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别人做生意，我玩历史；别人挣中国人的钱，我赚“老外”的钱。外界对我是是非非的闲话不少，我信奉“沉默是金”。在这个社会里，没闲话
  的不一定是好人；有闲话的也不一定是坏人。我又没有做亏心事，因此，半夜敲门也是心不惊，管自做自己的“生意”。
  ——主人公赵永淦
  一、沉默是金，世间事看穿却不必说穿
  赵永淦三字，其中的“淦”字，有许多人不认识。老读别字，有时候连大学的教授都叫他赵永金。赵永淦听了，也不作纠正，对他笑笑，“哎”地一声，算是礼貌地把自己当成“赵永金”了。他说：“我虽是应了，但心里却在笑，你一个教授，连个‘淦’字都不认识，还与我做生意？这笔生意做‘败’了，赵永金可是另外一个人，赔钱管我屁事！”
  赵永淦无疑是绝顶聪明的人。许多事他太明白了，太明白就变成糊涂的人。有些事他是故意装作糊涂；可有些事他是一点也不糊涂，只是知道而不说穿罢了。曾经有这样一个传说：一只宋代的青花瓷，在拍卖会上被一个行家误认为是唐代的，证问卖家赵永淦，赵永淦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开着，只瞄了一眼，他就认住确定是宋代的，但他不做声。故意装着糊涂，由专家去评定，在心里他已经算好了，这笔买卖会成了。但成交后，他却把多余的钱交还给“下家”，他说：“朋友，为了下笔生意，我算请客。”这事儿做得漂亮，不失专家的面子，又做成了下笔的生意。有人问他，“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赵永淦说：“我收了几十年的古玩，这些玩意儿我是闭着眼睛也晓得年代。”不知道事儿是真是假？作者求证赵永淦，赵永淦又出现闭着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的腔调，反问：“有这样的事吗？我怎么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故宫博物馆出了一本“中国古玩家具大全”是精装本的，内因有彩色图片卖价很贵，出版者怕没人识货订不出去，只印了200，0册，结果不到两个月就全订光了。一查，大都是浙江人订的，而浙江人中，大都又是慈溪人买的，慈溪人中呢？都集中在天元和潭南、新界三个乡了。这三个乡的人为什么都买这本书，是因为赵永淦买了，大家都跟着买。据说赵永淦曾对人说：“故宫博物馆的这些专家、教授真是太为人民服务了，印这样的书，不是在为我们印钞票吗？”但听说赵永淦买到这套书后，指出这套书起码少了500个页码，因为有许多赵永淦知道的和见识过的“宝贝”，在这套书上还没有。赵永淦于是对人说过，印这套书的专家、教授也是半吊子的“饭桶”。如果由他主编，书的内容还可以精彩充实一些。因为中国有许多宝贝都流落在民间，而这些流落在民间的宝贝，专家与教授都是不知道的。但他赵永淦也不能说全知，却也见识过大半……
  此事是真是假，也是传说，作者没有考证。
  这样说起来，赵永淦简直是中国古玩家具的鉴别大师了。是也有人这样称他，还有叫他中国古玩家具大王的。对此，赵永淦仍是一副闭着一只眼睛、又睁开一只眼睛的老腔调，不承认也不否认。如果要他对自己定位，他说他是浙江永淦古旧家具工艺品公司的总经理，也可以说是古玩家具商人。
  一个人如果太聪明了，就会把自己包藏起来；可谓是古语中说的“神龙见尾不见首”。赵永淦说：“谁都认为你聪明，人这就会提防你，还有谁与你做生意？况且我实际不聪明，许多事是见多了，亏吃大了，才变得稍微聪明一些。做古玩家具一行，是在研究历史，你确实是要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做，否则一票失眼，往往就倾家荡产，连翻本都困难。因此搞我们这行的，有时连晚上睡觉都要睁着眼睛。”
  赵永淦这讲的是实话吗？也仅仅是作参考。但从作者与他的几次交往中，深切的感受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个古语，用在赵永淦身上实在是比较合适的。赵永淦，中等身材，四方脸，满脸饱经风霜，一双眼睛多数时候眯缝着，眯缝时没有光泽，但一旦开启，立即精光四射，精明、睿智、犀利。他鼻挺、嘴唇薄，常年穿一身灰白色的旧西服，不拘形骸。自开一部宝马轿车，坐在车上像老板，走在路上似农民。有人说，赵永淦平时不打扮，不注重穿戴。如果出门打扮穿戴起来，是个像电影明星般的俊男子。作者想也许是吧！因为赵永淦的脸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但他脸型粗放豪爽，精明狡黠，绝对不是现今影片中那些“奶油小生”，适合于演情感复杂的反角或配角。
  在作者采访的所有慈溪农民18位企业“老总”中，赵永淦无疑是最有特色的一个。他说话粗放，但真实；行为诡诈，但浪漫；办事爽快，却精明；一个男人如果集这种正反两方面的性格于一身，真正可谓是“人精”了，但赵永淦却是个道地的农民出身，初中文化程度，他所有的知识和财富是如他自己说的：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班房坐过，世面见过，苦头吃过，飞机乘过，老板当过，生意做过……还有就是，这话可有点不大上台面，指的是女人方面的事……
  这就是赵永淦了。他说要写他的书，可以，但要真实。赵永淦说：他不喜欢听假话，文人写书如果也像他做“生意”一样地说“套话”、“假话”，那末这本书出了也没有价值。
  赵永淦还真懂文学。他说文学可贵的是真、善、美，没有真，哪儿还有善与美？
  作者与赵永淦约会。赵永淦开始并不愿见，因为他觉得写书这玩意儿并不是做生意，人世间最好的书其实只能装在肚皮里，如果一个人的想法都被另一个人写透了，那么这个人活着就只能被别人传来传去的“研究”，变成了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了。书是只能被别人看的，而事却是为自己做的，他赵永淦从来就不做“空头”的事，把自己的做的事变成书又有什么意义？但作者也喜欢“古玩”，说要与他聊“古玩”，这才对赵永淦的“意思”。赵永淦就答应见面了。
