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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１４４７—１５１６），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茶陵。他正统十二年六月初九生于北京，自幼随父读书，四岁可作径尺大字，有神童之誉。六岁、八岁时，曾两次得到景帝的召见。天顺六年举顺天乡试，七年会试中，次年选庶吉士，才十八岁。此后，他开始了近五十年的馆阁生涯。弘治六年，因条陈时政灾异，并辅以《孟子》经义逐条提出应对措施，深得孝宗的赏识。七年，擢为礼部右侍郎，专管内阁制诰。八年，以礼部右侍郎身份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理事。接下来，他先后担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谨身殿、华盖殿大学士。到正德七年十二月为止，他秉钧持轴十八年，加以自身文才英华，汲引后生不倦，一时为海内士林所归向，茶陵诗派也随之盛极一时。因为后期阿曲权臣刘瑾，李东阳的政治声誉受到很大损害，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又对此大事挞伐，遂使茶陵诗派走向下坡路。正德八年李东阳致仕，十一年七月卒于北京家中，享年七十岁。李东阳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诗文结集共一百卷。
今人周寅宾据以点校整理《李东阳集》，约计１２０万字。后钱振民又据明正德十二年苏州刊刻的《怀麓堂续稿》残本，收前集所未收之诗文，辑校而成《李东阳续集》，两书相合，庶几为完帙。另外李东阳还负责校正《宪宗实录》二百九十卷，任总裁主编《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主编《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亦可谓斐然。至于他的文学地位， 《明史·李东阳传》评价说：“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纵观他的生平创作，这段话是比较恰当的。
为了便于对李东阳的诗文创作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可以根据他的生平仕历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化元年至弘治六年，选为庶吉士并一直在翰林院担任侍讲学士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体现在与翰林院中同年进士及同僚的唱和赠答上。此间，他在成化八年回湖南茶陵省亲，将一路上的见闻感受汇为《南行稿》，其中取材于民间的《茶陵竹枝歌十首》词调新丽，婉转清扬，没有他一贯的富贵雍容的台阁气。前文已提到成化元年至十三年谢铎参加的同年聚会就有十二次之多，二十二年在李东阳遭父丧之前还组织了一次南、北同年的诗会，参加的同僚也达到十四人。此外，像陵祀、郊祀、翰林雅集、节令游赏、私邸宴会、送行题赠等场合，无一不是李东阳与众多文朋诗侣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仅举成化十五年一例，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称： 成化己亥重九前二日，翰林修撰谢君于乔，以诗约游朝天宫。是夜雨，翌日，大霁。于乔喜，复以诗速客。于是编修曾君文甫、王君世赏，刑部郎中冯君佩之，皆赴至崔郭二道士宅，和于乔韵各二首。于乔倡为诗， 诸君辄和，继各倡一首，又辄和。和且半，予始至。自内直，诗皆如诸君之数。已乃为联句，文甫以事先归，遽口占二句而去。又得三首，独编修杨君惟立以诗报，不至。翌日，始并和焉。先是，佩之游慈恩寺，与僧瑢订九日之约。预约者，郎中李君若虚、屠君元勋及予。予方有侍讲，陈君师召之会，以旧约不可负，预以诗谢之。至日，与诸君次第俱往，沿杨柳湾，历菜园，观稻田，临海子，望钟鼔楼，访桔槔亭故址，留连竟日，复倡且和。如朝天之作，共得三十六首。已复为联句，世赏先归，亦口占一句而去。四君暮枉予家，呼烛续录得十首。于是合而书之，为一卷。① 由上可知，李东阳等人逢会赋诗、叠韵联句已成惯例，甚至与会者有事也需提前打好腹稿以应付。李东阳喜好联句，《麓堂诗话》中曾自言与彭民望联至二百首，后人甚至也对此津津乐道。明俞弁《山樵暇语》卷八称：“西涯李文正公与客索笺纸，数日，酬和过半，因名为子母笺。其诗有云‘朝来东馆暮西涯，子母笺成岂浪夸’……子母钱古有之矣，子母笺自李公始。”②子母钱即青蚨钱，古传说将青蚨母、子的血涂于钱上，子钱出，母钱即会飞回原处，可以循环使用。子母笺亦即取意于此，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李东阳与众友人频繁酬唱的情况。
这一时期，李东阳的诗歌专尊历来馆阁贤俊们典雅堂皇的笔调，表现出润泽宏业、以资教化的明显倾向。他在《京都十景诗序》中称： 盖古之称名都者有三，若长安之河华，东京之嵩洛，金陵之钟山、大江，皆有所据以为胜。汉则有司马相如之《上林》，扬雄之《甘泉》《长杨》； 班固之《两都》；唐则有李白之《明堂》，杜甫之《太庙》《南郊》《西岳》；韩愈之《南山》；宋则有王禹偁之《籍田》，宋郊之《圜丘》《王畿》，范仲淹之《明堂》，周邦彦之《汴都》，或诗或赋，铿■炳耀，后先相望，皆足为天下后世道。……今承平既久，民物繁庶，制度明备，山川草木亦精彩溢发，若增而高，若辟而广，校之父老所传，草创之际，盖已倍蓰。而科甲之魁杰，馆阁之耆俊，天下之所谓文章者，固于是乎在。古称文章与气运相升降，则赞扬、歌咏以昭鸿运、垂休光者，无惑乎其盛如此也。① 从中不难看出，李东阳选择从司马相如至周邦彦的颂扬当代之作作为眼下歌颂盛朝的理想范本，然而毋庸讳言，上述沉绝博丽之作的文学价值相对都不太高，李东阳的效仿之作自然便等而下之了。李东阳集中代表了其他茶陵诗派成员当时的思想状况，像谢铎、倪岳等都作有《京都十景诗》，而谢铎在自己的《京都十景诗序》中表达了与李东阳几乎完全一致的创作理念。所不同的是，人生经历、精神品格的差异最终使谢、倪二人变得更加清醒和富有批判性， 李东阳则自始至终坚持了平正典雅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趣味。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创作情感的节制和抒发两个方面，要求它们必须合乎雅正的原则。