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内容
康生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件之后，虽然侥幸逃脱，但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躲入法租界，利用弹子房（赌场）、妓院等地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寻找掩护，康生与上海大学的同学曹轶欧（原名曹淑英）结婚。1928年改名赵容，并通过国民党上层人物丁惟汾介绍，正式成为了虞洽卿的私人秘书。
丁惟汾是山东日照人，出生于1879年，字鼎丞，毕业于保定师范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丁惟汾是山东省党务主任和省议会会员。1924年起，主持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工作。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宣传部、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常委，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致力于声韵学的研究，著有《毛诗韵律》《尔雅识名》等著作。丁惟汾与康生虽然都是山东人，但早先并不熟悉，他之所以把康生介绍给虞洽卿，可能是其侄子丁基实从中牵线。丁基实原名丁履俱，出生于1903年，曾与康生一起就读于青岛。1921年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工预科土木专业，1924年经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康生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往。1928年4月，丁基实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同年6月与山东省委书记卢福坦作为山东省党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1928年底回国后，正值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于是暂住上海。此时的康生正急于找一个公开的身份作为掩护，于是就在丁基实的策划下，他的叔叔丁惟汾把康生正式推荐给了虞洽卿。对于这一段历史，康生却一直守口如瓶，其中原因与1930年4月，康生与牟宜之在悼念王乐平时被捕有关。牟宜之也是山东日照人，1905年出生，19岁参加革命，被捕后由丁惟汾出面营救出狱，而康生的这次被捕，则由虞洽卿出面保释。据说康生在他的所有履历中，都没有被捕的记录，这是刻意隐瞒还是另有缘故，还是一个待解之谜。
牟宜之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抗日战争期间，他以乐陵县县长的身份接应八路军115师进入山东创建了鲁北根据地，曾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奉命到北平，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献计出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的身份，与梁思成一起对北京城内的名胜古迹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下放到黑龙江，1974年经邓小平批示回关内休养，1975年病故于济南，1979年平反昭雪。
康生到虞洽卿处任秘书后，从其修养、学识、勤奋、机敏各方面看，虞洽卿都感到十分满意，这不仅与康生的自身素养有关，也与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密不可分。
康生于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的大台庄乡（今属黄岛区），父亲张发祥是清朝的秀才，他的曾祖父张鸣义是国子监的贡生，祖父张葆元也是个颇具儒学传统的文人。康生有三个哥哥，大哥张宗彝、二哥宗开、三哥宗儒，康生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宗可，又名叔平，稍长改名张绍卿。祖上留下的财产颇为丰厚，除了几十间房屋外，还有200多亩土地，光收取地租一项，就可以让全家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康生从小受到儒家的启蒙教育，到七八岁时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由于家中各类古玩字画很多，使他幼小的心灵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长达270多年的统治，也使康生对儒学产生了厌倦，他开始喜欢上了吹笛子、拉板胡，这为他后来痴迷于戏曲艺术奠定了基础。由于放荡不羁，对父母的管教充耳不闻，他成了家庭的叛逆者，这让父亲感到十分头疼。16岁那年，在同乡好友陈舜庭的劝说下，康生被送到了青岛的一所教会学校礼贤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德国的传教士理查德·卫尔海姆，他对东方文明十分崇拜，曾将大量经书翻译到欧洲，所以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代数、化学、物理及教会的必修课外，还有专门的国文课，这让康生接触到了新鲜的知识和文化。父母为加强对他的约束，1915年放暑假回家时，让他与邻庄大户陈玉桢的女儿陈宜结婚。婚后有一女一子，长女张玉瑛，次子张子石。1917年夏，康生从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家中，岂料三个月后，张家遭到了一次浩劫。一群匪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突然袭击张家大院，把钱财和一些古董洗劫一空。从此之后，张家原本的殷富生活开始走了下坡路。
