得安宁受教养，绝无分忧，协助租界当局减免种种困难。10月21日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发表成立宣言：“推动全市人民之力量，辅助救济机关，之工作，国籍不分中外，但求匡济时艰，于两租界安宁有裨，使人类互助之责任无亏。”这一宣言可谓言简意赅，切中时难，所以受到了各界的赞同。会上，选举虞洽卿为理事长，英国太古洋行大班麦克诺为副理事长，会址就设于广东路93号3楼三北公司内。
  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一成立，就立即开展了工作，拟定了难民住宿、衣服、粮食、医药、教育及其他救济事宜。为减少租界内的难民数量，虞洽卿用仅有的几艘轮船，把那些愿意回乡的难民运送宁波、镇海、舟山等地，并通过上海的一些教会和慈善机构，将滞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运往内地，有相当一部分军政人员由此而重新走上战场，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此同时，虞洽卿以上海难民救济会的名义，成立劝募委员会，他自己则担任了劝募委员会的总主任。为使难民救济工作有序开展，虞洽卿会同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各救济团体负责人，开始对难民实行调查与登记。11月4日将首笔救济款5万余元下拨给11个慈善团体。11月10日，公布收到善款，为14.5万元。为筹募更多款项，虞洽卿又提出了一个新办法，叫做“百一提成”。也就是说各工商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提成1元为善款，该款由各行业商会代收，每月一次上报难民救济协会。
  由于战争原因，上海租界内人口骤增，粮食不但供应紧张，粮价也一路升，由原来每袋15元涨至35～38元。一旦粮食脱销，有可能引起更大的灾难，有鉴于此，虞洽卿提出了组织一个“平粜会”。所谓平粜，就是从国外订购大米，每袋的价格加上运输的费用，商家没有利润，出售给市民。虞洽卿提出，运输问题由他负责，运费也只收成本。这一建议，遭到了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虞洽卿想从中取利。当时的情形是，国内的绝大多数轮船公司都已丧失了去国外运米的能力，由于日本军舰的封锁，不准中国轮船自由航行。虞洽卿预料到有此局面，通过江一平与意大利商人泰米那齐合作，组建了一家中意轮船公司，在船上悬挂意大利国旗，则可以自由出入港口。正是有了这一准备，才让他有了底气，可以从国外运回大米。虽然有人反对，但还是得到了面粉业、杂粮业、米业和其他大多数商家的支持。平粜会的具体做法是，由各同意加入的商家出资，由虞洽卿负责运输，运回大米后，按出资比例领回大米，然后以成本价出售。这一方法虽然无利可图，但各商家认为在大米紧缺时能够有米供应，对商家名声的提升大有好处，一旦战争结束，也许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况且大家都是难民救济会的会员，有责任提供帮助。于是当场就有人出资，20余家米店业老板出资25万元，参加平粜。国外购米，需要外汇，虞洽卿电告重庆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能动用外汇1万英镑。孔祥熙复电同意，并通知海关，凡用于难民救济的大米，一律免税。就这样，虞洽卿先后从仰光、西贡、暹罗等地运回大米数万吨，均由各米店平粜，解决了上海难民最困难的粮食问题。此后，虞洽卿还将此模式推广到宁波、镇海、慈溪等地，为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粮荒作出了贡献。虞洽卿坚持抗日主张的另一点，是多次拒绝日本政客的威逼利诱，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哪怕是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也不为所动。就在上海滩大亨杜月笙等纷纷逃离上海之后，他也依旧坚持在上海，镇定自若地指挥各项救济活动。1938年10月26日，武汉失守，28日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闻此消息，虞洽卿联系上了上海各团体，向大会发去电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3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并在会上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7月正式成立后召开了第一届一次会议，出席的委员共156名，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只有7名。在一届二次开会期间，虞洽卿提出5点主张。
