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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诗派早期成员，主要由李东阳、谢铎等十几位翰林院同年及稍后及第的若干志趣相投的同僚组成。值得一提的是，此间他们多为平辈间的唱和酬答，尚未形成明显的雅集核心和明确的创作理论，但是却为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提出茶陵派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彭教在成化三年所作《席上咏史诗序》中说：“成化丁亥十一月甲子南至，翰林诸同年沿故约来会，饮予家。在酒所相与论昔功烈行义之士，盖悠然有遐思焉。于是自战国以来，迄于唐季，代取一二人，凡十人，书之片纸置盘，探中各赋一诗…… 诗既成，取而次第之，而复叙其所以如右。是日，惟舜咨以事不果来，罚如约， 诗亦追补云。”①成化十三年，又作《送侍读倪君归省诗序》写同年十一人为倪岳回乡省亲的情形说：“与舜咨为僚而进同年者，罗璟明仲、谢铎鸣治、傅瀚曰川、刘淳尚质、焦芳孟阳、陈音师韶、张泰亨父、吴希贤汝贤、陆鼎仪、李东阳宾之暨教十有一人，相与饮饯之。乃取昌黎韩子《送郑十校理诗》分为韵，率相知者各赋一诗以赠，通五十首为一卷。教不能赋，退而为序。”（《东泷遗稿》卷一）由上两条记载，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茶陵派早期成员构成，主要是天顺八年入选翰林院的十几位同年进士；他们的活动一般是或取材史事人物，或以名作分韵次之共同主题下的赋诗；对于不善即兴为诗的成员，一般作集会诗序，并对众人诗作加以编次，整理成卷，那些经常与会者即使临时有事不能参加，也要事后补做，可见他们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分工和规约。当然，除了这些同年交往之外，像吴宽、程敏政等稍后入院的进士，他们在诗歌创作旨趣和美学风貌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与李东阳等人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也把他们划归到广义的茶陵派中来。接下来，就对他们的诗文创作分别进行评价。
倪岳（１４４４—１５０１），字舜咨，祖籍钱塘，后迁直隶上元。天顺八年，与谢铎、李东阳等人一同及第，时年二十岁。此后不久，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中为侍读学士、直讲东宫，二十二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弘治六年为礼部尚书。《明史》本传称其“严绝请托，不徇名誉，铨政称平”，甚有政声。倪岳卒于弘治十四年十月，享年五十八岁，有《青溪漫稿》二十四卷存世。
倪岳与谢铎、李东阳等人为同年进士，且长期在翰林院供职，因此结下深厚情谊。倪岳病逝，李东阳为其作两首悼亡诗，其《再哭青溪》一诗称：“杏园醉后千花拥，柳院归时一字行。”（《怀麓堂全集·诗后稿》卷六）由此可见当年交游之盛。另外，倪岳与谢铎也私交甚笃。倪岳的《青溪漫稿》中有四首与谢铎的赠答诗，即《白云辞》《元宵会鸣治宅大雪得催字》《游西山诗答谢鸣治》《次鸣治卧病不赴斋居之作》，其中还不包括像《京师十景诗》（倪岳十首俱全）这样同题共作的作品。像他《次鸣治卧病不赴斋居之作》有“方泽圆丘祀礼兼，十年侍从幸同瞻”句（《青溪漫稿》卷五），从中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倪岳入仕之前就曾与二三交好酬唱频繁，像他《戊子新春日寄上谷诸旧游》“却忆旧时诗社客， 于今赓唱复何如？”（同前，卷四）《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七“诗社有人时送草，县门无吏不催租”（同前，卷六）即是证明。入仕后，倪岳“溺诗”的情况越发明显，黄佐在《翰林记》卷二十二及他自己在《翰林同年会图记》中的记载可证。此外，倪岳还有与晚进门生的赠和之作，如其《谢饯行诸门生二首》序称： “五月八日癸卯，京闱所取士之仕于京者，若给事中于瑁、屈伸，御史张纶、张天衢、郭镛，户部欧信、钱敬、张举、张定、郑洪，刑部熊祥、周东，光禄赵宏、方鼒， 中书李棨、郭旵，行人王雄，南京刑部张赞，进士张彧、翁玉、聂瑄、何俊，合二十二人，会饯于城东茶庵之新祠，因赋二诗以谢，且致望焉。”①倪岳零星唱和的例子也很多，如他《答玉署交情四首》序称：“体斋（傅瀚号）、东山（刘大夏号）、西涯（李东阳号）三同年以旧日同预吉士之选，交谊深笃，乃各赋古诗四章以赠， 题曰玉署交情。”②另倪岳题程敏政《焚香联句》后称：“成化丁酉正月八日斋居焚香，清寂之际，相与书三十韵，次第拈押，以遣夜怀。既成，俾予各录一通。
时与者六人，太仓张亨父、陆鼎仪，毗陵陆廉伯，海虞李世贤，新安程克勤云。”③ 其他像《青溪漫稿》集中《三月十二日肇开经筵岳以翰林旧僚叨侍讲读荐蒙燕赉感而有作》《端午会孟阳宅分得石榴》《甲午斋居答明仲用韵见忆之作》《恭祀献裕二陵和答明仲赠别诗韵》等，余例甚多，恕不遍举。
上述类型的诗歌占了倪岳诗作的多数，它们均呈现出典雅温厚、却略少骨力的面貌。他曾称：“最爱乘风琳馆，何妨步月瑶台。杏园芳躅可继，凤城雅唱宜裁。却羡斯文风味，不负翰苑情怀。”④即表现了对此类题材的偏爱。当然， 这与当时李东阳主导的诗坛风气也密不可分。明人靳贵称李东阳“盖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门者，号有家法。虽在疏逖，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竟风韵之末，而名一时”；杨一清又概括李东阳的诗歌特点说：“诗文深厚浑雄，不为倔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尽脱凡近而古意独存。”⑤ 前面已经指出倪岳自身十分推崇李东阳的领袖地位，然而他的诗歌并不全是清一色的馆阁辞章。他与谢铎一样还有许多关心国计民生的作品，李东阳在悼诗中就称赞其“平生爱国忧民意，仕路谁堪语肺肝”①，这类作品是倪岳的人生哲学及价值观念的直观体现。他在任东宫直讲期间所上的《孟子讲章》中说：“居于仁则存诸内者，有本而大人之体立；由于义则应乎外者，有制而大人之用行。体用两全，内外一致，士虽未得夫公卿大夫之位，而公卿大夫之事， 尚何所不备哉？”又“诚以仁义二者，乃天地间一个大道理。其本原于一心，其用则周乎万事。故天下之安危，国之治乱，家之兴衰，身之贤愚，都只在仁与不仁，义与不义两端上。”②他在为政期间是对上述观点躬自践行的。成化九年，上《西北备边事宜状》，提出“重将权以一统制”“增城堡而广斥堠”“募民壮去客兵” “明赏罚、严间谍以立兵纪”“实屯田、复漕运以足兵实而纾民力”等五条主张，均切中时弊；弘治七年十月，西洋国贡狮子，上《请却赛玛尔堪进狮子疏》，力陈其不可之由；八年十二月，类奏京师及各地灾异，提出“推行圣学”“豫节亲藩”“惩究欺蔽”“苏息贫穷”“慎用将官”“祛除民病”“惩戒奸贪”等二十七条措施，深得孝宗钦赏；八年十月，上疏请禁止番僧领占竹进京，“反复数千言。上读之而悟，诏中止。天下诵之”③。这些思想及行动无疑都体现在其诗作中，如他关心洪涝给民众造成的灾害时说：“去年六月足霖雨，顽云散天长不收。……秋来百钱一斗粟，民饥更着寒无裘。昨日已鬻乳下儿，今日又杀田中牛。嗷嗷仅博一饱耳，转眼亦复填深沟。郁塞那堪沴仍作，北邙弃骨成高丘。掩骼埋胔有遗令，嗟嗟守牧谁为谋？……如何六月雨不止，连绵恐欲伤田畴。……奔驰徒费雨师力，淋漓不解农夫忧。早寒暮热人重困，儿童往往成悲讴。端居对食不下咽，天意岂与斯民仇。”④诗中饱含了对农人杀牛充饥、卖儿鬻女的悲惨经历的深深同情，也表达出一位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之忧为先的良知和情怀。他关心边事的诗歌，如“烽火边城鼓角悲，黄沙漠漠北风吹。关山远隔云中戍，车马新屯灞上师。贾谊有才思报国，杜陵多病尚忧时。侍臣谁有如椽笔，拟撰燕然第二碑”⑤。倪岳秉承儒家仁义观，强调经世致用，与谢铎可谓殊途同归，诗集中涌现出上述针对现实时事慷慨感发的作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倪岳崇尚古雅，像他在为亡故的礼部尚书彭华作的神道碑中所推许的“为文章力追古作者，用意谨严，稿必数易而后成，虽诗亦然”①，这亦间接表达了他自己的创作态度。倪岳的诗歌有如下两个特点。
首先，喜用古人名戏拟同僚中与之同姓之人，亦庄亦谐，别有妙趣。他经常用“谢朓”代指谢铎，如“玄晖才更逸”（《青溪漫稿》卷三《腊月二日诸同年会饮予家……以纪终会云》）、“禹锡自应先致约，玄晖何事惜追欢”（同前，卷四《游西山诗答谢鸣治》，按“禹锡”代指同游友人刘大夏）；用“沈约”代指沈仲律， 如“到处定应逢沈约”（同前，《送周德源南还兼柬沈仲律》）、“清光长忆沈休文” （同前，卷六《分韵得分字送丁凤仪秋官南还兼柬沈仲律》）等。
其次，用古人名及暗用其相关典事。如“新寒未慰相如病，旧雨仍增宋玉愁”（同前，卷四《八月十四风雨之夕病中望舍弟消息不至怅然有怀》）、“黄祖尚憎鹦鹉赋，玉环宜愧牡丹亭”（同前，卷五《过济宁有怀旧游》）、“维摩病得句，终惭杜甫才”（同前，卷五《和汝行敏登雨花台韵》）、“须烦能画王摩诘，更着耽诗李谪仙”、“邺侯家富牙签万，亚父谋疏玉斗双”（《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一、其五）等。其诗中所用先唐古人较多，喜用旧题如《古意》《将进酒》《止酒》，其中多见“陶令”“贾生”“詹尹”等人名，但尊唐的迹象还是很明显的。他在《跋荆公绝句》中称“荆公《天童山溪》绝句一首，思致幽旷，有唐人风”②，可略见一斑。由于频繁用典，自不能避免重复蹈袭之累，如“自有尊垒娱北海，可无词赋继东坡” （《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六）、“北海才名重南国，东坡政誉满西湖”（同前，卷六《会饯蒋宗宜侍御赴南台即席次留别韵》），虽为工整，而略觉叠熟。
倪岳的辞赋多用“兮”字，具有明显的骚体赋特征。如《桢陵雪霁赋》以“兮”字为主，间用“之”字，或为句腰，或为句尾，分别仿照《九歌》句式及《离骚》句式，其描摹雪落之物态，纤微毕现，多骈字骊句，有平正典雅之风。如“望飞狐之口兮，渺琳琅之委籍。顾长城之垒兮，积琬琰之崔嵬。云中居其西兮，皎白云之缥缈。龙门居其东兮，粲素练之离披。……银为城兮辟重门以若璧，玉为道兮夹万井而如弦”③。其兮字句（含兮字）一般有七字，但也多见变例，如《炎暑赋》中就有“使丰隆玄冥屏气而不得申兮，何飞廉之颠狂”这样的变骚长句。这篇赋不像其他台阁体作品一味谀颂，而体现出相当的悲悯意识，如“且天下食力者众，岂尽闲逸如吾曹。彼菑畬之田父兮，冒烈日之熬熬。挽泉流以下灌兮，声密连兮桔槔。手耒耜而戴笠兮，肆藨蓘以立苗。……或牵牛以服贾兮，睠征途之迢迢。既壤之若燎兮，又逆旅之无聊。……若乃边关戍卒，称干立旄，夕枕藉乎金革兮，朝并驱乎两峱。想敌夫王之忾兮，而拟绝乎天骄。日扰扰而不得息兮，徒哀鸣以謷謷。……予徒食禄亦何补兮，重清职之逍遥。舍民困之弗恤兮，而欲据此以自豪”（《青溪漫稿》卷一）。其中遍举农夫、商旅、戍卒等人的艰辛，并与自身清显的职事相比，深具自责自省之意。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倪岳的一首“诗余”《望海潮·题水仙扇面》，上阕写扇面“冰玉为肌，沉檀为骨，天然素体倾城。鼓瑟湘潭，捐珰澧浦，凌波微度飞琼。何处是蓬瀛？正忍寒送目，借水成名。东阁官梅，两般标格一般清”（同上，卷九）。其中暗用《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典，且韵律深稳，雅正典重，具有较强的文人词的风味。
张泰（１４３６—１４８０），字亨父，号沧州，祖籍湖州，后迁至太仓。天顺八年（１４６４）进士及第，然而成化元年和二年，他的父母相继辞世，只得返乡守孝。
他在家服丧期间哀毁骨立，几不能起。成化七年丧期结束，授翰林检讨。成化十一年，任礼部会试考官。成化十六年升修撰，同年十一月九日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张泰为人恬淡自守，独喜为诗。与陆釴、陆容齐名，号“娄东三凤”。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有传，现有《沧州集》十卷，《续集》二卷存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沧州集》称：“初与李东阳齐名。后东阳久持文柄， 所学弥老弥深，而泰不幸早终，未及成就，故声华销歇，世不复称。今观是集， 大抵圆转流便，而短于含蓄，正如清水半湾，洮洮易尽。”①这大致指出了他的诗文特色。张泰在当时虽然仕路不显，然而诗名很大。陆釴在给他所作的墓志铭里说：“为文务自己出，视韩柳若不暇模拟，直欲追两汉先秦以上；诗则根据杜子美。少尝学李白，音韵铿锵，雄健俊逸，随事赋咏，各当其情。由是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有亨甫，至京师必欲求见，得一诗以为荣。”②他既为吴中人士，不免沾染吴中文风习气，表现出以自娱为目的的创作风尚，但其作品更多地转向茶陵诗派主体的风格。李东阳对张泰的创作风格颇为肯定和赞誉：“原博（即吴宽）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即张泰、陆釴），皆脱吴中习尚，天下重之。”又在《麓堂诗话》中说“亨父天才敏绝，而好为精炼，奇思硬语，间见叠出，人莫撄其锋”。从上面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复古风格与陆釴是非常接近的，再加上都英年早逝，更令李东阳、谢铎等同道唏嘘不已。他的作品用词清绝，大部分诗作为唱和、应制和题赠而作，涉及题画、馈物、赏玩、送别、贺寿、悼亡、咏史等等，诗风有古意，境界超拔。这一点尤令李东阳不吝赞词， 他在《题张沧州遗诗后》说：“清古翘拔，无一字犯俗。虽偶书旁集，若精择而后得者。”（《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二十一） 张泰唱和诗占其诗作相当大的比重，风格淡雅闲适。他与陆釴的酬唱最多，涉及两人唱和交往的诗歌近六十首。两人互相切磋、唱和不绝，如《与鼎仪行田间》《冬夜怀鼎仪》《夏雨忆鼎仪》《共鼎仪宿文量馆》《夏日鼎仪小轩酌》《就鼎仪夜酌交咏成篇醉余不记某出某句》等，以此看出他和陆釴的关系密切，以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从《沧州集》所载诗中可以看出张泰与谢铎也有着密切的交往。其写给谢铎的诗有《奉答谢鸣治编修去秋玉堂见寄》《答谢鸣治用韵言怀》《斋居次鸣治韵兼柬宾之》《会缌亭诗谢鸣治敕为宝庆守致仕归作亭》（自注：寄诗鸣治，为和三首）、《为谢侍讲故人题竹冈》《二月廿四承谢侍讲招适以工筑不赴诸公联句示及答以其韵》《用鸣治见寄韵自赋》《怀宾之与谢鸣治联句》等若干首。