赋闲在家的康生过着优雅而舒适的生活，虽然家中遭劫，但还没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这清闲的生活绝非康生的追求，他要独立，要自强，更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出于好奇更为了自卫，他竟然找人学习拳棒。一年以后，他来到了诸城县立中学任音乐教习。就在这个小小的只有几万人口的县城内，康生遇到了一个后来对他政治生命有着直接且重大影响的人，她就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江青，当时叫李云鹤，还是个14岁的小姑娘。康生与江青相识并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民间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江青的老家在诸城县，离康生任教的县立中学不远，步行也就10分钟，康生闲来无事上街逛游，经常碰到，日子久了，也就彼此熟悉。二说是江青曾在县立中学读书，而康生曾经是她的老师，两人是师生关系。三说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曾经说过，江青的母亲在张家做过女佣，并把女儿带去过张家，所以两人从小就认识。不过这三种说法都是坊间的传闻，并没有人站出来证实。但不管怎么说，两人的这段交往为后来在延安的重逢铺垫了基础。1924年，康生结束了教书生涯，与表兄李宇超和朋友孟超一起，来到了上海，也正是这一次于迷惘中的出走，使康生后来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康生来到上海后，改名张耘，并与李宇超、孟超一起考入了上海大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藏龙卧虎之地，校长于右任、教育长邵力子，瞿秋白、邓中夏都是教员。康生就读的是社会科学系，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哲学、唯物辩证法以及黑格尔、康德等学派。据他的同学回忆，康生听课十分认真，课堂笔记也非常详尽，对于一些尚不明白的问题，他总会在课余时间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入学6个月后。在邓中夏、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暂且不论康生后来的所作所为如何，当年的康氏也确是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1925年2月，上海的日资纱厂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斗争，提出的条件是不得任意开除工人、不得克扣工人工资等四条。作为上海大学的学生代表，康生率领部分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工人运动。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开始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也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5月15日，日资的内外棉七厂竟然开枪打死了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顾也是康生的同学），打伤了十余人，激起了中国工人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余人分头到租界宣传演讲，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揭露日资工厂的阴谋。英国巡捕以扰乱秩序为由，逮捕了一百余名学生，当天即有近万群众聚集于巡捕房门前，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向手无寸铁的上海市民开枪，当场就打死打伤了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5月3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康生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秘书。由于表现积极，工作主动，康生开始与李立三、刘少奇、张国焘等有了频繁的接触。在五卅运动中，康生组织学生罢课，上街宣传，并在上海大学活动委员会中任宣传员，负责与上海总工会的工作联络。同年7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五卅运动结束后，康生已经是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之一。他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肯定，1926年6月，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先后还兼任过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的区委书记。
1926年9月，上海大学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康生任支部书记。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当时的江浙一带，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所控制，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五省均是孙传芳的地盘，所以孙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的直系军阀在冯国璋和曹锟下台后，以吴佩孚为首领，把持着河北、天津、北京、湖南、湖北和江南五省，权势熏天，不可一世。共产党为配合北伐战争，决定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是1926年10月23日，参加的人数约两千人。由于举事仓促，很快被孙传芳所镇压。第二次是1927年2月22日，虽然先有工人罢工，后有起义之举，但因准备不充分，自行取消。第三次是1927年的3月21日，领导者有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先由8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接着再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设于商务印书馆四楼。当天晚上7时许，各路指挥人员都到总指挥部集中。康生的任务是带领一支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队伍，进攻第五区警察局，然后再夺取北火车站。在进攻警察局时，几乎没有费多大周折，很快就被占领，但在攻打火车站时，由于军方早有准备，经过一番激烈交火，起义军被迫撤退。康生总结了第一次失败原因，于第二天晚上发动了第二次进攻，终将守军击退。3月22日晚上11时许，康生赶到位于广东路的新指挥部汇报，周恩来等当即决定，成立上海临时市民政府，并在明州会馆召开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上海临时市民政府由19人组成，虞洽卿是临时政府委员之一。