  一、拥护最高领袖，绝对坚持抗战，反对任何调停；
  二、巩固统一战线，清除妥协分子；
  三、加强对美、苏、英、法等国之外交活动，促进对日制裁；
  四、彻底改善全国民运机构；
  五、加强对沦陷区域之工作活动。
  从上述5点主张中，可以清晰地了解虞洽卿当时的思想和动态。他不但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调停的政治主张，还希望对统一战线内的妥协分子应当予以清除。所谓妥协分子，说明白一点就是汉奸，可见他抗日意志之坚决。就在此一个多月前，日本东海轮船公司曾多次派人与他联系，希望三北公司能加入日本东海轮船公司，并许诺一旦加入合作，不仅可以保证所有轮船的安全，而且还可以有丰厚的利益回报，但遭到了他严词拒绝。这对一个向来不问政治的商人来说，其骨子里涌动的是抗日救国的热情。有了这一最高目标，任何力量也无法动摇他抗日到底的决心。后来日本特务机关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他采取暗杀行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上海妇女界也组织了各类团体，对日本的侵华行动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她们动员妇女力量，为保卫中华民族不辞劳苦地奔波呼吁，其中代表性人物有香凝、许广平、史良等。中共党员茅丽瑛是位年轻的姑娘，她于1938年初成立了中国职业妇女会，1938年5月5日改名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这一妇女组织表面看是交流、座谈、法律咨询的一个女权保护机构，实际上是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秘密活动点，并担负着为新四军筹集军费的任务。
  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驻各地的办事处，其经费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国民政府下发的军饷。这主要是供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他不在编的地方武装则不在此列。但因为战争，国民政府的税收大大减少，再加上各地战事吃紧，这军饷十分有限，根本满足不了作战的需要。二是共产国际的资助。有人专门作过统计，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共收到共产国际的援助资金为138.2123万美元。苏联卫国战争打响后，就再也没有给中共提供过任何资金。三是地方财政收入。这部分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根据地的各工商企业，自从苏联停止经济援助后，这一来源更是成为开展工作和活动的重要保障。四是社会各界的援助。这一数字目前尚无法准确统计，相信捐助的数额不会很小，仅上海一地的粗略统计，就不会少于数千万，况且还有天津、南京、北京等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其捐助量肯定十分可观。茅丽瑛受江苏省委的指令，要求在1939年8月前，为新四军筹办10万件御寒棉衣。
  茅丽瑛是杭州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5岁丧父后，与母亲一起到了上海。小学毕业后，茅丽瑛考入启秀中学，为减轻家庭负担，她利用课余时间去幼稚园做兼职老师。后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但因家庭贫困而被迫辍学。由于英文较好，不久考入上海海关，做了一名海关英文打字员。这一职位在当时是一个舒适轻松且收入不错的职业，在许多人眼里是梦寐以求的工作。就在她为自己前途筹划时，爆发了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眼看日本人攻打上海，抗日将士浴血奋战，她再也坐不住了，报名参加上海战时服务团。这一工作类似于今天的志愿者，主要是为受伤的战士提供运送、抢救、照顾等服务。上海沦陷前夕，她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海关工作，参加了救亡长征团，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抗日长征团是由一批青年自发组织宣传抗日的临时性机构，不久便宣告解散。