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泗门镇名由来资料辑录
  四门：以汝仇湖东堤开四门放水而得名，宋代前未成市集时即有此名。元天顺元年（1328）《鱼鳞册》载：“未市时有渠可引湖水以灌东阡。”清初黄宗羲避乱来此，赋诗曰：“日日街头鲑菜满，不妨长作四门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置四门乡。
  第四门：按北宋《汝仇湖经》载，堤东开四门以放水，由南而北以一、二、三、四名之。南宋时在第四水门附近形成四门市。元丁鹤年《题叶州判海堤卷》诗中“柳根白舫卖鱼市，花底青帘沽酒家”盖指此。
  泗门：明《绍兴府志》、《余姚县志》及胡宗宪主编的《筹海图编》均已作泗门。按汝仇湖东开四河引水灌东阡，四水为泗，故称泗门。民国19年（1930）置泗门镇，正式改“四门”为“泗门”。
  常胜军史略
  清咸丰八年（1858），余姚农民以岁歉抗租，创立十八局，拥众入县城。泗门成之庄谢端、谢敬兄弟劝办民团，捐资雇募“黄头勇”以卫乡里。
  咸丰十年正月十一日，黄春生集十八局农民军围攻县署。署宁绍台道仲孙懋调派谢敬率“黄头勇”防守余姚城。八月，钦差团练大臣、前漕运总督邵灿又调谢敬防堵钱塘江。其间勇粮团资，均由谢敬自行筹备。
  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克复海盐、澉浦等处，将进军宁波、绍兴，浙江巡抚王有龄调谢敬回余姚防堵倪家路海口。谢敬于此时正式命名“黄头勇”为“常胜军”。四月，钦差大臣、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履谦调谢敬守绍兴府城。旋因乍浦吃紧，宁绍海防危险，调防钱塘江。巡抚王有龄和将军瑞昌派谢端在余姚接办海防团练事宜，谢端在各处海口设立防卡，陆续盘获偷渡“奸逆”萧天元等送县解府讯明正法。五月，谢敬、谢端出兵会剿驻守姚南山区的余姚十八局农民军，激战于余姚、上虞交界的后陈村，黄春生被俘杀，谢端因此得赏戴花翎。
  九月，宁绍形势吃紧，宁绍台道张景渠虑驻守曹娥江的常胜军力量不支，调谢端率海防练勇进扎曹娥江，协助谢敬进行水陆联防。二十三日，太平军来王陆顺德领兵在富阳和尚店夺临浦外江炮船渡江，二十四日攻克萧山，二十六日击溃内河炮船，俘其营官，进至绍兴昌安门外。二十九日攻城，守城团勇不战而溃，唯谢敬率“黄头勇”与太平军巷战于大善寺前，保王履谦出城走上虞。
  太平军克复绍兴后，另部黄呈忠、范汝增自东阳分两路攻宁波，中途击溃包括常胜军在内的卅六社地主民团。张景渠及绍兴知府林钧航海逃上海，王履谦由海道逃福建，谢端、谢敬也被迫航海逃往上海乞师。
  同治元年春，谢端、谢敬由上海至镇江求见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令谢敬赴江苏巡抚衙门听调。谢敬乘机在扬州一带招募勇丁约两三千人。回沪后，江苏巡抚李鸿章给发军装、洋药、铅弹，命令他俩回余姚。时新任宁绍台道史致锷正在上海筹借华尔洋枪队赴浙江反攻宁绍，因命谢敬等先行驰回听候调遣。谢敬于七月十三日率勇丁经宁波抵余姚，驻扎泗门。谢端随后于十八日亦率勇丁返回泗门。两人继续增募勇丁，扩展势力达五千人，连营二十余座，扼阻大古塘。
  八月十九日，因太平军围攻余姚县城，谢敬派所部游击赵元宰率兵五百名往救，中途不敢前进，折回驻地周行镇。八月二十日，太平军自上虞县城、慈溪山南、余姚马渚三处会合一万六千余人向泗门进攻，横亘约二十余里，漫山遍野，旗帜密布。谢敬出动全部武力，在大湖门、吴巷、水路头、杨巷桥等地布防，并发动民团助威，主力集中在杨巷桥一带。自辰时至巳时，太平军枪炮齐发，纷如急雨，予“黄头勇”重创，后自动由方桥一路撤退。同日，在廊厦镇、临山卫等处均有战斗。