前面已经提到，在进入翰林院之后，李东阳、谢铎等人之间同年聚会非常之多。张泰也是他们座上常客，他有《同年会》一首，其题下注称：“二月十八日，会于季氏第。”另有《方面同年八人来同宴于明仲宅》《偕文量鼎仪会用常》（均见《沧州续集》卷上）、《同年会》（《沧州集》卷五）等等。仅举他与谢铎酬唱的内容，就如《怀宾之与谢鸣治联句》：“西涯走马踏春归（泰），芳草春风旧路微。故国湘南回雁远（铎），碧云天北美人稀。花间水寺迷游躅（泰），鼓响山楼忆倒衣。寂寞清尊今日话（铎），百年相对谢玄晖（泰）。”（《沧州续集》卷下）《奉答谢鸣治编修去秋玉堂见寄》：“穷路泣孤子，瀛洲怀列仙。不见谢灵运，空吟春草篇。畴昔比连枝，今随断蓬旋。芙蓉抱弱质，憔悴凉风前。迟迟岁华晚， 渺渺云泥悬。瞻望起长揖，功名付才贤。文章贵补衮，鹄立当尧天。吾将肆情志，钓海以终年。”（《沧州集》卷三）《为谢侍讲故人题竹冈》：“太平新县台州东， 竹冈可与桃溪通。知贤近得谢康乐，好客今多陈孟公。苔径常时闻佩玉，草堂无日不清风。何当醉踏石桥去，径坐秋山晚翠中。”（《沧州集》卷九）《次韵酬谢公》：“紫陌朝朝尘点袍，只应方外息尘劳。空华薄玩九秋菊，幻境那寻千岁桃。
印海寺形占地胜，抱京山色上楼高。天台雁荡吾兹试，诸谢须容洒醉毫。”（《沧州集》卷十）从以上诗作中可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也非常融洽频繁。张泰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李东阳亦有着密切的交往，如《忆昨酬李宾之》《宾之约观荷不偶》（《沧州集》卷三）等，恕不一一详举。
减去居家守孝的七年，张泰身在翰林院大概有九年左右的时间，应该说诗歌中的馆阁气还比较浓厚，作品中就有一些关于馆阁生活的描绘，以粉饰太平、颂扬帝德为基本特征。如《子月纪庆》：“退朝歌燕翼，私庆太平臣。”（《沧州集》卷四）《清宁宫圣节有述》：“车马尘埃九陌风，依然天上是晴空。新寒不入长生殿，广乐方陈兴圣宫。内子趋朝仙佩接，外庭沾宴寿杯同。小儒闲纪升平事，闭户清吟半醒中。”（《沧州集》卷九）翰林院的生活相对优裕清闲，又加之他在家很长时间，因而那些鉴赏品题、山林游赏、官署赠和等题材的诗成为他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对翰林宫苑景色加以描绘的，如《翰林斋宿》：“天近瀛洲第一峰，清斋还蹑旧游踪。……十年多病沧浪客，不寐狂吟庆此逢。” （《沧州集》卷五）表现出清闲淡适的生活情调。有对日常生活加以描述的，如《闲述》：“供奉常依玉陛晨，逍遥谁厌是闲臣。古来文字从头玩，天下贤才任意亲。”（《沧州集》卷十）有对山水风光秀美的描述的，如《游金山》：“秋水浮单舸， 晴峰落半江。”（《沧州集》卷四）有对赏鉴字画加以描绘的，如《题画竹》：“九疑山碧楚天空，江上佳人思不穷。日暮南陵修竹冷，鹧鸪声里起秋风。”（《沧州集》卷二）有对天气变换加以描绘的，如《晴述》：“夜雨朝晴不作泥，更无尘土翳平堤。却怜绕郭皆山色，安得千峰入马蹄。晚色未看宫树改，秋声早听暮砧齐。寒空冉冉纤云去，可为凉风起关西。”（《沧州集》卷九）总之，其写景之作视觉独特，描绘精工细腻，惟妙惟肖，叙述准确到位，层次分明，读其诗风景如现眼前。
张泰的诗作中最有特色的要数咏史诗、拟古诗，正是这些诗奠定了他在当时诗坛堪与李东阳比肩的地位。他的咏史诗以歌咏历史人物为主，如《咏苏武节》：“朝持汉家节，暮持汉家节。节存汉家信，旄落胡天雪。雪中持节苦，不惜指冻折。朝光动沙碛，仗节朝汉日。”（《沧州集》卷一）再如《读史》（《沧州集卷六》）、《读萧何传》（《沧州集》卷七）等诗作，也都表现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思索和咏颂。拟古诗主要体现在对杜甫等唐人的同题之作和对乐府古题的模拟上。如他有《秋兴》四首，显然出于对杜甫《秋兴》八首的模仿，其一首有称：“楚国山川悲宋玉，蜀州琴酒困相如。”其三首有称：“宋玉有才宜自爱，悲秋何必重增欷。”（《沧州集》卷一）都表现了以古人自比的情怀。另一些是乐府古题的写作，如《思凰操》《哀雏操》《公无渡河》《明妃怨》，有些径称《拟古诗》等。
他在《游仙词十七首》序中说：“客边独夜，寒清寐少，虽怀欲想，不无乱诸心。
因作诗拟游仙体，使心有所系。然皆随意率成，真耶妄耶？醒耶梦耶？不自知也。亦聊以陶吾情，和吾声焉。”（《沧州集》卷二）可见，这些拟古诗寄寓了他无限的现世情怀。
庆悼之作较多，亦是其作品的又一特点。庆贺诗作多集中在祝贺他人升迁、贺寿等诗作中。如《送沈仲律主事南礼部》《送人从军》《送金生楷》等。哀悼诗如《哭年尚书》《哭柯学士先生》《挽参议李炯然》等，诗作多感情真切，凄婉动人。此外其诗作中亦有抒发亲情之作，格调清新流畅。如《小女生日作》： “去年汝初周，汝哥比尔长半头。夺汝所美汝不争，似能有让性固柔。”“愿儿慰情长勿迟，阿爷苦乐见得知。南风, 帏一杯酒，泪湿娇儿锁项丝。”（《沧州集》卷八）此诗开头通过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对女儿的疼爱，诗末抒写了深沉的感慨。《沧州集》中亦有一些赋作，如《悲清秋赋》《促织赋》《双桂赋》等。其中《悲清秋赋》摹拟《九辩》风格，赋作中多用兮字句，表现出了清秋悲凉的感慨。
刘大夏（１４３６—１５１６），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人，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正德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一岁，谥忠宣，事迹见《明史》本传。有《东山集》存世，然《四库》未收，知清时已不多见。今有其后人刘乙燃据家藏本整理的光绪元年刻本，即《刘忠宣公遗集》九卷附录年谱二卷，收在《四库未收丛书》第６辑第２９册中。此外，邵宝《容春堂集·前集》卷十五《东山公前传》、陆深《溪山余话》、杨一清《关中奏议》均对其政绩遗事多有记述，可补正史之阙，这些都为了解其生平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刘大夏与李东阳、谢铎为同年进士，交谊深挚，终老不渝。他在晚年发配肃州所作《过六盘山遇雪有感寄西涯阁老》一诗中说：“寄语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几时还？”（《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卷一）即视李东阳为一生的知己。李东阳看到此诗之后百感交集，他在《与刘东山先生书》中回复说：“自得六盘山之作，读至末句，令人黯然销魂。不敢以病告时不预其事为解，计穷力竭，俟命与时，不得不然者。……是日复得邃庵所致手书，有经六盘之句，因忆元白梁州神交故事，悲喜交集……方石二月内寿终，贞庵固无恙……非平生知己，谁则信之！”（《刘忠宣公遗集·附录文》卷一）李东阳一方面为因病没有及时为其冤狱辩白而内疚，另一方面又为谢铎亡故、同年老友晚年不幸而悲伤。在李东阳的交游序列中，谢铎和刘大夏总是放在第一层次的，如他《慰东山刘司马哭子次谢祭酒韵二首》《闻刘东山司马致仕之命是日得谢方石祭酒到家日所寄诗感而有作》等一些诗作均将刘与谢并提，尤其在《与刘时雍》一诗中说：“客从方岩来，戒我作诗疾。君来索我诗，谓我意所适。深言中奇病，二子皆我益。” （《刘忠宣公遗集·附录诗》卷一）“方岩”之客即为谢铎，“君”自为刘大夏，两人一戒一索，均令李东阳大为感动。刘大夏与谢铎交往的诗歌也有许多，如《寄天台谢侍讲》（题下注：时谢已引疾家居，适寄至写怀十韵）、《寄和谢李二翰林联句韵》《初至张家湾和答谢李二内翰林韵》《送鲁国英和谢李二翰林韵》《方石见招未赴蒙送白鲞诗以答之》《冬至前一日往约方石明旦同入贺偶然不值》《冬至早入贺至阙门与方石分手后偶成》《和西涯方石二公席上联句韵二首》《谒李老先生墓次方石韵》《次方石方岩书院韵》等等，从上述诗题中可以看出刘大夏有些诗同样是写给李与谢两人的，三者交往的融洽程度自毋庸置言了。
经过刘氏后人整理的《刘忠宣公遗集》九卷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即《刘忠宣公文集》一卷、《宣召录》一卷附《刘忠宣公家规十条》、《诗集》三卷、《西行稿》一卷、《附录文》两卷、《附录诗》一卷。从他自己的诗文可以看出其一生的心路变迁及文学创作不同阶段的特色；附录诗文则为李东阳、何孟春、李梦阳、何景明等时贤及此后和入清以来的慕名者所作，可以略见刘大夏在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
刘大夏曾在《过六盘山遇雪有感寄西涯阁老》一诗中自称：“平生自顾百年间，九分驰驱一分闲。”这基本是他一生仕宦生涯的真实写照：成化元年本有机会继续留在翰林院，他却主动申请到兵部作职方司主事，成化十九年因得罪宦官，曾短暂下狱；次年要求外调，为福建右参政；弘治五年，转浙江左布政使； 弘治七年，因山东按察副使杨茂仁治黄期间上书奏事得罪宦官，其亦遭连累贬为长沙同知；弘治十四年，为兵部尚书；正德元年致仕，次年又因刘瑾、焦芳等人陷害下狱，远贬肃州；正德五年返回，肃州三年间汇成《西行稿》，时年已七十五岁。他一生奔走，一直与宦官权要斗争，虽屡屡受挫，却赢得了显赫的声誉， 尤其是弘治十四年任兵部尚书之后，越发为孝宗倚重。清人孙承泽纪其事说： “国初升六部尚书正二品，以中书之事分隶之。是今之尚书，犹宰相也。景庙之朝于谦，孝庙之朝刘大夏，倚毗亲切，未尝以东阁处之。盖以六卿之职展布有余，名位未尝不足故也。”（《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某种程度上，刘大夏在孝宗朝参政问事的过程中扮演了前代宰相的角色，这从他的《宣召录》所载与孝宗的问答内容可以看出；而这种宠遇也引起了同僚的猜忌，正德二年为刘瑾陷害，同年焦芳亦预其事，自不能排除这层原因。弘治四年在广东任右布政使期间，陈献章曾问及修身治国之道及学，他说：“予存心之功什九，致知之功什一。”（《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一）他又在《读书箴》一文中说：“贵熟不贵多， 贵恒不贵苦，贵自求，尤贵资人。”（《刘忠宣公遗集·文集》卷一）这些均说明了他强调内修外用，而不注重章句著述之学的思想倾向。反映到他的诗文创作中来，则是去浮华、讲实效、言时弊、求治世的境界追求。
当然，刘大夏还有崇尚文人闲雅志趣的一面。他从肃州返乡之后作《鹿角山庵记》说：“予虽性癖爱山，而牵于功名之欲，故百年之间奔走四方，南越衡岳，历五岭；北极云中，登恒山；壮岁理马政，修漕道，则三登泰岱之巅；而晚年西谪，又过六盘，度秦巅，直抵醴泉，望玉门关而还。早年，爱一鹿角山”云云（同前）。李东阳又从至交的角度评价说：“公虽身在廊庙，而山林泉石之兴，未尝一日忘于怀也。”（《刘忠宣公遗集·附录文》卷一）这种林泉之好反映到诗赋中来，又体现出清丽明快、情趣盎然的特点。总而言之，简练务实与雅丽明快构成了刘大夏的总体创作风格。
从刘大夏文章创作角度来说，像《覆金洪陈边务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议行武举疏》《陕西马政疏》《河防运粮疏》《灾异陈三事疏》等篇，均要言不烦、切中时弊，而无馆阁文臣常见的词义繁缛、不达宏旨之累；诗歌则多有忧国忧民之思，偶见放怀山野之趣，也符合诗教敦厚之旨。总结起来，可以把他诗文特色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关心国忧民患，豁达积极的人生态度。早在成化元年，他主动放弃翰林院清显“仙班”的待遇，要求去兵部任职，并说：“为学不力，孰与就习吏事， 有惠及民也。”（《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一）成化二十年，他请求外调，又称： “郎中转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时，见府县政事不得其平，辄曰：使我做时，某事当如何行，某事当如何罢。今幸登朝，不得一亲民官，非素志也。”（同前）正是基于这种为政亲民的政治立场，弊政民瘼自然成为他诗歌中必不可少的素材。像《送尹佥宪都屯河南》“乘骢莫惮时巡苦，宵旰怀民正若伤”（《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一）、《赠别公实亚参》“民力竭已久，茧丝日益烦。功名良可愿，所贵念元元”（同前）、《官窑舟中与廷玉大参夜话蒙廷玉惠诗奉和原韵》“丹心老去犹怀阙，白发年来欲满冠。同被君恩来百越，敢将民瘼等闲看”（同前，卷二）、《登邕州城楼》“安民未敢辞边徼，恋主常怀倚禁墙”（同前）、《过浔州有感》“依村男女多亡业，附郭人民半是猺”（同前）、《经浔境奉规钟粤太守》“烦君更把民财惜，收拾龚黄道路谣”（同前）、《留别陈白沙先生》“闻道浙西民更苦，不知何药可疗穷”（同前，卷三）、《在曹濮间大旱遇雨喜而赋此》“万里平原麦未收，三农忧念更无秋”（同前）、《在张秋初得河议奏报》“万里封章达紫宸， 上忧国计更忧民”（同前）、《元日感怀》“父老出门愁国税，儿童乞食说家贫”（同前）等，都体现了他视民如伤的悲悯情怀。另外，有些诗也笼统抒发了他报君为国之志。像《彰德别叶庭茂和韵四绝》其二“乾坤无数江湖客，谁识庭帏尔我心”（同前，卷一）、《海上偶成》“半生常抱古人忧，奉命南巡未敢休”、又“丹心报国时犹壮，白发催人岁易流”（同前，卷二）、《龙门驿除夜次顾秋官韵》“衣冠诗酒今宵乐，廊庙江湖两地心”（同前，卷三）、《雨中登吴山紫阳庵》“湖山暂息杭人赏，廊庙惟怀范老忧”（同前）、《和同患姜知府韵》“廊庙江湖总是忧，范公先觉更谁俦”等（《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它们结合刘氏出处朝野之际的政治经历，无不体现出他始终如一的报国之忱。刘大夏虽多次陷于逆境中，但是仍然保持着淡定从容之心。在即将远贬肃州之前，他写《出锦衣卫别在狱同难公卿十八人》说：“谈笑喜陪三月乐，别离同有百年忧。东西南北逢人处，忘却于今一会不？”（《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卷四）对同时在押的同僚极尽慰勉之意。又在被贬期间写《独坐写怀二首》，其一说：“闭门尽日浑无事，检点襟怀学赋诗。”（同前）闲弄笔墨、自求多福的心态甚明。综上，就诗歌创作的思想性特征而言，刘大夏在茶陵派中无疑与谢铎非常接近，他们同为茶陵派创作题材的多元化作出重要的贡献。