他在《拟恨赋序》中说：“予少读江淹、李白所作《恨赋》，爱其为辞，而怪所为恨，多闺情阁怨， 其大者不过兴亡之恒运，成败之常事而已，是何感于情，亦奚以恨为哉！……圣贤不言恨，然情在天下而不为私，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虽以为恨可也，乃效江、李体，反其为情以写抑郁，而卒归于正。”（《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一）显然，李东阳认为作家的创作情感应包容天理人事，不可流于单纯私人情感的表达，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他诗赋作品较多华贵气象，却缺少挥斥的力度和动人的力量。当然，当他相对撇开对社会价值层面的表达的依赖，而专注于内心自发情感的抒发时，诗歌作品则又呈现出真实、感人的表达效果。成化十二年，其弟病逝，他作《五月十三日山弟亡辰夜间不寐哭而有诗》称： 今日复何日，日永夜亦长。夜长不得寐，起坐心彷徨。
去年今岁间，倏忽异存亡。生同为兄弟，死独归山冈。
呢呢笑语声，隐隐灯烛光。开缄得遗稿，理箧见故裳。
此物久已尘，谁遣在我傍。我病久废食，万外中攒戕。
老亲不汝悲，悲即恐我伤。汝妇不敢啼，呜呜咽空房。
我亦念衰老，含悲茹肝肠。谁无骨肉亲，而独此祸殃。
三年四衰绖，行路为酸伤。难将百尺绳，系此白日光。
白日有明灭，我哀那可忘！① 此诗用语平实朴素，叙述简洁沉痛，脱尽空廓的谈议和浮华藻饰，而隐约有阮籍《咏怀诗》、陶渊明《拟挽歌辞》的风格气韵。这与他集中连篇累牍的应酬文字、高头讲章比起来，更能加深后人对其内在情感世界的认同和共鸣，自然更应值得称道。
第二阶段：弘治七年至正德七年，擢为礼部右侍郎掌内阁制诰到长期担任内阁首辅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李东阳政治上达到顶峰、文学主张趋于成熟的时期。李东阳于正德初刊行了《麓堂诗话》，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诗歌批评理论，这也成为茶陵诗派得以形成的纲领性著作———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麓堂诗话》固然大多出于李东阳的创作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但他同样借鉴了严羽《沧浪诗话》的许多观点以及接受了像陆、谢铎等人的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更是茶陵诗派整体创作的概括和总结。此书“复古”、尊唐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前七子，因而它又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弘治后期以降，李东阳的酬唱交流的对象更多地变为一批归依在他门下的新锐进士们，像张泰、陆& 、彭教、傅瀚、倪岳等早期成员相继离世，弘治十六年的最后一次同年聚会时，谢铎、刘大夏等人亦算是硕果仅存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叙述李东阳此期的交游说：“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俊）、邵二泉（宝）、钱鹤滩（福）、顾东江（清）、储柴墟（巏）、何燕泉（梦春）辈，皆出其门。”①根据前文的论述，这些只是他门下的一部分，如李东阳《学士柏诗序》称：“弘治癸丑，东阳为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题课诸吉士。于是顾清士廉辈二十人，人赋一歌，感旧怀贤，各极思致。东阳亦怅然感之，续为一章，以毕未尽之志。欲汇书成帙，遗先生之子中书舍人宗文。因循荏苒，又六七年，二十人者亦已物故。复多散处，仅得十有几篇。勒为卷……彼十九人者，文学行业，幸引而伸之，则东阳于先生，可以不负于兹柏也，无愧色矣。”（《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二）由此可知，李东阳以汲引后进为己任，同题共作除了它的娱志功用，还成为教化劝引的一种手段。
此间，李东阳主持编修了几部规模较大的国家史乘，相应积累了许多史学札记，也作了很多史论诗、拟古乐府诗。尤以后者，其形式上是对汉魏乐府歌辞的模拟，实际上却是李东阳史学批评向诗歌载体的延伸。他在弘治十七年作的《拟古乐府引》中说：“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 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怀麓堂全集·诗前稿》卷一）在其两卷《拟古乐府诗》１１５首诗中，绝大部分是对古史人物、事件的论赞， 间有对故址遗迹的凭吊，这从门人何孟春详尽的注解中也可以看出来。李东阳的写作素材基本源于明前历代官修史书中的节义记载，辅以《庄子》《列子》《吕氏春秋》《列女传》《烈士传》《说苑》《神仙传》《中华古今注》《西京杂记》《琴操》《事文类聚》《邺中记》《三辅旧事》《钱塘遗事》《孔子家语》《龟山旧录》《朱子语类》《教坊记》《杨妃外传》《辍耕录》等诸子稗史的资料，又取《舆地志》《都城记》《括地志》《一统志》《河南府志》《天顺目录》《名臣言行录》《宋景濂文集》等地志文集相印证，字字凿凿，持之有故，诗歌意象感发的文学特质减少了，兴寄讽喻的理性、批判性却大为提升。正是基于后者的优势，王世贞在《读书后》卷四中予以评价说：“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步而已。”①上述评价无疑是较为中肯的。另外，李东阳非常注重文体在不同场合下的使用，如《怀麓堂续稿》中收有《祭老王文》一文，一反其一贯强调的馆阁气，而全用俗语写成，其称： 正德四年十月初七日，老兄王彦实既殡殓十日矣，西涯居士遣儿子兆蕃以常馔俗语为文而祭之曰： 呜呼老王！房山之房，树村之庄。有谷为我箱，有果为我筐。夏不择雨水，冬不避雪与霜。小西门之坟，畏吾村之乡。迁我老父，葬我两郎。
内为我造圹，外为我筑墙。视我疾病，助我婚丧。自我记事，如梦一场。
凡我骨肉，一存九亡。岂无后生？不如老苍。