  眼前的赵永淦坐在他独特的、四壁都是橱具的办公室内，手捧一只据说是明代的青花瓷盆，正以其特有的专注的热情眼光透过数百年尘封的历史烟云，评估着其现行的“价值”。
  这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面对那一堆堆极不起眼的玩意儿，有人会毫不犹豫地视为破烂，而另一些人则懂其价值，视如珍宝。
  这个被今人称为“古玩大王”的赵永淦，更多的时候却和慈溪天元镇上任何一个普通农民没什么差别。他的衣着平常，脸上一副沉静木然的表情，更重要的是，赵永淦平常一般不多说话，是个属于寡言的人。与赵永淦谈了约莫有一个小时，都说古玩圈内的事。之间有慈溪对内商贸局局长宋向阳领着省里的客人来参观。他们要参观赵永淦公司所属的古玩家具厂。现在赵永淦驻地在慈溪天元镇的浙江永淦古玩有限公司，事业的架子搭得很大。一个总公司：下属有9个加工的分公司。含仓库、工场、营业部，占地约莫40亩，有工人300余人，专营古玩，古家俱的修复加工；其加工和仿制产品出口外销，在世界各地的网络涉及有60多个国家与地区。
  赵永淦说：“别人做生意，我玩历史；别人挣中国人的钱，我赚外国人的钱。外界对我是是非非的闲话不少，我信奉沉默是金。在这社会里，没闲话的不一定是好人，有闲话的也不一定是坏人。我又没有做亏心事，因此半夜敲门也是心不惊，管自做自己的‘生意’。”
  现在，赵永淦按正常的途径，每年仿制产品外销约有几百只集装箱，成交额折合人民币五、六千万元。如果加上内地的生意，整个公司销售额每年都上亿。
  赵永淦没有陪他的“客人”去参观，他把任务交给了他的秘书（兼公司办公室的主任），自己却继续与作者聊天。
  在赵永淦的办公室里（这办公室约莫有160平方米大），摆满了各种各样中国历代历朝的古董，其中最主要的是家俱。但这些却不是仿制的，是赵永淦跑遍千山万水、长城内外在全国各地化巨款收集来的，有的都是国内外已是稀罕的珍品，赵永淦把这些珍品放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除了让客人参观，展示他公司的“实力”外，其中主要一点是供他自己欣赏，做他出口外销公司仿制的“样品”。因此每逢他有工作余暇时，就会手捧一只紫砂壶，用上好的龙井泡上热茶，眯缝着他那双睿智独特的眼睛（行内称作独具的慧眼）踱着八字步，仔仔细细地欣赏这些“宝贝”。在赵永淦的日常生活中，饭可以不吃，老婆可以不要，但这些宝贝却不可以一日不看；如果有一日不见，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生活中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似的。因此有人说：“这些古玩是赵永淦的‘结发’夫妻。”
  赵永淦告诉作者，按中国文物法规定，凡有历史年头的文物，埋在地下的属于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遗产，但在地上流传的的便是“收藏”。收藏的物件只要有文物部门鉴定，除特殊贵重的不能流传到国外去，其他都可以相互间转让。从这个角度说，赵永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人，他是中国现代的收藏大家。他之所以做“生意”，是因为他收藏中的相互转让。他的公司与别人不同的是，别人转让是为了收藏，而赵永淦却在转让中仿制其中有价值的古玩，把它转化为商品产生市场行为，从而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获得他公司转让及仿制的利润。
  赵永淦把他这种“生意”提高到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高度。他说：“我玩历史，是要让更多的中国人和老外知道中国的历史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古玩与旧家具，就是中国活的历史，也就是感性的历史，具象的历史，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种书面的补充。是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最实际的做法。”
  在赵永淦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两幅巨大的彩色照片，一幅是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和他的合影，一幅是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到他企业视察时与他的谈话。赵永淦说，政府很支持他的做法，中央有许多部级以上领导和浙江省的负责人都到他企业来视察过。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鼓励赵永淦弘扬祖国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二是这些领导自己也都很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到这里参观是要开开眼界。赵永淦补充说：有些领导对传统古玩很懂行，他们能内行地指出有些古玩的制作人与年代。这就非常了不起！政府领导能熟识中国的历史，对国家的管理与发展都是一桩幸事；因为以史为鉴，可以识政体、明国是……
  与赵永淦交谈，他经常会猛不冷丁地出现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警语，这使作者这样的文化人对他刮目相看。