回到上海以后，她进母校启秀中学任教师，同时利用课余时间，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初，她发起成立了中国职业妇女会，目的是动员上海的妇女力量，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同年5月，她加入了共产党，为便于掩护及更好地开展工作，她将中国职业妇女会改名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自己则担任了俱乐部的主席，办公地址几经变换，最后选择在四川路120号。
  新四军的军饷虽有国民政府供给，但杯水车薪，远远不足。为此，江苏省委动员上海各界捐款支援。1937年11月，新四军刚成立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就通过刘鸿生、潘以三等人，为新四军送去25辆汽车和100名青年。1938年8月，又送去1500名青年和17.85万元捐款。同年冬季，又由工商界人士捐款4万双胶鞋和7000匹布，虽然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截留了一部分，大部分还是送到了新四军的手上。12月20日至31日，又由上海著名人士发起义演活动，在黄金大戏院连演10天，所得收入全部捐献新四军。这些就是当年新四军军费的重要来源。接到上级的任务后，茅丽瑛就积极地投入了筹备工作。这样的活动，既要有一个合法的借口，又要保证任务的完成，这在日占区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茅丽瑛经过多方考虑，认为找一个慈善机构出面比较合适。于是，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虞洽卿。她专门来到广东路93号上海难民救济会理事长虞洽卿的办公室，希望这次活动能得到他的支持。经虞洽卿提议，这次活动称为物品慈善义卖会，并商定了义卖会的大致工作部署。之所以用了这么一种形式，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首先，上海沦陷后，有很大一部分商人都远避到了内地，虽然他们在上海有企业有资产，但都是托人代管，除了大量难民外，真正的消费拉动已如强弩之末，缺乏后劲。其次，各式各样的捐助名目繁多，虽然都打着慈善的旗号，但还是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安全性没有保障。与此相比，义卖义演活动要比直接捐款隐蔽，也更容易让人接受。所以工作的第一步是征集到足够的义卖品；第二步是确定前来参加义卖活动的人员；第三步是选择一个合适的义卖场地；第四步是必须要请求巡捕房的配合，以保证义卖活动的顺利进行。两人当即决定，义卖品的征集由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和上海难民救济会共同出面，向社会各界发出征集函，理由是帮助租界内的妇女姐妹医治疾病，建立信心，共渡难关。义卖的地点暂定于位于虞洽卿路（即今西藏路）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内。征集函发出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有56家单位主动捐献了各类物资达数百件。虞洽卿联系了裴云卿、林康侯、徐寄庼等15名买家，都是工商界的名人，为义卖活动的成功举行打下了基础。
  为扩大这次义卖活动的影响力，茅丽瑛在上海大陆电台举办了一场平剧大会唱。演唱者既有京剧名人，也有名票。播出之后，很快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因为当时很多京剧演员为抗日明志，一般不会参加演出，而这次大会唱虽然也是以慈善的名义，但连续几天的播出在日本特务机关看来无疑是反常之举。为查明真相，他们选派了一名叫金光媚的女特务打入了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作卧底，以了解茅丽瑛的一切活动。一面又向大陆电台发去了恐吓信，要电台立即停止平剧大会唱的播出，否则后果自负。虞洽卿迫于日本特务机关的压力，要求茅丽瑛另选义卖地点。茅丽瑛来到上海新新百货公司，提出借用场地举行义卖活动，新新公司表示同意。不料，第二天就有特务上门，同样迫于压力而不得不拒绝。最后，茅丽瑛决定义卖活动在地址为四川路120号的俱乐部内举行。