呜呼老王！少而辛勤，老而善良。不恼我公事，不倚我势强。汝病思我，我岂汝忘？竟不见而死，如何不伤？今我吊汝，汝不下堂。妻号于前， 子哭于傍。汝不通文章，而知我心肠。供汝以酒肉，告汝以家常。知乎不知？哀哉老王！② 这则祭文没有拔茅连茹式的探究身世渊源，没有诘屈聱牙的典诰文字的铺陈，完全以话家常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位敦厚本分、忠诚勤勉的老仆的悼念之情。俗而亲切、质而平易，也算是对自己在《麓堂诗话》中认为“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的一种有益的自我反拨吧！ 第三阶段：正德八年至正德十一年，致仕在家直到病逝。在这一时期，李东阳仍然与友人王鏊、刘大夏、杨一清、谢迁，门人靳贵、邵宝、蒋冕、吴俨、顾清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酬唱赠答的作品在《怀麓堂续稿》中保留了许多。
如李东阳有《冬夜克温少宗伯蒋敬之少宰同会论文剧饮二君限韵索诗醉中走笔一首》《再叠韵赠二君》《三叠韵奉怀邃安太宰》《四叠韵赠敬文》《客散后醉不能寐五叠韵赠克温》《六叠韵自述》《七叠韵》《八叠韵再赠克温》《九叠韵再赠敬之》《十叠韵再赠二客》。单从诗题就可以看出，李东阳在此次聚会中兴致不减当年。此外，像《吴宁庵将有使命毛砺斋石熊峰皆自远至与蒋敬所同会因用旧韵纪事一首适有送牡丹者故及之》《与衍圣公会别顾士廉学士汪抑之侍读何子元少卿王叔武参政联席偶坐皆予所取士限韵一首》《赠衍圣公二首叠前韵》《赠士廉叠前韵》《赠乔希大叠前韵》《赠赵尔锡叠前韵》《冯子佩光禄携酒见过与顾学士士廉任通政廷瓒王太仆天宇何太仆子元马光禄文明同会皆予礼部所校士也席间限韵各赋一诗予得四首》（其二、其三、其四）《寿筵喜雨诗一首》（“初度前十日癸丑，门生以诗酒相庆，是夜雨。明日己未，生继至，复雨。久旱得此， 盖自是雨不绝，感而赋之”）等等，都可以直接从诗题看出李东阳与门生故吏们的交往。这一阶段，李东阳的诗歌境界变得愈加开阔豁达，诗语老练苍劲，操楮染翰，更显绰有余裕，如《次曹卢二侍御弈棋赋诗韵》即有“诗从狂后得”句。
这源于他从布满荆棘的仕途中退出之后，远离了名利争逐、是非评议的干扰， 可以无功利而超脱地看待人生及进行诗歌创作了。他在《不寐》一诗中说：“富贵一场春梦，乾坤几个闲人。镜中华发尽白，楼外昏钟更晨。鸟雀常时过耳， 山林是处容身。东园松林安否？又报春光一新。”①完全是一副富贵浮云、超尘拔俗的样貌，这对一位曾经位极人臣、饱经风霜的古稀老人来说，实在是睿智而通达的表露。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他完全可以胸怀坦荡地说“康泰一身惟仗药，破除万事却凭诗”（《七十自寿》其二）②了。
李东阳的文艺观基本体现在《麓堂诗话》以及文稿中各类序跋中。清人鲍廷博《麓堂诗话跋》中说：“李文正公以诗鸣成、弘间，力追正始，为一代宗匠。
所著《怀麓堂集》，至今为大雅所归。诗话一编，折衷议论，俱从阅历甘苦中来， 非徒游掠光影娱弄笔墨而已……亟为开雕。俾与《沧浪诗话》《白石诗说》鼎峙骚坛，为风雅指南云。”③可知，鲍氏是对《麓堂诗话》推崇备至的。《麓堂诗话》整体上呈现出文学散论的特征，但是加以归纳整合后就可以看出，李东阳的批评视野可以清晰地分为三部分，即先唐诗文批评，唐、宋、元诗文批评，近当代诗文批评。当然，这三部分有时并不是截然分开、孤立进行的，如他“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等观点即具有通观的视野。他将历代诗歌成就并举，无非是要凸显唐代诗歌的鼎盛地位，这与当下风行的言诗必称唐代的习气密切相关。像吴宽《赠别丁凤仪刑部》说：“相看不用道名姓，开口一笑先谈诗。君诗不作宋元语，开元大历相追随。虽云专师李与杜，亦或下友参兼维。其余佺期之问辈，蔑视何异群小儿。”（《匏翁家藏集》卷三）丁凤仪是诗尊盛唐的一个极端，李东阳相对通达一些，在诗歌表现风格及容量方面，他承认历代是渐次发展、后来者居上的。
他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 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学，逢原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哉！”在先唐阶段，他涉及的诗人作品主要有《关雎》《鹿鸣》（“不过以四字平引为长声，无甚高下缓急之节”）《大风歌》《易水歌》（“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弹铗歌》（“亦自有含悲饮恨之意”）《木兰辞》（“最近古”）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红药当阶翻’，虽一时传诵，固已移于流俗而不自觉”）陶渊明（“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等。他总体上认为，三代以来尤其是汉魏诗歌辞贵简远、质而不俚，但在格律技巧等方面尚不成熟。在唐、宋、元阶段， 他批评的重心无疑落在了唐代，宋元诗歌不过是印证唐诗精妙绝伦的陪衬。
他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 仅得其下耳。”又“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又“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即是如此。论唐诗，他又集中论述盛唐李杜的诗法、诗格，间及中唐孟浩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韦应物、刘长卿、贾岛等人。他从平仄格律的工稳、虚字入诗的妙用、怪奇流宕的风格、联句粘对的精工等方面，强调唐诗的垂范作用。但是除了李杜之外，他并非一味加以称扬，如“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如许浑诗， 前联是景，后联又说，殊乏意致耳”“若贾浪仙之山林，则野矣；白乐天之台阁， 则近乎俗矣，况其下者乎”等等。在宋元两代中，他反对胶柱鼓瑟、食古不化的行为，如“（宋人）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王介甫点景处，自谓得意，然不脱宋人习气”等。相反，对那些能够宗法前代并自出机杼的诗人，却十分推崇，如“晦翁深于古诗，其效汉魏，至字字句句，平侧高下，亦相依仿。