  对文物古玩方面的专家，赵永淦交有许多朋友。他们也经常到赵永淦这里来参观。如我国著名古家俱收藏专家王世襄夫妇，就到慈溪天元这个小镇来过好几次。赵永淦称他为“大师”，他也称赵永淦为“大师”。赵永淦说：“他这个大师是行内公认的，是专家。而我这个‘大师’却是民间的，是个农民。就像画家这行，他搞国画与油画，很专业、很有学识；而我却是捏泥人，擅剪纸这些小工艺品，虽然也与美术沾边，却是民俗的，属民间工艺品……”可赵永淦没有否认他也是大师。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雅文化，一种是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一对孪生姐妹，相互不能厚此薄彼。专家做学问，搞研究是雅，我搞收藏仿制做生意是俗，没有俗哪有雅？传统文化只有雅俗共存，才能真正发掘与光大民族精神，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延续、承继、发扬、光大起来。”因此，赵永淦也认为自己是“大师”，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大师。
  在赵永淦的办公桌案头，却有一本介绍中国文物法的书。赵永淦对作者说，干他这一行的，需要读点法律。行有行规，业有业律，如果不懂法就会盲目蛮干，为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弄不好把自己的“身子”搭进去。但只要懂法，就可以把这门独特的“生意”做好。所谓合法即合理，合理却不一定合法。合法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的经商前提。
  赵永淦说，他做古玩生意，已经在世界上商业信誉很高，无意中也扩大了慈溪地方的知名度。在他的行内，一提起中国，就有人会说起慈溪，这就为慈溪经济走向世界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赵永淦举了个例子说，现在外国人来函到他公司提货，在货单快件上只写中国天元浙江永淦古玩有限公司，他就可以收到。天元在什么地方？在国内许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但在国外赵永淦这个行内，却是路人皆知，如这样一种地名不清楚，也没邮编的货单快件，几乎每周都有，邮电局却从来没有耽搁过，因为他们只要把邮件往慈溪投，公司就可以马上收到。因为慈溪就只有一个赵永淦。
  赵永淦现在做国际商务，到他这里来的外国人很多。因此他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分成两块。一块是独自一人专心致志地研究他认为可疑的“文物古玩”的价值，这通常赵永淦是独自关着门的，他要查阅许多资料，还得仔细一遍又一遍地测着“东西”的成色，为了这些宝贝，他经常是夜不能眠地独自研究。赵永淦说：搞古玩这一行，就怕看走眼。一看走眼什么都完！你看低了，别人吃亏，既使生意成交了，也丧失了公司的信誉，而做我们这行信誉是第一位的。没有信誉你什么都做不成。如果看高了，就要自己吃亏。尤其是进货，一锤子买卖，弄进个假货怎么出货，公司就要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赵永淦每天上班的一半时间基本就放在看货上。赵永淦在这时间内需要“独具慧眼”，没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与实际操作经验是不行的。而赵永淦却只有小学的文化水平，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他在生意场上自己摸索出来的，是真正的自学成才。
  上班的另一半时间，是赵永淦陪着一拨又一拨的客户去工场看产品和定货。而这些客户中，绝大多数是老外，都是些金发碧眼的欧美客商。公司创办开始时，赵永淦与海外的中国人做，盈利少还同胞相争，许多话也说不清楚。现在赵永淦与外国人直接做。做着做着，赵永淦就与这些老外变成了朋友。可生意场上，赵永淦认为越是朋友合作，就越要小心翼翼，越是要有头脑。但赵永淦却不懂外语。看过几次赵永淦做生意过程的朋友告诉作者：赵永淦把那些慕名而来的外商领进仓库，自己一般不说话，先让外商用眼睛看。不要小看那些旧柜子、破门窗、破摇车、破罐桶之类一大堆叫不出名字，却有着典型民间风格的旧木器，外商看着看着就突然会碧眼放光。一声一声OK后，老外指点样品，赵永淦在旁报价，然后又是一片OK声，生意便算成交。生意过程如此简单明了，崇尚沉默是金的赵永淦除了报价，几乎不用说多余的话。
  沉默的赵永淦，天生有着生意人的精明。他与“老外”做生意，看似老实木讷，心中却冰雪聪明，最善察言观色。同一件物品，他会视“老外”的表情定价。对物品感兴趣的“老外”，赵永淦报出的价格使他对此兴趣更浓；相反，漫不经心的来参观而不是做生意的“老外”，赵永淦的报价十有八九使他兴趣索然。这像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掌握了炉火纯青的技巧的赵永淦，在寥寥数语之中，不会放跑一个真正的客户。
  成交了一个货柜，赵永淦会喜形于色，一位以色列姑娘由此称他是“天真”的人。赵永淦故作天真的一脸诚意，使他赢得了很多外商的信任。
  赵永淦文化程度低，又不懂外语，但他做了多年的外贸生意从没有失手过一单业务。赵永淦说，我做生意早，也曾被人骗过，有过许多教训，现在做FOB，一般不会吃亏，FOB通常是付了定金再发货，货到码头就付款，如果货到未见付款，那么宁肯把货拉回来也不交提单。
