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吴笑笑，女，1927年8月6日出生，浙江嵊县（现为嵊州）甘霖镇人。慈溪越剧团的缔造者和创始人之一，慈溪著名越剧演员，曾任慈溪市越剧团首任团长。10岁时就去嵊县仙庭寺的王瑞标的“黄金大舞台”学戏，先学老生，继学小生、小旦，最后定的是丑角。自己取艺名叫“吴笑笑”。1946年加入宁波高升文化舞台后又去宁波魏银凤舞台演戏。1950年，又参加了原“黄金舞台”老板王才标、王任仁等人在慈城组织“和合舞台”。1951年5月，“和合舞台”更名为“和合剧团”，任副团长。同年底，又更名为“慈溪县和合姐妹越剧团”。1953年，出任团长。次年，改名为“慈溪县越剧团”，吴笑笑继任团长。
  文革开始，剧团和演职员工都被遣散，被分配到慈溪新华书店当营业员。后又到周巷供销社文具部当营业员。1978年，“慈溪县越剧团”奉命恢复，同年10月，胡笑笑复任剧团团长，1980年，由于身体原因，退休离团。
  胡笑笑见证了慈溪越剧团兴衰发展的历史。她的演艺人生其实也是慈溪越剧活动的一个缩影。
  我的演艺人生
  吴笑笑
  我原名吴琴花，1927年8月6日出生在浙江嵊县（现为嵊州）甘霖镇。吴笑笑是我的艺名，旧社会嵊县的农村家女孩子，学戏的比较多。我一家四口人，父亲、母亲、我与弟弟，父亲做小贩，母亲务农。1937年，我10岁，去嵊县仙庭寺的王瑞标的“黄金大舞台”学戏，那时不叫越剧，叫“绍兴文戏”。当时学戏的都是十来岁的女孩，约五十人。要学戏先订《关书》，规定学艺三年，不付工资，只供膳宿。所谓膳，三餐烂粥粗杂饭，七个螺蛳放碗汤；所谓宿，睡的是破庵寺的烂泥地。还规定三年内如有意外，概与戏班主无关。学戏三个月，老板就叫我上台演戏，如唱错，要挨打。有一次，我顶了老板一句，被老板用白簇痛打了一顿，打得我起不了床。后来父亲知道后，将我背回家。伤好后，跟一马姓老板去海门演戏。从此，我走上了演艺生涯，在缙云、东阳、永康、浦江、义乌、新昌、天台、诸暨、上江、松阳、龙泉等地奔演。
  我学了好几种角色，先学老生，继学小生、小旦，最后定的是丑角。丑角要有丑角样，艺名也要有丑角的含义。当时听说上海有位名丑角叫“王笑笑”，于是便为自己取艺名叫“吴笑笑”。那时唱戏的大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唱戏没有剧本，没有准台词，也没有准动作，叫“路头戏”，由派戏的师傅或班长讲一个故事梗概，按故事的人物，临时指定某人演某角色，各人再根据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特点，自己去捉摸如何演、如何唱，我们依赖的是师傅以前教的“赋子”。“赋子”是一套程式化的唱段，什么场合、处境、情节都有不同的“赋子”。如我演丑角的，在唱街坊“赋子”时，就唱：“一本万利开典当，二龙抢球珠宝庄，山珍海味南货店，四季发财水果行，五颜六色绸缎店，六六顺利开米行，七巧玲珑江西碗，八仙楼上开茶坊，九曲桥畔中药铺，十字街头闹嚷嚷”。平时，一有空就背“赋子”，每天早起吊嗓子、练功，搁腿、下腰、打飞腿、鹞子翻身、对枪、走圆场。我是丑角，在戏中经常要带点笑，所以我还要练笑，每天对着镜头练各种笑。还要想噱头，有时，通过噱头噱脑的表演，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1946年开始，我在宁波陈兰春、钟高升文化舞台演戏。1949年在宁波魏银凤舞台演戏。1950年，原“黄金舞台”老板王才标、王任仁、袁国畅、袁金泰等人在慈城组成了“和合舞台”，我也去了“和合舞台”。1951年5月剧团摆脱了老板的控制，更名为“和合剧团”，团长杨谭凤，副团长是我与张廷凤。年底，又更名为“慈溪县和合姐妹越剧团”。我任团长，副团长张少鹏，时有演员30余人，归文化馆领导，属集体性质，经过“一化三改造”后，演员的个人服装、行头都折价归集体，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54年5月，省召开戏曲工作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各剧团演现代戏，上山下乡为群众服务。在这期间，在文化馆馆长叶仲康的领导下，剧团排演了《二兄弟》、《红色娘子军》和《九件衣》等配合形势的戏，这是我们剧团第一次演现代戏。