  1939年7月14日上午9时，义卖活动如期举行。虞洽卿及原先联系的工商界人士带头购买，上海市民积极参与，到中午12时，义卖品已卖出了一大半。为维护秩序，防止有人捣乱，虞洽卿将这次义卖活动先到工部局备案，并请工部局派来了几名巡捕现场巡视。这一手果然有效，几个前来捣乱的特务见有巡捕在场，没敢轻举妄动。到了当天下午（也有说是第二天），突然闯进两个男子，推翻陈列柜台，乱砸物品，场内顿时一片混乱。巡捕见状，立即上前将两名捣乱者予以拘捕。起初，这两名男子还想百般抵赖，经茅丽瑛当场揭露，两人才不得不承认是受日本特务机关派遣，专门来现场破坏的。两人被巡捕带离后，茅丽瑛又指挥工作人员整理现场，义卖活动继续进行。几天之后，巡捕房对两名男子进行审讯，茅丽瑛又不顾个人安危，作出了指证，这使汪伪特务机关开始对茅丽瑛加强监视。这次义卖活动共得款10万余元，其中10万元用于购买10万套棉衣，余下的2300元充入到难民救济会，用于难民救济。
  这次义卖活动效果极好，一次性就筹得10万余元，解决了新四军战士在冬季来临时的后顾之忧。但茅丽瑛把活动的声势造得过大，使汪伪特工组织总部下达了对她实行暗杀的指令。汪伪特工总部筹建于1938年底，正式成立于1939年2月10日原先的地址为大西路67号，后，由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出面，租借于忆定盘路（今江苏路）95弄10号的一座小洋楼内，最后由日本参谋本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助手晴气庆胤亲自选定，搬到沪西的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的住宅。从此，臭名昭著的76号汪伪特工总部开始了罪恶的活动。
  经过多日的跟踪调查和卧底金光媚的暗中监视，弄清了茅丽瑛的活动规律和活动主要内容。1939年12月12日，丁默邨正式下了暗杀令，由行动队队长林之江带领男女特务8人，潜伏于职业妇女俱乐部附近的一个弄堂口。晚7时许，工作了一天的茅丽瑛准备回家，刚走出大门，特务陈剑飞即从隐蔽处蹿出，紧随其后，没走多远，陈剑飞就快步上前，走到茅丽瑛的前面，几步之后，突然一个转身，朝茅丽瑛连开了3枪。见茅丽瑛倒在血泊中，特务们趁着夜色，钻进了一辆等在不远处的汽车，迅即逃离现场。闻听枪声，巡捕们马上赶了过来，暗杀者已不见了踪影，被暗杀者倒在地上痛苦呻吟，就立马派车把她送到了位于广东路的仁济医院。经医生检查，茅丽瑛中了3枪，一枪在膝盖，一枪在大腿，一枪在腹部，均非要害。于是立即施行手术，取出腹中的弹头，切除了一段小肠，包扎了膝腿部的伤口，送入病房。按理说这样的伤势并不致命，但因为弹头有毒，3天之后，茅丽瑛与世长辞，年仅28岁。
  12月16日，怀着对烈士的崇敬之情和对汪伪特务的刻骨痛恨，上海各界联谊会、江海关、启秀中学、上海难民救济会等共同发起了吊唁活动。吊唁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参加的有2000多人。身在香港的何香凝特地派来了代表参加公祭，虞洽卿也以难民救济会理事长名义派出了几十人的公祭队伍。灵堂两则，摆满了送来的花圈和挽联，表达了对烈士的无限思念和对刽子手的无比愤怒。1949年12月12日，是茅丽瑛牺牲10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又隆重集会，追悼为国殉难的烈士。中共上海市委专门送了挽联，，陈毅市长还亲笔写了一篇纪念文章。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茅丽瑛的事迹，专门拍摄了一部电影《七月流火》，这是对死难烈士的最好纪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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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虞洽卿路命名之盛典
  1936年，虞洽卿虚岁70岁，也是他到上海的第55个年头。按照三北人的习惯，年龄的计算只讲虚岁而不讲周岁，这一民间习俗由来已久。所以，从这一年的年初开始，由上海总商会、宁波旅沪同乡会和四明公所共同发起的庆寿活动，就已经开始筹备。这一活动虽然没有杜氏宗祠落成庆典的排场，但规格也确实不低。筹委会主席由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担任，杨啸天、俞佑庭、王晓籁、杜月笙、金廷荪、方椒伯为委员。根据吴铁城提议，将各界所送贺礼，筹建一所医院。该医院的位置定于吴淞，占地数十亩，医院旁还有一座公园，医院的名字叫洽卿防痨医院。
