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市图书馆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通德乡黄竹浦人（今梁辉镇李家塔自然村）。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享年86岁。我国杰出的民主启蒙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
  黄宗羲生活在社会剧变的明清之际，一生经历十分坎坷曲折。他在自己的画像上记述一生的经历时，概括为“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参照这个概括，他的生平可分为读书游学、抗清斗争和著述讲学三个阶段。
  黄宗羲出身于读书农耕的家庭，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他的父亲黄尊素考中进士，被授于宁国府推官，7岁的黄宗羲在父亲的指导下于官衙内读书。他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完成父亲布置的作业后，还偷看《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休闲小说。黄尊素认为这些书籍能够增加知识，开阔眼界，所以没有阻止。开明的父亲保护了儿子的学习兴趣，养成他博览群书的习惯。
  正当黄宗羲日渐长大，学业俱进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突然降临。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最腐朽的王朝，其政治特点是太监执掌国家大权，对大臣实行残酷的特务统治。明熹宗时太监魏宗贤掌权，他培植亲信，打击异己，搜刮民脂民膏，许多中小地主家庭都被剥削得倾家荡产，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一些正直的官员反对魏忠贤擅权，把他们称为阉党。这些正直的官员经常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议论朝政，谋划反魏计划，人称“东林党”。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骨干分子，许多人经常在他家里议论朝政，对阉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心疾首。那时，黄宗羲已开始懂事，听了他们的议论，了解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充满了对阉党的仇恨。明天启五年（1625年），黄尊素升任山东道监察御使，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而获罪，被剥夺官职，不久又以谋反罪在家乡遭逮捕，第二年六月被逼害致死。黄尊素被解押进京途中叮嘱儿子，一要拜著名儒家绍兴人刘宗周为师，二要重视学习历史。黄宗羲遵照父亲遗命发愤续史，用2年时间读完21史，通过历史这面镜子，他看到历朝历代忠、奸之间激烈斗争，决心继承父志与奸佞斗争到底。20岁时他拜刘宗周为师，开始系统地学习。刘宗周是明末大儒，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在老师的指导下，黄宗羲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他还到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游学，晚明时期，这一带已成为全国的棉纺、丝织业中心，经济发达，城市繁华，知识分子集聚一起，结社风气很盛，黄宗羲通过诗社、文社活动，谈学论道，结识了众多江南名士，而且也积累了社会经验。
  青年时代的黄宗羲曾两次同阉党开展殊死的斗争，在江南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次发生在明天启七年（1627年），这年熹宗逝世，毅宗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后上吊自尽的崇祯帝。他做皇帝不久，为了摆脱阉党对自己的控制，下令处死魏忠贤，罢斥、追究其党羽的罪责。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激动，立即带着诉讼状纸，进京为父申冤报仇。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两个党羽，他俩是逼害黄尊素等东林党人的主谋。黄宗羲还只有19岁，但在森严的刑部大堂上毫无惧色，严厉地揭发俩人的罪行。作完证词后，他突然从衣袖中抽出铁椎向许显纯脸上刺去，又一把拔下崔应元的胡须，把俩个贪官搞得狼狈不堪。他还与周廷祚、夏承等被害东林党的后人一起，刺死了杀害黄尊素等官员的狱卒叶咨、颜文仲两名凶手，在监狱的中门祭奠了父亲。在崇祯帝政治需要的特定条件下，黄宗羲对阉党的第一次斗争取得胜利。但崇祯帝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的性格必然被太监利用，很快另一个太监阮大铖赢得他的信任，原先蛰伏的阉党分子纷纷投靠阮大铖，重新执掌了国家大权。以黄宗羲和其他东林弟子为主的复社名士毅然担当起反对阉党势力的第二次斗争。他们多方搜集阮大铖和其同伙的罪行，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在南京城内贴出公告——《南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的桩桩罪行，呼吁大家同心协力，扫除奸佞。这份揭上有145位社会名流署名，黄宗羲和顾杲代表前朝遗孤和东林子弟名列在前，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社会舆论的压迫下，阮大铖不得不作了收敛。然而，随着北京城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清军大举入侵，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等国内形势的剧变，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受到福王的重用。这时他们不顾大敌当前，国家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复社人士。阮大铖的爪牙编造《蝗南录》，大肆逮捕杀害反对他们的人，黄宗羲和顾杲不幸被捕入狱。只是由于清军迅速南下，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俩人才死里逃生。两次反对阉党的斗争，使黄宗羲加深了对封建君主制度腐朽没落本质的认识，同时也积累了政治斗争的经验，为下阶段的抗清斗争打下坚实基础。