其次，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式的为诗方法。刘大夏为诗并不专宗某派，但是却喜在诗中化用前人名诗丽句，颇有宋代江西派的风范。像他《游西山五首》其二“禅房未了看花兴，清梵空闻隔叶音”（《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一）， 前句由唐常建《破山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化出，后句则由杜甫《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化出；其《六月三日登净寺望西湖》“谁将西湖比西子，此日凭栏忆老苏”（《同前》），则显由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句化来；其《送邓朝仪进士归省》“礼乐三千达帝关，贾生才调动天颜”（《同前》），则由李商隐《贾生》“贾生才调更绝伦”句化来；其《送谢原吉谪南宁》“莫道此行身便了，百年事业待重来”，由杜牧《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化出；《彰德别叶庭茂和韵四绝》其二“尊酒论文入夜深，共嗟短发不胜簪”（同前），前句由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化出，后句为《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化出；其《登泰山柬同行韦中贵》“眼前俯看群山小，独有青天在上头”（同前），前句由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出；后句由杨万里《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化出；《夜坐公署因颂唐韩翃寒食诗有感遂用韵写怀》“弦管满城人尽醉，风流宁数五侯家”（同前），则显由韩翃《寒食诗》末句“轻烟散入五侯家”化出；《香积寺禅房偶成次文量韵》“偷得浮生半昼闲，禅房消散似无官”（《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二），则显由晚唐李涉《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化出；《归过六盘山再用去日旧韵一首》“凭谁寄语中州子，前度刘郎今已还”（《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四），显由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句化出，等等。上述九例撷取原词甚至旧句的痕迹都较为明显，那些借鉴意象、新设意境的如《人日读高达夫诗有感因怀草堂松竹梅柳》等，则更为隐秘，达到令人浑然不觉的程度。刘氏在前人诗句方面的移花接木，固然缺少艺术原创性，但毕竟也是一种别出心裁的二度创作。他把精心挑选出来的断圭残璧重新装嵌到自己构织的诗意框架中，并在或意味深长，或轻快明丽，或抗尘奔走，或伏案静思等不同主题的驱遣下，使它们重新熠熠生姿、负载新意，总体上体现出浑厚清丽的特色，这与时下以集古、赝古入诗为能事的做法，还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谈及刘大夏的诗文风貌，其后人刘世节评价说：“其属文赋诗，简易明白， 下笔立就。不务巧纤艰深，而词旨浑厚和雅。尤善章疏，才数语而事意具足。” （《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二）应该说，他并没有夸赞乃祖的意思，此评是基本符合刘大夏创作实际的。
彭教（１４３９—１４８０），字敷五，号东泷，吉水泷江人，天顺八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预修《英宗实录》。成化三年八月，《实录》修成，升为侍讲。成化八年、十三年，分别为礼部会试考官、顺天乡试主考。成化十五年三月，进讲经筵。次年七月九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二岁。今有《东泷遗稿》四卷《制策》一卷《附录》一卷存世。李东阳在《东泷遗稿序》中评价说：“杂文歌诗衮衮不竭，及读礼之余，日就超诣，则刊落华靡，澡雪铅黛，益为简洁峻绝出群之作。观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虽一时快意适兴之所为，瞬息信宿，已自不满。片纸断墨，不悉存录，今所辑者，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于此亦可观矣！”这将他敏于为文、力追古人的特点揭示出来了。
彭教是早期茶陵派的重要成员，他的文学才华及品德操守在同年中都颇孚众望，后期在遭遇父母及幼子去世的打击之后，体质日衰，同年存问款深者甚多，他在《与罗明仲》一信中说：“鸣治、宾之比辱示问，情词郑重，厚意久未报。曰川闻已有归期，或得一执手于江风山月之间；师召岂尚留闽中耶？尚质、孟阳、汝贤、舜咨，想皆安吉，不及一一奉书，烦示此纸，使知鄙拙近况如此。”（《东泷遗稿》卷二）由此，可以略见彭教在同年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向心凝聚作用。
万历三十八年春孙之益为作《彭东泷先生遗稿序》，评价彭教的诗歌说： “顾句比字拟，颉颃中原，其模苏微妙，未知孰胜？至以文足言，以言表行，舍先生谁与归哉？”继而罗大纮在《孙侯刻彭状元文集序》，评价他的公文写作说： “永宣间制策，文辞如奏曲者。楚些越吟，巴歈吴讴，繁音错陈，杂以夷舞，而忽闻太古和平雅淡之声，骛怪之士，庶几少息，又使里中文学复睹。”前者述评彭诗借鉴苏轼，几可乱真；若言字面清新则可，其浑厚渊深则不及，而且其汲取古诗及陶潜诗风尤多，并不限于苏轼一家。后者认为彭教的策对奏章平正雅训有之，而具力矫繁芜怪奇之效，则嫌捧扬过当；毕竟他生年短促，位望有限，事实上，直到李东阳入阁主事，茶陵派大兴之后，平正典雅之风才得到广泛普及。
然而，彭教的诗文净雅清谧，有种天然的超尘拔俗的气质却不容否认。像他《秋景为罗养蒙题》一诗云：“雁影接寒远，山色凌秋岩。碧琐疏帘净，黄花凉雨纤。不须弃潦倒，吾意于陶潜。”（《东泷遗稿》卷三）就显得诗调高远、清兴发越。他末句道出了心慕手追的对象是陶潜，却显然又多了几分工整雅致。他诗中景物往往色泽鲜明、描摹工细，并能与整体情境自然吻合，如《别王贤秀文》云：“客馆清樽忆屡过，晚风华月伴高歌。明朝一棹东南去，烟雨江亭绿树多。”（同前）又《瓜州授常州回使柬龙太守》云：“离离沙岸云笼树，漠漠江城雨入楼。一枕红酣清梦足，橹声歇处是瓜州。”（同前）他注重通过自然风物本身来传达内在情感，并擅长为中心意象着色赋形，如“晚风”“华月”“烟雨”“绿树” 等均为偏正结构词组，且起修饰作用的词分别表明了中心词的时间、亮度、形状、颜色等特征，有使人耳目清亮的表达效果；另一诗中“沙岸”“江城”以“离离”“漠漠”修饰，更见雨中朦胧之姿；“清梦”用“一枕”来指称，旅程用“橹声”来比量，又使抽象之体化为具象之物，可谓化凡庸为奇趣。他吟咏的对象一般是梅、竹、鱼等秀洁轻灵之物，如《竹外一枝梅》有“晴窗见疏枝，座上春可掬。山阴带残雪，水影兼远绿”句（同前），其先将梅花的“疏枝”作为春的象征，给人春天“可掬”的亲近感，然后又转入残雪虽存、春意萌荣的环境描写，将梅的象征性特点进行了合理的烘托，可谓实现了景、理、情三者的有机融合。
彭教诗中较少运用现成的典事入诗，避免了似曾相识或剞劂为文的通弊， 又不轻易以经史入诗，妄作轩轾，因此辞藻清丽，流畅婉转，平易可亲。这种诗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强调内修的人生哲学观。他在《必葺斋》中说： “德以葺而备，居以葺而完。”又在《讷轩》中说：“无言胜强聒，静默含周醇。” （《东泷遗稿》卷三）从彭教的一生创作仕历来看，他的道德品格与文品诗格是一致的，他在内心追求一种修缮德性、安定从容的精神境界，理应是他诗歌韵味产生的深层原因。当然，有时他也会巧妙地化用一些名诗名典，如《戊子五月五日饮宾之家席上和韵》其二末句云“吟身须觉腰围减，刚被人嘲太瘦生” （同前），前句即用萧统服丧至孝，带减腰围之典，此处则指勤于构思之憔悴枯槁；后句出于李白《戏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他有时还会借鉴先代作品中的意象和意境，如《送长史郑先生》“非晚汉廷须贾谊，未应闲杀楚江滨”、《别邓义教授》“行寻芳草纫秋佩，坐卷疏帘读楚辞”、《宴瑞贤亭》“偷闲逐少非吾事，濯足沧浪万古心”，多出于楚辞。他嗜古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像其有集古诗《答宾之编修》二首，集句涉及的诗人有张籍、王安石、鲍防、朱熹、陆游、陈子昂、陈师道、苏轼、范成大、杜甫等，可见其兼宗之广。
彭华在其墓志铭中评价他的文章成就说：“为文章奇气逸发，光彩夺目，而章锻句炼，典则森严，评论古今，是是非非，确然不可拔，于事无微钜，动欲方驾古人。”（《东泷遗稿·附录》）傅瀚也在《故翰林侍讲彭先生行实》中说：“下笔为文辞，操纵翕辟，不局于法，而旁谕曲证，奇气逸发。譬之蛟腾豹跃，急缚之，有未能者，而其间浑厚典则，自足起人敬慕。……间尝语予曰：吾于大任未敢， 必假令得一县，则虽甚繁剧，吾固敢期于有成。观此，则敷五所蕴可知矣。”（同前）就《东泷遗稿》前两卷的策对序跋来看，彭教的文才形式未必如彭华、傅瀚两人所称博绝宏丽、逸兴横飞，但在政治思想层面的力求致用、崇尚气节的特点却是符合的。他强调修身致用的意义，其在《制策》中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非本之修身，则无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体斯道，而行万化，其在此乎！” （《东泷遗稿》卷一）在他看来，只有自身保持良好的修养状态，才能在家国社会层面有所作为，后者也正是前者的必然归宿和目标。
此外，他还强调山水风土对人的气质形成的作用，如其在《送萧大礼序》中说：“吉之山水，秀拔而清激，其人多负气，不肯少自屈下。其士婉娩软媚为巧宦者，常少；而肮脏戾佶抗直自将者，常多。谓其风气使然者，非耶？”（《东泷遗稿》卷一）彭教此种观点应该说渊源有自，《汉书·地理志》《典论·论文》《隋书·文学传序》等篇相继涉及这一论题，并使其由单纯的议论民风，发展到探讨士风文风的形成，为地域文人及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彭教此处尚从士风构成角度立论，间接地流露出自身对抗直不屈的人格范型的追求。
客观地说，他的文并没有诗的成就高，像他《启同年诸公》写同年雅集时“连茵接席，宁辞形秽之嫌；倒屣迎门，预接神交之想。意不在酒，方将醉公瑾之醇醪；书不尽言，岂敢博子瞻之佳简。苍头速去，青眼遥临。”（《东泷遗稿》卷二）虽然骈句整饬，对仗工稳，却基本都是用惯常之典充塞堆砌而成，因而艺术性价值不高，这比起他较少用典而自显清丽的诗歌来说，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程敏政（１４４６—１４９９），字克勤，休宁人，成化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 事迹见《明史》本传。有《宋遗民录》十五卷、《篁墩集》九十三卷存世。
程敏政与谢铎交好，集中有《八月二日与谢鸣治太史分献文庙时大学士彭公主祭》《出塞行》（题下注：与罗璟明仲、谢铎鸣治、李东阳宾之、倪岳舜咨、焦芳孟阳同饮彭教敷五宅，喜官军将征迤北而作。丙戌十月）、《次韵原博宾之舜咨鸣治赐宴联句》《次谢鸣治侍讲韵》《正月十二日庆成宴后有怀宾之用鸣治红字韵》《罗明仲以所和谢鸣治〈枕上有怀李宾之〉之作见示倚而和之》等七首，以及《与谢鸣治祭酒书》一篇。程敏政与李东阳、陆釴、倪岳、焦芳等人也唱和频繁，如他有《成化癸卯冬至谒陵与李宾之学士联句》二十首、《西涯十二咏为李宾之太史赋》《三月十七日原博谕德饯汝玉给事于玉延亭会者宾之学士于乔谕德济之世贤侍讲曰川校书道亨编修暨予得联句四章……手录此以致缱绻不已之意》《万福寺送文明与倪舜咨李宾之二学士傅曰川吴原博谢于乔三谕德林亨大修撰陈汝玉给事李士常侍御联句》《成化甲辰长至日走与倪翰长舜咨吴同寅原博及李子阳、白秉德二太史有陪祀西陵之行。前此谒陵赓倡最盛，至是诸君子复将继之，予谢不能。然往返之间，天日佳胜，无风雪载途之苦，亦自不能嘿然。有倡斯和得十有八篇，借韵者十五，联句者一，限韵者二。舜咨请书一通用备故事联句一篇则秉德书之……是行也，费司成廷言实与之偕，然分祀东陵道中相失，其所得者当附入云》等等。
程敏政精通经史，工于考据，于空疏的学术环境中独树一帜。李东阳为作《篁墩文集序》称：“吾友篁墩程先生，资禀灵异，少时一目数行下，英宗朝以奇童被荐入翰林，观中秘书。用诗学及第，读诵常至夜分，遂能淹观群籍。下上其论议，订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为学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见，而于朱子之说尤深考核，自以为得我师焉。赜探隐索，注释经传，旁引曲证，而才与力又足以达之。虽皆出于经史之余，而宏博伟丽，成一家言。质诸今世，殆绝无而仅有者也。”①在《篁墩文集》前五十九卷文论中就有相当篇幅用于讨论典章制度、经史疑难等问题，显示出他深湛的学识功底。其卷六十至九十三是赋、词及诗作，其中亦有大量的咏史、论诗的篇什，观点鲜明，特色显著。
程敏政论诗具有尊唐的倾向，如他《李白墓》一诗中称“采石人家空奠酒， 盛唐诗派不传衣”，但他同样不偏废宋诗，宋人中则最推崇梅尧臣。其《宿宛陵书院》一诗称：“自从删述来，诗道几更变。骚些无遗声，汉魏起群彦。谢绝及宋沈，入眼已葱蒨。颓波日东驰，李杜出而殿。当时多浑成，岂必事精炼。云胡倡唐音，趋者若邮传。坐令诗道衰，花月动相眩。千载宛陵翁，惟我独歆羡。
翁词最古雅，翁才亦丰赡。一代吟坛中，张主力不倦。遂使天地间，留此中兴卷。如何近代子，落落寡称善。纷纭较唐宋，甄取失良贱。无乃久浸淫，曾靡得真见。”②他认为孔子删述《诗经》、楚辞兴起以来，至唐代李杜出现才力挽颓波，趋于兴盛。但后人不知唐诗精髓在于自然浑成，因袭雕琢反而背于诗道。
梅尧臣深具才识，遣词古雅，乃是诗道中兴的代表。基于上述认识，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明代诗坛动辄品评唐宋，却造成良莠不分的局面。上述观点对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称“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的不全面的看法， 无疑多有补裨作用。
程敏政不抑宋的批评立场的另一个表现，还在于他的许多词作。他用到的词牌有《风入松》《点绛唇》《满江红》《木兰花慢》《沁园春》等，像《风入松·草桥阻风雨作》下阙有“江南江北家千里，心随舵去住无因。兀坐悄然自数，半生多少苦辛”句，言简而情深，颇动人心。
程敏政与倪岳一样也尊崇古雅，除了对梅尧臣“最古雅”不吝赞词外，他还耽于名句的缀结玩味，作有许多集句诗。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提到集句诗说：“集句诗，宋始有之。盖以律意相称为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为，要自不能多也。后来继作者，贪博而忘精，乃或首尾横决，徒取字句对偶之工而已。”程敏政则缀结手法纯熟，意韵流畅贯通，趣味横生。像他《乙酉岁瀛东别业杂兴集古》诗用到王维、杜甫、白居易、杜牧、杜荀鹤、司空曙、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等人的诗句，其中“鸡犬图书共一船（杜牧之），傍花随柳过前川（程明道）。醉来睡着无人唤（杜荀鹤），只在芦花浅水边（司空曙）”，其自如出入于唐宋之际，读来回味不尽。
由于对经史的偏好，程敏政作有许多咏史诗，像《大明中兴铙歌鼓吹曲》《咏史十四首》《隐士》五首、《读宋史》等等，这一点与谢铎是共通的。这些论史诗建立在他深厚的史识基础之上，其集中录有《老氏论》《隋论》《狸奴论》《狄仁杰论》《伍员论》《陈平论》《孔明论》《宋太祖、宋太宗授受辨》《论董公、徐洪客》《论曹操》等若干先代人物专论，四库馆臣评价说：“敏政学问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谈无根者比。特其才高负气，俯视一切，故议论或不免偏驳。……然明之中叶，士大夫侈谈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独以雄才博学，挺出一时。集中征引故实，特其淹博，不加详检，舛误者故多，其考证精当者，亦时有可取，要为一时之硕学，未可尽以芜杂废也。”①可谓立论精到，允持厥中。