  所谓防痨医院，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结核病防治医院。20世纪的上海，商业发达，人口密集，经常会发生各种流行病、传染病，而当时对于结核病的医治，成本高效果差，是市民健康的头号杀手。作为市长专门提议筹建一所防痨医院，可见上海患结核病者为数不少。吴铁城还专门在祝寿筹委会上强调，希望送礼者一概用现金而不用其他物品。这一提议不但虞洽卿赞同，筹委会全体成员也均表示认可。医院的筹备由王晓籁任主席，成员有俞佑庭、毛和源、江一平、张申之、郭崖琴、杜月笙、李廷安等。祝寿筹委会主任金廷荪，具体由毛和源主持。纪念筹委会由俞佑庭、金润群、朱佰元负责。刊印虞洽卿祝寿纪念册，编辑张申之。祝寿词由大律师章士钊执笔，办公地点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
  1936年6月14日，《申报》转引了中央社播发为虞洽卿庆寿的信息，并对虞洽卿的身世、经历、活动成绩、所获成果等作了详细报道。对于租界内的负责人、大洋行的大班、各政要人员，由吴铁城出面邀请，其余各社会团体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发函。同时还刊登征文启事，为纪念册征集文章。
  关于祝寿的具体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6月17至21日，另一说法是7月4日至6日。后经调查，这两个时间其实都没错，现分述于下：
  6月17日是上海总商会出面摆寿宴，地点在上海商埠总署大厅内。
  6月18日，，是宁波旅沪同乡会设宴，地点在西藏路同乡会内。
  6月19日，是虞洽卿的生日，由他自己设宴，寿宴办在海宁路虞宅。
  这一天，虞宅张灯结彩，十分热闹，蒋介石亲临上海，为虞洽卿祝寿。大概是出于保密和抗日的形势紧迫，蒋介石到虞宅祝寿的消息并没有在报上公布，只有几个当年寿宴的筹备参加者才知道此事。据说这次蒋介石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送寿联、寿匾或寿幛，只是送了一笔寿礼。由此可以推断，吴铁城提议设洽卿防痨医院一事，很有可能是事先曾报告过蒋，并得到蒋的默许。大概也正是这一原因，吴铁城才会如此卖力，亲自来担任筹委会的主席。不过，在筹委会正式开会时，他几乎没有到过，每次都是派李大超为代表。
  6月20日，是上海市政府为虞洽卿摆寿宴，地点在市政大厅。在寿宴开始前的祝词中，吴铁城向外界宣布，洽卿防痨医院正式启动，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6月21日是第5天，由工部局出面设宴，地点在工部局大楼，总董杰斯塔布亲自为虞洽卿斟酒。但与以前的几次寿宴相比，这一次最为寒酸，这既有国外风俗与国内风俗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办理寿宴的费用，虽经总董首肯，但极为有限。因为在平时，只有中国人请这些外国人，而外国人专门宴请中国人，尽管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而工部局专门为华人设宴祝寿，这还是第一次。
  在祝寿筹委会会议上，宁波旅沪同乡会提出在镇海、慈溪、余姚三县交界处为虞洽卿立一铜像，以志永久纪念。这一建议遭到虞洽卿本人反对。他认为，虽然在慈溪淹浦的崇寿宫内，有吴锦堂的铜像，这是后人为缅怀这位乡贤所立，自己做的慈善公益事业与吴锦堂相比，难以相提并论。但在时隔76年之后，在他的故乡龙山，一座通高9米（其中像5.5米）的雕塑屹立于斯，与天叙堂遥遥相对。昔日荒凉的海滩，如今已是一处新兴的工业集聚区。虞洽卿泉下有知，也应当为家乡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了。
  7月4日至6日的寿庆活动，在宁波旅沪同乡会内举行。最为隆重的是7月5日下午4时开始的祝寿盛典。这一天，礼堂的布置也别具特色，门外临时搭建了高大的牌楼，大批巡捕赶来维持秩序。从牌楼到一楼大厅，两侧摆满了对联和寿幛，所有寿礼均分陈于大厅四周。林森所赠的大匾，上书“福禄眉寿”四个大字，放于一楼大厅的正上方，其下是一个特大型蛋糕，直径1.5米，高达2米。二楼大厅是作为开会和演讲之用，三楼是宴会厅。负责大会筹备的共有15个小组，分别是：主席团，由8人组成，负责来宾的迎送；总干事组，由3人负责，督促协调各组的工作；其他分别是总务组、会计组、庶务组、剧务组、招待组、文书组、交际组、卫生组、陈设组、交通组、宣传组、纠察组、饮食组。重要来宾有陈立夫、梅兰芳、叶恭绰、严独鹤、孙衡甫、秦润卿、李思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张公权、王一亭、沈维挺、袁履登等，吴铁城派代表李大超，孙科派代表吴经熊，共800余人。