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杭州后，在钱塘江北面布防。这时浙东地区少数有民族气节的地方官员和绅士自发组织了抗清义军，拥戴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建立了浙东抗清政府。同样性质的抗清政府还有福建的唐王和西南地区的桂王。这时黄宗羲已逃回到家乡，他获知鲁王监国的消息后，毅然变卖家产，购置武器装备，招募姚江儿女，组成义军，奔赴钱塘江南岸，加入鲁王政府的抗清大军。当时北岸清军只有5万人，而且背后的宁镇、杭嘉湖地区还有小股抗清武装骚扰，立足未稳。南岸的政府军加上新加入的义军有10万人，而且义军的斗志高昂，形势明显有利鲁王政府。黄宗羲分析了双方军事形势后建议鲁王主动出击，渡过钱塘江，进军浙西，扩大地盘，同时接纳更多的义军，壮大军事力量。他还指出鲁王政府军的不利因素，认为10万军队集钱塘江南岸，军饷需求大，而地方供给能力有限，不适宜久守。但是那些政府军的将领忙于封官晋爵，热衷权力斗争，无心与清军作战，根本不理睬黄宗羲的建议。不久义军因筹措不到粮饷而逐渐溃散，政府军又因抢掠老百姓的钱粮而失去人民的支持，鲁王政府的军事力量就在内部争执中消耗削弱了。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乘夏季钱塘江水位较低的有利条件，大举渡江，鲁王军队全线崩溃。鲁王带着少数人从海上逃到福建依附唐王。黄宗羲只好带领500余义军退入四明山，在杖锡寺安营扎寨，坚持斗争。不久，他听到鲁王在三门湾海上监国，封他左佥都御史的官职，召他去上任的消息，于是安置好义军后，只身往闽浙沿海地区寻找鲁王。鲁王行朝设在三门湾一条大船上，文武大臣的条件差多了，只能两人合用一条小船。黄宗羲在《鲁王监国》一书中描述当时的艰苦生活：“仓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海泊中最苦于水，清晨洗沐，不过一盏……零丁飘絮，未馨其形容也。”当时行朝实权掌握在几个将领手中，鲁王只是一个傀儡，至于文臣更无足轻重。黄宗羲知道行朝已不可能有所作为，自己也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这时驻守浙东地区的清帅下令，命地方政府编造那些不肯投降的明朝官员家属名册，将给予严惩。黄宗羲担心母亲、兄弟和妻儿的安危，得到鲁王同意后，回到家乡。
  黄宗羲家位于余姚至宁波的驿路边，居宅早已被清军拆毁，一家十几口人寄宿在附近亲戚家中，惩处令下以后，没有人再敢收留他们。黄宗羲回家后，全家人住到老家南面四明山麓的化安山中。黄尊素的衣冠冢下有三间守墓用的小茅屋，这时成为黄氏兄弟十几口人的栖身之处。在这简陋的茅屋里，黄宗羲奋笔写下誓与清军斗争到底的壮丽诗篇：“锋镝牢囚取次过，依旧不废我弦歌。生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廿两棉絮当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在这里，他一直与舟山的鲁王政府保持着联系，也曾奉命跟随义军将领冯京弟到日本借兵，还派人把刺探到的情报传送到舟山。为此他多次遭到清政府的画像通缉，由于他的机智和友人的掩护才化险为夷。在与清军的斗争中他始终没有害怕和退缩过，除了竭尽全力支持鲁王政府的抗清斗争外，还一直关注着唐王、桂王政府的抗清斗争。清顺治十年（1653年），鲁王去掉监国称号。康熙元年（1662年），桂王在云南被杀，持续了10多年的武装抗清斗争最终失败，黄宗羲才终止了抗清活动，转入到总结明王朝灭亡教训的深层次思考之中。
  清康熙元年（1662年）以后，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黄宗羲开始步入耄耋之年，他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及指导儿子参加编修明史的工作。
  黄宗羲的教育活动一方面是做私塾教书先生，目的是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是作学术讲座，传播学术思想、培养高层次文化人才。他的讲学活动主要在宁绍平原和杭嘉湖地区，邀请他讲学和听讲的人主要是他的友人及其晚辈，另有少数地方官员和慕名而来的文化人。其中绍兴和宁波两地讲学时间最长，成效也最大。他在绍兴证人书院讲学自康熙五年（1666年）至康熙十年（1671年），前后时间长达5年。经过明清之际社会动乱，当时绍兴的文化人都表现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思想。黄宗羲向他们指出了“读书论道”的治学方向，启发他们树立文字以外还有大事业的读书理念，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他在宁波讲学自康熙七年（1668年）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前后历时7年。宁波听讲的学生主要是抗清志士及他们的后人，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因此没有像绍兴证人书院那样的固定讲堂，而是轮流在学生的家、祠堂或寺庙中进行，条件相当简陋，但取得的成绩却是最大的。黄宗羲在宁波讲学时十分强调经世致用思想，这是他从晚明时期教育与实践严重脱离，读书人只会背诵圣人语录，不会处理、应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恶果中悟出的教育思想。他主张要熟读名人原著，并重视用书本知识去认识社会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他还主张学习历史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等等，认为只有掌握多种知识，才能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他的治学思想使人耳目一新，受到宁波学人的欢迎。他在宁波讲学时听讲的学生有名可查的达66人之多，培养了一批史学、经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人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清代浙东学派，对浙东，乃至整个清代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