命意托兴，则得之《三百篇》者为多”，又“极元之选，惟刘静修（刘因）、虞伯生（虞集）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轩轾……予谓独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坚而折锐，则刘有一日之长；若藏锋敛锷，出奇制胜，如珠之走盘，马之行空，始若不见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长，则于虞有取焉。然此非为道学名节论，乃为诗论也。与予论合者，惟张沧州亨父、谢方石鸣治”。从后一则又可以看出，这不过只是李东阳的一己之见，张泰、谢铎亦支持这种观点。对近代及当代诗坛的评价，他主要针对明初和茶陵同道的诗歌创作展开评议。这一部分较少前期丹黄甲乙、纵论是非的笔法，主要钩稽前朝诗坛掌故、记录同道诗友往来、阐发为诗主张。如“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于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国初顾禄为《宫词》，有以为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观其诗集，乃用《洪武正韵》，遂释之。时此书初出，急欲行之故也”。上两则对了解明初诗坛风气及当局的文化态度，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料价值。另外，他记述诗友逸事称：“《唐音遗响》所载任翻《题台州寺壁》诗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有观者取笔改‘一’字为‘半’字。翻行数十里，乃得‘半’ 字，亟回欲易之，见所改字，因叹曰：台州有人。予闻之王古直云。”王古直为李东阳、谢铎等人挚友，李东阳曾为其作《王古直传》。其人不热衷科场举业， 而独于诗句用力甚勤，他是茶陵诗派中好诗成癖的代表之一。
总之，《麓堂诗话》呈现了李东阳较为完整的诗史发展观———三代谣曲发端，魏晋诗格初创，盛唐臻于极致，宋元明追随模仿———这是基本符合诗歌发展的实际状况的，更重要的，他在指出唐后诗的种种不足的同时，也遵循自身的复古主张，对宋元及当代的一些诗人推扬有加，这显示了他开阔的批评视野和通达的品论标准。在批评过程中，李东阳表现出对严羽《沧浪诗话》的推崇， 对其“诗有别体”的理论也多有阐发，这从他强调诗歌与散文的不同，诗歌内部古、律、乐府、谣曲创作的标准不同，散文有“馆阁之文”“山林之文”的不同等等都可以看出。李东阳的诗文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前后七子们的继承，后者却缺乏相应的理论气度和审美视域，将复古之路引向了逼仄偏枯的境地，这是颇值得后人反思的。
上述内容主要介绍了李东阳创作分期与文艺发展观，下面来看一下他的诗文创作特色。
李东阳诗歌的主要特色是雅正醇厚，这与他强调学养与识力分不开。他在《桃溪杂稿序》中说：“夫学有二要，学与识而已矣。……汉唐以来，作者特起，必其识与学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称名家、传后世。……世岂患无诗哉？患不得其要耳！”（《怀麓堂集·文前稿》卷八）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发了清代文论大家叶燮“才、胆、力、识”的观点的提出。李东阳文史素养深厚，又不喜步随模仿，可谓学识俱佳，其晚年诗尤其如此。像《拟古乐府诗》几乎就是诗化的史学札记，正因它旨在弘扬贞义节烈，枯淡寡味几乎是难免的，但是乐府诗体长短不拘，句韵活泼跳跃的体裁优势大大冲淡了负面的感受，反而引发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凭吊巡礼的庄重意味。他推崇唐诗的意境幽远、韵律深稳，对陶谢、李杜等大家的诗歌潜心揣摩，推究他们炼字用韵、起承转合的精妙之处，作诗时也表现出较为纯熟的技法来。如他的诗《清明》中“匆匆便作江南客，又是并州一种愁”（《怀麓堂集·杂记卷一·南行稿》）、《望德州》中“与客相期隔素月， 停灯坐待东方明”（同前）句就分别有刘皂《旅次朔方》“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及陶渊明《杂诗》“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的味道在。他能够借用古语而不觉生硬，正是他诗味醇厚的重要原因，说到底这与江西派所推崇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等手法是一致的。李东阳的诗还有一种弘远正大的特点，这也与他一贯强调诗歌要反映天道、包举万有的理学信念有关。他在《曾文定公祠堂记》中说：“宋盛时，以文章名者数家，予于文定公（即曾巩）深有取焉者。盖其论学，则自持心养性，至于服器动作之间；论治，则道德风俗之大， 极于钱谷狱讼百凡之细，皆合于古帝王之道与治。……而独见超诣，去邪归正，于治有裨，而于道不为无益。”（《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十二）鉴于此，他的诗歌中总易出现“乾坤”“江海”“圣朝”“庙堂”“廊庙”等颇见气魄的辞藻，行文过程也易发抒家国之思，如成化十六年他奉命前往南京主持顺天乡试，汇所作诗文为《北上录》，其中《夜宿潞河驿》有“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 （《怀麓堂全集·杂记》卷三《北上录》）、《通州道中》有“长安咫尺红云里，明日天墀拜冕旒”（同前），诸如此类有着鲜明馆阁印记的诗多不胜举。在他南下主考、东去祭孔离开京都的过程中，获得了体察下情的机会，从而在诗集中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展示民间疾苦的作品。像《舟中杂韵十首》之六“民船输关税，官清税始平。官船载私货，逻吏不知名”（同前），《忧旱辞》“黄尘赤日无南北，平田见土不见麦。秋麦垂垂尽枯死，春麦虽青不满咫。秋田种少未种多，田家四顾无妻子。官河水浅舟不行，漕舟不载南舟名。河西钞关坐不税，大仓粳稻何时至！一春无雨过半夏，贫民望雨如望赦。安得一雨如悬河，坐令愁怨成欢歌，我行虽难奈乐何！”（《怀麓堂全集·杂记》卷六《东祀录》）这两首分别揭示了官员腐败与人民受灾赈救不力的社会现象，亦为他“情在天下而不为私，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卒归于正”（《拟恨赋序》）的一贯主张作了恰如其分的注脚了。李东阳散文也写得比较有气势，像《南巡图记》称湖南：“地方数千里，其间名山大泽，如衡岳、武当、洞庭、云梦，为形胜之会。其上则奇峰峻岭，回滩激濑，人迹不能及；下则连山洪涛，千迭百折，其势若排云而降； 远则平原沃壤，曼延映带，茫然不绝，盖天下之奇观备矣！”（《怀麓堂全集· 文前稿》卷十一）其中用词雄峻，气韵纵横，充满了对家乡风物的赞美和自豪之情。