  二十一日，太平军由近城各乡分路北进，攻占周行镇，赵元宰率残部逃往廊厦镇，依驻廊厦镇游击郑恒发之助，合兵夺回周行镇。二十二日，太平军沿大古塘南一带进攻，与常胜军一日接仗五次，双方互有伤亡。二十三日，余姚知县陶云升约谢敬派兵会同所请法国马参将洋兵，由郑巷至周行一线向太平军反攻，周行豪绅即挨户派饭以备供应洋兵。二十四日，谢敬率大队至方桥，因洋兵未出，不敢前进。而周行防勇及民团却冒失出犯，被太平军前后夹击，大败而逃。太平军再占周行，次晨即退出。当日夜间，太平军大队两千余人，马五十余匹，由方桥直攻泗门。二十六日，太平军与谢敬部展开大战，旋即退回。
  闰八月初五日，自慈溪退出的太平军约两三千人，从浒山、历山进入余姚，分作两路，一路北向下塘，西抄缪路；一路经由大古塘而西。方桥方面太平军千余人亦出队接应，前至塘堰桥、童生巷等处，直逼廊厦镇。太平军与谢敬部展开激战，后退至方桥等处屯扎，罴天义傅大成在此役中战死。
  闰八月初六日，方桥等处太平军分五路再次进攻廊厦镇，击溃各路阻击的谢敬部，占领廊厦镇。谢敬部溃逃至泗门，太平军乘胜由水阁周直攻泗门谢营之东，战斗至晚始停。八日，自历山迤西至廊厦一带连营二十余里之太平军十万余人由悌王、戴王等率领，分四路撤退，并予阻击的谢敬部以重创，击毙游击赵元宰。
  闰八月十一日，谢敬部向据守高桥、五车堰的太平军数千人发动进攻，得胜后在该处赶设营卡，作为进攻上虞的据点。闰八月二十五日，谢敬探得太平军自马渚、五夫复调至五车堰立营设卡，周筑土城，将夺取临山，进攻四门，遂决定先发制人，于二十六日分三路出兵进攻五车堰太平军，获全胜。九月初七日，谢敬统令军队进扎马渚。九月十三日，太平军合力围攻谢敬部，谢敬被俘杀。
  其后，族人谢国恩收拾常胜军残余，虑散失号衣被太平军拾去扮冒而改名“信义军”，随同英法军继续转战上虞、绍兴等地。
  《余姚六仓志》股款始末记
  清光绪三十一年，浙江铁路招股，仓下士黄广发起场署带征塘捐、历年解府存款，拨购优先股。假邑城集议，由许寿祺领衔禀府，由府札场嘱负修塘责任，准予拨购路股。于是又在浒山西门外会馆，六仓士民集议公决，推谢元寿为总干，马道传副之。谢辞，以马为总干，蒋镳副之。未几，马病，以其孙宗周助蒋，赴绍具领。当购优先股，计银四千六百元，立六仓公益记户。其股票，存蒋者二千三百元，存马者二千三百元。时带征塘捐未革，历年由蒋、马赴场援案具领，并前股息，陆续添购股款，计银二千元，合优先股共银六千六百元。余银除因公开缴外，悉凭蒋、马分别存储。
  宣统末，造乡，设自治制。六仓分二十余区。民国成立，带征塘捐废置。自治会联合协议，处理是项股款。别举张矞、周干济为经理。当时，马宗周到会，即将所存股票及账目悉数移交。公议张存股票银壹千壹百元、周存股票银壹千贰百元，蒋镳以意见不合，亦不到会。调停者又举谢宝书、胡光姚接掌蒋款。
  迨铁路改归国有，分别收回股本。丁巳（1917）春，仓下士张午炎发起编造六仓志乘，即由是款开支。经多数赞同，次年戊午二月，设局于云柯校旧址。己未（1919）冬告竣。其预算、决算，报告经理，有账可稽。而经理者之经过账略，亦遂得一大结束，刊布昭信云。
  【注】此文原载《余姚六仓志》卷尾。
  罂粟种植
  据民国《余姚六仓志》等记载，清代后期，大古塘以北海地曾广种罂粟。每年春种，五月成熟。用小刀刮取果实上的浆汁贮竹筒中，经煎熬成膏浆，就是鸦片。罂粟种子引自台州，初种植时不懂收制之法，多雇用台州人。因种植罂粟收入比种植棉花高两三倍，乡人多废棉花而改种罂粟，面积日渐增加。泗门一带，种植面积曾达13305亩之多，年产量最高达22175千克。清末沈崶有诗曰：“于今北陌南阡望，好地都种罂粟花。”清宣统年间下禁烟令，罂粟次第铲除，至民国9年废种。20世纪90年代后，偶有乡人在庭院花盆里偷种，因法律禁止种植，一经发现立即铲除，至2004年已不见。
  余上（余姚）县抗日民主政权
  （一）余上县办事处
  民国33年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鉴于三北地区环境恶劣，干部甚少，由慈镇姚虞办事处直接领导各区署有困难，决定撤销慈镇姚虞办事处，建立三北地区各县办事处。
  4月12日，在泗门成之庄召开余上县办事处成立大会，参会者除区、县干部外，还有部分乡长和民主人士。大会宣布张光为县办主任，同时宣布余上县办事处所辖四个区署负责人的名单。赵瞻为崧厦区区长，秦敏辉为临山区区长，潘林儒为中和区区长，许介夫为马渚区区长。同月，中共浙东区委任命李国斌为余上县委书记，张光任副书记，负责政权工作。
