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这所谓“三·一八”，不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巴黎公社纪念日，而是指中国北京的“三·一八”惨剧，由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段祺瑞做刽子手的。
  这一个中国的“三·一八”的事实，大致如下：
  自民国十四年郭松龄反奉战争失败，因英、日帝国主义者的勾结，撮成了张（作霖）、吴（佩孚）进攻国民军（在天津及河南的冯玉祥军）的形势。当时全国学生一本反奉的主张，更进而反对英、日、吴、张的结合。到了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日军舰队忽然闯入大沽口，领导奉系之渤海舰队，希图袭取天津。事后，各国驻北京公使复借口《辛丑条约》，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国民军解除大沽防御设备，否则将取自由行动。至十八日，北京市民遂开大会讨论应付使团最后通牒事件，各校学生多数列队到会，议决一致请求北京政府反驳，继而游行至国务院门前，竟遭段祺瑞部下的枪击，死者达六十余人，为比“五·卅惨案”形势更严重的大屠杀。从此，北方一带处于所谓“讨赤”的奉、鲁军统治之下，形成了一个恐怖的黑暗时代，一切集会、游行都加禁止，连“五·九国耻”也在被禁之列（见杨见铭编《民国十五年学生运动概况》第十二页）。
  这一个“三·一八”，到如今正好过去了四周年。回想当初，它刚巧发生在中国大革命（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以猛厉无比的势力，由南方推荡到北方的阶段中，它刚巧发生在“五·卅惨案”快要举行周年纪念的时期。那时的国民军，尚算表示要与民众联合。（全国学生总会于十年一月十二日曾发表宣言：反对直系、奉系之反国民军联合，促成国民军反省与民众之彻底之联合，继续反奉战争，根本消灭奉系军阀之势力。）所以当日舰援助奉军，炮轰大沽，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国民军解除大沽防御设备的时候，北京民众，尤其是学生，就马上起来开大会，决议反抗帝国主义的要求。我们可以想见，当时革命的怒潮确乎已经荡到军阀势力所盘踞的北方区域。只因民众运动没有成熟，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势力没有充实，革命方式还极幼稚（只有请愿），而国民军到底也不是革命的军队，所以这一批请愿的群众，就被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用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镇压下去了。
  当时北京的学生群众领导着一般被压迫的民众，从事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都认为应该，就是当时在南方正谋“北伐”的国民党，也不能不加默许。
  可是现在怎样？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作是否已经完成了呢？
  我对于“三·一八”不想再说什么话，却要进而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革命与政治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所以提出，是为了“学生是否需要参与政治斗争”已成了最近在党国治下一个问题的缘故。
  我对于这一问题，想分两段立论：第一，国民党怎样对付这个问题；第二，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这个问题。
  从现在的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即自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虽尚不满三年时间，然对于学生之参与政治，已经是显然地采用弹压的态度了。
  一九二八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四次全会时，党国元老蔡元培提议停止青年运动。这是一。
  一九二八年十月，国民政府发表《训政宣言》中说道：“决不宜任其（按指青年学生）参加政治斗争与社会斗争。”这是二。
  一九二九年三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对于男女之青年今后应极力作成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换言之，即不许男女青年参加政治斗争。这是三。
  一九二九年十月，国民党中央制止全国学生总会举行第十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并令南京市党部停止学总之活动。这是四。
  而最明显的，莫如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常会所通过的《学生团体之组织原则》与《组织大纲》。
  请看《学生团体组织原则》：
  （一）范围：以在学校以内组织为限。
  （二）目的：本三民主义之精神，作成学生在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并促进其智育、德育、体育、群育之发展。
  （三）名称：暂定为学生自治会。
  （四）职权：以不侵犯学校行政为限。
  这个组织原则，不待言，是根据三全大会的决议所规定的。它的根本精神就不外下列两点：（1）不许参与政治斗争；（2）不许参与校务。
  国民党老实已不要学生运动了。
  国民党仿佛向学生说：从前本党为要取得政权，所以非请你们一同来推倒北洋军阀政府不可；如今本党已代北洋军阀而起，政权已经到手，所以不复需要你们，你们可去关着学校大门，本三民主义安心读书，不要用对付北洋军阀政府的手段来对付本党。
  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这一问题呢？这是本论的第二点，也即是本文的重要点。
  为说明方便起见，我当先引国民党禁止学生运动（即学生的政治运动）所以根据的两项理由。
  第一项理由是：“现在军政告终，训政开始，……军政时期之工作在于破坏，训政时期之工作在于建设。……今者为训政时期，建设工作应代替破坏工作；而为积极之进行，先时从事革命之份子，均须一一复原，使各发挥其本能。……
  第二项理由是：“学生非根本不能参加政治，乃在学生时期不必直接参加政治耳。……”（见二月七日上海《民国日报》馆中训部在中央电台报告《学生团体组织原则》之根本精神）
