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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诗派因其领袖李东阳的籍贯而得名，它的形成又与李东阳在仕途及文坛上的位望逐步抬升密不可分。从天顺八年及第入仕以来，李东阳由庶吉士升至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弘治八年（１４９５）兼文渊阁大学士，开始入内阁主事。加之他在文林中声名素著，这样以其为中心的诗人流派俨然独步一时。① 早在成化间，李东阳便与翰林院同年及后进僚友赠答唱和不绝，在频繁的同年雅会及私宴游赏过程中，他们凡会必有诗，和韵、联句多以百千数，谢铎更径称“西涯最有功于联句”。② 此间，像谢铎、张泰、倪岳、吴宽、程敏政、陆& 、焦芳、陈音、傅瀚、彭教、罗璟、刘淳、吴希贤等人皆与李东阳创作旨趣相投，也呈现出大致相似的艺术风格，这无疑为李东阳正德初最终刊布《麓堂诗话》集中阐释茶陵一派诗歌主张，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麓堂诗话》对谢铎、吴宽、陆、张泰等人在诗歌造诣方面的推许之辞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尤其李东阳《春雨堂稿序》中说“静逸先生（按，陆& 号）尝谓诗与文各有体”（《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三）， 乃对他《麓堂诗话》中强调的诗文有别、“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等观点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正是较为直接的一例。另外，倪岳十分推崇李东阳的领袖地位，他径称其“一代文章从指授，两行衿佩望心传”，“总慰诗坛传檄定，自惊敌垒竖旗降”， 又“长时病榻凭谁遣，今日诗坛拟自降”（按，李东阳耽诗成病，曾以戒诗自誓）③； 吴宽强调为诗清婉和平、高亢超绝、淳雅自然，程敏政诗文温润典雅、不怪不华等等，均与李东阳的诗文创作旨向投契，因此他们就构成了早期茶陵诗派中的重要部分。李东阳分别于成化十六年、二十二年主持应天、顺天乡试，弘治六年、十二年主持会试，出其门者大多文才锐进、科场显名，这些晚进门生像邵宝、罗玘、石珤、顾清、鲁铎、何孟春、储巏、陆深、钱福自然聚在他的周围，服膺其说，勉力赓和，正如清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说：“文正秉政久，门生、故吏满朝。或朝退，或散衙，即集其家，分题吟咏，岁以为常。”①茶陵诗派由此进入了大盛时期。随着正德五年（１５１０）谢铎去世，七年（１５１２）李东阳致仕，前七子揭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帜，日渐大行其道，茶陵诗派步入衰歇阶段。
当然，茶陵派并不单纯是一个文学流派，它又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团体。李东阳招纳门生并加以引荐推引，晚辈傍户依门、唱和往还，难免会带有一层政治功利性目的。对此清人孙承泽加以批评说：“自杨士奇、杨荣、杨溥及李东阳、杨廷和专权植党，笼络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关吏部，而中书至有夤缘迭进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尝建议谓，翰林迁擢去留，尽属吏部， 庶不阴倚内阁为腹心，内阁不阴结翰林为朋比。”（《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四）在弘治、正德间的复杂政治局面下，李东阳秉轴执中长达十五年，他依违于宦官揽权、少主愚暗的不利处境中，出于自保及荫护僚友的目的，自然会汲引同好者。罗玘、李梦阳等人最终由茶陵诗派中脱离出来，尤其李梦阳又对李东阳多有微辞，独树一帜，倡言复古，如果撇开政治层面的原因，只关注复古理论本身，应该说李梦阳主导的复古运动仍是对茶陵诗派的发展和开拓，而绝非平地楼阁般骤然出现的。
谢铎因为三进三退的仕历的关系，成化期间与茶陵诗派中翰林院同年及其他僚友过从最为密切，唱和之作保留下来的最多；弘治中后期茶陵诗派大盛，谢铎却从弘治四年至十三年有近十年的时间致仕在家。即使他十三年起复入京后，也因为年老多病，行动大受限制，因而与诗派中晚进之士的酬唱相对较少。现将谢铎与诗派人员的交往活动划分为两类，略陈如下： １．与茶陵派翰林同年及其他僚友的集体唱和倪岳在《翰林同年会图记》一文中称： 昔在成化丁酉之岁（即成化十三年），傅君曰川肇为绩会，以叙同年之好。……时予辈同年之士之在翰林者，离合之余，始获萃处京师……图纪在会者十有二人……予惟十二人者，自甲申登第入翰林，明年始为会，会凡十人，历三年为十会。于是以展省去、以忧去者相寻也。越十年而曰川、亨父复为会以续，盖周十二年为十二会，而予以兹会终焉。……鸣治以南京祭酒休致而归，而敷五（彭教字）终于侍讲，亨父（张泰字）终于修撰，鼎仪（陆字）终于太常少卿兼侍读，汝贤（吴希贤字）终于南京侍读学士，尚质（刘淳字）终于汉中知府，又皆为古人不可作矣。惟明仲（罗景字） 由福建副宪进南京国子祭酒，师召为南京太常卿，孟阳（焦芳字）亦由湖广副宪改南京通政，宾之（李东阳字）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曰川（傅瀚字）自太常卿兼侍读学士迁礼部侍郎。然或南北之悬隔，或公私之倥偬，求如昔日之笑歌为乐，又岂可得哉？① 由上述记载可知，从成化元年至三年，谢铎与李东阳、倪岳等人聚会十次； 成化十一年、十三年分别再会一次。十三年间共会十二次，每次在十人左右。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二日的聚会共有十二人参加，是专为倪岳回杭省墓饯行而聚。成化二十二年，谢铎还托病在家休养，李东阳等组织了一次同年聚会，其《两京同年倡和诗序》称： 《同年倡和诗》若干首，南京吏部侍郎梁公廷美与在朝诸同年所作也。
公与同年在南京者七人，会而有诗各八首，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倪公舜咨为序。比公以万寿圣节入贺京师，京师同年亦如南京之数，会公于学士焦公孟阳之第。公复为诗，其数如南会，会者亦皆和之。和之者，其韵与数不必如公，惟兴所适而止。时予有期服，不与会。明日，诸公以倪公之简属焉。方公之来，知公者多惜其久劳于外，而公独以盛满自居。盖尝指屈数计，以为同藩之举于乡者百有九人，举礼部者十有三人，礼部之士同为两京给事者，二十有三人，多者四十余年，少者二三十年。今之在仕途者，惟予一人而已。① 故事虽存，人物流散，李东阳自不免产生伤感之情。弘治二年，谢铎值第二次起复在京，参加了一次赏菊会。吴宽《冬日赏菊图记》载： 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翰林诸公会予园居，为赏菊之集。既各有诗，宽以为宜又有图置其首，乃请乡人杜谨写之。盖据案停笔而构思者， 今南京国子祭酒致仕方石谢鸣治也。并方石坐，濡笔伸纸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西涯李宾之也。持杯而旁坐者，南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成斋陈玉汝也。举茗碗而回顾者，掌国子祭酒事礼部右侍郎泉山林亨大也。背立而观飞鹤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石城李世贤也。循除而采菊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冶斋陆廉伯也。后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守溪王济之也。
坐泉山之次呼童子进馔者，为宽。而小儿奭捧卷而进，亦预焉。大率写其意，不求甚似，至于衣冠古雅亦不必侣今人，而况草木之产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图传于世。以宽所见，如宋王晋卿之西园、元顾仲瑛之桃源、国朝杨文敏公之杏园，皆模写一时人物，各极其思而又必有记之者，后世得以按而识之。宽故述其人于图后，付奭藏之览者，庶识其为某某也。后十年己未四月二十四日。② 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李东阳等人又发起一次同年会，李东阳《甲申十同年图诗序》称： 《甲申十同年图》一卷，盖吾同年进士之在朝者九人，与南京来朝者一人，而实会于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吴兴闵公朝瑛之第而图焉者也。图分为三曹，自卷首而观：其高颧多髯、髯强半白、袖手右向而侧坐者，为南京户部尚书公安王公用敬；微须、发颁白、鸢肩高耸、背若有负而中坐者，为吏部左侍郎泌阳焦公孟阳；微须多鬓、白毵毵不受栉面、骨棱层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册、册半启闭者，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祭酒事黄岩谢公鸣治；又一曹微须、面笑齿欲露、左手握带、右向而坐者，工部尚书郴州曾公克明； 虎头方面、大目丰准、须髯微白而长、左手携牙牌、右握带、中左坐者，闵公也；白须黎面、面老皱、两手握带、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张公时达；无须面、耸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顾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为户部右侍郎益都陈公廉夫者，面微长且眉、浓须半白、稍右向而坐；为兵部尚书华容刘公时雍者，面微方而长、须鬓皓白、左手握带、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则面微长而臞，髭数茎，白且尽，中若有隐忧，右手持一卷，如授简状，坐而向左，居卷最后者是也。十人者，皆画工面对手貌，概得其形模意态。惟焦公奉使南国，弗及绘。预留其旧所图者而取之，故仅得其半而已。是日，谢公倡为诗，吾八人者皆和，焦公归，亦和焉。以年论之，闵公年七十有四，张公少二岁，曾公又少二岁，谢、焦二公又少一岁，刘、戴、陈、王四公又递少一岁，予于同年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闵公名珪，张公名达，曾公名鉴，谢公名铎，焦公名芳，刘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贺，陈公名清，今各以次举。而予则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长沙李东阳宾之也。① 参加这次聚会时，谢铎已六十九岁，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同年之会。
２．与茶陵派翰林同年及其他僚友的零星唱和这一类型的活动少则二三人，多至六七人，主要是在经筵侍讲、斋醮陵祀、公私宴会、时令游赏等闲暇之余所作。谢铎给诸同僚友人的诗作可参见《谢铎的交游考略》一章，兹不赘；他人赠答谢铎之作，则如程敏政《次韵原博宾之舜咨鸣治赐宴联句》《正月十二日庆成宴后有怀宾之用鸣治红字韵》以及《出塞行》（题下注：“与罗璟明仲、谢铎鸣治、李东阳宾之、倪岳舜咨、焦芳孟阳同饮彭教敷五宅，喜官军将征迤北而作”）②、倪岳《元宵会鸣治宅大雪得催字》《游西山诗答谢鸣治》、吴宽《怀亨大谢鸣治谒陵遇风》《鸣治新修国学朝房两夜宿此有作次韵》，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接下来即对李东阳以及其他在当时诗坛声名卓著的茶陵派作家的创作情况逐一加以评述。
!"# <=>B.N..^.. 李东阳（１４４７—１５１６），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茶陵。他正统十二年六月初九生于北京，自幼随父读书，四岁可作径尺大字，有神童之誉。六岁、八岁时，曾两次得到景帝的召见。天顺六年举顺天乡试，七年会试中，次年选庶吉士，才十八岁。此后，他开始了近五十年的馆阁生涯。弘治六年，因条陈时政灾异，并辅以《孟子》经义逐条提出应对措施，深得孝宗的赏识。七年，擢为礼部右侍郎，专管内阁制诰。八年，以礼部右侍郎身份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理事。接下来，他先后担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谨身殿、华盖殿大学士。到正德七年十二月为止，他秉钧持轴十八年，加以自身文才英华，汲引后生不倦，一时为海内士林所归向，茶陵诗派也随之盛极一时。因为后期阿曲权臣刘瑾，李东阳的政治声誉受到很大损害，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又对此大事挞伐，遂使茶陵诗派走向下坡路。正德八年李东阳致仕，十一年七月卒于北京家中，享年七十岁。李东阳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诗文结集共一百卷。
今人周寅宾据以点校整理《李东阳集》，约计１２０万字。后钱振民又据明正德十二年苏州刊刻的《怀麓堂续稿》残本，收前集所未收之诗文，辑校而成《李东阳续集》，两书相合，庶几为完帙。另外李东阳还负责校正《宪宗实录》二百九十卷，任总裁主编《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主编《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亦可谓斐然。至于他的文学地位， 《明史·李东阳传》评价说：“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纵观他的生平创作，这段话是比较恰当的。
为了便于对李东阳的诗文创作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可以根据他的生平仕历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化元年至弘治六年，选为庶吉士并一直在翰林院担任侍讲学士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体现在与翰林院中同年进士及同僚的唱和赠答上。此间，他在成化八年回湖南茶陵省亲，将一路上的见闻感受汇为《南行稿》，其中取材于民间的《茶陵竹枝歌十首》词调新丽，婉转清扬，没有他一贯的富贵雍容的台阁气。前文已提到成化元年至十三年谢铎参加的同年聚会就有十二次之多，二十二年在李东阳遭父丧之前还组织了一次南、北同年的诗会，参加的同僚也达到十四人。此外，像陵祀、郊祀、翰林雅集、节令游赏、私邸宴会、送行题赠等场合，无一不是李东阳与众多文朋诗侣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仅举成化十五年一例，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称： 成化己亥重九前二日，翰林修撰谢君于乔，以诗约游朝天宫。是夜雨，翌日，大霁。于乔喜，复以诗速客。于是编修曾君文甫、王君世赏，刑部郎中冯君佩之，皆赴至崔郭二道士宅，和于乔韵各二首。于乔倡为诗， 诸君辄和，继各倡一首，又辄和。和且半，予始至。自内直，诗皆如诸君之数。已乃为联句，文甫以事先归，遽口占二句而去。又得三首，独编修杨君惟立以诗报，不至。翌日，始并和焉。先是，佩之游慈恩寺，与僧瑢订九日之约。预约者，郎中李君若虚、屠君元勋及予。予方有侍讲，陈君师召之会，以旧约不可负，预以诗谢之。至日，与诸君次第俱往，沿杨柳湾，历菜园，观稻田，临海子，望钟鼔楼，访桔槔亭故址，留连竟日，复倡且和。如朝天之作，共得三十六首。已复为联句，世赏先归，亦口占一句而去。四君暮枉予家，呼烛续录得十首。于是合而书之，为一卷。① 由上可知，李东阳等人逢会赋诗、叠韵联句已成惯例，甚至与会者有事也需提前打好腹稿以应付。李东阳喜好联句，《麓堂诗话》中曾自言与彭民望联至二百首，后人甚至也对此津津乐道。明俞弁《山樵暇语》卷八称：“西涯李文正公与客索笺纸，数日，酬和过半，因名为子母笺。其诗有云‘朝来东馆暮西涯，子母笺成岂浪夸’……子母钱古有之矣，子母笺自李公始。”②子母钱即青蚨钱，古传说将青蚨母、子的血涂于钱上，子钱出，母钱即会飞回原处，可以循环使用。子母笺亦即取意于此，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李东阳与众友人频繁酬唱的情况。
这一时期，李东阳的诗歌专尊历来馆阁贤俊们典雅堂皇的笔调，表现出润泽宏业、以资教化的明显倾向。他在《京都十景诗序》中称： 盖古之称名都者有三，若长安之河华，东京之嵩洛，金陵之钟山、大江，皆有所据以为胜。汉则有司马相如之《上林》，扬雄之《甘泉》《长杨》； 班固之《两都》；唐则有李白之《明堂》，杜甫之《太庙》《南郊》《西岳》；韩愈之《南山》；宋则有王禹偁之《籍田》，宋郊之《圜丘》《王畿》，范仲淹之《明堂》，周邦彦之《汴都》，或诗或赋，铿■炳耀，后先相望，皆足为天下后世道。……今承平既久，民物繁庶，制度明备，山川草木亦精彩溢发，若增而高，若辟而广，校之父老所传，草创之际，盖已倍蓰。而科甲之魁杰，馆阁之耆俊，天下之所谓文章者，固于是乎在。古称文章与气运相升降，则赞扬、歌咏以昭鸿运、垂休光者，无惑乎其盛如此也。① 从中不难看出，李东阳选择从司马相如至周邦彦的颂扬当代之作作为眼下歌颂盛朝的理想范本，然而毋庸讳言，上述沉绝博丽之作的文学价值相对都不太高，李东阳的效仿之作自然便等而下之了。李东阳集中代表了其他茶陵诗派成员当时的思想状况，像谢铎、倪岳等都作有《京都十景诗》，而谢铎在自己的《京都十景诗序》中表达了与李东阳几乎完全一致的创作理念。所不同的是，人生经历、精神品格的差异最终使谢、倪二人变得更加清醒和富有批判性， 李东阳则自始至终坚持了平正典雅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趣味。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创作情感的节制和抒发两个方面，要求它们必须合乎雅正的原则。他在《拟恨赋序》中说：“予少读江淹、李白所作《恨赋》，爱其为辞，而怪所为恨，多闺情阁怨， 其大者不过兴亡之恒运，成败之常事而已，是何感于情，亦奚以恨为哉！……圣贤不言恨，然情在天下而不为私，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虽以为恨可也，乃效江、李体，反其为情以写抑郁，而卒归于正。”（《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一）显然，李东阳认为作家的创作情感应包容天理人事，不可流于单纯私人情感的表达，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他诗赋作品较多华贵气象，却缺少挥斥的力度和动人的力量。当然，当他相对撇开对社会价值层面的表达的依赖，而专注于内心自发情感的抒发时，诗歌作品则又呈现出真实、感人的表达效果。成化十二年，其弟病逝，他作《五月十三日山弟亡辰夜间不寐哭而有诗》称： 今日复何日，日永夜亦长。夜长不得寐，起坐心彷徨。
去年今岁间，倏忽异存亡。生同为兄弟，死独归山冈。
呢呢笑语声，隐隐灯烛光。开缄得遗稿，理箧见故裳。
此物久已尘，谁遣在我傍。我病久废食，万外中攒戕。
老亲不汝悲，悲即恐我伤。汝妇不敢啼，呜呜咽空房。
我亦念衰老，含悲茹肝肠。谁无骨肉亲，而独此祸殃。
三年四衰绖，行路为酸伤。难将百尺绳，系此白日光。
白日有明灭，我哀那可忘！① 此诗用语平实朴素，叙述简洁沉痛，脱尽空廓的谈议和浮华藻饰，而隐约有阮籍《咏怀诗》、陶渊明《拟挽歌辞》的风格气韵。这与他集中连篇累牍的应酬文字、高头讲章比起来，更能加深后人对其内在情感世界的认同和共鸣，自然更应值得称道。