  余上县办事处成立后，任命肖贻笑为县办秘书，成之庄庄主谢少庚将大部分住房提供给办事处作办公用房。县办下设财经科，科长陈平之，邢佐贤任副科长兼金库主任。各区署设财经指导员1人。
  同年秋，县办增设文教科，科长鲁山。各区署相应增设文教指导员1人。时秦敏辉离职，调潘林儒为临山区区长，任命项旷为中和区区长。
  民国34年1月，中共浙东区委调三北地委组织部长谢飞兼任余上县委书记，张光仍任副书记兼县办主任。
  （二）余姚县政府
  民国34年2月24日，浙东行政公署决定将余上办事处改建为余姚县政府，任命张光为县长，下辖崧厦、临山、中和、马渚四个区署。3月，中和区遭日伪军袭击，区长项旷阵亡。决定中和与临山合并为临山区，潘林儒任区长。
  4月24日，在临山夏家召开余姚县政府成立大会。此后，各乡镇按“三三制”原则由各界代表推选民主乡长。临山区8个乡镇推选后，兰塘、湖堤、四海等乡镇由黄长庆、王德春、俞根法等中共党员担任乡长，余则由抗日民主人士担任。
  8月中旬，侵华日军投降，周行镇解放，县政府进驻周行。增设民政科，副科长马舒。建周行区署，调赵瞻为周行区区长，谢汝昌接任崧厦区区长。浒山区划归余姚县，区长朱人侠。不久，庵东区亦划归余姚县，区长田井；张乃安接任临山区区长。
  至此，余姚县辖崧厦、临山、马渚、周行、浒山、庵东六区，直至北撤。
  后塘河战斗
  民国34年5月2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挺进第四纵队田岫山第三次公开投敌，被日军收编为中央税警团第三特遣部队。27日，田部奉命进驻泗门后塘河村作据点，大队指挥部设村南谢锡范家的五间高楼房里，主力中队部署在村西南侧的广和房，另一个中队驻村东南侧义丰弄通吉房，又一个中队驻村东南侧谢鲁珍家的楼房里，又控制四周制高点，在所有要道设置路障，还拆毁民房构筑防御设施。
  28日，中共浙东区委决定派主力部队对田部予以讨伐，命令余姚县政府动员群众、民兵和区常备队予以配合和支援，共同战斗。当天下午，余姚县政府对各区民兵和常备队作组织分工：崧厦区主要监视崧厦、百官、五夫的日伪军；马渚区除监视姚城和马渚镇的日伪军外，还需准备一些担架，以便转运伤员；临山区主要负责救护和运送伤员，同时监视周行、庵东的日伪军动向。至天黑时，县政府共动员组织2000余人。
  晚上，余上特务营和临山、马渚区的常备队、民兵担架队先行集中在青山夏王宅广场。子夜时分，刘亨云参谋长率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三支队（缺二大队）从梁弄出发，亦到达夏王宅。刘亨云命令余上特务营去泗门镇东的皇封桥一带布下防线，任务是阻击周行、庵东等地来增援的日伪军，随后率五支队、三支队向后塘河村进军。
  战斗在凌晨打响。先是八二迫击炮对田部进行轰炸，随后新四军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发起冲锋。有一发迫击炮弹命中田部大队部东楼，新四军突击队立即从东西两侧进入突破口，后续部队亦随即攻入。但田部以楼群作屏障，仍顽固死守，双方伤亡较大。新四军指战员遂采用引火烧房的方法，以破坏敌人的火力网。在熊熊烈火面前，田部纷纷后退，大队指挥部被摧毁。新四军指战员又连续攻下广和房和通吉房。田部见大势已去，除少数军官带部分士兵向北突围外，大部先后投降。
  天开始放亮，枪声渐稀，但仍有部分残敌蜷缩在一幢楼房里负隅顽抗。为减少伤亡，刘亨云命令将楼房团团围住，暂不进攻，等天黑后一举歼灭。
  早餐后不久，东面皇封桥一线突然枪声打响，原来是驻周行的汪伪中央税警团前来增援。余上特务营奋起阻击，伪军反复冲锋，均被一一击退。下午，驻庵东的汪伪中央税警团亦来增援，数次冲锋，均被击退，特别是傍晚的一次战斗，十分激烈。主力部队的指战员，都赞许余上特务营的阻击战打得漂亮。
