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朱良春在学术上，思想深邃而有远见，对后学多有启迪和引领，而且不尚空谈、求真实干。
  据医史学家马伯英考证，朱良春是我国最早撰文提出辨证、辨病相结合的学者。朱良春指出，“证”和“病”不可分割，但不能为追求统计学意义，就始终使用一个处方治疗，这样会把中医的辨证论治的“活法”庸俗化、机械化，要防止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引入歧途。
  在危急重病面前，朱良春也颇具高见：对急性热病的诊治，他主张打破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提出“先发制病，发于机先”，采用表里双解或通下泄热，多能缩短疗程，提高疗效。2003年非典期间，他参与广东、香港的远程会诊，取得显效，荣获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就是例证。
  而对于一度迷惘、困惑的中医学子，朱良春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信仰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对于中医发展，朱良春可谓一语中的。他说：“一个是保持中医特色，一个是要有信心。”“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
  很多人曾请教朱良春诊治疑难病的诀窍，朱良春总是倾囊相授：“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入络，久必及肾”；“上下不一应从下，表里不一当从里。”准确辨证之后，采取相应的扶正、培本、涤痰、化瘀、蠲痹、通络、熄风、定痉等法，再配合虫类药，很多时候都可明显提高疗效。这是朱良春70年从医生涯的心得，屡试不爽。
  朱良春认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事实上大部分病症还是可辨可治的，关键是找到“证”的本质。如果说不能治，那是我们尚未认识许多确有疗效的“未知方药”的缘故，但总会找到。
  这不仅是一个人治病水平的高低反映，也是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根本观念。朱良春对中医充满了信心，并敢于去攻克疑难重症，这种信念产生出巨大的力量。
  朱良春应用虫类药的经验对后学也颇多启迪：上世纪60年代，朱良春首创的“复肝丸”，以扶正化瘀立法，用红参、紫河车配穿山甲、鸡内金、地鳖虫、三七等，开中医药抗肝纤维化先河。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内容之一就有“扶正化瘀法在抗肝纤维化的作用”；1963年朱良春在杂志上连载《虫类药的临床应用》文章，在水蛭条下曾明确提及，治胸痹心痛，配全蝎、蝉衣、地鳖虫等虫类药，收到常规药难以达到的效果。这对后来以虫类药为主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思路和方药，深有启迪。
  山西灵石名医李可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朱良春，热情地跑过来拥抱这位素未谋面的老师，因李可早年吸取了朱良春用虫类药的部分经验，效果很好，心仪已久。朱良春笑：“不敢当，我现在用药审慎，不如你那样胆大有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