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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乐章 少帅论剑:开弓没有回头箭
知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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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时代见证 慈溪农民报告》
图书
唯一号:
112320020220005951
颗粒名称:
第四乐章 少帅论剑:开弓没有回头箭
分类号:
I25
页数:
123
页码:
283-405
摘要:
本章记述了慈溪市农民企业家陈志校、戚敏、黄新华、傅裕春、茅忠群的生平事迹和奋斗史。
关键词:
报告文学
慈溪市
当代
内容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
剑锋篇:构筑知识型群体大厦
慈溪的乡镇企业,第一代流行能人办厂。一个能人跑出去“地板能澼,宾馆能住,求神求佛贴脸孔”;业务拉回来,搞活一个地方的经济。但现在不行,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光靠一、二个能人办不好厂。我们“耐吉”的做法是“换心换肺大换血”;把能人办厂转化为知识型群体办厂,十几年下来,还真把企业发展了。
——主人公陈志校
一、当厂长第一课,“辣椒糊拌饭”
陈志校今年还不满40岁,中等身材,梳时髦的分头,脸色白净,眼睛很灵活。穿着一身很合身的藏青高档西装,足上是一双“金利来”的皮鞋。说话和风细雨,文质彬彬,是个很潇洒英俊的小伙子。
如果陈志校驾驶着他漂亮的奥迪轿车在马路上行驶,人们不会想到他是个拥有一家近千工人的大企业集团的“老总”。为此,陈志校很自豪,因为“真人不露相,露相就不是真人了”。他喜欢在工作闲暇之余,独自一人驾驶着“奥迪”出去,与朋友一起聊聊天,喝喝茶。但这样的闲暇时间,对陈志校来说可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随着企业不断地创新与发展,这种闲暇时间对他来说是越来越少。
陈志校是宁波耐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慈溪庵东镇马中村党委书记。
耐吉科技在庵东镇。庵东镇以前是个盐区,也称盐场,清咸丰年间这里是全国重点民营盐场之一,所产的盐销江、浙、安徽、江西诸省,其中浙江有42%的食用盐来源于此。清道光年间(大约为1848年),这里修建一座万松庵,引得南北商贾云集于此,在万松庵的东面逐渐形成市镇,由此称庵东。庵东原属余姚,解放后划归慈溪,曾设区,辖东一、东二、东三、西一、西二、西三、庵东七个乡镇;后因海水逐年淡化,盐民逐渐废盐为农,开始种植棉花。如果按以前的区域划分,耐吉科技座落在东一乡马中村的地块上,这是一群十分气派和现代的厂房。企业的前身是电器开关厂。若干年前,这里方圆几十里曾经是茫茫的盐田。那时候一担盐(100斤)价值2.5元人民币,盐民生活贫困,充满艰辛。晒盐最忌讳遭雨,偏偏这一带雨水多,好不容易把盐板摊开来,一场雨水会使所有的辛苦全部报废。盐民整天泡在盐水里,皮肤脱皮溃烂是常见的现象,没有一个盐民的手是完整的。淡水资源的缺乏是当地的一大问题。这一带的地下水含盐份很高,不能饮用。用地下水洗出的衣服,晾干后会渗出一条条白色的碱痕。当地人把屋檐上的雨水储存在水缸或用水泥打造的水柜里饮用。他们称这样的水叫“天落水”。现在工厂用的自来水是从余姚那边引过来的。
陈志校家世代都是盐民,而在当时,盐民的生活比农民还苦。因为遇到“荒年”,农民地上种的东西还可以充饥,而盐民“盐是不能当饭吃”的。于是便要拖儿带女,去逃荒要饭吃了。因此,以前慈溪有首歌谣:“好铁不打钉,好男莫当兵;有女不嫁晒盐郎,饥年逃荒泪汪汪。拖儿带女回娘家,娘家也会吃成饥荒。”
这当然说的是解放前的事,解放后虽然还穷,但比过去要好一点。可遇到荒年,政府的救济粮大都还是发来这里用的。因为庵东是属于慈溪市的“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当然,现在2003年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落桩”,会给这块土地带来极大的“商机”。现在慈溪市已经把这里的部分土地划入了“杭州湾工业开发区”,可能就在这近十年中,这块以盐碱地为主的慈溪“北大荒”真正要改头换面了。
可在二十多年前,电器开关厂诞生的时候,这里却是真正的慈溪“北大荒”。1977年可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头,在那一年中,中国人干了多少事,许多现在看起来对我们国家来说是“继往开来”的事,都是在那一年开始酝酿起来的,电器开关厂也就是在那一年的11月份,由几个人合计办起来的。至今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5个春秋。企业开办时为机械工业部电工总局专业生产SN10—10系列少油断路器隔弧板的定点厂。从1979年由乡政府投资五万元起家,25年来,“耐吉”在前进的道路上秉着“科技领先管理创新,推动社会健康进步”的理念,以满足和引导持续发展的用户需求为使命,一路高歌猛进,走出了自己今天的特色,今天的辉煌。现在的耐吉科技拥有来自美、德、日、意等国的先进设备,上马了ERP信息化资源管理,企业占地面积65000平方米,员工53%受过大中专教育,平均年龄为27岁。是国家级信息化工程应用示范点、国家科技部“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形成四大类,五十余种系列产品。其中有十多项(只)产品列入国家级创新产品,科技贡献率名列行业前茅,广泛应用于浙江、上海、河北、重庆、贵州等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电力、石化、钢铁、铁道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并出口苏丹、尼日利亚等国际市场,2002年的销售收入达三个多亿,保持了每年15%左右的综合增长率。成为国内电业中压领域具有品牌实力的“重点之重”企业。
回顾25年走过的历程,风风雨雨,起起落落。董事长陈志校说:“不容易!现在‘耐吉’成功的掌声与鲜花里,充满着创业者奋斗的艰辛和心血,留有他们艰难跋涉的足迹。当然还有我们现在‘耐吉’员工开拓的印痕和辛勤耕耘的汗水。这好比植树,土地是前辈开垦的,树苗也是他们种下去的;但汗水是现在的职工浇的,病虫也是我们除的,包括整枝造型和施肥。现在‘耐吉’经25年的风雨长成参天大树,前辈创业的心血和今人跋涉的足迹,我们‘耐吉’的后辈人永远不会忘记。”
陈志校不能忘记的“前辈”有许多人,但在他的记忆中,对原东一公社党委书记沈性维和前任电器开关厂厂长戴秋芬印象特别深刻。
沈性维是个盐民出身,性格沉稳,思想超前,处事果断的政府基层干部。
戴秋芬却是个办事泼辣,工作能干,生性好强于“耐吉”有功有过、在当时闻名慈溪的女强人。
如果岁月倒退到25年前。25年前的戴秋芬面对着一块茫茫的海滩,不甘心就一辈子做盐民这样穷下去,她想:“哪怕一个月只给我十块钱?让我脱离晒盐,就是每天扫地我也愿意。”
戴秋芬是“上海下乡知青”。说是“知青”,其实也没多少文化,只是初中程度而已。她下乡是因为当时的形势,下乡后她就成了慈溪庵东盐民的妻子。戴秋芬当时办厂的愿望执着而又朴素,目标就是要挣钱。为了挣钱,她单枪匹马地到余姚去,与人合办了一个电器厂,效益还不错。但作为一个年轻女性,这样“抛头露脸”、“丢家弃夫”地去折腾,当地人对她的行为是褒贬参半的。为办厂致富,戴秋芬被当地政府“关”过43天,美其名是“办学习班”为她“洗脑子”。可戴秋芬却是天性不认输的性格,“运动”过后,她照样跑到余姚去办她的电器厂。这其中委屈辛酸,对当时的戴秋芬来说可谓是“一言难尽”。
1979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一点是粉碎了“四人帮”,让基层干部感到可以活络一点了,当时的东一公社党委书记沈性维认为:“100斤盐值2.5元人民币,属于国家统购销产品,是死价格。盐民要致富,靠晒盐没有出路。”于是决定也办一个厂。有人给他推荐了戴秋芬。当时公社干部思想不统一,怕用戴秋芬。沈性维一语拍板:“戴秋芬这样的人,别说没大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们党委也可以教育。凭啥让这样的人才流到外地去!”于是公社出面把戴秋芬请回来,给她一个月80元的工资。可当时公社干部的工资才“咪沙沙”(35.5元)。
戴秋芬果然能干,在一无厂房、二无资金、三无技术、四无办厂目标,连生产什么产品都不明确的情况下,戴秋芬硬是“两只肩胛扛着一个头”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独闯北京,来到国家机械工业部。接待她的处长叫冷岩,拿出一本产品图册问她:“你们厂有这种设备吗?”戴秋芬仔细看了看,并不懂图册里的东西是什么?硬着头皮说有。于是冷岩为她介绍了一个叫陆首群的总工程师。陆总给她六张图纸,说:“你什么时候拿出这六张图纸的六套模具和六种样品,什么时候我给你召开产品鉴定会。”
戴秋芬回来把情况汇报给村支部书记王仁化。因为开始这是一个队办企业的项目。王仁化当然不懂,村里又拿不出钱,就去找公社书记沈性维。据说沈性维是对着这六张图纸发了三天呆,抽了三天烟,三天中几乎没合眼。最后他决定公社支持上。他让财政拿出二万元钱,找技术人员、造厂房、买设备(厂建立后由厂出面、沈性维介绍由当时县农业银行贷了2.8万元的款)。
1980年2月9日,慈溪县东一公社革命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建立东一开关厂临时党支部的批复,决定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志惠兼任党支部书记。胡能寿为厂长、,戴秋芬任主管销售的副厂长。并招进了56个职工。结果第一年把产品做出来,报废率达到50%左右。没几个月亏损为2.4万元,这在当时可算是巨额亏损。
为此,公社党委又进行了讨论。开关厂是继续开,还是关?经过冷静分析,沈性维觉得“万事开头难,只怕有心人”,开关厂还该开下去,关键是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水平。
1980年7月22日,开关厂招了一批高中毕业的学生开办职工业校,选择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到外地培训,先后三批赴沈阳、上海、杭州学习对口专业知识。主人公陈志校就是在那时挑选进厂的,他当时的身份是高中毕业生,考大学落榜了。因为他所在的学校是盐区中学、教育质量差,没几个人能考上大学。大学落榜的陈志校很“难受”,他考取了东一开关厂当工人。
培训和外地学习还真有用,这些“盐民的后代”很快掌握了技术。据陈志校回忆,当时的培训是非常严格的,师傅每天手把手地教。陈志校说:“好在我们这些人都是盐民的后代,能吃苦。否则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换了城里家庭出身优越的年轻人,老早就开溜逃走了。”
1980年至年底,东一开关厂的“成绩”上来了,产值为151.9万元,利润近41.61万元,这在当时盐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买衣有布票,买粮使用粮票,一斤大米才0.12元钱,一个馒头才5分,41万元可以买多少个“馒头”哩!于是,企业成功了,戴秋芬的事迹上了报纸,被称为“慈溪的女强人”。
那时的戴秋芬,家里三个孩子尚小,经济条件也十分困难,为了企业长年在外东奔西跑,没日没夜,是很辛苦的。戴秋芬为人性格爽朗,具有很强的公关才能,处事干练,快人快语,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东一公社没人会讲普通话,这是她外出“公关”的一大优势。
戴秋芬一年四季在外面跑销售。作为一个女人,要想做一番事业必须超越性别障碍,超越家庭束缚。公社党委对她工作上的支持和理解,使她十分感动。有次她去北京跑业务,恰遇一位对此事有拍板权的高工,无意中提起儿子要结婚,缺一辆自行车。戴秋芬打电话请示沈性维,可不可发送一辆自行车给这位高工?那是一个物质及其缺乏的年代,自行车是凭票配给的紧俏商品。
沈性维问:“你能不能搞得到?”
戴秋芬说:“能搞到。要150—180元钱!”
沈性维说:“行,你买吧”
戴秋芬不计报酬、不图回报,白天晚上拼命地工作。以沈性维为首的东一公社党委,十分关心她的生活,戴秋芬一家五口住的房子很小,离厂里较远,沈性维鼓励她盖新房,住到厂区附近来。戴秋芬有三个孩子,经济上比较紧张,鉴于她做出的成绩和贡献,沈性维提出对她重奖,问她:“奖励你3000元,扶持你盖房子,好不好?”3000元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戴秋芬几乎有点不敢相信。但最后实际奖励戴秋芬的数字是5000元。属于筹建工程奖。沈性维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讲过的:等量的劳动要换取等量的报酬。
当时“开关厂”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可称为“半军事化”的管理方法。据现任耐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沈忠威回忆:当初刚进厂时,有件事令他终身难忘。那天他上中班,接到通知说要开班前会,胡厂长亲自参加。班长是一位退伍军人,共产党员,大约30岁左右年龄。开会的时间到了,胡厂长问:“人到齐了吗?”班长说:“齐了。”胡厂长讲了没几句,有人敲门走了进来,脸上一副很害怕的表情。胡厂长问:“还有没有人了?”班长回答说:“没有了。”结果没过一会儿又进来一个。胡厂长火了,说:“你这班长怎么当的?连自己手下有几个人都搞不清楚吗?你不配当这个班长,我要撤你的职。”结果没几天,这个班长真的撤职了。这件事给沈忠威很大的震撼,沈忠威说:“开关厂在创业初期能发展,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届于当年办厂的成功,企业改名为慈溪县电器开关厂。至1982年慈溪县电器开关厂占地面积3188平方米,固定资产60万元,流动资金34万元,职工336人,有四个正副厂长,年龄平均37.5岁,下设二个压制车间。有模具、五金、检装、低压电器等六个车间。
1983年,钟如苗担任厂长,他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却聪明好学,12岁就在生产队当会计,一直在基层工作,在管理上很有经验,但他不懂业务。戴秋芬还是副厂长,两人配合也很好。如此至1984年,上面号召“能人办厂”,东一乡党委经过讨论,任命王志镇为厂党支部书记,钟如苗任副书记,副厂长,由戴秋芬任厂长,是为开关厂第三任厂长。
戴秋芬当厂长后,根据当时“上面”要求“开放搞活”的政策,立即对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是全面推进经济承包责任制;二是民主选举企业干部,打破职工“铁饭碗”;三是打破平均主义,实行工资奖金制;四是改革企业利润上交的办法,扩大企业留成,增强企业活力;五是重视人才与信息资源开发,增强企业应变能力。
陈志校说:“这些改革在当时来说都是卓有成效的。戴秋芬个人工作努力,也很负责。她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当时有员工写文章说她是‘精神可嘉、令人尊敬爱戴。’因此在创业过程中戴秋芬的贡献不可磨灭,不会被现在的‘耐吉’人所遗忘……”
1984年的开关厂,产值273.20万,利润95.76万,使企业持续性的发展。与此同时,戴秋芬能人办厂的事迹也受到上级党委,政府,部门及新闻媒体的关注。
1986年慈溪电器开关厂评为“宁波市乡镇企业先进管理单位”、宁波市1986年“六好”企业。戴秋芬本人被宁波市评为年“乡镇企业优秀厂长”。《浙江日报》、《宁波日报》纷纷将表彰戴秋芬的文章予以报道。
1987年由省妇女联合会,省乡镇企业局发起举办评选1987年“乡镇企业女能人”活动。以读者投票的形式。从全省100名候选人名单中选出30名“乡镇企业女能人”戴秋芬以12741票当选,名列第八位。评选结果在《乡镇企业报》上刊登。戴秋芬于1,987年10月在杭州新新饭店接受了授奖会议的奖励。
戴秋芬的荣誉由此达到了她人生的顶峰。为此,她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中重要一点,陈志校说:“她变得刚愎自用起来,厂里许多重要的事,她喜欢一人说了算。比如人事上的事,她今天高兴可以让你当副厂长,不高兴了可以随时撤消你。这就使企业的从业人员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有许多长线的业务,戴秋芬也喜欢个人做主,不注意鼓励其他人的积极性,时间一长,就影响了企业的大局。
1987年2月25日,慈溪县电器开关厂任命陈志校为第一副厂长。可这时由于各种原因,企业的效益已开始大幅度下滑,最终出现了事实上的亏损。陈志校说:“厂里的资金状况开始恶化,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戴秋芬开始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集资,个人如愿意交纳3000到5000股金的村民,无论素质高低,年龄大小,身体好坏,都可以到厂里来上班。工厂员工人数达到了办厂历史的最高峰。导致企业效益下滑的同时,劳动成本迅速增加,负担进一步加重,由此跌入了恶性循环的轨道而一蹶不振。同时东一乡政府,以马光楚书记为代表的领导班子,和开关厂的厂长戴秋芬之间发生了一些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随着企业效益的下滑直至恶化。
在2003年编辑的《耐吉厂史》初稿中也载明:
“1987年企业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市场疲软,竞争激烈,原材料紧张,员工人数和各种费用的增加使成本加大,致使利润空间一再缩小。从帐面上看有盈利,但企业实际情况已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在荣誉的光环下面,成了一个空架子。其中是非曲直一言难尽。”
而这时,乡里要求按照承包合同定的数额上缴利润,而对于企业来讲,已经是不堪承受。做为一厂之长的戴秋芬,心中的压力是很大的。乡里认为她很傲,头上戴着一顶名人的光环,仗凭是企业的有功之臣,不把乡政府放在眼里。而戴秋芬则认为:乡政府不理解自己的苦衷,不管企业的实际困难,只是一味的要钱。反正说不通,也就不想说了,性子上来吵一架,回到厂里发发牢骚,痛快是痛快了,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作为乡党委书记的马光楚,心中的滋味也不好受。说他不支持企业的发展,那不是实情,平心而论,他不愿意看着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在自己手里垮掉。他曾经为县开关厂想把戴秋芬的开关厂拼入国营企业作为分厂而顶撞有关领导。因此他是把地处东一的开关厂作为乡政府“掌心的宝贝”来珍惜的。
马光楚说:“正因为戴秋芬在建厂初期功不可没,所以我时时处处迁就她。但不管怎么说,当时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乡里的,不是戴秋芬个人的。厂长是乡政府任命的,不是你自己想当就能当上的。人代会定了该上缴的数额要上缴。也是天经地义的。可戴秋芬无视人代会、乡政府与开关厂的协议,顶抗着不缴费,认为开关厂是她创办的,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那我也不能坐视不管。”
令马光楚更不能忍受的是:戴秋芬汇报工作和反映问题,总是绕过乡里直接往县里去,时间一长,有人来考察,或者上面下来人了解情况,仿佛不知道还有一个东一乡政府存在,都是直奔厂里。矛盾的焦点,在乡政府认为戴秋芬仗着是功臣,目无领导,难以管理。而戴秋芬则认为乡政府理解和支持不够,只知道要钱,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
终于戴秋芬因无力完成上缴任务,把厂里一辆五十铃的货车,在车槽上红底黑字挂了一张条幅,上面写着:“此车抵乡上缴款”,一路招摇着开进了乡政府的院子。导致乡政府领导对她的意见进一步加深。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戴秋芬感到工作难做,1988年初,戴秋芬主动提出辞职,乡长李森龙做了多次工作,戴秋芬都坚持不干。乡政府最后没有办法,只好物色新的人选来继任。通过征求职工意见,1988年初,年仅23岁的陈志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了开关厂的第四任厂长。
事隔十几年后,陈志校在回忆当时他被任命为厂长时的心情,说:“我当时没有想到乡党委、政府任命我继任戴秋芬当厂长。这有几个原因,一是戴秋芬与我算起来还是近房的亲戚,而且我当时是开关厂的第一副厂长,人们认为我是戴秋芬手下的红人。二是我当时只有23岁,年轻,没经验,真要把这副担子压给我,我觉得没有把握。三是开关厂到了这个时候,企业存在矛盾很多;我力不胜任!可乡党委和政府却任命我为厂长。这使我也感到很为难!果然,我上任没一个月,企业的矛盾就激化了,首先是戴秋芬不理解我,说我篡位夺了她的权,她培养了我,我却翻脸不认人。其次是企业的业务处于瘫瘫状态,几乎已经是无力回天。三是职工逼着我还集资款,而企业账面上却没有钱,四是戴秋芬遗留的与地方党委,政府以及与业务单位的矛盾。这些矛盾千头万绪,简直是一团乱麻,无法理清。真把我逼急、逼疯了。因此,我当厂长,企业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是辣椒糊拌饭,辣得我冒出眼泪与汗花,也没有什么地方说,只好都默默往肚子里咽……”
作者:“你没想到退缩吗?”
陈志校说:“想过,当时还真想不干哩!但我是盐民的子弟,我们东一的盐民有祖训:‘滩涂千里,没有趟不过去的咸水汪。’这句话的意思是:凡人活着,不管碰到什么事,总是可以过去的。加上当时乡党委、政府和企业大部分职工的期待和支持。我就豁上了”
二、滩涂上没有趟不过的咸水汪:换心换肺大换血
在23岁的陈志校有限的人生词典里,他觉得世界上人与人的感情在于相互理解。他是戴秋芬培养起来的,因此他对戴秋芬心存感激;而且他还是戴秋芬丈夫的内侄。既然戴秋芬辞职不干了,组织上任命自己当厂长,戴秋芬也会不看僧面看佛面,支持他把工作搞好,不可能撒手不管他!当时乡党委、政府任命陈志校当厂长,除了考虑到陈志校本人年轻、能干、文化高、人缘好,(陈志校的父母在乡里忠厚善良出名,党委书记马光楚就说过:家里大人人品好,孩子一般来说错不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厂经戴秋芬经营多年,无论外面市场和内部管理,都有一个传承的过程。如果这个传承过程完成不好,将来会使局面难以收拾。考虑到陈志校是企业的第一副厂长,又是戴秋芬的近房亲戚,这样接手会顺利一些。马光楚当时就对陈志校说过:“你一定要尊重戴秋芬,不管她是否支持,你都要客客气气地向她做好交班工作,把业务顺利地接手过来,这样对企业的稳定有好处。”陈志校虽然坚持不想当厂长,但最后还是接受了,内中原因也有这个因素。
但戴秋芬却不理解他。乡政府四月六日宣布任命后,戴秋芬就叫人把陈志校办公室抽屉、书柜里的书、杂志从楼上副厂长室丢到楼下。嘴里还骂着:“我把你养这么久,比养狗还不如。狗受人恩惠还摇尾巴,我培养了你,你却翅膀硬了咬我一口……”
为了与戴秋芬之间相互能够沟通,陈志校想想戴秋芬总是前任厂长,又是比自己大一辈的亲戚,就拎了礼品到她家去拜望,心想既然自己心中无私,有些事是可以当面讲清楚的。谁知戴秋芬闭门不见,把他拎去的礼品丢了出来。
这使陈志校觉得心头很委屈。他想:“你还是长辈,怎么能这样?”
陈志校对作者说:“戴秋芬后来也干得不错,她那次后单独另起锅灶,在浒山搞了个民营开关厂,据说现在效益不错。可在当时,她辞职是赌气胁逼乡党委和政府,目的是施加压力解决开关厂不缴上缴款的问题,用我们慈溪的土话说是‘甩沙锅’。但乡党委和政府真把她给撤了,她心理上就觉得很不平衡,把一股怒气全撒到我头上。”
陈志校又说:戴秋芬是个对开关厂创办的有功之臣,我很尊重她。她对我发难,我觉得心里特别难过。觉得她这人其他都好,就是不够大气,心胸不够宽广。你不当厂长了,可我们开关厂路还得走下去,总不能一关了事。搞企业,需要几代厂长前赴后继共同努力。而在我接手开关厂最需要她支持的时候,她却不能理解我!当时她可能已经有了要另起锅灶的打算,还想带走开关厂的一批骨干,存心要使开关厂破产,这使我心里非常地难过……”
接着,乡里派人对戴秋芬工作期间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核查。通过核查结果显示,当年账面体现利润是97万元,实际却亏损4万多元。
陈志校认为:“我国经济复苏的起步阶段,在实践中涌现出了一批能人,提出能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能人的缺陷在于,不一定是能人就都具备全面管理的才能,能人的“能”,通常是偏重在某一个方面。作为戴秋芬,市场营销,公共关系方面的才能无疑是突出的,不仅干练,果断,也很有胆识。她头脑清晰,个性泼辣,敢作敢当,口才流利,讲话富有感染力,表达能力强。同时眼光前瞻,关心职工,问寒问暖,能吃大苦耐大劳,一心扑在企业上,几乎是以厂为家,对这个自己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开关厂,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就全面管理的综合素质看,是不够的。在领导岗位上她很快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和致命弱点。按下葫芦起来瓢,反而使她的长处不能够充分发挥,弱点却成为阻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她在企业处于低级阶段时,尚能应付自如,但随着企业的壮大成长,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变化,社会对于一个厂长能力的界定有了新的标准和内涵,戴秋芬就力不胜任了。因此开关厂如果要继续发展,就必须采用新的思维方法,新的管理模式,新的经营观念。
至今令陈志校记忆犹新的是1988年阴历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割肉买鞭,清洗打扫,准备过年,陈志校才从外面灰头土脸的跑市场回来。临近除夕三十,家里还没有办一点年货。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一进门,家里等着二、三十号人,站着的,坐着的,满满当当,都是在腊月二十八这天来向他逼债的。他们要求陈志校必须立即退还厂里欠他们的股金,不然这个年他就别想过。陈志校是一条硬汉子,一生遇过多少为难事;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掉过一滴泪,但就在那一刻,他鼻子一酸,差点流下眼泪。他想,自己跑东跑西,一年中有大半年不在家,身体又不是很好,在外面餐风宿露,买不到火车票,经常一站一个通宵,实在顶不住了,爬到车厢座位下面或者行李架上眯一会儿是稀松平常的事。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把这个厂子撑住吗?可到头来,得到的却是在大年关员工上门对他苦苦相逼……。”
事情到了这地步陈志校索性不管企业具体事了,他把自己关起门来,像沈性维开始批准开关厂办厂时一样,整天足不出门,开始冷静地思考。
陈志校对作者说:“大家既然已经把我逼到绝路上,我觉得我急躁也没有用了。我就索性找了个地方‘躲’起来,关门冷静地思考。我客观地回忆与分析了开关厂八年来办厂走过的路,又看了中外许多现代企业发展失败的经验教训,苦苦地思索矛盾的症结。通过思考与分析,我觉得开关厂到这一步,并不是戴秋芬一人的过错,也不能全怪企业这些闹事的人,主要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旧的一套乡镇企业的做法,已不能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的需要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慈溪的乡镇企业创办,靠的是钻国营企业的体制不顺的空子,跑业务主要是靠‘求神求佛贴脸孔’的‘关系学’,但现在企业发展了,这种‘关系学’已经过时,企业如要进行‘二次创业’,必须是要在加强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同时,彻底改革用工制度,进行人事与科技革命,提高企业员工的科技文化水平。必须要换心换肺大换血。调整人才的结构。拿开关厂的现状来说,如果趁这时索性实行‘休克疗法’,进行产业结构与人才结构的调整,把能人办厂转化为知识型企业群体办厂,才能使企业度过难关。为此我咬咬牙决定‘乱中取胜’,来个大换血大转变大发展。我把这个想法向乡党委书记李森龙(他原是东一乡的乡长)作了汇报。李森龙支持我的做法。他说,‘小兄弟,开弓没有回头箭,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党委支持你的想法,干吧!,于是我就不露声色地又回到厂里,悄悄地酝酿起大换血方案……”
简单言之,陈志校当年进行的大换血方案分为三步曲。他上任伊始,并没有立即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段乱打一气。鉴于他太年轻,资历以及企业当时的状况,他采取了有条不紊,循序渐进,逐步过渡的步骤。关于陈志校,《耐吉厂史》中记录了他当厂长以前的两桩事,说明他是个内在素质好,却又是个‘敏而行讷于言’的年轻人。
这两桩事:一是他刚进厂时才18岁,厂里组织职工培训文化考试,语文考卷出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先从槐始》:燕国为齐国所破,国王哙亡。公元前三一二年,燕人拥立了太子平,是为昭王。他即位后举世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并急欲觅天下贤能,共辅国政以雪先王之耻,于是他请燕人郭槐推荐有才能的人,郭槐就给他讲了个故事。
古时候有个国王,派侍臣带了千金去买千里马,不料千里马已死了。他就花了五百金,买了死马头回来。国王气得暴跳如雷,侍臣说:死了千里马尚且要买,更不消说活的了。人们听说以后,自然会把好马送上来的。果然不出一年,就有人送来三匹千里马。
讲完这故事,槐对燕王说:今王必欲致士,先从槐始;世间贤于槐者,岂远千里哉?昭王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接受了这意见。专门给他修了高大华丽的房子,与他为师。这么一来当时一些才智之士,如魏国的乐毅,赵国的辟辛等,都纷纷投奔了燕国。
这件事发生在周郝王三年,离现在已二千多年了,读后还是受益非浅。今天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处处急需用人才。我们常常听到一些领导者喟叹人才缺少,这种思贤若渴的心情应该说是个好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把眼光盯到别处,四处物色,仿佛千里马都在人家那里,这些同志不先重视和发掘本单位现有的人才,加以精心培育和爱护,在生活工作中给他们创造发挥聪明才智的条件。如果能这样做,则他们之中焉知就不出千里马?又何患千里马不远道而来?这则二千多年前燕国发生的故事,对我们今天开发使用人才不是很有点启发吗?
试卷要求对加点的词诠释,并写出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陈志校在众多职工中获最高分。并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一直牢记这段话,对企业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所以说他是有心人。厂里职工凡是对陈志校熟悉的人都说:“许多事他不说,但心里却十分明白。”
第二桩事是陈志校不善言谈。他原本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在人多的场合下,一张嘴就脸红。他给他的属下讲过一个笑话。说在宣布他上任的头天夜里,他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讲话稿,在一个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了不少,害怕忘词而提前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发言的时候,他开始照着本子念。一边念一边想起别的领导讲话的时候,好象没有一直低头看稿的,于是他把头抬起来,结果就忘词了,一忘词就显得更加窘迫起来,弄得脸红脖子粗。结果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没按自己的意思说完就走下讲台,使大家感到莫名其妙。陈志校说:“这个毛病我在厂长任上约半年后,才顽强的克服了自己的这个弱点,在大场合中做到语言流利,表达准确。别人不知道,我自己心里清楚,为了克服这个弱点,我是每天看着镜子,锻炼自己的说话能力,硬是把自己培养出来的。”
陈志校决定动“手术”了!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陈志校的方案终于出台。他立即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第一步,化劣势为优势,抓住人们的怀疑和观望的时机,重新配置人力资源。这个举措,在耐吉办厂的历史上被称作“大换血”。
改变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现状,走科技发展的道路,谋求企业的长足发展,关键在于改变员工的结构和素质。陈志校首先利用大家对企业怀疑、观望、失去信心的时机,把戴秋芬为了吸引资金招收进来的不称职、年纪偏大、没有文化的员工辞掉,让他们回家,更换成有文化的年轻人来接替。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提出来交领导班子与中层干部讨论,得到的却是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人反对,认为他太激进,说这样做企业会更加一团糟。有好心人劝他:欲速则不达,先把企业稳定下来,然后再动手术。不能来“休克疗法”,弄不好会“鱼死网破”!
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凡是陈志校认准了的事情决不退缩,决不让步,这是陈志校的个性特点。但同时他又是很理性,有条理,讲究策略和方式方法而不蛮干。陈志校说:“已经到了这地步,我不动手术,他们要动手术。两军对阵勇者胜,不走这一步,企业只有死路一条。”
他的对策是:一退还这些人股金,发放一定的补贴,让他们回家。二允许辞退员工家族中符合条件的年轻人顶替。三借助乡党委的力量,以乡党委的名义发布这个决定,有效地避免把矛盾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
几天后,陈志校在乡党委的支持下实施他的“裁员”方法。全厂立即“炸了锅”,可没多久,企业又慢慢地恢复了平静。
陈志校的预计没有错!在当时那些被列入裁减的工人中,对此问题反应是多方面的:有的认为企业要完蛋了,戴秋芬这个能人走了,而陈志校又迟迟没有动作,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自己领点钱回去种地,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况且还能安排自家的孩子或者亲人进厂。有的则认为是夺了自己的饭碗,愤愤不平,掀起了一些风波。找陈志校吵,陈志校告诉他们是乡里的决定的,自己只是执行,目的是为职工着想。他说:“如果大家挤在一条船上船沉,倒不如会游水者先逃生。”言简意赅,和风细雨,使人无话可说。陈志校对作者说:“我说的是真心话,如果400-500人大家都挤在这条船上,要文化没文化,要业务没业务,要技术没技术,现代企业竞争那么激烈,开关厂这条船如果当时走不出来,可能真要沉!”也有人去找已经离开单位自办私营企业的戴秋芬,戴秋芬也说开关厂已经没希望了,陈志校太年轻,没能力把这个厂办好,还是把股份退出来自己谋生的好。大家听了觉得也有道理,拿了赔偿自找门路离厂。
于是虽动荡了二个月,但总体来说,没有太多的负面效应。陈志校坚守岗位,不动声色,在骨干调整的基础上,全厂上百号不称职的员工就这样各个击破,在解决实质问题的基础上被更新换代了。因为措施得力,企业的动荡频率降到了最低点。陈志校说:“有人说我是大换血,实际上就是大换血!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尤其是知识型产品的企业,不采取这样果断的行动能行吗?不是我陈志校,其他人当厂长也是要走这步棋的,是市场逼使我们走这步棋。尤如金庸武打小说中的高手剑士比剑,这是剑势。占势必胜!”
接下去,陈志校开始走第二步,处理戴秋芬的遗留问题,修复旧的市场,开辟新的经营资源。1988年4月陈志校担任厂长,戴秋芬赌气不辞而别,走的时候有50个左右的骨干力量追随了去。企业因此流失了相当一部分关键人才、技术、设备和市场。一个企业主要的核心因素都受到了致命的破坏。与些同时,戴秋芬新建的私营开关厂,拉走了许多原企业的业务渠道,成为“耐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些遗留的问题和并发的后遗症,在当时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和补救,企业倒闭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许多员工,包括乡政府的一些人在内,对企业的前景并不看好,产生灰心和沮丧的思想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开关厂和不少的老客户之间,因为上述的原因,已经失去了原来那种亲密的合作关系,致使开关厂在1988年的业务陷入困境。当时的开关厂,可以说除当地乡政府的支持外,与企业有关的其他部门,行业主管单位都不再是往日的态度,采取了一种观望的状态。东一乡政府担心因换人出现的状况,这时都一一的出现了,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陈志校1988年4月上任,5月份到北京开会,和钟如苗一起到一机部电工局拜访,他想和人家联络感情,以便日后顺利开展工作。为了使自己显得成熟老练一些,陈志校特意理了一个板寸小平头,心想这样可以使自己显得年龄大一点,好让人对他产生一种资历上的信任。可年龄是修饰不来的,无论他如何装扮自己,怎么看都还是一个毛孩子。他们找到了领导,做了自我介绍,解释了一番和戴秋芬之间的实际情况,提出希望能继续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关照。
那个局领导不屑地问;“你有多大了?”
