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据民国35年（1946）统计，时现境内耕地总面积93758亩，总户数约8000户，户均耕地11.7亩。其中有近一半土地为人口只占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及各姓祠堂义庄所占有。规模较大的学校（如诚意学堂）、寺庙（如九莲庵、朝北庙）、茶亭（如申明亭、络路庵茶亭）、水龙会（如东蒲水龙会），以及为迎神赛会而设立的会社（如铜钱桥犴会、后塘河“耀音轩”鼓亭会）等，亦拥有数亩至数百亩不等的田产。其他拥有田产的组织尚有恤阴堂、同善堂、永安堂等慈善机构。恤阴堂拥有土地最多，有田76亩，地178亩。人口众多的贫农、雇农占地甚少，靠租种土地赖以为生。
  境内地主多为封建氏族世袭。明代起形成杨、诸、周、谢四大家族。谢姓地主多居住于镇上及后塘河村，人数亦最多。周姓地主多居住于水阁周、大庙周、东蒲等村。诸姓及杨姓地主多居住于水路头、东蒲杨家等村。其他散居各村的李姓、王姓、黄姓、陆姓等地主，迁徙泗门定居年代虽不及四大家族久远，所占亦较多。倪家路村李姓（家号李融春），一家就占有土地3000余亩，号称姚北最大的地主。
  各姓祠堂义庄所占有的公堂地数量惊人。据民国《余姚六仓志》载：民国8年，谢氏存著堂义庄，有祠产田、地、山共1285亩；谢氏希范义庄，有田地200余亩，灶地531亩；谢氏东山义庄，有灶田1400余亩；水阁周周氏义庄，有灶地270余亩，未熟地800余亩。公堂地为封建宗族（祠堂）所有，委托族内有相当身份且办事干练者（多为地方乡绅）管理。这些管理者亦称公堂地主，将收取的地租用于祭祀、分胙等，以强化宗族制度。后塘河村谢氏重庆堂有公堂地1000余亩，由谢志香管理；谢氏东山义庄的土地则由民国后期任浙江省参议员的谢显曾管理。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土地租赁有大租田、小租田之分。大租田是由业主直接出租给佃户耕作，田赋由业主承担，佃户上缴田租给业主。此类租田，经佃户长期斗争取得田面权，业户不得随意抽回转租，称永佃权。田面权可出租、出卖，卖价高于田底权价格。小租田是由佃户将承租的田面权转租（即第二次出租），一般在佃户之间转租，亦有转让给原业主，又由业主转让给第三者，使业主成为田底权、田面权两层出租人。小租田承租人无田面权，耕作使用权仅1年或1季，出租人可随时收回转租。小租额一般与大租额相仿。一般年景，耕作者在收获后缴出大、小租，所剩无几。
  民国时期地租有议租、板租、垫租、押租等形式。议租亦称活租，一年一议，一般在早稻成熟时或秋收后，由业主、佃户根据年成丰歉确定租额，或对半，或四六（佃户四、业主六）。正常年景视土地肥瘦，每亩实缴租谷70～100斤不等，时亩产不过200斤左右。民国27年，浙江省政府提出“二五”减租（即田租在往年的基础上减少25％，规定田租不得超过农产品收获量的37.5%），佃农负担有所减轻。此后，常由乡议会、农会、乡镇公所派代表参加议租。板租亦称包租、死租，业佃双方在建立租佃关系时订立契约，确定每亩每年租额，以后不论年成好坏，均须照约缴租。公堂地、庙产、学产等亦多用此法。垫租又称预租、稍租，佃户租田时须预付下年租金，不预付不得租种。民国2年，经余姚县政府审准：垫租每亩至多4元。押租是业主在佃户租田时收取一定数额的押金，佃户缴付押租后仍要照常缴租，待退佃时才退还押租。广大佃户租种小租田，要缴纳田底权所有者的地租和田面权所有者的地租，受双重剥削。
  泗门境内土地田底权、田面权的分离租赁、买卖始于明清，盛于民国15年前后。同一块土地，有占有者、佃权者、耕作者三方，常为承租、转租和租税缴纳诸事引起争执纠纷。民国5年，人和庄地主谢茂祥违背熟地起租常规，要佃户将刚开荒启种的生地缴纳每亩5元的“租羹钱”。水阁周农民周显江发动佃农抗租，被县政府镇压。民国23年，湖北棉农聚众请愿，要求湖堤大地主戚大灿、戚卫泉、戚索桢等取消垫租，减轻租息，按足地亩收租，被地主民团打死6人，打伤13人。民国28年，中共党员马青以县政工队员的合法身份，召集地主代表28人、农民代表30余人协商开会，要求取消垫租，保障佃农永佃权，斗争最后取得胜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余上县民主政府在大古塘北的抗日根据地继续实行“二五”减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