第二阶段：弘治七年至正德七年，擢为礼部右侍郎掌内阁制诰到长期担任内阁首辅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李东阳政治上达到顶峰、文学主张趋于成熟的时期。李东阳于正德初刊行了《麓堂诗话》，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诗歌批评理论，这也成为茶陵诗派得以形成的纲领性著作———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麓堂诗话》固然大多出于李东阳的创作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但他同样借鉴了严羽《沧浪诗话》的许多观点以及接受了像陆、谢铎等人的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更是茶陵诗派整体创作的概括和总结。此书“复古”、尊唐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前七子，因而它又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弘治后期以降，李东阳的酬唱交流的对象更多地变为一批归依在他门下的新锐进士们，像张泰、陆& 、彭教、傅瀚、倪岳等早期成员相继离世，弘治十六年的最后一次同年聚会时，谢铎、刘大夏等人亦算是硕果仅存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叙述李东阳此期的交游说：“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俊）、邵二泉（宝）、钱鹤滩（福）、顾东江（清）、储柴墟（巏）、何燕泉（梦春）辈，皆出其门。”①根据前文的论述，这些只是他门下的一部分，如李东阳《学士柏诗序》称：“弘治癸丑，东阳为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题课诸吉士。于是顾清士廉辈二十人，人赋一歌，感旧怀贤，各极思致。东阳亦怅然感之，续为一章，以毕未尽之志。欲汇书成帙，遗先生之子中书舍人宗文。因循荏苒，又六七年，二十人者亦已物故。复多散处，仅得十有几篇。勒为卷……彼十九人者，文学行业，幸引而伸之，则东阳于先生，可以不负于兹柏也，无愧色矣。”（《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二）由此可知，李东阳以汲引后进为己任，同题共作除了它的娱志功用，还成为教化劝引的一种手段。
此间，李东阳主持编修了几部规模较大的国家史乘，相应积累了许多史学札记，也作了很多史论诗、拟古乐府诗。尤以后者，其形式上是对汉魏乐府歌辞的模拟，实际上却是李东阳史学批评向诗歌载体的延伸。他在弘治十七年作的《拟古乐府引》中说：“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 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怀麓堂全集·诗前稿》卷一）在其两卷《拟古乐府诗》１１５首诗中，绝大部分是对古史人物、事件的论赞， 间有对故址遗迹的凭吊，这从门人何孟春详尽的注解中也可以看出来。李东阳的写作素材基本源于明前历代官修史书中的节义记载，辅以《庄子》《列子》《吕氏春秋》《列女传》《烈士传》《说苑》《神仙传》《中华古今注》《西京杂记》《琴操》《事文类聚》《邺中记》《三辅旧事》《钱塘遗事》《孔子家语》《龟山旧录》《朱子语类》《教坊记》《杨妃外传》《辍耕录》等诸子稗史的资料，又取《舆地志》《都城记》《括地志》《一统志》《河南府志》《天顺目录》《名臣言行录》《宋景濂文集》等地志文集相印证，字字凿凿，持之有故，诗歌意象感发的文学特质减少了，兴寄讽喻的理性、批判性却大为提升。正是基于后者的优势，王世贞在《读书后》卷四中予以评价说：“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 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步而已。”①上述评价无疑是较为中肯的。另外，李东阳非常注重文体在不同场合下的使用，如《怀麓堂续稿》中收有《祭老王文》一文，一反其一贯强调的馆阁气，而全用俗语写成，其称： 正德四年十月初七日，老兄王彦实既殡殓十日矣，西涯居士遣儿子兆蕃以常馔俗语为文而祭之曰： 呜呼老王！房山之房，树村之庄。有谷为我箱，有果为我筐。夏不择雨水，冬不避雪与霜。小西门之坟，畏吾村之乡。迁我老父，葬我两郎。
内为我造圹，外为我筑墙。视我疾病，助我婚丧。自我记事，如梦一场。
凡我骨肉，一存九亡。岂无后生？不如老苍。
呜呼老王！少而辛勤，老而善良。不恼我公事，不倚我势强。汝病思我，我岂汝忘？竟不见而死，如何不伤？今我吊汝，汝不下堂。妻号于前， 子哭于傍。汝不通文章，而知我心肠。供汝以酒肉，告汝以家常。知乎不知？哀哉老王！② 这则祭文没有拔茅连茹式的探究身世渊源，没有诘屈聱牙的典诰文字的铺陈，完全以话家常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位敦厚本分、忠诚勤勉的老仆的悼念之情。俗而亲切、质而平易，也算是对自己在《麓堂诗话》中认为“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的一种有益的自我反拨吧！ 第三阶段：正德八年至正德十一年，致仕在家直到病逝。在这一时期，李东阳仍然与友人王鏊、刘大夏、杨一清、谢迁，门人靳贵、邵宝、蒋冕、吴俨、顾清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酬唱赠答的作品在《怀麓堂续稿》中保留了许多。
如李东阳有《冬夜克温少宗伯蒋敬之少宰同会论文剧饮二君限韵索诗醉中走笔一首》《再叠韵赠二君》《三叠韵奉怀邃安太宰》《四叠韵赠敬文》《客散后醉不能寐五叠韵赠克温》《六叠韵自述》《七叠韵》《八叠韵再赠克温》《九叠韵再赠敬之》《十叠韵再赠二客》。单从诗题就可以看出，李东阳在此次聚会中兴致不减当年。此外，像《吴宁庵将有使命毛砺斋石熊峰皆自远至与蒋敬所同会因用旧韵纪事一首适有送牡丹者故及之》《与衍圣公会别顾士廉学士汪抑之侍读何子元少卿王叔武参政联席偶坐皆予所取士限韵一首》《赠衍圣公二首叠前韵》《赠士廉叠前韵》《赠乔希大叠前韵》《赠赵尔锡叠前韵》《冯子佩光禄携酒见过与顾学士士廉任通政廷瓒王太仆天宇何太仆子元马光禄文明同会皆予礼部所校士也席间限韵各赋一诗予得四首》（其二、其三、其四）《寿筵喜雨诗一首》（“初度前十日癸丑，门生以诗酒相庆，是夜雨。明日己未，生继至，复雨。久旱得此， 盖自是雨不绝，感而赋之”）等等，都可以直接从诗题看出李东阳与门生故吏们的交往。这一阶段，李东阳的诗歌境界变得愈加开阔豁达，诗语老练苍劲，操楮染翰，更显绰有余裕，如《次曹卢二侍御弈棋赋诗韵》即有“诗从狂后得”句。
这源于他从布满荆棘的仕途中退出之后，远离了名利争逐、是非评议的干扰， 可以无功利而超脱地看待人生及进行诗歌创作了。他在《不寐》一诗中说：“富贵一场春梦，乾坤几个闲人。镜中华发尽白，楼外昏钟更晨。鸟雀常时过耳， 山林是处容身。东园松林安否？又报春光一新。”①完全是一副富贵浮云、超尘拔俗的样貌，这对一位曾经位极人臣、饱经风霜的古稀老人来说，实在是睿智而通达的表露。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他完全可以胸怀坦荡地说“康泰一身惟仗药，破除万事却凭诗”（《七十自寿》其二）②了。
李东阳的文艺观基本体现在《麓堂诗话》以及文稿中各类序跋中。清人鲍廷博《麓堂诗话跋》中说：“李文正公以诗鸣成、弘间，力追正始，为一代宗匠。
所著《怀麓堂集》，至今为大雅所归。诗话一编，折衷议论，俱从阅历甘苦中来， 非徒游掠光影娱弄笔墨而已……亟为开雕。俾与《沧浪诗话》《白石诗说》鼎峙骚坛，为风雅指南云。”③可知，鲍氏是对《麓堂诗话》推崇备至的。《麓堂诗话》整体上呈现出文学散论的特征，但是加以归纳整合后就可以看出，李东阳的批评视野可以清晰地分为三部分，即先唐诗文批评，唐、宋、元诗文批评，近当代诗文批评。当然，这三部分有时并不是截然分开、孤立进行的，如他“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等观点即具有通观的视野。他将历代诗歌成就并举，无非是要凸显唐代诗歌的鼎盛地位，这与当下风行的言诗必称唐代的习气密切相关。像吴宽《赠别丁凤仪刑部》说：“相看不用道名姓，开口一笑先谈诗。君诗不作宋元语，开元大历相追随。虽云专师李与杜，亦或下友参兼维。其余佺期之问辈，蔑视何异群小儿。”（《匏翁家藏集》卷三）丁凤仪是诗尊盛唐的一个极端，李东阳相对通达一些，在诗歌表现风格及容量方面，他承认历代是渐次发展、后来者居上的。
他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 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学，逢原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哉！”在先唐阶段，他涉及的诗人作品主要有《关雎》《鹿鸣》（“不过以四字平引为长声，无甚高下缓急之节”）《大风歌》《易水歌》（“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弹铗歌》（“亦自有含悲饮恨之意”）《木兰辞》（“最近古”）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红药当阶翻’，虽一时传诵，固已移于流俗而不自觉”）陶渊明（“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等。他总体上认为，三代以来尤其是汉魏诗歌辞贵简远、质而不俚，但在格律技巧等方面尚不成熟。在唐、宋、元阶段， 他批评的重心无疑落在了唐代，宋元诗歌不过是印证唐诗精妙绝伦的陪衬。
他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 仅得其下耳。”又“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又“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即是如此。论唐诗，他又集中论述盛唐李杜的诗法、诗格，间及中唐孟浩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韦应物、刘长卿、贾岛等人。他从平仄格律的工稳、虚字入诗的妙用、怪奇流宕的风格、联句粘对的精工等方面，强调唐诗的垂范作用。但是除了李杜之外，他并非一味加以称扬，如“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如许浑诗， 前联是景，后联又说，殊乏意致耳”“若贾浪仙之山林，则野矣；白乐天之台阁， 则近乎俗矣，况其下者乎”等等。在宋元两代中，他反对胶柱鼓瑟、食古不化的行为，如“（宋人）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王介甫点景处，自谓得意，然不脱宋人习气”等。相反，对那些能够宗法前代并自出机杼的诗人，却十分推崇，如“晦翁深于古诗，其效汉魏，至字字句句，平侧高下，亦相依仿。命意托兴，则得之《三百篇》者为多”，又“极元之选，惟刘静修（刘因）、虞伯生（虞集）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轩轾……予谓独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坚而折锐，则刘有一日之长；若藏锋敛锷，出奇制胜，如珠之走盘，马之行空，始若不见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长，则于虞有取焉。然此非为道学名节论，乃为诗论也。与予论合者，惟张沧州亨父、谢方石鸣治”。从后一则又可以看出，这不过只是李东阳的一己之见，张泰、谢铎亦支持这种观点。对近代及当代诗坛的评价，他主要针对明初和茶陵同道的诗歌创作展开评议。这一部分较少前期丹黄甲乙、纵论是非的笔法，主要钩稽前朝诗坛掌故、记录同道诗友往来、阐发为诗主张。如“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于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国初顾禄为《宫词》，有以为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观其诗集，乃用《洪武正韵》，遂释之。时此书初出，急欲行之故也”。上两则对了解明初诗坛风气及当局的文化态度，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料价值。另外，他记述诗友逸事称：“《唐音遗响》所载任翻《题台州寺壁》诗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有观者取笔改‘一’字为‘半’字。翻行数十里，乃得‘半’ 字，亟回欲易之，见所改字，因叹曰：台州有人。予闻之王古直云。”王古直为李东阳、谢铎等人挚友，李东阳曾为其作《王古直传》。其人不热衷科场举业， 而独于诗句用力甚勤，他是茶陵诗派中好诗成癖的代表之一。
总之，《麓堂诗话》呈现了李东阳较为完整的诗史发展观———三代谣曲发端，魏晋诗格初创，盛唐臻于极致，宋元明追随模仿———这是基本符合诗歌发展的实际状况的，更重要的，他在指出唐后诗的种种不足的同时，也遵循自身的复古主张，对宋元及当代的一些诗人推扬有加，这显示了他开阔的批评视野和通达的品论标准。在批评过程中，李东阳表现出对严羽《沧浪诗话》的推崇， 对其“诗有别体”的理论也多有阐发，这从他强调诗歌与散文的不同，诗歌内部古、律、乐府、谣曲创作的标准不同，散文有“馆阁之文”“山林之文”的不同等等都可以看出。李东阳的诗文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前后七子们的继承，后者却缺乏相应的理论气度和审美视域，将复古之路引向了逼仄偏枯的境地，这是颇值得后人反思的。
上述内容主要介绍了李东阳创作分期与文艺发展观，下面来看一下他的诗文创作特色。
李东阳诗歌的主要特色是雅正醇厚，这与他强调学养与识力分不开。他在《桃溪杂稿序》中说：“夫学有二要，学与识而已矣。……汉唐以来，作者特起，必其识与学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称名家、传后世。……世岂患无诗哉？患不得其要耳！”（《怀麓堂集·文前稿》卷八）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发了清代文论大家叶燮“才、胆、力、识”的观点的提出。李东阳文史素养深厚，又不喜步随模仿，可谓学识俱佳，其晚年诗尤其如此。像《拟古乐府诗》几乎就是诗化的史学札记，正因它旨在弘扬贞义节烈，枯淡寡味几乎是难免的，但是乐府诗体长短不拘，句韵活泼跳跃的体裁优势大大冲淡了负面的感受，反而引发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凭吊巡礼的庄重意味。他推崇唐诗的意境幽远、韵律深稳，对陶谢、李杜等大家的诗歌潜心揣摩，推究他们炼字用韵、起承转合的精妙之处，作诗时也表现出较为纯熟的技法来。如他的诗《清明》中“匆匆便作江南客，又是并州一种愁”（《怀麓堂集·杂记卷一·南行稿》）、《望德州》中“与客相期隔素月， 停灯坐待东方明”（同前）句就分别有刘皂《旅次朔方》“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及陶渊明《杂诗》“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的味道在。他能够借用古语而不觉生硬，正是他诗味醇厚的重要原因，说到底这与江西派所推崇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等手法是一致的。李东阳的诗还有一种弘远正大的特点，这也与他一贯强调诗歌要反映天道、包举万有的理学信念有关。他在《曾文定公祠堂记》中说：“宋盛时，以文章名者数家，予于文定公（即曾巩）深有取焉者。盖其论学，则自持心养性，至于服器动作之间；论治，则道德风俗之大， 极于钱谷狱讼百凡之细，皆合于古帝王之道与治。……而独见超诣，去邪归正，于治有裨，而于道不为无益。”（《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十二）鉴于此，他的诗歌中总易出现“乾坤”“江海”“圣朝”“庙堂”“廊庙”等颇见气魄的辞藻，行文过程也易发抒家国之思，如成化十六年他奉命前往南京主持顺天乡试，汇所作诗文为《北上录》，其中《夜宿潞河驿》有“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 （《怀麓堂全集·杂记》卷三《北上录》）、《通州道中》有“长安咫尺红云里，明日天墀拜冕旒”（同前），诸如此类有着鲜明馆阁印记的诗多不胜举。在他南下主考、东去祭孔离开京都的过程中，获得了体察下情的机会，从而在诗集中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展示民间疾苦的作品。像《舟中杂韵十首》之六“民船输关税，官清税始平。官船载私货，逻吏不知名”（同前），《忧旱辞》“黄尘赤日无南北，平田见土不见麦。秋麦垂垂尽枯死，春麦虽青不满咫。秋田种少未种多，田家四顾无妻子。官河水浅舟不行，漕舟不载南舟名。河西钞关坐不税，大仓粳稻何时至！一春无雨过半夏，贫民望雨如望赦。安得一雨如悬河，坐令愁怨成欢歌，我行虽难奈乐何！”（《怀麓堂全集·杂记》卷六《东祀录》）这两首分别揭示了官员腐败与人民受灾赈救不力的社会现象，亦为他“情在天下而不为私，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卒归于正”（《拟恨赋序》）的一贯主张作了恰如其分的注脚了。李东阳散文也写得比较有气势，像《南巡图记》称湖南：“地方数千里，其间名山大泽，如衡岳、武当、洞庭、云梦，为形胜之会。其上则奇峰峻岭，回滩激濑，人迹不能及；下则连山洪涛，千迭百折，其势若排云而降； 远则平原沃壤，曼延映带，茫然不绝，盖天下之奇观备矣！”（《怀麓堂全集· 文前稿》卷十一）其中用词雄峻，气韵纵横，充满了对家乡风物的赞美和自豪之情。
综上，正如朱彝尊《明诗综》卷二十二于“李东阳”题下注引胡元瑞云：“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何李，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唐、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固不易也。”李东阳对成、弘间的诗风形成及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茶陵诗派早期成员，主要由李东阳、谢铎等十几位翰林院同年及稍后及第的若干志趣相投的同僚组成。值得一提的是，此间他们多为平辈间的唱和酬答，尚未形成明显的雅集核心和明确的创作理论，但是却为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提出茶陵派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彭教在成化三年所作《席上咏史诗序》中说：“成化丁亥十一月甲子南至，翰林诸同年沿故约来会，饮予家。在酒所相与论昔功烈行义之士，盖悠然有遐思焉。于是自战国以来，迄于唐季，代取一二人，凡十人，书之片纸置盘，探中各赋一诗…… 诗既成，取而次第之，而复叙其所以如右。是日，惟舜咨以事不果来，罚如约， 诗亦追补云。”①成化十三年，又作《送侍读倪君归省诗序》写同年十一人为倪岳回乡省亲的情形说：“与舜咨为僚而进同年者，罗璟明仲、谢铎鸣治、傅瀚曰川、刘淳尚质、焦芳孟阳、陈音师韶、张泰亨父、吴希贤汝贤、陆鼎仪、李东阳宾之暨教十有一人，相与饮饯之。乃取昌黎韩子《送郑十校理诗》分为韵，率相知者各赋一诗以赠，通五十首为一卷。教不能赋，退而为序。”（《东泷遗稿》卷一）由上两条记载，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茶陵派早期成员构成，主要是天顺八年入选翰林院的十几位同年进士；他们的活动一般是或取材史事人物，或以名作分韵次之共同主题下的赋诗；对于不善即兴为诗的成员，一般作集会诗序，并对众人诗作加以编次，整理成卷，那些经常与会者即使临时有事不能参加，也要事后补做，可见他们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分工和规约。当然，除了这些同年交往之外，像吴宽、程敏政等稍后入院的进士，他们在诗歌创作旨趣和美学风貌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与李东阳等人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也把他们划归到广义的茶陵派中来。接下来，就对他们的诗文创作分别进行评价。