他含糊其词地回答:“三十多岁吧!”
局领导说:“你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以你这样的资历也能管好一个企业?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不支持你的。办企业不是小孩儿‘摆家家’玩儿,需要真本事搞事业的!”
陈志校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得到的是一盘灰溜溜的闭门羹。
好在陈志校这人的心理素质特别好。他与生俱来地有着越是挫折越会激奋的精神。他从北京回来,没有把这样的“礼遇”放在心上,而是很快地埋头工作中了,他要让事实证明,他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在这个阶段,陈志校把大量的时间用来一边修复旧有关系,一边开拓新的市场。一年有七个多月的时间不在家。厂里的工作有当时的书记沈永振和副厂长屠世保主持着。
为了冲淡自己太年轻的负效应,给人家一种“嘴上没毛,办事靠不牢”的印象,陈志校每次出差都带着钟如苗。因为钟如苗是企业的原厂长,使人有一种信任感,陈志校以此来拆解抵消顾客及主管部门,对他的不信任和一些不着边际的谣传。钟如苗虽然文化不高,却是一个有着大局观念的老同志,作为开关厂历史上的一任老厂长,在配合陈志校开辟营销市场的工作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这样,陈志校耐心地,不辞劳苦地亲自出面,抱着一种:“能修复一家是一家,能开辟一块是一块”的良好、积极的愿望,跑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以其诚心打动人。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局面渐渐地得到了扭转。令陈志校难堪的是处理戴秋芬还在联系的业务关系。陈志校说:“戴秋芬是开关厂的元老,又是长年担任负责供销的厂长,虽然后来我当过经营副厂长,1987年全厂有1/4的业务都由我直接联系,但大部分业务渠道戴秋芬都有关系,现在虽然戴秋芬离开开关厂自己去搞企业,但她的私营企业还是开关厂。因此她与我们开关厂的业务发生冲突,戴秋芬以她个人的关系无理地拿走了我们主导产品的业务订单,对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当时开关厂生产的主要有两个产品,一为业务经营额约有200多万元,名称为灭弧片的产品,是企业的主导产品。另一只产品为少油断路器,年经营额只有50多万元。五月份陈志校在北京开完业务会,到机电部拜访时有一个姓裴的处长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他拿一张盖有开关厂和戴秋芬企业公章发到机电部处里的函件给陈志校看,问:“你与戴秋芬到底谁是开关厂的厂长?”陈志校一看这份公文,不由大吃一惊,这份公文中明确阐明:经双方协商,以后灭弧片归戴秋芬的企业生产,而少油断路器归开关厂生产。陈志校说:“我代表开关厂。但我们没有发过这份函件!”裴处长道:“这份公文已经发到各个业务单位,没有了灭弧片的生产,你们开关厂今后做什么?你这个厂长是怎么当的?是不是你与戴厂长联手要把开关厂弄垮!”陈志校当场表示:“我不是这种人,这份公文肯定是假的。”裴处长说:“我希望你回去弄清楚。给那些发到公文的企业有个说法。”陈志校便把这份公文复印了一份带回去。却不敢拿给乡政府的领导看,因为这公文上明明盖着开关厂的公章,乡领导肯定要怀疑陈志校是否与戴秋芬穿一条裤子?在业务上做手脚,把厂里的能赚钱的主导业务分给了戴秋芬。
陈志校回厂后立即找戴秋芬,因为是端午节前夕,他还是带礼品到戴秋芬厂里去。戴秋芬拒绝回答,不收礼品,骂陈志校说:“你这个人没良心,我对企业贡献那么大,现在连点业务都不肯给我。”
陈志校说:“这是两码事,谁盗用公章制造混乱,你不说我也弄得清楚。”
于是陈志校就找当时厂办管印章的秘书陈祖宏,陈祖宏跟戴秋芬多年,与这个“老厂长”有感情,也不肯说。陈志校便自己搜查“证据”,结果在办公室的废纸篓里,找到了戴秋芬临走带走一叠开关厂的公函纸,并打好字由陈祖宏后印上去的证据。
陈志校说:“这些业务关系虽然后来一部分被追回来了,但我想我们这位老厂长戴秋芬怎么能这样?自己办厂有能力在市场上竞争,怎么能搞这些小动作呢?完全是上不了台面的做法!”
还有一桩小事也令陈志校愤恨。1987年开关厂因业务需要争取到了一批计划内钢材,共约49吨,每吨的市场差价为1000元。货物发到余姚车站,内勤叶惠标把消息透露给了戴秋芬。戴秋芬就把这些货物拉到自己办的私营厂去了,还扬言说:“指标是我弄来的,不给开关厂了!”陈志校知道这事就去追还。戴秋芬说她需要,要陈志校匀20多吨给她。陈志校答应了说:“可以,你把余下的20多吨拉到厂里来。”戴秋芬同意把其中23吨钢材拉到开关厂,但留下部分却拒绝付款。说“我对开关厂贡献那么大,这点货款本金就给我当奖金算了。”
陈志校叹息:“我真没想到她做得这么绝!因此后来我也就铁了心。开关厂与戴秋芬从此就不搭界了。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这也是市场竞争的一种法则:戴秋芬是屁股坐在哪儿就帮那儿办事,她既然走了,对开关厂自然也不会念旧。在现实社会中,企业间为了自己的利益,对获取资金财富的业务渠道竞争的手法残酷无情,绝不像乡政府与我当时考虑因我是戴秋芬培养出来的,她会把开关厂的业务延续下去帮我渡过难关。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戴秋芬的这种做法,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以后不得不靠自力更生组织业务渠道主打天下。”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陈志校基本理顺了关系。他把戴秋芬原有关于企业的业务渠道进行了梳理,对能够继续合作的业务单位,重新签订了协议。对经过努力,不能够继续合作的业务单位,在双方理清债权债务的基础上友好的分手。并经过市场的调查,建立了新的业务经营网络。陈志校在营销方面的才能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从1987年开始搞销售,一年下来能跑100多万元的销售额,相当于企业年销售总额的1/4,现有成套开关柜,第一台就是由他本人推销出去的。由于他具备多方面的天赋,很快就开拓了市场,在厂长的位置上驾轻就熟起来。
第三步,调整产品结构,走出戴秋芬阴影的笼罩,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
戴秋芬担任厂长期间,“耐吉”的主导产品始终是零配件,在戴秋芬的领导下,曾向成套设备领域有所迈进,开发过一个已经滞后的产品:高压开关柜,但起点很低。陈志校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他跑营销的经验,准确判断出了市场的需求和开关柜的发展走向,另辟蹊径,研究开发出了新产品,成功地实现了产品结构的调整。走出了开关厂历史上的戴秋芬时代,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新旧交替的矛盾点中,终于寻找到了企业转折的关键。
1988年,是陈志校对自己和对本企业全面认知的一年,是对各方面情况充分了解、掌握、分析的一年。
1989年,陈志校经过梳理、调整、有选择的扬弃,形成自己经营管理模式的方向,从而确立了“耐吉”进行全面市场开发的思路。
1990年,企业终于寻找到自己在市场上的位置,开始出现新的转机。陈志校也在工作中逐步树立起自己的威信,露出了冰山一角,开始走出低谷。
对于企业而言,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通过下面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耐吉”是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低迷阶段:
1987年产值:354.12;销售:378.42;利润:25.67;员工:560人
1988年产值:470.12;销售:430.8;利润:30.49;员工:474人
1989年产值:552.25;销售:556.23;利润:73.93;员工:438人
1990年产值:466.71;销售:462.54;利润:29.53;员工:441人
可以说1990年是陈志校甩开旧有模式的影响和束缚,向新的高度起步的一年。自他上任后的三年里,从数字上看,效益是低迷徘徊的,但起跳的力量正就在这低迷徘徊中酝酿着、积蓄着。
1990年企业投资20万元成功开发试制了JYN高压手车柜,年新增产值25万元,获利2万元。
1991年,中国工业被国务院定为“质量、品种、效益年”。借助这个东风,开关厂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的科技进步活动,这个活动成为了开关厂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一年也是机电市场逐步回升的一年,陈志校抓住机遇,制定了相应的经营策略,才彻底完成了他冥思苦想的企业换血的三步跳跃,从而正式走上了轨道。
1991年7月,慈溪电器开关厂改名为宁波耐吉集团有限公司。陈志校说:“在这方面,我看了许多古今中外企业成功和经商方面的许多书,我在一直做着企业发展理论研究的课题,就其一般规律来说;企业成功取决于决策及执行机构,销售渠道网络和产品更新换代三个重要因素。当时的慈溪开关厂就是从这三方面进行‘换心换肺大换血’的。‘换心’是指改变经营思路,也可说‘换脑’,发展科技生产力,包括经营决策和产品创新。‘换肺’是指类似人一样呼吸的销售渠道网络,对企业来说尤如空气一般地重要。‘大换血’主要指的是执行人与员工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通过几年的时间,铸造企业知识型的群体大厦,形成一支具有科技头脑,有责任感的新一代知识型的员工队伍。任何现代化企业,人是第一个成功的要素。在这方面,我仍要感激乡党委的领导和戴秋芬。因为前者的支持给我力量,而后者的翻脸不认人,却给我在市场运作前提下,企业如何运作的智慧。可以说,我在1988年企业生死的关头,接手企业是时势逼着我上的。我走出这一步除了大环境和上述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从其他企业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找出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必须要‘换心换肺大换血’的规律,才使开关厂在戴秋芬能人办厂的阴影下走了出来。”
三、市场御我我御人;调教每匹千里马驰骋明天
“耐吉”现在已经初成规模,到2001年年底,耐吉工业总产值实现2.82亿元,销售收入2.8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1.5%,23.6%。市场形势进一步看好。综合实力在全国2000多家开关行业中名列前二十强。在以后几年中,“耐吉”的销售额每年将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
有统计资料载:浙江省电工电器行业是机械行业中除汽车行业外的第一大行业,其产品销售收入占全省机械工业的30%。据2001年统计,全省在该行业中的非国有企业有982家,资产合计511亿元。2000年销售收入超过10个亿有2家,5—10个亿的有4家,1—5个亿的有25家。在这份资料中,耐吉的排名为第13位。
2000年,耐吉集团设立的分公司有:宁波耐吉集团有限公司成套分厂、宁波耐吉集团有限公司柜架分厂、宁波耐吉机械有限公司、慈溪电器开关厂、宁波耐吉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宁波耐吉开关元件厂、宁波耐吉机构分厂、宁波耐吉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001年底,宁波耐吉集团有限公司再次进行了转制,成立变更为宁波耐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民营企业,为企业发展理顺了体制关系,从而增强了后劲。对“耐吉”的使用商标,陈志校的解释是:“耐吉”英文NATURE,意为自然,体现了“耐吉”博大宽容的胸襟,汇集各种力量去实现目标的企业精神与追求一一因循自然,生生不息,励精图治、开拓未来,超越自我,永无止境、永不满足。
公司1996年“TQC”导入,为“耐吉”确定了发展战略。陈志校说:“在已经过去的八年中,我们一直是按照集团确定的发展战略努力做的。我们集团的精神是,尽心尽力,尽善尽美。”
对“耐吉”与陈志校,庵东镇最后一任党委书记李森龙不无感慨地对人说:当年2000多万元的产值,养活了庵东一片人,每年上缴100多万元的利润,100万,在当时是巨大的一个数字。因此说,“耐吉”的发展,依靠的就是一手抓科技,一手抓人才,多年来坚持了科技兴企的方向。概括起来,有三大优势,一是以人为本的优势,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把人用好,才能发展。事实证明选用陈志校任厂长是正确的。“耐吉”多年来,始终是让能者上庸者下,很早就破除了论资排辈的格局,跳出了家族制的管理模式。大量的使用外聘人员,从乡里到厂里坚持以人为本这个思想,年年抓月月讲,二是“耐吉”很注意上下左右的关系以及企业周边的关系,各方面都处理的很好。一个产值在两亿元左右的企业,但不一定都能享受这种待遇。人们之所以愿意帮助陈志校,是因为他本人的人格魅力,企业能够健康良性地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陈志校处理各种关系得当,由此争取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银行,1995年时,“耐吉”只有3000万元的规模,是因为贷款规模不够,企业配套能力不强的原因。银行说,只要陈总一句话,我们就把贷款给你送到家里去。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后来一下子跨到了上亿元规模。这么大一个目标,上半年提出来,下半年就达到了。没有社会的支持是做不到的。许多的企业家有了钱了,腰粗了,气壮了,就不把人放在眼里了,陈志校不是这样的人,这正是他的优势之一。通常企业办一个手续需要240天,但只要是陈志校的事情,很快就办下来了。他始终对人温和、谦让,不因为企业壮大了,就摆老板的架子。三是坚持了很好的品牌优势,从陈志校开始当厂长就树立了这个观点,才有了“耐吉”这个在市场上能叫响的牌子。总之,“耐吉”从小到大,遵循了一个整体的战略思想,就是科技兴企、品牌兴企、管理兴企。
李森龙从东一乡乡长、到庵东镇长、党委书记任上,一直是看着陈志校长大的。对陈志校与“耐吉”的了解是别人所无法相比的。他说:“慈溪乡镇企业能够走到今天,大都得益于邓小平与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家思想有一个飞跃变化,慈溪市政府在1985年提出了‘四轮齐驱,共同发展’,要把牛缆绳割断,不然老这么你牵我,我拉你,谁也走不快。‘耐吉’就是在这以后很快地发展起来的。”
李森龙对陈志校的未来发展战略表示非常欣赏,认为“耐吉”要推向国际,必须有远大的规划。陈志校实行的走出行业,拓展领域是正确的。做企业和做人一样,不能在一个树上吊死。陈志校筹划的高标准慈溪农贸市场,是寻求跨行业发展的一个具体步骤。作为拥有1100户农户的马中村党委书记,陈志校准备投巨资,借杭州湾跨海大桥的优势,通过五年的努力,把家乡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这是他赚了钱以后不忘回报社会,回报养育自己成长这块土地的证明。
提到陈志校,李森龙反复使用了人品人格魅力的字眼,说许多老板有了钱就包二奶,赌博搓麻将;而陈志校许多年来在这方面没有“新闻”,除了穿衣服比较讲究,生活始终是很简朴的,最多在外面请朋友吃饭要几个简单的饭菜,从不奢侈浪费。李森龙告诉作者:“今年是陈志校满40岁的生日,可能他自己都不大记得自己的生日,我们许多朋友约好了,要为他庆祝一下,他是个一直在促进企业深化改革的忙人嘛!”作者曾为李森龙这个对他评价问陈志校自己的意见,陈志校笑着想了想,对作者说:“李书记这段话的评价基本是正确的,当然包含着对我的鼓励,回顾‘耐吉’走过的25年历程,我们确是基本上抓了这两条。一是科技兴企,没有科技兴企就没有我们‘耐吉’的今天。二是依靠人才,通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培育员工构筑知识型企业群体大厦。”
陈志校又说:“这实际上是市场逼出来的,我有一个观点,叫‘市场御我我御人,调教每匹千里马驰骋明天。’否则,要实现‘耐吉’的目标,仅靠我一人,行吗?”
对于“耐吉”未来的中长期战略方针,“耐吉”的设定是:以科技为先导,实施耐吉科技工业园为主线,从市场、研发、管理、人才和品牌方面创新发展地开展工作。加快资源的优化组合,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构建企业的发展平台,在中期战略构件的平台上,利用“耐吉”在市场和管理优势,通过市场网络建设以及行业变革性技术的研发和资本运作,不断延伸产业链,开成较完整的资源供应、研发、制造与销售体系,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规模经济效益。陈志校实施科技兴企,首先抓的是科技产品的开发。陈志校说:“科技兴企的第一步是设备,企业要上效益,必须先上规模,要提高生产力,必须先提高生产设备。也只有设备过硬。才能为顾客创造信心。一个企业好比一个家庭,企业的客户好比家里的客人,客人到你家里做客,一看你的摆设就知道你的家底。因此,客人的第一印象很重要。客户就是企业的‘上帝’,你的货质量好不好?看看你的设备就知道你的底细。所以上设备不只是为了生产力,还有一个目的是赢得客户的信心,提高企业的市场自信力。”
陈志校早就有这个想法,还在他刚上任当厂长时就提出:“现代企业要发展,没有科技这双翅膀就飞不远。可惜当时我没有精力与条件,进行企业大规模地改进设备来进行产品创新。”
陈志校很早就热衷于科技产品开发。进厂之初,陈志校发现开发产品隔弧板由于研制时间短,生产工艺不完善,产品废品多,效益低下,面对这一状况,陈志校结合平时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针对性地学习了《塑料热压成型技术》等专业书籍,总结经验,查找问题,自己摸索出了一套改进办法,提出了科学的隔弧板压制工艺方案。并主持了这一方案的实施。调整了隔弧板在压制成型中与质量密切相关的温度、时间及压力三大要素的参数,通过科学配比,使产品的利用率和成型合格率达到最佳状态。由此,隔弧板压制合格率由原来的78%提高到92%。压制工艺调整后的一年内为企业尽创利润3.6万元。当时“耐吉”的生产设施落后,能耗大,危险因素多,生产环境差。1982年,陈志校向厂部建议应用远红外的加热技术,取代原始的热压预热技术,以求降低能耗,改善工作环境。并主持起草了《远红外加热技术的应用》技改报告。这一方案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加热功率由4.8千瓦下降到2.24千瓦,年节电量达到了14.7万度。车间的高温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平均温度下降3—5℃。受到当时的慈溪县经委的充分肯定和好评,并在全县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1992年,“耐吉”创产值1287.19万元;销售收入:1044.26万元;利税:134.9万元;人数降到334。分别比1991年增长69.2%、82.9%、73.8%。是陈志校担任厂长后实现的第一个飞跃式的翻番。
陈志校感到机会成熟了。陈志校这人最大的优点在于他能沉得住气。这是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素质。有人说陈志校当厂长三年不鸣,一鸣就要惊人。事实确实是这样。陈志校以他不同常人的毅力,一连串实施了几个大动作。这几个大动作把“耐吉”送上现代企业发展之路。
从1990年到1993年,陈志校根据市场需求,把产品的重点放在了农村电网和城市电网技术水平的提高上,依靠科技,致力于升级换代和替代进口产品的开发。1992年试制成功并通过省级鉴定的W1一一户外型柱上真空断路器(是当时农网点新产品)被国家科委列入1993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要求在“八五”期末达到2000台的年产量规模,80%用业代替国外同类产品。1993年“耐吉”开发的农村电网和城市电网重点新产品ZW1—户外柱上真空断路器和XGN—10箱式开关柜等四只产品,被列入宁波市1993年度新产品试产计划。“耐吉”和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浙江电力局、杭州农村电气化研究所等单位共同研制的XGN—35型高压开关柜和YCW1——10型术上油重合器产品,可以填补国内空白。但这些产品结构复杂,技术参数高。按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完成起来有着很大的困难。经过多年市场摔打、洗礼的陈志校认识到,要把这些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必须引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不解决设备问题,企业发展就会受到严惩限制。因此,他在决心逐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的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的数控“剪、冲、弯”三大件,新建,改造标准厂房,购置配套检测设备,同时上马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完善相应的公共配套设备。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大动作。
这个项目预算所需的费用约计647万元人民币,仅进口设备就需要460万人民币,当时的“耐吉”,全部家当加起来,包括借贷在内也只有418.7万,所以对于他这样一个爆破性的大胆设想,又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同意。最初连乡政府都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是投资太多。风险太大,是冒进行为。陈志校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认定了事情,决不犹豫。他在不理解的各种舆论中,义无返顾地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人能阻拦住他!
引导陈志校走出困境和低谷,并勇敢起跳的力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来自于一种底气,而这个底气的来源是陈志校自己认为企业要发展壮大的坚定信念。陈志校明白,如果一旦投资失误,他将是家乡的千古罪人,从此无法抬头面对父老乡亲。市场千变万化,许多未知的状况也是个人所不能把握的,失败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但如果因此裹足不前,企业将很快会被发展着的市场所淘汰。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每天都有无数的企业在诞生,也有无数的企业在倒闭,而倒闭一个企业比创办一个企业要容易的多也迅速的多。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于是陈志校在多数人的反对声中背水一战,他不愿碌碌无为地做一个平庸的厂长。
但陈志校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慎重的,首先他进行了详细的可行性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市场当时每年需要建设35千伏变电站(水电站)有600座左右,有2000多座的输变电(水电站)急需改造,城市电网在“八五”末要新增5000KV装机容量,新建和改造的变电站数量将大大超过农村电网,因此,市场的空间是很大的,前景非常良好。
而国外市场,亚太地工特别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农村电网和城市电网系统和我国的基本相似,一些国家的电网装备开始向机电一体化和“无人化”方向发展,十分需要造价低,技术先进,性能安全可靠的装备。根据农村电气化研究所提供的有关资料,东南亚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从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进口类似设备,总量在3000台以上,如果能够争取到30%的市场,每年出口量可达到1000台左右,因此国际市场前景也很可观。而使用先进的生产工艺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可以使变电站的占地面积缩减一半左右,且维修费用也会大大降低,变电站的人员也可以减少1/3,产品无论从质量到价格在国内外市场上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为此他和有关技术人员对广东湛江高压电器总厂、广州南洋电器总厂和广东番禹开关厂的实地考察。比较之下,日本的AMADA公司生产的数控设备,效率高,精度好,工作时无噪音,质量稳定可靠,价格合理,该公司还负责操作维护人员的培训。因此,陈志校决定选用AMADA公司生产的“三大件”购进M—2560数控剪板机一台,PEGA—304072数控冲床一台,RG—80数控者弯机,一台。
但是,钱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陈志校的决策是:自加压力,负债经营。一个字,“借”用各种办法去借。
陈志校很快就通过慈溪市设备租赁经营业务部设备租赁,借贷430万元。向农业银行,市交通银行办事处以及市财税局申请技改贷款。不足部分自筹。
经过审批、立项、上报可行性研究报告、进口设备审查、土建设计、人员培训一系列工作。当年8—11月份标准厂房改造完工,12月进口设备到厂,安装调试完毕。1994年元月份正式投产。
事实证明了他的决策不仅是果断的,更是正确的。1994年投产后,当年的产值就达到了3084.57万元,超过了当初预计的产值2700万元的设想。陈志校这个选择无疑是漂亮的,准确无误的,仅此一招,把“耐吉”带上一条迅速发展稳步上升,做大做强的光明大道。
据现有《耐吉厂史》记载:从1993到1995三年中,“耐吉”累计设资近3000万元,对开关成套设备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硬件质量保证体系进行了重点改造,生产能力由原来的180万元扩大到13500万元,工业总产值由1991年630万元,提高到1994年的3500万元。
在此基础上,陈志校提出了“扬长避短、独树一帜,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产品开发方针。实行“抓住机遇,重点投入”的发展思路,用了三年的时间,主持实施了各项技改项目,累计投资达到2500万元。先后引进了八十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数控冲床,剪弯板金来来往往加工系统,以及表面静电粉未喷涂设施和立式加工中心设备。使主导产品的生产能力扩大近三倍。
1996年,为适合农村日益发展的农村电气化需要,陈志校把目光瞄准了户外型和小型化。模式变电站成为中国农村变电站的发展方向,着眼点仍然放在农网重点新产品的开发研制上。为了把几年来研制的农网重点新产品技术推广应用于农电建设事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需要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因此,“耐吉”于1996年6月12日上报了《农网重点新产品扩建改造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和实施方案》。宁波市经济委员会于1996年3月20日就给予了同意的明确批复。该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引进立式加工中心一台,同一步折弯机一台、焊接机器人一台、喷粉单元3层。厂房建筑面积1000平方。投产后新增高压开关3700台,新增年产值4290万。
陈志校非常赞成“海尔”企业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说;“没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企业家,不配做现代企业家。企业家最大的危机和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自我。对于一个企业决策者来说,危机就是动力。”
可就在“耐吉”产品开发,企业效益一路上升的时候,1996年4月13日,“耐吉”生产的XGN2—10箱式电容器柜在宁波110K七里变电所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陈志校没有回避矛盾,一面派总经理沈忠威到现场处理,一面停止这产品的销售合同。事故的发生更加坚定了陈志校开发新产品,加快科研速度的决心。他认为;这次事故对他是个警钟,任何企业只有进行产品创新,保障产品的质量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道路。为此陈志校以事故处理为动力,继续一头钻进新产品的开发之中。在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专家指导下,提出关于XGN210-10箱式开关柜结构改进和GN30-10隔离开关主轴结构改进方案,在征得宁波局主管部门同意后,对七里变电所正在运行的开关柜按照这一方案进行了改进。隔离开关由多次焊接改为使用标准材料整体铸造。为使操作人员能清楚地看到闸刀的分合状态,在柜门上加开了观察窗。在完备质量控制手段的同时,购进洛氏硬度计、超声波探访仪等检视设备,建立了检试中心,配备了一系列的高压检验测试设备。
与此同时,1996年6月18日,“耐吉”作出了全面开展“5S”活动的决定,采取科学管理的方法,并在各车间、各部门迅速地推开。
陈志校解释说:5S源于日本质量管理大师MasakiLinai的思想,由这位大师发明的“5S运作”是以5个S开头的日本单词。不同的企业对其有不同的解释,但其核心内容是不需要的物品,与工作无关的物品以及私人用品,都不得在工作现场出现:Seiton整顿——对工作现场的所有物品,即办公用品、工具、设备、产品、零部件、工具等一切需要的东西整齐地放置在规定的场所,标识明确。对在制品、等检品,返修品都要有明显的标志和放置标志。所有物件保持任何人都随时可以取出使用的保管状态,作业完毕后,收拾好,放回原处。Seisou清扫——每天班前班后打扫、清理身边的环境和工作场所。包括办公卓、椅、地面、门窗、车间的设备等。每周六下午3:00彻底清扫室内和室外包干区,全员参加。SeiketsuI清洁——打扮着装不惹人讨厌,保持卫生的习惯和心情舒畅的状态,注重仪容、仪表,每天要精神饱满地上班,着装整洁,制服定期清洗;Sah。礼节——仪表大方、文明礼貌,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高昂的工作热情、敬业精神开始着手建立。
下半年,“耐吉”上马ISO9000质量体系,并作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积极推行质量体系国际标准,建立质量管理网络,形成质量保证体系。重点执行“点检制”,做到质量控制点、质量保证点,质量监督点、质量活动点、质量检测点“五点汇一”。选择关键工序中的重点设备,抓好部位和全位管理,以缩小加工误差。设立总质量师,实施“质量一票否决制”,即:只要是负责质量检验的工作人员提出产品质量问题,无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都要尊重这个意见,将该产品否决。严格执行“三检制”(自检、交叉检、复检)。完善“外购”(从外面购进的零配件)、“外协”(由其他企业协作完成的零配件)控制程度的各类文件。对厂内所有外购、外协、制作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检查,对不符合要求及技术条件的产品一律报废处理,严禁再生产和流通,控制程序的文件标准选择合格的分供方,筛选,确定新的协作单位。举办“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的教育与“质量在我手中”的活动。提高和加强售后服务水准,向用户承诺“只要接到售后服务信息,根据实际情况,省内控制在12小时,省外一般24小时到达现场服务。”
陈志校说:“科学管理是每个现代企业必须具备的基础,也是一个企业发展科技生产必要的条件保证,它需要企业的每个员工都必须具有知识型操作的团队精神,以使企业进入科学文化发展的轨道。”
至年底,“耐吉”引入人工形象策划系统。到此陈志校完成了“耐吉”企业科学管理的三大软件系统。并继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工作。
自1993年至今十年中,在陈志校的亲自主持下,开发研制机电行业新产品20余个,有许多都填补了国内空白,这为“耐吉”的科技开发和持久性开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陈志校说:“我在近十多年中做了科技开发与科技设备设备的基础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引进科技人才,铸造现代企业知识型群体大厦。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的到来,WTO的即将加入,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机械类制造技术的全面放开,高科技产品开发及投入市场的生命周期将会大大缩短,企业特色主导产品优势随之会变得昙花一现,所以,人才的竞争将是现代企业发展最终的竞争目标。现在“耐吉”已经为‘千里马’铸造了驰骋明天施展才能的疆场与马厩,接下去就是如何发挥企业现有与社会上的人才的作用,共同创造光辉灿烂的明天了!”
