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慈溪市志》第八编《居民生活》第六章《方言熟语童谣》专设一节为《童谣》。《童谣》的设置，为慈溪方言的传承作了原汁原味的鲜活解读。慈溪是四方移民集聚地，童谣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在童谣采编过程中，我对童谣的概念、童谣的分类、童谣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努力探索。
  童谣的概念
  在采编童谣的过程中，首先涉及的是童谣的概念问题。笔者收集到的一些书面及口头资料，不同程度地存在童谣概念模糊的现象，甚至连某些大赛的获奖（优秀）作品集或是名家选编的专辑，发现从书名到内文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陷。有的专集或选集书名叫《××儿歌专集》或《××童谣选集》，但在书中，他们把儿歌、儿童诗与童谣都混在一起。
  一、关于儿歌与童谣的异同。《现代汉语词典》对“儿歌”的释义为：“为儿童创作的适合儿童吟咏的歌谣”。对“童谣”的释义为：“在儿童中流行的歌谣，形式比较简短。”这样看来，儿歌与童谣都可以叫歌谣。它们都属于韵文，具有文句简洁、内容浅白、饶富趣味、生活呈现、注重押韵、具节奏感等特色，但又有区别。儿歌与童谣的主要区别表现在：
  1.创作过程。儿歌是儿童或少儿歌曲的简称，一般由专门的音乐创作人员创作。童谣是儿童传唱，由民间创作而来，世代相传，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慈溪市志》所选18首童谣都没有作者。
  2.流行性。童谣是“在儿童中流行的歌谣”。故“流行”是童谣与儿歌最大的区别。新创作的儿歌没有发表，更没有在儿童中流行或传唱的不能称为童谣，如《跳舞歌》：“汽车来汽车去，我到雷锋叔叔家里去，叔叔给我一支机关枪。啥格机？白斩鸡。啥格白？茭白。啥格茭？年糕。啥格年？1949年。解放到现在，‘四人帮’垮台，大家笑哉。”此歌谣（从创作的年代分析应是20世纪70年代）从形式上分析，很有童谣的味道，但从“流行性”分析，此歌谣鲜为人知，只能称之为儿歌，而不能称之为童谣。而童谣流行年代已经相当久远，如《麻雀》：“丢丢虫来（咳）飞（左右手食指作相对状），麻将（麻雀）剥剥皮。酱油蘸蘸好东西，阿伯（娘姨或姑妈）吃之再来嬉。”据说此童谣始于元代，传说三北有一个麻脸元将非常凶残，歧视汉人，专横跋扈，享有新娘初夜权。汉人对其恨之入骨（“剥剥皮”），编童谣以解心头之恨。
  3.结构。儿歌作为文学作品，它的结构比较完整，如《幼儿班》：“爸爸妈妈搞生产，把我送到幼儿班；幼儿班里朋友多，又跳舞来又唱歌。”童谣不乏即兴发挥之作，顺口而出之时，很少有人去考虑结构，如《讨赌钿》：“咚咚咚，敲墙门咯啥人啦？三叔啦！三叔弄啥西？讨赌钿！赌钿赌钿，再过一百零九年。”
  4.语言。儿歌偏重规范性的书面语言，如《幼儿班》；但童谣使用的大多是口头语或方言，如《鸡打咚》：“啯啯嗡鸡打咚（公鸡打鸣），一篮馒头一篮粽。嫂嫂吃之肚皮痛，生出唔（婴儿）九斤重。娘娘抱勿动，爷爷笑得嘴巴闭勿拢。”
  5.音乐性。儿歌有谱可歌唱，一般唱词用普通话。慈溪童谣一般用方言口头传诵，虽可以配背景音乐，但仍是念诵字词，不跟曲调。
  6.称呼。儿歌是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概念。据此有人把五四运动作为儿歌与童谣的时间界限，即之前称童谣，之后称儿歌；当然也有把抗日战争和解放作为时间界限的。童谣自古有之，称呼也很多，清人杜文澜在《古谣谚·凡例》中，把“儿谣、女谣、小儿谣、婴儿谣”等都归入童谣一类。慈溪民间称童谣为“小人话”“囡囡话”等。
  二、儿童诗与童谣的异同。它们都属于韵文，具有儿童心理特质。主要区别表现在：
  1.童谣主要突出的是游戏性、娱乐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也有少量政治性的）；儿童诗重在文学性，它既可以讲究含蓄、形象和意境，还更允许字里行间的含量。
  2.童谣在词语运用上讲究顺口自然，有俗味；儿童诗的遣词造句在晓畅浅白中多一些雅趣。
  3.童谣讲究韵律节奏，注重语音外在表现形式上的音乐感；儿童诗在韵律上比童谣更自由，更少拘束，音乐美体现在诗意中。
  4.童谣一般幽默、机警、谐趣；儿童诗更关注情感的抒发和意境的创造。
  5.童谣适宜于歌唱游戏，有娱乐和使用的特质，如《燕子窠朝南做》“燕子窠朝南做，今朝迎客（客人）来得多，倒勿如杀只鹅。鹅话哉：头颈白削削，倒勿如杀只鸭。鸭话哉：我生蛋生一千，东家卖铜钿，倒勿如杀黄鳝。黄鳝话哉：大江小河我会钻，倒勿如杀河鳗。鳗话哉：我尾巴甩甩水中流，倒勿如杀只牛。牛话哉：耕田碾谷都是我，倒勿如杀只马。马话哉：东家出门把我骑，倒勿如杀只鸡。鸡话哉：孵鸡生蛋老鸡娘，倒勿如杀只羊。羊话哉：我多吃青草多积肥，倒勿如杀活狲（猴子）。活狲话哉：我屋前屋后都管牢，倒勿如杀只猫。猫话哉：屋里老鼠我别（赶）走，倒勿如杀只狗。狗话哉：吃吃困困顶呒用，倒勿如杀猪猡。猪猡困得呒响动，众口齐声都赞同”（这首童谣，常有群体分角色表演）；儿童诗更适合吟诵欣赏，讲求精神性的消遣，人称“半格律诗”，如《我的风筝》：“把我带去吧，我的风筝，快快把我带上蓝天！我要在天上飞行，我要在天上盘旋，我要像鸟儿那样飞呀飞，飞过大海呀，飞过大洋。把我带去吧，我的风筝，快快把我带上蓝天！在天空看看世界有多棒，去看全世界的小朋友有多好，我要同他们手拉手，我要同他们一起欢笑。把我带去吧，我的风筝，快快把我带上蓝天！”