  赵永淦在多年经商生涯中，总结出了一些东西。比如“宁可送钱给人而不借钱与人”。赵永淦说：“送钱给人，人家感激你一辈子，借钱与人如果他还不了，朋友就会变成仇人。”以同行的眼光看，赵永淦是以其精明踏实的作风从事这种独特的企业，他的成功在于他站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高度，“玩历史”而不是做纯粹意义上的产品。曾有人说：“就几根旧木头，让赵永淦七摆弄、八摆弄，就化腐朽为神奇了……”赵永淦这种“神奇”是建立在他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这面旗帜下的，他销售的产品是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在世界民族文化大融洽、大组合、大变动的大环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东方古代文明的一种象征，在全世界发扬光大的热潮中，赵永淦“时势造英雄”地把握住了这个商机，当然可以驰骋商场而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赵永淦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商人，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推广者，在这个领域中，学者、专家向世界推广的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研究成果，而赵永淦推销的则是这种精神曾经赖于存在的形式和其表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活的历史。
  赵永淦也有他的原则。那次德国客商携了翻译来，客商没表态，翻译却已指手划脚地擅自下订单，结果赵永淦闭住了一只眼睛，以通常的沉默报价，表面一切OK了。但赵永淦没有忽视客商麻木的表情，他还是请翻译征求客商的意见，想不到客商说NO，翻译讨了没趣，赵永淦的一笔生意也落空了，但他心里踏实。多年经商，他已经习惯将东西售给真正喜欢它的客户。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客户，“不识货”的老外，赵永淦不卖！
  三、不让赚钱，我就是打不死的“吴清华”还要逃！
  赵永淦出生于慈溪天元廿四房村（原属潭南乡）。据他自己说，他的太爷爷是教书的“先生”，原籍在余姚方桥，在那里赵姓也是属于大户人家。祖先是南宋初随“小康王”赵构从北方“逃难”移居到余姚方桥的。方桥赵氏是不是王族？赵永淦不清楚。如此说起来，在天元廿四房村的赵姓祖先是移民。
  赵永淦的太爷爷为什么迁居天元廿四房村？赵永淦说是由于太平天国打到浙东，浙东当地人称为“长毛造反”。他太爷爷是秀才的出身，教的是“私塾”，在族里应该是有点财产的，怕太平军没收族产。所以族人一商量，就在太平军到来前携老扶小，作“望风披靡”状“转移”到在当时还算是人口稀缺的廿四房村。赵姓祖先在廿四房村置了几备薄田，又造了房子，就世代定居下来了。赵永淦的太爷爷也就弃教务农，在廿四房村当起纯粹的农民来了。赵永淦说：估计当时太爷爷在廿四房村有熟人，否则就不会把家长期安在这里当农民。
  接下来，赵永淦的爷爷是农民，赵永淦的父亲也是农民，到全国解放土改时，赵家已经赤贫如洗。因此赵永淦小学毕业，也只能子承父业当农民。
  赵永淦小学毕业时12岁，大概是1964年，种地年龄还太小，赵永淦就穿着破棉袄，象流浪儿一样地外出谋生，赵永淦说是“自谋职业”。那时农村已经开始搞“四清，”赵永淦外出“自谋职业”，先是跟人做“小生意，”卖小糖和挑着蔬菜过街穿巷叫卖白菜茄子。当时“工作队”不允许，认为是“投机倒把”。村人们都不敢了，回村里又种地。但赵永淦却敢，挑担卖白菜茄子有“目标”，容易被人发觉。抓住就要罚款！小小的赵永淦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他改行卖油。把村里自榨的菜籽油收起来，装进一只塑料桶背在肩上，不在本地叫卖，却到几十公里外的宁波市和附近的市镇里去换成粮票。如果没油卖，他就卖花生，用花生换粮票，再把用油与花生换来的粮票或油票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到缺粮和缺油的地方换成钱，用钱回廿四房村再收购油与花生。这样来回折腾，小小年纪的赵永淦每个月就能折腾出四、五十元钱来。在农村，这比二个正劳动力一年“分红”还多，因此，赵永淦很自豪。他在十几年后，对人谈及这些往事时说：“我12岁卖油，天生是一块经商的料。”当时在廿四房村，赵永淦这个12岁的卖油郎，已成为村人眼中的“英雄”与“游动银行，”村人们都很看得起他，称他为赵家的“卖油小孩”。可以说赵永淦的经商天斌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经商热情在他12岁时就显示才华与激情出来。
  赵永淦12岁开始卖油，赚到了钱就少出门了，他在村里还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与人摔跤。他摔跤与人赌输赢，输了他付钱，赢了就别人付钱给他，他个子小，但灵活，仿佛也是与生俱来的“本领”，他摔跤几乎很少输！渐渐的同村的孩子中，赵永淦就变成“摔跤王”。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村里连许多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了。为此赵永淦也很自豪，说：“我那时特别喜欢与人摔跤，如着魔似的，看着一个一个的对手倒在我的身下，我感到一种由衷的成就感。”
  但赵永淦仍做他的“生意”，并逐步扩大“营业”，慢慢的把他的所谓的“生意”，做到嘉兴、金华去。没几年，赵永淦就跑遍了浙江大部分地方，甚至还扒火车去海南，把那里的全国粮票弄过来，到缺粮票的城市里去出售。为了扩大“营业”，赵永淦还到云南、贵州贩来药材天麻卖到宁波，一次性就赚了上千元。所以赵永淦说：“我从小就是‘投机倒把’分子，是名副其实的‘野小孩’，谁也管不住我！我是农民，但是我不喜欢种地，我喜欢脚底板朝天到处跑，喜欢做生意。”为此，赵永淦的父亲没少骂他，甚至打他；但后来看看他能挣到钱，在农村种地也没有什么花头，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由他去折腾。