高科技的发展需要高科技的人才,“耐吉”在坚持产品走高科技道路的同时,注意高科技人才的开发。陈志校和“耐吉”集团对高科技人才的开发工采取的是“外地引进和企业内部培养”两条腿走路的办法。
陈志校说:“我在营造‘马厩’与开拓‘疆场’的同时,就开始了‘千里马’的培育与寻找的工作。是市场逼使“耐吉”创新,是创新促使“耐吉”培育寻找人才。”
早在1992年,“耐吉”就提出了“三支队伍”的建设理念,即:一支有胆有识、善经营、懂管理的管理队伍;一支能够掌握本专业及相关专业最新知识、有创新精神、有开发设计能力的科技队伍;一支有职业素养、有一定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职工队伍。陈志校通过高薪外聘成熟型人才、争取大学生的分配、选送优秀职工到大专院校深造、内部开办职工业余学校、创办大学教学点、派遗中高级管理人员到国外参加短期培训等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使得全体职工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
陈志校说:“人的劳动能力是社会生产中决定性的先决条件。科学技术水平是现代企业的主要标志,而员工是企业技术水平的直接休现和重要载体。”因此,陈志校认为员工的综合素质、思维模式和劳动技能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纽带和桥梁,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保证。陈志校使用人才的目标是通过现代企业的科学管理,把耐吉的职工每个人都调教成千里马,这样才能在耐吉构筑起企业知识型群体,使每个员工都能为企业发展作出贡献。
陈志校又说:“改革开放以来,慈溪市的经济之所以能够繁荣发达,除了借助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宽松外,人才战略思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慈溪政府的一贯政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早在1984年6月,慈溪就在全省成立了县级人才交流咨询服务机构。1988年10月,又率先在全省开办了第一家县级人才市场,通过市场的媒介作用,引进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1993年,慈溪市委、市政府提出实施人才工程之后,慈溪每年组团参加省、宁波市的人才交流招聘活动,先后组织用人单位赴北京、上海、重庆、西安等城市招聘适用人才。相当一部分通过商调、借调、兼职、辞职等方式来慈溪工作。”
为此,“耐吉”曾多次到外地“借脑”,为企业引进高科技人才改变公司员工结构。
1990年,耐吉把产品的发展方向瞄准了农村现代化市场。为寻求科研单位的合作支持,陈志校多次到杭州农电所和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及天津低压电器传动研究所等科研所进行了走访,了解信息。1992年6月,“耐吉”与杭州农电所谈成经营项目,合作创办了“水利部,能源部农村电器化研究所”。
令陈志校印象最深的是耐吉几名总工程师的引进,为企业构建知识型群体和新产品开发起了很好的作用。
早在1989年,陈志校在《农村电器化》一本杂志上发现了介绍一种具有自动质合功能的新型产品“质合器”。这种新产品是农村电路临时性故障停电时使用的,文章作者署名薛培鑫,职称是高级工程师。工作在水利部下属一个研究所。陈志校就千里迢迢找上门去,先与薛培鑫谈了,要请他帮公司开发新产品,薛培鑫表示自己是研究所的工程师,成果所有权属研究所。要开发这个项目,自己愿意帮助实施,但要经所长同意,这个所长是余姚人,很快谈成合作项目,薛培鑫带妻子潘丽芳(也是高级工程师)和另一个工程师华强到“耐吉”实施项目。后来虽然这个项目没产生效果,但二个高级工程师和一个工程师却帮“耐吉”做了大量的产品调整工作,同时也在“耐吉”带出了不少“徒弟”,提高了员工的技术素质。
1992年,“耐吉”开发“真空重合器”和“真空断路器”,新型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由总工程师薛培鑫留下来帮助设计,薛培鑫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分到甘肃,家住杭州,有三个孩子,公司一个星期送他回一次杭州。薛培鑫在“耐吉”服务了多年,现在他已退休。三个孩子一个出国,二个在大学读书。继薛培鑫后,“耐吉”又从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请来了高级工程师魏一钧,帮助“耐吉”设计生产“真空断路器”。“耐吉”帮他买了一套房子,面积为120平方,每年付他十万年薪。接着,“耐吉”改造设备上项目,陈志校又在2001年请来甘肃天水长城开关厂的高级工程师刘成学,这些工程师先后在“耐吉”主持工程项目与新产品的开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自1992年开始,“耐吉”最大举措每年从西安交大,华中工学院,重庆大学,浙江大学,沈阳工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等大学引进大学生,改变公司内部工程技术人员结构。陈志校回忆说:“我在1995年到重庆大学去招聘应届毕业生,当时是宁波市组团去的。知道我们“耐吉”地处乡下,又是乡镇企业,学校管毕业生分配的学生处长看不起我们,因此也没有什么准备。但等我们到了那里,相互通过交流,那位学生处长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说:“我原来以为你们是乡镇企业的,也像我四川的农民企业家走路一只裤管高,一只裤管低的,粗鲁,没文化,请大学生是去当‘招牌’的,没想到你们都西装革履,说话文雅,行为素质那么好。”结果,这位处长热心帮助张罗,使“耐吉”这次在重庆大学招了六位毕业生。以后,“耐吉”每年都到各所大学聘用新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从各所大学招来的大学生。现在都已经成为“耐吉”的业务骨于。像重庆的李拥军,陕西的李明利,宁夏的王亮都已经在这里安家,在“耐吉”的科技改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对这些外地“借脑”到“耐吉”的工程技术人员,公司在政治上关心他们,在待遇上除了给予本地职工一视同仁外,并在经济住房工资等方面给予合适的照顾与补助。陈志校说:“在这方面公司的工会,妇联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外地在‘耐吉’的50余位工程、技术人员,公司都为他们在慈溪浒山和庵东解决了住房,每逢节假日,特别是五一、三八妇女节,工会,妇联都给他们安排活动,公司还特制礼仪鲜花给他们送去,使他们感到在‘耐吉’的温暖。”“耐吉”另一条改变公司知识型结构的途经,是提高职工科技文化知识水平,在本公司内部培育人才。
陈志校说:“‘耐吉’的目标是把每个员工都‘调教’成千里马,这样‘耐吉’就能拥有光辉灿烂的明天。”1992年,“耐吉”首次选送四名员工委托浙江工学院代培,同时选派十多名青年职工到兄弟大企业进行短期培训。选派技术骨干到日本,德国,意大利,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地区学习考察。以后每年都有类似这样的培训与学习考察,用来提高员工的素质。
1995年5月,“耐吉”成立了慈溪高压电器研究所,主要研究经营高压电器开发,研究设计以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作,由当时的常务副总经理沈忠威任法人代表。
1995年6月,“耐吉”成立了宁波职工业余大学慈溪中专教育点,对企业内青年员工分期分批予以培训,提高员工的专业知识与文化水平。
1995年11月,“耐吉”所属慈溪电器开关总厂组织承办了浙江大学慈溪教学点,开办电气技术专业班,企业报名人数为57人,现耐吉的董事长陈志校,总经理沈忠威都是那一期第一批的学员。
到1996年底,“耐吉”拥有从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中型企业聘的工程师,技师和专业人才34名,管理队伍中70%达到了大专以上水平。陈志校新战略眼光放在了树立人本思想,注重人才培养上面,他以自己超前而睿智的目光看到,人才,是一个企业充满活力的关键。除了成立“慈溪电器开关厂职工业余学校”、“宁波工大教育点”、“浙大慈溪教学点”外,坚持常年开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累计获得TQC证书的员工达250余人。员工专业和技术素质的提升,为产品上档次,企业上规模,管理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派技骨干和管理人员分别赴日本、德国、新加坡考察培训。1997年选派中级技术人员到美国PTC公司上海培训部学习PTC软件操作,组织30余名主管以上干部赴宁波华通、海天等兄弟单位考察学习,有二人获得水利水电部科技二等奖,六人获JDS高压开关柜设计二等奖,三人获TQC省级科技成果奖,六人开发出了国家火炬计划、星光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等7个项目。耐吉对全体员工进行完整的、系统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及经营管理的教育和培训,有效地为企业的经营、生产、建设、科研提供了生力军。为此“耐吉”响亮地提出:“要用先进的形象影响员工,用健全的制度规范员工,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员工,用丰富的活动激励员工,用优良的工作环境凝聚员工。”陈志校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耐吉”企业文化的雏形。科学育人、用人思想,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教育培训的结果最终转化成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其积极有效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长期的、无形的。”
在2000年“耐吉”总经理办公(扩大)会议第19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要重视人力资源工作,加快制度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议题。
为了吸引人才和提高企业员工学习科技文化的自觉性,“耐吉”出台了有关科技人才的待遇、养老保险、医疗、老婆孩子、住宿以及子女读书和住房问题等一系列政策。陈志校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把人才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和特殊商品,通过市场的有机选择,不惜花大力气大资金引进人才培养人才,以此获得人力要素能量的充分释放。陈志校说:“有人才能搞企业,有能人才能搞好企业。”在此,他借用马歇尔说的一句话:“士兵有权得到胜任的统帅。”在会议中,陈志校明确提出,采用了外招内培两种措施来充分拓展自己的人才战略。为了给企业营造一个适合人才生存的宽松环境,“耐吉”出台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以各种措施为“耐吉”内部和从事耐吉事业的“千里马”创造驰骋明天的条件。从而形成了“敬人、知人、用人、育人、容人,让一流人才超一流发挥”的工作氛围。
在“耐吉”调动人才积极性科技兴企的过程中,现任董事长陈志校和总经理沈忠威自己就是自学成才的典型。目前陈志校和沈忠威不光在政治上有许多劳模、省、市优秀企业家之类的头衔与荣誉,而且还是有高级技术职称和实施科技产品的项目带头人。在耐吉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两人带头实施科技项目的故事。
早在九十年代初,担任厂长不久的陈志校,初步理顺了因企业领导变动而紊乱的社会关系,亲自抓开发科技产品,主持项目开发工作。并带着沈忠威走南闯北的搞市场调研,了解搜集各种信息。在郑州一次全国高压开关行业新产品展览会上,他俩对一台户外高压真空断路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沈忠威陪着陈志校蹲在一旁,恨不得一下子搞个清楚明白,但看来看去看到的只是几行技术数据,一位工程技术人员走过来,他们两上上去请人家给介绍这个产品的特点,并索要有关资料。那位技术员见是同行,警觉地对他们说,这只是试制品,没有资料可提供。没办法,两人相对叹息:恨自己知识水平低。晚上回到旅馆,陈志校问沈忠威:“你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样?”沈忠威愁眉苦脸地说:“感觉应该是好的,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着手?”陈志校当即拍板说:“走,我们明天就上西安去,一定要设法弄清这个产品,弄清了我们就上这个产品。”两个人来到西安高压电器研究所,分管该产品开发的一位副总工程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给他们详细地介绍了这个产品的有关情况。这是一项尚没有获得鉴定本不可以转让的技术,但那位副总工被他们两个的真诚和迫切所感动,竟破例转让给了他们。图纸拿出来后,陈志校回厂与沈忠威反复钻研图纸,确定方案,并把试制的任务就落在了沈忠威的头上。沈忠威捧着多达350页的图纸,领导试制小组,奋战了120多个日夜,把大中型企业需要一年多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用了仅四个月时间就拿出了样机。当样机出现在“西高所”时,专家们用怀疑的口气问道:“这是你们买的还是自己做的?”沈忠威说:“你们的图纸还没有放出去,我们到哪里去买产品?当然是自己做的了。”陈志校与沈忠威这种勤奋好学、诚实守信、试制周期短、样机质量好,苦干实干的精神,博得西安高级电气科研所专家一致好评。正因为如此,在陈志校与沈忠威的努力下,“西高所”与“耐吉”建立厂所联合开发新产品,使“耐吉”在科技兴企的道路上走上了一条良性开发,科技为我所用的发展轨道。
国内曾有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马洪在90年代初就曾预见性地说过:“国内企业在未来的20年中,相互间最后的竞争一是金融资本,二是知识成本。”现在“耐吉”几乎两条都占全了,在过去的25年的发展中,“耐吉”的资本占有率和知识资本的开发力在同行中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因此,“耐吉”的发展前途无量。作为“耐吉”的掌门人陈志校在他过去的25年中,他已经交出了一份令世人咋舌的答卷,如今正当年轻力壮,他又会在人们的期待中,怎样舞出他的智慧之剑?人们将拭目期待。剑道篇:开拓的价值在于实现
父亲是大山里的一个农民,他留给我的是一家体制没理顺的企业和一句人生格言:不要只想,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开拓的价值在于实现!如果只想不做,在这世界上你就会一事无成。于是我想了,也做了。我把一个资产很少的企业,做成了具有上亿元规模的公司。我不敢说我已经超越了父亲,但我敢说我遵守了父亲的格言。
——主人公戚敏
一、“父亲不下山,因为大山还有341户农民”
戚敏生得很英俊,年轻壮硕的身材,一张天生不会衰老的“娃娃脸”,五官长得恰到好处,端庄、生动,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今年37岁。坐在富士达公司董事长的办公室里,不像他在名片中印的董事长,倒像一个眼下时行的“青春偶像派电视剧”中演员。
戚敏又很健谈,与他对话轻松,幽默。他喜欢书画,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两幅上海画家创作的国画。他知道作者之一的孙群豪是西泠印社的社员,于是他喊孙群豪为“教授”。他向“教授”讨要一方篆刻,说是要成为他办公室中的“镇室之宝”。
说起“富士达”,戚敏说这要从我父亲说起。戚敏的父亲叫戚金潮,慈溪横河大山村的党支部书记,是慈溪农村带领农民发财致富的一面旗帜。
戚敏说:“父亲不下山,是因为大山村还有341户农民。父亲的心一辈子系在大山,就像长在大山里的一棵老樟树,年岁大了,枝叶枯黄,但根系繁茂,扎根在大山贫穷的岩层中,用根须保护着千年日晒雨淋的土壤,不让它们离开岩层。”
戚敏说:“相比于外面,大山村的农民相对还是贫穷的。父亲的事业在大山通往外面的世界中修通了一条路,让山民下山方便。但他自己却很少下山了。他在搞大山置业公司,种植花木、加工茶叶,最近又在筹划房地产,准备搞大山别墅;说是杭州湾跨海大桥造通了,慈溪的经济就要起飞,大山可以成为富起来的慈溪人民的后花园和休闲区。父亲也用新名词,他把还没造成别墅区的大山休闲区称作‘天然氧吧’,说是要让每天生活在城市水泥丛林中的人们,到大山来呼吸新鲜空气。父亲说:那时候,大山必是寸土寸金,是都市人们用黄金买不来的新鲜空气的氧吧。”
戚敏说:“要了解富士达,你们先去看看我父亲吧!老人家对我做的有些事可不大赞成哩。”
于是作者驱车至戚家大山。翻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山峦重迭,苍松迎客,盘山公路的山脚坳中,有一个珍珠般的小湖。村子就在湖之顶、山之深中。大山村的风景可谓是真善、真美;百十间砖墙农舍,分散在山顶和山腰的夹缝中。那是块山中的低丘,在四面群山的护卫下,有一条淙淙的溪水流淌过村子,真乃是人间的蓬莱福地,可惜的是比起山下来要穷。住在这里的人们,下山得步行半天。如果有车,也得半个小时,幸亏是戚金潮这个村支书带着他的村民与外面修通了路,否则,上山,真难!
关于大山村的来历,民间的传说是这样的。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浙江沿海抗倭,驻扎了有十几年。他带来的戚家军兵士的年龄渐渐大起来了,戚继光就鼓励军士屯驻垦荒,与当地民女通婚。后来仗打完了,部分兵士就留下来,世世代代地居住在这开垦的山地上,开花结果,繁衍子孙。于是大山村的村民大都姓戚,历史追溯起来,他们的祖先是戚继光从北方带来抗倭的将士,又是移民。
戚金潮和他的儿子戚敏,是否就是戚继光同族的后裔无考。因为这仅是民间传说,在慈溪的县志记载上,作者没有查到相应的文字依据。
大山村位于慈溪市最南端,每拔160米,是慈溪市第二高山村。现有农户341户,人口1111人,山林面积5423亩,盛产杨梅、茶叶,林业资源比较丰富。全村由大山、小山、横山三个自然村组成,现划分11个村民小组,共有党员41名,分成三个党支部,并多次被上级部门授于慈溪先进党支部、慈溪小康明星村、省脱贫致富示范村、宁波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等荣誉称号。戚金潮为人诚恳、朴实、豪爽,已经为农村工作默默奉献了三十载,亲身经历了大山村的沧桑巨变。他是大山精神的创造者,也是实践者,有关他的事迹相当多,作者在这里只是略举一二……
戚金潮1945年出生,今年刚满60岁。他17岁初中毕业,因为家里穷,缴不起学费了,还因为下山读书要翻七道岭,走半天的路,于是他停学了,留在他面前的是与祖辈一样的路,在大山的石头疙瘩中刨食吃。
戚金潮说:“那时大山有民谣,是山里汉砍柴和下山卖柴时唱的‘大山佬,砍柴佬,赤脚砍山柴;冲担当米缸,对象无处找。下山要翻七条岭,岭头唱歌山下应;三天落雨叫皇天,四天落雨断炊烟。’当时山民主要经济来源除种几亩薄地外,惟一可以换成铜钿银子的就是下山卖柴。因此我们小时候就是每年冬天砍柴,砍了柴到镇上去卖,卖了柴换米上山。由于下山要翻七条岭,有时候家里水开了,米还没有背上山;因此家人只好眼睁睁地等着。真正的是叫‘等米下锅’。如果刮风下雨,一天,两天还好过,家里总有些芋艿、番茹之类的杂粮充饥,如果三天、四天,那家家户户就断炊烟叫皇天了。书上形容旧社会农民是‘家无隔夜粮’,说的就是像我们大山村这种地方。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也是一样,因为大山的土地太贫了,根本就种不出水稻来,惟一的资源就是山林。因此,一直到二十年前,大山村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砍柴下山卖。”
戚金潮说自己就是砍柴汉的出身,砍一担柴下山去卖,得走一天路。遇到刮风下雨,寒冬腊月和冰天雪地,这砍柴汉光脚单衣担着柴在山路上走的滋味。现在回想起来都使人感到心惊。
由于生活的艰辛与贫穷,山下的姑娘都不愿嫁到山上来。山上的姑娘从小开始绣花缝上轿鞋,思谋山下人用花轿把她抬到山下去。于是又有民谣唱:“山上姑娘一朵花,是花不嫁砍柴汉;从小缝得绣花鞋,盼望山下花轿早来抬。”
戚金潮说:“说起来真叫人心寒,中国人口近100年中增加了几倍,可在大山解放前几乎是没有增长,村里到处都是光棍汉。可到了解放后,村民大概因为有一口饭吃了,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娶了亲的小伙子每天晚上天黑就睡觉,人口却突然猛增起来。人口增长,耕地却没有增加。到了七十年代末,外面都开始富起来了,可大山却仍旧和以前一样,番茹芋艿半年粮,砍柴汉的肩上的冲担当米缸,靠下山卖柴度日,日子过得与以前一样。”
年轻时候的戚金潮是大队自学成材的“赤脚医生”。戚金潮说:“一个男人,生在一座贫困的大山中,又没读过多少书,如果有志想改变贫困的处境,除了当官能主宰山里人包括自己的命运外,惟一的出路就是‘悬壶济世’当医生。为大山村穷苦的山民治病解忧……”戚金潮足足当了十多年的“赤脚医生”,除了给村民看病外,他还配合队里的干部搞“计划生育”。令戚金潮不解的是山民由于文化的落后,越是贫穷越要生育,越是生育就越是贫穷,越是贫穷就越讨不起老婆,讨不起老婆村里的光棍汉就多。可这样简单的道理,戚金潮这个“赤脚医生”与大队干部年年宣传,却年年没有效果。因此,他当“赤脚医生”最苦的就是搞计划生育,真正是“好话说尽,脚骨跑断,工作做煞”,到头来却还是“葡萄结果一串串”,你冷不防村里就是连串的“孩娃”出生了。什么避孕,节育环,科学生育,这些对贫穷的山民来说,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村民说:“不生孩子叫我们晚上干什么?”
戚金潮当赤脚医生,真正是赤着脚、背着药箱到处跑的。山里人医疗条件差,生了大病下山就医难,有了病就在家里死挺。戚金潮说:“本来还好好的人,因为一口气上不来,抬到山下经路上半天的折腾,反而颠得半死不活。如果遇到刮风下雨,没准就死在路上了。”因此,戚金潮作为大队惟一的“赤脚医生”,他做的是挨家挨户,就地治病真正医生的工作;但他却没有城里医生的白大褂。他做医生,靠的是一把中草药,一根小银针,如果按城里医生评职称归口的话,戚金潮只能算是个乡村“郎中”,他的科别是中医针灸。可戚金潮的中医针灸技巧非常高明,许多山里人的毛病,大医院不一定看得好,可戚金潮一把中草药、一根小银针就解决问题了。戚金潮说:“如破伤风,这种山里人的常见病,你抬到大医院去,没准在路上就死了。可我用针灸,就能抢救过来。这是中国传统的医术。中国古代医疗技术,有两种东西很发达,一是草药,二是针灸。可以说是包治百病,比西医、西药先进。”
戚金潮1985年被村民委员会当选为村长。为什么能选上?村民们说他公平。1986年,他被上级党委提名,由支部大会25名党员选举,当选为村支部书记。戚金潮说:“上级党委与村民们这么信任我,我得做点事;做什么呢?我面对的是脸黄饥瘦的村民们一双双渴望摆脱贫困,能象山下人们那样能过上富裕日子的眼睛。”
戚金潮说:“如果你们没有在基层工作过,就不会懂得这些充满渴望,但又无奈,充满信任,但又焦虑,充满期待,但又急切的目光。这目光中包含着大山人世世代代的期盼。是老人,渴望能住上一幢房;是小伙子,渴望能娶上媳妇;是大姑娘,渴望能在大山留下来。不瞒你们说:“当时我的心灵被震撼了,于是我含泪向我的村民们表示,本届支部与村委会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大山村赶走贫困,使大家能过上像山下人一样富裕的生活……”
“在当时,”戚金潮补充说:“山下的生活是大山人梦寐以求的日子,可当时山下也才是刚刚摆脱贫困。在一般老百姓的家中,彩电,冰箱和洗衣机还是稀罕之物,远没有今天大山人这样的日子。但是那时候,山下却对每个大山人充满着诱惑力。”
戚金潮当即与村支部委员会一班人,认真分析,研究大山的发展大计。通过分析,村支部每个成员都认为:“大山缺乏的是一位好的带头人。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贫困。要想脱贫致富,必须解放思想,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实际行动起来,走艰苦创业的道路。”
支委们问戚金潮:“你打算干几年就走,还是要长期干下去?如果你不走,永远留在大山,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跟你干了。”
戚金潮说:“我不走,我就一辈子留在大山了。”
那年,村党支部决定在大山办企业。办企业需要钱,戚金潮就带头把准备娶儿媳妇的3000元钱拿出来,放进村委会的储蓄卡里,随即,他挨家挨户地动员集资。先干部、后群众。戚金潮说:“那时候大伙才叫真诚,看我带头垫了钱,村民们都踊跃地捐款,有些村民没有现金,还下山把猪卖了,问亲戚去借了,这样七拼八凑,村委会总算筹集了五万元钱。我拿着这大伙凑起来的五万元钱,心里在发抖。这可是村民们交给我戚金潮的一颗颗心呀!这五万元钱在今天看来,对有341户人口的大山村来说,也许是微而不足道的,但在当时,贫苦的大山村民已经是力所能竭,倾其所有了。我收下了钱,也收下了村民们对我信任的一颗颗金子般闪亮的心。人情无价,钱是有限的,但乡亲们对我戚金潮的信任却是无限的。”
戚金潮平生第一次出差去,用这些钱从无锡拉回一台注塑机。他打算像山下的五金塑料厂一样,搞塑料加工。机器翻岭过岙运到大山的山脚下,天正下着雨,前面已经没有公路,驾驶员一听还有5.5公里又陡又窄的山路,这山路是村里铺着为开拖拉机用的,说啥也不肯把车再往上开了。戚金潮对他说:“你再往上开点?”驾驶员摇头说:“我没有走过这般又高又陡的山路,翻车了,你负责?”戚金潮又气又急,冒雨在车前车后转了几个圈,额头上的汗如雨下,心想:这台由村民们七拼八凑才用钱买回来的注塑机,凝结和寄托着几百个大山人的血汗和希望呀?但他却没有办法使车子再往前开一步。正焦虑间,山上却传来一阵喧哗。原来这时大山人听说买来了让大家发财致富的新机器,都纷纷穿着簑衣、戴着竹笠下山来迎候。戚金潮临时召开村委会,集中了大伙的意见,派人去山下叫来三台大型拖拉机,大伙一起动手,前面拉,后面由二十多个青壮年推。一步一步地往山上走。每遇一险处,戚金潮自己便跳下车头,笨拙地指挥驾驶员沉住气,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上挪。但当这辆特殊的“车”开到坡度最陡的横山岗时,任凭三条“铁牛”憋足劲,小伙子们用足力气,车轮却仍然上不去,反而渐渐地向下滑落,正当情形危急时,戚金潮搬来一块大石头塞进下滑的车底下,用手抵住石块垫住了轮胎,才止住了车轮下滑。等戚金潮从车下爬出来时,他的双手已经被磨破,手掌上鲜血淋淋,“车队”终于过了横山岗,村民们看着戚金潮带人终于把这台注塑机送到村里,感动地说:“为这台宝贝,阿拉金潮书记拼上了命!”
在这台注塑机推上横山岗的村民行列中,当时就有一位身穿簑衣、19岁的眉清目秀的少年。这位少年一边与大家推着拖拉机一边想:“上横山岗这么麻烦,阿爹不会把厂办到山下去,赚了钞票一样是大山村的。”但当时这位少年只在心里想想,却不敢在口中说出来。在大山村致富创业的路上,还没有他戚敏的发言权。戚敏只是觉得:“阿爹花钱把这台注塑机运到山上来,倒不如在山下租房子办厂合算,不必这么麻烦。”
大山塑料厂终于办起来了,随着机器的轰鸣,大山村的集体经济开始发展起来了,尽管也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在1986年至1996年十年间,戚金潮先后创办了宁波翔龙实业公司,宁波乐顺电器公司等几个村办集体企业,又修建了山外到大山的公路。事业开始慢慢地兴旺发达起来了。戚金潮说:“这归功于党的政策和大山人共同的努力。我这个村支部书记,重点就是做好服务工作。”
如今,戚金潮为了寻求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解决农民就业增收问题,用办企业挣来的钱,加快了在山村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到今天,出现在作者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
2001年,大山村党支部提出:“以工促农,靠山吃山,靠山养山”的农业发展战略方针。
在上级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戚金潮书记的有力带领下,大山村生态示范园区经过(2001年—2003年)三年的探索和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改造茶叶、杨梅、竹笋三大传统产业,并成为大山的支柱产业。在示范园区建设中,立足高标准高起点,经济亮点和社会效益已初见成效,农户年收入达6000元;“戚家山”牌杨梅、茶叶等农产品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其中杨梅还远销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示范园区在高速农业产业结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科技示范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广大村民学科技用科技的实践基地。在新形势下,示范园区加快了自己的发展步伐,在开发有机绿色食品上做好文章,2003年大山村依托山区良好的自然环境和水质无污染等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基地建设,戚家山绿茶和国家绿色产品发展中心,绿色产品认证,着力打造A级绿色食品,把生态建设同特色旅游有机结合,营造生态农业发展新格局,初步建成了500亩绿色茶叶基地、500亩绿色观光基地。
三年来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大山各方面的发展,软硬件设施逐步完善。几年中,2001年12月全长5.5公里、投入400余万元的沙河——大山公路顺利完成,2003年投入147万元,实施了大山至梅溪2公里的沙石路面水泥浇制工程,2003年建成了四州堂、马洋山等三个村休闲公园。交通、文化休闲环境的迅速改善,极大的提升了大山的整体形象,现在的大山村,水泥路贯通全村,联通130电讯塔的开通,更为在大山架上了顺风耳。大山软硬件设施的改善,为开发旅游观光业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大山今后的发展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面对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和杭州湾大通道建设的机遇,戚金潮继续带领一班人艰苦创业,牢牢把握“抓住经济建设”这条主线,及时的提出了“特定环境,搞出特色经济”的总目标。大胆尝试,超前投资,全力推进大山“宁波市农村现代化示范村”建设,力争花五年的时间,把大山村建设成为“环境优美、布局合理、经济繁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慈溪的后花园。大山村无疑要展翅飞翔了,但戚金潮亲手办起来的两个公司,却似神龙入海游到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去了。戚金潮实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他不走!他把自己这一辈子留给大山。他把其中一个公司,交给了自己的大儿子戚敏,这就是作者进行采访的宁波富士达电器有限公司。如今年销售额达五亿元,资产规模为一个亿。拥有慈溪、余姚两个工业园区,占地约110多亩。为浙江省的行业重点骨干企业。二、搭脉市场,要发展非得下山
在采访中,戚敏向作者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他说:“你们要了解父亲与我,我有这样一个比喻。父亲是一个湖,湖水深不见底,但却清澈透明,常年不涸,恩泽乡里,造福众亲。而我却是一条河,河水肤浅,有时清冽,有时浑浊,但却奔腾向前,汇入大海,一去不返。这就是我与父亲的区别,也就是你们说的两代人所谓的代沟。”
戚敏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戚敏16岁跟着娘舅高若生出去放蜂。高若生是平原人,有个个人的蜂场,说是蜂场,其实规模很小,才30多箱蜜蜂。戚敏的娘把戚敏交给他娘舅高若生时,向高若生嘱托:“孩子小,你要多加关照!他是男孩子,不能一辈子窝在大山里。你领他去见见世面……”
戚敏跟娘舅高若生出去的时候,心里很开心。他想:外面多好,不像家里,外面有高楼、电话。还可以免费看各地的风景。但他跟着高若生出去没一个月,心就凉了半截。原来放蜂人天南海北地去赶花期,四季流浪。哪有时间看风景?蜜蜂上汽车,人也得上汽车。汽车一开好几天,在平原上还好,有时一开开到盘山公路上,戚敏就会晕车。沿途都吐,吐得心肝心肺也快吐出来了,整天迷迷糊糊地,也顾不上看途中的风景了。好不容易赶上一个花期,每天住在临时房内,风吹日晒,霜打雨淋。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哪有平时在爹娘跟前舒坦?一句话:苦!
那时候,16岁的戚敏是爱做梦的年龄,每天晚上睡在临时房内他爱看书,看着看着就迷糊过去了,睡在床上做梦。戚敏说:“我那时做梦,每天想着都在挣钱。这梦里的钱来得容易,可到醒来就没有了,只在梦中空欢喜一场。”
“有时候到了山里,临时房也没有住了,自己搭个小帐篷。夏天蚊子咬,冬天四周都是风,冷得睡不着,还要自己点火烧饭吃。有时候柴潮,火点不着,就用嘴去吹。一吹两吹吹出一股浓烟,眼泪就被烟熏出来了。养蜂人四季要赶花期,盛夏往北方走,冬天往南方奔,过年就在外面了。戚敏说:“那时候我很想家。虽然家里也穷,但父母在一起,穷也穷得安稳。特别是在过年,我想爹娘。一个人在外面,娘舅是个大不爱说话的‘闷葫芦’,当然与我一个孩子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心里就觉得怪寂寞,我在外面养蜂大约有三年,三年中有两年的年都是在外面过的,一次在云南、还有一次大概在广西,我与娘舅自己烧年夜饭吃,吃着吃着我的泪就下来了,因为我想家。娘舅说我,太恋家的孩子长不成男子汉!”
养蜂人最高兴的时候是起蜜,因为辛苦有了回报,蜜卖掉就有了钱,有钱才是养蜂人真正的收获。但也就是起蜜,戚敏几次被蜜蜂叮咬得鼻青眼肿;原来蜜蜂不认人,凡涉及到它的利益就咬人。为此戚敏怕“收获”,每次起蜜时,他都小心翼翼,但还是被他养的蜜蜂叮咬得鼻青眼肿。
养蜂人最害怕的是养的蜜蜂被当地人整箱地偷走;因此,晚上睡觉时要值夜。每当一个陌生的新地方,娘舅值下半夜,戚敏就值上半夜;娘舅值上半夜,戚敏就值下半夜,两人轮着值夜。值夜很没有意思,十多岁的毛小伙子正是贪睡的时候,戚敏为了不使自己的眼睛皮上下打架,抬头数天上的星星;但数着数着,睡意就上来了,结果戚敏还是睡过去。戚敏养的蜂箱就被人偷走过,因为戚敏睡着了。当地人把戚敏他们的蜂箱偷走,抹去记号,就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财产。因为当地人也养蜂。为了不使自己的蜂箱被别人偷走,戚敏与娘舅每次到了一个新地方,用钢丝把蜂箱穿起来。这样,值夜才好管一些。
戚敏说:“以后我搞企业,说起来还得感谢我跟娘舅出去养蜂。养蜂不但使我走了许多地方,见了世面,宽阔了眼界,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更主要是使我知道了养蜂要赶花期,哪里有花,必须赶到那里去。这一点与做企业一样,做企业也要赶市场,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否则,盲目生产,企业做亏了谁赔。”
因此,戚敏认为这段少年时光的养蜂生涯,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很有启示。“外面的世界充满艰辛,但外面的世界却充满诱惑。”戚敏说,“没有养蜂这段经历,我就不会这么快地进入人生与社会。”
戚敏说:在他有限的人生经历中,1997年父亲与他的一次谈话,是使他永远不能忘怀的。
这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戚敏刚刚满30岁。父亲戚金潮选择这个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找戚敏谈话,显然是有一种特殊的需要。因为在戚敏的眼中,威严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他的所有行为准则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拿父亲的话说也就是“心中无私天地宽。”他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
这次谈话戚金潮显然是郑重其事的,他把戚敏叫到身边,问了厂里的一些业务情况,还对戚敏作了一些常规性的教育,比如说“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立党为公、顾全大局”、“发扬大山艰苦朴素的创业精神”等。然后他对戚敏说:“树大分杈、业大分家。我想把大山村办企业分成两块:由现任厂长高士盘负责一块,你负责一块。高士盘到山下杨家畈新区去,你负责山上,分开注册经营。厂里的资产、设备山下70%、山上30%。各人头上一片天,你们自己经营打下下。”
戚敏不作声,心中却敲开了鼓:关于下山发展开拓,他与高士盘思想是统一的,但父亲一直不答应。如今父亲虽然同意了,却仍要把他留在身边。关于企业的资产分配,老爹也有点偏心,这大山塑料厂办起来后,业务曾经兴旺,企业也赚了一些钱,他戚敏鞍前马后十来年,从业务员做起,到企业管理层,应该是作了不少贡献的。现在却让高士盘负责山下的新企业,带走70%的资产与设备,而自己却留在山上,等于重新开始创业,没资金,没订单,就靠这留下的设备与百十个大山村的员工,日子怎么过?
戚金潮又说:“事情你也知道了,你们办企业有了些钱,村里有人就眼红。厂长高士盘连续几天收到‘炸弹信’,都是那个‘老革命’送的,说不给他送钱就要炸死他。看样子高士盘在山上是没办法呆了,我想让他到山下去办新厂,而你必须留下来,山上的企业不能垮。”
戚敏闷闷地问了一句:‘老革命’甩‘炸弹信’,不会把他送到派出所去?”戚敏知道村里这“老革命”,很早当兵参加工作,曾对革命也有过贡献,但后来脱离了组织,又回大山种地,因不大爱劳动,游手好闲,一直没有成家立业,到60多岁了还是光棍一人。生活过得很清苦,每天神经兮兮的,脑子有点毛病。他看大山塑料加工厂赚了些钱,就找厂长高士盘“借”,开口就是15万元。高士盘不借给他,他就甩“炸弹信”给高士盘下“最后通谍”,说他不把15万元钱送到他手里,就要与他同归于尽,送他上西天……
戚金潮听了戚敏的话,半天不吱声。过了一会,他叹口气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老革命’这么大年纪了,我不忍心把他送到派出所坐班房。一个大山里的农民,脑子又有毛病,真出了事情,影响高士盘办企业,集体经济也受损失。再说,高士盘不是一直想把企业办到山下去吗?企业做大了,大山留不住!索性让他到山下发展也好。现在杨家畈新厂房落成了,我让他单独注册一个公司,把企业搞大。但山上这摊子不能撤……”
戚敏无语。他知道父亲的心思,大山这个塑料厂,是父亲与村里的命根子,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戚金潮又说:“人不能有了前程,就放弃根本。你在厂里也有十来年了,技术营销都懂,一直当副手。我想把留在山上这块交给你,你与高士盘分开后也单独注册经营。企业的底子虽然薄一些,但你人聪明,又是跑供销的出身,有大山艰苦创业的精神,我相信你能折腾起来。”
戚敏问:“美菱那些旧的业务单子归谁?”戚敏明白,在现存大山业务单子中,“美菱”每年有将近1000万元的业务,是企业唯一的大单子,而这笔大单子却是戚敏耗尽心血争取来的,他想把它留在山上。
戚金潮说:“都是大山的企业,山下山上一家人;你是我的儿子,不能与他抢业务!把这些业务单子,都让高士盘带走,他人多,压力大。你铺新的业务渠道,重砌锅灶重开张……”
戚敏有些畏难,说:“爹,你不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公平吗?”
戚金潮说:“做人要大度一些,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办企业靠的是一种精神。我是村支书,不能护着你说话;瓜是自己栽的甜,你有本事自己可以创造……”
戚敏又问:“如果我弄不起来呢?”
戚金潮默默地凝视着儿子,过了一会他说:“事在人为,办事业不要只想,重要的是要如何去做?开拓的价值在于实现。如果只想不做,在这个世界上你就会一事无成。所以,你现在想得最好都没用,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开拓,做出你想做的事情来!”