  下午4时，在一阵清脆悦耳的振铃声中，司仪邬崖琴宣布祝寿会开始，杨犹龙担任会议记录。先由方椒伯代表祝寿筹委会致词，然后全体参会人员向虞洽卿行鞠躬礼。之后，虞洽卿在会上作了自述，大致讲了在上海55年来的变化和其间发生的一些大事，并对前来参加寿宴的人表示感谢。虞洽卿的讲话稿并不长，在1600字左右。他在谈到自己初到上海时，身上只有5元钱，他父亲在世时，每月的工资也只10元钱，如今事业有成，不应忘记勤俭二字，引来了一片掌声。他还号召到会的诸位成功人士，要多做善事，为子孙着想，因为善能致福。这一番讲话，即使是放到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热心公益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理念。
  接下来是钮永建致词。钮永建，字惕生，1870年出生于上海，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次长、江苏省主席等职。他的演讲主要是对虞洽卿支持辛亥革命大加赞扬，说他说中华民国创立的一大功臣。
  另一位在庆典上致词的是王晓籁。他是浙江嵊州甘霖镇的白泥墩村人，出生于1887年。他不但是一位实业家和银行家，也是一位爱国人士。1936年，他担任中国航空协会总理事长后，主张尽快壮大空军力量，积极筹划民间飞机捐献活动。抗战爆发后，他一面积极救助伤员，一面发表坚决抗日的主张，险遭傅筱庵暗杀。他在讲话中对虞洽卿吃苦耐劳的品质，为国家服务而不求一官半职的志向表示钦佩。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的京剧票友，1939年10月8日，上海戏剧学校创办后，他是校董之一。
  祝寿的堂会演出在7月6日下午2时，演出的剧目有《七子八婿》《十二太保》《大登殿》《太白醉写》《追韩信》《坐宫见娘》等。上海电台为祝寿也安排了特别节目，由上海著名滑稽戏演员白笑笑、鲍乐乐、赵希希、陆奇奇、范哈哈等分时段表演并播出。上海钱业公会还通知各钱庄，于7月5日一律在店门口悬挂彩旗，为虞洽卿的祝寿增添了欢乐气氛。
  就在大家尽兴享受寿宴之际，有几个人提出，在上海法租界有两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在公共租界内也应当有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而此人则非虞洽卿莫属。此议一出，应者蜂起。第二天就有一份报告送到了工部局，提出要用虞洽卿的名字来命名一条马路。理由当然也十分充足，说虞洽卿功高德勋、热心社会、慈善为怀、贡献极多，尤其是在维护租界秩序，化解各类矛盾中，更是不辞劳苦，全力以赴；再说他是工部局5位华董之一，于官于民，都是声誉卓著。当时公共租界的马路命名，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中国的地名来命名，如南京路、广东路、浙江路、福州路等。另一种是以外国人的名字命名，如霞飞路、极司菲尔路、白脱路等。虽然在法租界有麟桂路和朱葆三路，但这两条小马路都是在他们死后才命名的。如今虞洽卿尚在世而就以他来命名马路，工部局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据工部局华人委员钱龙章回忆，收到这份报告后，工部局马上召开了董事会，商量这一提案。用虞洽卿的名字来名命马路，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这样做是否合适，因为在公共租界，这样的命名毕竟是第一次，有些人心中总有点儿疑惑不决。二是命名的马路是改名而非新建，对于在这条马路上开店、居住的人或多或少会带来影响，所以在民意方面是否会引起反应。第三是哪一条路命名比较合适，也是争议的一个焦点。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比较顺利，先由总董杰斯塔布表态同意，其余的人见总董已经有了态度，大家也就齐声附和。这位总董原是工部局的董事，前任总董费信淳因为在顾竹轩官司时有不当行为，再加上在五卅事件中处置不力，经六国领事商量后被撤换。在此重要的人事变动时，虞洽卿曾向英、美等领事馆提出让杰斯塔布为总董，为此，他在其他一些领事面前，也曾为杰斯塔布讲过不少好话，从私交上说，虞洽卿与他也有深厚的交情，所以杰斯塔布第一个表示赞同。第二个间题是与第三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有人提出的是虞洽卿的公馆所在马路，亦即海宁路改名为虞洽卿路。但江一平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将西藏路改名更为合适。西藏路是一条极为繁华的马路，南至法租界，北到苏州河，不但横贯了北京路、南京路、广东路、福州路等一些重要马路，而且还有大世界、跑马厅等重要设施。反对者提出，这条马路上商店太多，一旦改名，怕引起一些店主的不满。