综上，正如朱彝尊《明诗综》卷二十二于“李东阳”题下注引胡元瑞云：“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何李，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唐、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固不易也。”李东阳对成、弘间的诗风形成及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今人周寅宾据以点校整理《李东阳集》，约计１２０万字。后钱振民又据明正德十二年苏州刊刻的《怀麓堂续稿》残本，收前集所未收之诗文，辑校而成《李东阳续集》，两书相合，庶几为完帙。另外李东阳还负责校正《宪宗实录》二百九十卷，任总裁主编《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主编《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亦可谓斐然。至于他的文学地位， 《明史·李东阳传》评价说：“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纵观他的生平创作，这段话是比较恰当的。
为了便于对李东阳的诗文创作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可以根据他的生平仕历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化元年至弘治六年，选为庶吉士并一直在翰林院担任侍讲学士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体现在与翰林院中同年进士及同僚的唱和赠答上。此间，他在成化八年回湖南茶陵省亲，将一路上的见闻感受汇为《南行稿》，其中取材于民间的《茶陵竹枝歌十首》词调新丽，婉转清扬，没有他一贯的富贵雍容的台阁气。前文已提到成化元年至十三年谢铎参加的同年聚会就有十二次之多，二十二年在李东阳遭父丧之前还组织了一次南、北同年的诗会，参加的同僚也达到十四人。此外，像陵祀、郊祀、翰林雅集、节令游赏、私邸宴会、送行题赠等场合，无一不是李东阳与众多文朋诗侣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仅举成化十五年一例，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称： 成化己亥重九前二日，翰林修撰谢君于乔，以诗约游朝天宫。是夜雨，翌日，大霁。于乔喜，复以诗速客。于是编修曾君文甫、王君世赏，刑部郎中冯君佩之，皆赴至崔郭二道士宅，和于乔韵各二首。于乔倡为诗， 诸君辄和，继各倡一首，又辄和。和且半，予始至。自内直，诗皆如诸君之数。已乃为联句，文甫以事先归，遽口占二句而去。又得三首，独编修杨君惟立以诗报，不至。翌日，始并和焉。先是，佩之游慈恩寺，与僧瑢订九日之约。预约者，郎中李君若虚、屠君元勋及予。予方有侍讲，陈君师召之会，以旧约不可负，预以诗谢之。至日，与诸君次第俱往，沿杨柳湾，历菜园，观稻田，临海子，望钟鼔楼，访桔槔亭故址，留连竟日，复倡且和。如朝天之作，共得三十六首。已复为联句，世赏先归，亦口占一句而去。四君暮枉予家，呼烛续录得十首。于是合而书之，为一卷。① 由上可知，李东阳等人逢会赋诗、叠韵联句已成惯例，甚至与会者有事也需提前打好腹稿以应付。李东阳喜好联句，《麓堂诗话》中曾自言与彭民望联至二百首，后人甚至也对此津津乐道。明俞弁《山樵暇语》卷八称：“西涯李文正公与客索笺纸，数日，酬和过半，因名为子母笺。其诗有云‘朝来东馆暮西涯，子母笺成岂浪夸’……子母钱古有之矣，子母笺自李公始。”②子母钱即青蚨钱，古传说将青蚨母、子的血涂于钱上，子钱出，母钱即会飞回原处，可以循环使用。子母笺亦即取意于此，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李东阳与众友人频繁酬唱的情况。
这一时期，李东阳的诗歌专尊历来馆阁贤俊们典雅堂皇的笔调，表现出润泽宏业、以资教化的明显倾向。他在《京都十景诗序》中称： 盖古之称名都者有三，若长安之河华，东京之嵩洛，金陵之钟山、大江，皆有所据以为胜。汉则有司马相如之《上林》，扬雄之《甘泉》《长杨》； 班固之《两都》；唐则有李白之《明堂》，杜甫之《太庙》《南郊》《西岳》；韩愈之《南山》；宋则有王禹偁之《籍田》，宋郊之《圜丘》《王畿》，范仲淹之《明堂》，周邦彦之《汴都》，或诗或赋，铿■炳耀，后先相望，皆足为天下后世道。……今承平既久，民物繁庶，制度明备，山川草木亦精彩溢发，若增而高，若辟而广，校之父老所传，草创之际，盖已倍蓰。而科甲之魁杰，馆阁之耆俊，天下之所谓文章者，固于是乎在。古称文章与气运相升降，则赞扬、歌咏以昭鸿运、垂休光者，无惑乎其盛如此也。① 从中不难看出，李东阳选择从司马相如至周邦彦的颂扬当代之作作为眼下歌颂盛朝的理想范本，然而毋庸讳言，上述沉绝博丽之作的文学价值相对都不太高，李东阳的效仿之作自然便等而下之了。李东阳集中代表了其他茶陵诗派成员当时的思想状况，像谢铎、倪岳等都作有《京都十景诗》，而谢铎在自己的《京都十景诗序》中表达了与李东阳几乎完全一致的创作理念。所不同的是，人生经历、精神品格的差异最终使谢、倪二人变得更加清醒和富有批判性， 李东阳则自始至终坚持了平正典雅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趣味。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创作情感的节制和抒发两个方面，要求它们必须合乎雅正的原则。他在《拟恨赋序》中说：“予少读江淹、李白所作《恨赋》，爱其为辞，而怪所为恨，多闺情阁怨， 其大者不过兴亡之恒运，成败之常事而已，是何感于情，亦奚以恨为哉！……圣贤不言恨，然情在天下而不为私，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虽以为恨可也，乃效江、李体，反其为情以写抑郁，而卒归于正。”（《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一）显然，李东阳认为作家的创作情感应包容天理人事，不可流于单纯私人情感的表达，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他诗赋作品较多华贵气象，却缺少挥斥的力度和动人的力量。当然，当他相对撇开对社会价值层面的表达的依赖，而专注于内心自发情感的抒发时，诗歌作品则又呈现出真实、感人的表达效果。成化十二年，其弟病逝，他作《五月十三日山弟亡辰夜间不寐哭而有诗》称： 今日复何日，日永夜亦长。夜长不得寐，起坐心彷徨。