就冲父亲这句话,戚敏答应试试。当月,大山村的龙南塑料加工厂分家,厂长高士盘带走了老厂的70%的设备与资金,带走了原有业务渠道的单子,成立了翔龙实业总公司,在横河杨家畈新区另起锅灶开张。戚敏仍旧留在山上打理旧的一块,改厂名为翔龙塑品有限公司,更名后戚敏清点资产,连固定资产设备才几十万元的“家当”,几乎没有流动资金,而留在老厂的员工却有100多人,大多是沾亲带故的大山人。
戚敏说:“我是凭父亲这句话和100多个留下的大山村人,还有几十万元的固定资产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创业。关于父亲,他是注定走不出大山的,因为他眼中只有大山村的农民,但他却把我也留下来,不让我下山做更大的事。但我不恨父亲,因为我确是大山农民的儿子,子不嫌母丑,我应该为大山办事。但我在心里头却对父亲有分岐,因为我要把企业做大,大山的环境局限了我。我看过不少关于国内外企业成功的书,其中美国企业家洛克菲勒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使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不能这样一辈子留在父亲身边,企业要搞大,首先就必须要搬到山外去。”据戚敏回忆,大山村的塑料加工厂是搭着塑制品市场的脉搏,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的。这种“搭脉”开始是不自觉的,后来却是自觉地与名牌企业联系,靠产品的质量来打开市场的。
戚敏说:“我与老爹的最大不同,就是他用共产党集体经济的理论支配行动,而我却在共产党的市场商品经济的理念中,找到我行动的根据。父亲心里装的是大山的农民,而我心里想的是企业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父亲给了我大山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去为大山341户农民获取富裕,从而完成他一代人的心愿;而我却是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拓展视野,寻找企业在市场上生存的空间,为更多的人创造一种就业和生存发展的时机,共同以竞争的手段去获得个人包括为社会增添财富。这些理念与分歧,是我们父子两人在工作中逐步产生形成起来的。至今我仍不想评价我们父子之间的理念谁是谁非?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我尊重父亲,首先是尊重他的人品,他这一辈子确实是大公无私,为了大山村的341户农民,他含辛茹苦,鞠躬尽瘁。当村支书18年来,没有住过好的宾馆,没有请客去过高级酒楼,没有用公款出去旅游考察,也没有用公款参加“培训学习”,这是他在2001年评选先进党支部的工作汇报。事实也确实如此!但这些,我做不到,社会上一般人也都做不到,可父亲做到了,所以他很了不起。其次是我父亲的奋斗的精神,他在这18年中,一直在为大山村的集体经济孜孜不倦的努力,废寝忘食,坚韧执着。但他的目光就是大山村!为此,他决不会离开大山村一步。他不离开,也不让我们离开,这就是我与父亲的分歧。”
戚敏说:1986年村办厂注册办起来后,凭借一台60K注塑机与几台手板压机,对外称龙南第五塑料厂。开始村里没电,弄了一台30K微的变压器,把电从山下翻山接上来。租了村办学校的两间毛竹棚当厂房。开业后要进料出货,没有汽车,老爹戚金潮组织人挑,像卖柴一样地把产品挑去装车,后来租用拖拉机,这样企业对外没形象。最后还是当时县委工作组的组长高允中,看着实在觉得不行,代大山村在银行借了三万元钱,向乡政府买了一辆汽车,又造了一些堆料的场子,才算有了点样子。威敏清楚地记得接头笔业务的情形,实在是出于偶然。当时戚敏的“准岳父”戚连龙在镇电器厂工作,戚敏就去找他。他想了半天,拿出一种电冰箱装食品的冰格子,说:“这种东西是塑料的,你们可以拿去试试。”戚敏拿回来试,不行!他又从其他厂拿来一只把手,刻了模具,真还试成功了。戚敏了解到宁波有家冰箱厂的技术厂长陆德明,在大山村有亲戚,就跑到宁波去找,陆德明把他介绍给供销厂长计源。计源看了他们加工的产品,觉得还行,给下了第一张单子。以后戚敏就把计源请到大山里来做客,并经常给他送点土特产联络感情。一来二往,计源觉得大山村的人忠厚,做事情扎实,渐渐地就成了朋友,不但冰箱的把手,连冰箱格子与其他塑料配件也交给他们做,还给他介绍了杭州西泠冰箱厂供销科的同行,也做了一两笔的生意。
“因此。”戚敏说:“在我们虽然不自觉地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靠的是一种人情的关系,这虽然在现代销售中是属于初级阶段的东西,但这年全年的销售额也达到120万元,除去材料与加工费、人员工资、设备拆旧租金,还有10万左右的利润。这对大山村这样的穷村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为此,戚敏开始建立营销网络和信息渠道。他说:“就现代营销学的理论说,产品要顺利地进入销售领域,必须有稳实可靠的网络,而网络的建设,则依赖于企业的信息渠道与产品自身的质量。”
戚敏开始了他对现代营销学的研究。戚敏说:“我这个人其他没有优点,但对企业新的东西比较敏感,我习惯于在书本中或其他一些出版物中,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这就为我以后有意识地做成‘富士达’的产品销售网络打下基础。可以说,我的一切是从大山村办厂开始的,但我那点关于企业管理发展营销的理论知识,却是自觉地从书本中得到收获的。”
1989年,虽然由于“学潮”的影响,但戚敏的大山村办塑料厂业务额还是做到600万元。随即到1990年,经戚敏等人的努力,小小的大山村办厂却与全国大的冰箱行业企业合肥“美凌”、常熟“白雪”、杭州“西泠”、景德镇“华意”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90年5月,龙南第五塑料厂与“美菱”合作谈判成功,“美菱”一次性提供1000多万元的货单,约有200万元利润的加工业务,放给戚敏他们的企业做。据戚敏回忆,由于这笔大业务,大山村设立了小开发区,搞了厂房建设,并改进了技术,引进了大型设备。可这时,关于村办厂选址的事却发生了分歧,厂里班子多数年轻人都想往山下搬,并欲在横河杨家畈征地要求建造新厂房。但戚敏的父亲戚金潮却坚决不同意,理由很简单,是大山村的企业,就必须为大山村人服务;企业办在山上,树立了大山村的形象。结果那套大型设备从横河开车进去,没等上山就在里桥卡住了。这套设备是700吨重的6300克的注塑机。没办法,最后只好留在了杨家畈。后来企业在杨家畈征了40亩地,开办车间。当时山上山下,两头生产。一直到1997年,戚金潮才同意高士盘把山下杨家畈一块与山上分开,注册翔龙实业总公司,而他却仍把儿子戚敏留在山上。
戚敏说:“我父亲啥都好,就是固执。实际上办企业与做人一样,有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就可以创造发展做出事情来!大山过去为什么穷?还不是大山的环境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现代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前提下,企业生存的环境成了制约企业自身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父亲所有的种种理由,都来源于他矢志不移的大山情结。说穿了,父亲一直没有摆脱传统农民那种眷念土地的小农经济的桎梏,以至使他似救世主的一般的,在大山村耗尽他的半辈子心血,励精图治,殚尽全力,来作出他那种所谓对大山的贡献。他无疑是属于他那个时代中的英雄。但我做不到,我不能也不愿似父亲一般地、一辈子圈定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戚敏认为:大山村办厂从五万元资金起家,在其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无疑是靠大山人的意志与精神。靠市场的信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那时候没有办法、也没有资金实力,在企业选址中只能是在大山,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但如今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企业如果继续留在山上,起码产生四种不利因素。一是阻碍了商品信息渠道的建立与发展。影响与客户间的相互交流。二是交通问题成为企业发展的制约,大型设备进不去,货物材料商品流通不便。三是基础设施如水、电、成品车间、货场拓展均有一定困难。四是人才结构受到限制,高级管理技术人才不愿在大山村安家落户,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的结构和开发。戚敏说:“就说企业的员工,建厂初期我们的员工结构,说穿了就是以大山人为主的农民员工结构,存在文化低、技术不熟练,又是村邻亲戚,高级管理、技术人才进不来,内部管理也施展不开。而企业要发展,人是第一要素,这样的人才结构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戚敏说:“父亲不是看不到这些,而是旧的传统观念阻碍了他对这些存在问题的剖析与决策。而且他还担心我们年轻,不成熟,离开他就会离开大山精神,从而他迟迟地不肯放手,其主要目的还是缺乏一种信任感。所以他先让高士盘下山,把公司分成两块。意图可能是他还想看一看。在这些决策问题上,父亲向来是比较慎重的。
但戚敏认为:“许多问题宜快不宜迟。凡世界上优秀的企业家都有一种果断决策的作风,凡是看准的事,就不能三心两意。所谓抓住时机,这是企业家身上一种优秀品质的反映。因为世界上许多事都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如果等人家都已经布局好了,外面的世界就没有大山人的戏了。”因此戚敏要超越父亲。超越的目的并不是背叛父亲。而是在总结父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历史必然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对他来说是痛苦的。但他必须超越,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是时代逼使他作出与父亲不同的选择,这是一种战胜自己传统观念的思维方式。
果然,到1998年,全国冰箱业行业内竞争空前残酷,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市场销售到了近几年的最低的临界点,许多大厂连自己的生存利益都保障不了,哪里还顾得上加工企业的利益?出于过去的合作,虽然还接了一些业务单子,但数量却急剧减少。大山村的翔龙实业总公司和戚敏的翔龙塑品有限公司,业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到年底,戚敏的公司产品加工业务单子几乎为零,跌入近年企业经营的最低谷。于是企业的生存危机又提到戚敏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为此,戚敏果断作出抉择:“调整产品结构,企业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终于,戚敏向戚金潮说了几年中他一直想说、可一直犹豫,而戚金潮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他说:“爹,企业要发展,我非得下山。”
戚金潮怔怔地望着儿子英俊的脸庞,他的心中无疑是悲喜交集的,一是儿子长大了,有自己独立的主见。二是儿子要离开他了,“长大的牛犊子,山上的牛栏圈不住”……
但他还是问:“为什么非得下山?”
戚敏说:“是市场逼使我作出抉择……”
三、“翔龙”入海,品牌变成“富士达”
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戚敏一直欣赏海尔老总张瑞敏提出的观点:“客户永远都是对的!”戚敏认为:这句话的中心意思是“市场决定销售”,而“销售指挥企业生产。”一只产品,你做得最好,如果市场上销售不出去,你做了有什么用?
戚敏决定下山和调整产品结构,决不是一种盲目的行为,而是先经过市场调查,用市场的魔棍来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的。戚敏说:“那段时期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痛苦最黑暗的时期。”自从戚金潮把翔龙实业与翔龙塑品的业务分开后,年1000万元的“美菱”加工业务划归翔龙实业,戚敏便面临市场重新设定和寻找合作企业的问题。为此,戚敏借了十多万的启动资金作市场调研。经这一番市场调研后,他先到杭州“西泠”,又到常熟“白雪”,商谈塑料加工制品的合作。虽然两家的市场效益都不是最好,但还是看在戚敏是合作伙伴的面子上,给了他一些单子。他们让戚敏做冰箱的冷藏抽屉。接着,戚敏找“奥柯美”商议合作事宜,那家企业的一位副总经理看了戚敏带去、为“西泠”做的定型样品,认为可以考虑。结果订单下了,但数量都不是很大。原因是那时电冰箱的行业、生产厂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可尽管如此,戚敏负责的翔龙塑品在1998年还是做到了1000万元产值的业务,维持了企业的生存。但问题是经营货款,却常常是因为冰箱生产厂家自身的不景气到不了账号,造成拖欠,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戚敏想:如果这样下去,企业是难以发展的,我们还是不能在一颗树上吊死。
戚敏决定自己开发产品。在基层、商家调查的基础上,戚敏首先考虑的是做洗衣机。戚敏说:当时我决定做洗衣机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是现金回收快。因为产品直接进入市场,减少了加工合作企业这一环节,可以直接生产;而洗衣机当时在市场销售状况要比冰箱好一些。当年生产当年就可以收益。二是企业地处农村,直接生产成本比大厂要低,只要质量在同一水平线上,获利相对也比大厂高。企业发展方针确立后,戚敏说干就干,带着企业的诚意与高薪,从宁波“新乐”杭州“金鱼”请来六位技术人员,负责洗衣机的图纸设计与技术制作。并在山下粮管所租下房子,在银行借了一些钱,准备开始他的二次创业。
戚敏对作者说:“企业家的任何优点集中起来,都不是他的综合决策能力重要。什么是综合决策能力呢?就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消费,也具有复杂的综合的一面,当一个企业把他的企业产品要推向社会的时候,必须要考虑诸种综合复杂的因素:如产品定位,产品设计,产品名称,产品质量,产品功效,产品价格。而所有这一切,优秀的企业家必须在社会市场消费层次调查基础上,才能根据自己企业的综合实力与技术各方面的因素,与社会市场需求作出对应的决策。而这种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企业的兴衰。”
戚敏补充说:“至今为止,我不能说自己已经具备了优秀企业家的条件,对优秀企业家的概念,其裁决权不在于政府或者协会之类的团体,而在于消费者,对任何企业来说,成功与否?最有权利评判的是消费者。‘富士达’现在虽然还谈不上成功,或者说取得辉煌的业绩;但我却是在努力按这个要求,去实现自己开拓的价值,现实世界的残酷在于企业家决策的产品,与消费者的观念发生误差,而这种误差在企业的决策中,往往无处不有的存在,而误差的证明却要经过市场与时间的涮选。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消费者使用产品的观念,很多能在短期中发生剧变;比如说房地产,是地段还是造型,是外型设计还是质量,是文化内涵还是环境,不同消费者有不同的理解,而消费者的理解趋同化,往往是房地产商赢利的最大卖点。这就需要企业家在决策时,有一种前瞻性的眼光。对房地产如此,对洗衣机产品也同样如此。”
戚敏重点谈了他把翔龙塑品改名为“富士达”,企业名称改变的观念。他说这也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变。首先翔龙是一种传统文化意念上的定名,龙是中国的吉祥物,它表达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依赖与欣赏。但“富士达”却是一种现代化的定名,它表现的是一种世界文化趋同化与协调性,具有一种现代意识。其次是中国企业定名某龙的太多,造成企业一种定名界限不清的含义,仅浙江,某龙的企业或某某龙的产品就有几百家,概念混乱产品性质模糊。而“富士达”却只有一个,唯我独有,这名字就叫得响。
戚敏说: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冲突,如我老爹,他喜欢是某龙这类企业和产品的定名,因为符合他传统欣赏的习惯。而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年轻人,却喜欢“富士达”。为什么?一是这个定名西化、有现代感,二是寄寓家庭与企业达到富裕的含义。同样表达吉祥,“富士达”听起来就比较好听。再者就是我经过市场调查,现在使用洗衣机的现代女性占多数,在她们所受的教育中,现代的定名就意味着时髦。根据市场需求对企业和产品定名,这是市场销售法则之一,为此我把企业从“翔龙”改成“富士达”,目的是让企业更好地向市场发展。当然也体现了我个人对商务文化的一种理想与追求,体现了我作为出品者对这个企业与产品的理念和个人好恶的寄寓。
戚敏要下山了,他在横河粮管所仅仅是租房。对一个蓬勃向上,想大展宏图的年轻企业家来说;租房是不行的,不能作为他财富增值的范畴与手段,他必须有一个属于他自己、而且适合于他的企业发展的现代工业园区。戚敏说:“人的财富观念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创造型独占性财富,二是使用型过渡性财富,三是承继型保守性财富。而这三种财富,土地和房产是现代企业家最渴望要求获得的目标。首先因为土地在我国,尤其是慈溪这种人多地少的地方,是属于不可再生型资源;二是土地本身就存在增值的意义。企业家在他的控制财富的范围内,其他资产都在折价,而土地却能升值。除了土地,就是人力资源的投资。这是现代企业发展中最安全的两种投资形式。”
机会总是垂青成功者,1999年下半年,时任慈溪市长的徐明夫(现任市委书记)到“富士达”来视察,当戚敏汇报到企业如何走出困境为社会作贡献时,徐明夫市长说:“你们发展的路子是对的,现代化企业的发展不能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势来思考问题,必须要在创新上下功夫,要有一种开拓发展的意识。”戚敏听到这里,立即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富士达”现代工业园区的设想。徐明夫市长很赞赏这个设想。他看着戚敏说:“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戚敏说:“我想让政府给‘富士达’批块地。”尽管慈溪的工业用地很紧张,但徐明夫市长还是答应了戚敏合理的要求。当即通知土管局、经委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来“富士达”现场办公,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企业的需要。所以戚敏说:“我们今天能走出慈溪,成为浙江省知名的地方品牌,与慈溪市的领导支持是分不开的;‘富士达’有今天,是慈溪市政府关心培育的结果。”
终于,他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市场。
1999年—2000年是“富士达”发展关键性的两年,在这两年中为了解决企业投资的资金和产品的品牌,戚敏先后到德国科龙和德国的科龙国际展会,学习科龙的现代管理模式与产品技术和营销先进理念。同时,与日本品牌公司富士洽谈中日合资成立富士达电器有限公司的事宜,共同投资,日方出10万美金,由戚敏公司控股。戚敏向农业银行贷款1500万元,解决了项目前期投资资本金。戚敏说:“这种合作关键不是在资金,而是技术品牌的相互运用的关系。在国内市场上,不可否认德国、日本在中国电器行业中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市场效应。我们与日方、德国合作,关键是想使富士达产品在市场销售上有一个高品质的起点。通过与德、日两国专家的接触,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和那种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在现今市场竞争日益剧烈的前提下,这两国专家的技术和决策者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在产品设计和外机造型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处处为市场和消费者着想。这种敬业精神与市场意识,是值得我们国内电器业界的同行学习的。在‘富士达’后来的主导产品洗衣机与冰箱的制作中,我们在这两国的技术合作决策者与专家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同时也使我明白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最后必然是产品质量和文化品牌的竞争。而这两种竞争却是需要以人才为基础的。”
为此,“富士达”在两年中引进与培训了本企业的大批人才。除聘请有关专家外,戚敏招收了一大批在山外的员工,企业发展到500名员工。戚敏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内部员工的培训,逐年形成一支具有现代文化素质的富士达团队。
2003年3月,位于横河的80亩土地最后谈妥,横河镇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富士达”创造了条件。戚敏说:“当时厂房要设计动工了,但土地拆迁等有些遗留问题还没处理,我找横河工业副镇长。镇政府很支持,对所在村说: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市政府的决策。市长说过先动起来再说,我们横河镇政府一定全力配合,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镇政府的帮助下,‘富士达’很快理顺关系,厂房开始动工,从设计、基建到竣工,只约一年的时间全部完成。至此,宁波乐顺电器有限公司与浙江富士达电器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我们共用0.8亿元投资生产洗衣机,3800万元投资电冰箱。形成三年内年产50-60万台洗衣机,50万台电冰箱的发展战略决策。实践证明,‘富士达’开始的路走对了,在2002-2003年两年中,我们完成了预期的目标,使企业向现代大中型企业跨进。”
但戚敏注定还要与他的父亲戚金潮发生办厂认识上的分歧。开拓的价值在于实现,但实现的目标,两代人由于思维观念的不同却产生异义。
2001年,在慈溪市政府的支持下,横河副镇长华为成到企业“蹲点”,对企业实行转制,改造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具体的做法是把现有企业资产作实事求是的评估,归还大山村投资的集体资金,由经营者控股,成为以私营为主的股份制企业。
戚敏说:“这实际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现代企业在发展中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权不明晰,因此责任也不明晰。慈溪的乡镇企业在上世纪末,都分别进行了产权制度的改革;由于明确了产权,增加了经营者的责任心,同时减少了地方政府的投资风险,能使企业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制定决策,理顺关系,从而更好使企业按市场经济的模式发展。国内外许多成功的大企业,都是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做大做强,进行蚕食式的发展的,因此,现代企业要规范上规模,必须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
按市政府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制的要求,由经营责任者戚敏控股,占股份的比例为51%,戚敏说:“当时我个人是没有这么多的资产的,但政策规定可以在经营的流动资金中借贷解决,分期支付,当然,我还可以向银行贷款,因为转制的目的是明确产权,从而增强经营者的责任心。为此,我同意并且支持企业改革。因为只有改制,才能使企业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发展前进。”
但转制却遭到了大山村的村民,特别是村支部书记戚金潮的强烈反对,戚金潮认为:“这是挖村集体经济的墙角,变相把企业卖给了个人。是集体资产的流失!大山村艰苦创业,培植了两个企业,如今这一转制,全卖给了个人,村里的集体经济靠什么?”
还是雷打不动的大山情结。但戚金潮与大山村的村民却疏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按照转制要求,企业须向大山村支付150万元的原始资本投入和增值的转让费用。而戚金潮在办厂初期,全部的投入为5万元,现在这5万元变成了150万元,从经济投资的角度来说,其回报率是原始投资的几十倍,而且由于企业的转制,村委会减少了投资风险,而且在管理体制上说,企业仍旧属大山村行政管理。转制的目的是为了让企业在产权明确的前提下,更好地向市场发展,增强发展后劲,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这些道理,由于资产拥有者观念与思维角度不同,对当时的戚金潮来说未必能够想通。
父子俩观念不同,势必造成企业发展的分歧。戚敏认为:“父亲虽然一时间没有想通,但在整个国家转制开放改革的大趋势下,父亲一定会慢慢想通的。大山村是个集体,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权管理机构,要使村民走上富裕的道路,首先是要改变农民的观念,引导个人发家致富,在政策许可的前提下为社会创造财富,然后再公平合理地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属于自己应得的部分。这是在改革开放前提下整个国家的政策决策,涉及到千家万户每个国民的利益。企业对大山村的贡献,并不仅仅是一种产权的归属,而是为大山村的村民创造一种获得职业,参与共同为社会创造财富,从而使自己获得财富的机会,也就是企业在自己发展的前提下,为社会人员提供一种求职的机会,而使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企业终于顺利转制。戚敏认为:“转制后的‘富士达’并不会忘记大山村的村民,而会给大山村的村民创造一种更多的求职的机会,使大山村的村民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获取个人的财富,从而使大山村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
现在历史已经轻轻地翻过一页,转制后的“富士达”按着自己发展的既定目标前进。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富士达”将以自己的产品与品牌,走出地方产品的桎梏,成为国内电器行业的优质品牌。“富士达”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走出大山,而要走向世界。关于儿子戚敏与父亲戚金潮观念上的分歧。戚敏说:“这很正常,老爹有许多自己的传统的思维方式,我有我的新的思维方式。我们父子观念虽然有分歧,但在让农民先富起来这一点上,我们父子俩的观点是一致的,只不过处事与处世的方式不同。因为我毕竟是我父亲的儿子,是慈溪大山农民的儿子!我与父亲观念不同,处事方式不同,看问题的眼光与角度也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农民儿子的本质却都是一样的,我的血液中同样与父亲一样,流着慈溪大山村农民的血液……剑光篇:五年打赢三场“洋官司”
中国足球患“恐韩症”,每次与韩国球队踢球都输,输也输得“窝囊”。缺的不是球艺,是勇气!“做生意”也是这样:有质量,还得有胆量。我们“新海”人不怕“洋人”。大家都是“做生意”,有理就能走遍天下。我是个慈溪的农民,“官司”输了大不了回家种地。不争财气争口气!你“洋人”违反WTO国际贸易原则,我就要告你上法庭,赢的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子。
——主人公黄新华
一、阿拉农民做生意,赚的是“银子”,讲的是“面子”
岁月如歌,沧桑巨变。2003年12月18日,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新华在纪念新海公司创业十周年员工大会上报告说:
回首往事,风雨征程,硕果累累。1993年12月,新海公司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春风中诞生。十年中历经坎坷磨难,通过顽强奋斗,不断成长壮大。从一个年产值仅100万元的小厂,发展成为年产值二亿多元的国内打火机行业的“领头羊”;从一个员工不足100人的无名企业,高速成长为拥有十个分厂、三个境外办事处、7000多名员工的明星企业。公司的经济实力明显增长。现占地16.2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8万平方米,拥有各类园区三个,具有年产5亿只打火机、2000万只点火枪、500万只定时器的生产能力,产品90%以上远销欧、美、日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98年以来,销售收入、外贸出口年均递增60%以上,出口额为浙江省和宁波市外贸出口企业前列。公司营销工作蓬勃发展,坚持“走出国门”发展的战略,走出了一条从外贸公司代理、到拥有自营出口权、再到直接设立办事处的成功路子。公司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积极实施品牌战略,逐步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同时,努力开拓国内市场,呈现内外销结合,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公司反倾销应诉捷报频传,从1998年开始国际反倾销指控,新海人奋起应诉至今,五年间打赢了三场“洋”官司,三回合击破贸易壁垒,两战韩国,再战欧盟,赢得扬眉吐气。公司产品研发不断创新,在国内首家研制出五款突破CR法规的打火机,目前已经拥有国内专利178个,申请国际专利八个,并申请欧、美、日等质量认证产品20多个,是宁波市专利示范单位。公司突破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的突出成果,受到各级政府和中央、省、市新闻媒体高度重视和关注,被媒体誉为“中国反壁垒斗士”。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扎实深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造学习型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企业文化建设有‘七个一’:一张《新海》报,一首《新海之歌》,一家新海网,一个新海广播站,一台新海文艺晚会,一项高层管理与员工对话制度,一套培训教育体系,造就了新海人享受群体快乐,创造快乐群体的团队理念,为新海事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2004年3月28日,作者采访黄新华,黄新华说:“阿拉农民做生意,赚的是银子,讲的是面子。”
面对作者坐在办公桌后的黄新华,西装毕挺、系一根猩红色的花格领带,穿着一双呈亮的名牌皮鞋,神采奕奕,风度翩翩。作者观察他说话时的习惯动作,不时伸出一双白皙细长的手,像打哑语般地帮助说话。黄新华说:他不善言谈,尤其是在这样一种正规的场合,他有拘束。值得作者注意的是黄新华的办公室里整齐干净,待客沙发、茶几和他工作的办公桌,书架都被擦得一尘不染,闪烁着一种高级木材纯质的光亮。看得出,黄新华是一个十分爱干净的人。他说他这人,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但爱面子。因为面子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尊严。而尊严在黄新华的脑子中则是一种文化,文化是中国人自信的一种内在素质。
黄新华在1963年出生。去年刚满40岁。他16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对他打击很大。他说:“我从小读书成绩很好,不知怎么一回事?到高中了尽管也很努力,在班级内成绩也算好的,高考自己感觉也不错,但却落第了。为此我很苦闷,好似感到天一下子塌下来似的。感到人生的前程很渺茫。但现在,我已经圆了大学梦,我有杭州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的毕业文凭。文凭本身并不说明什么,但却给人一种自信;而自信却是我们农民办企业和做人的根本。”
黄新华没考上大学,但当时他才16岁,为什么不第二次再考?作者向黄新华提出了问题。黄新华说:他当时缺乏自信,再加上家里是种田人,没什么文化背景。当生产队会计的父亲对他说:“新华,你这样在家呆着也不是办法,男人不能读书走仕途就得学门手艺,否则长大怎能娶妻生子,养家糊口?”黄新华听了也觉得有道理。黄新华的家在慈溪天东乡(当时叫民主公社)降桥大队,他父亲世代都是务农人,母亲农闲时做裁缝,赚点零花钱帮父亲。在家中黄新华是老大,他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的日子也是过得贫困的。
父亲叫黄新华去学生意,介绍的师傅是父亲自己的妹夫,妹夫叫吴昌耀,吴昌耀是乡镇企业庵东中街联办厂的塑料模具师傅。因为父亲除了妹夫,不认识其他的手艺人。于是黄新华就拜吴昌耀为师傅学刻塑料模具。据黄新华回忆,当时学手艺要办拜师酒,父亲把妹夫吴昌耀请到家中,郑重其事地摆了一桌酒,让黄新华磕头认姑夫作师傅。吴昌耀说:“算了,自己人,客气啥?”但父亲却坚持让黄新华磕头,说:“师是师,徒是徒,没有规距就不成方圆。”
黄新华跟吴昌耀学手艺,吴昌耀对黄新华要求很严,在上班时只能叫他师傅,不能叫姑夫。每天叫黄新华干的话就是用钢锯锉模子,直至黄新华把手锉得红肿,师傅都不叫他停下来。出于新奇,黄新华常想在锉模子的空闲时去摸摸成型的模具,但被师傅阻止了,呵斥说:“你小小年纪,别没学会走路就想跑;心里不要光想着赚钞票,首先要考虑把生活做好。”对黄新华挫的模子,师傅更是一丝不苟,连一根头发丝差错都不放过。他说:“今天一根头发丝,明天就有一条大裂缝,防微杜渐,这是我们刻模具一行的规矩。否则,做出不合格的产品要出大乱子。”但吴昌耀背后却对人称赞他这个徙弟。吴昌耀说:别看他人瘦的像猴,却有灵性,学活快。这小子,以后有出息。”
黄新华跟吴昌耀学了三年,这三年中,吴昌耀对他最大的教育就是严厉。每次外出干活,主人招待吃饭,七八个人坐下来,黄新华是徒弟,他要等师傅全都上桌,位置坐定后,他才能入席。入席前他要帮师傅打饭。桌子上的菜,师傅不动筷,黄新华是不能动的,如此往往一圈轮下来,等黄新华伸筷时,桌上好的菜就已经没有了。黄新华才扒几口饭,他打给第一个师傅的饭碗却已经空了,黄新华又得为师傅打一圈饭等第二圈轮下来,饭桌上的菜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师傅们吃饭,不成文的规定一般是20分钟左右,黄新华在这20分钟内要为师傅打三圈饭。师傅们吃完了他也得放饭碗。因此,黄新华开始时常吃不饱饭,后来渐渐地他就练出来了。多吃饭少拣菜,淘点汤,埋头狼吞虎咽的,才勉强吃个半饱。
黄新华说:“那时不像现在,现在菜肴油多,人的饭量就小。那时我做的是体力活,又加上身体在发育的时期,每顿要吃三碗饭,肚子还老觉得饿,可能主要是当时菜肴没油吧?师傅常批评我‘干活像木头,拨拨动动;吃饭像牢头,狼吞虎咽。’我觉得很冤屈的,因为在这三年中,我几乎是没吃饱过饭。”
黄新华在三年后满师,尽管师傅挽留,但他还是辞别了师傅,因为他想自己单独做,单独挣钱,自己打天下。为此,师傅也没挽留他,只给他讲了这么一句话:“在社会上模具师傅要赚钱吃,不仅要有技术,而且要有匠心。”对匠心这个词。师傅当时是这样解释的:要动脑筋做出与别人、也就是师傅教的不一样的东西来。如果一个模具师傅,有自己的独门技术,就一辈子饿不了肚皮了。
黄新华记住了师傅这句话,他自立门户,开始也没有资本,当然也不具备师傅所说的匠心这种独门技术,为了生存和生活,他又找了一个过堂师傅。这过堂师傅叫陆敖潭,对徒弟管理比较人性化,一般不轻易呵斥徒弟,拿他的话说:“师傅徒弟,都是一个手艺人,大家走拢到一起,就是合伙做生意赚饭吃,分什么高低尊卑。”黄新华跟着他做了一年的“生意”,每次他自己弄到活,就与黄新华一起做,每月给黄新华30元的工资。
后来黄新华就离开他,背着模具工具包自己闯天下了。在天东那一带,企业要加工模具就找黄新华,那些企业技术科的人叫他为小黄师傅。黄新华为人谦和,做活认真,刻的模具质量不错,因此那些乡镇企业的技术人员都愿意与他打交道。黄新华说:“那时我的生活是有保障了,但我的心中始终不能安静。我觉得我总不能这样一辈子就做个模具师傅。”
为此黄新华也试着做别的生意,他做别的生意实际上就是替人介绍业务,有了业务单子,他就能分到一定份额的业务费。黄新华也叫这种业务为“做生意”。这种“生意”黄新华大概也只做了3、4年,到1986年,黄新华用了3000元钱,在上海高桥中学买回一台旧的塑料上色机。开始他收购旧塑料进行加工,然后把加工的再生塑料推销出去。据黄新华回忆:他当时加工的主要客户是河南新乡760厂。
黄新华说:“河南新乡的760厂是国营企业,我卖的旧塑料他们很欢迎,因为我加工的旧塑料质量好,降低了他们的生产成本。开始我人生地不熟,跑业务凭感觉,但做着做着,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到1988年,我已经有了约100万元钱的原始积累,我就想自己办一个厂,与慈溪城建的城乡物资经营部合作,当时主要是与万宝冰箱厂做业务。后来合作有些不大愉快,我就想自己办一个厂,搞一个实业。”
黄新华搞实业,开始并不顺利。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新华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报道说:由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就连一只像打火机这样的小产品,都能销往美国、法国和日本,还有荷兰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做成了国际贸易的大生意。黄新华看了这篇报道,心里就活动起来,他跑到市场上买回几只各种各样的打火机,拆开来看。一看结构倒也简单,觉得自己搞个加工企业容易,生产流程简单,活儿也并不难做。于是黄新华就决定做打火机,在慈溪樟树乡注册了一家“慈溪新光打火机厂”。结果,牌子挂出去,产品也出来了,业务却接不到,没业务企业就没法办下去。
黄新华说:“当时国内做打火机的厂家很多,在慈溪就有好几家,别小看打火机这玩意儿,制作简单,内部构造也不大复杂,但真做起来却很难。国内做打火机的厂家多,竞争非常激烈,新光打火机厂注册起来,由于投资资本不足,没业务销售渠道,碰到了许多困难。但我这个人有个性,就是看准了的事儿,最困难也要把它做成,为此我走了许多弯路。”
当年,黄新华生产的打火机在市场上推销有困难,就送到义乌小商品城去,结果几十万只打火机送出去,由于质量技术不过关,又被尽数退回。没办法黄新华又回到慈溪他学生意的地方,对慈溪另一家做打火机的企业进行承包。结果一年承包下来,钱没赚到,反而亏了几十万元;把黄新华做旧塑料加工生意的钱都搭了进去。黄新华说:“那时我想想真苦闷,这打火机这么小一个玩意儿,真做起来还这么难,可能是我这人运气不好?但我那时年轻,也可说血气方刚,对做产品我是抱定一个宗旨,凡认准了的事就要定下来去做,那怕是碰得头破血流,个人经济上受点损失也在所不惜!反正我年轻,在这世界上赚钱的机会以后还多得是,做事业需要恒心。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恒心,是办不成事的。路只有人走下去才能最后走得通。如果半途而废,那就会什么都没有了。”黄新华觉得人不能没有“面子”。失败如果不干了,不但损失了投资的钱,而且失去了做人的面子。一个男人,钱丢了可以继续挣,但面子失去了就拣不回来了。为此,黄新华决定继续坚持下去,寻找时机,重新崛起。
真正使黄新华走上做打火机轨道的是与市供销社所属华成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合作后。据黄新华回忆:当时市供销社的分管副主任叫应新康。应新康这人很有事业性,待人也好。办事思想开拓,思路广。他与黄新华谈后,觉得黄新华这个人要面子,能做事业;对他生产打火机的行业也感兴趣。两人谈得很投机,应新康就支持黄新华成立宁波新海打火机制造有限公司。他对黄新华说:“一个人只有要面子,他才做得好事业。最怕就是不要面子的人,烂狗屎糊不上墙面。你大胆干吧,我相信你。万事开关难,但只要你有恒心,就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黄新华听了很感动。他说:“对有志向,想做事业的年轻人来说,必须要有欣赏他的人。我在开始几年中做生意,先是赚钱,但后来却遇到不少挫折,现在回想起来,一个男人在年轻时遇到挫折不要紧,人在开始时不会没有挫折,重要的是遇到挫折如何站起来,不能泄气!而是要有信心,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凡是自己看准了的事,就不能放弃。”
终于,黄新华站起来了!那年,黄新华才刚刚满30岁。
二、有理走遍天下,我们农民不怕打“洋官司”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新华沉稳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向作者介绍了新海公司反倾销的全部过程。他拿出厚厚的一叠国内外报道新海“打洋官司”的报道给作者看,说:“中国足球有恐韩症,每次踢球都输,输也输得窝囊。我们中国球员缺的不是球技,从球场上看,球员踢球并不差,与韩国球员的技术差距不大,我们输的是勇气!与外国人做生意也是这样,有产品的质量,还得有胆量,我们新海人不怕洋人,第一次韩国产业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一次性打火机开展反倾销调查,国内的许多出口企业被起诉后都吓得缩回去了,不敢打洋官司,但我们不怕,大家都做生意,有理就走遍天下,我是个慈溪农民,官司输了大不了回家种地。我们的祖先做生意有句格言,叫不争财气争口气!你洋人违反了WTO国际贸易原则,我就要告你上法庭。最后官司我们赢了,不光是避免了经济损失,重要的是赢得了我们中国人的面子。”
黄新华说:“世界上的事儿就这样,你越怕,损失就越大,做生意的法则是公平竞争,竞争是必然的,但竞争有竞争的法则。现在我们中国已经加入了WTO贸易组织,国际贸易原则就是各国企业竞争的法则。只要我们遵守这法则,我们就不怕,虽然打洋人的官司很复杂,程序很多,但值得。通过打洋官司,我们也受到了教育,得到了两条启示:1、打洋官司自己的产品质量必须要有保证。2、在产品有质量保证的基础上,企业负责人还要有胆量。质量加胆量,是打赢这场洋官司的基础。”黄新华接着又补充说,宁波新海公司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打火机出口企业的领头羊,新海缘何乐打洋官司,有以下一组数字可以说明:2002年,中国的打火机出口额为1.4亿美元,其中新海自营出口占2400万美元,约占17.1%;中国打火机出口欧盟总值5700万美元,新海占23%,为1305万美元。作为全国最大的打火机企业,其出口占企业产量的90%,换言之,新海公司是专门靠赚外汇过日子的。
“这里涉及到国家与新海企业的经济利益,当然也有我们中国产品的面子。”所以黄新华斩钉截铁的说:“谁要掐断我们的活路,我们就跟谁干到底!”