虞洽卿虽说没有直接参加工人武装起义，但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应该已经认识了康生。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为北伐军进驻上海扫清了障碍。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正当工人们弹冠相庆起义胜利之时，蒋介石已在暗中策划清党。在此之前的几天，南京发生了抢劫外国社团事件。有一批自称革命“左派”的人冲进英、美、法、意等国的商务机构，制造了一起极其暴力血腥的事件。3月24日，正当北伐军第二、第六军占领南京时，停泊在长江的英、美、法、意炮舰突然袭击南京，造成了两千多军民的死伤。事件发生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这是中国民众日益激进的一种姿态，而蒋介石却认为这是共产党在背后指使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次事件，为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找到了借口。4月2日，朱德在南昌逮捕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AB团成员7名。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余人。4月12日，蒋介石下令解除工人武装，随即对共产党员进行大搜捕，白崇禧带领一支队伍在搜查商务印书馆时，发现了周恩来等人，因为曾是黄埔军校的同事，所以白崇禧没有过分为难他，而是偷偷把周恩来放走了。
“四一二”之后，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作为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康生能成为虞洽卿的私人秘书，这其中缘由因为康生后来的特殊位置而无人提及，好多证据也无法追踪，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当年的康生是一个活跃分子，并且是三次上海工人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从现有资料看，虞洽卿应该与康生有过接触。虞洽卿可能并不清楚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但一定知道康生是共产党内一个有一定地位的领导者。康生任虞洽卿私人秘书，是否受党中央指派，是否有高层授意，今天已不得而知。但虞洽卿在危险时刻能接纳康生，从中能否传递出虞洽卿内心的倾向和立场呢？
康生应聘到虞洽卿处任秘书是非常聪明的选择，不但使他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身份，生活也有了保障，而且还可以借助虞洽卿的社会地位和私人秘书这张特殊名片，方便在各种场合出入。虞洽卿对这位私人秘书的满意，也不仅仅是他的年轻和英俊，更看重的是他的才华。毫不夸耀地说，康生完全有资格列入中国画家和书法家的名录。他的水墨画别具一格，虽不能说意境高远，但确实充满了人文气息。他的书法更是精妙，且左右手均能书写，如果他不去从政而一直在书画界奋斗，也许他能成为一代大家。当然，作为一名私人秘书，虞洽卿对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了解如此详细，但令虞洽卿没有想到的是，白天跟他形影不离的叫赵容的秘书，此时已经是中共江苏省委的组织部长，掌控着上海地下党的全部组织和名单，每到晚上都要进行秘密活动。
身为上海名人的虞洽卿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这其中就包括书写各类信函、拜帖、请柬、贺词，有时甚至还有人前来求取对联或大幅中堂书法。虞洽卿的书法经过勤学苦练，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与康生的书法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所以，这些工作就成了康生的日常主要任务。传说当时康生月薪为150元大洋，另加100元润笔费。当年毛泽东给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做秘书时，按规定发给毛泽东的薪水是每月120元大洋，而当年北大教授的一个月薪资也只有100元左右。可见虞洽卿对康生支付的报酬之高，也说明虞洽卿对这位秘书的看重。
1930年4月，康生与牟宜之等专门召开了一个秘密的纪念会，纪念的对象是王乐平。
王乐平也是山东诸城人，1884年出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他曾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还出任过《齐鲁日报》主编。1919年与人合作，创办了齐鲁通讯社，一年后改为齐鲁书社，出版进步书刊，引进新文化新思潮，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因为看不惯蒋介石的专横独断，他利用一些舆论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并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1930年2月18日蒋介石派人将王乐平暗杀于上海。至于王乐平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目前，尚无定论。据王乐平的后代及济南文史资料介绍，王乐平曾加入过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中共一大代表王烬美。也有人认为王乐平没有加入共产党，只是利用齐鲁书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康生和牟宜之的纪念活动怎样被警察局发现，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康生被捕以后，警察在审讯时问他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活动，康生说王乐平是他的同乡，也是前辈，死后悼念他是人之常情。在查他的身份时，康生说自己是虞洽卿的秘书。警察局向虞洽卿核实情况，也证实康生所说不假。就这样，虞洽卿亲自出面，到警察局将康生保释。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中共决定让康生接替顾顺章，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如果康生叛变投敌，上海的地下党将会遭受灭顶之灾，而康生也不可能继续在党内担任要职。康生何时离开虞洽卿，没有确切资料，大约在出狱后不久。