去年今岁间，倏忽异存亡。生同为兄弟，死独归山冈。
呢呢笑语声，隐隐灯烛光。开缄得遗稿，理箧见故裳。
此物久已尘，谁遣在我傍。我病久废食，万外中攒戕。
老亲不汝悲，悲即恐我伤。汝妇不敢啼，呜呜咽空房。
我亦念衰老，含悲茹肝肠。谁无骨肉亲，而独此祸殃。
三年四衰绖，行路为酸伤。难将百尺绳，系此白日光。
白日有明灭，我哀那可忘！① 此诗用语平实朴素，叙述简洁沉痛，脱尽空廓的谈议和浮华藻饰，而隐约有阮籍《咏怀诗》、陶渊明《拟挽歌辞》的风格气韵。这与他集中连篇累牍的应酬文字、高头讲章比起来，更能加深后人对其内在情感世界的认同和共鸣，自然更应值得称道。
第二阶段：弘治七年至正德七年，擢为礼部右侍郎掌内阁制诰到长期担任内阁首辅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李东阳政治上达到顶峰、文学主张趋于成熟的时期。李东阳于正德初刊行了《麓堂诗话》，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诗歌批评理论，这也成为茶陵诗派得以形成的纲领性著作———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麓堂诗话》固然大多出于李东阳的创作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但他同样借鉴了严羽《沧浪诗话》的许多观点以及接受了像陆、谢铎等人的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更是茶陵诗派整体创作的概括和总结。此书“复古”、尊唐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前七子，因而它又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弘治后期以降，李东阳的酬唱交流的对象更多地变为一批归依在他门下的新锐进士们，像张泰、陆& 、彭教、傅瀚、倪岳等早期成员相继离世，弘治十六年的最后一次同年聚会时，谢铎、刘大夏等人亦算是硕果仅存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叙述李东阳此期的交游说：“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俊）、邵二泉（宝）、钱鹤滩（福）、顾东江（清）、储柴墟（巏）、何燕泉（梦春）辈，皆出其门。”①根据前文的论述，这些只是他门下的一部分，如李东阳《学士柏诗序》称：“弘治癸丑，东阳为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题课诸吉士。于是顾清士廉辈二十人，人赋一歌，感旧怀贤，各极思致。东阳亦怅然感之，续为一章，以毕未尽之志。欲汇书成帙，遗先生之子中书舍人宗文。因循荏苒，又六七年，二十人者亦已物故。复多散处，仅得十有几篇。勒为卷……彼十九人者，文学行业，幸引而伸之，则东阳于先生，可以不负于兹柏也，无愧色矣。”（《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二）由此可知，李东阳以汲引后进为己任，同题共作除了它的娱志功用，还成为教化劝引的一种手段。
此间，李东阳主持编修了几部规模较大的国家史乘，相应积累了许多史学札记，也作了很多史论诗、拟古乐府诗。尤以后者，其形式上是对汉魏乐府歌辞的模拟，实际上却是李东阳史学批评向诗歌载体的延伸。他在弘治十七年作的《拟古乐府引》中说：“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 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怀麓堂全集·诗前稿》卷一）在其两卷《拟古乐府诗》１１５首诗中，绝大部分是对古史人物、事件的论赞， 间有对故址遗迹的凭吊，这从门人何孟春详尽的注解中也可以看出来。李东阳的写作素材基本源于明前历代官修史书中的节义记载，辅以《庄子》《列子》《吕氏春秋》《列女传》《烈士传》《说苑》《神仙传》《中华古今注》《西京杂记》《琴操》《事文类聚》《邺中记》《三辅旧事》《钱塘遗事》《孔子家语》《龟山旧录》《朱子语类》《教坊记》《杨妃外传》《辍耕录》等诸子稗史的资料，又取《舆地志》《都城记》《括地志》《一统志》《河南府志》《天顺目录》《名臣言行录》《宋景濂文集》等地志文集相印证，字字凿凿，持之有故，诗歌意象感发的文学特质减少了，兴寄讽喻的理性、批判性却大为提升。正是基于后者的优势，王世贞在《读书后》卷四中予以评价说：“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步而已。”①上述评价无疑是较为中肯的。另外，李东阳非常注重文体在不同场合下的使用，如《怀麓堂续稿》中收有《祭老王文》一文，一反其一贯强调的馆阁气，而全用俗语写成，其称： 正德四年十月初七日，老兄王彦实既殡殓十日矣，西涯居士遣儿子兆蕃以常馔俗语为文而祭之曰： 呜呼老王！房山之房，树村之庄。有谷为我箱，有果为我筐。夏不择雨水，冬不避雪与霜。小西门之坟，畏吾村之乡。迁我老父，葬我两郎。
内为我造圹，外为我筑墙。视我疾病，助我婚丧。自我记事，如梦一场。
凡我骨肉，一存九亡。岂无后生？不如老苍。
呜呼老王！少而辛勤，老而善良。不恼我公事，不倚我势强。汝病思我，我岂汝忘？竟不见而死，如何不伤？今我吊汝，汝不下堂。妻号于前， 子哭于傍。汝不通文章，而知我心肠。供汝以酒肉，告汝以家常。知乎不知？哀哉老王！② 这则祭文没有拔茅连茹式的探究身世渊源，没有诘屈聱牙的典诰文字的铺陈，完全以话家常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位敦厚本分、忠诚勤勉的老仆的悼念之情。俗而亲切、质而平易，也算是对自己在《麓堂诗话》中认为“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的一种有益的自我反拨吧！ 第三阶段：正德八年至正德十一年，致仕在家直到病逝。在这一时期，李东阳仍然与友人王鏊、刘大夏、杨一清、谢迁，门人靳贵、邵宝、蒋冕、吴俨、顾清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酬唱赠答的作品在《怀麓堂续稿》中保留了许多。