黄新华讲述了这五年中打三次洋官司的经过:
1、初战韩国,官司只打赢了一半。1998年底,当中国入世谈判正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新海公司却突然收到了来自韩国产业部的对原产于中国的一次性打火机开展反倾销调查的通告。虽然当时“新海”的产品已经有90%远销欧盟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新海”和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出口企业一样,对反倾销这个名词基本上还是一无所知,许多国内打火机企业选择了退出韩国市场,“新海”也面两种选择:回避应诉,公司产品将被韩国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没有人知道这场官司该怎么打?
黄新华回忆道:“我们确实犹豫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觉得,回避不是办法,我们必须为面子而战,也为企业今后的出路而战。于是,在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品商会的帮助下,‘新海’奋起应诉,成为当时国内参加应诉的仅有的两家打火机企业之一。第一次应诉,‘新海’发现了自身许多与国际商例不吻合的地方,同时也逐渐摸清了打洋官司的规律。1999年6月,韩国官方最终裁定对‘新海’加征72.41%的反倾销税率,‘新海’的对韩出品量虽然为从每月400万只下降到100万只,但它取得了韩国官方承认的市场经济地位,这表明‘新海’的各项管理制度、生产成本等信息得到了韩国的认可,其它未应诉的企业则被裁定加征高达112。8%的反倾销税,大部分企业从此被挤出了韩国市场。”
2、再战韩国,官司又赢了一半。
遇贸易壁垒后,国内绝大多数打火机出口企业对韩业务受到重创,有的不得不退出韩国市场。通过对第一次打国际贸易官司的总结分析,黄新华和他的“新海”人发现之所以只争了个“不完不全胜诉”的结果,除了自身缺乏应对国际反倾销诉讼的经验外,更重要的是企业财务会计核算体系未与国际接轨。黄新华并没有因失败而沮丧,他反而觉得第一次洋官司获益非浅。第一,了解并熟悉了本行业中的诸多国际贯例;第二,克服了打国际官司的畏难心理;第三,对企业发展方向有了明确的思路和更高的标准。
第一次虽然不是完全胜诉,但“新海”人已经有了信心。2001年1月,他们正式向韩国律师提出复审申请;5月,全部复审资料按照韩国律师要求全部提交,8月,在韩国产业部正式初审立案;9月韩国产业部向新海发来现场调查;12月韩国官方又对“新海”进行现场调查,认为其填报内容与现场核查情况相符;2002年1月韩方发布公告,将对新海的72.41%反倾销税率降为36.42%。随着税率下降,新海在韩国市场竞争力终于得到了恢复,出口量也基本恢复至原来水平,“新海”在韩国的第二次战役基本上取得了胜利。
3、力克欧盟,赢得扬眉吐气。
2002年6月27日,欧盟正式对中国出口的一次性可充气袖珍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这使宁波新海电子制造有限公司的打火机产品出口又面临严峻的考验。
黄新华说:“韩国这边刚安定下来,就在几个月后,2002年5月6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盟委员会启动反倾销程序,2002年6月27日向出口到欧盟的打火机加征150%的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决定对来自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国的打火机开始了反倾销调查。”
2002年7月12日,“新海”收到欧盟调查表,公司立刻成立了以董事长为首的五人反倾销应诉领导小组,加班加点准备资料;7月28日,“新海”如期向欧盟提交调查表;9月16日,欧盟官员到“新海”进行关于是否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的实地核查,“新海”用一张摆满100多份文件资料的会议桌迎接了他们。
2002年10月8日传来捷报,包括“新海”在内的五家中国打火机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申请全部获得通过,这意味着他们将在今后的调查中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
2002年11月20日,欧盟官员再次来“新海”进行反倾销核查,但没发现任何他们需要的纰漏,原本计划三天的核查只用二天就结束了,欧盟官员大方地伸着大拇指:你们产品做得好,反倾销应诉准备工作也做得好!
2003年2月,欧盟传来消息,放弃中国打火机倾销案的初裁。引用当时律师的话来说;如果往好的方面推测,该案很可能以中国企业的胜诉结案,甚至不但应诉的5家企业胜诉,所有的中国打火机企业都将从中受益。
2003年7月15日,“新海”收到一份来自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的传真,发件人为“新海”反倾销诉讼代理人布鲁尔律师事务所,其中的一段内容为:“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盟代表欧洲打火机行业在2003年7月14日致信函表示撤销上诉反倾销。根据基本法第九款第一条,当撤诉时反倾销进程将终止,除非这项终止会损害行业利益。因为没有调查表明此项终止会给行业带来损失,可断定目前的反倾销调查应该被终止……”
至此,历时一年多的中国打火机企业应诉欧盟反倾销一案终于尘埃落定,“新海”等企业不但为自己赢得了胜利和尊重,也为所有中国打火机企业突破欧盟贸易壁垒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黄新华对作者说:“国际上企业间的相互竞争,按国际惯例来说,竞争是合法的。所谓反倾销是指低价低质倾销,作为中国打火机行业的领头羊,我们有义务维护WTO公平贸易的原则,这是‘新海’企业一向的态度与立场,从1998年12月我们与韩国打第一场反倾销官司至2003年7月15日接到欧盟来自布鲁塞尔的撤诉传真,在这五年中我们新海公司两战韩国,再战欧盟,可以说花贵了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企业产品的销售有时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国家的声誉和自主权的问题,而且更主要的还是企业以后的销售市场长远的利益。我们官司失败,就意味着我们国家信誉的失去,产品就会在这个地域失去市场,因此,我们不仅仅是为利益而战,而为整个国家的信誉以及‘新海’在国外市场的长久利益而战,因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能失去尊严……”
黄新华提醒其他国内生产打火机的同行:“在市场,我们是竞争对手,但在反倾销国际壁垒面前,我们是同一战场的战友。面对国际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第一必须要有勇气,不怕困难,敢于挑战,熟悉掌握和灵活运用WTO贸易规则,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第二必须要有底气,苦练内功。不断改进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各项内部管理,使企业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与国际接轨;第三必须要有锐气,百折不挠,决战到底,培养专业化国际贸易人才;第四必须借助外脑,减少曲折,聘请有实战经验的法律机构作为代理律师。”
黄新华特别强调说:“只有这样,我们不会失去国家的尊严与企业的利益。对国内每个打火机生产厂家来说,保护尊严比企业获得短期的效益更重要。”
黄新华最后说:“我们应诉企业花费了大量精力,但我们为中国打火机行业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很欣慰。同时我们要感谢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对我们的指导和帮助,还要感谢同行、媒体对我们的关注和鼓励。因为在反倾销国际壁垒中,我们是战友,只要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新海公司无论多大的代价,付出多大经济利益,我们一定会战斗到底的。”三、反倾销要有底气,“新海”的底气在于产品质量
在言谈中,黄新华特地向作者出示了他销往欧盟的打火机,他说:“这是‘新海’新近按照欧盟出台的标准制造出来的新产品,这种按IS09994标准生产的、专向国内市场推出的名牌打火机,能做到在摄氏65度高温下4小时不漏气,不爆炸。从1.5米的高处自由落下不损坏,我们生产的这只新产品已经超过了欧盟的安全标准。”
说着,黄新华仿佛是为了验证他说的话一样,把这只小小的打火机从手上落下,打火机在大理石地板上跳了几跳果然完好无事。黄新华捡起他的打火机,对作者说:“产品竞争说到最后,实际上是质量与价格的竞争。你们不要小看这小小的打火机,‘新海’企业在整整的10年中,为了打火机的质量和价格,动了多少脑筋。新海公司与外国人打洋官司虽然赢了,但我们对产品质量的提高却永远不会放松。”
黄新华接着说:“反倾销要有底气,我们新海公司的底气在于产品的质量,如果产品质量不过关,我们就不会赢得这样顺利。”
新海公司的底气在哪儿呢?黄新华记忆犹新。1994年,新海公司刚成立,由于确定外销为主的销售策略,一开始报价后就有许多订单,企业职工的积极性都很高,大家日夜苦战,生产进度很快,但结果由于韩国博达特纳公司进销欧洲市场,新海公司生产的120万只打火机由于质量问题而被退还。当时新海公司的注册资金是24万美金,就这一项120万元人民币就亏进去了,导致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怎么办?矛盾到了黄新华的案头。市供销社副主任应新康神色焦虑地找到黄新华问:“怎么办?”黄新华紧锁双眉不说话,他的心里何尝不是油煎火烤一般。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他对这事负有直接的责任。
应新康说:“失败了,你还干不干?做企业都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你要不干了,到此为止,我们之间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要干,我再借点钱给你,一个人摔倒不要紧,就怕摔倒就爬不起来了,能爬起来还是一条汉子……”
黄新华说:“我干!自古华山一条路,120万只打火机拆掉重装,等质量上去了再销售。”于是黄新华重新贷款借钱,组织全厂职工在短时期内把这120万只打火机拆掉重装,黄新华每天住在车间,立下毒誓:“产品质量不上去,我黄新华就每天留在车间了。”
结果,全厂员工一起努力,又足足花了三个月时间,把这个120万只打火机拆开重新组装,等质量全部合格了,黄新华才回到他的办公室。到年底,这120万只打火机终于销出去了。黄新华这才松了一口气,从此,黄新华就把外销打火机的质量认作是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亲自组织实施条例,亲自组织验收,在1995年由于狠抓了产品的质量,企业当年的销售额就基本做到持平,光一只产品的出品创汇就达到100万元美金,打响了“新海”抓质量扭亏转盈的第一战。
为此,黄新华说:“企业要创新,质量是关键。‘新海’搞打火机,点火枪的时候,国内同类型的厂家很多,但做的产品由于质量一般,在国际市场上就很少有市场,‘新海’一开始就做国际产品,起点高,因此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高。否则,世界上那么多企业都在生产点火枪,打火机,‘新海’绝对不能在国际市场上打开局面。我之所以在企业创办初期对120万只打火机拆开重做?关键就是起点的质量。应该说在当时还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这120万只在国际市场报销的产品销向国内,或者是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卖掉,但我没有这样做。既然‘新海’做的是国际市场,一开始就必须按国际市场的标准做。我的目的是要让每个‘新海’人永远记住,现代企业竞争的关键第一是质量,第二还是质量。只要企业产品存在,产品的质量二字永远不能忘记,因此‘新海’成立十年来,企业一直在注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力求发展的,否则,这次国际打洋官司我们就没有了底气……”
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黄新华近十年中在公司建立产品质量体系,绝不允许不良品出厂,并在每个车间,设质量检查员制度。公司于1999年就建立了打火机行业IS09994检测中心,2000年通过了IS09001质量认证体系。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世界先进的模具设计开发和加工中心,并采用专业软件进行模具设计。公司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了“浙江大学——新海电气研发中心”,借助外脑,花费重金,集体攻关,加大研发力度,以技术升级超越欧盟技术壁垒。在国内首家研制出5款突破CR法规的打火机,并在美国,欧洲申请了专利,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极大地拓展了公司的市场发展空间。公司目前已经拥有国内专利178个,申请国际专利8个,并申请日本、美国、欧洲等质量认证产品达20多个,是宁波市专利示范单位。2002年6月,公司通过了日本SG工厂认证,而且管理日益完善。黄新华说:“没有创新就会使产品失去质量,现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要求除了内部管理和提高各种技术指标外,重点的是产品创新的魅力,不断推出各种具有技术含量、外型优秀的创新产品,才能不断地赢得扩展市场。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在市场上保持永久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黄新华遵照市场销售法则,在国际国内实行品牌发展战略。使公司营销工作蓬勃开展。公司坚持走出去做法,十年来,公司积极组团参加欧洲、中东、美洲等地的展销会、参加广交会、华交会、消博会、慈溪家博会等各类展会,依托展会广结朋友,宣传企业,推动外销。公司积极在海外组建办事处,全面与国际接轨,目前公司已在德国的汉堡、美国的洛杉矶、阿联酋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并派人长驻,积极开拓海外市场,逐步建立自己的营销网络。与此同时,公司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注册了“新海”系列商标,积极实施品牌战略。2002年,公司正式启动了内贸销售工作,成立了国内销售中心,在上海、重庆、天津、杭州、义乌等城市开设了十几家“新海”办事处,努力开拓国内市场,公司营销工作呈现内外结合、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黄新华认为;这是公司提高产品质量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实施产品品牌战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产品的文化含量,一只好的产品,如果没有好的品牌发展战略与营销,就会如同大姑娘一样,使消费者不识庐山真面目。公司营销的做法是宣传产品,让国际国内的客户了解“新海”,了解“新海”的产品,从而提高产品销售额和企业的效益。
为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企业品牌宣传销售,公司在这十年内苦练内功。黄新华说:“作为一个企业,提高质量和企业品牌促销和与企业自身的运行体制与员工的素质密切相关。为此,在十年中,‘新海’不仅抓了质量与营销,还在企业内部不断深化改革,采取多种办法提高员工的素质,从而促使企业不断向现代企业迈进,与国际接轨,做大做强。”自2000年3月份开始,新海公司设立五个打火机厂,对各分厂长、中层干部实行模拟股份制度,大大激发了干部员工的积极性。2001年初,公司收购供销社股份,并将部分股份转让给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在2001年4月份,成立宁波华成投资开发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股东42人,对新海下属子公司进行投资。2002年12月31日,宁波华成投资开发公司整体改制为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600万元,股东33人,对下属新海电子、广海打火机等7个控股子公司投资。近几年来,公司生产、销售呈现跳跃式发展,1999年实现销售5000余万元,2000年实现销售1.05亿元,2001年实现销售1.8亿元,2002年实现销售2.56亿元,迈入中、大型企业的行列。
同时,企业文化建设扎实深入: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加强公司员工的教育培训,近几年来,每年员工培训都在60场次左右,公司人才引进工作也有了较大发展,仅2002年一年就引进硕士四人,本科毕业生八人,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十二人,随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日益壮大,公司引进了数位欧洲、日本、韩国的技术专家来公司短期工作。技术力量得到加强,员工素质进一步提高。十年来公司依托党工团各级组织,创办了职工之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蒸蒸日上。通过各种企业文化的形式,造就了“新海”人享受群体快乐,创造快乐群体的团队理念,为“新海”事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对这次反倾销打洋官司,黄新华说:“官司我们虽然打赢了,但通过这次事件,对我们‘新海’的管理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黄新华认为:打洋官司对我们“新海”内部管理是一场挑战。说特别是去年欧盟打火机制造商起诉中国造打火机低价倾销而“新海”奋起应诉的一场官司,对公司启示颇多。过去我们总觉得自己管理不错,行业老大嘛!但这场官司却清楚地反映了我们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差距还很大。黄新华诚恳地说:“起初一看厚厚的调查表,大家情绪特别大。但随着逐条逐条的解答,越来越心服口服。大家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将这些问题串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企业管理宝典。”
财务部经理金树建说:“在打国际官司前,我一直以为我们企业的财务制度十分规范,对手是鸡蛋里头挑骨头,但在应对欧盟两次派员到我公司作实地数据核实时,差距就明显看出来了。以原材料成本一项为例,国内细分为耗料、耗工、耗费3项。而欧盟要求我们增列到20多项,提供的数据多达3226个。”
摊入成本的费用,国际商例是除了原材料、工资和财务外,还需要算出每个产品所含的包装费、研发费、运费、保险费和广告费等等。运费要细化到海运还是陆运,用材要细化到一颗小螺丝,甚至废料。还要算出信用成本,这在国内财务核算中根本不考虑的,最苛刻的是担保费一项,连金树建这个在企业干了十多年的“老财务”也根本就没听说过。金树建说:“每项销售业务,要销售人员提供合同编号、产品编号、出售时间、发票号码、客户名称、付款方式、运输方式等等。最后算得大家头都大了。要知道,‘新海’的规矩只要求三项:数量、单价和销售总额,其余一概不计。”对这种核查计算的方式,黄新华说:“开始‘新海’人认为是繁琐,但一场官司打下来,我们受益很多。深切地感到,中国的企业要与国际贸易接轨,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新海人如果要使市场稳固,关键的还是要苦练内功。”黄新华又说:“通过这次洋官司,我们付了200万元的学费,如果要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使‘新海’成为世界打火机行业的老大,这学费值得交?为此,官司过后,新海公司五人反倾销应诉小组一变,成了企业管理升级整改领导小组。变化虽然细微但十分深刻。以前,班组报喜不报忧,损耗全部摊入成本。现在必须要有不及格记录,再分摊到成本中去;过去,铜屑当垃圾倒掉,现在,被当作增收的宝贝回收,过去财务上经常有一些毛估算,差不多弄出来的模糊数字,算账算到几厘钱就很不错了,现在则要向前推算到几毫,过去仓库存量与财务的账常常对不上,生产流程中流失现象比比皆是,现在通过打官司自我体检,进一步规范了各项制度,去年新海公司的成本下降了7个百分点,效益却提高了4个百分点,并且磨练了一批与国际接轨的人才。”
对新海公司今后的发展思路,黄新华提出了五条。他说今后几年,公司争取达到三个目标:一是争取三年内成为一个上市公司,二是争取三年后公司进入世界打火机行业前三名,三是2006年争取实现销售收入八个亿。
1、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今后几年,在做强做大打火机产品的同时,积极引进外资,开辟新项目。目前,公司已签订了生产宝洁公司喷雾器等项目,目前正在安装设备,在2004年1月开始小批量生产。另外,公司与日本松下电器已达成了生产充电器、定时器的项目。
2、努力改进经营方式,从单纯的生产经营向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去年12月底,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一月七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公司法人全部由33名自然人组成,为公司上市创建了良好的条件。目前,公司成立了上市办公室,各项工作正紧张进行中,打算争取三年内上市,把新海公司建设成为一家优秀的上市企业。
3、加大销售网络建设,建立健全国内国外销售网络,树立新海自己的品牌。要建设一支拉得出、打的赢的营销队伍,以客户为导向,集中力量解决存在的问题,巩固老客户,拓展新客户。今后几年,公司打算进一步完善三个海外办事处;另外要发展东欧、南美市场、寻找自己的代理商,打出“新海”的品牌,增长利润空间,提高经济效益。
4、提高公司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快公司技术创新步伐,向科技要效益,向人才要效益。
公司准备加大技改投入,争取用两至三年的时间引入世界先进的设备,改造现有的旧设备,在公司全面进行信息化管理,积极实施ERP系统工程,把“新海”打造成一个智能型半自动化企业。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建立健全公司各级干部绩效考核制度,注重人才建设,完善人才选择和储备制度。造就一支忠诚于企业、致力于创新发展的员工队伍。5、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向制度化管理转变。管理出效益,没有严格的管理就不能建设一流的现代化企业。公司现已邀请浙江众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协助公司重新梳理了公司的组织结构体系,明确了公司内部的职权分工;设计建立了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修改完善了薪酬激励制度,为将“新海”建设成为一家规范的现代化企业奠定了基础。
黄新华是坐在办公室里向作者说这番话的。谈话结束后,黄新华领着作者参观了他在慈溪市工业经济开发区厂房的各个车间,果然是井井有条。厂房现代气派,黄新华补充说:“‘新海’在慈溪崇寿工业园区的厂房与车间,比这里还要显得现代与宽绰些。”
望着黄新华在春天的阳光下神采奕奕,精神焕发的脸,作者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20年前做模具工的那副模样的痕迹。黄新华现在当然结婚生子了,夫人也是企业内的员工。据说他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夫妻相敬如宾,尽享天伦之乐。现在黄新华个人工作的时间安排,他一年中有1/3的时间在国外,他当然要视察他设在国外各个办事处的工作效率。又有1/3的时间用在他的业余学习上,除了他拿到浙大与原杭大的两个大学文凭外,他还在攻读硕士,弥补他少年时代高考不中的遗憾。由于工作的关系,他最近在自学日文、英文、法文。黄新华说:“也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生活用语,这样到国外,就可以不用找人直接与外国人交谈。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我还得想法子读一些关于国外民俗习惯的书,这样与外国人交起朋友就不会感觉到累了……那还有1/3的时间呢?黄新华就用来管理国内的公司了。在黄新华的人生词典里,休息天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他感到时间就是不够用。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会打高尔夫球。黄新华酷爱这项运动,他说:”高尔夫球是体育项目是最好玩的活动之一,既可以锻炼身体,还可增强智力,可惜的是,我的业余时间太少,没时间常常去玩。”
从高考落弟到双文凭学历的大学生,从模具工到现代企业的老总,把小小一只打火机做到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黄新华十多年中走过的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呢?
他说:“我觉得工作着是美丽的。”
当作者问他有国内媒体誉他为“国际反壁垒斗士”的称号,他是怎样看法?
黄新华笑着说:“斗士称不上,只能是战士”。剑术篇:天地理念,差异性竞争
我的经商格言是:与富人做生意,获得智慧;与穷人做朋友,收获友谊。
——主人公傅裕春
一、独步商界,寂寞创造财富
在慈溪商界,唯一与傅裕春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天地企业。在慈溪工商局的企业法定人登记表中,傅裕春是慈溪天地人家、天地花苑、天地家苑、快乐老家的法人。而其他关于傅裕春的信息,几乎没有;但有知情者说:傅裕春是慈溪真正的老板。他自1998年开始,几乎每年狂挣1000万元,连同他的原始积累,他个人名下的资产有人说上亿元,也有人说约5000—8000万元。问傅裕春,他微笑不答,反问:“这些数字对读者有意义吗?一个人,如果财富达到一定的程度,资产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数字的游戏。关键的在于他能不能把现存的资产盘活,把死的资产变成活的有使用价值而流通的资产,其个人的价值只能在资产流通的过程中达到辉煌!”他说:“在西方,个人资产是属于保密的范畴的。而流通过程却是公开显赫的,因为通过流通的社会化,才能确定资产拥有者对社会以及人类的贡献,从而使他获得自身生命存在的尊严和得到社会的尊重。”
傅裕春现在有四个企业,连同马上要上马投资几千万元的“天地物流”发展到五个,基本上都是他独资或控股,而在银行的贷款,傅裕春现在还基本上没有。但以后,傅裕春说他会有,因为企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他的原始资本积累也已经完成。根据西方现代企业发展的经验,只要贷款在他原始资本的50%以下,他的企业仍然是安全的。不安全的事,他傅裕春不会去做。天地企业关键是看这几年的发展,企业发展了,他账号里的钱如果用不完,他还想搞个现代农业生态园。至于投资,傅裕春说,农业是发展中的微利产业,搞农业生态园必须有大投入,至少不能少于一个亿。
傅裕春到底有多少钱?旁人不清楚,傅裕春自己心中清楚,只不过他不说。为什么?还是一句话:按西方的观念,个人的财富属于保密的范畴,没必要公布于社会。财富只能在社会流通的过程中,才会有其存在的意义。傅裕春需要的是把“死钱”变成“活钱”,从而实现他自身的价值。
在慈溪,傅裕春没有什么社会职务,除市青联他大概有一个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会长外,其他一概没有,因为傅裕春对这些东西并不是非常感兴趣。因此,在慈溪,许多人知道天地企业,但却不知道天地企业的董事长与总裁是傅裕春。
傅裕春不是一个抛头露脸的人,相反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大喜欢与人打交道。他有钱但他从来不与朋友谈钱,因为他觉得与朋友说钱的事,俗气!虽然他很有钱,但他并不把这些钱当回事。他淡淡地对作者说:“人活在世上,自身的消费有限,我现在已经在为社会打工了。钱多无非就是能活得自由一些。因为支配财富可以使人获得尊严。”
傅裕春1967年出生,算起来今年也37岁了,但傅裕春却至今没有结婚,他有女朋友,是同居关系。可这种同居却是长期稳固的,有夫妻之实,却无婚姻之名。傅裕春喜欢这样,据他说他的女朋友也愿意这样。因为都是独立的人,为什么非得用一根无形的绳子把自己束缚起来呢?但傅裕春的父母反对,傅裕春女朋友的父母也反对,说:“都住在一起了,你们在干什么呀?”可傅裕春却仍不以为然,回答道:“住在一起也是两个人呀?”在傅裕春的心目中:天下万物,适者生存,自由是第一位的。一个独立的人,如果没有自由,那他会象炎日下的小草一样,很快就会枯萎。对傅裕春这样的观念,社会上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很少会有赞同的。这岂不是违背祖训吗?但傅裕春却无所谓,他是在经商之余研究和爱好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的人,具有自己的思想和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因此越是人们这般说,他越是要反传统。他说:哲学是一门寂寞的学问,思想最高的境界是自由。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什么都束缚起来,他就会活得很痛苦。他现在年轻,不想活得很痛苦,所以他反传统。傅裕春强调:也许他以后年纪大了,也会趋向传统,但他现在不妥协。作者问傅裕春:“你爱现在的女朋友吗?”
傅裕春说爱,但他强调爱与婚姻是两回事。他说拿中国现代许多家庭来说,有婚姻不一定有爱情,而有爱情却不一定有婚姻。人生是一种过程,爱也是一个过程,过程都有时间的限制,就如生命,过程结束了,生命也就消失了。爱情也是如此,每个人真实的愿望是享受爱情的过程,而不是婚姻的形式。
“那末孩子呢?”作者又问。
傅裕春说:“吾思固我在,孩子是生命的另一个本体,我可以给他现实的生命,但却不是传统意义的承继。人类的血缘关系只是一种维持亲情的纽带,而不是自身本体的延续。至少现在我还没考虑孩子,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考虑的。当然非一定得在婚姻的模式束缚之中。可我希望却是男女间真正爱情的作品。”
无疑,傅裕春是反传统的企业家。他的反传统建立在他个人寂寞的基础上,而在充分强调自由的前提下达到了自己个性的张扬。虽然傅裕春的外表为了迎合社会传统生存的需要,以经商这个传统的意义出现,但他的心已经不属于中国这个古老国家的传统,在那种西方哲学和艺术的理念中自由的飞翔。
因此说:傅裕春在慈溪不是能用一般企业家这个定义来概括的,首先他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其次才以其工作界限来确定他的社会身份是企业家。
说起来人们几乎难以相信,傅裕春曾经是一个乡村吉他手,他在慈溪乃至宁波文艺界内,说起弹古典乐曲的吉他手,几乎谁都知道慈溪有个傅裕春,他在文艺界内的名声远远超过他在企业界的声望。
不错,坐在作者对面的傅裕春,戴一副时髦的墨镜(据他自己说是眼睛不好),脸庞瘦削,身材精悍,气质极佳;手指纤巧细长,一举一动都活脱脱地体现出艺术家的潇洒。可以想象,在当年更加年轻的傅裕春,头戴一顶类似西方嬉皮土的瓜皮帽,身穿时髦演出服,时而热情奔放,时而传统恬然,活跃在舞台电子灯光下的影子,是何等地洒脱。
傅裕春说:他是业余的吉他手,但却获得宁波专业系统比赛演出的大奖。被人誉为“爱情枪手”!
他说:“那时我可以说是慈溪第一把吉他,每次登台演出,我都可以获得年轻人雷鸣般的掌声和成把的鲜花,那时候我的感觉真好。每次演出结束,我整个人简直是像漂起来一般,我在姑娘们的心目中,是理所当然的‘白马王子’。”但现在我转行办企业,这种感觉就失去了。当然现在的我也已经是比较理智,不像当年那般容易激动而且狂热。一个人一旦当你有了些钱,你就会变得很寂寞。在我现在的生活中,寂寞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
尽管寂寞,但傅裕春的个人生活却很有规律。拿他自己的话说:“一个人一辈子最长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三万六千五百天,那你得活100岁。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又从西边落山;过完这三万六千五百天,人生的过程就算完成了。因此人不能亏待属于自己的每一天,每一天必须有每一天的内容和活法。”
傅裕春当然不亏待自己,他每星期健身五次,每年到国外去住两个月。留下的一些时间里,傅裕春除了工作,就是看书、喝茶、与朋友聊天。到星期天,傅裕春会独自一人,带着帐篷睡袋,驾车去旅游。他不喜欢城市,他说城市太千篇一律,现代人在城市的水泥丛林中已经住腻歪了。他喜欢到田野,山边丛林,小湖溪畔,躺在草丛中,一个人晒太阳,在晚上数天上的星星。
作者问:“为什么非得一个人?”
傅裕春说:“你住在现代城市里,接触的人还不够多吗?每天可以找人聊天。聊天是一种打发时间的娱乐,但一个人活着,你最美妙的是为自己留下一块空间。如果人不能在自己留下的一块空间中独立思考,享受寂寞,那人就慢慢地会变得动物化。现代人最可怕的就是一种动物化的倾向,也可以说是返祖现象。我们人类在原始时期都是群居的,为什么?害怕寂寞。因此在人类智力处于婴儿状态时都害怕寂寞;但发展到现在,不会享受寂寞的人,就成不了智者。”
傅裕春驾驶的是一辆保时捷越野车。他用这辆保时捷越野车穿过城市的霓虹灯,独自去郊外享受寂寞。躺在原始的帐篷与现代的睡袋里睁着眼睛思考、睁着眼睛数天上的星星,然后忘记他的财富,他的企业和他一切烦恼的事儿,回到哲人思考的瞬间,从而得到他人生一星期一次的短暂休息。从这种休息中,傅裕春获取一种新的美感,从而享受人生的欢乐。这种享受生活与生命的方式,可以说是傅裕春的独家经典。在慈溪拥有上亿财富的企业家中,可以说绝无仅有,估计在浙江也很少。
谁都认为使个人与企业的财富增值如打仗一般,商场如战场嘛!现代企业间的竞争残酷,已经到企业家连睡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的地步,很难享受正常人家庭的天伦之乐;可傅裕春,却悠哉悠哉,可谓“烹小鲜而治大国。”把生活与思考的时间安排得多么惬意,多么富有诗意。
一般人与傅裕春交谈,包括作者,都会不知不觉地被傅裕春所吸引。傅裕春最擅长的是把你要与他谈话的内容,不知不觉地把你引到生活、艺术、文学上。他对任何事情的分析,都涉及到他的美学领域。可以说,傅裕春对事物美的敏感,远比他对钱还敏感得多,他拥有许多标新立异的美学经济观点。他说:“爱美是人类的天性,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由人类爱美的天性孕育出来的。例如产品,必须有美的创造和理念。例如财富,越是对美敏感的企业家,就越能把握财富,包括环境,包括居住空间,包括国防,包括商业流通以及所有领域。你创造一种美,你就创造了财富;你拥有美,也就拥有财富;你有美的思想,必定拥有整个地域、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在傅裕春的脑子中:“世界上无处不在地存在着美,一种环境自然美,需要人去把握,一种是人类创造美,需要人去启迪,一种是精神存在美,需要人去挖掘。因此,美是世界的主宰,一个人要拥有财富,必须懂得美,把握美,挖掘美。”
傅裕春说:“我追求完美!贫穷是因为丑陋,富有是因为美丽。”因此傅裕春与朋友不谈财富,只谈美学。他认为美学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只有到了这个境界,你才能拥有精神,拥有财富,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拥有完美的智者,而未来的世界只有智者才能支配。
傅裕春出生慈溪周巷一个农村干部的家庭,他父亲到退休是慈溪市政府一个副局级(相当于副科)的政府官员。在傅裕春眼中:父亲活得艰辛,但又活得忠厚。他工作时所有的一切,都在起着一个传声筒的作用。把政府的指令传达给当地的农民,又把农民的愿望反馈给政府。傅裕春说:“父亲一生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府来说是一个忠实的公务员,但对他自己的人生来说,却是一种一生的愦憾。因此,父亲一辈子活得沉重,他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复制政府的文件,然后把政府的文件转化为现实,在这些日复一日的复制过程中,父亲走完了他为人民服务大半个人生。父亲现在是退休了,但他退休后仍然在为人民服务,这是父亲一辈子锁定的人生目标。任何人都改变不了他的宗旨。所以,父亲活得很艰辛!”