1930年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批判和纠正。康生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他已经意识到李立三“左”倾冒险计划走到了尽头。同时，他还强烈地预感到，李立三下台后，上台的必然是王明。于是，他积极投靠王明，并参加了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会议。同年9月，周恩来、王明离开上海，康生被安排进了由博古、张闻
天、陈云等6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直至1933年7月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担任王明的副手。[1]
【注释】
[1]本文参考了侯解放、阎兴贵等文章，大众文摘，2013年3月6日。
丁惟汾是山东日照人，出生于1879年，字鼎丞，毕业于保定师范学堂。1904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丁惟汾是山东省党务主任和省议会会员。1924年起，主持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工作。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宣传部、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常委，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致力于声韵学的研究，著有《毛诗韵律》《尔雅识名》等著作。丁惟汾与康生虽然都是山东人，但早先并不熟悉，他之所以把康生介绍给虞洽卿，可能是其侄子丁基实从中牵线。丁基实原名丁履俱，出生于1903年，曾与康生一起就读于青岛。1921年考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工预科土木专业，1924年经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康生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往。1928年4月，丁基实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同年6月与山东省委书记卢福坦作为山东省党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1928年底回国后，正值中共山东省委遭到破坏，于是暂住上海。此时的康生正急于找一个公开的身份作为掩护，于是就在丁基实的策划下，他的叔叔丁惟汾把康生正式推荐给了虞洽卿。对于这一段历史，康生却一直守口如瓶，其中原因与1930年4月，康生与牟宜之在悼念王乐平时被捕有关。牟宜之也是山东日照人，1905年出生，19岁参加革命，被捕后由丁惟汾出面营救出狱，而康生的这次被捕，则由虞洽卿出面保释。据说康生在他的所有履历中，都没有被捕的记录，这是刻意隐瞒还是另有缘故，还是一个待解之谜。
牟宜之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抗日战争期间，他以乐陵县县长的身份接应八路军115师进入山东创建了鲁北根据地，曾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奉命到北平，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献计出力。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以北京市建设局局长的身份，与梁思成一起对北京城内的名胜古迹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下放到黑龙江，1974年经邓小平批示回关内休养，1975年病故于济南，1979年平反昭雪。
康生到虞洽卿处任秘书后，从其修养、学识、勤奋、机敏各方面看，虞洽卿都感到十分满意，这不仅与康生的自身素养有关，也与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密不可分。
康生于1898年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的大台庄乡（今属黄岛区），父亲张发祥是清朝的秀才，他的曾祖父张鸣义是国子监的贡生，祖父张葆元也是个颇具儒学传统的文人。康生有三个哥哥，大哥张宗彝、二哥宗开、三哥宗儒，康生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宗可，又名叔平，稍长改名张绍卿。祖上留下的财产颇为丰厚，除了几十间房屋外，还有200多亩土地，光收取地租一项，就可以让全家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康生从小受到儒家的启蒙教育，到七八岁时开始学习四书五经。由于家中各类古玩字画很多，使他幼小的心灵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长达270多年的统治，也使康生对儒学产生了厌倦，他开始喜欢上了吹笛子、拉板胡，这为他后来痴迷于戏曲艺术奠定了基础。由于放荡不羁，对父母的管教充耳不闻，他成了家庭的叛逆者，这让父亲感到十分头疼。16岁那年，在同乡好友陈舜庭的劝说下，康生被送到了青岛的一所教会学校礼贤中学读书。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德国的传教士理查德·卫尔海姆，他对东方文明十分崇拜，曾将大量经书翻译到欧洲，所以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代数、化学、物理及教会的必修课外，还有专门的国文课，这让康生接触到了新鲜的知识和文化。父母为加强对他的约束，1915年放暑假回家时，让他与邻庄大户陈玉桢的女儿陈宜结婚。婚后有一女一子，长女张玉瑛，次子张子石。1917年夏，康生从礼贤中学毕业回到家中，岂料三个月后，张家遭到了一次浩劫。一群匪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突然袭击张家大院，把钱财和一些古董洗劫一空。从此之后，张家原本的殷富生活开始走了下坡路。