程敏政的诗还有批判现实的一面，如《书所见十四韵》称：“大水那能望有年，恤民恩诏喜拳拳。事凭公廪终难济，情到官庄最可怜（自注：河间一府，官庄共一百三十余处，少者三五百顷，多者千余顷，甚至有跨县者）。占取膏腴多极万，索来金谷动盈千。税于子粒偏加重（自注：公田亩起科多至三升，官庄亩起子粒三斗），赋入荒年亦未蠲（自注：今岁凡被灾之处，或免三五分，或免七八分，或全免，惟官庄亩科银一钱二分）。港次半收烟火价（自注：凡近庄芦苇场，不许人樵。樵者皆先纳烟火钱，方许），野中分握草场权（自注：凡近庄草地，有官马入其域，不论千百数，悉拘之。每马科铜钱三十文，始释）。鸡豚已尽田间利（自注：凡官庄纳子粒时，二顷附纳一猪，一顷附纳一羊，或一鹅， 二十亩纳一鸡），舟楫仍需水面钱（自注：近官庄地被水没者，往来必须舟渡。
每舟月科银三钱，谓之水面钱。其田在官河两岸者，亦终岁科此钱）。泛使不禁频去住（自注：庄主每岁四季遣人征子粒诸色。其家臣八人，率游手六七辈，直入官府，呼叱守令，日需下程，鸡、酒、鱼、面诸物，官府不能诘），小民何日许安便。伐残桑枣惟余地，典尽车牛莫诉天（自注：今岁大水，桑枣多死者，因伐以偿官庄。地中寸草不生，车牛俱贱折售于官庄）。罪絷便连儿女辈（自注： 每子粒不敷，庄主即遣人拘囚民间子女，有捶死者，有因而污之者，其苦最甚）， 鞭笞宁计令丞员（自注：献县令被庄主笞四十，几死。予过其境，犹曳杖来迎）。屋庐毁废沦波底（自注：自县以南，几千里不复成村。十室所存，惟一二颓垣），老弱流离委道边。糠粃无端争入市（自注：河间一带，市中卖糠及哇哇者，取豕食和水，而取其汁以食人），酒浆那复敢开廛（自注：河间以南，村中不复有酒家）？监门有泪挥图上，守土何人达帝前。愧我身非观察使，伤心聊述纪行篇。”此诗对当时皇族子弟滥占耕地，征作皇庄，每年租入全为俸禄，而百姓饱受压榨贫无立锥的不平现象加以抨击。程敏政另有《涿州道中录野人语》一诗称：“我行范阳道，水次遇老叟。时当孟冬尽，破褐露两肘。邂逅一咨诹， 向我再三剖。哭言水为沴，天意苦难究。今年六月间，一日夜当丑。山水从西来，声若万雷吼。水头高十丈，没我堤上柳。手指官路旁，瓦砾半榛莽。昔有十数家，青帘市村酒。人物与屋庐，平明荡无有。水面沉沉来，忽见铁枢牖。
数日得传闻，水蚀紫荆口。老稚随波流，积尸比山阜。远近皆汤汤，昏垫弗可救。如此数月余，乃可辨疆亩。下田尽沮洳，高田剩稂莠。农家一岁计，不复望升斗。官府当秋来，催租不容后。嗟嗟下小民，命在令与守。更有观风使， 仰若大父母。见此如不闻，恐或坐其咎。我民千余人，血首当道叩。始获免三分，有若释重负。奈何急余征，日日事鞭殴。夫征又百出，一一尽豪取。悲哉一村中，窜者已八九。老夫家无妻，一儿并一妇。两孙方提携，尽可慰衰朽。
岂期天不吊，一旦遂穷疚。一儿水中没，一妇嫁邻某。两孙鬻他人，偿官尚难勾。老身自执役，有气孰敢抖？反羡死者安，苦恨生多寿。诏书开赈济，奉者有贤否？终为吏所欺，此食亦难就。与其馁填壑，不若举身走。一饱死即休， 宁复念丘首。呼天一何高，呼地一何厚。我闻老叟言，垂涕者良久。”①此诗一如杜甫“三吏”“三别”写实的手法，写尽水灾暴敛给农家带来的深重创痛。老人一家妻离子散，正是受灾地区十室九空的真实写照；而当局麻木不仁、赈救不力的表现，无一不透露出它的腐败衰朽！诗的结尾，程敏政说：“我亦食人禄，深惭结朱绶。岂无致泽心，无地可藉手。立马野踟蹰，悲风动林薮。”可知其陷入了深深的内疚自责之中，这对一名深居馆阁达三十年之久、谙熟富贵风流之类篇章写作的文臣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吴宽（１４３５—１５０４），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进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谥文定，有《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附补遗存世。
吴宽早有文名，四库馆臣称其：“诗文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极称其《雪后入朝诗》，虽非高格，至谓其‘诗格尚浑厚，琢句沉著，用事典切，无漫然嘲风弄月之语’，则颇为得实。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②由此可见，吴宽的诗文创作是契合茶陵诗派的整体风貌的。
吴宽与谢铎交好，后者的赠诗有《送吴原博修撰省亲》《次吴原博东明寺怀陈玉汝韵》《题原博所藏魏范二公祭案提刑遗文》《思菊次匏庵韵》《次吴匏庵原博过西苑韵》《喜古直至次吴匏庵韵》《吴匏庵遗鱼再用骑字依韵奉答》《容春精舍次吴匏庵韵》《次吴匏庵斋宿韵》等，吴宽的赠诗则有《怀亨大谢鸣治谒陵遇风》《午朝次韵鸣治》《次韵鸣治对菊》《游海印寺次韵鸣治》《闻王古直至柬鸣治》《西域贾人以狮子入贡诏却之次韵鸣治》《送鸣治擢南京祭酒》《次韵李宾之闻谢鸣治自南京归得遗腹孙》《次韵鸣治病中二首》《题谢鸣治归来园》《鸣治新修国学朝房雨夜宿此有作次韵》《答鸣治乞花二首》《再答鸣治乞花不得二首》《待鸣治过园居》《鸣治至次前韵》《鸣治种荷无花见予所种亦同有次韵二首》《次韵鸣治岁暮有感》《次韵鸣治见怀》《次韵谢鸣治初入馆修史纂之作》《简鸣治》《次韵答鸣治病中写怀》等二十一首，又有《题山行杂录后》《题缌山杂咏后》《跋吏部举荐祭酒谢公咨文》《西山楼记》等题跋记四篇。吴宽与李东阳的赠和亦甚多，兹不备举。
吴宽作为后进之士，对谢、李二人的道德文章均深表叹服。他在《西涯远意录序》中称：“凡西涯笔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数百纸。此特家居时，出于浮沉之余者。宽从二公后已久，窃观是卷有出处之义在，非常时赠遗者比。”又《后同声集序》称：“二公平生以道义相重，志节相高，非特以词章相胜者，故发之于诗，和平深远，览之可诵，诵之可听，譬之乐则如凫氏之钟，薄厚适宜，侈弇中度，自然无石播柞郁之病。其为声也，真同所谓金声乎！”① 吴宽具有良好的文史修养，其《旧文稿序》自述治学经历说：“时（注：吴宽十一岁，适在乡学读书）幸先君好购书，始得《文选》读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读《史记》《汉书》与唐宋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颇属之……方取向之《文选》及《史》《汉》、唐宋之文益读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词之法，不复与年少者争进取于场屋间。”② 正是基于一直以来对汉唐文史著述博观约取、潜心揣摩，从而形成了他醇雅清新的诗文风貌。
吴宽推崇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至高地位，他说：“盖言诗之盛者，必以唐为首。若辋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发乎兴致，荡乎胸怀，景美而意自奇，迹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诗而诗随之。”又说：“夫诗自魏晋以下，莫盛于唐。唐之诗，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余诵其词，亦莫不清婉和畅，萧然有出尘之意。……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写之笔下，往往出于自然，无雕琢之病，如韦柳又其首称也。”③上述观点，与李东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后者在《麓堂诗话》中同样推尊唐诗，凸显其自然独造、浑然天成的特点，并强调指出韦、柳等辈继承陶渊明的诗风，于此造诣独深：“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淡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又“必待法度既定，从容闲习之余，或溢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又“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韦应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则过于精刻。世称‘陶韦’，又称‘韦柳’，特概言之。惟谓学陶者，须自韦、柳而入，乃为正耳。” 吴宽不仅坚持上述认识，还将其融入诗文创作中，以至李东阳称赞他说： “原博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天下重之。” 出于对醇厚清新风格的偏重，吴宽对历来备受推崇的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创作观提出质疑，他在《石田稿序》中说：“诗以穷而工，欧阳子之言，世以为至矣。
予则以为穷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则所谓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尝窃以为，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琴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穷云？是以发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①在吴宽看来，“隐”是一种人生态度，无论朝隐、市隐，还是避居山林之隐，均要抱持富贵浮云、淡定从容的心境，倘如此，就不会汲汲于得失进退，也就没有蹇顿不伸之“穷”了；“隐”又是一种蕴含在诗文中的流动的气质，它内在地体现出旷达超脱的精神追求，现于文字的则是清和温婉，又宏远超绝，同样也没有镌心刻肾、搜索枯肠之“穷”。
应当指出的是，明代成、弘朝以来，诸如“城市”“山林”“江湖”“廊庙”等偶对字眼频频现于文人诗文之中，如谢铎就有《再至黄岩有感》“江湖忧与廊庙并，丘陇念随天地老”、《六月十一日雨中以事早朝不果感而有述》“廊庙江湖忧乐地，敢言城市与山林”等诗句。前文已提及李东阳在《倪文僖公集序》中对“馆阁之文”和“山林之文”的特征及功用作了描述，文人从一味谀颂的馆阁文章中摆脱出来，关注山野之趣，体会人作为一自然本体的忧乐感受，这些无疑都是对“三杨”所倡导的台阁体文学从选材到思想的重大矫厉。当然，现实的衰败是激发文人进行反思、批判的直接诱因。前面已经提到，包括谢铎在内， 倪岳、程敏政等人关注社会现实的篇章正是他们积极求索的结果，吴宽提出上述似乎有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在当时看来也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吴宽的另一个文学观点是创作讲求灵感，力追古作，学不废宋。他在《中园四兴诗集序》中说：“吾志未尝有所之也，何有于言？吾言未尝有所发也，何有于诗？于是其诗之出，一如医家所谓狂感、谵语，莫知其所之、所发者也。”又“至于中之所欲言者，反为所妨（案，指频繁的应酬文字），而未暇于作。常欲峻绝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又“若其（案，指《中园四兴诗集》作者费昭霁） 造语虽若近师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疏卑弱，熟软枯淡，辄以盛唐自诧者，殊科此，又不暇论也。”①在吴宽看来，创作有时就像病人发狂或者梦中的呓语，是随机的、不可预设的，这与他向来反对古板滞重的科举应制文字的立场是一致的，如他在《耻庵记》中就说：“夫圣贤之学，本也，学者之所先也；词章之学，末也，学者学之而不汲汲焉者也。士而不为圣贤之学，已足耻，又况科举之学，又词章之末者乎？”②吴宽对当下“空疏卑弱，熟软枯淡”，辄以唐人自限的风气非常不满，他以复古为宗，并认为学习宋人亦是可取的。他爱好宋词，集中录有“诗余”三十四首，其中涉及词牌二十七个。当然其中有一些纯属游戏遣兴之作，如《满庭芳》一首以须发全白、体弱多病展开，感慨韶华逝去，其用语浅易， 笔调轻松。他也不乏造语本色，情怀意境俱佳之作，如《浣溪沙·苦雨》：“几阵南风挟雨飘，霎时窗外过春潮，端愁西郭众山漂。翠绕玉河牵荇菜，绿摇金水舞兰苕，田中宿麦恐无苗。”又《木兰花慢·追和元张伯淳学士赠长芦弹琵琶者韵一首》下阙：“玉堂风静落花轻，学士旧曾听，想泪湿青衫，情缠彩笔，沉醉初醒。长芦往时年少，怅悠然，对坐到天明。空使后人怀古，夜窗快雪时晴。”③在唐人中，吴宽喜好韩愈、白居易，如他有《昌黎清节庙》《义乌王氏新建忠文公庙记》《夜读〈白乐天诗集〉二首》《校白集杂书六首》等等；但他同样爱好宋人的集子，如《阅〈黄山谷集〉见〈八音诗〉戏作一首》《〈范石湖集〉有卧帽诗，病中畏寒略效其制》《次韵天全翁书遗光福徐用庄雪湖赏梅十二绝》（其三有“只爱涪翁与放翁”句）等。这在当时称诗必言唐的普遍风气下，也属难得之举。
吴宽也并不是一个高标于馆阁之上，不关心世事民生的人，他有的诗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批判意识。其《苦雨诗》称：“一雨过三日，其势殊未休。九市成九河，可车翻可舟。比屋垣墙倒，泛泛宅载浮。妇女出大叫，儿童夸善泅。又闻城西偏，水患更不侔。一家三压死，伤者恐不瘳。事急欲走避，有足谁家投。
闻之是叵忍，援之猝无谋。我欲作天问，问此来何由！”①此诗记述了京城大雨成灾，平民死伤无算，流离失所的惨状，用语沉痛，平易而富有力度。他还有《西域贾人以狮子入贡有诏却之次韵鸣治》一诗称：“万里流沙奇兽去，数行新诏满朝欢。须知此物真无益，始信为君亦不难。盛世粪田曾却马，他人野鸟自称鸾。即看重译皆归化，敌国何方是契丹。”②这是针对弘治七年十月，西域贡献狮子一事而发，诗中调侃讽喻之意甚明。
吴宽另有《南野记》一篇载：“去岁之冬，予以事出城之东北。扁舟行三十里许，见积水渺然，捕鱼捉鳖之徒往来于其间，民际水而屋，泛泛若野航。问之民此江耶？湖耶？则以田对。予因惊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势如此，彼春夏之时，民之妨于耕耘也信哉！于是折南又行二十余里，其田稍高，隐然有疆畎。视其田间，稻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尝有秋矣，及视，其民皆有饥色，复就问之。对曰： ‘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赋税，且称贷于人足之，尚何暇为口腹计耶？’因益念曰： ‘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给，如江、如湖者，当何如？”③其中的悲悯意识，自不待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吴宽的游记散文写得非常有特色，可举《得月亭记》为例。此文说：“往尝过友人王翰林济之，水行出胥口，适烟雨满湖。初焉，山兀兀压水面，已而云气弥漫，忽失所在；扁舟茫茫，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则奇而可玩矣。窃意使当良夜，月出其间，雁鹜惊飞，鱼龙戏游，清风来而白露下，金波渺然，一望万顷，其奇当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东，有山对峙， 其势若分其脉，则属而竞秀于空明之际，若不相让。”④此文脉络清晰，井然有序，描摹雾夜之下的湖水空濛渺漫，极尽物态之美。更重要的是，吴宽又引入一段想象中的描写，它或来自于某次亲身游览的经历，或许乞灵于某段著名游记的记述，却能够与当下的景致虚实相映、浑然一体，是为此文点睛之笔。时人王鏊在为他的文集作序时说：“窃尝评公之文矣，摆脱尖新，力追古作，丰之千言，不见其有余；约之数语，不见其不足。其为诗，寄兴闲远，不为浮艳之语， 用事精切，不见斧凿之痕，自谓得公之深也。”⑤综合吴宽的诗文创作来看，其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作家之外，身为茶陵诗派成员且为谢铎好友的还有许多，如陆釴、罗璟、陈音等。像陆釴，李东阳在《春雨堂稿序》中说：“盖其初， 诗主少陵，文主昌黎；后则专尚太白、六一间，以其所自得参之。他于诸子百家之行，非惟有所择，而若有弗屑焉者。及其章成而声协，足以上鸣国家之盛，而下为学者指归，其可谓一代之杰作也。”①又在《麓堂诗话》中说：“鼎仪稍后作， 而意识超诣，凌高径趋，摆落尘俗，笔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②又如罗璟，李东阳在《明故朝列大夫南京国子祭酒罗公墓志铭》中说：“为文务简劲，诗亦脱绮靡，有《冰玉稿》若干卷，盖其所自号，因取以名。其所编录，若《五经旁注》《周易程朱异同》，刻于福州。”③然而，它们现在已很难见到，因此难以对他们的著述生平展开深入分析，只能暂付阙如，以待后补了。
