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图书馆

1984年文物部门对上林湖地区的瓷窑址进行全面调查，1985年又进行复查，发现瓷窑址190余处，采集了大量的实物标本，在窑具上发现了许多刻划姓（名）氏的铭文。如姚蒲奴、王蒿、魏文、徐信记、马、何、朱、王等。由此引起了古陶瓷研究者的注意，并对之进行多次专题调查、研究，称这些留下姓氏的匠人为“上林窑工。”（1）这批铭文的出土，是研究唐宋时期制瓷手工业的重要资料，也是探讨陶瓷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的实物依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现窑具铭文72例。
  “窑具”一词，不是广义上的瓷业生产工具，而是专指直接服务于制品烧成的用具，按使用功能可分为匣具、垫具、间隔具三类。（2）在72例窑具铭文中，匣具57例，间隔具15例。按窑具质地来分，瓷质窑具44例，夹砂耐火土窑具28例。在46例瓷质窑具中，除1件环形垫圈外，均为匣钵。瓷质匣钵在装烧时，叠接处涂釉密封，烧成后，须破匣钵，才能取出器物，为一次性匣钵。从铭文内容来看，可分为数字和姓名二大类。数字为5例，姓名67例。按采集地点排列，后施岙Y66，黄鳝山Y26出土的标本较多，分别为9例和11例，其他窑址较少。
  匣钵是用来装烧瓷坯的。在匣钵外壁刻划姓名，是表示制品的所有者。入窑装烧，烧成后出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某个窑位的制品是谁的，不会与他人的制品混乱。晚唐时期的Y66和Y26窑址出土有“余”、“马”、“马公”、“马公受”、“马使”、“王嵩”、“罗业师记”、“徐庆记烧”、“姚蒲奴”、“李行”、“吴”、“葛”、“郑元”、“方者”等姓名文字，说明他们的制品曾在Y66和Y26号窑焙烧过。这反映了唐代晚期瓷业生产有明确的分工，有专门从事制作瓷坯的和烧窑的手工业者，我们分别称之谓“坯户”和“窑户”。坯户制作好瓷坯后，须到窑户那里焙烧。他们之间既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又有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上述晚唐时期各窑址间所出铭文标本中，无一例相同姓名者。可见当时坯户与窑户之间有着相对稳定的组合关系，也就是若干个坯户和一个窑户组成一个大的生产单位。上述姓名者应是某个生产单位的业主，而不是雇请的工匠姓名。
  唐代早期的14例铭文标本，均为间隔具，无一例匣钵者。其中姓氏9例，数字5例。唐代早期制品普遍采用明火叠烧，匣钵具很少出现，因此，在间隔具上刻姓氏，入窑装烧时，来区分某个窑位制品是某个业主的。这说明晚唐时期瓷业生产组织形式在唐代早期已经形成。
  据《余姚彭桥黄氏宗谱》卷首有记载：“江夏宗谱跋：黄氏以汉迁越来，宗法严定，荣族撅声越东，分布越州慈水、明州上林，创建事业，窑业流入东海，功名不忘先世，作为图谱，以贻后人，其贤可知。时天祐四年（907年）九月令吉。”可见黄氏祖先自江厦迁越后，在上林创建事业，到唐末窑业蓬勃发达，名声远扬。宗谱中的余姚彭桥，即现今的慈溪彭桥，在上林湖西约3公里，唐至宋时，属上林乡。在众多的姓氏、姓名中，仅见上Y53出土1例“黄”字款。这件刻划“黄”字的瓷质匣钵的年代与黄氏宗谱记载窑业的时代相当，这个黄姓业主很可能就是余姚彭桥黄氏族人。在上林湖出土的66例姓氏和姓名者，他们都是优秀的手工业者，创造出灿烂的瓷业文化，为越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童兆良：《上林窑工》，见《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2）任世龙：《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