倪岳（１４４４—１５０１），字舜咨，祖籍钱塘，后迁直隶上元。天顺八年，与谢铎、李东阳等人一同及第，时年二十岁。此后不久，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中为侍读学士、直讲东宫，二十二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弘治六年为礼部尚书。《明史》本传称其“严绝请托，不徇名誉，铨政称平”，甚有政声。倪岳卒于弘治十四年十月，享年五十八岁，有《青溪漫稿》二十四卷存世。
倪岳与谢铎、李东阳等人为同年进士，且长期在翰林院供职，因此结下深厚情谊。倪岳病逝，李东阳为其作两首悼亡诗，其《再哭青溪》一诗称：“杏园醉后千花拥，柳院归时一字行。”（《怀麓堂全集·诗后稿》卷六）由此可见当年交游之盛。另外，倪岳与谢铎也私交甚笃。倪岳的《青溪漫稿》中有四首与谢铎的赠答诗，即《白云辞》《元宵会鸣治宅大雪得催字》《游西山诗答谢鸣治》《次鸣治卧病不赴斋居之作》，其中还不包括像《京师十景诗》（倪岳十首俱全）这样同题共作的作品。像他《次鸣治卧病不赴斋居之作》有“方泽圆丘祀礼兼，十年侍从幸同瞻”句（《青溪漫稿》卷五），从中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倪岳入仕之前就曾与二三交好酬唱频繁，像他《戊子新春日寄上谷诸旧游》“却忆旧时诗社客， 于今赓唱复何如？”（同前，卷四）《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七“诗社有人时送草，县门无吏不催租”（同前，卷六）即是证明。入仕后，倪岳“溺诗”的情况越发明显，黄佐在《翰林记》卷二十二及他自己在《翰林同年会图记》中的记载可证。此外，倪岳还有与晚进门生的赠和之作，如其《谢饯行诸门生二首》序称： “五月八日癸卯，京闱所取士之仕于京者，若给事中于瑁、屈伸，御史张纶、张天衢、郭镛，户部欧信、钱敬、张举、张定、郑洪，刑部熊祥、周东，光禄赵宏、方鼒， 中书李棨、郭旵，行人王雄，南京刑部张赞，进士张彧、翁玉、聂瑄、何俊，合二十二人，会饯于城东茶庵之新祠，因赋二诗以谢，且致望焉。”①倪岳零星唱和的例子也很多，如他《答玉署交情四首》序称：“体斋（傅瀚号）、东山（刘大夏号）、西涯（李东阳号）三同年以旧日同预吉士之选，交谊深笃，乃各赋古诗四章以赠， 题曰玉署交情。”②另倪岳题程敏政《焚香联句》后称：“成化丁酉正月八日斋居焚香，清寂之际，相与书三十韵，次第拈押，以遣夜怀。既成，俾予各录一通。
时与者六人，太仓张亨父、陆鼎仪，毗陵陆廉伯，海虞李世贤，新安程克勤云。”③ 其他像《青溪漫稿》集中《三月十二日肇开经筵岳以翰林旧僚叨侍讲读荐蒙燕赉感而有作》《端午会孟阳宅分得石榴》《甲午斋居答明仲用韵见忆之作》《恭祀献裕二陵和答明仲赠别诗韵》等，余例甚多，恕不遍举。
上述类型的诗歌占了倪岳诗作的多数，它们均呈现出典雅温厚、却略少骨力的面貌。他曾称：“最爱乘风琳馆，何妨步月瑶台。杏园芳躅可继，凤城雅唱宜裁。却羡斯文风味，不负翰苑情怀。”④即表现了对此类题材的偏爱。当然， 这与当时李东阳主导的诗坛风气也密不可分。明人靳贵称李东阳“盖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门者，号有家法。虽在疏逖，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竟风韵之末，而名一时”；杨一清又概括李东阳的诗歌特点说：“诗文深厚浑雄，不为倔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尽脱凡近而古意独存。”⑤ 前面已经指出倪岳自身十分推崇李东阳的领袖地位，然而他的诗歌并不全是清一色的馆阁辞章。他与谢铎一样还有许多关心国计民生的作品，李东阳在悼诗中就称赞其“平生爱国忧民意，仕路谁堪语肺肝”①，这类作品是倪岳的人生哲学及价值观念的直观体现。他在任东宫直讲期间所上的《孟子讲章》中说：“居于仁则存诸内者，有本而大人之体立；由于义则应乎外者，有制而大人之用行。体用两全，内外一致，士虽未得夫公卿大夫之位，而公卿大夫之事， 尚何所不备哉？”又“诚以仁义二者，乃天地间一个大道理。其本原于一心，其用则周乎万事。故天下之安危，国之治乱，家之兴衰，身之贤愚，都只在仁与不仁，义与不义两端上。”②他在为政期间是对上述观点躬自践行的。成化九年，上《西北备边事宜状》，提出“重将权以一统制”“增城堡而广斥堠”“募民壮去客兵” “明赏罚、严间谍以立兵纪”“实屯田、复漕运以足兵实而纾民力”等五条主张，均切中时弊；弘治七年十月，西洋国贡狮子，上《请却赛玛尔堪进狮子疏》，力陈其不可之由；八年十二月，类奏京师及各地灾异，提出“推行圣学”“豫节亲藩”“惩究欺蔽”“苏息贫穷”“慎用将官”“祛除民病”“惩戒奸贪”等二十七条措施，深得孝宗钦赏；八年十月，上疏请禁止番僧领占竹进京，“反复数千言。上读之而悟，诏中止。天下诵之”③。这些思想及行动无疑都体现在其诗作中，如他关心洪涝给民众造成的灾害时说：“去年六月足霖雨，顽云散天长不收。……秋来百钱一斗粟，民饥更着寒无裘。昨日已鬻乳下儿，今日又杀田中牛。嗷嗷仅博一饱耳，转眼亦复填深沟。郁塞那堪沴仍作，北邙弃骨成高丘。掩骼埋胔有遗令，嗟嗟守牧谁为谋？……如何六月雨不止，连绵恐欲伤田畴。……奔驰徒费雨师力，淋漓不解农夫忧。早寒暮热人重困，儿童往往成悲讴。端居对食不下咽，天意岂与斯民仇。”④诗中饱含了对农人杀牛充饥、卖儿鬻女的悲惨经历的深深同情，也表达出一位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之忧为先的良知和情怀。他关心边事的诗歌，如“烽火边城鼓角悲，黄沙漠漠北风吹。关山远隔云中戍，车马新屯灞上师。贾谊有才思报国，杜陵多病尚忧时。侍臣谁有如椽笔，拟撰燕然第二碑”⑤。倪岳秉承儒家仁义观，强调经世致用，与谢铎可谓殊途同归，诗集中涌现出上述针对现实时事慷慨感发的作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倪岳崇尚古雅，像他在为亡故的礼部尚书彭华作的神道碑中所推许的“为文章力追古作者，用意谨严，稿必数易而后成，虽诗亦然”①，这亦间接表达了他自己的创作态度。倪岳的诗歌有如下两个特点。
首先，喜用古人名戏拟同僚中与之同姓之人，亦庄亦谐，别有妙趣。他经常用“谢朓”代指谢铎，如“玄晖才更逸”（《青溪漫稿》卷三《腊月二日诸同年会饮予家……以纪终会云》）、“禹锡自应先致约，玄晖何事惜追欢”（同前，卷四《游西山诗答谢鸣治》，按“禹锡”代指同游友人刘大夏）；用“沈约”代指沈仲律， 如“到处定应逢沈约”（同前，《送周德源南还兼柬沈仲律》）、“清光长忆沈休文” （同前，卷六《分韵得分字送丁凤仪秋官南还兼柬沈仲律》）等。
其次，用古人名及暗用其相关典事。如“新寒未慰相如病，旧雨仍增宋玉愁”（同前，卷四《八月十四风雨之夕病中望舍弟消息不至怅然有怀》）、“黄祖尚憎鹦鹉赋，玉环宜愧牡丹亭”（同前，卷五《过济宁有怀旧游》）、“维摩病得句，终惭杜甫才”（同前，卷五《和汝行敏登雨花台韵》）、“须烦能画王摩诘，更着耽诗李谪仙”、“邺侯家富牙签万，亚父谋疏玉斗双”（《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一、其五）等。其诗中所用先唐古人较多，喜用旧题如《古意》《将进酒》《止酒》，其中多见“陶令”“贾生”“詹尹”等人名，但尊唐的迹象还是很明显的。他在《跋荆公绝句》中称“荆公《天童山溪》绝句一首，思致幽旷，有唐人风”②，可略见一斑。由于频繁用典，自不能避免重复蹈袭之累，如“自有尊垒娱北海，可无词赋继东坡” （《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六）、“北海才名重南国，东坡政誉满西湖”（同前，卷六《会饯蒋宗宜侍御赴南台即席次留别韵》），虽为工整，而略觉叠熟。
倪岳的辞赋多用“兮”字，具有明显的骚体赋特征。如《桢陵雪霁赋》以“兮”字为主，间用“之”字，或为句腰，或为句尾，分别仿照《九歌》句式及《离骚》句式，其描摹雪落之物态，纤微毕现，多骈字骊句，有平正典雅之风。如“望飞狐之口兮，渺琳琅之委籍。顾长城之垒兮，积琬琰之崔嵬。云中居其西兮，皎白云之缥缈。龙门居其东兮，粲素练之离披。……银为城兮辟重门以若璧，玉为道兮夹万井而如弦”③。其兮字句（含兮字）一般有七字，但也多见变例，如《炎暑赋》中就有“使丰隆玄冥屏气而不得申兮，何飞廉之颠狂”这样的变骚长句。这篇赋不像其他台阁体作品一味谀颂，而体现出相当的悲悯意识，如“且天下食力者众，岂尽闲逸如吾曹。彼菑畬之田父兮，冒烈日之熬熬。挽泉流以下灌兮，声密连兮桔槔。手耒耜而戴笠兮，肆藨蓘以立苗。……或牵牛以服贾兮，睠征途之迢迢。既壤之若燎兮，又逆旅之无聊。……若乃边关戍卒，称干立旄，夕枕藉乎金革兮，朝并驱乎两峱。想敌夫王之忾兮，而拟绝乎天骄。日扰扰而不得息兮，徒哀鸣以謷謷。……予徒食禄亦何补兮，重清职之逍遥。舍民困之弗恤兮，而欲据此以自豪”（《青溪漫稿》卷一）。其中遍举农夫、商旅、戍卒等人的艰辛，并与自身清显的职事相比，深具自责自省之意。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倪岳的一首“诗余”《望海潮·题水仙扇面》，上阕写扇面“冰玉为肌，沉檀为骨，天然素体倾城。鼓瑟湘潭，捐珰澧浦，凌波微度飞琼。何处是蓬瀛？正忍寒送目，借水成名。东阁官梅，两般标格一般清”（同上，卷九）。其中暗用《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典，且韵律深稳，雅正典重，具有较强的文人词的风味。
张泰（１４３６—１４８０），字亨父，号沧州，祖籍湖州，后迁至太仓。天顺八年（１４６４）进士及第，然而成化元年和二年，他的父母相继辞世，只得返乡守孝。
他在家服丧期间哀毁骨立，几不能起。成化七年丧期结束，授翰林检讨。成化十一年，任礼部会试考官。成化十六年升修撰，同年十一月九日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张泰为人恬淡自守，独喜为诗。与陆釴、陆容齐名，号“娄东三凤”。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有传，现有《沧州集》十卷，《续集》二卷存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沧州集》称：“初与李东阳齐名。后东阳久持文柄， 所学弥老弥深，而泰不幸早终，未及成就，故声华销歇，世不复称。今观是集， 大抵圆转流便，而短于含蓄，正如清水半湾，洮洮易尽。”①这大致指出了他的诗文特色。张泰在当时虽然仕路不显，然而诗名很大。陆釴在给他所作的墓志铭里说：“为文务自己出，视韩柳若不暇模拟，直欲追两汉先秦以上；诗则根据杜子美。少尝学李白，音韵铿锵，雄健俊逸，随事赋咏，各当其情。由是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有亨甫，至京师必欲求见，得一诗以为荣。”②他既为吴中人士，不免沾染吴中文风习气，表现出以自娱为目的的创作风尚，但其作品更多地转向茶陵诗派主体的风格。李东阳对张泰的创作风格颇为肯定和赞誉：“原博（即吴宽）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即张泰、陆釴），皆脱吴中习尚，天下重之。”又在《麓堂诗话》中说“亨父天才敏绝，而好为精炼，奇思硬语，间见叠出，人莫撄其锋”。从上面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复古风格与陆釴是非常接近的，再加上都英年早逝，更令李东阳、谢铎等同道唏嘘不已。他的作品用词清绝，大部分诗作为唱和、应制和题赠而作，涉及题画、馈物、赏玩、送别、贺寿、悼亡、咏史等等，诗风有古意，境界超拔。这一点尤令李东阳不吝赞词， 他在《题张沧州遗诗后》说：“清古翘拔，无一字犯俗。虽偶书旁集，若精择而后得者。”（《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二十一） 张泰唱和诗占其诗作相当大的比重，风格淡雅闲适。他与陆釴的酬唱最多，涉及两人唱和交往的诗歌近六十首。两人互相切磋、唱和不绝，如《与鼎仪行田间》《冬夜怀鼎仪》《夏雨忆鼎仪》《共鼎仪宿文量馆》《夏日鼎仪小轩酌》《就鼎仪夜酌交咏成篇醉余不记某出某句》等，以此看出他和陆釴的关系密切，以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从《沧州集》所载诗中可以看出张泰与谢铎也有着密切的交往。其写给谢铎的诗有《奉答谢鸣治编修去秋玉堂见寄》《答谢鸣治用韵言怀》《斋居次鸣治韵兼柬宾之》《会缌亭诗谢鸣治敕为宝庆守致仕归作亭》（自注：寄诗鸣治，为和三首）、《为谢侍讲故人题竹冈》《二月廿四承谢侍讲招适以工筑不赴诸公联句示及答以其韵》《用鸣治见寄韵自赋》《怀宾之与谢鸣治联句》等若干首。
前面已经提到，在进入翰林院之后，李东阳、谢铎等人之间同年聚会非常之多。张泰也是他们座上常客，他有《同年会》一首，其题下注称：“二月十八日，会于季氏第。”另有《方面同年八人来同宴于明仲宅》《偕文量鼎仪会用常》（均见《沧州续集》卷上）、《同年会》（《沧州集》卷五）等等。仅举他与谢铎酬唱的内容，就如《怀宾之与谢鸣治联句》：“西涯走马踏春归（泰），芳草春风旧路微。故国湘南回雁远（铎），碧云天北美人稀。花间水寺迷游躅（泰），鼓响山楼忆倒衣。寂寞清尊今日话（铎），百年相对谢玄晖（泰）。”（《沧州续集》卷下）《奉答谢鸣治编修去秋玉堂见寄》：“穷路泣孤子，瀛洲怀列仙。不见谢灵运，空吟春草篇。畴昔比连枝，今随断蓬旋。芙蓉抱弱质，憔悴凉风前。迟迟岁华晚， 渺渺云泥悬。瞻望起长揖，功名付才贤。文章贵补衮，鹄立当尧天。吾将肆情志，钓海以终年。”（《沧州集》卷三）《为谢侍讲故人题竹冈》：“太平新县台州东， 竹冈可与桃溪通。知贤近得谢康乐，好客今多陈孟公。苔径常时闻佩玉，草堂无日不清风。何当醉踏石桥去，径坐秋山晚翠中。”（《沧州集》卷九）《次韵酬谢公》：“紫陌朝朝尘点袍，只应方外息尘劳。空华薄玩九秋菊，幻境那寻千岁桃。
印海寺形占地胜，抱京山色上楼高。天台雁荡吾兹试，诸谢须容洒醉毫。”（《沧州集》卷十）从以上诗作中可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也非常融洽频繁。张泰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李东阳亦有着密切的交往，如《忆昨酬李宾之》《宾之约观荷不偶》（《沧州集》卷三）等，恕不一一详举。
减去居家守孝的七年，张泰身在翰林院大概有九年左右的时间，应该说诗歌中的馆阁气还比较浓厚，作品中就有一些关于馆阁生活的描绘，以粉饰太平、颂扬帝德为基本特征。如《子月纪庆》：“退朝歌燕翼，私庆太平臣。”（《沧州集》卷四）《清宁宫圣节有述》：“车马尘埃九陌风，依然天上是晴空。新寒不入长生殿，广乐方陈兴圣宫。内子趋朝仙佩接，外庭沾宴寿杯同。小儒闲纪升平事，闭户清吟半醒中。”（《沧州集》卷九）翰林院的生活相对优裕清闲，又加之他在家很长时间，因而那些鉴赏品题、山林游赏、官署赠和等题材的诗成为他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对翰林宫苑景色加以描绘的，如《翰林斋宿》：“天近瀛洲第一峰，清斋还蹑旧游踪。……十年多病沧浪客，不寐狂吟庆此逢。” （《沧州集》卷五）表现出清闲淡适的生活情调。有对日常生活加以描述的，如《闲述》：“供奉常依玉陛晨，逍遥谁厌是闲臣。古来文字从头玩，天下贤才任意亲。”（《沧州集》卷十）有对山水风光秀美的描述的，如《游金山》：“秋水浮单舸， 晴峰落半江。”（《沧州集》卷四）有对赏鉴字画加以描绘的，如《题画竹》：“九疑山碧楚天空，江上佳人思不穷。日暮南陵修竹冷，鹧鸪声里起秋风。”（《沧州集》卷二）有对天气变换加以描绘的，如《晴述》：“夜雨朝晴不作泥，更无尘土翳平堤。却怜绕郭皆山色，安得千峰入马蹄。晚色未看宫树改，秋声早听暮砧齐。寒空冉冉纤云去，可为凉风起关西。”（《沧州集》卷九）总之，其写景之作视觉独特，描绘精工细腻，惟妙惟肖，叙述准确到位，层次分明，读其诗风景如现眼前。
张泰的诗作中最有特色的要数咏史诗、拟古诗，正是这些诗奠定了他在当时诗坛堪与李东阳比肩的地位。他的咏史诗以歌咏历史人物为主，如《咏苏武节》：“朝持汉家节，暮持汉家节。节存汉家信，旄落胡天雪。雪中持节苦，不惜指冻折。朝光动沙碛，仗节朝汉日。”（《沧州集》卷一）再如《读史》（《沧州集卷六》）、《读萧何传》（《沧州集》卷七）等诗作，也都表现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思索和咏颂。拟古诗主要体现在对杜甫等唐人的同题之作和对乐府古题的模拟上。如他有《秋兴》四首，显然出于对杜甫《秋兴》八首的模仿，其一首有称：“楚国山川悲宋玉，蜀州琴酒困相如。”其三首有称：“宋玉有才宜自爱，悲秋何必重增欷。”（《沧州集》卷一）都表现了以古人自比的情怀。另一些是乐府古题的写作，如《思凰操》《哀雏操》《公无渡河》《明妃怨》，有些径称《拟古诗》等。
他在《游仙词十七首》序中说：“客边独夜，寒清寐少，虽怀欲想，不无乱诸心。
因作诗拟游仙体，使心有所系。然皆随意率成，真耶妄耶？醒耶梦耶？不自知也。亦聊以陶吾情，和吾声焉。”（《沧州集》卷二）可见，这些拟古诗寄寓了他无限的现世情怀。
庆悼之作较多，亦是其作品的又一特点。庆贺诗作多集中在祝贺他人升迁、贺寿等诗作中。如《送沈仲律主事南礼部》《送人从军》《送金生楷》等。哀悼诗如《哭年尚书》《哭柯学士先生》《挽参议李炯然》等，诗作多感情真切，凄婉动人。此外其诗作中亦有抒发亲情之作，格调清新流畅。如《小女生日作》： “去年汝初周，汝哥比尔长半头。夺汝所美汝不争，似能有让性固柔。”“愿儿慰情长勿迟，阿爷苦乐见得知。南风, 帏一杯酒，泪湿娇儿锁项丝。”（《沧州集》卷八）此诗开头通过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对女儿的疼爱，诗末抒写了深沉的感慨。《沧州集》中亦有一些赋作，如《悲清秋赋》《促织赋》《双桂赋》等。其中《悲清秋赋》摹拟《九辩》风格，赋作中多用兮字句，表现出了清秋悲凉的感慨。
刘大夏（１４３６—１５１６），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人，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正德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一岁，谥忠宣，事迹见《明史》本传。有《东山集》存世，然《四库》未收，知清时已不多见。今有其后人刘乙燃据家藏本整理的光绪元年刻本，即《刘忠宣公遗集》九卷附录年谱二卷，收在《四库未收丛书》第６辑第２９册中。此外，邵宝《容春堂集·前集》卷十五《东山公前传》、陆深《溪山余话》、杨一清《关中奏议》均对其政绩遗事多有记述，可补正史之阙，这些都为了解其生平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刘大夏与李东阳、谢铎为同年进士，交谊深挚，终老不渝。他在晚年发配肃州所作《过六盘山遇雪有感寄西涯阁老》一诗中说：“寄语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几时还？”（《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卷一）即视李东阳为一生的知己。李东阳看到此诗之后百感交集，他在《与刘东山先生书》中回复说：“自得六盘山之作，读至末句，令人黯然销魂。不敢以病告时不预其事为解，计穷力竭，俟命与时，不得不然者。……是日复得邃庵所致手书，有经六盘之句，因忆元白梁州神交故事，悲喜交集……方石二月内寿终，贞庵固无恙……非平生知己，谁则信之！”（《刘忠宣公遗集·附录文》卷一）李东阳一方面为因病没有及时为其冤狱辩白而内疚，另一方面又为谢铎亡故、同年老友晚年不幸而悲伤。在李东阳的交游序列中，谢铎和刘大夏总是放在第一层次的，如他《慰东山刘司马哭子次谢祭酒韵二首》《闻刘东山司马致仕之命是日得谢方石祭酒到家日所寄诗感而有作》等一些诗作均将刘与谢并提，尤其在《与刘时雍》一诗中说：“客从方岩来，戒我作诗疾。君来索我诗，谓我意所适。深言中奇病，二子皆我益。” （《刘忠宣公遗集·附录诗》卷一）“方岩”之客即为谢铎，“君”自为刘大夏，两人一戒一索，均令李东阳大为感动。刘大夏与谢铎交往的诗歌也有许多，如《寄天台谢侍讲》（题下注：时谢已引疾家居，适寄至写怀十韵）、《寄和谢李二翰林联句韵》《初至张家湾和答谢李二内翰林韵》《送鲁国英和谢李二翰林韵》《方石见招未赴蒙送白鲞诗以答之》《冬至前一日往约方石明旦同入贺偶然不值》《冬至早入贺至阙门与方石分手后偶成》《和西涯方石二公席上联句韵二首》《谒李老先生墓次方石韵》《次方石方岩书院韵》等等，从上述诗题中可以看出刘大夏有些诗同样是写给李与谢两人的，三者交往的融洽程度自毋庸置言了。
