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本月八、九兩日，雙河鄉金星社贫農骨干會上對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几个根本問题開展了激烈的争辯。
  到會贫農骨干55人，絕大多數是土改時分到田地的翻身農民和合作化高潮中的積極分子。但从去秋以来，他们中間也有不少人暴露出不满现實的情緒，並對社會主議制度表示懷疑，這个社的分支書記葉長万就說：「解放后，我還出父親欠下的五十元陳债，可是入了社又背上六、七十元新债，合作化有啥好？」贫農虞松岳對三定留粮意見最大，他說：「我家八个大人，每人定量只有550斤，若没有200斤大小麥添進去，哪里會够吃？」有的還說：「共產黨兩副心腸，對工人抬得太高，把農民壓得太低。」而對泛濫在社内外的自發资本主義勢力却熟视无睹；有的還上了圈套，富裕農民耍出「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實質都是單干）的花樣。贫農姜桂章却把它看作經營管理上的好經驗，認為可以推广。
  大辯論就是環繞上述几个論點開展的。當進人大會辩論時，贫農王良巨以自己的經歷驳斥了葉長万，他說：「背一點債可能是事實，但這抹煞不了合作化的優越性。我一九五二年種三畝四分田，收割1300斤，要還春花田脚、肥本、種籽谷，付出包水谷，交了農業税，留起第二年種籽后，稻上吃了几天就沒有了，結果靠賣出一畝五分土地和鋼锡铁器度日，還不得溫饱。入了社，雖然也欠债，但算算我的家產實在不少，留在社里的公益金、公積金和生產資金就有一百多元，租進了瓦屋，添制了農具、儂具；加上結婚后多了老婆孩子四口，吃的、穿的又比過去好了。這一些，如果仍舊單干，恐怕再多背几百元債也辦不到吧。」王紹紀也反駁虞松岳說：「我過去借1000斤谷還1500斤，2畝8分田只押120斤谷，高利贷的苦是受够了；統購統銷后我家定糧每人450斤，也足足够吃一年，說不够吃的我就不相信」；第二生產隊王林苗以本隊的教訓揭發了包產到組不是好處多而是矛盾多，后果是產量不勻，收入不勻，贫的越贫，富的越富，有階級分化的危险，指责姜桂章的這種說法，實際上已成了富裕農民的代言人。
  這一連串活生生的事實，對到會的人來說，是上了一堂深刻的「階級教育」課，也把有错誤論點的人唤醒了，都說：「我们真是翻身忘了本，身在福中不知福」。葉長万检查說：r講句良心話，我父親一生也没有穿過象我這樣的好衣料。」虞松岳老老實實說出了娶媳婦時吃了四十二桌，化去谷子200斤，漆匠泥水木匠做了23天，又加上兩兄弟上山割柴二个月，多吃了一些，承認「没有這些漏洞是篤定够吃的。」姜桂章也連聲說自己思想太糊塗，並表明今后一定赞同集體經營。對工人生活問题，大家舉出這次參加會議的、剛从上海回来的姜美琴爲例說：「若話每个工人收入都如我們想象中那樣大，姜美琴的丈夫也不會叫她回鄉來住了。」
  接着，大家分析了社内存在某些問题的原因，認爲並不是合作社本身不好，也不是完全出于經營管理不善，主要是富裕農民在疯狂的進行破坏，於是第二次大會集中，紛紛揭發了陳寳良等破坏生產、燒毁公有籮簟、進行糧食投机，商業活動等行為，表示誓與资本主義思想行爲势不兩立，在参加全民大辯論時，不把它搞臭决不收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