  正当大家参与皇封桥阻击战之时，被围困在楼房里的残敌趁天初黑偷偷溜走，逃至周巷据点，战斗就此结束。此役共毙伤田部百余人，俘其谍报参谋中队副以下官兵14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还有电台一部及大量军用物资。新四军及地方民兵群众亦伤亡百余人。
  后塘河战斗是讨田战役的第一仗，首战告捷后，新四军又先后取得鲍村、下管、上沙岭等战斗的胜利，并于六月底攻下田部老巢许岙，解放上虞县城（丰惠镇），田岫山只得弃家逃往天台。
  帮会
  泗门帮会萌芽于民国22年，在余姚沦陷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活动猖獗，1949年5月余姚解放后覆灭。帮会人员多头戴歪帽，身着短衫，腰系绸带，群众斥之为“空手帮”。先后以谢嘉森、谢秀泉为头目，主要成员有章生、小金生、戚庆裕、小阿元、阿照、仁康、小来仁、张鼎夫、胡增朝（人称增朝小开）、阮桂祥、卢永能、张福兴等30余人。
  近代帮会有青帮和洪帮之分，泗门帮会属青帮。其中以张鼎夫辈分最高，属“觉”字辈，曾拜“悟”字辈的余姚帮会头子严关泉为“先生”，帮内均称其为“老大哥”，民间则称其为“丐头”。镇上大户人家遇婚丧大事，都雇其守门，以防其他帮会聚众闹事，也防乞丐“强讨饭”。后阮桂祥、胡增朝也拜严关泉为“先生”。
  青帮收徒，术语叫进槛。其仪式叫开香堂，有一套神秘而严格的规定。开香堂仪式参加者限于所谓的先生、学生及师叔等人，多在深夜进行，外人一律不得入内，均按《通草》（入帮规定的书）规则进行。进行仪式时，上挂翁雍、钱坚、潘清画像，旁挂石小祖师画像，桌上摆供品，高烧香烛，地铺竹簟，学生三跪九叩首，拜过祖师，再拜先生。然后有两个传教师讲话，内容有讲尊敬先生、徒弟之间团结的；有讲帮内术语的，如头顶什么（祖师）、手拿什么（兄弟）、脚踏什么（徒弟）和有钉无眼（跳板）、有眼无钉（纤板）之类，以及遇事有求于帮内兄弟，在茶坊里茶壶、茶杯摆法的暗号等等。最后，由学生誓言及先生训话。礼毕后则吃喝玩乐一番，以示庆贺。以后，只要听从先生，学生闯出祸来，先生不但会拍胸撑腰包揽一切，还能得到先生的信任和使用。
  帮会分子平时大多不务正业，以开赌场、设赌局为主要经济来源，如开设花会、摆铜宝场、设牌九摊等等。花会主要设于岳庙、老汽车站等处，徒众到各村强拉暗劝一些善良的人们，然后由各村的“航船”送到花会场所。参与者若赢，九成归参与者，一成归“航船”。但参与者往往十赌九输，即使赢也不得走，必须再赌，直至输光才放走。凡遇徒众大输时，会有另一批串通好的徒众冲入赌场抢劫，参赌者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惨事时有所闻。农闲时节，帮会徒众则在孔长官庙、岳庙等广场组织演戏（俗称“兴蓬头”），在戏场周围设铜宝场，引诱群众参与，打中者一分钱可配三十分。若被人下大注打中，徒众就掀翻桌子耍无赖，打中者得不到配钱，甚至反被暴打一顿。
  民国24年，以王老五为首的北方民工在泗门修筑观曹公路，完工后却拿不到工钱，就到镇上“吃大户”。大户们出重金向帮会求助。章生、小金生纠集数十人，手持刀、棍等凶器，袭击民工所居住的水阁周周氏宗祠，把民工们打得头破血流，还将王老五押到公路边杀死，并将头颅割下后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阮桂祥、胡增朝投靠国民党，与军统、中统、汪伪勾结，充当“剿共”帮凶工具。两人时常身挂小枪，招摇过市，群众斥之为“小枪帮”。
  1949年5月余姚解放后，帮会分子除个别外逃外，大多被人民政府逮捕。阮桂祥、胡增朝被判处死刑，戚庆裕被判死缓，章生病死狱中。唯“老大哥”张鼎夫平时以阉鸡鸭为生，从不参与帮会的赌博、敲诈等活动，人民政府未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剿匪
  民国30年4月余姚沦陷后，国民党军政人员撤至姚南山区，土匪趁机在姚北平原作乱。至1949年5月，时常骚扰泗门镇境的土匪主要有太湖王八妹部，庵东的陈阿二、陈阿四等，地方土匪主要有股匪李英、李虎兄弟，散匪谢显成、费积良等。