如李东阳有《冬夜克温少宗伯蒋敬之少宰同会论文剧饮二君限韵索诗醉中走笔一首》《再叠韵赠二君》《三叠韵奉怀邃安太宰》《四叠韵赠敬文》《客散后醉不能寐五叠韵赠克温》《六叠韵自述》《七叠韵》《八叠韵再赠克温》《九叠韵再赠敬之》《十叠韵再赠二客》。单从诗题就可以看出，李东阳在此次聚会中兴致不减当年。此外，像《吴宁庵将有使命毛砺斋石熊峰皆自远至与蒋敬所同会因用旧韵纪事一首适有送牡丹者故及之》《与衍圣公会别顾士廉学士汪抑之侍读何子元少卿王叔武参政联席偶坐皆予所取士限韵一首》《赠衍圣公二首叠前韵》《赠士廉叠前韵》《赠乔希大叠前韵》《赠赵尔锡叠前韵》《冯子佩光禄携酒见过与顾学士士廉任通政廷瓒王太仆天宇何太仆子元马光禄文明同会皆予礼部所校士也席间限韵各赋一诗予得四首》（其二、其三、其四）《寿筵喜雨诗一首》（“初度前十日癸丑，门生以诗酒相庆，是夜雨。明日己未，生继至，复雨。久旱得此， 盖自是雨不绝，感而赋之”）等等，都可以直接从诗题看出李东阳与门生故吏们的交往。这一阶段，李东阳的诗歌境界变得愈加开阔豁达，诗语老练苍劲，操楮染翰，更显绰有余裕，如《次曹卢二侍御弈棋赋诗韵》即有“诗从狂后得”句。
这源于他从布满荆棘的仕途中退出之后，远离了名利争逐、是非评议的干扰， 可以无功利而超脱地看待人生及进行诗歌创作了。他在《不寐》一诗中说：“富贵一场春梦，乾坤几个闲人。镜中华发尽白，楼外昏钟更晨。鸟雀常时过耳， 山林是处容身。东园松林安否？又报春光一新。”①完全是一副富贵浮云、超尘拔俗的样貌，这对一位曾经位极人臣、饱经风霜的古稀老人来说，实在是睿智而通达的表露。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他完全可以胸怀坦荡地说“康泰一身惟仗药，破除万事却凭诗”（《七十自寿》其二）②了。
李东阳的文艺观基本体现在《麓堂诗话》以及文稿中各类序跋中。清人鲍廷博《麓堂诗话跋》中说：“李文正公以诗鸣成、弘间，力追正始，为一代宗匠。
所著《怀麓堂集》，至今为大雅所归。诗话一编，折衷议论，俱从阅历甘苦中来， 非徒游掠光影娱弄笔墨而已……亟为开雕。俾与《沧浪诗话》《白石诗说》鼎峙骚坛，为风雅指南云。”③可知，鲍氏是对《麓堂诗话》推崇备至的。《麓堂诗话》整体上呈现出文学散论的特征，但是加以归纳整合后就可以看出，李东阳的批评视野可以清晰地分为三部分，即先唐诗文批评，唐、宋、元诗文批评，近当代诗文批评。当然，这三部分有时并不是截然分开、孤立进行的，如他“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等观点即具有通观的视野。他将历代诗歌成就并举，无非是要凸显唐代诗歌的鼎盛地位，这与当下风行的言诗必称唐代的习气密切相关。像吴宽《赠别丁凤仪刑部》说：“相看不用道名姓，开口一笑先谈诗。君诗不作宋元语，开元大历相追随。虽云专师李与杜，亦或下友参兼维。其余佺期之问辈，蔑视何异群小儿。”（《匏翁家藏集》卷三）丁凤仪是诗尊盛唐的一个极端，李东阳相对通达一些，在诗歌表现风格及容量方面，他承认历代是渐次发展、后来者居上的。
他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 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学，逢原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哉！”在先唐阶段，他涉及的诗人作品主要有《关雎》《鹿鸣》（“不过以四字平引为长声，无甚高下缓急之节”）《大风歌》《易水歌》（“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弹铗歌》（“亦自有含悲饮恨之意”）《木兰辞》（“最近古”）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红药当阶翻’，虽一时传诵，固已移于流俗而不自觉”）陶渊明（“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等。他总体上认为，三代以来尤其是汉魏诗歌辞贵简远、质而不俚，但在格律技巧等方面尚不成熟。在唐、宋、元阶段， 他批评的重心无疑落在了唐代，宋元诗歌不过是印证唐诗精妙绝伦的陪衬。
他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 仅得其下耳。”又“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又“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即是如此。论唐诗，他又集中论述盛唐李杜的诗法、诗格，间及中唐孟浩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韦应物、刘长卿、贾岛等人。他从平仄格律的工稳、虚字入诗的妙用、怪奇流宕的风格、联句粘对的精工等方面，强调唐诗的垂范作用。但是除了李杜之外，他并非一味加以称扬，如“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如许浑诗， 前联是景，后联又说，殊乏意致耳”“若贾浪仙之山林，则野矣；白乐天之台阁， 则近乎俗矣，况其下者乎”等等。在宋元两代中，他反对胶柱鼓瑟、食古不化的行为，如“（宋人）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王介甫点景处，自谓得意，然不脱宋人习气”等。相反，对那些能够宗法前代并自出机杼的诗人，却十分推崇，如“晦翁深于古诗，其效汉魏，至字字句句，平侧高下，亦相依仿。命意托兴，则得之《三百篇》者为多”，又“极元之选，惟刘静修（刘因）、虞伯生（虞集）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轩轾……予谓独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坚而折锐，则刘有一日之长；若藏锋敛锷，出奇制胜，如珠之走盘，马之行空，始若不见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长，则于虞有取焉。然此非为道学名节论，乃为诗论也。与予论合者，惟张沧州亨父、谢方石鸣治”。从后一则又可以看出，这不过只是李东阳的一己之见，张泰、谢铎亦支持这种观点。对近代及当代诗坛的评价，他主要针对明初和茶陵同道的诗歌创作展开评议。这一部分较少前期丹黄甲乙、纵论是非的笔法，主要钩稽前朝诗坛掌故、记录同道诗友往来、阐发为诗主张。如“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于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国初顾禄为《宫词》，有以为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观其诗集，乃用《洪武正韵》，遂释之。时此书初出，急欲行之故也”。上两则对了解明初诗坛风气及当局的文化态度，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料价值。另外，他记述诗友逸事称：“《唐音遗响》所载任翻《题台州寺壁》诗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有观者取笔改‘一’字为‘半’字。翻行数十里，乃得‘半’ 字，亟回欲易之，见所改字，因叹曰：台州有人。予闻之王古直云。”王古直为李东阳、谢铎等人挚友，李东阳曾为其作《王古直传》。其人不热衷科场举业， 而独于诗句用力甚勤，他是茶陵诗派中好诗成癖的代表之一。