经过刘氏后人整理的《刘忠宣公遗集》九卷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即《刘忠宣公文集》一卷、《宣召录》一卷附《刘忠宣公家规十条》、《诗集》三卷、《西行稿》一卷、《附录文》两卷、《附录诗》一卷。从他自己的诗文可以看出其一生的心路变迁及文学创作不同阶段的特色；附录诗文则为李东阳、何孟春、李梦阳、何景明等时贤及此后和入清以来的慕名者所作，可以略见刘大夏在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
刘大夏曾在《过六盘山遇雪有感寄西涯阁老》一诗中自称：“平生自顾百年间，九分驰驱一分闲。”这基本是他一生仕宦生涯的真实写照：成化元年本有机会继续留在翰林院，他却主动申请到兵部作职方司主事，成化十九年因得罪宦官，曾短暂下狱；次年要求外调，为福建右参政；弘治五年，转浙江左布政使； 弘治七年，因山东按察副使杨茂仁治黄期间上书奏事得罪宦官，其亦遭连累贬为长沙同知；弘治十四年，为兵部尚书；正德元年致仕，次年又因刘瑾、焦芳等人陷害下狱，远贬肃州；正德五年返回，肃州三年间汇成《西行稿》，时年已七十五岁。他一生奔走，一直与宦官权要斗争，虽屡屡受挫，却赢得了显赫的声誉， 尤其是弘治十四年任兵部尚书之后，越发为孝宗倚重。清人孙承泽纪其事说： “国初升六部尚书正二品，以中书之事分隶之。是今之尚书，犹宰相也。景庙之朝于谦，孝庙之朝刘大夏，倚毗亲切，未尝以东阁处之。盖以六卿之职展布有余，名位未尝不足故也。”（《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某种程度上，刘大夏在孝宗朝参政问事的过程中扮演了前代宰相的角色，这从他的《宣召录》所载与孝宗的问答内容可以看出；而这种宠遇也引起了同僚的猜忌，正德二年为刘瑾陷害，同年焦芳亦预其事，自不能排除这层原因。弘治四年在广东任右布政使期间，陈献章曾问及修身治国之道及学，他说：“予存心之功什九，致知之功什一。”（《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一）他又在《读书箴》一文中说：“贵熟不贵多， 贵恒不贵苦，贵自求，尤贵资人。”（《刘忠宣公遗集·文集》卷一）这些均说明了他强调内修外用，而不注重章句著述之学的思想倾向。反映到他的诗文创作中来，则是去浮华、讲实效、言时弊、求治世的境界追求。
当然，刘大夏还有崇尚文人闲雅志趣的一面。他从肃州返乡之后作《鹿角山庵记》说：“予虽性癖爱山，而牵于功名之欲，故百年之间奔走四方，南越衡岳，历五岭；北极云中，登恒山；壮岁理马政，修漕道，则三登泰岱之巅；而晚年西谪，又过六盘，度秦巅，直抵醴泉，望玉门关而还。早年，爱一鹿角山”云云（同前）。李东阳又从至交的角度评价说：“公虽身在廊庙，而山林泉石之兴，未尝一日忘于怀也。”（《刘忠宣公遗集·附录文》卷一）这种林泉之好反映到诗赋中来，又体现出清丽明快、情趣盎然的特点。总而言之，简练务实与雅丽明快构成了刘大夏的总体创作风格。
从刘大夏文章创作角度来说，像《覆金洪陈边务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议行武举疏》《陕西马政疏》《河防运粮疏》《灾异陈三事疏》等篇，均要言不烦、切中时弊，而无馆阁文臣常见的词义繁缛、不达宏旨之累；诗歌则多有忧国忧民之思，偶见放怀山野之趣，也符合诗教敦厚之旨。总结起来，可以把他诗文特色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关心国忧民患，豁达积极的人生态度。早在成化元年，他主动放弃翰林院清显“仙班”的待遇，要求去兵部任职，并说：“为学不力，孰与就习吏事， 有惠及民也。”（《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一）成化二十年，他请求外调，又称： “郎中转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时，见府县政事不得其平，辄曰：使我做时，某事当如何行，某事当如何罢。今幸登朝，不得一亲民官，非素志也。”（同前）正是基于这种为政亲民的政治立场，弊政民瘼自然成为他诗歌中必不可少的素材。像《送尹佥宪都屯河南》“乘骢莫惮时巡苦，宵旰怀民正若伤”（《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一）、《赠别公实亚参》“民力竭已久，茧丝日益烦。功名良可愿，所贵念元元”（同前）、《官窑舟中与廷玉大参夜话蒙廷玉惠诗奉和原韵》“丹心老去犹怀阙，白发年来欲满冠。同被君恩来百越，敢将民瘼等闲看”（同前，卷二）、《登邕州城楼》“安民未敢辞边徼，恋主常怀倚禁墙”（同前）、《过浔州有感》“依村男女多亡业，附郭人民半是猺”（同前）、《经浔境奉规钟粤太守》“烦君更把民财惜，收拾龚黄道路谣”（同前）、《留别陈白沙先生》“闻道浙西民更苦，不知何药可疗穷”（同前，卷三）、《在曹濮间大旱遇雨喜而赋此》“万里平原麦未收，三农忧念更无秋”（同前）、《在张秋初得河议奏报》“万里封章达紫宸， 上忧国计更忧民”（同前）、《元日感怀》“父老出门愁国税，儿童乞食说家贫”（同前）等，都体现了他视民如伤的悲悯情怀。另外，有些诗也笼统抒发了他报君为国之志。像《彰德别叶庭茂和韵四绝》其二“乾坤无数江湖客，谁识庭帏尔我心”（同前，卷一）、《海上偶成》“半生常抱古人忧，奉命南巡未敢休”、又“丹心报国时犹壮，白发催人岁易流”（同前，卷二）、《龙门驿除夜次顾秋官韵》“衣冠诗酒今宵乐，廊庙江湖两地心”（同前，卷三）、《雨中登吴山紫阳庵》“湖山暂息杭人赏，廊庙惟怀范老忧”（同前）、《和同患姜知府韵》“廊庙江湖总是忧，范公先觉更谁俦”等（《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它们结合刘氏出处朝野之际的政治经历，无不体现出他始终如一的报国之忱。刘大夏虽多次陷于逆境中，但是仍然保持着淡定从容之心。在即将远贬肃州之前，他写《出锦衣卫别在狱同难公卿十八人》说：“谈笑喜陪三月乐，别离同有百年忧。东西南北逢人处，忘却于今一会不？”（《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卷四）对同时在押的同僚极尽慰勉之意。又在被贬期间写《独坐写怀二首》，其一说：“闭门尽日浑无事，检点襟怀学赋诗。”（同前）闲弄笔墨、自求多福的心态甚明。综上，就诗歌创作的思想性特征而言，刘大夏在茶陵派中无疑与谢铎非常接近，他们同为茶陵派创作题材的多元化作出重要的贡献。
其次，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式的为诗方法。刘大夏为诗并不专宗某派，但是却喜在诗中化用前人名诗丽句，颇有宋代江西派的风范。像他《游西山五首》其二“禅房未了看花兴，清梵空闻隔叶音”（《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一）， 前句由唐常建《破山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化出，后句则由杜甫《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化出；其《六月三日登净寺望西湖》“谁将西湖比西子，此日凭栏忆老苏”（《同前》），则显由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句化来；其《送邓朝仪进士归省》“礼乐三千达帝关，贾生才调动天颜”（《同前》），则由李商隐《贾生》“贾生才调更绝伦”句化来；其《送谢原吉谪南宁》“莫道此行身便了，百年事业待重来”，由杜牧《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化出；《彰德别叶庭茂和韵四绝》其二“尊酒论文入夜深，共嗟短发不胜簪”（同前），前句由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化出，后句为《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化出；其《登泰山柬同行韦中贵》“眼前俯看群山小，独有青天在上头”（同前），前句由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出；后句由杨万里《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化出；《夜坐公署因颂唐韩翃寒食诗有感遂用韵写怀》“弦管满城人尽醉，风流宁数五侯家”（同前），则显由韩翃《寒食诗》末句“轻烟散入五侯家”化出；《香积寺禅房偶成次文量韵》“偷得浮生半昼闲，禅房消散似无官”（《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二），则显由晚唐李涉《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化出；《归过六盘山再用去日旧韵一首》“凭谁寄语中州子，前度刘郎今已还”（《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四），显由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句化出，等等。上述九例撷取原词甚至旧句的痕迹都较为明显，那些借鉴意象、新设意境的如《人日读高达夫诗有感因怀草堂松竹梅柳》等，则更为隐秘，达到令人浑然不觉的程度。刘氏在前人诗句方面的移花接木，固然缺少艺术原创性，但毕竟也是一种别出心裁的二度创作。他把精心挑选出来的断圭残璧重新装嵌到自己构织的诗意框架中，并在或意味深长，或轻快明丽，或抗尘奔走，或伏案静思等不同主题的驱遣下，使它们重新熠熠生姿、负载新意，总体上体现出浑厚清丽的特色，这与时下以集古、赝古入诗为能事的做法，还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谈及刘大夏的诗文风貌，其后人刘世节评价说：“其属文赋诗，简易明白， 下笔立就。不务巧纤艰深，而词旨浑厚和雅。尤善章疏，才数语而事意具足。” （《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二）应该说，他并没有夸赞乃祖的意思，此评是基本符合刘大夏创作实际的。
彭教（１４３９—１４８０），字敷五，号东泷，吉水泷江人，天顺八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预修《英宗实录》。成化三年八月，《实录》修成，升为侍讲。成化八年、十三年，分别为礼部会试考官、顺天乡试主考。成化十五年三月，进讲经筵。次年七月九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二岁。今有《东泷遗稿》四卷《制策》一卷《附录》一卷存世。李东阳在《东泷遗稿序》中评价说：“杂文歌诗衮衮不竭，及读礼之余，日就超诣，则刊落华靡，澡雪铅黛，益为简洁峻绝出群之作。观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虽一时快意适兴之所为，瞬息信宿，已自不满。片纸断墨，不悉存录，今所辑者，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于此亦可观矣！”这将他敏于为文、力追古人的特点揭示出来了。
彭教是早期茶陵派的重要成员，他的文学才华及品德操守在同年中都颇孚众望，后期在遭遇父母及幼子去世的打击之后，体质日衰，同年存问款深者甚多，他在《与罗明仲》一信中说：“鸣治、宾之比辱示问，情词郑重，厚意久未报。曰川闻已有归期，或得一执手于江风山月之间；师召岂尚留闽中耶？尚质、孟阳、汝贤、舜咨，想皆安吉，不及一一奉书，烦示此纸，使知鄙拙近况如此。”（《东泷遗稿》卷二）由此，可以略见彭教在同年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向心凝聚作用。
万历三十八年春孙之益为作《彭东泷先生遗稿序》，评价彭教的诗歌说： “顾句比字拟，颉颃中原，其模苏微妙，未知孰胜？至以文足言，以言表行，舍先生谁与归哉？”继而罗大纮在《孙侯刻彭状元文集序》，评价他的公文写作说： “永宣间制策，文辞如奏曲者。楚些越吟，巴歈吴讴，繁音错陈，杂以夷舞，而忽闻太古和平雅淡之声，骛怪之士，庶几少息，又使里中文学复睹。”前者述评彭诗借鉴苏轼，几可乱真；若言字面清新则可，其浑厚渊深则不及，而且其汲取古诗及陶潜诗风尤多，并不限于苏轼一家。后者认为彭教的策对奏章平正雅训有之，而具力矫繁芜怪奇之效，则嫌捧扬过当；毕竟他生年短促，位望有限，事实上，直到李东阳入阁主事，茶陵派大兴之后，平正典雅之风才得到广泛普及。
然而，彭教的诗文净雅清谧，有种天然的超尘拔俗的气质却不容否认。像他《秋景为罗养蒙题》一诗云：“雁影接寒远，山色凌秋岩。碧琐疏帘净，黄花凉雨纤。不须弃潦倒，吾意于陶潜。”（《东泷遗稿》卷三）就显得诗调高远、清兴发越。他末句道出了心慕手追的对象是陶潜，却显然又多了几分工整雅致。他诗中景物往往色泽鲜明、描摹工细，并能与整体情境自然吻合，如《别王贤秀文》云：“客馆清樽忆屡过，晚风华月伴高歌。明朝一棹东南去，烟雨江亭绿树多。”（同前）又《瓜州授常州回使柬龙太守》云：“离离沙岸云笼树，漠漠江城雨入楼。一枕红酣清梦足，橹声歇处是瓜州。”（同前）他注重通过自然风物本身来传达内在情感，并擅长为中心意象着色赋形，如“晚风”“华月”“烟雨”“绿树” 等均为偏正结构词组，且起修饰作用的词分别表明了中心词的时间、亮度、形状、颜色等特征，有使人耳目清亮的表达效果；另一诗中“沙岸”“江城”以“离离”“漠漠”修饰，更见雨中朦胧之姿；“清梦”用“一枕”来指称，旅程用“橹声”来比量，又使抽象之体化为具象之物，可谓化凡庸为奇趣。他吟咏的对象一般是梅、竹、鱼等秀洁轻灵之物，如《竹外一枝梅》有“晴窗见疏枝，座上春可掬。山阴带残雪，水影兼远绿”句（同前），其先将梅花的“疏枝”作为春的象征，给人春天“可掬”的亲近感，然后又转入残雪虽存、春意萌荣的环境描写，将梅的象征性特点进行了合理的烘托，可谓实现了景、理、情三者的有机融合。
彭教诗中较少运用现成的典事入诗，避免了似曾相识或剞劂为文的通弊， 又不轻易以经史入诗，妄作轩轾，因此辞藻清丽，流畅婉转，平易可亲。这种诗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强调内修的人生哲学观。他在《必葺斋》中说： “德以葺而备，居以葺而完。”又在《讷轩》中说：“无言胜强聒，静默含周醇。” （《东泷遗稿》卷三）从彭教的一生创作仕历来看，他的道德品格与文品诗格是一致的，他在内心追求一种修缮德性、安定从容的精神境界，理应是他诗歌韵味产生的深层原因。当然，有时他也会巧妙地化用一些名诗名典，如《戊子五月五日饮宾之家席上和韵》其二末句云“吟身须觉腰围减，刚被人嘲太瘦生” （同前），前句即用萧统服丧至孝，带减腰围之典，此处则指勤于构思之憔悴枯槁；后句出于李白《戏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他有时还会借鉴先代作品中的意象和意境，如《送长史郑先生》“非晚汉廷须贾谊，未应闲杀楚江滨”、《别邓义教授》“行寻芳草纫秋佩，坐卷疏帘读楚辞”、《宴瑞贤亭》“偷闲逐少非吾事，濯足沧浪万古心”，多出于楚辞。他嗜古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像其有集古诗《答宾之编修》二首，集句涉及的诗人有张籍、王安石、鲍防、朱熹、陆游、陈子昂、陈师道、苏轼、范成大、杜甫等，可见其兼宗之广。
彭华在其墓志铭中评价他的文章成就说：“为文章奇气逸发，光彩夺目，而章锻句炼，典则森严，评论古今，是是非非，确然不可拔，于事无微钜，动欲方驾古人。”（《东泷遗稿·附录》）傅瀚也在《故翰林侍讲彭先生行实》中说：“下笔为文辞，操纵翕辟，不局于法，而旁谕曲证，奇气逸发。譬之蛟腾豹跃，急缚之，有未能者，而其间浑厚典则，自足起人敬慕。……间尝语予曰：吾于大任未敢， 必假令得一县，则虽甚繁剧，吾固敢期于有成。观此，则敷五所蕴可知矣。”（同前）就《东泷遗稿》前两卷的策对序跋来看，彭教的文才形式未必如彭华、傅瀚两人所称博绝宏丽、逸兴横飞，但在政治思想层面的力求致用、崇尚气节的特点却是符合的。他强调修身致用的意义，其在《制策》中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非本之修身，则无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体斯道，而行万化，其在此乎！” （《东泷遗稿》卷一）在他看来，只有自身保持良好的修养状态，才能在家国社会层面有所作为，后者也正是前者的必然归宿和目标。
此外，他还强调山水风土对人的气质形成的作用，如其在《送萧大礼序》中说：“吉之山水，秀拔而清激，其人多负气，不肯少自屈下。其士婉娩软媚为巧宦者，常少；而肮脏戾佶抗直自将者，常多。谓其风气使然者，非耶？”（《东泷遗稿》卷一）彭教此种观点应该说渊源有自，《汉书·地理志》《典论·论文》《隋书·文学传序》等篇相继涉及这一论题，并使其由单纯的议论民风，发展到探讨士风文风的形成，为地域文人及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彭教此处尚从士风构成角度立论，间接地流露出自身对抗直不屈的人格范型的追求。
客观地说，他的文并没有诗的成就高，像他《启同年诸公》写同年雅集时“连茵接席，宁辞形秽之嫌；倒屣迎门，预接神交之想。意不在酒，方将醉公瑾之醇醪；书不尽言，岂敢博子瞻之佳简。苍头速去，青眼遥临。”（《东泷遗稿》卷二）虽然骈句整饬，对仗工稳，却基本都是用惯常之典充塞堆砌而成，因而艺术性价值不高，这比起他较少用典而自显清丽的诗歌来说，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程敏政（１４４６—１４９９），字克勤，休宁人，成化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 事迹见《明史》本传。有《宋遗民录》十五卷、《篁墩集》九十三卷存世。
程敏政与谢铎交好，集中有《八月二日与谢鸣治太史分献文庙时大学士彭公主祭》《出塞行》（题下注：与罗璟明仲、谢铎鸣治、李东阳宾之、倪岳舜咨、焦芳孟阳同饮彭教敷五宅，喜官军将征迤北而作。丙戌十月）、《次韵原博宾之舜咨鸣治赐宴联句》《次谢鸣治侍讲韵》《正月十二日庆成宴后有怀宾之用鸣治红字韵》《罗明仲以所和谢鸣治〈枕上有怀李宾之〉之作见示倚而和之》等七首，以及《与谢鸣治祭酒书》一篇。程敏政与李东阳、陆釴、倪岳、焦芳等人也唱和频繁，如他有《成化癸卯冬至谒陵与李宾之学士联句》二十首、《西涯十二咏为李宾之太史赋》《三月十七日原博谕德饯汝玉给事于玉延亭会者宾之学士于乔谕德济之世贤侍讲曰川校书道亨编修暨予得联句四章……手录此以致缱绻不已之意》《万福寺送文明与倪舜咨李宾之二学士傅曰川吴原博谢于乔三谕德林亨大修撰陈汝玉给事李士常侍御联句》《成化甲辰长至日走与倪翰长舜咨吴同寅原博及李子阳、白秉德二太史有陪祀西陵之行。前此谒陵赓倡最盛，至是诸君子复将继之，予谢不能。然往返之间，天日佳胜，无风雪载途之苦，亦自不能嘿然。有倡斯和得十有八篇，借韵者十五，联句者一，限韵者二。舜咨请书一通用备故事联句一篇则秉德书之……是行也，费司成廷言实与之偕，然分祀东陵道中相失，其所得者当附入云》等等。
