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干部大会批判“鲁德者和劉春渭”思想
内容
在全縣三級干部大會上，到會的一千五百五十多个縣、區、鄉干部，開展了一場兩條道路的大辯論。
鲁德者和到春渭歪曲事实
這場辯論是从批判魯德者和劉春渭思想開始的。
在會上開展大鳴、大放、大争時，中共梁弄區委委員、永興鄉總支書記魯德者和方橋鄉干部劉春渭，从富裕農民的立場出發，對合作化和粮食統購統销進行了一系列的歪曲和否定。鲁德者認爲：合作化步子跨得太快了，盲目性很大，以致有許多農民入社后减少了收入，他還散布「合作化只能部分人致富、不能大家富裕」的荒谬論調。這位鄉總支書記對粮食統購統销不滿，認為定產偏高、留粮太少，弄得農民「吃不飽飯」，他提出责問：「國家購得多、销得少，粮食到那里去了？」
在這同時，劉春渭也發出了谬論，他說：「講合作化、粮食統購統销好，農民生活改善了，我思想不通。就拿我家來說吧：十七畝土地，入社前產量八百斤一畝，生活過得蠻稳定；五五年低級社時，分得七百十元錢，收入還算不错，可是去年轉了高級社，收入只有二百多元，吃了大虧。再說粮食統購統銷，上面扣得緊，飯吃不饱，去年我家口粮脫頭好几百斤，這有什么好呢？苦透了。」
鲁、劉二人的言論，在一部分人當中引起了共鸣，但大多数同志不同意這些言論。到底誰是誰非？到會全體干部在縣委的直接領導下，从大會到小組，从縣到鄉，進行了一次爲時七天的大辯論。
叫歷史作見证 讓事实来說話
辯論過程中，許多同志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批判了魯、劉二人的错誤論調。
合作化是農民幸福生活的源泉。
「合作社不如互助組，也不如單干」的論調對不對呢？合作化真的只能部分人致富、不能大家富裕嗎？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横河鄉烏山社是五三年辦起来的，辦社后產量年年提高，五三年水稻平均每畝產量七百三十九斤，五四年八百四十八斤，五五年八百五十五斤，五六年雖遭受嚴重災害，但每畝產量仍有七百二十一斤。那么互助組和單干戶的產量怎樣呢？五三年全鄉互助組中產量最高的胡大興互助組，平均畝產七百十斤，比合作社低二十九斤；該村單干胡堯建（老上中農），歷史上向來產量最高，他的九畝田水稻，五二年平均產最七百二十斤，高出全村九十七斤，五三年還比合作社高十一斤，但到五四年，他的高產紀錄保不住了，每畝只收了八百斤，低于合作社四十八斤。社員胡漢道說：「三代趕不上的產量，給合作社趕上了。」再从這个社二十三戶老社員的收入情况來看，辦社前的五二年，每户平均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元，辦社后收入年年增加，五三年每戶平均收入三百四十元，五四年三百九十九元，五五年四百八十七元，五六年受災后仍有三百八十六元，今年估計可分五百元；辦社前，二十三戶人家欠债一千八百元，五五年舊债全部還清后，還存入信用社二千元，去年災後仍有存款一千多元。又如開元鄉，今年全鄉合作社的早稻產量平均每畝在四百十一斤以上，而六十一戶單干（極大部分是上中農，「三牲」俱全，土質很好），每畝平均產量只有三百七十五斤。单干、老上中農嚴炳堂說：「合作社可以把爛水低田種好稻，里進頭田瓜棚稻，單干永世辦不到。」他堅决要求入社。洪山鄉總支書記周德江說：「合作化是一條大家富裕的道路，這話一粘不错，就拿我鄉的工農社來說吧；全社六十三戶人家，去年户户增加收入，每戶平均分紅四百八十五元，最多的一戶收入有一千另十八元；全社新造房屋三十多間，今年社員自力籌資七千多元，已在建造一座小型水力發電站。」許多同志說：「合作化速度快並不是偶然的，有黨的正確领導，有羣衆的迫切要求，合作化后生產增加了，這就是最好的證明，不能說步子跨快了。」
粮食統購统销完全必要，不能有絲毫动摇。