  童谣的分类
  在收集到的200多首童谣中，从艺术形式分多达10余类，如：摇篮曲、游戏歌、数数歌、问答歌、连锁歌、绕口令、颠倒歌、字头歌、谜语歌等。由于种类数量及质量的关系，精心筛选了18首童谣，重新进行了分类。
  一、从内容可分动物类、植物类、自然类、生活类。其中，动物类7首（占38.9％）、植物类4首（占22.2％）、自然类3首（占16.7％）、生活类4首（占22.2％）。儿童普遍喜欢小动物，所以与动物有关的童谣也相对多，如上面所举例的《鸡打咚》及《火萤虫》《麻雀》《田螺》《小虫歌》《老虎拖娘娘》《燕子窠朝南做》。
  二、从功能可分为游戏类、教诲类、绕口令等，其中游戏类童谣最为儿童喜欢，所以该类童谣也较多（9首，占50％），如《火萤虫》：“火萤虫夜夜来，爷爷买之西瓜来。西瓜实在重，爷爷抱勿动。娘娘拕之薄刀来，一角一角切得开。孙子囡孙走拢来，吃得味道好煞哉。”绕口令类童谣（7首，占38.9％）趣味性和知识性较强，有较好的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功能，但说起来有一定难度，因此为较大年龄的儿童所传诵，如《芥菜开花》：“破凉帽头戴戴，我种芥菜。芥菜开花，我种南瓜。南瓜埭藤，我种菠薐。菠薐四只角，搁来搁开呒道搁。搁只鸟，鸟会飞。搁只鸡，鸡生蛋。纱头衣管蒸蒸饭，蛤蜊蚬壳剁剁蛋，阿大阿二来吃饭，阿三阿四净碗盏。”（此童谣后半部分内容变化很大，编辑时作了必要的修改。）
  童谣的选择
  慈溪的方言、习俗有较明显的地理区块差异，同一主题的童谣由于流传的年代久远，往往出现歌词不一、褒贬不一、政见不一等现象，故有“十说九不同”的说法。所以在选择、编辑入志童谣时，势必涉及童谣的地区性、政治性及流行性（前面“童谣的概念”中已有涉及，不再展开）。
  一、地区性。慈溪童谣从地区可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东部地区的童谣大体与宁波童谣相近，中部地区（原姚北）的童谣与余姚童谣相近，西部地区的童谣与绍兴童谣（或余姚童谣）相近。《慈溪市志》第六章《方言熟语童谣》所载语音、词汇、句式等均以浒山城区（原姚北）为基础。第五节《童谣》所选童谣实则为姚北童谣，如《我要吃豆豆》：“姆嬷咳，我要吃豆豆。啥格豆？罗汉豆。啥格箩？三斗箩。啥格三？龙泉山。啥格龙？鞋匠弄。啥格鞋？虎头鞋。啥格虎？绍兴府。啥格绍？猪食槽。啥格猪？白毛猪。啥格白？桕子白。啥格柏？老娘舅。啥格老？谢阁老。啥格谢？正月十六上半夜。啥格上？花眠床。啥格花？葱草花。啥格葱？屋瓦葱。啥格屋？九九八十一间大楼屋。”从“姆嬷”“龙泉山”“谢阁老”等名词中留下了明显的余姚元素。
  二、政治性。综上所述，童谣大多很少涉及政治，但也有少数童谣为某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活动而创作。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政治性童谣要算东汉时期的《董卓当死》了。汉献帝元年初，长安有童谣说，“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乍一听难解其意。“千里草”实为“董”，“十日卜”为“卓”。这首童谣是讲董卓的，无论是“千里草”还是“十日卜”，都是自下而上解字，而不同于通常的自上而下解的，暗示董卓自下欺上，以臣凌君。“青青”暗指董卓暴盛当权，却又迅速败亡，落个“不得生”的结局。笔者曾收集到10余首含政治性较强的童谣，也在某个历史时期流行过，但有的童谣因涉嫌“政治性错误和对国家危害”等问题不能入志。入志童谣中仅有两首涉及政治性，都与异族入侵有关，传递了民族大义的正能量，如上面已提及的《麻雀》；还有一首就是《大冬瓜》：“大冬瓜，大冬瓜，我家有个大冬瓜。东洋人到我家，抢我铜钿抢我粮。又杀鸡，又杀羊，还要抢我格大冬瓜。”这首童谣产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揭示了“东洋人”（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旨在激发国人的抗战热情。
  童谣看似一种儿童游戏的“小人话”“囡囡话”，其实都不同程度地折射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童谣同样具有存史、育人、资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