  随着赵永淦年龄的增长，他把这种所谓的“生意”越做越大，也越来越胆大。“人怕出名，猪怕壮，”赵永淦这种“生意”做出了名堂，他的“噩运”也跟着来临了。由于当时中央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为打击农村“投机倒把”活动，各级政府都成立了“打办”（即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为此，公安和社会治安机构都没少把赵永淦“打”进去，不但没收了他身上的钱，还送到地方监管教育。开始赵永淦还不满16岁，是小孩，对他的管束也相对松懈一些，后来看他“基本是一个小伙子”了，又是“屡教不改”，就对他加强了“监管”力度，管理一严，赵永淦就出不得门去了！“出不得门就意味着他做不成生意。”赵永淦火了，“你这里不准我做生意，我就逃到外面去做！”为此，他小小年纪，竟然两次偷渡香港，但都是被遣送回来。赵永淦当时绝望得几乎要“跳楼”，他说：“不让赚钱，我就是打不死的‘吴清华’还要逃……”
  赵永淦偷渡香港，一次在他16岁那年，1968年底。他听人说香港是“自由世界”，可以自由地做生意，允许他赚钱。只要有钱赚，赵永淦就有激情。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点子“偷渡”，准备去香港发展！那次赵永淦“偷渡”基本成功。他先乘火车到深圳，当然是“扒车”。他身上只带了十几元钱，哪有钱买车票？在深圳“游手好闲”了几天，事先“侦察”好地形，然后在一个月黑风紧的晚上，赵永淦瞅准时机从“铁丝网”里钻了出去。赵永淦说：“以后我长大了，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如果边警发现开枪，我连命都保不住。可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幸喜‘偷渡’还真成功了，我到了香港，因为没有亲友可以投靠，在香港转了20天，靠乞讨为生，结果工作没找到，生意也无从做起，倒被警察捉住了，看我还是未成年人，倒也没有为难我，在一个山顶关了18天后，被遣送回来。又在国内深圳、广州的看守所关了四个多月。我觉得还不错，至少能吃饱饭。但这种地方你又不能赖着不走，看着把我教育得差不多了，他们就把我送到浙江金华的看守所来了，又关了大约有一个月，结果只能把我放了……”
  赵永淦第二次“偷渡”，时间是在1969年底。这次他轻车熟路地，“扒”上一辆货车又到了深圳。这回赵永淦接受了上次“钻铁丝网”的教训，他“自作聪明”地钻进一辆内地发往香港的运货车的蛋糕盒纸箱内。又在纸箱上挖了两个出气洞，心想只要火车把货送到香港，他就可以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了。
  谁知这次他却失败了，火车过境时海关检查“货品”，从蛋糕纸箱里“揪”出了赵永淦这个大活人来。一问是浙江慈溪的“流民”，关了他几天，教育了他几次，给他学习有关文件后，就直接由人押送他回到慈溪公安局。公安局把他“收容”下来，在慈溪看守所关了九个月，问他还“偷渡不偷渡？”赵永淦还是一句老话：“不让我赚钱，我就是打不死的‘吴清华’还要逃！”公安局的人问他：“赚钱为什么非去香港？”赵永淦回答说：“因为这里不让我做生意，在农村种地吃不饱饭！”最后公安局也没有办法，叫当时潭南公社的“特派员”，把他领回去办学习班加强“教育”。
  赵永淦说：“领到公社，我就受罪了。公安局有政策，不打人；看守所的条件也比我家里好，至少一天还管三餐饭。可到了公社，没有专门关人的房间，他们把猪舍改装成办学习班的临时屋棚，夏天臭！蚊子、苍蝇又多，条件差，没有蚊帐，晚上全身被蚊子叮咬，痒得睡不着觉。说是办学习班，又没有人来“教育”我们，每天就是监督劳动，连饭都吃不饱，我就这样又被关了三个月，学习班领导每天要我写检查，我不写，就要继续关下去！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当时公社搞迎国庆社会大治安，整顿社会环境又抓了一批赌徒和小偷，人多了猪舍就关不下，公社又没有其他房子，就只好把我放了……”作者问：“听说看守所里犯人相互打架，你当时才16—17岁，他们会不会欺负你？”
  赵永淦说：“咋不会？看守所的临时牢房一般一个屋关八—十个人，都打地铺。每间屋都有‘老大’，‘老大’是这间屋的‘牢头’。这种‘牢头’我每到一个地方几乎都有！我在深圳那次进去，‘牢头’叫我睡尿桶旁，还叫我给他敲背，抢我的饭吃。我说，‘你要抢我饭吃可以，但你敢不敢与我摔跤？’‘牢头’说，‘咋不敢！你小子屁股眼发痒了，老子来教训教训你！’话没说完就一拳打过来，我躲闪了过去，腿一横，把他勾倒在地。他不服，连摔三跤，我都赢了。从此他就不敢怠慢，‘牢头’这把交椅只得让我坐了！所以我知道这规矩，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我就故伎重演。因为我擅长摔跤，我就在牢里与他们打架，几次打下来，‘牢头’就不敢欺负我了。所以每到新的地方，刚进看守所的时候我是最小，可到后来我就变成了‘老大’。那些‘牢头’外相很怕，但是实际却不经打。一个人只要你什么都不怕，能豁出命来干，不是你怕人家，而是人家怕你。因为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我不是对你们说过，我十三、四岁在生产队里，已经是附近有名的摔跤好手，凡是打架的事，我不怕！”
  在以后约二十年的时间内，赵永淦在所谓“做生意”过程中，竟有大半时间是打办、工商、公安等部门整治、抓捕的“目标”。有许多次，赵永淦像一个无处栖身的小鸟被抓入网中，或没收财物，或关上几天，成为这些部门的“常客”。有时候赵永淦偷偷用刀割了绳子逃走，但逃走没多久却又被抓进去了。以至有一年，赵永淦终年在外，不敢回家。因为回家马上就得进“学习班”。就这样，屡抓屡逃，屡逃屡抓。在“文革”前后的十多年中，赵永淦成了当地出了名的“烂骨头”，一直搞“投机倒把”的“不法分子”。