粮食統購統销到底是好是坏呢？許多同志例舉大量事實作了回憶對比。陸埠區干部說：「統購统銷政策是救命政策，如果粮食掌握在地主、奸商手里，農民只有死路一條。」接着他們又舉例說：「解放前，偽鄉長、大投机粮商馬達忠在陸埠開設以「七十二岙陸蘭民公隊」爲招牌的大米店，專事進行粮食投机買賣，收刮民脂民膏。民國廿八年、廿九年，山區遭受，馬達忠就乘机抬高粮價，許多山民買不起粮食，只好用樹皮、草根充飢，后来，連樹皮、草根都吃光了，只好挨饿，那年全區共饿死一千多人，藍山鄉杜岙一个村就餓死三百余人。现在，山民差不多一天都吃三餐乾飯，雜粮吃得很少，一般全年只吃10％多一些。解放前和這種生活比，相差十万八千里。」再拿蘭塘鄉的情况來看，該鄉解放前二千多戶農户，每人每年只能吃二百另斤細粮，有八百多戶過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而且還受盡了地主的高利剝削，借一百斤谷，四个月后要還一百七十斤。如今，每人平均留粮五百多斤，去年雖遭受嚴重災害，但沒有一戶人家吃糠吃菜，除每人吃了二十斤大麥外，其余吃的全是細粮。
「三定」留粮到底够不够吃？陸埠區干部肯定地說：「够吃了。」据該區七十二个干部當中了解，「三定」口粮多余的有十九人（多余二千五百十四斤）；够吃的四十七人；缺粮的六人（缺三百九十斤，主要原因是平日不注意節約，有浪费现象）。他們又說：「我们留粮一般比羣衆低，我們能吃了，爲什么羣衆不够吃呢？」那么叫缺粮的到底是什么人？是富裕農民，现在請看看中河鄉中潘村「缺粮」的真相吧：全村三十七戶人家，中農有三十戶，今年上半年戶戶叫缺粮，后來發现，除四戶真正缺粮三百斤外，其中十四戶藏着陳谷一千二百斤，陳米二千五百斤，大麥四百斤；有十九戶還有半月到一月的陳谷飯米。
他們錯在那里？
究竟站在什么立場去看問题，這是能否分清是非的關鍵。許多同志指出：鲁德者和劉春渭所以對合作化和統購統销產生不满，主要是他们的家庭是富裕中農，在思想上留戀資本主義，企圖拖社會主義的腿，維護富裕中農的利益，以致離開了正確的階級立場，喪失了革命朝氣。在這同時，有的同志聯系本身，檢查了个人主義、本位主義和右倾思想。蘭塘鄉總支付書記孟小海說：「過去說「三定」留粮不够，主要是本位主義思想在作怪，没有爲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着想，因此越看越不對頭。」籃山鄉總支付書記徐家泉說：「富裕農民叫缺粮，我也怪起統購統銷来了，沒想到自己的思想被他们俘擄過去了。」通過辯論，到會干部一致反映：「辯得明白，收獲很大，比總路綫受的教育還深刻。」
鲁德者和到春渭歪曲事实
這場辯論是从批判魯德者和劉春渭思想開始的。
在會上開展大鳴、大放、大争時，中共梁弄區委委員、永興鄉總支書記魯德者和方橋鄉干部劉春渭，从富裕農民的立場出發，對合作化和粮食統購統销進行了一系列的歪曲和否定。鲁德者認爲：合作化步子跨得太快了，盲目性很大，以致有許多農民入社后减少了收入，他還散布「合作化只能部分人致富、不能大家富裕」的荒谬論調。這位鄉總支書記對粮食統購統销不滿，認為定產偏高、留粮太少，弄得農民「吃不飽飯」，他提出责問：「國家購得多、销得少，粮食到那里去了？」
在這同時，劉春渭也發出了谬論，他說：「講合作化、粮食統購統销好，農民生活改善了，我思想不通。就拿我家來說吧：十七畝土地，入社前產量八百斤一畝，生活過得蠻稳定；五五年低級社時，分得七百十元錢，收入還算不错，可是去年轉了高級社，收入只有二百多元，吃了大虧。再說粮食統購統銷，上面扣得緊，飯吃不饱，去年我家口粮脫頭好几百斤，這有什么好呢？苦透了。」
鲁、劉二人的言論，在一部分人當中引起了共鸣，但大多数同志不同意這些言論。到底誰是誰非？到會全體干部在縣委的直接領導下，从大會到小組，从縣到鄉，進行了一次爲時七天的大辯論。
叫歷史作見证 讓事实来說話
辯論過程中，許多同志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批判了魯、劉二人的错誤論調。
合作化是農民幸福生活的源泉。
「合作社不如互助組，也不如單干」的論調對不對呢？合作化真的只能部分人致富、不能大家富裕嗎？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横河鄉烏山社是五三年辦起来的，辦社后產量年年提高，五三年水稻平均每畝產量七百三十九斤，五四年八百四十八斤，五五年八百五十五斤，五六年雖遭受嚴重災害，但每畝產量仍有七百二十一斤。那么互助組和單干戶的產量怎樣呢？五三年全鄉互助組中產量最高的胡大興互助組，平均畝產七百十斤，比合作社低二十九斤；該村單干胡堯建（老上中農），歷史上向來產量最高，他的九畝田水稻，五二年平均產最七百二十斤，高出全村九十七斤，五三年還比合作社高十一斤，但到五四年，他的高產紀錄保不住了，每畝只收了八百斤，低于合作社四十八斤。