程敏政精通经史，工于考据，于空疏的学术环境中独树一帜。李东阳为作《篁墩文集序》称：“吾友篁墩程先生，资禀灵异，少时一目数行下，英宗朝以奇童被荐入翰林，观中秘书。用诗学及第，读诵常至夜分，遂能淹观群籍。下上其论议，订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为学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见，而于朱子之说尤深考核，自以为得我师焉。赜探隐索，注释经传，旁引曲证，而才与力又足以达之。虽皆出于经史之余，而宏博伟丽，成一家言。质诸今世，殆绝无而仅有者也。”①在《篁墩文集》前五十九卷文论中就有相当篇幅用于讨论典章制度、经史疑难等问题，显示出他深湛的学识功底。其卷六十至九十三是赋、词及诗作，其中亦有大量的咏史、论诗的篇什，观点鲜明，特色显著。
程敏政论诗具有尊唐的倾向，如他《李白墓》一诗中称“采石人家空奠酒， 盛唐诗派不传衣”，但他同样不偏废宋诗，宋人中则最推崇梅尧臣。其《宿宛陵书院》一诗称：“自从删述来，诗道几更变。骚些无遗声，汉魏起群彦。谢绝及宋沈，入眼已葱蒨。颓波日东驰，李杜出而殿。当时多浑成，岂必事精炼。云胡倡唐音，趋者若邮传。坐令诗道衰，花月动相眩。千载宛陵翁，惟我独歆羡。
翁词最古雅，翁才亦丰赡。一代吟坛中，张主力不倦。遂使天地间，留此中兴卷。如何近代子，落落寡称善。纷纭较唐宋，甄取失良贱。无乃久浸淫，曾靡得真见。”②他认为孔子删述《诗经》、楚辞兴起以来，至唐代李杜出现才力挽颓波，趋于兴盛。但后人不知唐诗精髓在于自然浑成，因袭雕琢反而背于诗道。
梅尧臣深具才识，遣词古雅，乃是诗道中兴的代表。基于上述认识，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明代诗坛动辄品评唐宋，却造成良莠不分的局面。上述观点对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称“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的不全面的看法， 无疑多有补裨作用。
程敏政不抑宋的批评立场的另一个表现，还在于他的许多词作。他用到的词牌有《风入松》《点绛唇》《满江红》《木兰花慢》《沁园春》等，像《风入松·草桥阻风雨作》下阙有“江南江北家千里，心随舵去住无因。兀坐悄然自数，半生多少苦辛”句，言简而情深，颇动人心。
程敏政与倪岳一样也尊崇古雅，除了对梅尧臣“最古雅”不吝赞词外，他还耽于名句的缀结玩味，作有许多集句诗。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提到集句诗说：“集句诗，宋始有之。盖以律意相称为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为，要自不能多也。后来继作者，贪博而忘精，乃或首尾横决，徒取字句对偶之工而已。”程敏政则缀结手法纯熟，意韵流畅贯通，趣味横生。像他《乙酉岁瀛东别业杂兴集古》诗用到王维、杜甫、白居易、杜牧、杜荀鹤、司空曙、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等人的诗句，其中“鸡犬图书共一船（杜牧之），傍花随柳过前川（程明道）。醉来睡着无人唤（杜荀鹤），只在芦花浅水边（司空曙）”，其自如出入于唐宋之际，读来回味不尽。
由于对经史的偏好，程敏政作有许多咏史诗，像《大明中兴铙歌鼓吹曲》《咏史十四首》《隐士》五首、《读宋史》等等，这一点与谢铎是共通的。这些论史诗建立在他深厚的史识基础之上，其集中录有《老氏论》《隋论》《狸奴论》《狄仁杰论》《伍员论》《陈平论》《孔明论》《宋太祖、宋太宗授受辨》《论董公、徐洪客》《论曹操》等若干先代人物专论，四库馆臣评价说：“敏政学问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谈无根者比。特其才高负气，俯视一切，故议论或不免偏驳。……然明之中叶，士大夫侈谈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独以雄才博学，挺出一时。集中征引故实，特其淹博，不加详检，舛误者故多，其考证精当者，亦时有可取，要为一时之硕学，未可尽以芜杂废也。”①可谓立论精到，允持厥中。
程敏政的诗还有批判现实的一面，如《书所见十四韵》称：“大水那能望有年，恤民恩诏喜拳拳。事凭公廪终难济，情到官庄最可怜（自注：河间一府，官庄共一百三十余处，少者三五百顷，多者千余顷，甚至有跨县者）。占取膏腴多极万，索来金谷动盈千。税于子粒偏加重（自注：公田亩起科多至三升，官庄亩起子粒三斗），赋入荒年亦未蠲（自注：今岁凡被灾之处，或免三五分，或免七八分，或全免，惟官庄亩科银一钱二分）。港次半收烟火价（自注：凡近庄芦苇场，不许人樵。樵者皆先纳烟火钱，方许），野中分握草场权（自注：凡近庄草地，有官马入其域，不论千百数，悉拘之。每马科铜钱三十文，始释）。鸡豚已尽田间利（自注：凡官庄纳子粒时，二顷附纳一猪，一顷附纳一羊，或一鹅， 二十亩纳一鸡），舟楫仍需水面钱（自注：近官庄地被水没者，往来必须舟渡。
每舟月科银三钱，谓之水面钱。其田在官河两岸者，亦终岁科此钱）。泛使不禁频去住（自注：庄主每岁四季遣人征子粒诸色。其家臣八人，率游手六七辈，直入官府，呼叱守令，日需下程，鸡、酒、鱼、面诸物，官府不能诘），小民何日许安便。伐残桑枣惟余地，典尽车牛莫诉天（自注：今岁大水，桑枣多死者，因伐以偿官庄。地中寸草不生，车牛俱贱折售于官庄）。罪絷便连儿女辈（自注： 每子粒不敷，庄主即遣人拘囚民间子女，有捶死者，有因而污之者，其苦最甚）， 鞭笞宁计令丞员（自注：献县令被庄主笞四十，几死。予过其境，犹曳杖来迎）。屋庐毁废沦波底（自注：自县以南，几千里不复成村。十室所存，惟一二颓垣），老弱流离委道边。糠粃无端争入市（自注：河间一带，市中卖糠及哇哇者，取豕食和水，而取其汁以食人），酒浆那复敢开廛（自注：河间以南，村中不复有酒家）？监门有泪挥图上，守土何人达帝前。愧我身非观察使，伤心聊述纪行篇。”此诗对当时皇族子弟滥占耕地，征作皇庄，每年租入全为俸禄，而百姓饱受压榨贫无立锥的不平现象加以抨击。程敏政另有《涿州道中录野人语》一诗称：“我行范阳道，水次遇老叟。时当孟冬尽，破褐露两肘。邂逅一咨诹， 向我再三剖。哭言水为沴，天意苦难究。今年六月间，一日夜当丑。山水从西来，声若万雷吼。水头高十丈，没我堤上柳。手指官路旁，瓦砾半榛莽。昔有十数家，青帘市村酒。人物与屋庐，平明荡无有。水面沉沉来，忽见铁枢牖。
数日得传闻，水蚀紫荆口。老稚随波流，积尸比山阜。远近皆汤汤，昏垫弗可救。如此数月余，乃可辨疆亩。下田尽沮洳，高田剩稂莠。农家一岁计，不复望升斗。官府当秋来，催租不容后。嗟嗟下小民，命在令与守。更有观风使， 仰若大父母。见此如不闻，恐或坐其咎。我民千余人，血首当道叩。始获免三分，有若释重负。奈何急余征，日日事鞭殴。夫征又百出，一一尽豪取。悲哉一村中，窜者已八九。老夫家无妻，一儿并一妇。两孙方提携，尽可慰衰朽。
岂期天不吊，一旦遂穷疚。一儿水中没，一妇嫁邻某。两孙鬻他人，偿官尚难勾。老身自执役，有气孰敢抖？反羡死者安，苦恨生多寿。诏书开赈济，奉者有贤否？终为吏所欺，此食亦难就。与其馁填壑，不若举身走。一饱死即休， 宁复念丘首。呼天一何高，呼地一何厚。我闻老叟言，垂涕者良久。”①此诗一如杜甫“三吏”“三别”写实的手法，写尽水灾暴敛给农家带来的深重创痛。老人一家妻离子散，正是受灾地区十室九空的真实写照；而当局麻木不仁、赈救不力的表现，无一不透露出它的腐败衰朽！诗的结尾，程敏政说：“我亦食人禄，深惭结朱绶。岂无致泽心，无地可藉手。立马野踟蹰，悲风动林薮。”可知其陷入了深深的内疚自责之中，这对一名深居馆阁达三十年之久、谙熟富贵风流之类篇章写作的文臣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吴宽（１４３５—１５０４），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进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谥文定，有《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附补遗存世。
吴宽早有文名，四库馆臣称其：“诗文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极称其《雪后入朝诗》，虽非高格，至谓其‘诗格尚浑厚，琢句沉著，用事典切，无漫然嘲风弄月之语’，则颇为得实。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②由此可见，吴宽的诗文创作是契合茶陵诗派的整体风貌的。
吴宽与谢铎交好，后者的赠诗有《送吴原博修撰省亲》《次吴原博东明寺怀陈玉汝韵》《题原博所藏魏范二公祭案提刑遗文》《思菊次匏庵韵》《次吴匏庵原博过西苑韵》《喜古直至次吴匏庵韵》《吴匏庵遗鱼再用骑字依韵奉答》《容春精舍次吴匏庵韵》《次吴匏庵斋宿韵》等，吴宽的赠诗则有《怀亨大谢鸣治谒陵遇风》《午朝次韵鸣治》《次韵鸣治对菊》《游海印寺次韵鸣治》《闻王古直至柬鸣治》《西域贾人以狮子入贡诏却之次韵鸣治》《送鸣治擢南京祭酒》《次韵李宾之闻谢鸣治自南京归得遗腹孙》《次韵鸣治病中二首》《题谢鸣治归来园》《鸣治新修国学朝房雨夜宿此有作次韵》《答鸣治乞花二首》《再答鸣治乞花不得二首》《待鸣治过园居》《鸣治至次前韵》《鸣治种荷无花见予所种亦同有次韵二首》《次韵鸣治岁暮有感》《次韵鸣治见怀》《次韵谢鸣治初入馆修史纂之作》《简鸣治》《次韵答鸣治病中写怀》等二十一首，又有《题山行杂录后》《题缌山杂咏后》《跋吏部举荐祭酒谢公咨文》《西山楼记》等题跋记四篇。吴宽与李东阳的赠和亦甚多，兹不备举。
吴宽作为后进之士，对谢、李二人的道德文章均深表叹服。他在《西涯远意录序》中称：“凡西涯笔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数百纸。此特家居时，出于浮沉之余者。宽从二公后已久，窃观是卷有出处之义在，非常时赠遗者比。”又《后同声集序》称：“二公平生以道义相重，志节相高，非特以词章相胜者，故发之于诗，和平深远，览之可诵，诵之可听，譬之乐则如凫氏之钟，薄厚适宜，侈弇中度，自然无石播柞郁之病。其为声也，真同所谓金声乎！”① 吴宽具有良好的文史修养，其《旧文稿序》自述治学经历说：“时（注：吴宽十一岁，适在乡学读书）幸先君好购书，始得《文选》读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读《史记》《汉书》与唐宋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颇属之……方取向之《文选》及《史》《汉》、唐宋之文益读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词之法，不复与年少者争进取于场屋间。”② 正是基于一直以来对汉唐文史著述博观约取、潜心揣摩，从而形成了他醇雅清新的诗文风貌。
吴宽推崇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至高地位，他说：“盖言诗之盛者，必以唐为首。若辋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发乎兴致，荡乎胸怀，景美而意自奇，迹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诗而诗随之。”又说：“夫诗自魏晋以下，莫盛于唐。唐之诗，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余诵其词，亦莫不清婉和畅，萧然有出尘之意。……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写之笔下，往往出于自然，无雕琢之病，如韦柳又其首称也。”③上述观点，与李东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后者在《麓堂诗话》中同样推尊唐诗，凸显其自然独造、浑然天成的特点，并强调指出韦、柳等辈继承陶渊明的诗风，于此造诣独深：“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淡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又“必待法度既定，从容闲习之余，或溢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又“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韦应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则过于精刻。世称‘陶韦’，又称‘韦柳’，特概言之。惟谓学陶者，须自韦、柳而入，乃为正耳。” 吴宽不仅坚持上述认识，还将其融入诗文创作中，以至李东阳称赞他说： “原博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天下重之。” 出于对醇厚清新风格的偏重，吴宽对历来备受推崇的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创作观提出质疑，他在《石田稿序》中说：“诗以穷而工，欧阳子之言，世以为至矣。
予则以为穷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则所谓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尝窃以为，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琴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穷云？是以发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①在吴宽看来，“隐”是一种人生态度，无论朝隐、市隐，还是避居山林之隐，均要抱持富贵浮云、淡定从容的心境，倘如此，就不会汲汲于得失进退，也就没有蹇顿不伸之“穷”了；“隐”又是一种蕴含在诗文中的流动的气质，它内在地体现出旷达超脱的精神追求，现于文字的则是清和温婉，又宏远超绝，同样也没有镌心刻肾、搜索枯肠之“穷”。
应当指出的是，明代成、弘朝以来，诸如“城市”“山林”“江湖”“廊庙”等偶对字眼频频现于文人诗文之中，如谢铎就有《再至黄岩有感》“江湖忧与廊庙并，丘陇念随天地老”、《六月十一日雨中以事早朝不果感而有述》“廊庙江湖忧乐地，敢言城市与山林”等诗句。前文已提及李东阳在《倪文僖公集序》中对“馆阁之文”和“山林之文”的特征及功用作了描述，文人从一味谀颂的馆阁文章中摆脱出来，关注山野之趣，体会人作为一自然本体的忧乐感受，这些无疑都是对“三杨”所倡导的台阁体文学从选材到思想的重大矫厉。当然，现实的衰败是激发文人进行反思、批判的直接诱因。前面已经提到，包括谢铎在内， 倪岳、程敏政等人关注社会现实的篇章正是他们积极求索的结果，吴宽提出上述似乎有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在当时看来也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吴宽的另一个文学观点是创作讲求灵感，力追古作，学不废宋。他在《中园四兴诗集序》中说：“吾志未尝有所之也，何有于言？吾言未尝有所发也，何有于诗？于是其诗之出，一如医家所谓狂感、谵语，莫知其所之、所发者也。”又“至于中之所欲言者，反为所妨（案，指频繁的应酬文字），而未暇于作。常欲峻绝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又“若其（案，指《中园四兴诗集》作者费昭霁） 造语虽若近师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疏卑弱，熟软枯淡，辄以盛唐自诧者，殊科此，又不暇论也。”①在吴宽看来，创作有时就像病人发狂或者梦中的呓语，是随机的、不可预设的，这与他向来反对古板滞重的科举应制文字的立场是一致的，如他在《耻庵记》中就说：“夫圣贤之学，本也，学者之所先也；词章之学，末也，学者学之而不汲汲焉者也。士而不为圣贤之学，已足耻，又况科举之学，又词章之末者乎？”②吴宽对当下“空疏卑弱，熟软枯淡”，辄以唐人自限的风气非常不满，他以复古为宗，并认为学习宋人亦是可取的。他爱好宋词，集中录有“诗余”三十四首，其中涉及词牌二十七个。当然其中有一些纯属游戏遣兴之作，如《满庭芳》一首以须发全白、体弱多病展开，感慨韶华逝去，其用语浅易， 笔调轻松。他也不乏造语本色，情怀意境俱佳之作，如《浣溪沙·苦雨》：“几阵南风挟雨飘，霎时窗外过春潮，端愁西郭众山漂。翠绕玉河牵荇菜，绿摇金水舞兰苕，田中宿麦恐无苗。”又《木兰花慢·追和元张伯淳学士赠长芦弹琵琶者韵一首》下阙：“玉堂风静落花轻，学士旧曾听，想泪湿青衫，情缠彩笔，沉醉初醒。长芦往时年少，怅悠然，对坐到天明。空使后人怀古，夜窗快雪时晴。”③在唐人中，吴宽喜好韩愈、白居易，如他有《昌黎清节庙》《义乌王氏新建忠文公庙记》《夜读〈白乐天诗集〉二首》《校白集杂书六首》等等；但他同样爱好宋人的集子，如《阅〈黄山谷集〉见〈八音诗〉戏作一首》《〈范石湖集〉有卧帽诗，病中畏寒略效其制》《次韵天全翁书遗光福徐用庄雪湖赏梅十二绝》（其三有“只爱涪翁与放翁”句）等。这在当时称诗必言唐的普遍风气下，也属难得之举。
吴宽也并不是一个高标于馆阁之上，不关心世事民生的人，他有的诗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批判意识。其《苦雨诗》称：“一雨过三日，其势殊未休。九市成九河，可车翻可舟。比屋垣墙倒，泛泛宅载浮。妇女出大叫，儿童夸善泅。又闻城西偏，水患更不侔。一家三压死，伤者恐不瘳。事急欲走避，有足谁家投。
闻之是叵忍，援之猝无谋。我欲作天问，问此来何由！”①此诗记述了京城大雨成灾，平民死伤无算，流离失所的惨状，用语沉痛，平易而富有力度。他还有《西域贾人以狮子入贡有诏却之次韵鸣治》一诗称：“万里流沙奇兽去，数行新诏满朝欢。须知此物真无益，始信为君亦不难。盛世粪田曾却马，他人野鸟自称鸾。即看重译皆归化，敌国何方是契丹。”②这是针对弘治七年十月，西域贡献狮子一事而发，诗中调侃讽喻之意甚明。
吴宽另有《南野记》一篇载：“去岁之冬，予以事出城之东北。扁舟行三十里许，见积水渺然，捕鱼捉鳖之徒往来于其间，民际水而屋，泛泛若野航。问之民此江耶？湖耶？则以田对。予因惊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势如此，彼春夏之时，民之妨于耕耘也信哉！于是折南又行二十余里，其田稍高，隐然有疆畎。视其田间，稻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尝有秋矣，及视，其民皆有饥色，复就问之。对曰： ‘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赋税，且称贷于人足之，尚何暇为口腹计耶？’因益念曰： ‘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给，如江、如湖者，当何如？”③其中的悲悯意识，自不待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吴宽的游记散文写得非常有特色，可举《得月亭记》为例。此文说：“往尝过友人王翰林济之，水行出胥口，适烟雨满湖。初焉，山兀兀压水面，已而云气弥漫，忽失所在；扁舟茫茫，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则奇而可玩矣。窃意使当良夜，月出其间，雁鹜惊飞，鱼龙戏游，清风来而白露下，金波渺然，一望万顷，其奇当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东，有山对峙， 其势若分其脉，则属而竞秀于空明之际，若不相让。”④此文脉络清晰，井然有序，描摹雾夜之下的湖水空濛渺漫，极尽物态之美。更重要的是，吴宽又引入一段想象中的描写，它或来自于某次亲身游览的经历，或许乞灵于某段著名游记的记述，却能够与当下的景致虚实相映、浑然一体，是为此文点睛之笔。时人王鏊在为他的文集作序时说：“窃尝评公之文矣，摆脱尖新，力追古作，丰之千言，不见其有余；约之数语，不见其不足。其为诗，寄兴闲远，不为浮艳之语， 用事精切，不见斧凿之痕，自谓得公之深也。”⑤综合吴宽的诗文创作来看，其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作家之外，身为茶陵诗派成员且为谢铎好友的还有许多，如陆釴、罗璟、陈音等。像陆釴，李东阳在《春雨堂稿序》中说：“盖其初， 诗主少陵，文主昌黎；后则专尚太白、六一间，以其所自得参之。他于诸子百家之行，非惟有所择，而若有弗屑焉者。及其章成而声协，足以上鸣国家之盛，而下为学者指归，其可谓一代之杰作也。”①又在《麓堂诗话》中说：“鼎仪稍后作， 而意识超诣，凌高径趋，摆落尘俗，笔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②又如罗璟，李东阳在《明故朝列大夫南京国子祭酒罗公墓志铭》中说：“为文务简劲，诗亦脱绮靡，有《冰玉稿》若干卷，盖其所自号，因取以名。其所编录，若《五经旁注》《周易程朱异同》，刻于福州。”③然而，它们现在已很难见到，因此难以对他们的著述生平展开深入分析，只能暂付阙如，以待后补了。李东阳成化二十二年主持顺天乡试，次年经其指授的二甲程楷、蒋冕、黄穆、傅珪、华峦、吴俨、罗玘、苏葵授编修；三甲李逊学、石珤、毛纪授检讨；弘治六年主持会试，二甲顾清、沈焘、吴一鹏、汪俊、周玉、黄澜授编修；三甲薛格授检讨。弘治八年，开始入阁议事，又于弘治十二年主持会试，此后及第入翰林院自称其门生者日众。他们的基本情况如，十五年，二甲鲁铎、温仁和、李时、滕霄、毕济川、何瑭授编修；三甲周祯、盛端明授检讨；十八年，二甲崔铣、严嵩、湛若水、陆深、翟銮、徐缙授编修；三甲段炅、穆孔晖、孙绍先、易舒诰、张邦奇授检讨。上述这些进入翰林院的新科进士们，或多或少都与李东阳有一些师生之谊，甚至弘治九年及第的前七子之一王九思亦念念不忘李东阳对自己的影响。