江一平又提出可以派人前去对沿路的商店进行走访，征求他们对改路名的意见。杰斯塔布认为可行，如果沿途店家没有意见，就将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散会以后，由工部局派人去征询意见。这项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沿路的所有店家几乎无人反对，而且大家一听说是以虞洽卿的名字去命名，更是觉得为中国人的脸上争光，将来如有什么麻烦，也可以请虞洽卿出面做个调停，所以都表示拥护。就这样，到7月26日工部局就发出了将西藏路改为虞洽卿路的公函，并向六国领事馆备案。，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字只用了8年时间，1943年汪伪政府为削弱英美在租界的影响力，将虞洽卿路又改成了西藏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这条路更名为西藏中路。
  改名已获通过，接下来就是要举行一个隆重的道路命名仪式。这一活动由上海市商会等16个社会团体共同发起并操办，时间定于1936年10月1日。这16家单位是：上海市商会、四明银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宁波通运汽车公司、上海商团华队公会、宁波永耀电灯公司、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宁绍轮船公司、上海交易所联合会、三北轮埠公司、四明公所、鸿安商轮公司、上海市轮船同业公会、宁兴轮船公司、宁波旅沪同乡会、鸿安堆栈公司。每家单位的总经理或会长为筹委会主席团成员。到了9月30日这一天，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采访，20余个国家的领事馆均寄来回执，表示将出席命名大典。当天晚上，虞洽卿在福州路梅园酒家设宴，招待外国领事，出席预祝酒会并作陪的有王晓籁、杜月笙、张啸林、李大超、潘公展、吴经熊、秦润卿、江一平等20余人。总干事毛和源具体安排并接受记者采访。
  10月1日的庆典活动分为两大内容：一是进行队伍巡游，二是在同乡会内举行庆祝大会。
  巡游队伍于10月1日上午先在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大看台集合。大看台上悬挂了万国旗，五彩缤纷，迎风飘扬。在看台上临时搭设了一个检阅台，背景是中华民国国旗，台前置花卉盆景。上午10时许，巡游队伍出发前先接受虞洽卿的检阅。检阅队伍分为6队，由陈时侠任总指挥，万国商团中华队总队长徐通浩少校陪同虞洽卿走上检阅台。走在最前面的是马巡队，后面分别是工部局军乐队、护旗队、中华队、虞氏礼车队、翻译队和各团体组成的代表队。万国商团总司令葛雷采上校对巡游队伍进行了编排。各队的领队由筹委会主席团成员担任。中华队和翻译队两队共有人员300名，护旗队人数最多，由宁波旅沪同乡会各小学、各团体组成，约有500余人。检阅开始，所有巡游队伍先绕场一周，然后到大看台前列队，由虞洽卿致词，然后开始巡游。一时间，礼花齐放，鞭炮齐鸣。当时根据规定，租界内除过年时可燃放烟花爆竹外，其余时间是不准许的。这次马路命名，事关重大，况且有工部局同意，所以放鞭炮也就属于例外了。游行的路线是从跑马场经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到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至西藏路口（虞洽卿路）转向北，一直到苏州河边的泥城桥（也叫新垃圾桥或西藏路桥）止，队伍解散。经过路口如南京路、广东路、九江路、福州路等均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虞洽卿由徐通浩陪同乘坐礼车队到同乡会门口下车，其余巡游队伍全部到苏州河边。据1936年10月2日《申报》报道，巡游队伍整齐严肃，沿途观众万人空巷，欢呼若狂。工部局为维护秩序，增添了大量巡捕，分固定岗和流动岗两种，疏导观众，保证马路的畅通。沿途商家，悬挂彩旗，在礼车队经过门口时也被准许燃放鞭炮。在爱多亚路、南京路新世界、大新公司及一些重要建筑上，都有巨型标语，上书“庆祝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到了晚上，在跑马场大看台上还演出了京剧，燃放了焰火。据说这焰火是剧务组人员精心准备的，不但燃放的数量多，时间长，而且造型也很别致，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焰火晚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认为这次庆祝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专门派出摄制组，从开始到结束，摄制了有声电影，以作为永久纪念。