傅裕春的中小学是在周巷读的,在他的记忆中,他从小一直没担任过什么班干部,但他读书成绩好,又有层出不穷的“玩”的点子,因此在班级里他的号召力较强,成为没有实际职务的“地下班长”,后来傅裕春高中毕业,招工进慈溪邮电局,被送到省邮电学校读书。获大专文凭,毕业后在邮电局当财务。那是在1987年,傅裕春在慈溪市邮电局当了两年财务,觉得坐在办公室里没出息,自费考入宁波大学工商经济管理专业。按说,当时慈溪邮电局的待遇是不错的,一般人有了职业也就安心了,可傅裕春是傅裕春,他不安心。他说:“人各有志。作为一个男人,我不愿一辈子像一棵树一般,栽在一个职业的土壤上。”在傅裕春当时的脑子中,无疑是慈溪邮电局这种坐在办公室里,每天上班下班的循规蹈矩的生活不符合他生存的理念,为此,一旦时机成熟,他就毫不犹豫地跳了出来。傅裕春说:“当时我是局里最年轻的员工,我觉得赚钱的机会有,读书的机会少,我就毅然辞职读书,现在回想起来这条路走对了。”傅裕春在宁波大学读了四年书,至1993年,他毕业了。毕业干什么?傅裕春开始办印刷厂,厂名叫“包利达印业有限公司”。因为他喜欢艺术,特别是绘画与音乐,傅裕春都十分喜欢。他要做的是自己喜欢的职业!如此一直干到1995年,由于印刷行业自身的局限,包利达印务公司发展缓慢,每年的利润只有20万元。这对一般人来说已经不错了,但傅裕春却不满足。在那段时间内,傅裕春单打独斗地一个人跑业务、管生产,工作压力很大。他认为光20万元年薪不是他人生追求的目标。为此,傅裕春毅然把印务公司转掉,自己弄了一个机动车修理门市部,并零销摩托车的配件,生意虽然还不错,年薪可能比他办印务公司还多一点,可傅裕春仍然不满足。他开始了谋求发展的寻找。
当然,这是一种寂寞的寻找。傅裕春说:“那时我缺乏资金,又没有做大企业的经验,人也不是很成熟,心中虽急,但这种事急是急不成的,只能自己用眼睛观察,慢慢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项目。”
终于,傅裕春以他独具的慧眼寻找到了,那年,他刚刚满30岁。正是古人说的:“三十而立”的年龄,于是傅裕春看准了,就毫不犹豫地出击。独步商界,终于开花结果。
傅裕春式的寻找,傅裕春式的项目,傅裕春式的决策。
二、差异性,是经商的最高法则
傅裕春坐在他自己当董事长、总裁的天地家苑现代式的咖啡吧内,缓缓地一口一口地呷着咖啡,向作者介绍他的差异性经商法则的观点。
傅裕春说:“从哲学的角度说,任何东西都存在差异性。没有差异性就没有发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是类同性,也就是事物的共性。二是差异性,也就是事物的个性。在共性与个性的概念中,共性是事物普遍存在的形式,个性却是寄寓在事物共性中能够区分特殊性。比如说属于世界万物灵长的人,人是一个统一的概念,都是由有机化合物组合而成的共体,每个人的内部构造基本一致。但人却有着许多个性上的不同,比如男人、女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混种人;上等人与下等人,穷人与富人。无论在人的共体和社会存在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哲学概念中,个体是事物发生突变最活跃的因素。”
傅裕春说:“把这个哲学概念推移论证到商界。经商相互买卖是一种共性,有其共性的统一的内在规律;但在这共性中,却有不同经商的形式。从大的观念上说。有官商、民商、私商,各种行业有各种商务活动,而在这各种商务活动中又有共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业规范”,这也带有共性。但其共性中却寄寓着不同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事物的差异性。譬如我现在做的是餐饮和宾馆,餐饮宾馆行业,有其共性,但同时又有个性,同样的餐饮、宾馆,由于经营者经营方式的不同,或环境、品类的不同就产生差异性,即个性。”
一个明智的商人把他拥有的财富施行投资。如果只研究行业的共性,而从共性的规律论证投资的方案,最后势必造成投资的失误。只有在共性中分析出其个性,也就是行业内在的差异性来决定投资,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个性特色,从而获取投资额最高的回报,而使企业获取效益。
傅裕春强调说:“这就是经商的差异性法则。没有差异性的企业,是没有生命力的企业,而没有生命力的企业,在现代社会的严酷竞争中必然遭到淘汰出局。”
同时,傅裕春认为:“尤其是属于个体财富的投资,力量单薄,投资额低,还有各种不能确定的、如由于人们的观念和国家体制改革不到位、法律不健全诸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论证方案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如果没有适合当地发展的差异性,就必遭灭顶之灾。”
为此,傅裕春对市场进行了一番近乎苛刻的调查,调查以后他决定在慈溪做餐饮。他要从做特色餐饮起步,继而发展到宾馆,再扩展其他领域,来构筑他理想中的傅氏商业王国。这是在五年前,五年前傅裕春在投资第一家餐饮城的时候,已在他心中设计出他实施差异性竞争的蓝图。
傅裕春做餐饮发展宾馆业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他欣赏吉普赛人的经商法则。他说:吉普赛人做生意只涉及到两个领域,即对准“嘴巴与女人”。因为吉普赛人认为:人类天性要进食,无论什么时候,吃总是第一位的。不论发生战争、天灾乃至和平时期,人类总是要吃饭。因此做吃的生意,在什么时候都是最保险的。其次就是女人,在吉普赛人的眼中,女人天生是消费的“动物”。在这个世界上男人赚钱,女人消费,是一条不可颠覆的定律。
二是慈溪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100万农民观念改变命运,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慈溪人走南闯北,赚了钱却仍没有完全摆脱农民头脑中的那种光宗耀祖的思想,喜欢把钱消耗在“讲面子”上,而慈溪人讲面子,主要体现在建楼造房和请客吃饭讲排场这两个层面上。傅裕春说:“因此慈溪的房地产业在一段时期内,必然有一个长足性的迅猛地发展。在慈溪发展的前几年,如果有钱,投资房地产业是最迅速、最保险的职业。”可惜当时的傅裕春,他投资房地产业的实力是不足的,退而其次,就是餐饮宾馆业了。傅裕春也跑过全国许多地方,他说他从没看到过像慈溪人这样的吃法的。他说:“在全国沿海地区,慈溪人的吃法是最惊人的,往往一桌吃下来,几百元、几千元钱就放下去了。因为在富起来慈溪人的眼中,吃是最讲究面子的事情了,亲朋好友,谈判生意,招待客人都要讲个排场,而慈溪其他各种娱乐行当不多,因此吃饭便成为慈溪人几乎是惟一的娱乐消费手段。为此,傅裕春认为在慈溪发展餐饮和宾馆业是非常有前途的。”
三是对傅裕春来说:当时虽然已经赚了一些钱,但大规模的投资是缺乏实力的,他必须从小做起。而餐饮与宾馆业,如果不含房子产权的话,这个投资规模,对傅裕春来说还是能量力而行的。
于是傅裕春决定先从餐饮宾馆业做起,他分析了慈溪人餐饮的消费习惯,又把几家慈溪时行的餐饮企业作了比较。通过比较,傅裕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慈溪,高档的餐饮城不少,消费规格高,支出也大,利润相对并不高。而低档餐饮城,由于环境,菜肴多种因素,基本上倾向的是薄利多销的销售方针,利润额也并不高。”如何在这中间找到一个顾客消费定位,这是需要找出行业差异性而又符合消费者心理定势的方针来的。
傅裕春又经过一番调查和比较,他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了,一连几天冥思苦想。他决定在环境、企业的文化定位上做文章。
在傅裕春的眼中,吃同样是一门学问。吃餐饮还是吃文化?当然首先是餐饮的质量,但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随着消费者文化品位的提高,餐饮城的文化定位与环境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一种前瞻性的思维方式,但正因为这种前瞻性,就使企业产生差异性。
方针决定以后,傅裕春毅然租下房子,投资50万元,在慈溪开出天地系列的第一家餐饮城。接着他采用滚动式发展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段,采用他的差异性的理论,接二连三地形成连锁规模,到第四家“天地花苑”宾馆开业,他整整化了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中,傅裕春掌握了这样一个原则:投资50万元,必须创造一个年营利100万元的利润环境,再在这个具有差异性的利润环境中通过管理,来达到创收的目的。
傅裕春说:“现实社会商务上的竞争,主要是差异性的竞争;你有特色,有个性就能吸引一部分消费者。在慈溪,餐饮城的市场领域和潜力是非常大的,但如果没有差异性,全都千篇一律,消费者就失去了消费的兴趣。可以说我的天地系列,在慈溪是能够独领风骚的,这不仅是菜肴的特色与质量,更主要的是餐饮城整个的文化环境。消费者到最后,不仅仅是品尝菜肴的质量,而且需要有一个适合自己心理消费特点的环境。因此,餐饮宾馆业的竞争,不仅仅是一种价值与质量的竞争,而是一种环境文化品位的竞争。现代人到餐饮城和宾馆消费,不仅仅单纯以吃论吃,以宿论宿,而要吃出一种文化,宿出一种品位。因此,特色决定品质,文化决定内容,有品质有文化,就能使消费者吃出一种享受、宿出一种愉悦。感受到你天地系列的餐饮城和宾馆来消费,值!”
傅裕春五年中营造天地系列的餐饮城与宾馆,为什么至今为止,仅只发展四家?而现在傅裕春却把投资的眼光抛向“物流”。作者就这个问题请教傅裕春。
傅裕春回答:“为什么仅是四家?我的回答四家就够了。问题的最终答案还是差异性。实际上我这四家企业在内部,也存在差异性,只要你注意观察,你就会发现这四家的天地餐饮与宾馆,特色也是各不相同的。因为这是根据消费者的层次和类别,企业的环境来决定的。”
傅裕春说:“我与一般餐饮宾馆企业的投资者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他人投资时作行业市场分析后,认为哪个行业、哪种形式能赚钱?就投资那个行业,做哪种形式,没有自己的创造性。于是造成行业的趋同性与经营内容的类同化。大家一‘呼隆’地跟着上,都这样做,势必造成相互竞争而导致压价倾销。餐饮和宾馆这东西,是服务性质的行业,服务的对象是人;世间万物中,人是最难伺侯的,要做好并不容易。你越是类同化,就越是做不出;越是做不出,菜肴和服务的质量就越差;菜肴和服务质量越差,就越没有人上门,最后就造成恶性循环。我与别人不同的就是不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当然我也不重复自己。我创造的一种形式,在客源基本形成后,我就又根据某一类型的消费者特色,创造另一种形式。这与你们作家写作品一样,重复别人,意味你没有创造力,而重复自己,却意味着创作能力的衰竭。一个人如果你的创造能力衰竭了,就意味着你的失败就此开始。我办四家餐饮城与宾馆,意味着我为四种客源服务,采取了四种形式,创造了四种环境,这不仅仅是菜肴的质量与内部的管理,当然每一种形式必须有与之相互配套的服务。我的主要贡献是创造了一种外部的环境与接待各个层次消费者的文化氛围。在创造出这四种环境与氛围后,我发现我创作激情的衰微和管理能力的局限,于是我就不想在餐饮城与宾馆领域作更深层次的创造与发展,而把投资的目标放到其他领域。这并不说明我就此放弃餐饮与宾馆,而是对餐饮与宾馆投资创造力的一种尊重。”
傅裕春领作者参观了他的四家餐饮城与宾馆(其中天地人家、快乐老家纯粹是餐饮城,天地家苑、天地花苑却以宾馆为主),四家合计共有餐座2000席,房间床位约400只。预计年营业额约5000-6000万元,员工700多人。果然是各具特色,按客源可简单划分为会议宴会式,商务式,传统家聚式和现代都市酒吧式。按消费者层次分高档、中档、低档都有。令人惊奇的是傅裕春自己设计的环境装修格调,全都别出心裁根据固定客源的喜好,既典雅大方,不失品位,又实惠耐用,招人喜欢。傅裕春在天地花苑指着大堂的琴台、水池和咖啡吧对作者说:“你们看,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吧?”
作者点头。
傅裕春说:“这就是差异性,是环境的差异性。”
随即傅裕春领作者喝咖啡,后参观宾馆的房间,果然都是设计新颖,布局巧妙,设备一流。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走道、房间布置、卫生间、坐椅各个细节,包括墙壁、地毯的颜色花纹都让人看了扼腕赞叹。傅裕春说:“我这种设计与布局,可以说是慈溪绝对没有,在浙江省内绝无仅有,在全国少见。因为这是一家以商务为主格调的宾馆与餐饮城,所以我根据现代商务的特色设计,所以使人家看了觉得很新鲜,因此开张以后基本上没作什么宣传,生意就非常不错。”
作者问:“这个环境布置是谁设计的?”
傅裕春说:“是我自己。你们看到的还只是区域内部,而在外环境上,我同时租下几块空地用来开发公用环境,种植了花木,设计了庭院。因为对现代商务宾馆来说,大环境孕育小环境,小环境延伸大环境,客人住店同样的价格,除了宾馆的质量与服务,重点就是文化环境。”于是傅裕春又领作者坐在大堂另侧喝咖啡,这是靠南临庭院的一侧,作者顺着大堂呈亮的落地玻璃窗看出去,果然外面老树秀竹、林木葱笼,树影婆娑,随着室内小环境中人工河潺潺流动,几尾观赏鱼翔游水中,真使人像到了福地洞天,别具风味。在慈溪这样一座处在发展中的农民新城来说,傅裕春的这家天地花苑宾馆,就其文化品位与环境特色来说,在慈溪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但就其投资额与规模来说,傅裕春在慈溪的餐饮城与宾馆中,仅仅是“小弟弟”。但问题的实质是别人投资几个亿的资金达到的效果,傅裕春投资上千万元就达到了几乎是同样的效果。这就让人惊叹傅裕春这个人的聪明与他投资决策差异性的高妙之处来了。
傅裕春说:“我不与人比规模、比投资、甩派头,我要与人比的是特色,是效益,是竞争力。说到底,企业间的竞争是效益的竞争。现在慈溪的餐饮、宾馆业发展很快,投资者好像都认为搞餐饮、宾馆能赚钱,相互模仿着做。做到最后就会变成房地产业,空房多了就会闲搁;且不知事物满则溢、溢则损。大家相互模仿,模仿到最后就会变成类同性而失去差异性。就像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招待所一样。省、市、县、镇各级都搞,千篇一律,市场经济大潮一冲就全都垮了。如果没有了差异性,利益均占,企业就会失去效益。正因为这个原因,天地企业已经在往其他服务性的领域发展。因为我不愿与别人类同化,直至最后消失自己的个性。”
傅裕春在企业的管理上,与其他企业相比同样具有差异性。按照行业一般的常识,就其傅裕春四家餐饮城、宾馆2000个餐座、400只床位,应该需要上千名员工才能应付;而傅裕春却连行政人员,天地物流这块全部加起来才只有700多名员工,傅裕春说:“这是管理问题。现代企业管理不仅在于程序力,而在于执行力。而执行力往往是企业管理内部差异性的表现。”
傅裕春接着说:“就一般企业内部管理来说,需要有一个程序化的过程,企业管理必要的程序化是需要的,就好似打仗,必须要有个程序过程;但程序却是常规的,常规适合于规律,是指企业内部管理的共性。其执行力是企业管理程序中最重要的部分。高明的企业家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往往简化程序而加强执行力。做餐饮与宾馆,关键只有几个环节,只要抓住几个环节,增强执行力,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方面,天地企业的做法是考核班组化,效益部门化,责任经理化。用各种制度来规范企业员工的行为,责任到人,功效与人挂钩,简化程序,加强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达到企业执行力的目的了。在这问题上,关键是用人与制度。天地企业的制度订得很细,有上百款几百条的实施细节。几乎每个环节乃至细节都想到了。因此相对于其他一般企业,天地企业的内部管理是比较好的
由此,傅裕春认为:“表现差异性竞争的核心,是增强企业自身的执行力,一个企业是否有执行力?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目标是否能够实现。餐饮与宾馆业往往有这种情况,做着做着,就与别人做类同了。因为类同从文化观念上说就是一种传统,捍卫传统不需要创新动脑筋,而差异性则需要不断地创造,反传统、反程序、反常识、进行颠覆性的‘革命’。而‘革命’的实质,是为了使企业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个性。”
傅裕春又说:“执行力的重点为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原则是采取人性化与制度化相结合的管理,而制度必须具备标准化,规范化与顺序化的实际内容。这是我傅裕春自己独家的理论,我按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制度对天地企业实行这种差异性的管理,而管理的实质是为我设计的差异性企业个性服务。从而达到上下统一,使企业更好地发展与运转。”
三、资本运作是企业发展的最高境界
按傅裕春自己的说法,他创业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为此,他下步发展的目标是使企业实现良性循环,作资本运作,以使自己差异性经营的个性在多个领域得到张扬,使企业形成集团化运作的规模,从而在为慈溪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企业得到更大的效益。
傅裕春说:“企业不想盈利光为社会服务是假的,世界上没有不想挣钱的企业,企业存在就是为了盈利,问题是用怎样的方法去产生盈利。按马克思经济学的法则:‘企业正常的经济活动,越是能产生盈利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关键的是不是在损害社会利益,剥削工人的基础上产生的盈利。资本充满‘罪恶’,但资本却可以创造财富,在‘罪恶’的基础上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表现,当然,傅裕春补充说:“马克思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在当时,马克思充满着理想主义,因为他缺乏建立社会经济制度的一系列实践。中国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实践之后,邓小平补充了这个理论,他认为在社会经济领域,不论你是姓‘社’还是姓‘资’,只要能代表先进阶级的利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文明进步有利,‘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是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列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贡献。”在傅裕春的心目中:邓小平无疑是伟人,他尊敬邓小平,邓小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路人。是他调动了中国农民十亿同胞奔“四化”的积极性,从而使中国农民向着解放自己的道路上迅跑而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傅裕春说:“任何人,只要他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启动发展社会生产力,不管他使用什么手段,就是对社会文明进化的一种贡献。”因此,在中国,他认为:私营经济的优越性胜于国营经济。因为国营经济的管理多不到位,缺乏差异性的创造力与竞争力,同时还缺乏对资本管理与企业差异性运作的执行力。
在这方面,傅裕春读了许多马列,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经济管理的书,包括他喜欢的哲学与文艺论著。傅裕春说:“光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就看了几遍。有些章节我在创业以前就看了,现在重读结合企业实际,我觉得很受教育。我也看西方经济学家的书,为了看原著,不走味,我曾经聘请了一个英文家庭教师,外界传说很多,说我‘金屋藏娇’,但我只是学英语,什么故事都没有发生,我学了英语就可以借用辞典翻阅西方经济学家的原著,结果我惊讶地发现,无论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对企业发展须作资本运作这一理论观点是惊人地一致。因此,我认为:我的天地企业要有更大的发展,需要作资本运作。”
傅裕春要作资本运作,投资的主体已经跳出了餐饮与宾馆,按他自己的话说:他已准备实施“行业大腾挪”的战略,就像金庸的武侠小说所描述的武功秘诀。所谓“行业大腾挪”,就是说傅裕春准备或逐步放弃他自己已经熟悉的一块,或者说是傅裕春准备把他已经熟悉的一块交给职业经理去经营。而自己则转移到一个陌生的领域中去,傅裕春说:“我要向自己挑战,挑战自己的目的是为彻底战胜自己。”
现在傅裕春的手提公文包内,装着两份“规划书”,一份是已经创业注册的“天地物流,”计划首期投资1500万元,注册资金为600万元。在慈溪范市征了118亩土地,其中71.3亩已落实,还有约50亩还在落实中。他要建立目前在浙江一流的“集仓储,科技信息平台,海运陆运于一体,报关、商检、出口于一炉”的物流基地,组建进出口公司,进行商贸活动。傅裕春说:“现代物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一项新兴产业。目前在慈溪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这一块物流。‘人有我强,人无我有’这是做生意的秘诀。慈溪现在地方经济发达,但货物流通运输已是瓶颈,既然是瓶颈,我就要尽自己的努力为慈溪的企业发展突破瓶颈,在突破的基础上获得企业效益。”
傅裕春又说:“这1500万元是我首笔款子的投入,天地物流真正建立起来,流通量可达3—5个亿,总体投入将超过一亿。除了慈溪的物流货运,我已把眼光放到国家战略储油的货运上,我国是贫油国,石油50%依赖进口,这些进口的石油靠船只海运,再由海运转到陆运;现在的海运基本由中远公司承担,但陆运这块业务不稳定,我想把这一块接过来,这就需要大投入,大启动,大发展,光凭我天地现有的资金实力是不够的,因此我必须进行资本运作。”
傅裕春认为:当代世界上大国争霸,几次爆发战争,战争的实质是各个国家间资源的争夺,尤其是石油资源。国内有关方面虽然已经注意到了石油资源对国内工业发展的需求,但措施显然是很不力的。有信息资料表示:国内现储备用油不足三个月,一旦爆发战争,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傅裕春认为他的天地物流加入国内石油陆运和战备储油的行列,对社会来说是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的。
为此,傅裕春专程报名到浙大参加培训,学习关于现代物流的管理知识,与他同去培训的是一位比他还年轻的副总经理。傅裕春说:“没办法,要加入一种新的行业,就得充电。因为‘行业大腾挪’得付出代价,只好自己带头‘充电’”。但傅裕春相信,他能做好这一块,因为天地“物流”已经具备资金、运输、堆场、仓储的基本条件,在慈溪可算是独一无二,而且产业本身就具有差异性。傅裕春说:“即使随着社会发展有大企业加入,但我喝的是‘头口水’,已经打下了基础,具有竞争的优势。”
傅裕春关注的是在“物流”这块如何推行他的差异性管理?为了筹建“天地物流”,他到国内外去看过许多物流企业,在管理上都大同小异。但傅裕春要不干,要干就要干出自己的特色。“没有差异就难以竞争,没有个性企业就会陷入平庸化”,这是傅裕春办企业的大忌。为此傅裕春说:我经过半年多的参观学习与思考,已经制定了“天地物流”的发展战略,在这份战略中,我有自己独特思考的几个亮点,这些亮点我现在还不能诉诸以媒体,但我可以说,我的“天地物流”搞起来一定不会类同于一般的物流,没有差异性的事,我傅裕春是不干的,现在我担心的是内部管理执行的人。一句话,天地企业要发展,最难寻觅的是人才;我需要的是一种能适合天地企业具有独特性和创造力的人才。”
傅裕春公文包中装的另一份规划,是办一个现代农业生态园。傅裕春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渴望着有一种宁静平和、具有田野风光的生活。有了财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实现自己幼时的理想。现在物流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如果他在2004年一2005年能有时间和有资金的话,他要实施自己的计划。
作者担心地问:“这样投资战线会不会拉得太长?现在许多盈利的企业,由于投资战线拉得过长,就会出现由于投资回报与管理上存在问题,而最终造成投资失误而亏损的情况。”
傅裕春说:“就一般的规律来分析,你们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关键的还在于两条:一是你自身投资的规模,即银行借贷部分会不会超过你的企业全部拥有和运行资产的70%,我天地企业则掌握在50%。超过这个极限企业就负荷过重,很累。二是你开发这个项目能不能产生市场效益?有能力在产生市场效益的基础上作资金周转?这两条的根本在于投资者对项目的设定与投入资金数量的把握。”
傅裕春重点谈了他设定的现代农业生态园的市场盈利点。他例举了三点:一是这个创意在慈溪本身具有前瞻性。随着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开通,慈溪必然成为长三角地区接连上海与宁波大都市的重要枢纽城市,其工业经济在未来的几年中必定有大的发展。农业生态园作为其经济发展的配套设施,会越来越引起“长三角”地区富裕家庭的注意,成为城市白领阶层休闲、娱乐的亮点。它的消费兴奋点在于与都市喧哗生活的差异性,而正因为这种差异性势必成为都市白领阶层消费的亮点。二是农业生态园内种植业是微利产业,但对发展都市旅游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而旅游开发是今后的若干年中我国必然发展的朝阳产业,具有较高的获利性。傅裕春在他的规划中重点突出观光农业这一块,而观光农业与其他传统旅游景点又具有内在的差异性。作为农业种植的附助产业,观光农业具有较大的市场获利空间。三是傅裕春要在农业生态园中,营造现代农业展览馆,利用自己物流的优势,开发农副产品流通基地,与其天地物流达到资源共享,形成沿海农副产品最大的集散市场。同时农业观光园可以办养殖场,为天地餐饮,宾馆提供必要的农副产品、无污染蔬菜和野生禽畜,形成天地企业内部自身供求良性循环。傅裕春说:“当然,这块现在还是个构想,关键在于政府的支持和都市人们对现代休闲居住观念的理解。要实现这个方案,起码得有三年的时间,如果你们两位在三年后到我这里来,我把你们领到我的天地现代农业生态园去,你们一定会喜欢我这个不同凡响的创意。”
关于投资规模与资金。傅裕春说:“这个你们用不着担心,一是天地企业近几年发展很快,盈利基础比较稳固扎实。我可以调一部分钱出来继续投资,形成天地企业的规模。二是我已与一家投资银行谈妥,只要项目有发展前景,天地自身有资产抵押银行都愿意贷款。而且慈溪及附近地区,要加入项目投资的企业很多,可以在天地企业控股的前提下实行项目合作。”
傅裕春又说:“现在天地企业已经开始良性循环,只要项目设置决策正确,企业可以作资本运作了,这是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基础。”
作者在傅裕春的天地花苑住了将近有一个星期,连续与傅裕春谈了几次。在接触中,发觉傅裕春实际很健谈,无疑他是个有思想的人。他看书很杂,读过不少书:哲学,政治,经济,企业,军事,文学,艺术包括社会法律各方面都有,知识兴趣非常广泛;令人称道的是他的绘画基础非常扎实,擅长现代工艺装饰。他所管理的四家餐饮、宾馆,装修都是他一手策划自己设计的。他的设计理念可以贯穿融通古今中外,在历史与现代中找出他所需要的灵感。而且他又精通音乐,喜欢文学,在慈溪现在新一代的企业家中,傅裕春算得上是一个现代型的具有经营头脑、管理才能而又博采多长且务实的优秀人才。为此,作者询问他最后几个问题。
作者:“你做了那么多事,也拥有了不少财富,你认为你是成功的企业家吗?”
傅裕春:“目标尚无完全实现,因此现在我还不能算成功。”
作者:“怎么样才算成功?”
傅裕春:“直到我以后老得哪里也去不了,能坐在摇椅上,面对我所爱的人慢慢聊天,她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时,我就会感到一种成就感。”(注:这段话借鉴了赵咏华《最浪漫的事》歌曲中的词意。)
作者:“你的追求目标?”
傅裕春:“为上帝数钱的人。一个人生命终结时并不能带走财富,但财富经过我的手运作的过程,使我感到一种幸福与满足。”
作者:“你的经商格言是什么?”
傅裕春:“与富人做生意,获得智慧;与穷人做朋友,收获友谊。”
作者:“你认为自己是怎样一个人?”
傅裕春:“集现代与传统,集有限与无限的企业项目策划人。我用思想的创意改造世界与设计自己生存的环境。却用忠诚和理性去背叛旧的传统,一个忠于朋友的孤独求索者!”剑艺篇:追求卓越,需与人共舞
企业间的竞争最后是人才的竞争。“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人才,我什么也做不成。追求卓越,我需要与人共舞!
——主人公茅忠群
一、父亲太强大,我需要追求卓越的力量
茅忠群应约坐在作者的面前。一小口一小口饮着茶,文静,秀气,腼腆,说话儒雅,不时用手扶正架着鼻梁上一副秀美的眼镜,似刚出道的大学生这般稚气未脱,还略微带一点羞涩,真没想到他就是“方太”公司叱咤中国家电业的“少帅”。
茅忠群1994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学的是电力系自动化专业。又在交大电力电子技术专业读了两年的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回父亲茅理翔经营的宁波飞翔集团任副总经理,协助父亲创办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自1996年至今,八年过去,仍不脱“文化学者型”的本色,相比于其父茅理翔,他缺乏一种企业家“决胜千里之外,运筹帷幄之中”的“帅”气,但在他身上,却比茅理翔更多了一种学者型的风度与气质。没有父亲浪漫,但却比父亲更儒雅。用一句现代时髦的话来说:茅忠群是中国知识型的第三代企业家,因此在他身上,出现的是一种温文尔雅的少帅风范。
对作者提示的许多问题,茅忠群并不想正面的回答。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父亲太强大,我需要追求卓越的力量。”
“追求卓越”是茅忠群人生的奋斗目标。他认为这世界上除了恶人、坏人(道德败坏者)外,社会上还存在三种人。一种是孱弱的人,弱者,带有心理和生理的残疾,是弱势群体;需要人们去理解,去帮助,去扶助;另一种是平凡的人,靠劳动能自食其力,但目标志向并不高远,正直务实,平平凡凡地打理自己的人生,所谓凡夫俗子,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脊梁。还有一种是优秀的人,优秀的人目标高远,勤奋务实,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终身,体现出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这类人是强者!所谓强势群体,是推动一个民族、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
茅忠群想成为强者,因此他追求卓越。
现在媒体普遍的舆论是说茅忠群是其父茅理翔把他叫回来打理企业,从而实现企业整体跨越的。为此,茅理翔与妻子张招娣做了许多工作,而茅忠群放弃了出国深造和留上海做学者的机会。茅忠群说:“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企业二次创业,实现整体跨越主要的贡献是我的父亲茅理翔,我只不过在其内发挥了自己应发挥的作用。当时我正处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A.出国深造,是我们这代知识分子追寻的目标。B.留上海任教或当学者,赚钱养活自己,做学问追求卓越。C.当然我也有投身实业的想法,父亲的启迪对我来说也无疑是增加了一种选择的机会。因为不是每个研究生都有我这样一位优秀父亲的。当时我的心中开始摇摆不定。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生活工作的道路选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我不想搞实业,搞实业同样是一种追求卓越的途径。父亲的要求对我恰是一种机会,但我心底里却有一种本能的反抗,因为是父亲的优秀,使我感到有一种坐享其成的恩赐。而对当时的我来说,我想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我追求卓越的目标。一句话,我不想在我父亲为我创造的财富面前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
茅忠群说:“一个人,如果父亲太强大了,你反而感到有压力,但我后来为什么答应了呢?因为父亲接受了我提出的条件,同时我也看到了父亲头上的白发。我感到强大优秀的父亲已经开始衰老。但他却仍壮心不已。他那种敬业的精神使我感动。于是我答应留下来,可是我不愿在父亲花几十年心血营造的那种定势下工作,因为那只会失去我自己。父亲的卓越是我上一代人的骄傲,他属于他的时代。可我的卓越才刚刚开始追寻,因此我不能在父亲这棵大树的阴影下循规蹈矩地走下去,以致使自己变成凡夫俗子最后一事无成,所以我必须以我的能力,去追寻属于我自己的卓越……”作者问:“你父亲能够理解你吗?”
茅忠群想了想,说:“能理解,但毕竟有代沟。父亲的优秀在于他与我之间有了分岐,他并不极力地持反对的态度,而是客观地分析我们父子间分歧的原因,然后和风细雨地讨论我们之间的分歧,有时甚至违心地迁就我。因为他的胸怀比较宽阔,可就是这种理解与宽容,却使我心底产生更大的压力。我的压力在于我到底能不能超越自己的父亲?以达到自己追求卓越的目标。”
茅忠群说:“这是一种痛苦,但却是一种动力。”
据茅忠群回忆,他在过去的八年中,一直为走出父亲这棵大树的阴影而在不懈地追寻,是父亲和企业的氛围逼使他走向卓越。
1996年,茅忠群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正准备去美国念博士。此时,身为飞翔集团董事长的父亲茅理翔想让茅忠群留在国内,帮助自己把企业做大。
经过几番深谈,父亲说服了儿子回家创业,但茅忠群同意留下来却是提出条件的,1、要求将公司从乡下搬到市开发区;2、要搞大产品,点火枪这玩意他坚决不做;由他当总经理主持工作;3、他带人另起炉灶办新公司,原来“飞翔”的人他一概不要。对于前两点,父亲都同意了,但是问及他为什么要新起炉灶?茅忠群说自己不习惯老企业里那些扯不断理不清的复杂关系。于是,一家人约法三章,叔伯、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不能进入新公司,尤其不能担任干部或在实权的岗位。这样,“方太”从企业创建初期就主动回避了家族经营的弊端,没有产生更深层次的矛盾。后来,“方太”探索民营企业家族制现代化管理的经验一度成为诸多媒体的追踪热点,茅理翔也一度成为淡化家族制学说的主角,但是追要溯源,谁能否认茅忠群在推进家族制改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呢?