总之，《麓堂诗话》呈现了李东阳较为完整的诗史发展观———三代谣曲发端，魏晋诗格初创，盛唐臻于极致，宋元明追随模仿———这是基本符合诗歌发展的实际状况的，更重要的，他在指出唐后诗的种种不足的同时，也遵循自身的复古主张，对宋元及当代的一些诗人推扬有加，这显示了他开阔的批评视野和通达的品论标准。在批评过程中，李东阳表现出对严羽《沧浪诗话》的推崇， 对其“诗有别体”的理论也多有阐发，这从他强调诗歌与散文的不同，诗歌内部古、律、乐府、谣曲创作的标准不同，散文有“馆阁之文”“山林之文”的不同等等都可以看出。李东阳的诗文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前后七子们的继承，后者却缺乏相应的理论气度和审美视域，将复古之路引向了逼仄偏枯的境地，这是颇值得后人反思的。
上述内容主要介绍了李东阳创作分期与文艺发展观，下面来看一下他的诗文创作特色。
李东阳诗歌的主要特色是雅正醇厚，这与他强调学养与识力分不开。他在《桃溪杂稿序》中说：“夫学有二要，学与识而已矣。……汉唐以来，作者特起，必其识与学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称名家、传后世。……世岂患无诗哉？患不得其要耳！”（《怀麓堂集·文前稿》卷八）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发了清代文论大家叶燮“才、胆、力、识”的观点的提出。李东阳文史素养深厚，又不喜步随模仿，可谓学识俱佳，其晚年诗尤其如此。像《拟古乐府诗》几乎就是诗化的史学札记，正因它旨在弘扬贞义节烈，枯淡寡味几乎是难免的，但是乐府诗体长短不拘，句韵活泼跳跃的体裁优势大大冲淡了负面的感受，反而引发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凭吊巡礼的庄重意味。他推崇唐诗的意境幽远、韵律深稳，对陶谢、李杜等大家的诗歌潜心揣摩，推究他们炼字用韵、起承转合的精妙之处，作诗时也表现出较为纯熟的技法来。如他的诗《清明》中“匆匆便作江南客，又是并州一种愁”（《怀麓堂集·杂记卷一·南行稿》）、《望德州》中“与客相期隔素月， 停灯坐待东方明”（同前）句就分别有刘皂《旅次朔方》“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及陶渊明《杂诗》“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的味道在。他能够借用古语而不觉生硬，正是他诗味醇厚的重要原因，说到底这与江西派所推崇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等手法是一致的。李东阳的诗还有一种弘远正大的特点，这也与他一贯强调诗歌要反映天道、包举万有的理学信念有关。他在《曾文定公祠堂记》中说：“宋盛时，以文章名者数家，予于文定公（即曾巩）深有取焉者。盖其论学，则自持心养性，至于服器动作之间；论治，则道德风俗之大， 极于钱谷狱讼百凡之细，皆合于古帝王之道与治。……而独见超诣，去邪归正，于治有裨，而于道不为无益。”（《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十二）鉴于此，他的诗歌中总易出现“乾坤”“江海”“圣朝”“庙堂”“廊庙”等颇见气魄的辞藻，行文过程也易发抒家国之思，如成化十六年他奉命前往南京主持顺天乡试，汇所作诗文为《北上录》，其中《夜宿潞河驿》有“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 （《怀麓堂全集·杂记》卷三《北上录》）、《通州道中》有“长安咫尺红云里，明日天墀拜冕旒”（同前），诸如此类有着鲜明馆阁印记的诗多不胜举。在他南下主考、东去祭孔离开京都的过程中，获得了体察下情的机会，从而在诗集中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展示民间疾苦的作品。像《舟中杂韵十首》之六“民船输关税，官清税始平。官船载私货，逻吏不知名”（同前），《忧旱辞》“黄尘赤日无南北，平田见土不见麦。秋麦垂垂尽枯死，春麦虽青不满咫。秋田种少未种多，田家四顾无妻子。官河水浅舟不行，漕舟不载南舟名。河西钞关坐不税，大仓粳稻何时至！一春无雨过半夏，贫民望雨如望赦。安得一雨如悬河，坐令愁怨成欢歌，我行虽难奈乐何！”（《怀麓堂全集·杂记》卷六《东祀录》）这两首分别揭示了官员腐败与人民受灾赈救不力的社会现象，亦为他“情在天下而不为私，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卒归于正”（《拟恨赋序》）的一贯主张作了恰如其分的注脚了。李东阳散文也写得比较有气势，像《南巡图记》称湖南：“地方数千里，其间名山大泽，如衡岳、武当、洞庭、云梦，为形胜之会。其上则奇峰峻岭，回滩激濑，人迹不能及；下则连山洪涛，千迭百折，其势若排云而降； 远则平原沃壤，曼延映带，茫然不绝，盖天下之奇观备矣！”（《怀麓堂全集· 文前稿》卷十一）其中用词雄峻，气韵纵横，充满了对家乡风物的赞美和自豪之情。
综上，正如朱彝尊《明诗综》卷二十二于“李东阳”题下注引胡元瑞云：“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何李，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唐、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固不易也。”李东阳对成、弘间的诗风形成及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