  李英、李虎又名金尧、银尧，后塘河人。泥水匠出身的李英，身材高大魁梧，为匪首；李虎身材矮小，诡计多端，为军师。两人手下还有谢显友父子等匪徒四五人。这伙土匪与上虞县一个以小狗（绰号）为首的匪帮结盟，经常持枪在余姚、上虞交界的黄家埠、小越一带抢劫，当地群众深受其害。民国33年的一天晚上，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把李英、李虎兄弟抓获，在泗门东洋桥附近的公路上枪决。谢显成是后街人，自备有小枪。其手下无固定匪徒，每次外出抢劫都胁迫当地农民作随从。余姚沦陷时期曾被驻周行的汪伪中央税警团抓获，准备在周行汽车站枪决。因其事先用金条买通税警团一头目，仅击中腿部而逃脱，伤愈后又重操旧业。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判处谢显成死刑（缓期执行），后病死于劳改农场。费积良，窎桥头人，16岁时为匪，跟随多股匪帮为非作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判处费积良死刑（缓期执行）。
  1949年5月余姚解放后，以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第二支队第一大队队长卫虎亭、国民党余姚县突击队队长章登记为首的国民党土匪特务，在临山、泗门境内收罗帮会分子、惯匪、恶霸、地痞及流氓、散兵游勇，武装袭击乡镇人民政府，杀害农村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破坏征粮、减租，到处放火、抢劫，发炸弹信恐吓、敲诈、勒索，强奸妇女，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危害社会治安。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由绍兴移驻余姚，将姚北地区划为剿匪重点区，同中共余姚县委、军分区警备团二团三营、余姚县大队联合组成姚北剿匪指挥部，清剿股匪、散匪。8月，为加强剿匪工作，彻底肃清匪患，成立县剿匪治安指挥部，在泗门设指挥所。剿匪斗争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以军事清剿为主，辅以政治攻势。采用多路围剿、搜索庵庙寺院等土匪易藏之处、摸清匪情、夜间伏击、对土匪家属开展教育工作，促使匪帮分化瓦解，卫虎亭、章登记两股匪徒基本被消灭。第二阶段从1950年6月至年底，剿匪工作转向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采取广泛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将功折罪”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教育土匪家属做好规劝工作。残匪相继投案自首，至1951年10月，泗门境内匪患基本肃清。
  泗北村深井资料
  1959年，泗北乡在黄家道地村（现属泗北村）横江后1000米处开挖一口深井，井深74.96米。该井分4段：第一段（最上段），砖砌井筒，长10米，内径0.55米；第二段，松板井筒，长43.86米，内径0.3米；第三段，松板井筒，长19.6米，内径0.2米；第四段，长1.5米，内径0.2米。在深45米处发现一层卵石，厚2米；在深70米处又是一层卵石，厚4～5米。经浙江省水科所取样化验，属古河道潜水，水质富含铁离子，无毒，对人体有利无害。
  深井水位常年保持离地面2米左右。1967年秋，境内连续82天基本无雨，附近河、池、井均干涸，深井水位依然保持不变。时慈溪县水利局无偿调拨给深井所在的塘后公社红光大队水泵一台，每小时可抽水20～30立方米，井边10余亩晚稻获丰收。是年，泗门其他区域晚稻绝收。20世纪70年代后，深井渐被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