倪岳（１４４４—１５０１），字舜咨，祖籍钱塘，后迁直隶上元。天顺八年，与谢铎、李东阳等人一同及第，时年二十岁。此后不久，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中为侍读学士、直讲东宫，二十二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弘治六年为礼部尚书。《明史》本传称其“严绝请托，不徇名誉，铨政称平”，甚有政声。倪岳卒于弘治十四年十月，享年五十八岁，有《青溪漫稿》二十四卷存世。
倪岳与谢铎、李东阳等人为同年进士，且长期在翰林院供职，因此结下深厚情谊。倪岳病逝，李东阳为其作两首悼亡诗，其《再哭青溪》一诗称：“杏园醉后千花拥，柳院归时一字行。”（《怀麓堂全集·诗后稿》卷六）由此可见当年交游之盛。另外，倪岳与谢铎也私交甚笃。倪岳的《青溪漫稿》中有四首与谢铎的赠答诗，即《白云辞》《元宵会鸣治宅大雪得催字》《游西山诗答谢鸣治》《次鸣治卧病不赴斋居之作》，其中还不包括像《京师十景诗》（倪岳十首俱全）这样同题共作的作品。像他《次鸣治卧病不赴斋居之作》有“方泽圆丘祀礼兼，十年侍从幸同瞻”句（《青溪漫稿》卷五），从中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倪岳入仕之前就曾与二三交好酬唱频繁，像他《戊子新春日寄上谷诸旧游》“却忆旧时诗社客， 于今赓唱复何如？”（同前，卷四）《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七“诗社有人时送草，县门无吏不催租”（同前，卷六）即是证明。入仕后，倪岳“溺诗”的情况越发明显，黄佐在《翰林记》卷二十二及他自己在《翰林同年会图记》中的记载可证。此外，倪岳还有与晚进门生的赠和之作，如其《谢饯行诸门生二首》序称： “五月八日癸卯，京闱所取士之仕于京者，若给事中于瑁、屈伸，御史张纶、张天衢、郭镛，户部欧信、钱敬、张举、张定、郑洪，刑部熊祥、周东，光禄赵宏、方鼒， 中书李棨、郭旵，行人王雄，南京刑部张赞，进士张彧、翁玉、聂瑄、何俊，合二十二人，会饯于城东茶庵之新祠，因赋二诗以谢，且致望焉。”①倪岳零星唱和的例子也很多，如他《答玉署交情四首》序称：“体斋（傅瀚号）、东山（刘大夏号）、西涯（李东阳号）三同年以旧日同预吉士之选，交谊深笃，乃各赋古诗四章以赠， 题曰玉署交情。”②另倪岳题程敏政《焚香联句》后称：“成化丁酉正月八日斋居焚香，清寂之际，相与书三十韵，次第拈押，以遣夜怀。既成，俾予各录一通。
时与者六人，太仓张亨父、陆鼎仪，毗陵陆廉伯，海虞李世贤，新安程克勤云。”③ 其他像《青溪漫稿》集中《三月十二日肇开经筵岳以翰林旧僚叨侍讲读荐蒙燕赉感而有作》《端午会孟阳宅分得石榴》《甲午斋居答明仲用韵见忆之作》《恭祀献裕二陵和答明仲赠别诗韵》等，余例甚多，恕不遍举。
上述类型的诗歌占了倪岳诗作的多数，它们均呈现出典雅温厚、却略少骨力的面貌。他曾称：“最爱乘风琳馆，何妨步月瑶台。杏园芳躅可继，凤城雅唱宜裁。却羡斯文风味，不负翰苑情怀。”④即表现了对此类题材的偏爱。当然， 这与当时李东阳主导的诗坛风气也密不可分。明人靳贵称李东阳“盖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门者，号有家法。虽在疏逖，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竟风韵之末，而名一时”；杨一清又概括李东阳的诗歌特点说：“诗文深厚浑雄，不为倔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尽脱凡近而古意独存。”⑤ 前面已经指出倪岳自身十分推崇李东阳的领袖地位，然而他的诗歌并不全是清一色的馆阁辞章。他与谢铎一样还有许多关心国计民生的作品，李东阳在悼诗中就称赞其“平生爱国忧民意，仕路谁堪语肺肝”①，这类作品是倪岳的人生哲学及价值观念的直观体现。他在任东宫直讲期间所上的《孟子讲章》中说：“居于仁则存诸内者，有本而大人之体立；由于义则应乎外者，有制而大人之用行。体用两全，内外一致，士虽未得夫公卿大夫之位，而公卿大夫之事， 尚何所不备哉？”又“诚以仁义二者，乃天地间一个大道理。其本原于一心，其用则周乎万事。故天下之安危，国之治乱，家之兴衰，身之贤愚，都只在仁与不仁，义与不义两端上。”②他在为政期间是对上述观点躬自践行的。成化九年，上《西北备边事宜状》，提出“重将权以一统制”“增城堡而广斥堠”“募民壮去客兵” “明赏罚、严间谍以立兵纪”“实屯田、复漕运以足兵实而纾民力”等五条主张，均切中时弊；弘治七年十月，西洋国贡狮子，上《请却赛玛尔堪进狮子疏》，力陈其不可之由；八年十二月，类奏京师及各地灾异，提出“推行圣学”“豫节亲藩”“惩究欺蔽”“苏息贫穷”“慎用将官”“祛除民病”“惩戒奸贪”等二十七条措施，深得孝宗钦赏；八年十月，上疏请禁止番僧领占竹进京，“反复数千言。上读之而悟，诏中止。天下诵之”③。这些思想及行动无疑都体现在其诗作中，如他关心洪涝给民众造成的灾害时说：“去年六月足霖雨，顽云散天长不收。……秋来百钱一斗粟，民饥更着寒无裘。昨日已鬻乳下儿，今日又杀田中牛。嗷嗷仅博一饱耳，转眼亦复填深沟。郁塞那堪沴仍作，北邙弃骨成高丘。掩骼埋胔有遗令，嗟嗟守牧谁为谋？……如何六月雨不止，连绵恐欲伤田畴。……奔驰徒费雨师力，淋漓不解农夫忧。早寒暮热人重困，儿童往往成悲讴。端居对食不下咽，天意岂与斯民仇。”④诗中饱含了对农人杀牛充饥、卖儿鬻女的悲惨经历的深深同情，也表达出一位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之忧为先的良知和情怀。他关心边事的诗歌，如“烽火边城鼓角悲，黄沙漠漠北风吹。关山远隔云中戍，车马新屯灞上师。贾谊有才思报国，杜陵多病尚忧时。侍臣谁有如椽笔，拟撰燕然第二碑”⑤。倪岳秉承儒家仁义观，强调经世致用，与谢铎可谓殊途同归，诗集中涌现出上述针对现实时事慷慨感发的作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倪岳崇尚古雅，像他在为亡故的礼部尚书彭华作的神道碑中所推许的“为文章力追古作者，用意谨严，稿必数易而后成，虽诗亦然”①，这亦间接表达了他自己的创作态度。倪岳的诗歌有如下两个特点。
首先，喜用古人名戏拟同僚中与之同姓之人，亦庄亦谐，别有妙趣。他经常用“谢朓”代指谢铎，如“玄晖才更逸”（《青溪漫稿》卷三《腊月二日诸同年会饮予家……以纪终会云》）、“禹锡自应先致约，玄晖何事惜追欢”（同前，卷四《游西山诗答谢鸣治》，按“禹锡”代指同游友人刘大夏）；用“沈约”代指沈仲律， 如“到处定应逢沈约”（同前，《送周德源南还兼柬沈仲律》）、“清光长忆沈休文” （同前，卷六《分韵得分字送丁凤仪秋官南还兼柬沈仲律》）等。
其次，用古人名及暗用其相关典事。如“新寒未慰相如病，旧雨仍增宋玉愁”（同前，卷四《八月十四风雨之夕病中望舍弟消息不至怅然有怀》）、“黄祖尚憎鹦鹉赋，玉环宜愧牡丹亭”（同前，卷五《过济宁有怀旧游》）、“维摩病得句，终惭杜甫才”（同前，卷五《和汝行敏登雨花台韵》）、“须烦能画王摩诘，更着耽诗李谪仙”、“邺侯家富牙签万，亚父谋疏玉斗双”（《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一、其五）等。其诗中所用先唐古人较多，喜用旧题如《古意》《将进酒》《止酒》，其中多见“陶令”“贾生”“詹尹”等人名，但尊唐的迹象还是很明显的。他在《跋荆公绝句》中称“荆公《天童山溪》绝句一首，思致幽旷，有唐人风”②，可略见一斑。由于频繁用典，自不能避免重复蹈袭之累，如“自有尊垒娱北海，可无词赋继东坡” （《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六）、“北海才名重南国，东坡政誉满西湖”（同前，卷六《会饯蒋宗宜侍御赴南台即席次留别韵》），虽为工整，而略觉叠熟。
倪岳的辞赋多用“兮”字，具有明显的骚体赋特征。如《桢陵雪霁赋》以“兮”字为主，间用“之”字，或为句腰，或为句尾，分别仿照《九歌》句式及《离骚》句式，其描摹雪落之物态，纤微毕现，多骈字骊句，有平正典雅之风。如“望飞狐之口兮，渺琳琅之委籍。顾长城之垒兮，积琬琰之崔嵬。云中居其西兮，皎白云之缥缈。龙门居其东兮，粲素练之离披。……银为城兮辟重门以若璧，玉为道兮夹万井而如弦”③。其兮字句（含兮字）一般有七字，但也多见变例，如《炎暑赋》中就有“使丰隆玄冥屏气而不得申兮，何飞廉之颠狂”这样的变骚长句。这篇赋不像其他台阁体作品一味谀颂，而体现出相当的悲悯意识，如“且天下食力者众，岂尽闲逸如吾曹。彼菑畬之田父兮，冒烈日之熬熬。挽泉流以下灌兮，声密连兮桔槔。手耒耜而戴笠兮，肆藨蓘以立苗。……或牵牛以服贾兮，睠征途之迢迢。既壤之若燎兮，又逆旅之无聊。……若乃边关戍卒，称干立旄，夕枕藉乎金革兮，朝并驱乎两峱。想敌夫王之忾兮，而拟绝乎天骄。日扰扰而不得息兮，徒哀鸣以謷謷。……予徒食禄亦何补兮，重清职之逍遥。舍民困之弗恤兮，而欲据此以自豪”（《青溪漫稿》卷一）。其中遍举农夫、商旅、戍卒等人的艰辛，并与自身清显的职事相比，深具自责自省之意。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倪岳的一首“诗余”《望海潮·题水仙扇面》，上阕写扇面“冰玉为肌，沉檀为骨，天然素体倾城。鼓瑟湘潭，捐珰澧浦，凌波微度飞琼。何处是蓬瀛？正忍寒送目，借水成名。东阁官梅，两般标格一般清”（同上，卷九）。其中暗用《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典，且韵律深稳，雅正典重，具有较强的文人词的风味。
张泰（１４３６—１４８０），字亨父，号沧州，祖籍湖州，后迁至太仓。天顺八年（１４６４）进士及第，然而成化元年和二年，他的父母相继辞世，只得返乡守孝。
他在家服丧期间哀毁骨立，几不能起。成化七年丧期结束，授翰林检讨。成化十一年，任礼部会试考官。成化十六年升修撰，同年十一月九日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张泰为人恬淡自守，独喜为诗。与陆釴、陆容齐名，号“娄东三凤”。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有传，现有《沧州集》十卷，《续集》二卷存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沧州集》称：“初与李东阳齐名。后东阳久持文柄， 所学弥老弥深，而泰不幸早终，未及成就，故声华销歇，世不复称。今观是集， 大抵圆转流便，而短于含蓄，正如清水半湾，洮洮易尽。”①这大致指出了他的诗文特色。张泰在当时虽然仕路不显，然而诗名很大。陆釴在给他所作的墓志铭里说：“为文务自己出，视韩柳若不暇模拟，直欲追两汉先秦以上；诗则根据杜子美。少尝学李白，音韵铿锵，雄健俊逸，随事赋咏，各当其情。由是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有亨甫，至京师必欲求见，得一诗以为荣。”②他既为吴中人士，不免沾染吴中文风习气，表现出以自娱为目的的创作风尚，但其作品更多地转向茶陵诗派主体的风格。李东阳对张泰的创作风格颇为肯定和赞誉：“原博（即吴宽）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即张泰、陆釴），皆脱吴中习尚，天下重之。”又在《麓堂诗话》中说“亨父天才敏绝，而好为精炼，奇思硬语，间见叠出，人莫撄其锋”。从上面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复古风格与陆釴是非常接近的，再加上都英年早逝，更令李东阳、谢铎等同道唏嘘不已。他的作品用词清绝，大部分诗作为唱和、应制和题赠而作，涉及题画、馈物、赏玩、送别、贺寿、悼亡、咏史等等，诗风有古意，境界超拔。这一点尤令李东阳不吝赞词， 他在《题张沧州遗诗后》说：“清古翘拔，无一字犯俗。虽偶书旁集，若精择而后得者。”（《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二十一） 张泰唱和诗占其诗作相当大的比重，风格淡雅闲适。他与陆釴的酬唱最多，涉及两人唱和交往的诗歌近六十首。两人互相切磋、唱和不绝，如《与鼎仪行田间》《冬夜怀鼎仪》《夏雨忆鼎仪》《共鼎仪宿文量馆》《夏日鼎仪小轩酌》《就鼎仪夜酌交咏成篇醉余不记某出某句》等，以此看出他和陆釴的关系密切，以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从《沧州集》所载诗中可以看出张泰与谢铎也有着密切的交往。其写给谢铎的诗有《奉答谢鸣治编修去秋玉堂见寄》《答谢鸣治用韵言怀》《斋居次鸣治韵兼柬宾之》《会缌亭诗谢鸣治敕为宝庆守致仕归作亭》（自注：寄诗鸣治，为和三首）、《为谢侍讲故人题竹冈》《二月廿四承谢侍讲招适以工筑不赴诸公联句示及答以其韵》《用鸣治见寄韵自赋》《怀宾之与谢鸣治联句》等若干首。
前面已经提到，在进入翰林院之后，李东阳、谢铎等人之间同年聚会非常之多。张泰也是他们座上常客，他有《同年会》一首，其题下注称：“二月十八日，会于季氏第。”另有《方面同年八人来同宴于明仲宅》《偕文量鼎仪会用常》（均见《沧州续集》卷上）、《同年会》（《沧州集》卷五）等等。仅举他与谢铎酬唱的内容，就如《怀宾之与谢鸣治联句》：“西涯走马踏春归（泰），芳草春风旧路微。故国湘南回雁远（铎），碧云天北美人稀。花间水寺迷游躅（泰），鼓响山楼忆倒衣。寂寞清尊今日话（铎），百年相对谢玄晖（泰）。”（《沧州续集》卷下）《奉答谢鸣治编修去秋玉堂见寄》：“穷路泣孤子，瀛洲怀列仙。不见谢灵运，空吟春草篇。畴昔比连枝，今随断蓬旋。芙蓉抱弱质，憔悴凉风前。迟迟岁华晚， 渺渺云泥悬。瞻望起长揖，功名付才贤。文章贵补衮，鹄立当尧天。吾将肆情志，钓海以终年。”（《沧州集》卷三）《为谢侍讲故人题竹冈》：“太平新县台州东， 竹冈可与桃溪通。知贤近得谢康乐，好客今多陈孟公。苔径常时闻佩玉，草堂无日不清风。何当醉踏石桥去，径坐秋山晚翠中。”（《沧州集》卷九）《次韵酬谢公》：“紫陌朝朝尘点袍，只应方外息尘劳。空华薄玩九秋菊，幻境那寻千岁桃。
印海寺形占地胜，抱京山色上楼高。天台雁荡吾兹试，诸谢须容洒醉毫。”（《沧州集》卷十）从以上诗作中可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也非常融洽频繁。张泰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李东阳亦有着密切的交往，如《忆昨酬李宾之》《宾之约观荷不偶》（《沧州集》卷三）等，恕不一一详举。