社員胡漢道說：「三代趕不上的產量，給合作社趕上了。」再从這个社二十三戶老社員的收入情况來看，辦社前的五二年，每户平均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元，辦社后收入年年增加，五三年每戶平均收入三百四十元，五四年三百九十九元，五五年四百八十七元，五六年受災后仍有三百八十六元，今年估計可分五百元；辦社前，二十三戶人家欠债一千八百元，五五年舊债全部還清后，還存入信用社二千元，去年災後仍有存款一千多元。又如開元鄉，今年全鄉合作社的早稻產量平均每畝在四百十一斤以上，而六十一戶單干（極大部分是上中農，「三牲」俱全，土質很好），每畝平均產量只有三百七十五斤。单干、老上中農嚴炳堂說：「合作社可以把爛水低田種好稻，里進頭田瓜棚稻，單干永世辦不到。」他堅决要求入社。洪山鄉總支書記周德江說：「合作化是一條大家富裕的道路，這話一粘不错，就拿我鄉的工農社來說吧；全社六十三戶人家，去年户户增加收入，每戶平均分紅四百八十五元，最多的一戶收入有一千另十八元；全社新造房屋三十多間，今年社員自力籌資七千多元，已在建造一座小型水力發電站。」許多同志說：「合作化速度快並不是偶然的，有黨的正確领導，有羣衆的迫切要求，合作化后生產增加了，這就是最好的證明，不能說步子跨快了。」
粮食統購统销完全必要，不能有絲毫动摇。
粮食統購統销到底是好是坏呢？許多同志例舉大量事實作了回憶對比。陸埠區干部說：「統購统銷政策是救命政策，如果粮食掌握在地主、奸商手里，農民只有死路一條。」接着他們又舉例說：「解放前，偽鄉長、大投机粮商馬達忠在陸埠開設以「七十二岙陸蘭民公隊」爲招牌的大米店，專事進行粮食投机買賣，收刮民脂民膏。民國廿八年、廿九年，山區遭受，馬達忠就乘机抬高粮價，許多山民買不起粮食，只好用樹皮、草根充飢，后来，連樹皮、草根都吃光了，只好挨饿，那年全區共饿死一千多人，藍山鄉杜岙一个村就餓死三百余人。现在，山民差不多一天都吃三餐乾飯，雜粮吃得很少，一般全年只吃10％多一些。解放前和這種生活比，相差十万八千里。」再拿蘭塘鄉的情况來看，該鄉解放前二千多戶農户，每人每年只能吃二百另斤細粮，有八百多戶過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而且還受盡了地主的高利剝削，借一百斤谷，四个月后要還一百七十斤。如今，每人平均留粮五百多斤，去年雖遭受嚴重災害，但沒有一戶人家吃糠吃菜，除每人吃了二十斤大麥外，其余吃的全是細粮。
「三定」留粮到底够不够吃？陸埠區干部肯定地說：「够吃了。」据該區七十二个干部當中了解，「三定」口粮多余的有十九人（多余二千五百十四斤）；够吃的四十七人；缺粮的六人（缺三百九十斤，主要原因是平日不注意節約，有浪费现象）。他們又說：「我们留粮一般比羣衆低，我們能吃了，爲什么羣衆不够吃呢？」那么叫缺粮的到底是什么人？是富裕農民，现在請看看中河鄉中潘村「缺粮」的真相吧：全村三十七戶人家，中農有三十戶，今年上半年戶戶叫缺粮，后來發现，除四戶真正缺粮三百斤外，其中十四戶藏着陳谷一千二百斤，陳米二千五百斤，大麥四百斤；有十九戶還有半月到一月的陳谷飯米。
他們錯在那里？
究竟站在什么立場去看問题，這是能否分清是非的關鍵。許多同志指出：鲁德者和劉春渭所以對合作化和統購統销產生不满，主要是他们的家庭是富裕中農，在思想上留戀資本主義，企圖拖社會主義的腿，維護富裕中農的利益，以致離開了正確的階級立場，喪失了革命朝氣。在這同時，有的同志聯系本身，檢查了个人主義、本位主義和右倾思想。蘭塘鄉總支付書記孟小海說：「過去說「三定」留粮不够，主要是本位主義思想在作怪，没有爲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着想，因此越看越不對頭。」籃山鄉總支付書記徐家泉說：「富裕農民叫缺粮，我也怪起統購統銷来了，沒想到自己的思想被他们俘擄過去了。」通過辯論，到會干部一致反映：「辯得明白，收獲很大，比總路綫受的教育還深刻。」
相关地名
余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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