茅忠群认为:关于家族制,父亲与他的思想应该还是比较统一的。他说:“现代企业在经营上依赖家族制,其主要的弊病就是无法吸引外来的人才。企业是靠人才来经营的,如果外来人才进不来,这就使企业无法正常地发展。我为什么一开始就反对家族制,因为我是家族的小字辈,如果七亲八眷都在一只碗里扒饭,出现矛盾就无法解决。父亲办厂初期是因为没有办法广揽人才。在后来飞翔集团的发展中,父亲已经觉察到这个问题,可他下不了手,都是企业的有功之臣,他僧面不卖还卖佛面,但我是另起锅灶搞新的企业,我用的是家族投资的资本,资本只能按照投资回报的比例,但没有涉及到经营、生产的方式,既然董事会任命我为总经理,我当然须职、权、利到位全职运作。这是现代企业发展的首先条件。”对于企业来说,选择项目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关键。父子俩经过市场调研,最后把眼光落在了微波炉和抽油烟机上。父亲茅理翔主张上微波炉,理由是微波炉科技含量高,是科技项目,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茅忠群却力主上抽油烟机,理由是抽油烟机大众化,是每个富起来的家庭厨房的必需品。父子俩由此产生分歧。当时抽油烟机市场上已有了“玉立”、“帅康”等名牌。但进一步市场调研显示,进口的抽油烟机在中国“水土不服”,而国产抽油烟机又有诸多缺陷,并且正掀起由薄型机向深型机转型的浪潮。在一片反对声中,茅忠群站在供需和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准上,经过市场抽样调查,摒弃了传统保守的思维方式,力排众议,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终于说服了父亲上马吸油烟机项目。
茅忠群认为:对现代企业残酷的市场竞争面前,选择项目必须经过市场调研,父亲与他的争论的焦点在于经过市场调研后选择的标准与目光。茅忠群说:“对当时的项目选择,应该说父亲与我都没有错。但父亲的目光偏向于传统与中庸;而我则倾向于现代与反传统。两者之间的选择标准则影响对产品最后的抉择。但这里面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产品确定以后谁做?企业的总经理是谁?父亲比我整整年长一代,我的优势是年轻。最后父亲服从了我,我虽然高兴,但却觉得有压力。因为这与打扑克牌一样,‘主’是我叫的,最后输赢的后果当然由我承担。父亲的退却实际上却仍是进取,他让市场检验我的经营和项目选择标准是否准确。就像拳击比赛,父亲明明挨了我的拳,退在即却之中鼓励我继续出拳,他用自己的退却和挨打来培养一个新参加比赛的拳击手,以自己的身体促使他培养的新手迅速成才。所以我认为,父亲确实优秀,他的优秀在于他对人的信任与雅量。要知道,被人信任仍是一种压力,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成功,但我仍然是没有走出父亲大树的阴影。”
如果说,改进家族关系,体现了茅忠群在现代管理上的先见之明;项目决策,又表现了茅忠群对市场化的彻底理解;那么“方太”商标的命名,则体现了他更为超前的营销意识。当时茅理翔主张仍以“飞翔”为注册商标,因为这两个字寄托着他一生创业的心血。但是,茅忠群认为吸油烟机是一种厨房家电,应该有一个与生活更为贴近的名字,所以他为自己亲手研制的吸油烟机注册了“方太”商标。当时茅理翔非常生气,觉得他太固执了,并且心中有所不快。
但历史证明,这一次又是茅忠群对了。“方太”这个朴实亲切的名字巧妙地把名人的大众好感移情到产品中去,使产品毫不生硬地被消费者接受,仅两年时间就在同行业中形成了拔山扛鼎的气势。
但茅忠群却不这样认为,他说:“现在有媒体断章取义地报道我超越了父亲,甚至是父亲也认为我有先见之明和市场创牌意识,很优秀。其实这些看法反而加重了我的负担。现代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是资本决策,包括企业产品商标产生的无形资产与产品的质量。在公司中,父亲是管理资产的,我分管公司的生产与经营,经营产品由我议定在市场产生好的效应,则增加了企业的无形与有形的资产,证明父亲资本运作的成功。包括我这个总经理,也是父亲的杰作。我失败了,父亲脸上无光,资产受到损失。我成功了,父亲的资产获得增值,所以父亲是不会因具体的某一件事来固执己见自己的。他越是这样,越说明他的优秀,因此父亲的优秀是全面性的,而我的优秀却是局部性的。这就是父亲与我同是在追求卓越过程以及角度的区别。”
方太的崛起使中国吸油机市场出现了新格局。而茅忠群则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形象。
茅忠群认为: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独立自主地掌握核心技术,并且在管理机制上不断创新,就不可能保持竞争力。这种对权威和标准的怀疑从茅忠群当年设计第一台吸油烟时就表现出来了。按国家规定,吸油烟机噪音低于75分贝,吸力达到每秒钟5立方米就算合格产品。然而正是这些“合格产品”,在厨房里嗡嗡作响,使消费者从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回到家中,仍难逃嗓音袭扰。茅忠群认为,习惯和标准不一定是最好的,难道消费者的需求不更应引起厂家的重视吗?倘若跟在对手后面亦步亦趋,或者视“标准”为最高经典,一旦市场成熟,竞争将陷于相持阶段,“方太”如何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因此,茅忠群坚持走自己的路,针对中国人现代化厨房环境和烹饪特点,从外型到结构完全摆脱传统的设计模式,把“合格标准”远远地甩在后面,终于使第一代新品“一枝红杏出墙来”。在如今普遍的买方市场里创造了不平凡的卖方市场,被经济界、新闻界誉为“方太现象”,他本人也被誉为既有专家学识又有市场眼光的商场儒将。
如今,“方太”的文化理念里加进了茅忠群的一句“名言”:“想一想,还有更好的办法。”茅忠群认为,未来惟一持久的优势,就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
茅忠群对作者说:“这一切仍不能说我已经超越父亲。在产品质量技术含量上,首先我是总经理,具体分管这份工作,董事会决策由我实施这个项目,无疑这项目的新技术由我负责。其次我与我父亲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我是学电气技术的研究生,拥有硕士的学位,而父亲则是原始高中的文凭,虽然他后来补上了文化这一课,但他擅长企业管理,个人爱好文学。企业的发展不仅仅是产品的技术含量,更主要的是管理。现在媒体对我的报道,一方面是企业品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父亲有意识地把我推向社会。我在“方太”任总经理的八年间,应该说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但离我自己追求自身卓越的目标,距离尚远。现在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我在追求卓越目标中的一种尝试。而这种尝试却是在父亲搀扶下完成的。因此,我仍然没有超越我的父亲。”
茅忠群说:“我要超越父亲,追求属于自己的卓越,仍然需要积蓄力量。因为父亲太强大了。如果我一直在父亲这棵大树的阴影下追求,我就不能彻底完成自己追求的目标!”
二、与人共舞,启动企业动力源
关于人才,茅忠群向作者谈了这样三个观点。
茅忠群对作者说:“时代变了,决定企业发展的战略资源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在关键的战略资源转变为信息社会的今天,公司可以开发有价值的新资源是人力资源。在新世纪的企业再造过程中,企业战略资源从工业社会的金融资本转向信息社会的人力资本。公司再造的根本任务就是重新认知企业发展的动力源,重新建立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茅忠群说:“中国加入WTO后,企业竞争压力就不断加剧,许多企业纷纷开始推行二次创业或企业再造,关键之一就是要重新认识企业发展的动力源。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个动力源不是物,而是人。因此,全力开发人力资源,已成为企业的管理重心。”
观点一: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
茅忠群认为:一个好汉三个帮,企业间竞争最后是人才的竞争,没有人才,我什么事也做不成。现代企业间的竞争是非常残酷的竞争,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经营人才,把人才作为企业经营的资本,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只有经营好了人才,才能使企业达到效益最大化。在这问题上,茅忠群欣赏著名企业家柳传志的观点。柳传志认为:“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人才的企业最终才是大赢家。”
同时,茅忠群也赞成父亲茅理翔的一句话:“过去是雇员依赖老板,现在却是老板依靠雇员。”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一大批忠诚、可信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共同经营,光靠总经理一人单打独斗,是折腾不出一番天地来的。
2002年,茅忠群与《经理日报》社主任记者、青年作家廖岷有以下一番对话。
廖岷:你创办企业不久,由于吸油烟机行业的无序竞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之类的人才流失了。你当时什么也没说,你真的没有什么感触吗?
茅忠群:不,其实人才的流失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虽然我什么也没说,但事实上从内心深处来说,打击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说,是因为我在反省自己在用人和管理上是不是还存在什么问题?
廖岷:我们看到你今天在面对企业内部变动时已经表现出豁达的胸襟,据说你对人才的重视也更为加深了。
茅忠群:是的,对于那些比较优秀并有发展潜力的员工,我们应当主动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他们关怀,如果等他们有了抱怨或提出离职,我们失职已经太久了。我认为,组织中成员的正气与良好的团队协作是方太远大目标的根本前提,我们必须尊重并且关心方太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我们必须善于倾听下属的意见、建议和抱怨。
廖岷:应该说,在浙江慈溪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并不算优越的中小城市,能够留住这么多外来人才与方太所创造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
茅忠群:其实包括我和我父亲在内,我们都在注意努力营造一种和谐、亲善的人文环境。
这个人文环境是如何营造的呢?茅忠群的做法是——
1、提倡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茅忠群认为,“以人为本”的管理,就是要坚持“三位一体”的人性假设。首先按“经济人”来关心职工,满足员工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在制定工资和激励制度时,要力求员工的付出与所得相符,不要让员工感到自己所受的待遇有失公平。其次以“社会人”来对待职工,实际就是从过去的“让人去适应物”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最后还要用“文化人”来培养职工的道德情操,一个人一生就要不断地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教育和培养,这样才能够适应发展的需要。“把职业培训视为一种投资”,这是公司的用人哲学。企业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提高了员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形成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2、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
茅忠群说,中国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古谚。因此公司在留住人才,塑造忠诚时,重点选择与企业发展志趣相同的员工,否则就会出现类似三国时期的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瞎子点灯白费蜡,”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在帮助员工发展的时候,根据个人兴趣明确职务晋升的岗位,如管理职位可以从初级管理者、中层主管、高级经理等依次晋升,技术岗位可以从技术员、工程师等依次晋升,这种界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能力强,岗位适合,可以在两者之间相应转换,从而避免产生职业厌烦的感觉。对那些有能力的员工,公司采取对他们的一种信任,在信任中慢慢培养他们对企业的一种忠诚,从而引导他们在为企业的发展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使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企业服务。
3、提高在职员工为企业服务的技能。
2002年9月,方太公司人才政策出台,公司与员工不但签订了劳动协议,而且又与全体员工一次性地签了三年的培训合同。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全体员工的素质,而且通过契约形式防止内部人才的流失。
《中外管理杂志》对茅忠群此举作了长篇报道——
茅忠群说,我国小家电市场的竞争,已由过去低层次的产品价格竞争、质量竞争、服务竞争,上升到更高层面的人力资源的竞争。这就要求企业在体制上、观念上进行变革创造。为此,方太公司已与台湾健峰管理咨询公司签定了为期三年的TQC(全面质量管理)培训合同,总投入高达300万元。而与员工签订培训合同,正是这一创新活动的延伸。
茅忠群认为,方太公司自1996年创立至今,经过几年的发展壮大现已进入发展平衡期,在“不断改进,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指引下,已初步奠定了建立中国厨具顶级品牌的目标。但如果要保住“红旗不倒”只有不断加大管理力度、提高整体管理素质,尤其是要在质量管理和服务上更进一步,确保导入的有效性。导入TQC活动的具体方法与实现公司三年目标、国家质量奖的相关评价条款相结合,使质量管理工作在今后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茅忠群介绍说,方太公司此次培训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日常管理、生产管理、现场管理等基础管理开始,对公司产品研发、制造、顾客服务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改。第二阶段,参照国家质量奖评价标准制定管理目标,找出差距,提出可行整改方案。第三阶段,参照国家质量奖评审要求,外聘质量管理专家进行现场检查,找出差距,进行改善。由于TQC活动是一个全员参与的过程,因此在整个培训间,如果没有合同的制约,员工则很难克服工作量大、时间紧的矛盾,积极投入到TQC活动中去。
茅忠群向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培训刚开始时,公司派生产部、品质部部分员工到健峰公司接受为期30天的集训。集训是封闭式的,要求早上6点起床后,首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好内务。这虽然不是什么难事,但大部分员工心里都很迷惑:“做内务这样严格,对管理有什么帮助?我们是来学习管理的!”但1个月的学习以后,员工们逐渐懂得了内务活动的深刻含义,要做好公司的日常管理,先得做好自己的日常管理,如果日常工作都做不好,做大事就只能是一种奢谈。
茅忠群说:“人本管理是一门学问,企业家只有真正认识到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才能通过各种途径发现、留住、培训各类人才,把员工个人的成长与企业发展联结成一个整体,才能把人才转化为资源,从而使企业产生长久的效益。”
观点二:信任是对人才的一种控制。
对人才的具体使用上,茅忠群说,现代人才资源发展呈现多元化倾向,而且具有较强的甚至张扬的现代意识与个性,以个人自身实现价值为目的。
茅忠群说:“对于管理者来讲,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信任就是一种控制,或者说它是最好的一种控制。你充分信任他,放权给他,给他发展的空间,他会很容易产生心理契约。那么一旦心理契约形成以后,他就能够有一种自律行为,他就会产生一种控制。有了这种控制,他就能够和企业产生一种心理契约,也叫灵魂契约。企业人性化管理模式的核心,就是通过企业建立的机制,使人性中的优点得到最大的发挥,使人性中的弱点得到最大限度的制约。”
茅忠群认为,最好的管理就是没有管理。对于高级管理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有事业心的管理者来说,事业的机会可能相对来讲比当前的物质回报更重要。他更注重的是在你这个企业里到底有多少事业发展的机会?能够学到什么东西?能够去做什么事情?
“方太”鼓励有本领的员工毛遂自荐,还有意识地把一些几十万、几百万的规模型项目交给那些有能力的人去经营管理,让他们在独挡一面的重要管理活动中成长。一般的人肯定不能理解这种投资,认为这样的投资未免过于奢侈,风险也太大。但茅忠群认为,这种方法是煅炼和检验一个人是否成才的“试金石”。茅忠群说:“授权恰恰是塑造员工忠诚度的最好工具。这意味着管理者不再仅仅履行管理职责,而是充当教导者、启发者的角色,与员工一起来讨论员工的工作目标、工作流程、工作计划等工作实务,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实现最好的管理就是没有管理之境界,就是说一切行为都靠员工自觉制约,同时,认真听取员工对工作和企业的看法,积极采纳员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努力使企业环境更为员工满意,员工参与管理会使工作计划和目标更加趋于合理,增强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增加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参与感,这一切都需要企业充分放权。”
通过实践,茅忠群认为他的管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他把这种管理广泛称之为对员工的“灵魂契约”。
观点三:流动是人才增值的方式。
茅忠群认为:“现代人才的流动是必然的,企业越创造宽松和谐和以人为本的环境,人才就越容易留得住,但如果经过企业考验的员工还是要向外面流动,作为孕育人才的母体则不应该实行强制的手段不允许流动。人才越是流动,越是说明企业环境的宽松和对人才资本市场化运作的成功,更能吸引人才为企业服务。”
《时代财富杂志》上刊登了茅忠群这个观点。
茅忠群说:如果因人才流失而不想自己“培育”人才,那IBM、惠普、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公司的作法就令人费解了,它们每年用于员工培训的费用是惊人的,难道它们不害怕人才流失?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人才流失也同样存在,同时流进的也不少。但有一个因素常常被忽略,剔除待遇、个人前途、培训机会、工作条件等因素,在这些公司留下来的人才,大都对该公司的文化比较认同。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人才主权时代,流动本身就是人才增值的一种方式,流动也成为人才的内在需求,因为通过流动,他不但可以增值,还可以提高工作资历和经验。从这一点来讲,流动是有内在动因的,就像洪水来了,你挡都挡不住。从个人的价值来讲,它是动态的,特别是一些年轻的管理者,他们现在的价值不等于是将来的价值。如果他们在一个好的企业,这个企业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事业的发展机会,在这个企业工作的一段时间,一定能够使他们自身的价值得以提高。我们企业也有一些人离开,但是他到一个新的公司工作,他的职务,他的薪酬待遇,都要比他进我们公司的时候要高,这说明他在方太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使他自身的价值得到了提升,能够使他的价值放大。
其实人才的流动,从宏观上看有一个供需关系的制约着它。当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才流动。尤其是对现在一些高科技领域的企业,比如说IT的人才,计算机软件人才,流动就比较大。如果在这个企业里没有适合他发展的空间和舞台,他自己的这种预期和他实际得到的差异比较大时,也会有流动。
从企业的管理方面,特别是人才资源的培养、增值这方面,企业要进行反思和检讨。至于心理预期过高,是任何一个企业都很难去改变的。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这种价值的预期差异是比较大的,他这个预期也许是合理、理性的,也许是不合理的,不切实际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想法,你没法去改变他,如果他的心理的预期和他实际的成效差异很大的话,你也很难留得住他。所以无论处于哪一种情况,在企业当中人员的这种流动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人员完全不流动,这个企业反而就不正常了。所以这种正常的人才流动,我觉得也是应该以一个平常心来看待的。
企业的发展,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人才,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去经营人才,真正使得人才价值能够提升。
为此,茅忠群向作者坦诚自己的观点,“在商品社会中,人才是最活跃最有利润价值的商品,是企业不能吝啬的投资。在对人才的使用中,信任是一种控制、流动,是人才自身增值的方式。企业家以平常心去经营管理人才,是一个企业有战略眼光和有文化品位而具有战略意义的事,是企业发展的根本。”
三、创企业品牌是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共同心愿
“让家的感觉更好。”随着悠扬的旋律,把方太公司的名字传遍千家万户。8年来,为了使“方太”厨具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茅忠群在父亲茅理翔的支持下,努力把质量设计在产品内,使“方太”在同类产品中迅速成为出类拔萃的品牌。
就在产品走向市场的初期,由于灯座外协生产厂的螺纹套厚度没有达到标准要求,导致已经生产出来的吸油烟机被确定为不合格产品,这次质量事故对茅忠群的震动很大。他召集有关人员开了现场会,并果断把库存产品全部开箱返工,追回已发出的产品,仅为了一个不影响正常使用的灯座,公司损失数十万元。
茅忠群说:“为了品牌,方太不能使不合格的产品到消费者的手中。”
1997年3月,茅忠群又宣布报废价值10多万元的100多箱产品,报废的原因是:产品配件叶轮嗓音偏高。
茅忠群的理由是:“同样为了品牌,必须苛求质量。”
茅忠群在他的品牌理念中,认为首先是产品自身的质量。他推崇一种1:10:1000的成本法则。就是说:假如在生产前发现一项缺陷而予以改正要花1元钱的话,则此项缺陷到了生产线才被发现则需要化10倍的钱加以改正,要是产品销到市场被消费者发现了就不是付出100倍,而是要付出1000倍的代价。
为此,茅忠群警告他的员工,不管发现什么问题,一定要追根究底地消灭它!
茅忠群在产品质量问题上欣赏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的一段话,“企业不仅生产产品,还生产人,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而是设计与生产出来的,人的质量决定产品的质量。”所以茅忠群也一直特别注重生产出高质量产品的员工。他不仅在平时严格要求他的员工在生产过程中一丝不苟的精神,不断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操作技能等“有形质量”,还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员工的经验、责任感、进取心、团队意识,尊重消费者等“无形质量”。茅忠群说:“质量是90%的态度加10%的知识。”
在“方太”,茅忠群自身的学习从没停止过。他现在仍回炉在读EMBA。茅忠群认为:一个好的名牌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总经理,你要使员工有知识,必须自己要有知识,而知识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更新的。
茅忠群向人讲过一个煮青蛙的故事。他说:“青蛙放进锅里,在水温还较低的时候感觉到环境很舒适,完全没有意识到隐藏的危机,没有作跳离的努力。等水温上升到某一个热度时就丧失了跳跃的功能,这时即使它已意识到水深火热时,也就不可能逃离险境,最后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
因此,茅忠群说:“对一个要创优质品牌的总经理来说,不仅仅是要有对质量的态度,而且还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水准。同样对员工来说,也是如此。”
茅忠群有一个观点:“品牌是在企业竞争中产生的,对现代品牌来说,服务力就是竞争力。”茅忠群说:“我认为好的品牌具备两个方面,一是产品自身的质量,二是产品所具有的社会信任度,也就是美誉度,这美誉度就是品牌的无形资产。”
在方太发展的品牌的战略中,茅忠群认为:“产、厂、人”合一是方太形象建设的核心思想。有些人认为,创立品牌只要产品质量好,用户满意就够了。其实不对!品牌的真正含义必须是“产品、厂品、人品”三者的有机结合。
“产品”是一个企业综合竞争力的表现,也是使一个牌子在市场上获得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的内在根据。方太自创立以来,始终坚持了“高档、独特、领先”的开发战略,先后开发出“厨后”吸油烟机、“火凤”嵌入式灶具、“海贝”消毒碗柜和集成厨房等厨具产品,以独特的外观、卓越的性能代表了中国厨具业的精品形象。
“厂品”就是企业形象。一个企业的管理模式、企业精神、文化理念、产品质量、服务体系、营销活动、市场信誉、人力资源都可以集中反映在企业产品的整体形象。厂品是产品的基础,是人品的体现,也是树立品牌形象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人品”就是企业家与员工的人品,特别是企业家的人品,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良好公众形象,较高精神境界的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才能带出一支具有强烈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管理班子与生产队伍。执着地追求健康、先进、文明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为人们生活需要创造、生产出质量可靠、性能卓越的产品。
为此,茅忠群认为:在具有产品质量与企业形象建设的基础上,具有真正为客户服务的精神是品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茅忠群说:“任何一件产品,质量最好也难于保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说优质产品是企业树立品牌,打开市场的前提,那么优质服务就是保障品牌声誉和开拓市场的保证。企业品牌的信誉度必须从市场开拓的一桩桩小事、实事做起,从而通过销售服务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诚信的形象。
茅忠群说:“方太的服务不像有些企业一样只是喊一些不能做到的空头口号。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替消费者着想,办一些我们能承诺办到的事,从小事做起,来体现我们的诚信,从而提高我们方太品牌自身的知名度以至美誉度。”
茅忠群举例说:“比方,我们在全国同行中首先提出:三年保修、终身维修的概念,率先提出24小时服务到家的口号,为了提高维修时效与质量,方太在各地配备了维修专车,成立了售后服务中心,开通了800免费咨询电话,建立了用户档案,由专人对收到的每一封信和每一个电话及时进行处理。我们还推出了安装、送货、维修、打墙洞、加长出风口管、首次清洗等九项免费服务措施,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的诚意。这样旷时日久,在广大的消费者心目中树立方太真正的品牌形象。”茅忠群说:“厨具不像冰箱、彩电一样放在家里可以有时不用,而厨具是一年365天,几乎是要天天用的产品,为此,售后服务就显得特别重要。为此我们对售后服务中心和全国销售网络服务人员要求很高,对他们的工作内容职责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重点推出了方太最佳感觉服务模式,要求他们在接任何一位用户的电话马上行动,在建档预约、信息反馈、上门服务、定期回访等九个环节尽职尽力,基本做到规范化、文件化,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茅忠群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杭州有位顾客从他家附近中联百大买回一台方太吸油烟机,使用后说吸油烟效果不理想。杭州营销中心派维修人员检查后说机子正常,但由于厨房密封程度差,形成空气对流,影响了吸力。但无论如何解释,该用户坚持要求换机,结果换机后效果还是不理想,公司技术开发部又专门派工程师多次到现场检查核实应用情况,最后公司同意退货。但就在工作人员上门退货办理退机手续时,用户被感动了,不但改变了退货的生意,还表扬了上门办理手续的员工:“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方太的信誉。我信任方太!”
茅忠群说:“世界上许多驰名品牌企业,特别在他开创初期,都有过这样的情况。企业的品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而是在与消费者不断的接触中,慢慢地形成知名度与美誉度。企业品牌必须从一件件小事做起,积少聚多,在消费者中产生影响,口耳相传,经过时间的洗礼,才能形成自己品牌的美誉度。这需要企业家的恒心与耐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就一定能够铸造方太品牌无形资产的大厦。因为这座大厦的基石只能在每个消费者的心中。”
茅忠群关于企业品牌的另一个观点是铸造品牌的道德性经营。何谓道德性经营?
茅忠群认为:“三品”合一是方太公司追求的一种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须经方太老总与员工的共同努力,才能塑造一流的企业形象,一流的企业员工,一流的产品质量,使企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这种境界的实质是企业的诚信。
茅忠群说,西方有一位管理学者提出了现代企业经营道德性假设的观念。认为它是企业经营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假设,或者说是有效地处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假设。而企业相关者通常是包括顾客、供应商、竞争者、政府、社区、资产所有者、员工等,在怎样看待企业经营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或怎样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假设,非道德经营假设和道德经营假设。前者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为企业经营的宗旨。而后者在承认企业营利性组织的同时还强调企业的社会性,认为企业经营活动不仅要获得合法,还要有符合社会道德要求。
茅忠群说他研究过世界许多知名品牌企业,凡是能够长久不衰的品牌企业,必须是重视道德性经营的企业。因此方太要树立自己的品牌,除优质产品与优质服务外,一定要用优质的无形资产来装配自己,真正做到以社会道德性经营为主,通过较长的时间考验,在树立企业整体形象的前提下树立自己的品牌。
茅忠群说他提出这个观点,得到他父亲茅理翔的支持。
茅忠群说:“在理论上说,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因此,产品本身就具备了物质要素和文化要素,并且相互促进,在营销活动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物质属性,商品的有形实体部分在交换中只是使用价值的转移,是企业获得的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只包含了产品物质形态中质量的实物形态部分。然而,商品本身是文化的凝聚。在商品交换场所中的商品,从研制到生产到流通,其中凝聚着大量的文化要素。在营销活动中,文化层而上的营销则是以价值观念作为基础的。在商品交换中,商品作为载体为使用价值的形式传递着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文化,这种文化价值的实现,是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获得的又一部分利润,它包含了产品的文化价值部分。在商品交换活动中,物质要素和文化要素不可分割,物质要素是文化要素的基础,文化要素是导向,满足消费者最终的需求与归宿。”
因此,茅忠群认为,企业进行社会道德性经营不能将品牌做成没有内涵的传播符号,只有在提倡企业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品牌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合理的文化内涵,不断更新其文化内容,实施品牌形象,品牌策略,品牌遗产,企业组织价值,品牌力然后通过传播来扩大品牌自身的影响真正实施产品的道德性经营,从而建立品牌自身的地位。
茅忠群说:“与其他企业一样,方太的品牌战略实施宣传依赖于广告媒体,但却并不全依赖广告媒体,方太更注重的是其品牌合理的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企业文化内涵。中国企业界近几年中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没有成熟的产品广告依赖大投入在媒体中迅速窜红,但又因为没有内在的物质与文化的含量很快消失。如“秦池”,这实际上是一种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企业起码的社会道德。方太无论在现在以及将来都不会走这一条路。方太注重的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产品的质量与文化内涵,注重的是产品利润背后的灵魂,以企业文化作为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培育符合现代道德规范的一种企业文化精神,以产品的质量与精神占领市场,才能长盛不衰地树立自己的品德效应,以品牌获取财富,把财富还给品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使方太成为世界厨具的无冕之王,致力于创造人类物质与精神财富,效力于社会,取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发展于人类。”
在将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作者深切地感到茅忠群为人的诚恳。这位读了许多书,知识渊博而又富有企业管理实践经验的方太少帅,每当他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时,一再声明说这是一种探索,并向作者请教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使作者常常有一种脸红的感觉。自古英雄出少年,茅忠群从上海交通大学回乡辅父立业,扬剑出鞘,只短短八年时间,就使方太产品就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现代美国IBM董事长小托马斯有一句话:“父亲创立IBM,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而我只用了15年,就把父亲交给我的财富增加了10余倍。现代工业革命发展迅捷。如果我不能把我父亲交给我的财富在15年时间内翻上10多倍,我将会失去父亲交给我的全部财富。”
少帅论剑,在慈溪这个沿海发达地区的1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壤上,各路英雄汇聚,竞争势必激烈,不进则退。方太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这好的开头是得益于董事长茅理翔的艰苦创业,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又有少帅总经理茅忠群的现代科技知识,用其现代意识的产品开拓及管理方式,拓展了其产品领域和无形资产的形成,但真正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驰名品牌,还真要应征其父亲茅理翔的一段话:“创建一个世界驰名品牌,要通过两代人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和艰苦奋斗才能成功。”因此方太仍然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攀登企业走向世界品牌的高峰,仍须继续努力。
茅忠群要告诉读者的最后一句话是:“追求卓越,我需要与人共舞。”第五乐章
我们只有一个家,名字叫慈溪
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十年,是我国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为此,必须在转换经济体制、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以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江泽民为百万慈溪人的生命水而战
被采访者:慈溪市水利局局长施森章
采访者:本书作者
采访时间:2004年3月
作者:听说慈溪水资源缺乏?你怎么看?
施森章:是的,这是慈溪历史与地理环境形成的。慈溪地处杭州湾南岸,二山一水分地(含滩涂),全市总面积为1717.6平方公里,其中海域面积为342.35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稠密,去年统计境内居民为102万人,加上外来民工约50万人,加起来为152万人。水资源总量合计为5.122亿立方米,绝大部分为地表径流量,占总资源量的93.8%,地下径流量仅占6.2%,水资源在地区分布上也极不均衡,南部丘陵区水资源量占78.3%,按河区分:东河、中河区的水资源量占76.72%,其余西部二个河区仅占23.28%。境内没有大江大河,现存河道污染严重,北面海涂地下水为咸水,目前市内已被开发利用的水资源量仅为1.65亿立方米,占总资源的32.2%,南部丘陵区现已被开发利用的集雨面积为1154平方公里,外县流入境内仅11.9平方公里。丘陵区再被开发利用的集雨面积潜力已经很少,按慈溪实有人口人均拥有水资源仅年380立方米。
为此,解放后国务院二次批准调整慈溪行政地域,其主要就是因为慈溪资源的缺乏。慈溪在解放后的50多年中,一直属于资源性缺乏地区,水资源存在先天的不足,与慈溪地方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
作者:据说现在慈溪连饮用水都限制供应。作者住的宾馆内都限时供水,这情况多久了?
施森章:这是特殊情况。去年慈溪碰上了历史上罕见的旱情,常年降雨只有344毫米,比慈溪历史上1967年的旱情还严重,持续时间长,所以引起供水困难。但饮用水是能保障的,只是水质差一点,因为是从海涂的水库中引入的。目前慈溪南部丘陵的水库都已经干涸了。为了保障慈溪的经济持续性发展,市委、市政府已经作出外引内治的决策。估计情况在以后的几年中能够得到改观,但只是缓解,根本性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现在我们水利系统100多名职工有个口号,叫“为百万慈溪人民的生命水而战”。我们正在改变这个局面。
作者:“外引内治”决策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施森章:这要从我们2003年的工作说起。2003年对我们慈溪水利系统的职工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以不怕牺牲,全力以赴的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做了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五年河道疏浚整洁任务全面完成。共疏浚一类河道七条,长32万米,完成土方52.3万方;疏浚二类河道105条,长242公里,完成土方173万方;疏浚三类河道350条,疏掘大小沟渠20万米,疏掘土方303万方,去冬今春累计完成各类土方930万方。至此,1998年开始实施的五年河道疏浚整治工程已全面完成,使我市各地河道的蓄水抗旱、泄洪排涝功能有了恢复性好转,恢复河道蓄水能力达1354万方,一类、二类河道的排涝能力普遍达到了5-10年一遇标准,抗灾能力有所增强。
二、四大重点水利工程进展顺利。四灶浦西侧6.7万亩围涂工程已完成一期4.5万亩围涂工程建设内容,建成50年一遇标准海塘14.7公里,开挖面宽120-150米骨干河道16.9公里。二期2.2万亩完成围涂工程建设内容85%,累计投资36680万元,财务支出30223万元,淡水泓2.9万亩围垦工程按计划于今年3月下旬如期全面动工兴建,施工进度和质量控制良好。投资5000万元,实现了全线龙口合龙的阶段性目标。西部排涝工程已累计完成投资17710万元,占总投资的92%,目前正在抓紧扫尾工作,徐家浦拓疏工程自去年10月份开工建设至今,已基本完成工程建设。新近开工的东部三塘横江实现了全线开工的工作目标,累计完成投资4500万元。
三、三防工作措施扎实。一是抓了强化组织体系和责任制落实,严格防汛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目标岗位责任制考核。二是抓了汛前安全检查和除险加固工作,列入维修加固计划的34座山塘水库已完成维修加固的32座,35座需报废的已完成34座。完成37座小(二)型以上水库和部分重点山塘水库的白蚁普查和防治任务。三是抓了非工程措施的配套完善。四是抓了水安全防御机制落实。科学组织“四库联调”,严密实施了“四区统调”,适时启动了抗旱预案,基本保障去年旱季我市前一时期生活和各重要行业用水。五是抓了新的水源渠道开拓,为基本保障明年我市生活和重要工业的用水安全,会同市建设部门积极拓宽水源渠道,开展了下姚江引水的前期工作,草拟了引水的初步方案。正在进一步做好上级有关部门的衔接工作,力争这一工程的尽快组织实施。
四、水环境整治扎实推进。一是科学制订水环境整治方案。制订《市水利局水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和分布实施计划,提出水环境整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二是加大力度实施骨干河道等重点工程建设。三塘横江、徐家浦、半掘浦、三八江等骨干渠道相继建成,四灶浦四侧6.7万亩和淡水泓2.9万亩围垦工程超额完成年度建设任务,三塘横江拓宽疏浚工程全线开工。三是切实抓好河道保洁率达100%。同时,今年全市新增砌坎26317米,新增沿河带状绿化62万平方米。四是开始启动镇村河道环境。整治镇(街道)河道水质差、景观差、环境差为重点的任务已经基本落实。五是加强了饮用水源治理和保护。基本拟订了上林湖水库整治方案,有效开展了里杜湖、上林湖、梅湖等饮用水库蓝藻治理,切实加强了水库上游集雨区的管理和保护,水库的水质有了一定的改善。六是扎实开展上虞曹娥江引水前期工作。委托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进行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分析。
五、水政执法管理进一步加强。提高了全社会的水法治意识、水忧患意识和节水护水的意识。加大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和加大维护性规划刚性的力度,对不符规划或与规划有冲突的涉河工程建设项目坚持予以阻止和纠正。
六、组织水利系统开展十六大精神主题教育,联系实际,引向深入。
这六个方面,重点就是“外引内治”,从根本上解决我们慈溪的水资源。
作者:施局长能把外引说得再具体一点吗?
施森章:可以。首先浙水东引是浙江省的重点工程,习近平书记与吕祖善省长都很关心。简单说,就是通过骨干河道,把富春江、曹娥江的水引到浙东来。总引水量达2.4亿立方,其中慈溪占7500万立方至1.5亿立方。此事慈溪已与上虞签订了协议,但建设工程尚未启动。二是慈溪向杨浦引水,规模7000万立方米,完成初步设计会审,已开展施工前有关准备工作。三是向余姚姚江引水工程在水质条件的允许下,年约引水3000-4000万立方,如果这些外引工程都能圆满解决,加上内治,慈溪的水资源缺乏情况便会有很大的改观。
作者:听省水利厅的专家说,慈溪的地理环境特殊,不但要防旱,而且要排涝。旱、涝是否在慈溪都会引起灾情?
施森章:是的。慈溪山区面积少,保护挖掘的潜力已不大,已可开发的水资源不多,已拦蓄开发的110平方公里受雨区,重点只能是保护,因此要依靠外水防旱。但慈溪的地理地状又很特殊,平原地区必须蓄排结合,抓河道建设与环境管理,现在市委、市政府牵头准备花10年时间实施“三横十一纵”的骨干河道治理,不仅是为了抗旱,同时也为排涝。沿海滩涂综合开发,慈溪海岸长,可挖潜力不小。如我上面提到的四灶浦6.7万海涂的开发,淡水泓2.9万亩围垦、徐家浦两侧的10万亩围垦,为全市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可以说是慈溪以后防旱、防涝,是我们水利工作的一个亮点。
作者:您能谈谈下步慈溪水利工作的目标吗?