  1954年，县域调整后，我们于1955年到浒山，团址在老总工会对面的草舍屋。当时剧团有四、五十人，挂牌的是上海请来的张秀英，后由她培养了一些演员，她任导演。演出的戏是《千夫所指》和《胡珍娥》，都是看了别人的戏后自仿的。当时的旦角是从杭州请来的旦桂仁，生角是张秀英，老生张少鹏，我是丑角（俗称四柱头）。拉主胡的先是一个瞎子，后来是殷志秀。
  1956年，我们排演《相骂本》。剧情是：箍桶匠张天保之女九斤姑娘聪明能干，被财主石二娶作第三房当家媳妇。九斤过门，遭妯娌嫉妒，愤而回娘家。后来三叔婆豢养的猫在石家偷食被杀，趁机向石二敲诈，石二请回九斤，制服了耍泼的三叔婆。该剧九斤与三叔婆“相骂”一场，语多夸张、滑稽，喜剧色彩浓烈。我是丑角，演三叔婆。当时我还是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对三叔婆的人物性格把握不好。该剧以前我也曾经演过，但一直演不好。于是我去农村看老婆婆走路的形态和动作手势，看小脚老人颤抖抖地走步，看她们跺脚跺地吵架，学她们双手叉腰，两手猛拍屁股，满口污言乱语骂人，有的手举菜刀，边骂边乱舞。我把看来的现象存精去粕，运用到戏中，取得了很好的戏剧效果。后县文化部门来人，把我们的口头台词整理成剧本，并于同年参加了宁波戏曲大会演，得了多个奖：剧本奖、演员奖、演出奖、舞美奖、音乐奖。我获一等奖，老生袁月春获二等奖，沈申儿、杨毛毛、包月英获荣誉奖。后我们把剧本向上海《新民晚报》投稿，报社寄来200块稿费，叶仲康、陈国龙、我与王壬生各得50元，我们很是高兴。不久，上海越剧院派人来慈溪，了解修改剧本的经验。
  1957年，我们剧团的《打面缸》参加了省戏曲会演，获演出奖，演员是周银菊、沈申儿、杨毛毛和包月英。
  1958年，我们根据五洞闸合作社的情况，由陈国龙执笔，我“吐”台词，创作了《童钊仁》剧本，在慈溪各地演出。当年，省里在慈溪召开创作现场会，对我们创作的《童钊仁》给予高度的肯定。
  我们演过的剧目除传统戏外，土改时演《白毛女》、《刘胡兰》、《血泪荡》、《红岩》；“三反五反”时演《十五贯》、《血手印》、《海瑞上疏》；合作化时演《斗诗亭》、《山花烂漫》、《兄弟俩》；“四清”时演《焦裕禄》、《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1958年9月，省文化局还派我与六龄童等六人，到广东观摩红线女排演的现代戏《红霞》，回来就排越剧《红霞》，在全县各地演出。
  后杨毛毛、沈申儿、包月英被抽调到宁波地区越剧团。那年上虞越剧团遭大火，行头被烧，人员走散，根据上级要求，我团派出张传凤、王素娟等五位演员支援他们。
  当时，我们在上山下乡下海送戏上门中，自背包裹道具，足迹几乎遍及全县各地，到过余姚陆埠、梁弄等山区，东至舟山、定海一带岛屿。有时，我们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坚持演出。还先后举办了四期越剧培训班，培训人数近百人。
  剧团自1956年始，配备了政治辅导员，第一任是陈文甫，第二任沈美珍，第三任是王如意。文革后，蒋伯琴、陈云、阵珊岳也先后担任过辅导员。我是1956年第一个在剧团入党的，1958年发展了周银菊，1959年又发展了叶水琴，并成立了党支部，我任书记。
  1959年至1961年，上级又为剧团配备了唐武声专职编导。
  1966年，文革开始后，剧团和演职员工都被遣散，我被批斗，参加劳动。服装、道具也被销毁、散失一空。1970年我在慈溪新华书店当营业员。1972年至1978年9月，在周巷供销社文具部当营业员。张少鹏也到周巷酱品厂当职工。
  1968年，部分青年演员被召回，成立了“慈溪县文艺宣传队”，负责人是陈瑞康，1969年更名为“慈溪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转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开始排演《红灯记》、《沙家浜》等到革命京剧样板戏等。
  1978年“慈溪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又复名为“慈溪县越剧团”，10月，落实政策后，我又复任剧团团长，那时的团址在大会堂北边。当时剧团演出十分火爆，我记得在周巷大会堂演了整整半个月，场场座无虚席。《血手印》在余姚龙山剧院连演56场，场场爆满。
  1980年，由于身体原因，我退休离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