  就是在这抓与逃的十几年里，赵永淦仍是执着于他的经商梦。他说：“不知怎么搞的？我对经商有着种特殊天生的爱好。每当钱赚了放进口袋，我就有一种成就感。没有钱赚我就浑身不舒服，精神萎缩不振。那时我还染有一种坏习惯，有钱了就赌。赌输了就再去赚钱。我这个人精力特别旺盛，好像不做生意不赌就感到很空虚。我也知道我与那些‘赌精’不是对手，几乎是逢赌必输，实际是‘送’钱给他们。每年冬天我赚足一定的钱回家过年，就会找人赌博，把钱大把地输出去，钱输光年也过完了，真到‘四只口袋贴住袋布’，兜里掏不出一元钱来时，我才又借钱出去做生意了。如此循环，乐此不疲。一旦口袋还有钱，我是不会主动出去的，要等输光才走。只有当我身上没有一点钱的时候，我做生意的激情与灵感就全部调动起来了，脑子也特别好使。因此，我当时的钱是来的快、去的也快，但是我却觉得很开心……”
  赵永淦收购古扇、玉坠、金银器或农村旧式的古玩，开始也是出于赚钱的需要。一次偶然的机会，赵永淦获悉上海一家文物商店出于国际业务的需要，在“高价”收购一种民间的“千工床”。赵永淦想，这种东西在江南的农村不是很多吗？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作为“回收”来破坏摧毁的。想不到这些破旧的东西还可换钱。于是他专门去了上海，到那家文物商店确认就是这种东西后，立即赶回家乡慈溪。
  赵永淦估计得没错，这种“千工床”在当时的江南农村几乎很常见，是解放前农村地主人家娶媳妇、嫁女儿的必需品。一般凡是有钱人家都要置办的，其用料考究、做工精细，往往做一张床要请上好的木匠做足1000工；床面设计别致，用钢丝锯镂空雕花、以车木吉祥物做成花板床帘，考究一点的在床面与床头板上，还镶嵌蚌壳和牛骨制成的图案。以工定名，民间称之为千工床或百工床。浙东明末，清初商业繁荣、百工兴起，正是这种床与其他镶嵌、工艺品、牛骨雕的发源地。虽然在“文革”中作为“四旧”被毁掉一批，但在乡下老百姓的家中，还保留许多残缺和完全的“旧品”。而且因为占房面积大、拆、搭繁琐，大多废弃不用。就是用也只有年长的人才喜欢，年轻人都已不屑。想不到外国人还对这种“废床”感兴趣。
  赵永淦认准这是“发财”的一笔“大生意”，火速赶到家乡，他就进行收购。收购也很容易，价格不高，但运输却困难。为此，赵永淦动了一个脑筋，雇佣了本地一些木匠，把这些“千工床”的挂面花板拆下来，分开叠片、装成箱子，再用火车把它们运到上海，卖给国家文物商店，价格约为赵永淦民间收购价的十倍……
  做成这单生意，使赵永淦觉得他生活面前的路宽广了。“世间原来还有这样的好事情？这些外国人恐怕是在发神经，把这种破东西收了去当宝贝？”以后赵永淦就开始在苏州、南京、北京、上海做床面、旧木家具花板以及类似的生意。他在民间把这些旧东西收购上来，又到城市文物商店或“地下”文物市场把它卖出去。在不断的实际接触中，他知道这是“文物”，是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具像反映，是民族的瑰宝。但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落后，才把这种原本应该保护的东西让“老外”拿去当成了“宝贝”.也就是在不断地买进卖出的实践中，赵永淦像海绵吸水一般，在祖国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汲取了养料，由于他的勤奋好学，慢慢地成为这一行业的行家里手。但当时国家并没有完全“开放”，有关政策条文各方面的限制很多。为了赚钱和保护这些“宝贝”不遭破坏乃至毁灭性的灭绝。赵永淦一边赚钱，一边再用赚来的钱把这些宝贝收藏起来，加以合适的整修保护。慢慢地，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收藏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他经常像“地下工作者”一般，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收购、经营、装船。把这些“宝贝”运到他自己认为安全和可以“做生意”的地方。但尽管如此，在以后的这十几年中，赵永淦还少不了和“牢房”打交道，他多次被公安局的人扣起来。因为政策的原因，他受尽了做这种生意的委屈和误解……
  直到终于有一天，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经商成了堂堂正正、理直气壮的事。一个老客户一次性投资300万元订下一批花板，给赵永淦注册公司和“生意”的兴起奠下了基础。赵永淦也终于以他农民特有的执着迎来了圆梦的一天。这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
  三、要办中国乡村古家具博物馆
  赵永淦外表沉默，而他的天性却是浪漫的。他认为：“中国有着优秀的历史文化，值得收藏与保护的东西太多了。既然这些‘古旧破烂’在那些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商眼中是宝贝，是他们仰慕已久的东方民间文化，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保存、发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呢？”
  “财富是一条游动的鱼。”赵永淦认为：“每个人对财富的使用是有限的，大部份社会财富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享有。现在我每天能够欣赏这些宝贝，心中已经感到很满足了。每天进货出货，我好像看到这条游动的鱼，无论它游到何处？只要我能欣赏我就感到满足。如果这条鱼能让更多的人欣赏，岂不是我对社会作了更大的贡献吗？”
