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概况】
  2017年，市人民检察院获评“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全年共受理移送审查逮捕案件963件、1361人，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21人；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1795件、2786人，提起公诉2145人。批准逮捕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等严重暴力犯罪嫌疑人24人，起诉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嫌疑人873人，起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嫌疑人28人。批准逮捕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47人。对涉嫌犯罪但无社会危险性的，决定不批捕290人；对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决定不起诉206人。在党的十九大、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大节点期间排查信访风险案件25件，全年共妥善处理集体访、告急访76人。
  强化监督，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的，不批准逮捕225人，不起诉3人。督促侦查机关立案5件，追加逮捕、起诉4人。提出刑事抗诉7件，两级法院采纳5件。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55名犯罪嫌疑人建议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加强对606名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管，对严重违反监管规定或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督促收监执行8人。依法提请宁波市院抗诉6件，法院再审后全部予以改判，查实虚假诉讼标的额857万元。向市公安局移送涉嫌虚假诉讼犯罪嫌疑人3人。对12件作不支持监督申请或终结审查决定的案件，做好释法说理工作，1件民事行政生效裁判监督案被浙江省院评为民行监督优秀案件。
  配合做好反贪、反渎、预防3个职能机构及15名检察人员转隶。加强与监察委员会的协作配合，设立专门办案组织，对监察委员会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依法审查起诉3件、3人。完成两批共37名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执行检察官权力清单；建立新型司法办案组织，组建检察官办案组17个；完善案件承办确定机制，以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入额院领导带头直接承办案件53件，一线办案力量得到充实。推进内设机构改革，优化精简内设机构3个。会同市公安局在宁波率先出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会商制度实施办法》。探索开展逮捕案件诉讼式审查制度。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建立书面审查与调查复核相结合的亲历性办案模式。
  强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向市公安局派驻环保检察室，合力打击破坏生态资源犯罪，起诉48人。探索“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综合治理”的生态检察模式。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起诉33人。加大打击骗取惠农帮扶资金、失业保险金犯罪力度，起诉48人。修订《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起诉侵犯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合法权益犯罪嫌疑人82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起诉37人，发布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白皮书。
  制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剿劣战”专项行动等工作指导意见，1起案件获评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1090次，为当事人提供案件信息查询505次。在全省率先推行繁简分流办案模式，采用“四公开”方式保证案件办理的质效。推进“智慧姚检”建设，全面部署完成远程庭审、高清远程案件会商系统建设。
  探索构建保护为先、回归为重、预防为主的“三位一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模式，2起案件入选宁波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精品案例。推进未成年人检察服务中心建设，打造“姚·蓝工作室”。注册成立“检爱公益服务中心”，推进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宣讲活动进校园。成功办理全市首起公益诉讼案件，督促行政机关追缴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36万元。全年在网上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2775条，法律文书1952篇，法律文书公开比例达到98.5％。利用新媒体“余姚e政厅”，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
  【“阳明思辨”文化品牌建设】
  2017年，市人民检察院打造“阳明思辨”余姚检察文化特色品牌，推进精神文化、理论文化、专业文化、制度文化、兴趣文化等5种文化建设。
  4月，市人民检察院推行机关干部夜学制度，拉开“阳明思辨”理论文化建设的序幕。每月集中全院干警开展夜学，采取邀请专家讲学、业务能手经验交流、专题学习等形式，学习内容主要包括理论知识、政策解读、专业技能和检察实务等方面。6月，市人民检察院成立“检爱”志愿者服务队，开展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9月，市人民检察院举行“一星一影”评比活动，推选优秀党支部和党员干警分别参与市直机关第五期“组织之星”和“担当之星”的评比。12月1日，市人民检察院举行新一轮“姚检论坛”活动，全院青年干警结合工作实际，围绕“毒品犯罪”主题做深入交流。同月，市人民检察院举行“姚检人”优秀作品集中展出活动，展示内容健康向上、反映余姚检察文化及检察精神风貌的书画摄影作品。此外，市人民检察院推进院志（史）编纂工作，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编纂工作办公室，聘请曾在院工作过的老领导和退休人员任编纂顾问，搜集、整理、编写体现余姚检察事业发展和变化轨迹的历史资料。
  【《廉政约谈办法》出台】
  9月，市人民检察院出台《廉政约谈办法》，按照分级负责约谈的原则，明确各级约谈主体和对象，明确约谈次数、应当启动约谈的情形等，限定各责任主体每年进行廉政约谈工作的次数，并填写上报相应的《廉政约谈情况表》，形成廉政约谈倒逼机制。市检察院针对不同阶段的廉政防范风险，根据“没有问题、有倾向性问题、有一般问题”三个层次，将廉政约谈分为工作性约谈、警示性约谈和告诫性约谈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