  在同乡会会场内外，也是装扮一新。大门口的红绿彩绸扎成牌楼一座，上悬巨幅横额，“庆祝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几个大字分外醒目。礼堂设于二楼，正中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两边分别陈设杜月笙和金廷荪送的两个大型银爵。杜月笙的银爵镌“今名永保”，金廷荪银爵镌“口碑载道”。四周有花篮。德国、美国、英国、比利时、葡萄牙、挪威、法国、希腊、巴西、荷兰、丹麦、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等国家的领事馆，分别由总领事或副领事亲临会场送贺。工部局总董、副董、董事及各处负责人全部到会。驻沪的外国机构有江海关、总邮务司等。外国的银行、洋行、房地产公司、轮船公司、邮轮公司等30家也派代表参加。英国的《泰晤士报》经理诺丁汉、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创办人鲍威尔也到会祝贺。
  值得指出的是，鲍威尔所创办的这份报纸，曾经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过很多报道。鲍威尔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1936年11月，他曾专程去陕北延安作过采访，毛泽东专门接见他并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回到上海后，他在报上登出了访问延安的全部内容，他支持中国抗日，反对日本侵华，曾引起过日伪特务的注意。后来埃德加·斯诺到上海后，就是在这家报社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社遭到日本特务的查封，他也被捕入狱。日本宪兵队对他严刑审讯，但他坚持自已的观点，以致双脚被打断而致残。1942年在交换战俘时获释，回到美国。1946年对日本战犯审判时，他不顾双腿行动不便，出庭作证，指控日本侵华暴行。1947年在美国病逝。1945年10月，《密勒氏评论报》在上海复刊，鲍威尔的儿子威廉·鲍威尔接任。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密勒氏评论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家被允许在大陆存在的美国媒体。抗美援朝爆发后，这份报纸又作了很多客观的报道，尤其是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1953年6月因经费等问题而停刊。
  出席道路命名庆祝典礼的中外来宾共1000余人。先由筹委会主席王晓籁报告筹备的经过和这次活动的意义。接着由工部局总董埃诺德·杰斯塔布致词，他认为将这条马路改名，一是纪念虞洽卿七十大寿；二是纪念虞洽卿旅沪55周年；三是对虞氏服务社会、奉行艰苦奋斗的精神表示敬仰。接着由徐新六、黄炎培、傅筱庵分别致词，最后由虞洽卿作答谢词。
  来电表示祝贺的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陈介、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漠、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总训练部少将委员王文翰、宁波商会会长周大烈等数十人及一些商会、同业公会、同乡会等团体。
  从1日下午2时起，在同乡会内开始演戏，有马丽云与小白牡丹的《贺后骂殿》、金碧玉的《鸿鸾禧》、王瑶卿的《珠帘寨》等。
  从8月份开始，工部局工务处开始将原西藏路的路牌经髹漆后，全部换成虞洽卿路，各沿路的商店门牌也全部更换。其动作之快、效率之高，实在罕见。诚如汪仁泽先生所说，此时的虞洽卿已处于人生的巅峰，他所担任的公司、社会团体董事长、理事长、高级顾问、咨议等各种头衔已100余个，再加上一条主要马路的命名，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滩上第一人。
  【参考文献】
  1.金普森.虞洽卿研究.宁波：宁波出版社，1997.
  2.上海地方史资料（第一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2.
  3.汪仁泽.虞洽卿传.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