  赵永淦又认为：“财富没有国界，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应该没有国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贝，如果我们自己没能力保护，让老外保管也可以，只要保管好，让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的历史，能够千年万代地流传下去，不是对人类精神文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吗？但如果我们自己管起来了，有能力保护好，哪又何必让外国人保护呢？”为此，赵永淦要在他的家乡慈溪天元镇，建立一个中国乡村古家具博物馆。他说：“就目前他自己的财力与能力来说，只能建立一个单项性的博物馆，一旦他能赚到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财富（当然包括他自己收藏的各种各样的‘宝贝’），他就会建立一个中国乡村民俗博物馆。他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并且是可以做到的事。”
  赵永淦把他自己写的一份可行性报告交给作者看。他在报告中说：“中国家具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家具文化，特别中国乡村古家具，融洽了中华民族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和文化内涵，它不仅体现在良材美器、以及高超的制作工艺技术上，而且带有原始、质朴的实用色彩和鲜明的地域性，如在河姆渡出土5000年前的卯木隼构件，便是中国木器文化耀眼的起点。如能把那些散失于民间的中国古家具，融聚一堂，就不失为弘扬我国古家具文化的一个显耀的闪烁点。不但可以填补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成为我国家具文化和经济史上的创举；而且可以为海内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家具文化提供良好条件，也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有特色的基础；同时为国内外的客商提供广泛的货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吸引各方游客前来观赏；更重要的它能“以馆隆市”，使慈溪成为全国旧家具加工经营的最大集散地，浙江永淦古玩有限公司成为全国行业中的巨型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赵永淦这份报告到现在还没有批下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两条还是：一是私营博物馆性质不明，政策界限不明确。二是天元镇的工业用地十分紧张，土地难批。
  赵永淦表示：中国乡村古家具博物馆筹建起来，浙江永淦古玩公司近亿元的固定资产、收藏品可以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提供博物馆陈列供游人参观瞻仰。
  这就是赵永淦追求的目标与方向。为了这个目标，赵永淦已经奋斗了三十年。
  现今赵永淦已经把“生意”做大了。今天你若去浙江慈溪的天元镇，那么你一定得走过“古玩一条街”。在这条街上，几乎家家户户门口都放满了缸缸盆盆，这些盆盆缸缸花样各异，年代持久，品种繁多；有远古时代的鼎、钟、罐，还有近代的碗、盘、盏、碟。甚至还有和尚圆寂时用的对缸。赵永淦公司的两幢高档厂房在街的另一头。进入公司的仓库，便如钻进了历史尘埃，触摸到一种岁月的沧桑。偌大的几间摆满藏品的库房内，各种上了年轮的古旧家具触目皆是。文成公主远嫁西藏的家具，昭君出塞关外的家具，晋文公“剪桐封侯”的山西家具，丝绸之路上河西走廊契丹大夏民族的家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应有尽有的古旧家具浓缩着一个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传奇故事。所以有人说，赵永淦的资产难以估价，这些旧货，说值钱就值钱，说不值钱就不值钱。至少，金发碧眼的老外来到这里，在他们面前就打开了神秘的东方民间文化的门。仅一座生铁汉代铸盆，美国人以4000美元价格买走；一种民间早已不用的民俗“子孙桶”，赵永淦一个月要向国外发五个集装箱。赵永淦的制作工场里，每天都在仿制一些古旧家具。赵永淦说：“中国古旧家具对西方有着特殊的魅力，特别是明式家具，以其简单明快、造型独特，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优点，很受西方市场的欢迎。尽管是仿制品或修复品，在西方市场上简直供不应求。”早在九十年代初，法国一份中文报纸有老华侨著文，书写了躺在“千工床”上的梦想及感受；不久，又一华侨在从国内买去的“千工床”暗屉里发现了金条……从此，在欧美掀起了收购中国旧家具的热风。赵永淦和他的天元镇，廿四房村就是乘这一缕强劲的东风刮向了全球。今年年初，美国驻华总领事领着挪威、加拿大等五国总领事慕名前往购物。也是今年年初，赵永淦在德国科隆包下了约十平方米的展柜，几天功夫就成交了30个集装箱货柜的古玩、旧家具，销售额达300多万元。
  在国内，欣赏仿古家具的人也越来越多，随着人们生活与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这种传统的富有民族色彩的东西，已经逐渐被大众所接受。