赋闲在家的康生过着优雅而舒适的生活，虽然家中遭劫，但还没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这清闲的生活绝非康生的追求，他要独立，要自强，更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出于好奇更为了自卫，他竟然找人学习拳棒。一年以后，他来到了诸城县立中学任音乐教习。就在这个小小的只有几万人口的县城内，康生遇到了一个后来对他政治生命有着直接且重大影响的人，她就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江青，当时叫李云鹤，还是个14岁的小姑娘。康生与江青相识并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民间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江青的老家在诸城县，离康生任教的县立中学不远，步行也就10分钟，康生闲来无事上街逛游，经常碰到，日子久了，也就彼此熟悉。二说是江青曾在县立中学读书，而康生曾经是她的老师，两人是师生关系。三说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曾经说过，江青的母亲在张家做过女佣，并把女儿带去过张家，所以两人从小就认识。不过这三种说法都是坊间的传闻，并没有人站出来证实。但不管怎么说，两人的这段交往为后来在延安的重逢铺垫了基础。1924年，康生结束了教书生涯，与表兄李宇超和朋友孟超一起，来到了上海，也正是这一次于迷惘中的出走，使康生后来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康生来到上海后，改名张耘，并与李宇超、孟超一起考入了上海大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藏龙卧虎之地，校长于右任、教育长邵力子，瞿秋白、邓中夏都是教员。康生就读的是社会科学系，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哲学、唯物辩证法以及黑格尔、康德等学派。据他的同学回忆，康生听课十分认真，课堂笔记也非常详尽，对于一些尚不明白的问题，他总会在课余时间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入学6个月后。在邓中夏、恽代英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暂且不论康生后来的所作所为如何，当年的康氏也确是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1925年2月，上海的日资纱厂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斗争，提出的条件是不得任意开除工人、不得克扣工人工资等四条。作为上海大学的学生代表，康生率领部分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工人运动。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开始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也预示着一场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5月15日，日资的内外棉七厂竟然开枪打死了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顾正红（顾也是康生的同学），打伤了十余人，激起了中国工人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余人分头到租界宣传演讲，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揭露日资工厂的阴谋。英国巡捕以扰乱秩序为由，逮捕了一百余名学生，当天即有近万群众聚集于巡捕房门前，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向手无寸铁的上海市民开枪，当场就打死打伤了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5月3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康生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秘书。由于表现积极，工作主动，康生开始与李立三、刘少奇、张国焘等有了频繁的接触。在五卅运动中，康生组织学生罢课，上街宣传，并在上海大学活动委员会中任宣传员，负责与上海总工会的工作联络。同年7月，任上海总工会干事。
五卅运动结束后，康生已经是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之一。他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党组织的高度肯定，1926年6月，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先后还兼任过上海沪中、闸北、沪西、沪东的区委书记。
1926年9月，上海大学成立了特别党支部，康生任支部书记。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发，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当时的江浙一带，为直系军阀孙传芳所控制，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五省均是孙传芳的地盘，所以孙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的直系军阀在冯国璋和曹锟下台后，以吴佩孚为首领，把持着河北、天津、北京、湖南、湖北和江南五省，权势熏天，不可一世。共产党为配合北伐战争，决定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是1926年10月23日，参加的人数约两千人。由于举事仓促，很快被孙传芳所镇压。第二次是1927年2月22日，虽然先有工人罢工，后有起义之举，但因准备不充分，自行取消。第三次是1927年的3月21日，领导者有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先由8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接着再武装起义。总指挥部设于商务印书馆四楼。当天晚上7时许，各路指挥人员都到总指挥部集中。康生的任务是带领一支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队伍，进攻第五区警察局，然后再夺取北火车站。在进攻警察局时，几乎没有费多大周折，很快就被占领，但在攻打火车站时，由于军方早有准备，经过一番激烈交火，起义军被迫撤退。康生总结了第一次失败原因，于第二天晚上发动了第二次进攻，终将守军击退。3月22日晚上11时许，康生赶到位于广东路的新指挥部汇报，周恩来等当即决定，成立上海临时市民政府，并在明州会馆召开共产党积极分子大会。上海临时市民政府由19人组成，虞洽卿是临时政府委员之一。虞洽卿虽说没有直接参加工人武装起义，但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应该已经认识了康生。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为北伐军进驻上海扫清了障碍。