施森章:我们下步的具体工作概括起来有五条,一、高标准打造慈溪的一流水网,以60个村的三类河道为基础,形成市内现代水网体系。二、大面积实施滩涂围垦、改善水质。三、多渠道开展境外引水,改变境内缺水局面。四、全方位组织境内水环境治理,用行政的手段,统一贯彻落实,从山区到平原,从小溪到河道,从农村到城市全面实施。五、要花大力落实“防旱、排涝、抗台”三防措施。为了实施这五个目标,我们慈溪水利系统必须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协同各乡镇(街道),对慈溪的水资源花10年时间,作出科学、合理、全面的整治与安排,以确保慈溪的经济高速度的发展。
作者:听市里领导介绍与干部群众反映,水利系统的工作很辛苦,为慈溪的水资源,你们全局上下团结一致,作了许多工作。
施森章:谢谢市领导和群众对我们的理解与夸奖。我们是为百万慈溪人民的生命水而战,没理由不辛苦。我曾在乡镇任党委书记,调到水利局工作后,亲眼看到我们水利局的员工,一年四季几乎都没有休息的时间,如去年到大年夜,我带着几个工程师还在外面谈方案,回家已经半夜,没顾得上在家吃年夜饭。我们的水利工程科长应利根,几乎一年四季都扑在重点工程上。海涂围垦工程的党委委员陈利强,长年在围垦海涂的前沿工地,风里雨里工作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带领工程队住在工棚里。调查办公室的施孟杰,刚结婚,孩子小,不计个人利益一心扑在工地上。为了慈溪的水利建设,我们全局包括基层的100多名员工和乡镇的水利员、围涂工程队都豁上了,只要慈溪的经济建设能上去,老百姓能用上水,我们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求真务实,国家、纳税人利益两不误
被采访人:慈溪市国税局局长胡昌明
采访人:本书作者
采访时间:2004年3月
作者:在慈溪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质的变化的时期,我们向胡局长请教市国税局是如何加强对纳税人的管理?
胡昌明:这个题目很大。简单地说,在慈溪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发生质的变化的前提下,国税局的工作在税务政策上与经济发展是有些矛盾的。这里涉及到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但我们尽力在党的十六大文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策界限的前提下,结合慈溪国税工作实际,正视问题,谋求发展,努力探讨走出一条既不损害国家利益,又为纳税人提供方便、照顾纳税人利益的路来。可以说慈溪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财税,是与财税系统的几百位员工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同时还包括纳税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总体上说,慈溪的税务工作是比较正常的,尤其是国税这块,我们坚持维护国家的利益,又努力为慈溪的纳税人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的环境,为慈溪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尽量在政策法律允许的前提下,为纳税人服务,使纳税人感到我们真正在为慈溪经济发展和企业开创局面工作,从而建立一种良好的信用关系,促进慈溪的税收工作发展。
作者:听说在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地方国税创造的环境是否宽松?是境内企业发展的前提,特别是外资的一块。
胡昌明:是的。企业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需要宽松的纳税环境。但这个宽松是在政策、法律许可的前提下,不能离开国家的政策与法律。我国经济发展地区,是国家税收征收的重点区域,改革开放犹如一列火车在沿着它自己运行的轨道跑,但无论火车它速度跑得多快,都离不开承载它的轨道。对纳税企业来说,国家关于税收的政策法规就是铁轨,你离开了轨道就要翻车脱轨。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充分考虑这辆火车前进的速度,把轨道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铺得牢固紧实。使火车跑得更加安全,并减轻它在奔跑时的负担。慈溪的外贸企业不少,外贸额大,返回比例也大。我们在尽力向国家争取返税比例的前提下,为慈溪外贸企业争取一些利益。2003年我市国家出口退税总额约为19亿,这个数量不算少吧?我们以这些实际利益支持企业发展再生产。是一笔很大的资金,这些资金对企业家来说又可以办许多重点企业。为此,我们积极支持慈溪的企业向外向型发展,慈溪的外贸产品做得不错,在浙江省名列前茅,国税局是做了许多工作的。
作者:企业有没有偷税漏交的情况?有了这种情况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胡昌明:这种情况各地都有,特别是温州,大都是家庭式的作坊,为征税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慈溪现在民营、个私企业,在工商局登记的就有五万多家,差不多平均每二十个慈溪人就有一家企业,连同入股投资,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老板。这么多企业,只能根据情况实行社会化的管理。否则,光凭我们税务干部能管得过来吗?对于出现偷税漏交这些情况,我们是要根据法规处理的。对企业就是这样,发现了不处理反而助长了这种风气,引导犯罪。越是处理不顾情面,对企业法人的教育就越大。所谓秉公执法,只要你公平合理,企业纳税人就买你的账。就怕你做事不公平,既损害了国家利益,同时也害了纳税人,积少成多,反把企业送上绝路。我们国税局在这方面是抓大头的,对重点企业纳税制度的把关是非常严格的,从而进行普遍的国家税法教育。去年我们不定期与妇联合作,搞过一个把税法宣传普及到“床头”的活动,就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我们面上的情况看,慈溪企业纳税人的税法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很少出现偷税漏税的情况。当然,不是说没有,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税法普及教育,在税法普及教育的前提下,改变纳税环境,从而做好国家的税收工作。
作者:听说慈溪国税局的信息化管理是搞得比较早的,基础工作比较扎实,是吗?
胡昌明:对的。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走在全省的前头,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信息化依托的作用也很明显,税收征管的质量与效率不断提高,税收管理方式方法逐步向集放化、规范化、专业化趋势转变。随之也带动了我们的各项工作。
作者:刚才我们看了慈溪国税局的工作总结,看到慈溪国税局去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你是否可就这方面谈谈你的看法?胡昌明:简而言之,去年我们市国税局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重点做了以下几点工作。
一、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管理的方式方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1、网络申报、税邮一体化为重点的多元化申报方式的框架基本建立。在小规模纳税人中全面推广税邮一体化管理。目前已有29609户小规模纳税人实行了税邮一体化管理,邮政代征的税款达4620万元,比前年增长50%。在全市一般纳税人中全面通过网络完成纳税申报,占一般纳税人总户数的95%,至年底已实行网上认证4765户,占一般纳税人总户数的58%,1—12月累计认证抵扣联1047120份,其中网上认证289363份,网上认证的发票准确率达100%,为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全面促进片管质量的提高打下基础。2、以税银一体化为核心的税款库改革呈现质的跨越,在全面推广的基础上,自去年12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取消税用书,推行电子实时扣款的税款方式。简化了纳税环节,方便了纳税人。3、以清理为重心的户管理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建立了行业有效的工商、税务制度。根据业务开发户管清理软件,提高了管理效率。为改变税务登记低的局面,展开一次以户清理为重点的小规模纳税人专项整治行动,新增户管达20000余户,增率为3倍。4、以一高式为裁体,以网络为依托的税收服务平台建立。根据实际对办税服务厅及职能职责进行合理调整,管理模式基本到位。5、是利用网络申报软件税收政策宣传,使纳税人及时了解掌握税收政策动态。积极开展标准化大厅建设,健全程办税服务台,拓宽服务领域,推行上门服务,为纳税人解决实际困难。6、是以协会为平台,税务管理社会化杠架基本搭建。通过税企联谊会和税企俱乐部、办税网络、成立税企文化促进会、办税员协会,从长远着眼,从源头入手,更好地发挥社会管理作用,为实现有效化管理的目标打下基础。
二、治税不断推进,使税收环境发生根本性的转变。1、税收收入上台阶,税收宏观调控职能得到加强,去年共组织国税收入189883万元,比前年增加18%,全年累计审批出口退税18.8亿元,办理出口退税11.5亿元,累计为出口企业出具出口退税质押贷款证明12.8亿元,最近又为出口企业办理退税15亿元,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依法治税扎实推进,使税收秩序进一步好转。税收执法责任制及其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明确岗责体系、工作规程、考核评议、过错追究等四方面的内容重点。税收执法检查有效开展,整顿与规范税收秩序,使国税环境进一步改变,干部、职工生活稳步提高。三、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干部职工工作作风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加强班子建设,战斗作用发挥。廉政防线稳固,平安工程扎实推进。圆满完成机构撤调,构建新型、高效的干部管理体系,着力于建设规范的岗位职责体系。各项创建活动取得成效,精神文明建设再上台阶。
这是我们全局干部、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部分干部、职工中安于现状,纪律松懈的情况还有存在。需要我们进一步真正做好工作,为慈溪的经济建设服务。
作者:我们这次创作的主题是慈溪农民的创业故事,胡局长是否可以谈谈对慈溪农民创业的看法?
胡昌明:对慈溪农民创业精神,我是非常佩服的。首先是他们那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失败再起,万难不移,体现了一种坚强的意志,其次是他们的求真务实的办事风格,不虚假,不摆架子,讲究实际利益,这是发展的基础。再次是慈溪农民的一种开拓精神,如外贸一块,在浙江省内慈溪农民是走在前列的,许多产品都走上了国际贸易台,那种不畏上、不怕难敢于向国际大企业叫板的勇气,为全国全省人民树立了典范。慈溪的经济在近几年能高速发展,与外贸退税这块有很大关系,我们国税这块通过合法的途径能把这么多税款退给企业,就为农民创业增加了后劲。当然,慈溪农民创业,与市委市府政策性的引导是分不开的,慈溪市的领导,思想都比较开拓,把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结合慈溪农民的实际,为慈溪农民闯市场打开了思路,没有这个大前提,就没有慈溪农民今天这种欣欣向荣的经济局面,对我们国税这块来说,我们在服务农民创业这点,目的很明确。都是慈溪人,目标是一致的。有一句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塑造慈溪光辉灿烂的明天!国企转制,势在必行
被采访人:慈溪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马清
采访人:本书作者
采访时间:2004年3月
作者:慈溪的国企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尤其是工业这块,你是当时的经办人,我们想听听您的说法。
马清:1994年上半年,市委汤黎路书记找我三次谈话,征询我对工业系统国营企业转制的意见。我当时的职务是慈溪第一棉纺织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三北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我们慈一棉当时在慈溪属于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经营销售情况算是比较好的,年约2.5亿元,利税为500万元;仅次于民营企业慈溪金轮集团,占第二位。但弊病也很多,主要是产权不明晰。当时慈溪乡镇企业这块发展很快,在总体上说,国营工业这块老厂多,发展潜力已经不大。汤书记叫我到浒山来,目的是要叫我来市工业管理局主持工业系统国有企业转制这块工作来的。我当时思想也很犹豫,主要是怕弄不好。而且在慈一棉,和由慈一棉控股的三北股份有限公司,那时的情况还好,我不大想离开慈一棉。但汤书记后来又找我谈,叫我工作两头管,在市工业管理局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慈一棉那边不脱出,仍任党委书记。10月份市委组织部通知我,我就在年底到市工业管理局上了班。开始是摸清全市工业企业的家底,准备改革转制的方案。后来到1996年,就在全市推开,分期分批对工业系统的国有企业进行转制。当时的局长是李延軿,我协助他工作,但重点分管国有企业转制这块。对慈溪工业系统当时的现状来说,国有企业转制可说是被乡镇企业“逼”着上的,在同样的行业内,由于体制的不同,乡镇企业的优越性明显好于国有企业。但后来国企转制,乡镇企业在国企人员的疏散上,吸收了不少国企的员工,为政府分担了责任。慈溪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改革到位,除市委、市府决策正确,政策宽厚外,乡镇企业对国有企业人员分散也是出了不少力的。
作者:马副局长是否可以展开谈谈慈溪国企转制的情况?
马清:1996年7月,市里组织到山东淄城考察。由陈冠群副市长带队,工业系统重点国有企业的厂长、总经理和部分乡镇企业的老总都参加了,我是考察团成员之一。山东淄城考察的目的就是如何对慈溪国有企业全面转制改革。从而便拉开了慈溪国企改革的帷幕,同时也对乡镇企业实行体制改革。这对慈溪是一桩大事,目的就是通过改革,使慈溪的经济作持续性发展。考察回来,市里成立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市长王勇任组长,副市长陈冠群、胡谟敦任副组长、市府办公室主任陈建国任办公室主任。明确乡镇企业以清资产为主,重点是与乡、镇、村行政脱钩。工业、二轻、商业、二商、市联社等七个部门,工作主要为“二清”,即“清资产、清人员”,完善社会保险体系。
全市大规模展开是在年底,工业系统在进行动员后分期分批进行。首要目标是市化肥厂,实施企业关停、人员分流。然后列出重点企业名单,对部分效益好的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效益差的企业直接破产。当时全市国有企业有276家,其中工业系统为42家,有职工16000多人(含企业合同工),效益好的企业不到30%,大部分都是亏损难以维持,有的企业已经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处于破产的边缘。为此,市工业管理局相应成立了企业改革、转制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周瑞英、范哲慰为副组长。宣布三条:1、维护社会稳定,亏损企业首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企业公有资产作如实评估。借钱先发给职工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当时有21家实际亏损的厂和公司(企业)首先解决职工吃饭问题,再进行资产评估和开展相应的工作。2、对“二清”后要求转制的企业,分清企业类型,先搞转制方案上报,在两年内到位。那时有一个观点,叫“好苹果先吃”,实际是抓住典型,摸索经验,再全面推开。3、维护企业正常生产销售,不能由于转制影响企业生产。这样,慈溪工业系经过了3年时间,基本上对所属企业实行了体制改革,从而使企业慢慢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从另一角度来说,减轻了政府负担,盘活了资产,明确了产权,为企业创造了与民营企业一样公平竞争的环境。
作者:听说当时工作很难做,国企转制面临压力很大?
马清:是的。特别是一些老的亏损企业,主要是人员分流问题。如浙化二厂,负资产1600万元,工人200多人,审计后只好申请破产。结果土地卖掉,50亩卖了200多万元,为职工分流买养老保险,缴费用医保,每人每年缴720元,又做了工龄赔偿。结果宣布后,工人不满意,集中每周5-6次地上访,差不多在半年的时间内,职工天天上门到工业局告状;有的告企业负责人项目改造错了,要求追究责任,有的说分流费用欠高,特别是年龄在40周岁以上的,分流没地方去,要求政府给予安排工作。我们没办法,只好轮流天天做工作,帮助企业尽我们努力解决一些具体困难,结果闹到最后,就慢慢地平静下来了。因为国企转制是大势所趋,上面的政策条文都很明确,我们慈溪还算好的,工龄赔偿费用相对比其他地区还高一些,分流后政府还帮助做了一些善后工作,其他地区的工作可能比慈溪还要难做一些。
也有这样的情况:国企转制中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工人闹事;我们就直接把企业拍卖给民营企业,结果,民营企业把国企买去过后,收下这些闹事的员工,按他们的制度办理,闹事的员工就没法闹了,还真帮我们解决了具体问题。如慈溪拖配厂,负资产经营困难,厂里领导班子分岐,工资发不出,工人怀疑厂长黄某某有经济问题。我们派工作组查账,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当时黄某某脑瘤动手术,住在上海华山医院,工人说他是逃避责任,在医院放了内线监视。工作组到企业,三次开会,三次被围住,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我们包庇他,用飞石砸会议室。闹得没办法,我就找当时从拖配厂出去自己办民营企业冶金厂的厂长杜海忠,我说:“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你看拖配厂对你有没有用?如果有用的话你出点钱,厂你拿去,包括厂房地产,工人有用的就留下,没有用的赔点钱交给社会。”这杜海忠有点社会责任感,问:“大约要赔多少钱?”我算了一下,60多名正式职工连同40多名退休工人,估计得4000万元。就与杜海忠协调,局里也统筹拿出一点钱,宣布拖配厂由冶金厂兼并。结果大部分员工留下来,小部分拿了赔偿金走了,那留下来的员工中有个别不服从杜海忠的分配,也像在国企一样给他闹事。有次中午杜海忠在食堂买条鱼吃,那闹事的员工拉住他,说你有钱吃鱼,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结果两人吵起来,杜海忠就把他交给派出所,关了几天,还真服了。于是杜海忠按民营企业规定每人给签了用工协议,现在情况就好转了。所以我认为,国企转制是体制问题。用工性质一变,要闹事的人就闹不起来了。民营企业对捧铁饭碗的国企员工是一种挑战,只有打破了铁饭碗,大家平等地同站在起跑线上,他想闹也闹不起来了。
作者:转制中有没有情况好的,通过转制使企业走出困境?
马清:也有如庵东的慈溪农药厂,以前搞“甲胺磷”,利润高,但毒性大。后来不能生产了,没新产品,到1997年经营亏损,100多名员工,转制前发不出工资。后来在转制中与北京贸易公司合作,注册成立慈溪农药化工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资本金1000万元,由北京方面控股,农药厂300万元固定资产作为投资股份。企业运作后又用土地抵押向当地银行贷了款,生产新产品,基本走出了困境。以前我当厂长、书记的慈溪第一棉纺厂也转制了。旧慈一棉宣布破产,负担2000万元的职工分流经费,1000多名员工一次性买断工龄,固定资产、人员与三北集团合并,转制成立了慈一棉集团有限公司。国企改制关键是人的观念问题,失去手里捧着“铁饭碗”,在海里游泳没了保险带,你不游,就沉下去死掉;游了,开始会呛几口水,慢慢地学,学着学着也就学会游泳了。现在国有企业出来的人,有许多在社会上都还干得不错,有的真成了大老板,所谓“时世造英雄”嘛!如果当时不砸破铁饭碗,国企不转制,还留在国企吃大锅饭,许多人可能还是个普通工人,没有今天的“发达”。所以人的能力都是“逼”出来的,许多“能人”在国企时都是个庸人,如今这一转制,真正逼出个“能人”来了。
作者:你认为慈溪国企转制成功吗?相比于乡镇企业改制,资产重组如何?
马清:我认为慈溪国企转制基本是成功的,特别是我们工业系统。如果不转制,这些亏损企业就会拉慈溪经济发展的后腿,久而久之,成为慈溪财政的负担。现在转制了,政府减轻了负担,企业也发展了。当时全市企业转制时也有这样一句口号:抓大放小,实际上慈溪真正大的国有企业很少,作为市工业布局来说,集中力量办好重点工业,这个发展眼光是对的。但国企转制毛病也不少,特别是留下一块很大的后遗症,下岗工人,特别是有些老弱病残者没有很好处理,转化为弱势人群,变成社会负担相比于乡镇企业改制和资产重组,国企转制的难度还要大一些。因为慈溪的乡镇企业一开始就是农民自发性办起来的,没有经过计划经济这一过程,一开始就走市场,是经过市场风云考验的,强食弱肉,有自我生存的能力,只要产权明晰了,发展也就没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工业系统的国企员工,要向民营企业的农民老大哥学习,在现代工业发展中,如果没有强烈的市场意识,你的企业生存权就会遇到挑战。适者生存,这是市场经济学的原理。现在慈溪的民营企业通过改制,发展很快,在市场上很活跃,这是慈溪农民观念改变命运的结果,在慈溪只要农民富起来了,慈溪的经济也就向前发展了,这就是慈溪改革的成功之处。
作者:对慈溪农民企业家观念改变命运的创业,您怎么看?
马清:我认为总体很好。在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慈溪农民始终站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潮头上,观念开放,思想解放,敢打敢拼,具有现代市场意识,又能吃苦耐劳,具有艰苦创业,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这是慈溪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可否认,慈溪现有注册5万多家民营企业中,也存在一种“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的倾向。因此有人说:在慈溪工业布局上,只有小草,而没有参天大树。小草经济发展势头虽然迅捷,但总没有参天大树那般为社会作出的贡献。现在市委、市政府已经发现了这个倾向,用政策引导扶助能够发展成全国叫得响的科技名牌企业,我们期望在慈溪,早日出现如杭州万向集团、温州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宁波杉杉集团、雅戈尔集团这样的参天大树,使慈溪的经济发展向集约化、集团化推进,开创慈溪经济发展新局面。银行业也得走向市场
被采访者:慈溪中信实业银行行长楼松竹
采访者:本书作者
采访时间:2004年3月
作者:2002年3月28日,有关新闻媒体报道了“慈溪银行业人才大地震”的通讯,听说您是“始作俑者”?我们想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楼松竹:这实际上是国有银行要不要走向市场,实行企业化运作的一场争论。现在慈溪金融总量基本与慈溪经济同步,仅个人储蓄达17.6亿元,也就是人均储蓄为1.76万元,这在浙江省内的县市里面无疑是最高的。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企业已逐步走向市场,全国的金融业均在启动。慈溪现在四家国有银行:中国、工商、农业、建设。5家商业银行:分别为交通、浦东、中信、宁波商业和深圳发展;还有一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外加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总数已达十二家,另有九家保险公司,过去那种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银行业如何走向市场,银行如何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进行有序竞争,有竞争才能有发展。我以前是慈溪工商银行负责实际工作的副行长,但前年初我却离开了工商银行,到中信实业银行任行长。无论从行业资格、金融实力、规范管理上来说,中信实业都是小弟弟,但我为什么还是跳出了工行,这实际上是一种银行业如何走向市场竞争?表现在人才问题上的一种思考。思考的焦点集中在金融业要不要走向市场?怎样为市场服务的问题上。
作者:你是怎样离开慈溪工商银行的?
楼松竹:我是1969年到部队当兵,退役回来分配在慈溪市工商银行工作的,在工行当了17年的副行长。2001年原慈溪工行行长严爱兵调宁波工作,由我主持慈溪工行的实际工作,在慈溪经济发展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慈溪工行率先进行机构改革与人事体制改革,以求适合进入市场化运作,竞争上岗。宁波分行批准了我的方案,我把内部中层干部作了大幅度的调整,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并清退了两个不合格的员工,把业务范围作了重新调整,由此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者。这年我被评为系统优秀行长。但在2002年初,宁波分行行长突然找我谈话,要调我去宁波分行工作,并在我没有同意的前提下发了文件,另调宁波分行内一部门主任任慈溪工商银行的行长,致使我在慈溪的改革创新方案无法继续实施。我当时想了很久,觉得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如果个人才华得不到充分施展,还是另找一个适合我自已发展的舞台。正当我十分苦闷与痛苦时,中信实业拟在慈溪筹备开发,及时找到我,经过充分的交谈与相互间的认识,我觉得中信实业的体制适合我自身的发展,我就下决心跳槽,离开了我工作过17年的工行,到中信实业慈溪支行当行长。我觉得对我这样已经50出头的中年人来说,个人施展才华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既然中信实业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与个人发展的平台,我就应该珍惜这个机会与平台,做点适合于自己做的工作,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础上,为慈溪的经济发展作更大的贡献。
作者:在中信实业你个人的待遇会不会比在工行高些?跳槽与你个人待遇有没有关系?
楼松竹:主要不是待遇,我在工行待遇也不低。我跳槽到中信,工行有6位管理人员跟着我到中信。当然,中信实业采取业绩与收入挂钩的待遇计算方式,如果你个人真有才华,有能力,在这里可以得到比工行更为优厚的收入。在工行,虽然也个人收入与业绩挂钩,但由于体制不顺,人浮于事,你做不出业绩,业绩好的与差的个人收入也相差不了多少。同样的业绩,在中信可以比工行待遇好一些。但我们这些业务骨干到中信,却不是主要是奔待遇而来,而是中信的体制关系相对比较适合个人的发展。在慈溪工行,由于其旧国有体制的关系,人际关系相对复杂,而且观念陈旧,有些该开拓的业务无法开拓。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际业务的开拓,以后我国金融业的竞争会更加激烈。随着外资银行的加入,不拓展新的业务,就意味着被历史所淘汰。对搞业务的人来说,学习新知识,掌握多种业务技能比个人待遇还重要,这也就是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跳槽根本的触发点。我们是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发展,能为慈溪经济建设服务做事的平台,对中信实业来说,刚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平台。
作者:你们离开工行意味着国家干部身份的丧失,而这些却是多少人所追求的,你们跳槽后有没有失落感?
楼松竹:这个观念在慈溪,已经没有前些年那般令人犹豫。当然,从国有银行到商业银行,失落感也是会有的,但不像过去那样担心自己的后路退休后的生活保障,随着全球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完善,国有企业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原来的地位与意义,人们通常更多地考虑自己人生存在的价值,而不是生活的保障。换一句话说:只要你在商业银行干得好,业务成绩出来了,你同样可以不担心自己以后的将来,因为今天的工作收入已经足够弥补你退休以后的生活费。人的财富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考虑的是如何在你工作的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待遇。对我来说,我现在的工作能够做出成绩,我就觉得很幸福。如果你在一种繁琐的人事关系面前无效地浪费生命,就等于是一种慢性自杀的行为。我相信,我们这次所谓跳槽,只是拉开慈溪国有银行人才流动的序幕,随着慈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人会从旧的体制中走出来,包括国有银行的自身改革,尤其是年轻人,每个人都会寻找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平台。
作者:你到中信实业后,工作开展顺利吗?
楼松竹:顺利。慈溪中信实业是2002年3月,在收购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收购时才1.6亿元的规模,现在每月以4100万元的速度增长,2年来贷款已达11.5亿元,收购和向市场折借与存款比例为倒挂。贷款也以每月4500万元的速度增长,发展速度与增长速度在同类银行呈前列。除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外,其增长原因:一是因为我们坚持了为慈溪经济发展服务的工作方针。慈溪是经济发达地区,中信实业能有这么快的发速度,得益于慈溪这个本地环境。二是中信实业上级分行从财力物力的倾斜政策,对我们工作予以支持。分行注重实际,规章制度管理到位,对我们慈溪支行的业务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三是我们中信慈溪支行有一批实抓实干的骨干队伍,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工作。现在中信的机构比较精锐,五个内设机构,两个分理处。规章制度落实,因此工作效率较高。
作者:我们刚才熟悉材料,看到两年前你接手时矛盾也很多,您是这样在二年内理顺关系,开展工作的?
楼松竹:是的。我接手时城市信用社矛盾很多,主要也是体制关系造成的。我被中信实业任命行长后,首先抓机构改革,进行内部整顿,甩掉了三个包袱。一、清退减员,干银行与部队一样,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我把原来的57个员工精减到35人,包括我从其他银行调入的骨干;共清退原有职工28名。二、我上任采取市场经济的手段,通过经济法律官司,把原来为3000万元的债务,清算掉2000多万元,其中890万元债权落实到企业。三、原有1600万元的房地产为集体,国有划拔,存在证书不全、费用不清诸问题,我把出让金划出,减少了非生息资金,盘活了资产。经过两年的努力,现在情况基本好转。去年,慈溪中信实业被评为市级先进集体,文明单位,获宁波市行业创业奖。我个人也获行业优秀党员,被评为总行先进工作者。
作者:相比您原先的工作单位,您认为中信实业那些地方适合您自身工作的开展?
楼松竹:主要有四个方面:1、相对来说机制较活,有个人发挥才能的自由空间。2、端掉了大锅饭,考核目标清晰,分配机制和用人机制到位。3、市场动向明确,信息渠道畅通,易于发展业务。4、经营工作开展顺利,没有过去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慈溪大环境好,市委、市府领导思想解放,工作开拓,推动了慈溪经济高度发展。另外,慈溪的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境内资金盘活,业务进出量大,对我们金融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银行业从国有体制向商业体制过渡已经势所必然。在这样的大环境与大趋势下,国有银行的改革也必然会有所动作。我们中信实业只要坚持为慈溪经济建设服务的办行方向,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大桥经济”时代的召唤
被采访者:慈溪杭州湾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励立军
采访者:本书作者
采访时间:2004年3月
作者:杭州湾新区是什么时候设立的,设立的背景怎样?
励立军:慈溪经济开发区杭州湾新区,2001年11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区域规划面积143平方公里,其中工业区块90平方公里。2003年3月,宁波市政府对杭州湾新区增挂了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北区的牌子。
开发建设杭州湾新区设立主要基于以下背景:一是主动应对大桥经济,接轨大上海的需要。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设,使慈溪进入上海2小时经济圈,区位优势明显提升,杭州湾新区将成为宁波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前沿阵地,有利于将我市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二是主动对外开放,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需要。慈溪市场机制灵活,内生型经济发达,加快建设杭州湾新区,可全方位大量吸引外资,有利于我市的内生型经济迅速向外向型优势转化。三是主动提升产业优势,加快建设区域性特色制造业基地的需要。我市块状经济明显,产业配套齐全,通过产业整合,提升和规模化集约化,建设若干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制造中心,增强特色产业的整体优势和市场竞争力,构建区域性的特色制造业基地,有利于将我市的产业配套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四是主动利用滩涂资源,进一步集中利用围垦土地的需要。杭州湾新区面临杭州湾开敞式海域,属于杭州湾冲积平原,其中大部分为围合的海涂。整个新区建于围垦而成的海涂地上,且北面仍处于围垦阶段,近十年内还可围垦5万亩以上。此外,区内有一定的水资源可供利用,适合作为工业开发用地。开发建设杭州湾新区,有利于我市的滩涂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作者:请励主任谈谈关于杭州湾新区的开发时序与规划情况?
励立军;开发时序为:近期到2005年,全面完成40平方公里工业区块开发建设;中期到2010年,全面完成60平方公里开发建设;远期到2020年,全面完成143平方公里新区建设。未来五年,杭州湾新区实际利用外资争取每年递增50%,到2008年达到8亿美元,区内工业年产值达到350—400亿元。
开发原则:一是高标准整体规划,分区分步推进开发建设;二是高强度投入,加快基础设施配置;三是内外兼顾,以外为重,既注重本区域内资产业的集聚和提升,更把引进高质量外资作为重点;四是工业先行、三产配套,近五年重点抓好制造加工业的集聚和扩张,并以此带动旅游休闲及科教产业的适度发展。
作者:现在已经做了那些工作,进度如何?
励立军:短短两年来,杭州湾新区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慈溪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开发建设起点较高、速度较快,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特点——
一是规划起点比较高。杭州湾新区成立之初,我们根据慈溪现有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趋势,明确了新区的定位:即用10年左右时间,把新区建成国内一流的以工业为主体的现化产业新区,使之成为慈溪乃至环杭州湾地区现代化工业、旅游休闲及科教研发的集聚地;成为宁波市对外开放的北部重点区域;成为吸引外资的主阵地、对外展示的新窗口、新型体制的试验田、吸引人才的新高地。新区总体规划布局是:“三大分区、五大基地。”三大分区是:1、杭州湾跨海大桥以西是生态观光旅游度假分区(含都市农业园);2、大桥以东是工业生产分区(含物流园区);3、杭甬高速公路连接线以东是服务产业分区(含职教科技区)。五大基地是:制造加工业基地、物流业基地、现代旅游业基地、科教孵化基地和都市农业基地。根据上述定位和布局,目前,《杭州湾新区发展战略规划》、《新区90平方公里工业分区规划》和《新区家电园区、五金园区、出口加工园区控制性详规》等一批高质量规划方案已编制完成,并进入分步实施阶段。
二是建设速度比较快。近两年来,杭州湾新区通过社会融资等手段,实行高强度投入,已累计资金投入25亿元,其中2002年度完成基础设施投入5.5亿元,去年完成19.5亿元,为新区大规模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铺开打下了扎实基础。目前,新区12.7平方公里首期工业区块已基本建成,建成区达到了“七通一平”标准,即道路、供电、供水、供热、排污、排水、电讯等管网的开通和土地平整。累计新建道路77公里,桥梁28座,整治河道15条,铺设电缆渠26.9公里,通讯管网23.18公里,供水管道81.71公里(其中生活用水管道41.51公里、工业用水管道40.2公里),排污管道153.12公里,完成建成区绿化面积115万平方米,亮化道路9条。新区3.5万伏和11万伏变电站已建成投入运行。热电厂已进入试运行阶段。污水处理厂在去年7月份投入运行以来,已实现达标排入。新区内“五横七纵”沥青路网已基本形成。九塘至十塘20平方公里区块基础设施建设已拉开框架。
三是招商势头比较强。近两年,我们按照“边建设、边招商”思路,认真结合我市产业特点,积极营建各种有效的招商载体,吸引客商到新区投资兴业。2003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9家,总投资2.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9.23%;合同利用外资1.39亿美元,同比增长241%,实际利用外资6263万美元,同比增长204.17%,两年累计到位外资已达9330万美元。目前,新区已立项的企业项目43只,其中外资项目23只,总投资2.83亿美元,注册资本1.57亿美元;内资项目20只,总投资19.19亿元,固定资产11.27亿元。截止2003年底,新区已投产的企业达15家,其中外资企业8家,内资企业7家,投产企业实现工业产值达7亿元,实现销售6.8亿元。
四是管理体制比较活。2003年3月,管委会在增挂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牌子之后,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决策下,管委会积极会同市有关部门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多渠道的体制政策调研,在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对新区的体制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调整和优化,初步建立了三大体制框架:一是理顺了市级各职能部门同开发区管委会的关系,实现了进一步放权授权;二是市编委明确了开发区管委会的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三是决定对新区60平方公里内原隶属庵东、崇寿、新浦三镇的10个村,划归开发区管委会托管,并明确由开发区管委会社会事务局具体分管。上述三方面的体制调整和优化,是将杭州湾新区的潜在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优势、比较优势的“基础工程”。我们相信,这一体制框架的建立,并通过进一步的提高和完善,必将带动杭州湾新区快速、高效、持续发展。
作者:今后几年中的发展重点及开发前景如何?
励立军:今后,我们将主要抓好五方面重点。一是继续高强度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投入资金15亿元,基本完成40平方公里区块的基础框架建设。二是进一步营建招商载体,全方位招商引资,力争完成实际利用外资1亿美元。三是高效推进产业集聚,加快已批生产性项目的进场建设,力争到今年底有40家企业开工投产。四是完善管理体制,激活内部运作机制,不断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努力营造新区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五是做好保税物流园区的申报工作,已成立了筹备小组,并由专人负责,近期将上报省政府审批。
总而言之,新区的开发建设,为优化我市工业产业结构,承接大上海经济辐射,促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提升我市的资源要素禀赋结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载体和务实的平台。我们坚信,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新区软件和硬件要素的叠加与慈溪工业经济强劲的资源配置能力对接,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合作圈对接,与全球性产业梯度转移的进程对接,一定能大大激发海内外客商的投资热情。展望未来,杭州湾新区必将成为产业发展的高地,商务成本的盆地,投资回报的福地;必将成为“浙江制造”的特色品牌;必将成为长三角经济圈中亮丽的景观。在不久的将来在大桥建成以后,这里交通方便,商业发达,风景优美,是100万慈溪人民一块新的美丽家园,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商贾云集、慈溪与世界各国商务发展交流的一块胜地。真正可说是鹏程万里、前途无量。
知识出处
《时代见证 慈溪农民报告》
出版者:作家出版社
本书选择了18位农民企业家,作为慈溪100万农民追求者中的代表,从而来展示整个中国沿海地区25年中农民生存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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