减去居家守孝的七年，张泰身在翰林院大概有九年左右的时间，应该说诗歌中的馆阁气还比较浓厚，作品中就有一些关于馆阁生活的描绘，以粉饰太平、颂扬帝德为基本特征。如《子月纪庆》：“退朝歌燕翼，私庆太平臣。”（《沧州集》卷四）《清宁宫圣节有述》：“车马尘埃九陌风，依然天上是晴空。新寒不入长生殿，广乐方陈兴圣宫。内子趋朝仙佩接，外庭沾宴寿杯同。小儒闲纪升平事，闭户清吟半醒中。”（《沧州集》卷九）翰林院的生活相对优裕清闲，又加之他在家很长时间，因而那些鉴赏品题、山林游赏、官署赠和等题材的诗成为他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对翰林宫苑景色加以描绘的，如《翰林斋宿》：“天近瀛洲第一峰，清斋还蹑旧游踪。……十年多病沧浪客，不寐狂吟庆此逢。” （《沧州集》卷五）表现出清闲淡适的生活情调。有对日常生活加以描述的，如《闲述》：“供奉常依玉陛晨，逍遥谁厌是闲臣。古来文字从头玩，天下贤才任意亲。”（《沧州集》卷十）有对山水风光秀美的描述的，如《游金山》：“秋水浮单舸， 晴峰落半江。”（《沧州集》卷四）有对赏鉴字画加以描绘的，如《题画竹》：“九疑山碧楚天空，江上佳人思不穷。日暮南陵修竹冷，鹧鸪声里起秋风。”（《沧州集》卷二）有对天气变换加以描绘的，如《晴述》：“夜雨朝晴不作泥，更无尘土翳平堤。却怜绕郭皆山色，安得千峰入马蹄。晚色未看宫树改，秋声早听暮砧齐。寒空冉冉纤云去，可为凉风起关西。”（《沧州集》卷九）总之，其写景之作视觉独特，描绘精工细腻，惟妙惟肖，叙述准确到位，层次分明，读其诗风景如现眼前。
张泰的诗作中最有特色的要数咏史诗、拟古诗，正是这些诗奠定了他在当时诗坛堪与李东阳比肩的地位。他的咏史诗以歌咏历史人物为主，如《咏苏武节》：“朝持汉家节，暮持汉家节。节存汉家信，旄落胡天雪。雪中持节苦，不惜指冻折。朝光动沙碛，仗节朝汉日。”（《沧州集》卷一）再如《读史》（《沧州集卷六》）、《读萧何传》（《沧州集》卷七）等诗作，也都表现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思索和咏颂。拟古诗主要体现在对杜甫等唐人的同题之作和对乐府古题的模拟上。如他有《秋兴》四首，显然出于对杜甫《秋兴》八首的模仿，其一首有称：“楚国山川悲宋玉，蜀州琴酒困相如。”其三首有称：“宋玉有才宜自爱，悲秋何必重增欷。”（《沧州集》卷一）都表现了以古人自比的情怀。另一些是乐府古题的写作，如《思凰操》《哀雏操》《公无渡河》《明妃怨》，有些径称《拟古诗》等。
他在《游仙词十七首》序中说：“客边独夜，寒清寐少，虽怀欲想，不无乱诸心。
因作诗拟游仙体，使心有所系。然皆随意率成，真耶妄耶？醒耶梦耶？不自知也。亦聊以陶吾情，和吾声焉。”（《沧州集》卷二）可见，这些拟古诗寄寓了他无限的现世情怀。
庆悼之作较多，亦是其作品的又一特点。庆贺诗作多集中在祝贺他人升迁、贺寿等诗作中。如《送沈仲律主事南礼部》《送人从军》《送金生楷》等。哀悼诗如《哭年尚书》《哭柯学士先生》《挽参议李炯然》等，诗作多感情真切，凄婉动人。此外其诗作中亦有抒发亲情之作，格调清新流畅。如《小女生日作》： “去年汝初周，汝哥比尔长半头。夺汝所美汝不争，似能有让性固柔。”“愿儿慰情长勿迟，阿爷苦乐见得知。南风, 帏一杯酒，泪湿娇儿锁项丝。”（《沧州集》卷八）此诗开头通过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对女儿的疼爱，诗末抒写了深沉的感慨。《沧州集》中亦有一些赋作，如《悲清秋赋》《促织赋》《双桂赋》等。其中《悲清秋赋》摹拟《九辩》风格，赋作中多用兮字句，表现出了清秋悲凉的感慨。
刘大夏（１４３６—１５１６），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人，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正德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一岁，谥忠宣，事迹见《明史》本传。有《东山集》存世，然《四库》未收，知清时已不多见。今有其后人刘乙燃据家藏本整理的光绪元年刻本，即《刘忠宣公遗集》九卷附录年谱二卷，收在《四库未收丛书》第６辑第２９册中。此外，邵宝《容春堂集·前集》卷十五《东山公前传》、陆深《溪山余话》、杨一清《关中奏议》均对其政绩遗事多有记述，可补正史之阙，这些都为了解其生平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刘大夏与李东阳、谢铎为同年进士，交谊深挚，终老不渝。他在晚年发配肃州所作《过六盘山遇雪有感寄西涯阁老》一诗中说：“寄语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几时还？”（《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卷一）即视李东阳为一生的知己。李东阳看到此诗之后百感交集，他在《与刘东山先生书》中回复说：“自得六盘山之作，读至末句，令人黯然销魂。不敢以病告时不预其事为解，计穷力竭，俟命与时，不得不然者。……是日复得邃庵所致手书，有经六盘之句，因忆元白梁州神交故事，悲喜交集……方石二月内寿终，贞庵固无恙……非平生知己，谁则信之！”（《刘忠宣公遗集·附录文》卷一）李东阳一方面为因病没有及时为其冤狱辩白而内疚，另一方面又为谢铎亡故、同年老友晚年不幸而悲伤。在李东阳的交游序列中，谢铎和刘大夏总是放在第一层次的，如他《慰东山刘司马哭子次谢祭酒韵二首》《闻刘东山司马致仕之命是日得谢方石祭酒到家日所寄诗感而有作》等一些诗作均将刘与谢并提，尤其在《与刘时雍》一诗中说：“客从方岩来，戒我作诗疾。君来索我诗，谓我意所适。深言中奇病，二子皆我益。” （《刘忠宣公遗集·附录诗》卷一）“方岩”之客即为谢铎，“君”自为刘大夏，两人一戒一索，均令李东阳大为感动。刘大夏与谢铎交往的诗歌也有许多，如《寄天台谢侍讲》（题下注：时谢已引疾家居，适寄至写怀十韵）、《寄和谢李二翰林联句韵》《初至张家湾和答谢李二内翰林韵》《送鲁国英和谢李二翰林韵》《方石见招未赴蒙送白鲞诗以答之》《冬至前一日往约方石明旦同入贺偶然不值》《冬至早入贺至阙门与方石分手后偶成》《和西涯方石二公席上联句韵二首》《谒李老先生墓次方石韵》《次方石方岩书院韵》等等，从上述诗题中可以看出刘大夏有些诗同样是写给李与谢两人的，三者交往的融洽程度自毋庸置言了。
经过刘氏后人整理的《刘忠宣公遗集》九卷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即《刘忠宣公文集》一卷、《宣召录》一卷附《刘忠宣公家规十条》、《诗集》三卷、《西行稿》一卷、《附录文》两卷、《附录诗》一卷。从他自己的诗文可以看出其一生的心路变迁及文学创作不同阶段的特色；附录诗文则为李东阳、何孟春、李梦阳、何景明等时贤及此后和入清以来的慕名者所作，可以略见刘大夏在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
刘大夏曾在《过六盘山遇雪有感寄西涯阁老》一诗中自称：“平生自顾百年间，九分驰驱一分闲。”这基本是他一生仕宦生涯的真实写照：成化元年本有机会继续留在翰林院，他却主动申请到兵部作职方司主事，成化十九年因得罪宦官，曾短暂下狱；次年要求外调，为福建右参政；弘治五年，转浙江左布政使； 弘治七年，因山东按察副使杨茂仁治黄期间上书奏事得罪宦官，其亦遭连累贬为长沙同知；弘治十四年，为兵部尚书；正德元年致仕，次年又因刘瑾、焦芳等人陷害下狱，远贬肃州；正德五年返回，肃州三年间汇成《西行稿》，时年已七十五岁。他一生奔走，一直与宦官权要斗争，虽屡屡受挫，却赢得了显赫的声誉， 尤其是弘治十四年任兵部尚书之后，越发为孝宗倚重。清人孙承泽纪其事说： “国初升六部尚书正二品，以中书之事分隶之。是今之尚书，犹宰相也。景庙之朝于谦，孝庙之朝刘大夏，倚毗亲切，未尝以东阁处之。盖以六卿之职展布有余，名位未尝不足故也。”（《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某种程度上，刘大夏在孝宗朝参政问事的过程中扮演了前代宰相的角色，这从他的《宣召录》所载与孝宗的问答内容可以看出；而这种宠遇也引起了同僚的猜忌，正德二年为刘瑾陷害，同年焦芳亦预其事，自不能排除这层原因。弘治四年在广东任右布政使期间，陈献章曾问及修身治国之道及学，他说：“予存心之功什九，致知之功什一。”（《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一）他又在《读书箴》一文中说：“贵熟不贵多， 贵恒不贵苦，贵自求，尤贵资人。”（《刘忠宣公遗集·文集》卷一）这些均说明了他强调内修外用，而不注重章句著述之学的思想倾向。反映到他的诗文创作中来，则是去浮华、讲实效、言时弊、求治世的境界追求。
当然，刘大夏还有崇尚文人闲雅志趣的一面。他从肃州返乡之后作《鹿角山庵记》说：“予虽性癖爱山，而牵于功名之欲，故百年之间奔走四方，南越衡岳，历五岭；北极云中，登恒山；壮岁理马政，修漕道，则三登泰岱之巅；而晚年西谪，又过六盘，度秦巅，直抵醴泉，望玉门关而还。早年，爱一鹿角山”云云（同前）。李东阳又从至交的角度评价说：“公虽身在廊庙，而山林泉石之兴，未尝一日忘于怀也。”（《刘忠宣公遗集·附录文》卷一）这种林泉之好反映到诗赋中来，又体现出清丽明快、情趣盎然的特点。总而言之，简练务实与雅丽明快构成了刘大夏的总体创作风格。
从刘大夏文章创作角度来说，像《覆金洪陈边务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议行武举疏》《陕西马政疏》《河防运粮疏》《灾异陈三事疏》等篇，均要言不烦、切中时弊，而无馆阁文臣常见的词义繁缛、不达宏旨之累；诗歌则多有忧国忧民之思，偶见放怀山野之趣，也符合诗教敦厚之旨。总结起来，可以把他诗文特色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关心国忧民患，豁达积极的人生态度。早在成化元年，他主动放弃翰林院清显“仙班”的待遇，要求去兵部任职，并说：“为学不力，孰与就习吏事， 有惠及民也。”（《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一）成化二十年，他请求外调，又称： “郎中转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时，见府县政事不得其平，辄曰：使我做时，某事当如何行，某事当如何罢。今幸登朝，不得一亲民官，非素志也。”（同前）正是基于这种为政亲民的政治立场，弊政民瘼自然成为他诗歌中必不可少的素材。像《送尹佥宪都屯河南》“乘骢莫惮时巡苦，宵旰怀民正若伤”（《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一）、《赠别公实亚参》“民力竭已久，茧丝日益烦。功名良可愿，所贵念元元”（同前）、《官窑舟中与廷玉大参夜话蒙廷玉惠诗奉和原韵》“丹心老去犹怀阙，白发年来欲满冠。同被君恩来百越，敢将民瘼等闲看”（同前，卷二）、《登邕州城楼》“安民未敢辞边徼，恋主常怀倚禁墙”（同前）、《过浔州有感》“依村男女多亡业，附郭人民半是猺”（同前）、《经浔境奉规钟粤太守》“烦君更把民财惜，收拾龚黄道路谣”（同前）、《留别陈白沙先生》“闻道浙西民更苦，不知何药可疗穷”（同前，卷三）、《在曹濮间大旱遇雨喜而赋此》“万里平原麦未收，三农忧念更无秋”（同前）、《在张秋初得河议奏报》“万里封章达紫宸， 上忧国计更忧民”（同前）、《元日感怀》“父老出门愁国税，儿童乞食说家贫”（同前）等，都体现了他视民如伤的悲悯情怀。另外，有些诗也笼统抒发了他报君为国之志。像《彰德别叶庭茂和韵四绝》其二“乾坤无数江湖客，谁识庭帏尔我心”（同前，卷一）、《海上偶成》“半生常抱古人忧，奉命南巡未敢休”、又“丹心报国时犹壮，白发催人岁易流”（同前，卷二）、《龙门驿除夜次顾秋官韵》“衣冠诗酒今宵乐，廊庙江湖两地心”（同前，卷三）、《雨中登吴山紫阳庵》“湖山暂息杭人赏，廊庙惟怀范老忧”（同前）、《和同患姜知府韵》“廊庙江湖总是忧，范公先觉更谁俦”等（《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它们结合刘氏出处朝野之际的政治经历，无不体现出他始终如一的报国之忱。刘大夏虽多次陷于逆境中，但是仍然保持着淡定从容之心。在即将远贬肃州之前，他写《出锦衣卫别在狱同难公卿十八人》说：“谈笑喜陪三月乐，别离同有百年忧。东西南北逢人处，忘却于今一会不？”（《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卷四）对同时在押的同僚极尽慰勉之意。又在被贬期间写《独坐写怀二首》，其一说：“闭门尽日浑无事，检点襟怀学赋诗。”（同前）闲弄笔墨、自求多福的心态甚明。综上，就诗歌创作的思想性特征而言，刘大夏在茶陵派中无疑与谢铎非常接近，他们同为茶陵派创作题材的多元化作出重要的贡献。
其次，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式的为诗方法。刘大夏为诗并不专宗某派，但是却喜在诗中化用前人名诗丽句，颇有宋代江西派的风范。像他《游西山五首》其二“禅房未了看花兴，清梵空闻隔叶音”（《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一）， 前句由唐常建《破山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化出，后句则由杜甫《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化出；其《六月三日登净寺望西湖》“谁将西湖比西子，此日凭栏忆老苏”（《同前》），则显由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句化来；其《送邓朝仪进士归省》“礼乐三千达帝关，贾生才调动天颜”（《同前》），则由李商隐《贾生》“贾生才调更绝伦”句化来；其《送谢原吉谪南宁》“莫道此行身便了，百年事业待重来”，由杜牧《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化出；《彰德别叶庭茂和韵四绝》其二“尊酒论文入夜深，共嗟短发不胜簪”（同前），前句由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化出，后句为《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化出；其《登泰山柬同行韦中贵》“眼前俯看群山小，独有青天在上头”（同前），前句由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出；后句由杨万里《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化出；《夜坐公署因颂唐韩翃寒食诗有感遂用韵写怀》“弦管满城人尽醉，风流宁数五侯家”（同前），则显由韩翃《寒食诗》末句“轻烟散入五侯家”化出；《香积寺禅房偶成次文量韵》“偷得浮生半昼闲，禅房消散似无官”（《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二），则显由晚唐李涉《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化出；《归过六盘山再用去日旧韵一首》“凭谁寄语中州子，前度刘郎今已还”（《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四），显由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句化出，等等。上述九例撷取原词甚至旧句的痕迹都较为明显，那些借鉴意象、新设意境的如《人日读高达夫诗有感因怀草堂松竹梅柳》等，则更为隐秘，达到令人浑然不觉的程度。刘氏在前人诗句方面的移花接木，固然缺少艺术原创性，但毕竟也是一种别出心裁的二度创作。他把精心挑选出来的断圭残璧重新装嵌到自己构织的诗意框架中，并在或意味深长，或轻快明丽，或抗尘奔走，或伏案静思等不同主题的驱遣下，使它们重新熠熠生姿、负载新意，总体上体现出浑厚清丽的特色，这与时下以集古、赝古入诗为能事的做法，还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谈及刘大夏的诗文风貌，其后人刘世节评价说：“其属文赋诗，简易明白， 下笔立就。不务巧纤艰深，而词旨浑厚和雅。尤善章疏，才数语而事意具足。” （《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二）应该说，他并没有夸赞乃祖的意思，此评是基本符合刘大夏创作实际的。