  赵永淦告诉作者：中国传统家具有着自己发展的近2000年的历史，在这2000年中，集中华民族能工巧匠的集体智慧，以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芒，与西方文化精神相结合，制作出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传统工艺家具，不但造型独特，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而且做工精巧，实惠耐用，在造型上简朴明了，线条明确。尤其是明式家具，不但国外市场行情看好，在国内市场上也趋越来越紧俏的势头。以前中国古旧家具以文化人收藏为主，而现在却趋大众实用化方向发展，不但具有收藏价值，而且具有实际使用价值。浙江永淦古玩有限公司的发展目标，决不仅仅是国外；在国内市场上也大有潜力可挖。
  赵永淦举了一个余秋雨先生的例子。他说余秋雨先生前几年回故乡，向他谈及恢复其旧居旧貌的设想。余秋雨先生谈了一些他小时候的回忆。赵永淦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会尽快恢复你的旧居内的设备的。”没几个月，赵永淦就制作了一套余秋雨先生的旧居复原家具，请余秋雨先生过目。余秋雨先生一看，还真神了！与自己小时候家中的摆设一模一样。原来赵永淦是根据余秋雨先生家乡地方的习俗和传统民国末年流行的样子设计的。家具做出来放进旧居，果然天衣无缝，呈现了民国末年的情调，余秋雨先生感到非常满意。
  赵永淦对作者说“传统的东西有其地域性、习俗性与时段性，只要设计者把握这三性，就可以让历史复活。这就是中国传统家具的魅力所在，中国现在家庭对许多传统的东西不甚了解，有些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随着社会发展慢慢退出。通过传统家具的仿制及传播，可以使许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在现代家庭复活，使年轻一代经过这些具像、感性的东西了解中国的历史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赵永淦今年也52岁了，虽然他每天驾驶着一辆“宝马”车，还精神抖擞地在忙他自己的“生意”，但他已经不是像当年一样“初出茅庐”的莽小伙子了。对已经过去的历史，赵永淦显得很宽容。他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们对许多过去不理解的东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关键是在于未来。文化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文化却每时每刻都在左右我们的思想，主宰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人如果只满足于现状，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把握将来。对一些传统的文化精神和可以传达传统文化精神信息的东西，政府要尽全力致力于保护，而保护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条是在发掘的基础上使用性地保护……”
  赵永淦笑着说：“民族许多优秀的东西，不保护就要消亡，而这种保护，仅靠个别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中华民族传统遗产尤如汪洋大海，需要整个民族在提高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加以保护。”
  尽管这样，赵永淦认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表示：严格意义上说，他目前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传统民俗文化的研究爱好者和生意人的范畴，他正在做着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赵永淦还想做什么？他说他除了筹建一个中国乡村古家具博物馆外，最想做的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做一个义务的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的宣传者与志愿者，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保护起来，抢救一些濒以灭绝的品种，以致使我们的后代子孙在研究民族文化的时候，有东西可看，有实物可查，有书面的东西可以研究。
  赵永淦从他盲目的经商赚钱开始，从一个不能赚钱就要逃的野小孩，无意识地涉入到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领域，至今已经有40年了，在这40年中，开始于他那种与生俱来的经商赚钱的狂热，在那些被打击、被抓捕、被误解的岁月仍执着地保持着他的追求，他的梦想。乃至他无意之中做出了古玩、古家具经营与研究的选择，直到今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痴迷而自觉走上弘扬祖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传道士”，这条路可谓是一种理想与人生价值的抉择。随着他事业的进步扩展，“江南古玩大王”的名声在海内外远播雀起，他目前所作的一切已经决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古玩与古家具的经商了。不错，赵永淦是个天生的经商狂，但他更是个民族文化精神的一名忠诚的“卫士”，一个把玩历史和复制历史的智者。
  他在向着他的理想与目标的大道奔跑。一个中国农民式的“文化斗士”的追求。一个“文化斗士”农民式的经商与成长。如果没有他那种植根于土壤的小草浪漫的天性，他能坚持到今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