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正当工人们弹冠相庆起义胜利之时，蒋介石已在暗中策划清党。在此之前的几天，南京发生了抢劫外国社团事件。有一批自称革命“左派”的人冲进英、美、法、意等国的商务机构，制造了一起极其暴力血腥的事件。3月24日，正当北伐军第二、第六军占领南京时，停泊在长江的英、美、法、意炮舰突然袭击南京，造成了两千多军民的死伤。事件发生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认为这是中国民众日益激进的一种姿态，而蒋介石却认为这是共产党在背后指使的结果。也正是由于这次事件，为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找到了借口。4月2日，朱德在南昌逮捕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AB团成员7名。4月6日，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20余人。4月12日，蒋介石下令解除工人武装，随即对共产党员进行大搜捕，白崇禧带领一支队伍在搜查商务印书馆时，发现了周恩来等人，因为曾是黄埔军校的同事，所以白崇禧没有过分为难他，而是偷偷把周恩来放走了。
“四一二”之后，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作为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康生能成为虞洽卿的私人秘书，这其中缘由因为康生后来的特殊位置而无人提及，好多证据也无法追踪，但有一点可以确认，当年的康生是一个活跃分子，并且是三次上海工人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从现有资料看，虞洽卿应该与康生有过接触。虞洽卿可能并不清楚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但一定知道康生是共产党内一个有一定地位的领导者。康生任虞洽卿私人秘书，是否受党中央指派，是否有高层授意，今天已不得而知。但虞洽卿在危险时刻能接纳康生，从中能否传递出虞洽卿内心的倾向和立场呢？
康生应聘到虞洽卿处任秘书是非常聪明的选择，不但使他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身份，生活也有了保障，而且还可以借助虞洽卿的社会地位和私人秘书这张特殊名片，方便在各种场合出入。虞洽卿对这位私人秘书的满意，也不仅仅是他的年轻和英俊，更看重的是他的才华。毫不夸耀地说，康生完全有资格列入中国画家和书法家的名录。他的水墨画别具一格，虽不能说意境高远，但确实充满了人文气息。他的书法更是精妙，且左右手均能书写，如果他不去从政而一直在书画界奋斗，也许他能成为一代大家。当然，作为一名私人秘书，虞洽卿对他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了解如此详细，但令虞洽卿没有想到的是，白天跟他形影不离的叫赵容的秘书，此时已经是中共江苏省委的组织部长，掌控着上海地下党的全部组织和名单，每到晚上都要进行秘密活动。
身为上海名人的虞洽卿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这其中就包括书写各类信函、拜帖、请柬、贺词，有时甚至还有人前来求取对联或大幅中堂书法。虞洽卿的书法经过勤学苦练，也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与康生的书法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所以，这些工作就成了康生的日常主要任务。传说当时康生月薪为150元大洋，另加100元润笔费。当年毛泽东给国民党宣传部长汪精卫做秘书时，按规定发给毛泽东的薪水是每月120元大洋，而当年北大教授的一个月薪资也只有100元左右。可见虞洽卿对康生支付的报酬之高，也说明虞洽卿对这位秘书的看重。
1930年4月，康生与牟宜之等专门召开了一个秘密的纪念会，纪念的对象是王乐平。
王乐平也是山东诸城人，1884年出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他曾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还出任过《齐鲁日报》主编。1919年与人合作，创办了齐鲁通讯社，一年后改为齐鲁书社，出版进步书刊，引进新文化新思潮，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因为看不惯蒋介石的专横独断，他利用一些舆论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并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1930年2月18日蒋介石派人将王乐平暗杀于上海。至于王乐平是否加入过共产党，目前，尚无定论。据王乐平的后代及济南文史资料介绍，王乐平曾加入过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中共一大代表王烬美。也有人认为王乐平没有加入共产党，只是利用齐鲁书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康生和牟宜之的纪念活动怎样被警察局发现，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康生被捕以后，警察在审讯时问他为什么要举行这样的活动，康生说王乐平是他的同乡，也是前辈，死后悼念他是人之常情。在查他的身份时，康生说自己是虞洽卿的秘书。警察局向虞洽卿核实情况，也证实康生所说不假。就这样，虞洽卿亲自出面，到警察局将康生保释。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中共决定让康生接替顾顺章，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如果康生叛变投敌，上海的地下党将会遭受灭顶之灾，而康生也不可能继续在党内担任要职。康生何时离开虞洽卿，没有确切资料，大约在出狱后不久。
1930年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批判和纠正。康生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他已经意识到李立三“左”倾冒险计划走到了尽头。同时，他还强烈地预感到，李立三下台后，上台的必然是王明。于是，他积极投靠王明，并参加了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六届四中会议。同年9月，周恩来、王明离开上海，康生被安排进了由博古、张闻
天、陈云等6人组成的临时政治局。直至1933年7月离开上海，去莫斯科担任王明的副手。[1]
【注释】
[1]本文参考了侯解放、阎兴贵等文章，大众文摘，2013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