彭教（１４３９—１４８０），字敷五，号东泷，吉水泷江人，天顺八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预修《英宗实录》。成化三年八月，《实录》修成，升为侍讲。成化八年、十三年，分别为礼部会试考官、顺天乡试主考。成化十五年三月，进讲经筵。次年七月九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二岁。今有《东泷遗稿》四卷《制策》一卷《附录》一卷存世。李东阳在《东泷遗稿序》中评价说：“杂文歌诗衮衮不竭，及读礼之余，日就超诣，则刊落华靡，澡雪铅黛，益为简洁峻绝出群之作。观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虽一时快意适兴之所为，瞬息信宿，已自不满。片纸断墨，不悉存录，今所辑者，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于此亦可观矣！”这将他敏于为文、力追古人的特点揭示出来了。
彭教是早期茶陵派的重要成员，他的文学才华及品德操守在同年中都颇孚众望，后期在遭遇父母及幼子去世的打击之后，体质日衰，同年存问款深者甚多，他在《与罗明仲》一信中说：“鸣治、宾之比辱示问，情词郑重，厚意久未报。曰川闻已有归期，或得一执手于江风山月之间；师召岂尚留闽中耶？尚质、孟阳、汝贤、舜咨，想皆安吉，不及一一奉书，烦示此纸，使知鄙拙近况如此。”（《东泷遗稿》卷二）由此，可以略见彭教在同年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向心凝聚作用。
万历三十八年春孙之益为作《彭东泷先生遗稿序》，评价彭教的诗歌说： “顾句比字拟，颉颃中原，其模苏微妙，未知孰胜？至以文足言，以言表行，舍先生谁与归哉？”继而罗大纮在《孙侯刻彭状元文集序》，评价他的公文写作说： “永宣间制策，文辞如奏曲者。楚些越吟，巴歈吴讴，繁音错陈，杂以夷舞，而忽闻太古和平雅淡之声，骛怪之士，庶几少息，又使里中文学复睹。”前者述评彭诗借鉴苏轼，几可乱真；若言字面清新则可，其浑厚渊深则不及，而且其汲取古诗及陶潜诗风尤多，并不限于苏轼一家。后者认为彭教的策对奏章平正雅训有之，而具力矫繁芜怪奇之效，则嫌捧扬过当；毕竟他生年短促，位望有限，事实上，直到李东阳入阁主事，茶陵派大兴之后，平正典雅之风才得到广泛普及。
然而，彭教的诗文净雅清谧，有种天然的超尘拔俗的气质却不容否认。像他《秋景为罗养蒙题》一诗云：“雁影接寒远，山色凌秋岩。碧琐疏帘净，黄花凉雨纤。不须弃潦倒，吾意于陶潜。”（《东泷遗稿》卷三）就显得诗调高远、清兴发越。他末句道出了心慕手追的对象是陶潜，却显然又多了几分工整雅致。他诗中景物往往色泽鲜明、描摹工细，并能与整体情境自然吻合，如《别王贤秀文》云：“客馆清樽忆屡过，晚风华月伴高歌。明朝一棹东南去，烟雨江亭绿树多。”（同前）又《瓜州授常州回使柬龙太守》云：“离离沙岸云笼树，漠漠江城雨入楼。一枕红酣清梦足，橹声歇处是瓜州。”（同前）他注重通过自然风物本身来传达内在情感，并擅长为中心意象着色赋形，如“晚风”“华月”“烟雨”“绿树” 等均为偏正结构词组，且起修饰作用的词分别表明了中心词的时间、亮度、形状、颜色等特征，有使人耳目清亮的表达效果；另一诗中“沙岸”“江城”以“离离”“漠漠”修饰，更见雨中朦胧之姿；“清梦”用“一枕”来指称，旅程用“橹声”来比量，又使抽象之体化为具象之物，可谓化凡庸为奇趣。他吟咏的对象一般是梅、竹、鱼等秀洁轻灵之物，如《竹外一枝梅》有“晴窗见疏枝，座上春可掬。山阴带残雪，水影兼远绿”句（同前），其先将梅花的“疏枝”作为春的象征，给人春天“可掬”的亲近感，然后又转入残雪虽存、春意萌荣的环境描写，将梅的象征性特点进行了合理的烘托，可谓实现了景、理、情三者的有机融合。
彭教诗中较少运用现成的典事入诗，避免了似曾相识或剞劂为文的通弊， 又不轻易以经史入诗，妄作轩轾，因此辞藻清丽，流畅婉转，平易可亲。这种诗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强调内修的人生哲学观。他在《必葺斋》中说： “德以葺而备，居以葺而完。”又在《讷轩》中说：“无言胜强聒，静默含周醇。” （《东泷遗稿》卷三）从彭教的一生创作仕历来看，他的道德品格与文品诗格是一致的，他在内心追求一种修缮德性、安定从容的精神境界，理应是他诗歌韵味产生的深层原因。当然，有时他也会巧妙地化用一些名诗名典，如《戊子五月五日饮宾之家席上和韵》其二末句云“吟身须觉腰围减，刚被人嘲太瘦生” （同前），前句即用萧统服丧至孝，带减腰围之典，此处则指勤于构思之憔悴枯槁；后句出于李白《戏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他有时还会借鉴先代作品中的意象和意境，如《送长史郑先生》“非晚汉廷须贾谊，未应闲杀楚江滨”、《别邓义教授》“行寻芳草纫秋佩，坐卷疏帘读楚辞”、《宴瑞贤亭》“偷闲逐少非吾事，濯足沧浪万古心”，多出于楚辞。他嗜古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像其有集古诗《答宾之编修》二首，集句涉及的诗人有张籍、王安石、鲍防、朱熹、陆游、陈子昂、陈师道、苏轼、范成大、杜甫等，可见其兼宗之广。
彭华在其墓志铭中评价他的文章成就说：“为文章奇气逸发，光彩夺目，而章锻句炼，典则森严，评论古今，是是非非，确然不可拔，于事无微钜，动欲方驾古人。”（《东泷遗稿·附录》）傅瀚也在《故翰林侍讲彭先生行实》中说：“下笔为文辞，操纵翕辟，不局于法，而旁谕曲证，奇气逸发。譬之蛟腾豹跃，急缚之，有未能者，而其间浑厚典则，自足起人敬慕。……间尝语予曰：吾于大任未敢， 必假令得一县，则虽甚繁剧，吾固敢期于有成。观此，则敷五所蕴可知矣。”（同前）就《东泷遗稿》前两卷的策对序跋来看，彭教的文才形式未必如彭华、傅瀚两人所称博绝宏丽、逸兴横飞，但在政治思想层面的力求致用、崇尚气节的特点却是符合的。他强调修身致用的意义，其在《制策》中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非本之修身，则无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体斯道，而行万化，其在此乎！” （《东泷遗稿》卷一）在他看来，只有自身保持良好的修养状态，才能在家国社会层面有所作为，后者也正是前者的必然归宿和目标。
此外，他还强调山水风土对人的气质形成的作用，如其在《送萧大礼序》中说：“吉之山水，秀拔而清激，其人多负气，不肯少自屈下。其士婉娩软媚为巧宦者，常少；而肮脏戾佶抗直自将者，常多。谓其风气使然者，非耶？”（《东泷遗稿》卷一）彭教此种观点应该说渊源有自，《汉书·地理志》《典论·论文》《隋书·文学传序》等篇相继涉及这一论题，并使其由单纯的议论民风，发展到探讨士风文风的形成，为地域文人及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彭教此处尚从士风构成角度立论，间接地流露出自身对抗直不屈的人格范型的追求。
客观地说，他的文并没有诗的成就高，像他《启同年诸公》写同年雅集时“连茵接席，宁辞形秽之嫌；倒屣迎门，预接神交之想。意不在酒，方将醉公瑾之醇醪；书不尽言，岂敢博子瞻之佳简。苍头速去，青眼遥临。”（《东泷遗稿》卷二）虽然骈句整饬，对仗工稳，却基本都是用惯常之典充塞堆砌而成，因而艺术性价值不高，这比起他较少用典而自显清丽的诗歌来说，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程敏政（１４４６—１４９９），字克勤，休宁人，成化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 事迹见《明史》本传。有《宋遗民录》十五卷、《篁墩集》九十三卷存世。
程敏政与谢铎交好，集中有《八月二日与谢鸣治太史分献文庙时大学士彭公主祭》《出塞行》（题下注：与罗璟明仲、谢铎鸣治、李东阳宾之、倪岳舜咨、焦芳孟阳同饮彭教敷五宅，喜官军将征迤北而作。丙戌十月）、《次韵原博宾之舜咨鸣治赐宴联句》《次谢鸣治侍讲韵》《正月十二日庆成宴后有怀宾之用鸣治红字韵》《罗明仲以所和谢鸣治〈枕上有怀李宾之〉之作见示倚而和之》等七首，以及《与谢鸣治祭酒书》一篇。程敏政与李东阳、陆釴、倪岳、焦芳等人也唱和频繁，如他有《成化癸卯冬至谒陵与李宾之学士联句》二十首、《西涯十二咏为李宾之太史赋》《三月十七日原博谕德饯汝玉给事于玉延亭会者宾之学士于乔谕德济之世贤侍讲曰川校书道亨编修暨予得联句四章……手录此以致缱绻不已之意》《万福寺送文明与倪舜咨李宾之二学士傅曰川吴原博谢于乔三谕德林亨大修撰陈汝玉给事李士常侍御联句》《成化甲辰长至日走与倪翰长舜咨吴同寅原博及李子阳、白秉德二太史有陪祀西陵之行。前此谒陵赓倡最盛，至是诸君子复将继之，予谢不能。然往返之间，天日佳胜，无风雪载途之苦，亦自不能嘿然。有倡斯和得十有八篇，借韵者十五，联句者一，限韵者二。舜咨请书一通用备故事联句一篇则秉德书之……是行也，费司成廷言实与之偕，然分祀东陵道中相失，其所得者当附入云》等等。
程敏政精通经史，工于考据，于空疏的学术环境中独树一帜。李东阳为作《篁墩文集序》称：“吾友篁墩程先生，资禀灵异，少时一目数行下，英宗朝以奇童被荐入翰林，观中秘书。用诗学及第，读诵常至夜分，遂能淹观群籍。下上其论议，订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为学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见，而于朱子之说尤深考核，自以为得我师焉。赜探隐索，注释经传，旁引曲证，而才与力又足以达之。虽皆出于经史之余，而宏博伟丽，成一家言。质诸今世，殆绝无而仅有者也。”①在《篁墩文集》前五十九卷文论中就有相当篇幅用于讨论典章制度、经史疑难等问题，显示出他深湛的学识功底。其卷六十至九十三是赋、词及诗作，其中亦有大量的咏史、论诗的篇什，观点鲜明，特色显著。
程敏政论诗具有尊唐的倾向，如他《李白墓》一诗中称“采石人家空奠酒， 盛唐诗派不传衣”，但他同样不偏废宋诗，宋人中则最推崇梅尧臣。其《宿宛陵书院》一诗称：“自从删述来，诗道几更变。骚些无遗声，汉魏起群彦。谢绝及宋沈，入眼已葱蒨。颓波日东驰，李杜出而殿。当时多浑成，岂必事精炼。云胡倡唐音，趋者若邮传。坐令诗道衰，花月动相眩。千载宛陵翁，惟我独歆羡。
翁词最古雅，翁才亦丰赡。一代吟坛中，张主力不倦。遂使天地间，留此中兴卷。如何近代子，落落寡称善。纷纭较唐宋，甄取失良贱。无乃久浸淫，曾靡得真见。”②他认为孔子删述《诗经》、楚辞兴起以来，至唐代李杜出现才力挽颓波，趋于兴盛。但后人不知唐诗精髓在于自然浑成，因袭雕琢反而背于诗道。
梅尧臣深具才识，遣词古雅，乃是诗道中兴的代表。基于上述认识，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明代诗坛动辄品评唐宋，却造成良莠不分的局面。上述观点对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称“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的不全面的看法， 无疑多有补裨作用。
程敏政不抑宋的批评立场的另一个表现，还在于他的许多词作。他用到的词牌有《风入松》《点绛唇》《满江红》《木兰花慢》《沁园春》等，像《风入松·草桥阻风雨作》下阙有“江南江北家千里，心随舵去住无因。兀坐悄然自数，半生多少苦辛”句，言简而情深，颇动人心。
程敏政与倪岳一样也尊崇古雅，除了对梅尧臣“最古雅”不吝赞词外，他还耽于名句的缀结玩味，作有许多集句诗。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提到集句诗说：“集句诗，宋始有之。盖以律意相称为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为，要自不能多也。后来继作者，贪博而忘精，乃或首尾横决，徒取字句对偶之工而已。”程敏政则缀结手法纯熟，意韵流畅贯通，趣味横生。像他《乙酉岁瀛东别业杂兴集古》诗用到王维、杜甫、白居易、杜牧、杜荀鹤、司空曙、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等人的诗句，其中“鸡犬图书共一船（杜牧之），傍花随柳过前川（程明道）。醉来睡着无人唤（杜荀鹤），只在芦花浅水边（司空曙）”，其自如出入于唐宋之际，读来回味不尽。
由于对经史的偏好，程敏政作有许多咏史诗，像《大明中兴铙歌鼓吹曲》《咏史十四首》《隐士》五首、《读宋史》等等，这一点与谢铎是共通的。这些论史诗建立在他深厚的史识基础之上，其集中录有《老氏论》《隋论》《狸奴论》《狄仁杰论》《伍员论》《陈平论》《孔明论》《宋太祖、宋太宗授受辨》《论董公、徐洪客》《论曹操》等若干先代人物专论，四库馆臣评价说：“敏政学问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谈无根者比。特其才高负气，俯视一切，故议论或不免偏驳。……然明之中叶，士大夫侈谈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独以雄才博学，挺出一时。集中征引故实，特其淹博，不加详检，舛误者故多，其考证精当者，亦时有可取，要为一时之硕学，未可尽以芜杂废也。”①可谓立论精到，允持厥中。
程敏政的诗还有批判现实的一面，如《书所见十四韵》称：“大水那能望有年，恤民恩诏喜拳拳。事凭公廪终难济，情到官庄最可怜（自注：河间一府，官庄共一百三十余处，少者三五百顷，多者千余顷，甚至有跨县者）。占取膏腴多极万，索来金谷动盈千。税于子粒偏加重（自注：公田亩起科多至三升，官庄亩起子粒三斗），赋入荒年亦未蠲（自注：今岁凡被灾之处，或免三五分，或免七八分，或全免，惟官庄亩科银一钱二分）。港次半收烟火价（自注：凡近庄芦苇场，不许人樵。樵者皆先纳烟火钱，方许），野中分握草场权（自注：凡近庄草地，有官马入其域，不论千百数，悉拘之。每马科铜钱三十文，始释）。鸡豚已尽田间利（自注：凡官庄纳子粒时，二顷附纳一猪，一顷附纳一羊，或一鹅， 二十亩纳一鸡），舟楫仍需水面钱（自注：近官庄地被水没者，往来必须舟渡。
每舟月科银三钱，谓之水面钱。其田在官河两岸者，亦终岁科此钱）。泛使不禁频去住（自注：庄主每岁四季遣人征子粒诸色。其家臣八人，率游手六七辈，直入官府，呼叱守令，日需下程，鸡、酒、鱼、面诸物，官府不能诘），小民何日许安便。伐残桑枣惟余地，典尽车牛莫诉天（自注：今岁大水，桑枣多死者，因伐以偿官庄。地中寸草不生，车牛俱贱折售于官庄）。罪絷便连儿女辈（自注： 每子粒不敷，庄主即遣人拘囚民间子女，有捶死者，有因而污之者，其苦最甚）， 鞭笞宁计令丞员（自注：献县令被庄主笞四十，几死。予过其境，犹曳杖来迎）。屋庐毁废沦波底（自注：自县以南，几千里不复成村。十室所存，惟一二颓垣），老弱流离委道边。糠粃无端争入市（自注：河间一带，市中卖糠及哇哇者，取豕食和水，而取其汁以食人），酒浆那复敢开廛（自注：河间以南，村中不复有酒家）？监门有泪挥图上，守土何人达帝前。愧我身非观察使，伤心聊述纪行篇。”此诗对当时皇族子弟滥占耕地，征作皇庄，每年租入全为俸禄，而百姓饱受压榨贫无立锥的不平现象加以抨击。程敏政另有《涿州道中录野人语》一诗称：“我行范阳道，水次遇老叟。时当孟冬尽，破褐露两肘。邂逅一咨诹， 向我再三剖。哭言水为沴，天意苦难究。今年六月间，一日夜当丑。山水从西来，声若万雷吼。水头高十丈，没我堤上柳。手指官路旁，瓦砾半榛莽。昔有十数家，青帘市村酒。人物与屋庐，平明荡无有。水面沉沉来，忽见铁枢牖。