李东阳、谢铎、倪岳等人对同年雅集乐而不疲的风气，直接影响到了茶陵诗派的年轻后进们。明黄佐《翰林记》卷二十“瀛洲雅会”条下载：“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户部侍郎杨守址、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正德二年七月， 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礼部尚书刘忠、侍郎马廷用、户部尚书杨廷和、祭酒王敕、司业罗钦顺、学士石珤、太常少卿罗玘复继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①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十七及《明史》本传载，倪岳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期间任南京吏部尚书，其出任南京实际上是后党份子左侍郎徐琼排挤的结果。《翰林记》中的记载说明，倪岳虽然身处逆境，他与友人聚会倡和的习气还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致成为罗玘、石珤等翰林晚辈们效法的楷模。茶陵后进们大多聚集在李东阳的周围，或自发地组织同年雅集寄意诗酒，酣歌为乐，从而将茶陵诗派推向鼎盛阶段。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李文正当国时，每日宴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坐上常满，殆无虚日。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以领袖一时。”②这正是当时盛况的最好说明。
在李东阳众多门生中，他最为得意的当数石珤。石珤（１４６５—１５２８），字邦彦，直隶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中式后，改庶吉士，授检讨。但他因病长期在家休养，直到弘治末年才晋升为修撰。正德元年，擢为南京侍读学士，历任两京国子监祭酒。正德八年九月，迁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十六年，拜礼部尚书。嘉靖三年五月，诏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后因王邦奇诬陷，嘉靖六年被迫致仕。次年病卒于家，享年六十四岁。他为官刚直不阿， 《明史》本传称其“清忠亮鲠”“卓然有古大臣风”。
石珤与谢铎还有一定的交往，他写有《送方石谢先生》一诗，此诗称：“搔首乾坤任达穷，高情谁复叹飘蓬。学传伊洛非无用，官比阳城更不同。直笔史宜留阁下，抱琴人已立堂中。分明六馆诸生力，夺我春来满坐风。”③他对谢铎礼敬的态度还是很明显的。
石珤撰有《熊峰集》十卷，诗文风格深受李东阳影响，亦深得后者嘉许。他在《得西涯先生手教》一诗中说：“多少英豪望后尘，清风长播玉堂春。斗星麟凤光天下，韩柳苏黄合一人。附骥惭非千里翼，登龙敢负十年身。”李东阳亦在《送石邦彦检讨诗序》中说：“邦彦视予若弟子之于师，坐立称谓匪惟不为抗，又若有过焉者。徐而察之，非独以前所云也，此古之所谓知己者，而于今见之，予安可负哉！……邦彦蕴才饬行，必欲企古之人，而欿然若不足。观其势，不但于今日止也。于文章必能鸣一代之盛，于功名必有益乎一世之人，于道义必能全所赋之天而不为庸众人所汩。”①其师生相得之状，自不待言。
石珤不仅对李东阳执以师礼，在诗文创作上也体现出茶陵一派的典型特色。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熊峰集提要》中说：“珤诗文皆平正通达，具有茶陵之体，故东阳特许之。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坚守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于正。虽才学皆逊东阳，而湜湜持正，不趋时好， 亦可谓坚立之士矣。”②他诗文复古的特点比较鲜明，但思想境界不够开阔，风力也略显不足。就诗歌来说，他的拟古作品非常多，除了直接以《拟古》为题的以外，还有像《拟君子有所思》《拟古巫山高》《拟古伤歌行》《古意》《拟古秋夕》《拟古秋怀》《漫书古体》《古诗》《拟古将进酒》《拟古别离曲》《拟古乌夜啼》等专拟某题的作品。他尤擅长歌行体及乐府诗体，而这类作品往往借古题说古事， 因此也可归入拟古的范围，如《有所思》《清夜游》《暮夜金》《秋塘曲》《招隐词》《初凉曲》《行路难》《碧窗曲》《望春曲》《铜雀台》《首阳薇》《乌夜啼》《城南思》《长信秋词》《搏蛟歌》《契苾儿曲》《邯郸行》《短歌行》《紫丝怨》等。其中《暮夜金》《契苾儿曲》两篇，分别借东汉杨震拒绝昌邑令王密贿赂和唐垂拱年间流行《契苾儿曲》讽刺张易之（其小字“契苾儿”）的典事而论；其他大多秉承古题反映闺怨的惯例，辞语秾丽，缠绵悱恻。如《碧窗曲》有云：“银河夜悄冰蟾泣，露芷风荷软无力。香奁半掩碧菱光，独向窗间理蝉翼。南风挟雨江云湿，绿怨红愁满胸臆。可怜明月如青镜，不照妾心同铁石。人生命薄空自惜，转眼风光成故迹。愿郎身与松柏坚，随意萋萋寒草碧。”③应当说，他在此类题材的模拟上还是颇得个中三昧的，其另有《闺怨》十首，更可看出他的诗风取向。
他还有许多宫词作品，但它们基本取材前朝宫事，有些以古喻今的韵味。
如《汉宫词》《元康宫词》二首、《天宝宫词》二首、《唐武宫词》《高宗宫词》《唐宫词》《中平宫词》《南朝宫词》《贞元宫词》等。宫词最先由唐代诗人王建用作诗题，他做了百首左右，后来继作者不绝。它们主要是来描绘宫廷布景和生活的。石珤这些作品固然说明了茶陵诗派后期仍然带有一些台阁余风，但是它们有的还有点史论批判的味道。如《南朝宫词》其二“玉树新花夜夜开，张嫔风韵孔嫔才。感恩谁似中庭鸟，解咏江南草化灰。”①此诗写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昼夜欢歌终至败亡之事，能解四时变化的“中庭鸟”显然要比他们明智得多。
另外，石珤的一些歌行作品在写景抒怀方面也不尽平缓卑弱，如《竞渡辞》：“竞渡复竞渡，波光浩渺渺。潮头如马来，舟子疾于鸟。轻舠迅楫斗缤纷， 伊谁从之楚灵均。江深海阔安得济，鼍抃鲸吞愁杀人。苍天不照烈士苦，日暮洞庭闻击鼓。九辩谁招梦泽魂，一杯枉酹荆南土。竞渡兮来归，湖上兮依依。
棹歌齐发泪沾衣，宝笙瑶瑟清且哀。四望踯躅悲又悲，安能遇君与君携！”②此诗不仅写出了江上竞渡的雄壮气势，更借祭奠屈原表达了怀才不遇的主题，这大概与他长期病休的身世经历相合。不过，这种激扬壮阔的作品只是少数。
石珤崇尚古体，尤其中意乐府体裁的创作，受到李东阳的影响是无疑的， 但也与他的学养构成及诗趣取向密切相关。他在《碌碌何足道》一诗中自述道：“为学二十年，闻善思允蹈。四岁知诗书，八岁勤洒扫。十三为文章，光泽春雨膏。十九学渐富，士林有称号。瀛洲名滥入，君亲恩未报。高步望登堂， 爝火求就燥。迨今又十载，不觉壮夫到。彬彬犹未能，碌碌何足道。”③另外，他《寄兄旧作》一诗又说：“清诗赏风流，正论崇骨鲠。”④这大概道出了他在为文与为人两方面相反相成的关系。
他对乐府和歌行体的模拟对象可以划分为汉魏和六朝以降两个时段，前段虽多以汉魏乐府名题为摹本，但其趣味风神显然缘于对楚骚、六朝及唐代同类题材的揣摩和效仿，因此清健明快、朴素直白的特色大为缺失，取而代之的却是强烈的文人化色彩和绮靡不竞的面貌。他将骚体引进诗歌的创作，如《招隐词》“秋山惨慄兮吾土肥，园蔬畹药兮犹光辉。路余菅兮可缉屦，池有荷兮能制衣。山中之美人兮胡不归？秋江兮白+ ，绿波起兮鱼鳞鳞。吹长笛兮激丹唇，鸟盈盈兮云纷纷。胡不归兮，山中之美人！吾尊兮有酒，呼明月兮当牖。
绿竹兮与邻，清风兮为友，美人乐兮且久，绿颜兮皓首。”①《灌木词》“灌木萋萋兮露既濡，草抽萌兮杨垂须。岵不可陟兮屺不可踰，白日皎皎兮下丘墟。神飞越兮道阻迂，仰归云兮不能俱。园有桑兮巷亦有车，嗟祀事兮弗驰弗驱。陨涕泪兮庭之隅，金章赤绂兮徒华吾躯。”② 从这些诗可以明显看出，他对《诗经》《楚辞》的辞藻及意象都运用得非常纯熟，像代表贤者的“美人”、表征思亲的“岵屺”及“兮”字充当句腰的《九歌》《九章》句式都非常流畅和谐地融合在一处；然而，过于侧重对经典意象的沿袭和固有形式的模仿，又使之缺少心底真情的流露和造成当下时事背景模糊，这样就很难让人产生认同感和共鸣。换句话来说，他的拟古还停留在形式上，尤其当他在直接使用汉魏古题创作时， 像《猛虎行》《有所思》《短歌行》等，所采用的形式及表达的腔调又完全是六朝风格的，这固然是偏好所在，却不能不说是他模仿没有到位的地方。虽然他也在《秋日寄兄》一诗中自称“细和陶诗到日斜”，但他能够做到的更多只是将汉魏以来的贤哲引入诗中，体现他们闲远平淡意蕴的却不多。如《漫书古体》“下论暨秦汉，上谈溯羲轩”、《南庄书事》“罢读《离骚》赋，悠然解独酲”、《卜筑南居》“偶同渔父读《离骚》，为卜新居选寂寥”、《寄兄次韵》二首其二“兴比渊明能止酒，愁如宋玉未悲秋”、《早秋书怀》“凌云愧乏相如赋，忧国空怀贾谊心”、《伤征伯》“- 鸟不还贾太傅，鹦鹉重伤祢正平”、《夜同朱挥使饮待王以德未至》“登楼须待仲宣来，徒言南海三千里”、《春色》“千里夕阳春草绿，停云空忆鲍参军”等等。
石珤对六朝拟乐府的模拟融合了骚体的缱绻和齐梁的绮丽，则可谓当行本色。像《秋莲曲》“西塘菡萏初破红，小舟荡漾东南风。罗裙曳水蘸轻碧，惊起沙头双落鸿。昨日采莲莲尚好，今朝采莲莲已老。绿房结子空垂垂，翠黛朱颜可长保。江湖日暮生嫩寒，鸳鸯双飞不过滩。回首女伴各无语，泪洒铜仙承露盘。”③ 其他像《秋塘曲》《惜春词》《乌夜啼》《折杨柳》等，多为女子代言或反映闺怨题材，内容相对贫乏，然而其格调自有不亚于前代之处。
石珤的五、七言律诗、绝句，受杜甫的影响比较深。他作有《和杜工部秋兴八首》《和杜子美醉时歌在七级作》，另外在诗中提到杜甫的地方也较多。如《和许黄门九日述怀》“因怀工部句，濒老释欢悲”、《谒赵公墓》“曾读壶关杜老诗，柏梁高咏有公词”、《送谢侍御按云南》“霜风万里随王使，月夜何人听杜诗” 等等。此外，他对韩愈也较为欣赏，如《望诸君墓》“昌黎好古心偏壮，诸葛谋王膝未舒”即是。
石珤还有许多吟咏日常生活闲适情怀的诗作，如《题吴匏庵东庄诸景》二十首、《晴坐》《城北》《题小画四首》《题倪冬官小画五首》等。在处理官署政务等方面，他秉承的是孔孟修身齐家的伦理体系，而在自我形而下的感性生活空间里他又对庄老之学深表服膺。如《静逸》二首其一称：“至乐本无声，简言始遗味。至治本无为，用察乃兴伪。”其二称：“谁言吾静拘，吾静乃得逸。居静渊水明，行静岩月出。”①《城北》：“生涯自流水，人世本虚舟……谁能齐万物，长啸忆庄周。”②它们完全是在宣扬老子“涤除玄鉴”“致虚极，守笃静”“道之出口也， 淡乎其无味”，庄子“齐万物”“等生死”用“心斋”“坐忘”追求“至美至乐”的道的审美境界的思想。上述都体现出他儒道并用的人格特点。
石珤有些作品也不同程度触及下层民众的生活，如《樵山吟》：“宁知今年法令改，青山却用金钱买。有斧不得重刊云，无钱誓欲先逾海。昨日城中丁壮来，城中百事犹伤哉！析薪已费千余万，卖子不足私门陪。衣裳蓝缕敢自惜， 已看釜甑生尘埃。贫家止有田十亩，定知明年非我有。安能遁迹豺虎之深林， 县官来时无处寻！”③其中为樵夫仗义执言、批判官府与民争利还是颇为有力的。
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同年改庶吉士、授编修，后授侍讲学士。弘治十五年，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应召修《孝宗实录》，值讲经筵。
后主持顺天乡试期间，不曲阿刘瑾之意，被诬陷罢免，刘瑾死后方得起复，甚见品节。历任礼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谏阻武宗北巡，以防废政。正德十四年，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肃，事迹见《明史》本传。他撰有《吴文肃公摘稿》四卷，四库馆臣评价说：“俨当何李未出以前，犹守明初旧格，无钩棘涂饰之习。其才、其学，虽皆不及李东阳之宏富，而文章局度舂容， 诗格亦复娴雅。往往因题寓意，不似当时台阁流派沿为肤廓。虽名不甚著，要诗，柏梁高咏有公词”、《送谢侍御按云南》“霜风万里随王使，月夜何人听杜诗” 等等。此外，他对韩愈也较为欣赏，如《望诸君墓》“昌黎好古心偏壮，诸葛谋王膝未舒”即是。
石珤还有许多吟咏日常生活闲适情怀的诗作，如《题吴匏庵东庄诸景》二十首、《晴坐》《城北》《题小画四首》《题倪冬官小画五首》等。在处理官署政务等方面，他秉承的是孔孟修身齐家的伦理体系，而在自我形而下的感性生活空间里他又对庄老之学深表服膺。如《静逸》二首其一称：“至乐本无声，简言始遗味。至治本无为，用察乃兴伪。”其二称：“谁言吾静拘，吾静乃得逸。居静渊水明，行静岩月出。”①《城北》：“生涯自流水，人世本虚舟……谁能齐万物，长啸忆庄周。”②它们完全是在宣扬老子“涤除玄鉴”“致虚极，守笃静”“道之出口也， 淡乎其无味”，庄子“齐万物”“等生死”用“心斋”“坐忘”追求“至美至乐”的道的审美境界的思想。上述都体现出他儒道并用的人格特点。
石珤有些作品也不同程度触及下层民众的生活，如《樵山吟》：“宁知今年法令改，青山却用金钱买。有斧不得重刊云，无钱誓欲先逾海。昨日城中丁壮来，城中百事犹伤哉！析薪已费千余万，卖子不足私门陪。衣裳蓝缕敢自惜， 已看釜甑生尘埃。贫家止有田十亩，定知明年非我有。安能遁迹豺虎之深林， 县官来时无处寻！”③其中为樵夫仗义执言、批判官府与民争利还是颇为有力的。
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同年改庶吉士、授编修，后授侍讲学士。弘治十五年，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应召修《孝宗实录》，值讲经筵。
后主持顺天乡试期间，不曲阿刘瑾之意，被诬陷罢免，刘瑾死后方得起复，甚见品节。历任礼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谏阻武宗北巡，以防废政。正德十四年，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肃，事迹见《明史》本传。他撰有《吴文肃公摘稿》四卷，四库馆臣评价说：“俨当何李未出以前，犹守明初旧格，无钩棘涂饰之习。其才、其学，虽皆不及李东阳之宏富，而文章局度舂容， 诗格亦复娴雅。往往因题寓意，不似当时台阁流派沿为肤廓。虽名不甚著，要与东阳肩随，亦足相羽翼也。”①由此可知，他在茶陵诗派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吴俨在《题画屏次国贤韵》一诗中自述心志说：“少年诵诗书，心恒慕伊周。
蹉跎成老大，白发上我头。作羮不为梅，济川不为舟。金马石渠间，强陪英俊游。去年归故山，幸得两月留。坐石听啼鸟，持杯发清讴。岂敢肆雄辩，万物移春愁。自从到京国，仍怀杞人忧。故山不能见，画中容可求。”②它基本上把他积极仕进与萧散情怀的两面都写出来了。
吴俨为官清正，绝不阿私权要，甚至还为民请命，抗颜直谏。正德十二年， 武宗不顾大局，贸然北巡，吴俨上《奏请回銮书》说：“今京师内外，人心揺动，口语藉藉，转相传播。徐淮以南，荒馑千里，去冬三月，雨雪为灾。民无衣食，至于父子漂流，兄弟离散，略不系恋。间有自经及投水而死者。民穷至此，安保其不为盗哉！臣等恐所御之敌，尚远隔于阴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腋，此不可以不烦圣虑也。”③他极力陈请武宗回朝理政，勿因巡边的不急之务而导致国内局势失控。虽然措辞委婉，却字字诛心，恪尽谏臣职守。他始终服膺儒家积极进取的济世理念，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始终坚持廉洁奉公的初衷，如其《闻命有喜》一诗说：“色养少酬平日愿，官衔不减旧时清。三千里路看山去，忘却乘舟触热行。”④因此他反映民生疾苦及系心国事的诗歌也非常多， 如《送陈子居主政天津收粮》说：“簸扬随沙尘，漂流任风雨。辛勤千里来，输十不得五。田家米如珠，官仓贱如土。岂是入官人，不知作田苦。”⑤他将民人运送税粮的辛苦，与官家了不介怀的冷漠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寄东山五首次国贤韵》：“去冬天苦寒，平地一尺雪。长安百万家，十五告粮绝。谁起刘司徒，慰此民望觖。莫学谢东山，令我心愁结。”（同前）此诗寄言同僚，为京城食粮紧张之事发挥作用。《塞下曲》其二说：“边城九月雪飞花，睥睨高寒集暮鸦。今日楼兰犹未灭，沙场战士莫思家。”⑥ 此诗借旧题抒发当下之慨，末句虽为安慰戍边将士，实则对边疆防务寄以深长之忧。
由于刘瑾等权臣的乱政，武宗愚暗不明，吴俨的仕宦生涯充满了坎坷，但他却始终保持了清醒澹定的心境，这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超尘拔俗的清逸之气。庄子、王子晋、陆机、张翰、阮籍、陶弘景、谢惠连等人物，或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体经常出入于他的此类诗中，如《送高舜穆宰瑞安》“尝闻陶隐居，烧丹白云岭。所志在神仙，不落死生境”①、《浴凫》“仙人王子乔，旧赐上方履。双双化飞凫，翱翔云霄里”（同前）、《和石学士予庄韵》“招隐何须赋小山，杜门更欲建重关。采菱歌落云烟外，打麦声来咫尺间”（同前）、《中秋夜与俦弟玩月用西涯韵》“对床已办留同叔，得句何烦梦惠连”②、《拜王司马墓》“自从禹穴探奇去，不见辽城化鹤归”③ 、《景明和章欲任痴名予不敢许复次前韵》“掷笔据梧聊假寐，令人千载忆庄生”（同前）、《送顾士廉编修父还松江》“鲈肥不用思张翰，鹤唳谁将吊陆机”（同前）、《送李宗渊南还》“文采风流阮步兵，穷途犹负少年英”（同前）等诗句，再如《国贤示和陶止酒诗因次其韵》《除夜喜丁生饷戏用东坡馈岁韵呈景明汝砺》《乙卯季冬见白发效乐天体三首》等诗题都可以看出。通过对陶渊明、白居易等人的潜心模仿，吴俨形成了自己清新浅白、工于咏物又不失阔大的独特风貌。
他的《赠浃侄》一诗充分体现了取材现实生活，用浅明语言表现闲处心态和自在情怀的特点。此诗云：“家有二顷田，负郭仍膏腴。城有五亩宅，绕屋皆桑榆。客来一斗酒，不则饭一盂。僮奴足使令，而不亲樵苏。髙眠日晏起，州县无追呼。试问举族间，尽有此乐无？”④ 他充分借鉴陶渊明《移居》《归田园居》等诗中的田园特质，通过白描式的手法呈现家居的田园景象和知足悠闲的情韵。另外他还有《乙卯季冬效白乐天体》一诗，分为“喜白发”“问白发”“止白发”三首，突出了年龄增长与功业心态的矛盾关系。如《问白发》一诗说：“晓来对雪常梳发，镜里何缘得上头？岂为作诗真太苦，或因谋国有深忧。官叨七品谁言贵，年过三旬未识愁。莫是家庭元有种，人言今日可凭不？”⑤ 白发产生的原因自为用力笔耕与忧心国事，但是他却故意用调侃的口吻来表现，毕竟现实中的他位卑言轻、屡谏不从，抒怀过于直露，又有高自标置之嫌了。他《止白发》一诗说：“人生大率百年期，四十宁当发白时。只许头颅留少雪，可容髭发尽成丝。恒言未敢先称老，壮志安能便服衰。春笋秋禾今已悟，东坡两语是吾师。”（同前）苏轼《涪翁赓和蓬字韵》有“安得春笋手，为我剥莲蓬”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有“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句，两者均为闲适优游的生活情态的展现。可知，他远取陶渊明的清淡，中观白居易的浅白，近宗苏轼的闲适，诗语流畅易晓，诗情泰然自若，并且在诗中化解了现实与精神追求的冲突，诗格诗品与人格人品相映生辉。
