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最近我們走訪了開元鄉繁榮社八楞柱村，就夏收預分中的留粮問題和這个村農民進行了座談。他們意見各不一致，座談會到后來變成了辯論會。辯論的經過是這樣的：
  兩个留粮水平那个高
  座談一開始，就有人表示不滿說：「共產黨樣樣都好，就是實行統購統銷不好，過去吃得飽，現在反而吃不飽。」貧農王水苗立即提出反駁說：「我們不能抹煞良心說話呀！想過去，我家春荒吃草籽，夏荒吃南瓜，拿的青苗錢，買的水頭米，新谷一上，交租還債，放下鐮刀斷飯米，這些苦是一生一世忘不掉的；現在實行統購統銷，平均每人留粮五百斤，一不受剝削，二不怕漲價，怎么會不如過去呢！」
  王水苗解放前的身世，在全村有很大的代表性。這个村一九四七年夏收后的留粮情况是：共種早稻450献，產量平均每献270斤，共收121500斤，而歸還上半年欠下的青苗錢和豆麥債等，就須4万斤；交租每畝50斤，計22500斤；支付割稻工資和稻后必不可少的雜用，每戶平均須200斤，全村71戶共須14200斤；尚余下44750斤，以當時全村299人計算，每人不到150斤。平均數字這樣低，分階層一算，貧困農民就更加少得可憐：全年够吃或有余粮的只有11戶；缺兩个月口粮（吃到新麥登場）的10戶；缺半年的29戶；放下鐮刀无飯米的13戶；其余8戶是僱工，長年吃一餐算一餐。
  以上還是正常年景。一九三四年秋天大旱，晚青顆粒无收，全村一片逃荒聲，年內就有八戶人家扶老攜幼的去宁波討飯，開春又去了五戶。社副主任周惠生的父親囘想起當年領子求乞的悲慘生活，比比去年台災后仍能閤家衣暖飯飽的團聚在一起，激動得站起來說：「眞是人心節節高，好了還想好，反了身，忘了本啦！」周惠生還从辦公桌里拿出帳冊，告訴大家說：「去年台災后，全村共發放到預購款等3440元，喊免農業税2000斤，得到救濟款90多元；到今年稻前止，除平均每人吃四十斤大麥外，其余十一个月都能吃到大米。」
  一九四七年和一九五七年是兩个正常年景，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五六年是兩个災害年頭，留粮水平到底那个高呢？原来有「今不如昔」思想的社員，在事實面前顯得哑口无言了。
  定量「夠吃」與「不夠吃」的辯論
  「統購統銷固然好，就嫌留粮欠多些。」貧農王家苗的母親這樣說。她聽了一段辯諭，思想半通半不通。通均是：自己親身經歷過一九三四年的災荒，那年丢去剛出生的嬰孩，出去做奶媽，還不得溫飽，現在當然比過去好得多了；不通的是：她家在稻前確確實實欠缺一百多斤大米呀！這究竟是怎么一囘事呢？大家就幫她找原因，原来是：養鷄鵝10多只、猪二只，經常用粮食喂飼，這是一个漏洞；二个女儿囘娘家來住，沒有向她們要米票，這又是一个漏洞；再加上去年稻谷出米率較低，平日不注意精打細算，自然不够吃了。家苗娘聽着、聽着，覺得蠻有道理，就充滿信心說：「照這樣話來，今后多注意節的，『三定』粮一定是够吃的了。」
  大家還說粮食消費量是沒有底子的，寬打浪吃，再多些也是裝不滿這个「无底洞」的。像王志元在一九五五年分進650斤超產粮，但到耘四遍田時也吃光了，什么原因？吃飯要充大肚漢，他的妻子燒出来的飯，鍋底里鑊焦總有分把厚。从這里說明，要使粮食够吃，首先要解决思想問題——樹立計划觀念和節約觀點。
  「舆國家爭粮」和「與土地争粮」的辯論
  辯論到這里，又有人流露出一種消極情緒說：「照這樣看来，過年時要想做點年糕，磨點糯米粉不用思量了。種大了稻谷，都給人家去享受。」第一个起来反駁這種說法的是單身漢魏海浪，他說：「你們只看到產量提高，人口增加了沒有留意嗎？要是个个都像我光棍，倒還可以說說這句話。」他半打趣笑的發言，提醒大家查起老簿子來了。屈指一算，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六年出生的有93个，死亡的只有16个，人口要增加77个，每年就得多供應38500斤粮食，而單位產量不過从550斤提高到670斤，以500畝水稻計算，總共也只有增產6万斤。
  第二生產隊小隊長王根元同意魏海良的意見，又補充說：「交農業税、出賣余粮是我們農民應盡的责任；工人老大哥替國家創造出來的財富要比我們多几倍哩！若話都象我們田頭繞繞，鼠目寸光的只顧自己，工農聯盟就无法鞏固，社會主義建不成了。」他還接下去說：「生活當然个个人要想改善，問題在于用什么辦法來改善，想減少出售不是正路道；我們隊里已商量過，爭取晚季超產70—80斤一献，年糕米就有着落了。」大象聽了，連聲稱賛他的打算對。
  一致的結論
  意見大致統一了，我們就問大家：「現在再談談，統購統銷要不要繼續實行？」囘答是一致而肯定的：「富裕農民（單干）邵堯春多報人口，隱瞒產量，囤粮2200多斤，要是沒有統購統銷政策，又只好讓他去投机倒把放高利了，現在就可以憑這一政策去追查出來。」「統購統銷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條腿，少了它，就要變跛子，走不到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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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二天清晨出村時，家家戶戶都抬出一籮籮黄金般的谷子，他們要晒得燥揚得淨，提前超額完成賣粮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