  好！让我们就来批评这二项说明。
  然而用不着拿什么大道理来批评，只消就这二项理由提出、说破几句就行。
  假定依照国民党的分法，有什么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云云，试问目下究竟属那一时期？这个最好拿今天即二月十五日上海各报所发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所发表谈话（是为了阎锡山请蒋下野的通电而发的）中的话来答复。
  他说：“……自民元以来以至十九年之今日，国家祸乱相寻，人民病苦憔悴，革命所以不能完成者，重病即在可推诿自全而无人负责。不然，中国国民革命早已完成，尚有何待于吾人之负责牺牲也。……”
  他又说：“……自去春桂系军阀叛变以来，反动军阀相继叛变，致党国基础日在于风雨飘摇之中。全国人民日呈呼号憔悴之状，而革命巨业亦将功败垂成。……”
  据我们看来，蒋的这番说话，无异是蒋、阎正式反脸的第一步；但反脸将到个什么地步，自有以后的事实来证明，用不着我来预作“危言耸听”。但从他的这几句话中，无疑义的已答复了我们上面的疑问，就是照国民党的说法，目下依然是个“军政时期”，依然还免不了要采用“破坏工作”。什么训政、建设、和平、统一等等的好听名词，从一九二八年十月发表训政时期开始宣言以后所继续不断地呼喊的，经最近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四日蒋的公开谈话的指示，已经一笔勾消了。我们既不说国民党以前说那些好听的话为欺骗民众，但据蒋的谈话，是已铁一般坚固地否认“建设”、“和平”和“统一”了。
  本来“革命尚未成功”，是国民党所朝夕恭读的《总理遗嘱》中的名句。假使革命已经成功，这岂不成了废话？可是国民党的中央训练部硬要说“今者为训政时期，建设工作应代替破坏工作”，真不知究何所据而云然了。
  以上是指说第一项理由不能成立。
  至于第二项理由，简直是不通的。既然说“学生非根本不能参加政治”，为什么又说“在学生时期不必直接参加”呢？如其根据第一项理由，为了现在已经统一了，已经积极建设了，学生可以安心求学了，那么还算不通中之通。但是事实所表示，正是蒋所说的“国家祸乱相寻”、“人民痛苦憔悴”、“革命不能完成”、“无人负责”、“反动军阀相继叛变”；在这个局面之下，试问和国民党中训部报告中所说的“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政治混乱达极点，教育亦因之日益腐败，青年学生欲求良好教育、安心读书之机会，非参加本党所领导（？）之国民革命，推倒北洋军阀政府，澄清政治不为功”。有何不同？就算不比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之下为更混乱，也终免不了这个混乱局面。“欲求良好教育，必先有良好政治。”目下正是青年学生们要求良好教育的时候。然而，国民党在这个时候，却要三令五申地禁止青年学生参加政治斗争。
  国民党禁止学生运动所根据的理由，由国民党自己出来否定，这正是这个混乱局面下的产物。我们青年学生只好给他一个不理。
  然青年学生对政治究竟该怎样呢？
  这个用不着谈理论，事实自会教训我们是向那条路的。
  这时候，帝国主义国家对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的阴谋，正在多方面的同时并进。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更加速使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更加紧对中国青年施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迫。加以中国的统治阶级在反俄口号之下，进行学生军、党童子军的组织，厉行中等以上学校的军事教育，使青年军国主义化的过程日益发展。
  这时候，在政治上，统治阶级更用尽一切手段压迫青年，禁止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读书、罢课的自由，禁止青年作社会运动，禁止青年研究社会科学，此外还有各种反动党派进行改良欺骗的工作。这更是思想上进攻青年、蒙蔽青年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的。
  同时，青年斗争的发展和需要组织的情绪，也日益趋为尖锐。除工农青年的经济斗争、青年士兵的兵变斗争日益普遍以外，即一般小资产阶级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也日益革命化起来。青年的组织如反帝国主义同盟等等，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都有得发展。
  由此观之，青年学生之势必参加政治斗争，以及目下青年学生之日益革命化，都是事实所逼成，既没有谁个能以凭空引诱，也没有谁个能以摧毁压灭的。所以学生之应当而且正在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不是用几个好听名词所能缓和，也不是用什么酷虐手段所得威吓下去的。为青年学生计，要在中国革命运动上及在本身争自由的运动上自尽使命，便当坚决地起来努力以下的几重任务：
  第一，要参加甚至建立以无产青年做基础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以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同时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益紧迫，特别是反苏联战争的危机加甚，国内青年军国主义化的过程也在加紧，我们就要做拥护无产阶级国家，反对大战，反对军阀战争的运动，并揭穿和平主义与爱国主义等的欺骗作用。
  第二，要有一切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研究的自由，我们要为争取广大学生群众的切身利益而奋斗。
  第三，要参加校务，有选择良师、要求学校改善设备、扩充图书仪器、减少学膳宿及杂费的权。
  我们要继续四年前北京学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的精神，来纪念“三·一八”惨剧中牺牲的群众，并益努力于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国内军阀混战，打倒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统治，建立工农代表等的政权，以及为争取青年特殊要求而作战。
  1930年2月15日写
  原载1930年4月15日《新思潮》第5期

①本篇署名：牛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