  黄宗羲的著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涉及领域也很广阔。大体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他编选前人的著作，主要是宋、元、明三代的名人名著及乡人遗著，有10余种，1000多卷，1000万字以上；另一类是他撰写的著作，有100余种，300多卷，300万字以上，内容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以及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这些著述大多数是在他60岁以后岁月里完成的，其中最大一部文集《明文海》共482卷，参考明各家文集两千余种，前后费时26年，到85岁时才编辑完成。“一年功课复如何，文案已完学案多。岂为声名垂后世，难将岁月浪销磨。”这首诗生动地反映老人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和争分夺秒勤于笔耕的精神。为此，他把亲属、子女的婚丧节庆等生活礼仪活动都一概免去。特别是康熙年间，清廷为了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三次征召黄宗羲出山，赐予官职，黄宗羲都一一予以推辞。这里固然有民族气节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担心时间被无谓的公务活动浪费掉。惟在编修明史的大事上，他本人没有进京，而派他的门生万斯同、儿子黄百家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参与修史工作，并把自己保存的南明史料移交史馆，或让地方官派人抄录给史馆，对万斯同、黄百家的工作予以认真指导，促进明史修编工作。
  黄宗羲的宏富巨著中以《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两部书著称于世，奠定了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巨匠的地位。《明儒学案》共60卷，把明代近300年间产生的200多位著名学者论著，按他们生卒年代与各人的学术宗旨进行分类归案，共立为19家学案，每案前先作简要的介绍说明，然后分述案下各学者的生平、主要学术观点及代表作品（节录），这样既阐明学者个人的学术思想，个体间的继承发展关系，同时也揭示了整个学派宗旨的变化轨迹。所以当时就有人称赞该书如大禹导水，脉络分明，经纬灿然。《明儒学案》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专著，它为后人研究明代的思想文化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加快了思想文化人才的培养，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做出了贡献。《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政治著作，共1卷，分为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等12章。在这部著作中，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封建法制、兵役、土地以及财税等制度都进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有力地批判，他尖锐地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批判矛头所指不仅仅是明清两代帝王，而是整个封建制度。接下去他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其基本前提是“天下为主，君为客”，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的国家政治理念，又具体描述了“置相”、“学校”的政治制度和“田制”、“计财”的经济制度。在“置相”章中，黄宗羲认为君臣都是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很明显，这里他已经把封建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否定了，提出崭新的同事关系，因而在工作上只有先后顺序关系而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主张学校不单纯是为养士而开设，而是国家重大决策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场所，在这里“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这种学校的性质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议会相接近。在经济方面，黄宗羲认为国家要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他主张合理确定税赋，提出“工商皆本”主张，声称“人各有自私，人各有自利”的人个权益问题。这种经济思想既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城市工商业主的要求。专家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政治、经济思想与近代启蒙主义者的主张几乎如出一辙，《明夷待访录》实为一部民主启蒙主义的纲领性著作。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黄宗羲病逝于家中。生前他立下遗嘱，死后不用棺椁，不作佛事，死后第二天用一块床板、一条被褥把遗体抬到化安山墓穴。这是老人对封建礼教所作的最后一次斗争。墓在今陆埠镇十五岙村化安山麓，文革时遭破坏，1982年重修，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之际，围绕着明王朝灭亡的教训问题，我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次短暂的百家争鸣式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些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晚明时期的腐朽政治痛心疾首，进行无情地鞭挞和强烈地批判，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来源于他伟大的社会实践，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反映新兴市民阶层思想、政治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一思想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为促进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鸣锣开道，这是十分珍贵和值得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