在表现日常生活景物过程中，他工于体察描摹的特点也较为突出。如《次匏庵先生煨橘韵》一诗说：“白雪枝头蕊，黄金叶底团。既疑为火齐，复认作冰丸。冷热随时改，调和适口难。炉中方就灼，掌上复传看。软比鸡头肉，圆如鹤顶丹。瓤虚还可剖，核小岂容钻。追念致来远，还怜味带酸。殷勤重乡味， 常贮水晶盘。”①此诗将橘花及橘叶的形貌喻作“白雪”“黄金”，形象鲜明；接着又来展示烤煨橘的过程，煨熟后的橘子软如鸡肉，红如鹤顶，煞是诱人；又写剥橘的过程，瓤和核历历鲜明，放入口中，酸沁心脾。它们是吴俨家乡常州的特产，那些没舍得吃的放在晶莹透亮的盘子中，又会勾起绵绵乡思。总之，全诗描写细致，结句余味不尽，将物象与情致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还有《集天趣园》二首、《游观音阁》二首、《东庄十八景为匏庵先生赋》等描写园林景色的篇什，如《东庄十八景为匏庵先生赋》中《菱濠》一首：“菱头初刺人，菱叶已零乱。
试问采菱归，作蔬还作饭。”《南港》一首：“地僻人踪少，溪深树影多。遥看泊舟处，斜日晒渔蓑。”《朱樱径》一首：“细雨红初熟，薰风绿满林。采时留几颗，明日饲山禽。”② 等等，均婉丽清新，富有生活情趣。
他的诗还具有托物寓意的特点，如《誉竹》一诗说：“勿谓吾竹瘦，竹瘦形乃奇。潜龙月下影，老鹤风前姿。云丘有帝竹，其种舜所遗。一节可为船，维楫将安施。况我未眼见，传闻犹可疑。何如此瘦竹，真作俗士医。挺挺若骨立， 森森如直鳍。万古孰同节，西山饥伯夷。”③ 他显然用“瘦竹”自比，对时俗进行了含蓄的抨击。
正是他固有的凛然气骨，使一些诗带有平淡而不靡弱、精微而不偏狭的特质。如《从军行》称：“驱马出长城，天寒日色薄。四顾寂无人，黄云暗沙漠。疆吏为予言，云中兵屡黩。近入阳和川，纵横恣杀掠。少壮悉奔逃，老弱填沟壑。
安得用韩范，惊彼心胆落。昨闻大将军，自比卫与霍。张灯召宾御，置酒纵蒱博。誓封狼居胥，单于隶蕃服。此意岂不佳，恐遂成疏略。辕门荷戈者，两手冻如束。雪深饥不餐，冰坚渴难凿。靖边未有期，凯歌何日作。欲归归未能， 未信从军乐。”（同前）此诗借用古题，写出当下边疆防务用人不当，他们每日弦歌不断，盲目自大，却不顾边地百姓流离失所、戍边将士饥寒交迫的惨痛现实， 可谓语势浑厚，力道遒劲，深具批判之意。其另有《送列县丞致仕》一诗：“行囊不办买山资，问我先求赠别诗。有子入官心自足，任人生谤怒何为？门前旧种千竿竹，屋后新开五亩池。宾客未来风日好，乘闲独钓大江湄。”（同前）此诗呈现了友人致仕后的生活状貌：儿子入官，光耀门庭；置地开园，种竹养荷；心境萧散，独钓江畔。其整体情调清闲从容，而尾句“乘闲独钓大江湄”，颇见气势， 较好地烘托出友人胸次坦荡、意凌江河的器度。
邵宝（１４６０—１５２７），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许州知州。弘治七年，为户部员外郎，迁郎中，弘治十三年四月迁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建一峰书院。正德四年，擢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不阿私刘瑾，曾一度遭诬陷去职。刘瑾死后，起复巡抚贵州，不久升为户部左侍郎。明世宗即位，以母老屡次提出辞官归养，诏准。曾在家乡无锡创办二泉书院，并修葺杨时在无锡的讲学旧址，聚众讲学，是为后来的东林书院，由此可见邵宝重道兴学之一斑。后病卒于家，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庄。事迹可详《明史》本传。他撰有《容春堂全集》六十一卷，另有经史地理类著作《左觽》一卷、《学史》十二卷、《大儒大奏议》六卷、《春秋诸名臣传》十三卷、《慧山记》四卷，以及《定性书说》《漕政举要》等若干卷，可谓涉猎广泛，才学俱佳。
邵宝与谢铎有一定的交往，《容春堂集·前集》卷六载《谢方石以祖母旌门有作次韵》及《谢方石先生挽词》两诗可证。后诗说：“我归林下公长逝，千里诗筒望不来。海隐本非唐少室，山居真似宋徂徕。雅歌何处声相和，野服它年手自裁。有石大书明祭酒，古松阴里墓门开。”①从诗中可以看出，谢铎生前与之曾有唱和，后者并对其品格修养作了较高的评价。
邵宝与李东阳的关系更是密切，他在悼念后者的《越明日寝哭后作》一诗“雪里门墙立故迟”句下，自注说：“宝自庚子举于公，甲辰得进士，即出知许州。
越十年甲寅，入户部，始获执业门下。”①“庚子”即成化十六年，李东阳南下主持了此年的顺天乡试；“甲寅”则为弘治七年，此年邵宝入京出任户部员外郎，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他正式成为李东阳的及门弟子。四库馆臣说：“为李东阳所得士，故其诗文家数皆出自东阳，东阳亦以衣钵相传许之。”②自此之后，邵宝的诗文向典重雅和的风格演变。外加他向来服膺程朱理学，经学功底深湛，就更加促使他在典雅渊洁这些方面发展李东阳的审美趋向。《明史》本传说他曾发愿“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又可见他在立身自持方面的风范，可以说他是文如其人、表里如一的。李东阳评价他说：“《容春堂集》出入经史，搜罗传记，该括情事，摹写景物，以极其所欲言，而无冗字长语、辛苦不怡之色，若欲进于古之人。”③兼综经史、平和渊洁正是邵宝治学及诗文的总体特色。
邵宝的学识修养与其诗文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关系，时人林俊在为其作《容春堂集序》中指出：“是文也，其是气也，其不离是道也。纡徐容与，和以平乎？庄以洁乎？居而不有，辩博而不肆，黯然其长油油然。其光将根干宋儒，标枝秦汉，收韩欧数君子之华实乎？起衰斯文，其先生始乎？”④邵宝上承秦汉实学，下承闽洛渊源，具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与信仰体系；另一方面，又能博览众书，勤作札记，注重考辨，格物致知，因此与时下或恪守教条，或谈空说性的迂阔学风大不相同。像他的《学史》十二卷即是由平时积累的札记编成， 他还作了大量经史专论，如《春秋诸贤臣论》十一首、《读春秋杂说》八首、《季札论》《读礼杂说》九首、《读周子书杂解》十二首、《论性杂说》《善真诚辨》《乐易说》《昭穆说答杨崇周》《王魏论》（按，论唐人王珪、魏徵）、《宋穆公论》《学礼不易说》《诸侯葬称公对》《小宗祭法对》《测影合考》等等。这些都为他诗文趋于渊厚沉实，奠定了学养基础。
邵宝主张走复古之路，实现诗文振兴，但更主张变通创造，以有用世教。
他在《重刊〈两汉文鉴〉序》中说：“今君子之论文者，皆曰西汉，为其近于古也。
抑尤有古者，而必曰汉云汉云，岂不谓夫汉之文通于今也哉？今去汉已远，文之用于世者，若册诰，若制诏，若奏、对、书、檄、赞、颂、诗、赋之类，犹夫体焉，而汉雅醇矣，雅醇则于古为近，近之则可复。复古于通今之中，君子于天下皆然， 而独文乎？《记》曰：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盖物之兼乎古今也久矣，汉之文在古诸酒，其犹醴也。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然自今视之，则有玄酒之风焉。由是而复古，固其渐哉！此君子取之之意也，若夫有道者，其文以经为师，时而出之，变而通之，存乎其人，关乎天下之运，而起衰振陋，盖有不假乎力者。”①显然，他对时下盲目推崇文必秦汉的创作主张提出批评，认为复古应首先认定秦汉时代哪些可以拿来应用，用的过程中则要做到变通，亦即“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他认为先哲通经而不为章句所拘，“时而出之，变而通之”，最终达到修齐治平的理想效果，文学复古自应如此。只有如此，才能赋予复古本身以生命力，才有产生积极效用的可能。邵宝认识到复古与应用相辅相成的关系，强调复古在于应用的目的，而不是消极的形式的模拟，这无疑对前七子的复古主张具有很强的匡正作用。
另外，他还注重诗歌自身应当表达道德治化、礼教观念等内容，他在《见素先生诗集后序》中说：“《七月》周公之诗也，《卷阿》召公之诗也，说者谓万世法程在是；《离骚》屈原之诗也，说者谓风雅再变，为后世词赋之祖。然千载而下， 称周公者曰圣，称召公者曰贤，称屈原者曰忠，而不曰诗人，有所重焉者在，则不敢以所轻者加之，其固然哉！”②这种看法自然是他儒家诗学观的典型反映。
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注重的是向楚骚及陶渊明、王勃、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模仿，如他《湘夫人用唐韵》《和陶韵》四首、《舟中和唐诗》五首、《括王勃诗》《秋野用杜韵》二首、《十贤祠用唐人韵》《又用唐人韵》《阻风用杜韵》《热中和杜自遣》《午热书事用西涯公韵公用杜韵二首》《喜得精舍地有作用杜韵》《山居秋日用杜韵》八首、《闻时事有感集李》四首、《新泉效李白体》《别罗太史景明用东坡韵》《题卧龙庵用晦翁韵》等等，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尊唐却又结合楚骚及陶诗、宋诗的诗美趣味。应该说，邵宝的文学主张及诗歌趣味的形成既有李东阳外在导引的因素，又是他陶钧文思、戛戛独造的结果，正如他的门生浦瑾在《容春堂集序》中总结说：“既第进士，则游少师西涯李公之门，而有得焉。盖自是，仕且学，余三十年，文日进以迈……其谨重精纯，盖得诸宋；其雄浑森严， 盖得诸唐；其尔雅深厚，盖得诸汉；其近古，盖得诸先秦。……盖所得于西涯与所自得焉者，厥亦深矣！”① 邵宝诗歌在融合经史典范、以唐诗为中心进行广泛借鉴之余，形成了自己以史入诗、平正闲远、深挚开阔的风貌。他有许多关注历史题材的作品，大多是在阅读史书、凭吊史迹的过程中创作的。如《偶读盖岩传》《补洛中越歌》（自注：“越人夏统游于洛，遇贾充。充讽之使歌。统以足扣舟，引声而歌者三。今亡其词，偶读夏传，补之如左”）、《拟子陵辞》《晁错墓》《八龙冢》《朱仙镇》《胥门》《昭明太子读书台》《明妃辞》《天马来》（自注：“读《史记》作”）、《三千牍》（自注：“读《史记》作”）、《咏史》《读元史》《明妃怨》等。这些诗作大多质木无文，少有兴味，但也有例外，如《昭明太子读书台》一首云：“江左风流在，前梁复后唐。
壁分新竹色，台散旧芸香。迹与仙风远，名随佛日长。澄湖回首地，云水一茫茫。”②此诗就萧梁与后唐都好绮靡婉约而国祚不永的史实进行评述，历史视角敏锐、视野开阔。继而从读书台遗址周围风物着眼，呈现出物是人非的苍凉与无情，引人深思。其论与述自然融合，情与景相成相生，结语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意境顿开。
他一些描写游历、闲居、题咏景物、书画的作品表现了闲适的文人趣味。
如《渊明图为邃安先生题》《香炉峰怀李太白》《楚江渔父图》《匏翁东庄杂咏》十首、《苦雨》《与客谈竹茶炉》二首、《容春轩六咏》《幽居四咏》《自和幽居四咏》《惠山杂歌》六首、《冉泾书院十二咏》《慧山书院十五咏》《秋华十咏次如山》等。
其中《苦雨》说“坐对青灯头疑白，敢言吾道在山林”，表达了归隐之趣；《观松雪书渊明饮酒诗》有“墨花春酒水晶宫，漫写陶诗岂醉中。莫道柴桑非我地，笔端真有晋人风”句，展现了与古贤对话的愉悦；《容春轩六咏》则是对自己居处瞻尼坛、拟渠井、先春台、晚秋圃、鼋峰庭、钟石沼等六处的吟咏，像最后一首《钟石沼》说：“石钟以声名，无声安取此。风水月明中，我忆东坡子。”③取境于苏轼《石钟山记》，景色空明，简短清新。
表现邵宝情怀深挚、局度阔大的诗篇，主要有亲情和师友之情两种。邵宝三岁失怙，由母亲抚养成人，因此对亲情特为看重。他给夭折的女儿的《至亡女七儿墓》说：“日无光兮风色寒，望儿坟兮心悲酸。坟有土兮土有棺，儿咫尺兮欲见难。浇浇坟头酒易干，纸成灰兮散漫漫。散漫漫魂不返，清泪下兮盈酒盏。”①此诗采用骚体形式，正可表达对亡女悲悼的哀婉情绪，字字感人，直催泪下。他《舟中有见忆老母》一诗说：“老梅花吐北堂前，春酒初成妇荐筵。事与志违频易地，心为形役几经年。天恩于物真能厚，子道如臣敢自偏。检罢计书方静坐，不堪乡语过吴船。”②此诗写出忠孝难以两全的矛盾，结句难禁吴地乡音惹起对母亲的思念，情真意切，主旨深远。
邵宝与李东阳的唱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师生之谊的范围，前者径言“百年恩义师兼父，千载文章古在今”③。因此，在得到李东阳去世的消息之后，邵宝强忍悲痛隔日连作数首悼念及追忆诗，除上首之外，又作《越明日寝哭后作》《又明日作》（四首）、《是日检箧得公壬戌和宝哭征伯诗》《李尚宝寄文正公遗书至》《闻太师公谥文正》《忆文正公尝欲卜居宜兴》《邃翁寄文正公志铭稿至》《上文正公诗不及见而返用前韵》《不寐思文正公》《张提学寄先师文正公新集至代简为答》等等。在这些诗里，他回顾了亲炙于李东阳门下的过程，对其人格操守、道德文章都作了较高的评价。如《又明日作》（九月三日之作）“诗里云山千里情”句下注：“宝东归以来，凡得公诗柬二十余纸。”“节击和歌声响应”句下注：“壬申将归，公饮之酒。时天初热，公命移席中庭。陈都宪德卿、鲁司业振之、崔郎中世兴、何郎中子元，皆在坐。酒半，公曰：‘国贤吴人，振之楚人，闻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作古今诗数十首，俾歌焉。公凭几听之，时一击节。”“囊留删稿字纵横”句下注：“宝自丙午赴许州，至复入户部，以古文辞呈稿，得公批抹，无虑数百篇，今手墨尚存。”④从上述诗句和自注来看， 李东阳对邵宝可谓以衣钵门人相托，他们的交游情形也可谓欢畅和谐。
罗玘（？—１５１９），是少有的站到李东阳反面的一个门生。字景鸣，南城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不久，选庶吉士、授编修。为人尚节义，曾力谏救刘逊。秩满，升侍读。正德初，为南京太常少卿。因不满李东阳对刘瑾擅权依违两可，上《寄西涯先生书》，请绝门生籍。不久，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他执法严明，属僚敬畏；多次力请武宗建嗣，以稳定藩王。正德七年，引病致仕。回乡后，不与宁王朱宸濠结交，曾一度避入深山。后者反叛，罗玘又写信给守备官员，商量讨伐事宜。未果，病卒。嘉靖初，谥号文肃，事迹具见《明史·文苑传》。
他有《罗圭峰文集》三十卷，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其文规橅韩愈，戛戛独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词，使人思之于言外。……其幽渺奥折也固宜，而磊落嵚崎，有意作态，不能如韩文之浑噩，亦缘于是。殆性躭孤僻，有所偏诣欤？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谓为其难者矣！”①因此，他不但在政治立场方面与李东阳有所出入， 在文学创作观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可谓茶陵诗派中特立独行的一员。
罗玘入仕时间较晚，四十岁左右还在北监作廪生，但一直致力于师法韩愈、陈师道等人，为文怪奇古奥，精益求精，因此得到了丘濬的赏识，于成化二十三年中式。名义上他出于丘濬、李东阳等人之门，但在思想人格、文风取向等方面已非常成熟和独立，因而在茶陵派中表现另类就很自然了。罗玘的狂狷人格在士林当中是有目共睹的，吴俨说他“岁除狂态还依旧，老去浮名敢浪争”②，又“掷笔据梧聊假寐，令人千载忆庄生”（《吴文肃公摘稿》卷二《景鸣和章欲任痴名予不敢许复次前韵》）。上述是他作诗时的情态，至于诗歌的风格状貌，石珤则说：“鲸牙漱海珠贝翻，鳌足暴柱神鬼奔。罗生尾月掣兔颖，横笔如彗当天门。列星吐焰烧紫垣，银潢小水漂昆仑。奇词一放众怪缩，长剑倚日龙当轩。江山何尔郁始发，产此异物之轮囷。五经百子世所有，咀嚼玩味平且温。片词尺论一经口，喷作万段霞纷纶。羊肠诘屈未足险，惊雷破地山欲蹲。
宗师吐舌方朔走，侈丽慎勿矜文园。况有元气贯脉络，高深得奥愚骇繁。圣朝文化洽寰海，闾阎草泽俱饰辕。固应有此大匠手，雕画五辂修轮. 。绡/ 纮0 方有待，岂止山藻兼篪埙。材奇益知世运美，士大始见民风敦。有时调笑狎诸贵，意气岂睹崇与尊。我惭同袍更馆阁，寒鸿乃逐孤凤骞。徒能问字向扬子， 敢望学剑逢公孙。天南矫首识虹采，词海觊君能一援。”③诗中夸赞他文字奇崛、傲凌公卿，但又能将经史百家融会一新，辞采亮丽，实为圣朝文化的表征。
这其实也说明了罗玘诗歌的奇特主要体现在语序、韵脚、意象、句式长短等创作形式方面的与众不同，至于所弘扬的核心的诗教观念则完全符合传统的标准，这与明中叶以后徐渭、李贽等人的狂放是有本质差别的。
罗玘在当时也得到了偏爱怪怪奇奇风格者的推重，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载：“近代桑民怿见丘相公，问天下文人谁高者，曰：‘惟桑悦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罗玘耳。’”罗玘诗文风格的造就，与他长期以来的苦吟锤锻分不开。
《艺苑卮言》卷七引黄省曾的话说：“南城罗公玘，好为奇古，而率多怪险俎饤之辞。居金陵时，每有撰造，必栖踞于乔树之巅，霞思天想。或时闭坐一室，客有于隙间窥者，见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气，皆缓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铭，铭成，语少卿曰：‘吾为此铭，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传《圭峰稿》者，大抵皆树巅死去之所得也。”当然，罗玘力图效法韩愈以起时文软靡不振的面貌，又有求之过甚之嫌，是以王世贞讽刺他说：“罗景鸣如药铸鼎，虽古色惊人，原非三代之器。”①这也是颇为中肯的。
罗玘强调诗歌创作要反映社会、自然、历史等广阔的内容，推崇诗人驾驭诗歌中变化莫测的情感意象的能力，认为一位出色的诗人足以胜任其他领域。
他在《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序》中说：“有窃议法吏非诗人所宜居者，予独恐法吏不尽皆诗人也。诗之状物，高至于日月列星之系，而其入深也，达于渊泉，散于风之吹嘘，云之浮游，雷霆之剥击，雨、露、雪、霜、冰霰之降坠，昆虫、草木之生生无穷；大之为海、为岳、为山、为川，微而入于秋毫纤尘之不可见，变而为日月之薄食飓风，为鬼飚、为祲、为雷之砧斧、星之坠也，为石、为肉、为狗、为老人，或雨而为血，沧海之堙为桑田、为息壤、为飞来峰；其为祥也，在天为庆云、为甘露，在地为醴泉，在物为芝、为麟、为凤，而于人也，宫焉以居，器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玺权衡焉以信，群而相害也则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乱祭于庙，以报习于学，以渐陶而又病其拘也。有壶矢博弈，蹴踘之具，鱼龙曼衍角抵之幻，至于怪而为神仙服食吐纳之术，放而为孤云野水之观，水巢石穴之居，樵之斧渔之歌，农之鼛鼓巫医，百工缁黄之流，乌蛮白狄之方，物纷如也，然必皆罗致之为诗之囊中。物随取而用焉，而后可以言诗。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调以五声，使可听也；施以五采，使可观也。呜呼！诗岂易为哉？ 使其移是心，以临天下之政乎？何有而况法吏政之一事耳！乌足以尽之？予故恐法吏不尽皆诗人也。”①他的友人蔡从善以诗闻名，在他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之际，有人提出一位诗人不应担任偏重理性评判与推理的法吏的职位，罗玘则代为反驳。他将诗歌表现的广大内容用铺陈漫延的博喻手法加以呈现，并指出作诗首先需要相应的博大胸襟和仰观俯取的能力，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胜任其他领域的工作是不在话下的。罗玘显然没有注意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辨之间的区别，并有夸大前者掩盖后者作用的倾向，但是他认为诗歌应反映现实、诗人应博观约取的观点却是可取的。