数日得传闻，水蚀紫荆口。老稚随波流，积尸比山阜。远近皆汤汤，昏垫弗可救。如此数月余，乃可辨疆亩。下田尽沮洳，高田剩稂莠。农家一岁计，不复望升斗。官府当秋来，催租不容后。嗟嗟下小民，命在令与守。更有观风使， 仰若大父母。见此如不闻，恐或坐其咎。我民千余人，血首当道叩。始获免三分，有若释重负。奈何急余征，日日事鞭殴。夫征又百出，一一尽豪取。悲哉一村中，窜者已八九。老夫家无妻，一儿并一妇。两孙方提携，尽可慰衰朽。
岂期天不吊，一旦遂穷疚。一儿水中没，一妇嫁邻某。两孙鬻他人，偿官尚难勾。老身自执役，有气孰敢抖？反羡死者安，苦恨生多寿。诏书开赈济，奉者有贤否？终为吏所欺，此食亦难就。与其馁填壑，不若举身走。一饱死即休， 宁复念丘首。呼天一何高，呼地一何厚。我闻老叟言，垂涕者良久。”①此诗一如杜甫“三吏”“三别”写实的手法，写尽水灾暴敛给农家带来的深重创痛。老人一家妻离子散，正是受灾地区十室九空的真实写照；而当局麻木不仁、赈救不力的表现，无一不透露出它的腐败衰朽！诗的结尾，程敏政说：“我亦食人禄，深惭结朱绶。岂无致泽心，无地可藉手。立马野踟蹰，悲风动林薮。”可知其陷入了深深的内疚自责之中，这对一名深居馆阁达三十年之久、谙熟富贵风流之类篇章写作的文臣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吴宽（１４３５—１５０４），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进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谥文定，有《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附补遗存世。
吴宽早有文名，四库馆臣称其：“诗文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极称其《雪后入朝诗》，虽非高格，至谓其‘诗格尚浑厚，琢句沉著，用事典切，无漫然嘲风弄月之语’，则颇为得实。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②由此可见，吴宽的诗文创作是契合茶陵诗派的整体风貌的。
吴宽与谢铎交好，后者的赠诗有《送吴原博修撰省亲》《次吴原博东明寺怀陈玉汝韵》《题原博所藏魏范二公祭案提刑遗文》《思菊次匏庵韵》《次吴匏庵原博过西苑韵》《喜古直至次吴匏庵韵》《吴匏庵遗鱼再用骑字依韵奉答》《容春精舍次吴匏庵韵》《次吴匏庵斋宿韵》等，吴宽的赠诗则有《怀亨大谢鸣治谒陵遇风》《午朝次韵鸣治》《次韵鸣治对菊》《游海印寺次韵鸣治》《闻王古直至柬鸣治》《西域贾人以狮子入贡诏却之次韵鸣治》《送鸣治擢南京祭酒》《次韵李宾之闻谢鸣治自南京归得遗腹孙》《次韵鸣治病中二首》《题谢鸣治归来园》《鸣治新修国学朝房雨夜宿此有作次韵》《答鸣治乞花二首》《再答鸣治乞花不得二首》《待鸣治过园居》《鸣治至次前韵》《鸣治种荷无花见予所种亦同有次韵二首》《次韵鸣治岁暮有感》《次韵鸣治见怀》《次韵谢鸣治初入馆修史纂之作》《简鸣治》《次韵答鸣治病中写怀》等二十一首，又有《题山行杂录后》《题缌山杂咏后》《跋吏部举荐祭酒谢公咨文》《西山楼记》等题跋记四篇。吴宽与李东阳的赠和亦甚多，兹不备举。
吴宽作为后进之士，对谢、李二人的道德文章均深表叹服。他在《西涯远意录序》中称：“凡西涯笔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数百纸。此特家居时，出于浮沉之余者。宽从二公后已久，窃观是卷有出处之义在，非常时赠遗者比。”又《后同声集序》称：“二公平生以道义相重，志节相高，非特以词章相胜者，故发之于诗，和平深远，览之可诵，诵之可听，譬之乐则如凫氏之钟，薄厚适宜，侈弇中度，自然无石播柞郁之病。其为声也，真同所谓金声乎！”① 吴宽具有良好的文史修养，其《旧文稿序》自述治学经历说：“时（注：吴宽十一岁，适在乡学读书）幸先君好购书，始得《文选》读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读《史记》《汉书》与唐宋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颇属之……方取向之《文选》及《史》《汉》、唐宋之文益读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词之法，不复与年少者争进取于场屋间。”② 正是基于一直以来对汉唐文史著述博观约取、潜心揣摩，从而形成了他醇雅清新的诗文风貌。
吴宽推崇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至高地位，他说：“盖言诗之盛者，必以唐为首。若辋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发乎兴致，荡乎胸怀，景美而意自奇，迹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诗而诗随之。”又说：“夫诗自魏晋以下，莫盛于唐。唐之诗，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余诵其词，亦莫不清婉和畅，萧然有出尘之意。……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写之笔下，往往出于自然，无雕琢之病，如韦柳又其首称也。”③上述观点，与李东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后者在《麓堂诗话》中同样推尊唐诗，凸显其自然独造、浑然天成的特点，并强调指出韦、柳等辈继承陶渊明的诗风，于此造诣独深：“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淡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又“必待法度既定，从容闲习之余，或溢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又“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韦应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则过于精刻。世称‘陶韦’，又称‘韦柳’，特概言之。惟谓学陶者，须自韦、柳而入，乃为正耳。” 吴宽不仅坚持上述认识，还将其融入诗文创作中，以至李东阳称赞他说： “原博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天下重之。” 出于对醇厚清新风格的偏重，吴宽对历来备受推崇的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创作观提出质疑，他在《石田稿序》中说：“诗以穷而工，欧阳子之言，世以为至矣。
予则以为穷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则所谓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尝窃以为，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琴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穷云？是以发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①在吴宽看来，“隐”是一种人生态度，无论朝隐、市隐，还是避居山林之隐，均要抱持富贵浮云、淡定从容的心境，倘如此，就不会汲汲于得失进退，也就没有蹇顿不伸之“穷”了；“隐”又是一种蕴含在诗文中的流动的气质，它内在地体现出旷达超脱的精神追求，现于文字的则是清和温婉，又宏远超绝，同样也没有镌心刻肾、搜索枯肠之“穷”。
应当指出的是，明代成、弘朝以来，诸如“城市”“山林”“江湖”“廊庙”等偶对字眼频频现于文人诗文之中，如谢铎就有《再至黄岩有感》“江湖忧与廊庙并，丘陇念随天地老”、《六月十一日雨中以事早朝不果感而有述》“廊庙江湖忧乐地，敢言城市与山林”等诗句。前文已提及李东阳在《倪文僖公集序》中对“馆阁之文”和“山林之文”的特征及功用作了描述，文人从一味谀颂的馆阁文章中摆脱出来，关注山野之趣，体会人作为一自然本体的忧乐感受，这些无疑都是对“三杨”所倡导的台阁体文学从选材到思想的重大矫厉。当然，现实的衰败是激发文人进行反思、批判的直接诱因。前面已经提到，包括谢铎在内， 倪岳、程敏政等人关注社会现实的篇章正是他们积极求索的结果，吴宽提出上述似乎有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在当时看来也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吴宽的另一个文学观点是创作讲求灵感，力追古作，学不废宋。他在《中园四兴诗集序》中说：“吾志未尝有所之也，何有于言？吾言未尝有所发也，何有于诗？于是其诗之出，一如医家所谓狂感、谵语，莫知其所之、所发者也。”又“至于中之所欲言者，反为所妨（案，指频繁的应酬文字），而未暇于作。常欲峻绝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又“若其（案，指《中园四兴诗集》作者费昭霁） 造语虽若近师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疏卑弱，熟软枯淡，辄以盛唐自诧者，殊科此，又不暇论也。”①在吴宽看来，创作有时就像病人发狂或者梦中的呓语，是随机的、不可预设的，这与他向来反对古板滞重的科举应制文字的立场是一致的，如他在《耻庵记》中就说：“夫圣贤之学，本也，学者之所先也；词章之学，末也，学者学之而不汲汲焉者也。士而不为圣贤之学，已足耻，又况科举之学，又词章之末者乎？”②吴宽对当下“空疏卑弱，熟软枯淡”，辄以唐人自限的风气非常不满，他以复古为宗，并认为学习宋人亦是可取的。他爱好宋词，集中录有“诗余”三十四首，其中涉及词牌二十七个。当然其中有一些纯属游戏遣兴之作，如《满庭芳》一首以须发全白、体弱多病展开，感慨韶华逝去，其用语浅易， 笔调轻松。他也不乏造语本色，情怀意境俱佳之作，如《浣溪沙·苦雨》：“几阵南风挟雨飘，霎时窗外过春潮，端愁西郭众山漂。翠绕玉河牵荇菜，绿摇金水舞兰苕，田中宿麦恐无苗。”又《木兰花慢·追和元张伯淳学士赠长芦弹琵琶者韵一首》下阙：“玉堂风静落花轻，学士旧曾听，想泪湿青衫，情缠彩笔，沉醉初醒。长芦往时年少，怅悠然，对坐到天明。空使后人怀古，夜窗快雪时晴。”③在唐人中，吴宽喜好韩愈、白居易，如他有《昌黎清节庙》《义乌王氏新建忠文公庙记》《夜读〈白乐天诗集〉二首》《校白集杂书六首》等等；但他同样爱好宋人的集子，如《阅〈黄山谷集〉见〈八音诗〉戏作一首》《〈范石湖集〉有卧帽诗，病中畏寒略效其制》《次韵天全翁书遗光福徐用庄雪湖赏梅十二绝》（其三有“只爱涪翁与放翁”句）等。这在当时称诗必言唐的普遍风气下，也属难得之举。
吴宽也并不是一个高标于馆阁之上，不关心世事民生的人，他有的诗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批判意识。其《苦雨诗》称：“一雨过三日，其势殊未休。九市成九河，可车翻可舟。比屋垣墙倒，泛泛宅载浮。妇女出大叫，儿童夸善泅。又闻城西偏，水患更不侔。一家三压死，伤者恐不瘳。事急欲走避，有足谁家投。
闻之是叵忍，援之猝无谋。我欲作天问，问此来何由！”①此诗记述了京城大雨成灾，平民死伤无算，流离失所的惨状，用语沉痛，平易而富有力度。他还有《西域贾人以狮子入贡有诏却之次韵鸣治》一诗称：“万里流沙奇兽去，数行新诏满朝欢。须知此物真无益，始信为君亦不难。盛世粪田曾却马，他人野鸟自称鸾。即看重译皆归化，敌国何方是契丹。”②这是针对弘治七年十月，西域贡献狮子一事而发，诗中调侃讽喻之意甚明。
吴宽另有《南野记》一篇载：“去岁之冬，予以事出城之东北。扁舟行三十里许，见积水渺然，捕鱼捉鳖之徒往来于其间，民际水而屋，泛泛若野航。问之民此江耶？湖耶？则以田对。予因惊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势如此，彼春夏之时，民之妨于耕耘也信哉！于是折南又行二十余里，其田稍高，隐然有疆畎。视其田间，稻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尝有秋矣，及视，其民皆有饥色，复就问之。对曰： ‘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赋税，且称贷于人足之，尚何暇为口腹计耶？’因益念曰： ‘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给，如江、如湖者，当何如？”③其中的悲悯意识，自不待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吴宽的游记散文写得非常有特色，可举《得月亭记》为例。此文说：“往尝过友人王翰林济之，水行出胥口，适烟雨满湖。初焉，山兀兀压水面，已而云气弥漫，忽失所在；扁舟茫茫，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则奇而可玩矣。窃意使当良夜，月出其间，雁鹜惊飞，鱼龙戏游，清风来而白露下，金波渺然，一望万顷，其奇当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东，有山对峙， 其势若分其脉，则属而竞秀于空明之际，若不相让。”④此文脉络清晰，井然有序，描摹雾夜之下的湖水空濛渺漫，极尽物态之美。更重要的是，吴宽又引入一段想象中的描写，它或来自于某次亲身游览的经历，或许乞灵于某段著名游记的记述，却能够与当下的景致虚实相映、浑然一体，是为此文点睛之笔。时人王鏊在为他的文集作序时说：“窃尝评公之文矣，摆脱尖新，力追古作，丰之千言，不见其有余；约之数语，不见其不足。其为诗，寄兴闲远，不为浮艳之语， 用事精切，不见斧凿之痕，自谓得公之深也。”⑤综合吴宽的诗文创作来看，其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作家之外，身为茶陵诗派成员且为谢铎好友的还有许多，如陆釴、罗璟、陈音等。像陆釴，李东阳在《春雨堂稿序》中说：“盖其初， 诗主少陵，文主昌黎；后则专尚太白、六一间，以其所自得参之。他于诸子百家之行，非惟有所择，而若有弗屑焉者。及其章成而声协，足以上鸣国家之盛，而下为学者指归，其可谓一代之杰作也。”①又在《麓堂诗话》中说：“鼎仪稍后作， 而意识超诣，凌高径趋，摆落尘俗，笔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②又如罗璟，李东阳在《明故朝列大夫南京国子祭酒罗公墓志铭》中说：“为文务简劲，诗亦脱绮靡，有《冰玉稿》若干卷，盖其所自号，因取以名。其所编录，若《五经旁注》《周易程朱异同》，刻于福州。”③然而，它们现在已很难见到，因此难以对他们的著述生平展开深入分析，只能暂付阙如，以待后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