基于上述观点，他反对时下树立门户、画疆自限的做法，他在《祭匏庵先生文》中说：“嗟夫！世之矜持门户多矣！任学术者，非周则张，或自以为程朱；语文章者，非柳则苏，或自以为韩欧；谈诗歌者，非梅则黄，或自以为李杜；论史学者，非寿则竞，或自以为迁固。其所以自待者，可谓厚矣。而世卒莫之许焉者， 皆是也。”② 他还对馆阁文学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其在《馆阁寿诗序》中说：“今言馆， 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非必谓史馆也。今言阁，东阁也。凡馆之官，晨必会于斯，故亦曰阁也，非必谓内阁也。然内阁之官，亦必由馆阁入， 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馆阁云。有大制作，曰此馆阁笔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由是之馆阁之门者，始恐其弗纳焉，幸既纳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积一二岁而弗得者，有积十余岁而弗得者，有终岁而弗得者。噫！其岂故自珍哉？ 为之之不敢轻，而不胜其求之之众也。”③另外，他在《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序》中还写到友人蔡从善为请托之作所累的情况说：“予既第进士，顾视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时方竞师唐人以为诗，诗日相角，而品日高。中书舍人蔡从善，又独为众所奇，一时父母耈老庆索之，父母耈老戚索之，远出游者索之，园林胜赏者索之，山水草木虫鱼图画者索之，不则人不以为绝，卷不贵焉。”④这样，他对馆阁构成、从事相关创作的人员的职事及馆阁文学的一般内容进行了概括，并把深受请托文字困扰的心态展露出来。根据已经提到的《艺苑卮言》中的记载，罗玘对待某些亲故的请托还是非常严谨的，但是以《圭峰集》中所载的５３篇墓志铭为例，它们同样沿袭固有程式，极尽生荣死哀之颂词，并未见出有如何突破和独到之处。因此，所谓他“树巅死去之所得”的篇什同样不能免俗。除馆阁色彩浓厚的那些作品之外，他较少依傍经典、独出机杼的风格则体现得较为突出。正如时人崔铣所说：“罗景鸣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异，而啬于典；其见昭于细，故暗于大。然能自冶伟词，不乱于颓习。”①这正是针对于后者而言的。
罗玘除应制之外的大多诗文，首要特点是气韵涌动、文势强劲。他推崇文人豪气及喷薄而出的劲健文气，他在《送杨名父知昆山序》中说：“大丈夫胸中固八九云梦也，而其宫居粒食，燠寒裘，亦众人耳，无奇也。……每有好事者， 诪张其虚谈，刻画其实效，补苴掩护，至败不悔。大丈夫遇之，如观技儿之作剧，神施鬼设，鱼龙曼延，电霍飚驰，可骇可愕，非不捉握天机、荧惑听视也，然知其终于幻耳！故不与之角逐于口舌瞬息之间，而吾之含章括囊，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②这基本表明了他不屑与凡庸辩争，而极力追求把握灵感、戛戛独造的艺术境界的观点。又《弭节重荣诗序》写与友人王清之彼此激赏： “（王清之）翛然有凌逼霄汉意气，而俯视诸碌碌累黍、拾弃余依门户者，真鼠之游于穴中，而相衔以尾也。故有旁睨而冷眼窃笑而背唾，出则哄堂抵掌，大声曰：‘是病风狂人邪！’而吾二人佯不闻，自誓终其身不变。”③这同样凸显了他渴求卓越、拔尘出俗的豪勇气度，甚至背负狂病之名而不介于怀。
其次，选字古拙，诗步跳沓，诗风奇绝。他《送李希贤提两浙学二首》其一云：“山僧下山时，僧送不出山。但问下山僧，此去几时还？乳水闲一孔，白云留半间。只恐僧还少，僧还谁闭关。”④《题钟馗四首》其三云：“鬼作仆，鬼作仆， 肩头上琴剑书簏。问主人何处？乘牛入空谷。”（同前）《一道清风图为李侍御题》云：“御史于中持大斧，谁有大竹大如杵。破之万个破更酣，须臾了尽千林许。一林淡，一林浓，一林渺渺无西东，伶伦缩颈惊却走，云此天公遗下之箨龙。日边白凤下啄实，一饱扬去超鸿蒙。至今百鸟绝踪迹，独占千载惟清风。” （同前）这些诗歌共同之处在于取材眼下事物，笔调简易，气脉紧凑，在看似稚拙的叠沓重复中孕育朗练倔硬的美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时下动辄拾人牙慧、熟烂肤滑的弊端。
第三，借用古语，为己所用，使与诗歌整体形成典重与新变相映成趣的格局。他并非不注重对前哲创作典范的借鉴和揣摩，像他有《集杜句送现升归作僧宫》，又在《送雷生谦归南城二首》其二云：“铨次吾汝女，离筵女别吾。乡人问行色，可有杜诗无？”①即表现出对杜诗的喜爱。他借鉴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屈骚到唐宋诸贤作品均潜心撷取，如《戏赠柳蕲邵三君子》“曾同灵均怨作骚， 一腹奚足吞江涛”、《和泾川梅花水韵》“酒尽夕阳人散后，六朝合是多招魂”、《曾太守留别韵次之》“文章渊薮机云在，锦绣江山宛洛同”、《无题》“大隐隐城市，远游游帝都”、《和刘野亭竹鹤诗韵》其二“细思馋守胸中饫，却讶东坡仙梦来”、《坡邻翁寿为姚侍父作》“东坡先生旧邻并，罗浮仙人亲弟兄”等，或引古名入诗，或化用名诗成句，使之较好地嵌入自身的诗歌情境之中。总之，罗玘不同于大多数茶陵派成员出经入史的诗歌创作方法，也别于他们平正雅丽的总体风貌，他不依傍经籍故实，独作盘空硬语，形成了自己舒放自如、恣肆浑酣的审美特点，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钱福（１４６１—１５０４），字与谦，号鹤滩，松江华亭人。自幼随父寄寓京师，师从杨一清、李东阳，经成化二十二年乡试入国子监。弘治三年会试第一，入翰林院授修撰。为人负才使气，多有求全之毁。弘治十年，因吏部考察不合格， 与编修孙清一同免归。回乡之后，恣意山水，开门授徒，至弘治十七年八月二日，病卒于家，享年四十四岁。有《钱太史鹤滩稿》六卷、附录一卷、纪事一卷、遗事一卷，纪事、遗事多为后人冯时可捧誉附会之言，未可尽信。
钱福早年即得到李东阳的青睐，冯时可《钱鹤滩纪事》中载：“与谦初谒李西厓学士，时有以司马温公像求厓翁赞者，翁遂命与谦代作……翁大加称赏， 以为数语该括宋家治乱殆尽，为之延誉于谢方石诸公，谓有伦魁之才。”②钱福与李东阳诗歌书信往来较多，与谢铎也有一定的交往，如他有《答谢方石送〈逊志斋集〉》一诗称：“天地已经皇祖造，纲常须用若人扶。道从阙里心先到，文出龙门思更殊。终古有人开汲冢，后来无地奠生刍。翰林风节依然在，重向天台识范模。”①谢铎与黄孔曜曾整理过《逊志斋集》，由此诗可知此书付梓后，谢铎又送与钱福斧正，诗中亦表达了钱福对谢铎学识人格的敬慕之情。
李东阳曾在《倪文僖公集序》中说：“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陈薙定，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②此中提及“馆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相互区别及各自特色的问题，钱福则继承了这一观点又有所引申。他在《墨庄诗集序》中说：“昔人谓台阁之文，丰润宏博；山林之文，枯槁奇峻。迥不相入，而于诗尤甚，盖性情之真见也。若居台阁而能道闾阎之艰，宅山林而不忘尧舜之思，则可与论于诗之外矣。”③他显然以为馆阁之文（诗）与山林之文（诗）在风格样态上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它们在创作主旨方面则有兼容共通之处———如果馆阁之作能够体察民间疾苦，山林之作又能弘扬圣王之道，这就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创作境界，亦是陆游“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儿》）的真义所在。
基于这种批评观，他对那种既能体现隐逸情怀、又能彰显世教风规的作品中意有加，这可以从他对友人曹文蔚的评价中看出。后者出仕之前，著有《山居集》，钱福说：“《山居集》者，吾友曹文蔚居于山林时所作也。其隐居未仕之时，放情于山水之间，笑傲于林泉之下，玩物适情而诗倏然成诵，是诚诗豪也。
尝谓予曰：诗而无法，犹车而无轮。吾于晋法陶渊明，于唐法杜子美，二公之诗，诚有益于诗教者。他如苏、李、嵇、阮、曹、刘、谢、鲍之流，非不可与言诗，其于世教抑末矣！”④曹文蔚出仕之后又有《云程集》，他评价说：“夫诗固亦文也， 然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今见君之所制，似宜为台阁之人物也。”⑤ 钱福这种批评观的形成，与自身喜好游赏的秉性以及长期受到李东阳等人的诗教文学观的影响有关。他在《芝岩诗序》中说：“予有诗癖，不可疗。每登临泉石，适意处辄收拾归药笼中，以为奇方异材。遇骚人墨客与之语，津津然有喜色，又自以为得良医也。”①由此，可以看出他烟霞痼疾之深。他又在《〈百川学海〉叙》中称：“前辈尝语福以学者当先识义理，次考制度，次法德行、服嘉言而后次之词章、字书、博物、搜异，以穷其变。”（同前）另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钱福”名下汇评引乔宇所作墓志铭说：“（钱福）又言，辞必根据道理，虽恒言近事，亦不可略。”②由此，又可以看出他崇尚义理的根本见解。这些本性与理想之间的固有冲突体现在诗中，就形成了他心中庙堂与江湖难以割舍的两端牵挂。如《秋泉》“我爱秋山兼爱泉，每逢秋水放吟船”与《幽居次韵》“独惭吴下生来晚，忧乐关心仰仲淹”的矛盾，再如《饮白司寇池亭》“江湖廊庙皆心事，昭代穿渠有白公”、《晏起》“江湖廊庙心犹壮，鱼跃鸢飞道自充”的冲突皆是。当然，钱福的科场成就与政治生涯颇不相称的戏剧性对比使他更加钟情于山水，甚至声色，但是其内心始终充满了志大难用的痛苦。其《寒夜感怀》一诗说：“拔剑床头碎玉瓶，凄风苦雨共寒檠。只须纸上寻先觉，敢向君前诉不平。岂有鸩人羊叔子，可无蹈海鲁连生。乘桴欲便沧江去，鹦鹉洲边哭祢衡。” （《钱太史鹤滩稿》卷二）因此，他后期创作中固然有大量的游赏山水、娱咏情性的作品，却不能忽视蕴含于其中的屈抑之志和不平之声。
钱福的诗文特色鲜明而突出，首先是气势雄迈，辞章富丽。时人沈思评价他说：“君既入翰林，又从西涯李公先生，益肆力于文章。闳衍浩翰，阔视一世， 而才高气奇，挥毫对客，往往数千言可立就，词锋所向，莫之与撄。”③又评价他致仕后的作品说：“暇日独喜吟咏，凡怀乡恋阙、王事有劳，与夫欢忻戚愉之情， 一寓于诗焉。发之濡毫引纸，力追古作，深得诗人六义之体。”④他早期与后期的作品在风格面貌上固然有所不同，但是词气锋挺、铺陈绵连的特点却没有变。像他早年的《哀春赋》《绿云亭赋》，取法骚体，意象选取则自古而今，随意撷择，风采艳发，开合自如。后期诗歌也益显清挺，如《小山歌》云：“自想老夫狂游四海五湖二十载，谁知此山之趣真无穷，何日结庐依古松？”⑤诗意遒劲，老气豪横。这一特点的形成与钱福的文气论离不开，乔宇为其所作墓志铭说： “予与与谦同游邃庵、西涯二先生之门。与谦尝言，作文须昌其气，先使一篇机轴定于胸中，然后下笔，当沛然莫御矣。”①也就是说，钱福认为诗文创作应当具有感性意气，又要对写作意图做到成竹在胸；然后意气与意图相结合，后者在前者的驱遣之下，自然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绰有余裕，不可抗拒。应当说，他的观点导源于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一系列论述， 算不得理论创新，但在茶陵派一味强调文气平和的主流论调之中，也是迥然特立的了。
其次，俚俗浅白，兼涉宫体。他有些诗全是身世经历及生活感悟的真实写照，明白如话、浅近亲切。如《警世》一首云：“为人须俭用，切莫大施为。斗米无来路，千金有尽期。多少风流者，皆因自悔迟。亲戚如麻密，济宽不济急。
有钱朋友待，无钱躲过壁。力苦自撑持，成家都是实。”②此诗说勤俭立身、世态炎凉的道理，似有现身说法之意。《明日歌》云：“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朝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同前）此诗说时间宝贵须当机立断的道理，因为寥寥数语便将其说尽说清，故由古至今流传甚广。《警世偈言》云：“逐日挨排了便休，明朝何必预先忧。死生由命难期约， 富贵功名不久留。无数豪门成白地，几多胜景变荒丘。此言尽是目前事，堪叹人生不转头。”③此诗充满佛家生死轮回、回头顿悟之感，亦是偈言正格。他还有即兴调笑之作，如《广陵乘兴赠妓》云：“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
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同前）此诗为他致仕后游历扬州时作，狎戏不羁，颇见新巧。此外，钱福对宫体诗也有偏好，这自与他不厌声色有关， 《钱太史纪事》中就记载了他慕名寻妓的逸事，亦即《广陵乘兴赠妓》一诗的由来。这些宫体类诗有《观美人烧香》《美人手》《美人足》《妇人插秧》《绣鞋》《二姬蹴球》《佳人染指》等，它们尽是“起来玉笋纤纤嫩，放下金莲步步娇”（《美人足》）之类秾丽软媚之辞。除了描写妇人及其服饰穿着的诗，他还有《咏菊花》一百十二首。这些诗中其实还兼咏牡丹，而且这些花多以古来美人命名，宫体意味比较浓厚。像《醉杨妃》“侵晓承恩燕未央，流霞微透玉肌香”①、《紫罗衫》“独有赵家双姊妹，娉婷偏胜六宫妆”（同前）等，余例甚多。这些诗与茶陵派典正雅丽的诗风大不相合，却表现了钱福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真实的风月情怀。
总之，钱福创作思想秉承李东阳的诗教观，作品大体上显现出茶陵派的风格特色；但是他复杂多元的人格特质及人生经历也融入他的诗文之中，某些又与其作品主体乃至茶陵派的主导理念相左，这正是他作为茶陵派一员的独特价值所在。事实上，这也丰富了我们对茶陵派这一群体构成及风格特色的评价。
何孟春（１４７４—１５３６），字子元，又称燕泉先生，郴州人。弘治六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在政治上敢于作为，四库馆臣称其“以气节自许，历官所至，于时事得失，敷奏剀切”，“如救言官庞泮等；请停万岁山工役；清宁宫灾，陈八事；出理陕西马政，上厘弊五事；谏武宗幸宣府；嘉靖初以旱涝相仍，条奏八事，皆侃侃凿凿，有关大计”②。出任地方官时亦颇有政绩，如出理陕西马政时，“上厘弊五事，并劾抚臣不职”，巡抚云南时，平定当地蛮兵的叛乱。乃进为吏部左侍郎， 因“大礼之争”而出为南京工部左侍郎，是为冗员闲职，不久便被削籍。卒于家，谥文简。事迹可详《明史》本传。他撰有《孔子家语注》八卷、《余冬序录》六十五卷、《余冬诗话》三卷、《何文简疏议》十卷、《何燕泉诗集》四卷，并曾给李东阳《拟古乐府》作注解。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学问该博， 而诗文颇拙，率不能成一家。惟生平以气节自许，历官所至，于时事得失，敷奏剀切，章疏乃卓然可传。”③ 何孟春的文学批评观主要体现在《余冬诗话》中，其中论列诸内容出自他《余冬序录》有关论诗的部分，分上、下两卷，今人周维德收入《全明诗话》第一册。总体来看，《余冬诗话》摘列宋以来的诗话论调，祖述《麓堂诗话》中的观点，略无新意，但是他对李东阳庙堂之文与山林之文的观点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在《余冬诗话》上卷说：“《青箱杂记》，文章有两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槁，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润，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国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今乐艺亦有两般，教坊则婉媚风流，外道则鹿鸣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与文章相类。
《麓堂诗话》：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须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乐既不传，俗乐又不足听。今所闻者，惟一派中和乐耳。诗家声韵，纵不能仿佛赓歌之美，亦安得庶几一代之乐也哉！古今名家，取譬于诗文如此。”①何孟春认为宋吴处厚《青箱杂记》、王安国的评议，与李东阳《麓堂诗话》中有关台阁、山林之文论点构成了一个历史的文学批评序列，他们是针对诗文创作的观照对象的不同来立论的，其中也隐含了一定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不同的批评因素在。虽然渊源甚古，但显然到李东阳这里这种题材划分和艺术要求才趋于明晰和完善，而且在成化、弘治、正德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馆阁之文亟待豹变而山林之文日益兴起，两者的相互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李东阳《麓堂诗话》及其他序跋涉及这一方面的观点，正是这一趋势下的产物。虽然何孟春并没有对这种观点本身有独到的发挥和引申，但他毕竟厘清了它的源流变化，因此亦值得重视。
另外，何孟春在文章写作方面推崇贾谊，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又注重运用知人论世之法，抑扬合度。其《贾太傅新书序》曰：“朱子尝言谊学杂，而文字雄豪可喜，《治安策》有不成段落处，《新书》特是一部杂记稿耳。谊盖汉初儒者，不免战国纵横之习，其著述未尝自择，期以垂世。而天年早终，传之所掇已未尽， 然乱于他人者，何足为据？谊之才实通达国体，言语之妙，后儒良不易及。此论笃君子所以虽或病其本根，而终不能不取其枝叶也。”②此序作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九月。虽说王阳明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有所谓“龙场悟道”的境界，但他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才写出《朱子晚年定论》这一奠定其心学基础的著作，在何孟春授理《新书》之际，阳明心学的思想学术地位虽正在抬升，却远没有达到可与朱熹理学抗争的程度。从何氏此序的论断可以看出他对朱熹的观点并不迷信，且进行了一定的纠正，可谓有据有识，表明了对贾谊“言语之妙”的欣赏，其实更直接地透漏出他文宗秦汉的态度。
何孟春的文艺创作主要是诗歌，现存有《何燕泉诗》四卷，惜版刻未精，而间有毁损，不少词句已难辨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传其诗派。而才力不及其富赡，故往往失之平衍。”①其实“平衍”并不是何孟春个人的过错，恐怕也不全是“才力”的关系。谢铎“经术湛深”，可算是有才力的人物了，然而他的诗歌也不见得“富赡”。谢铎有才力而诗情有所欠缺， 而何孟春的诗情却有自然浓郁的时候，即刘稳《何燕全先生诗集序》中所谓“其得于天厚”而非“人力”者。该《序》对何诗颇为推崇，曰：“且我明诗教之盛，自弘治间学士大夫始翕然丕变，而一时作者如西涯、空同、大复诸公，争鸣奋唱， 力追大雅。而先生适当其时，与之师友，互相攻错，即句字皆经斧凿、引绳墨， 必协古风人之义而后止。则其声诗所发，裒然名家，足与二三君子齐驱并轶， 不有自哉？”②将何孟春与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前七子”中坚人物李梦阳和何景明并提，以为可与之“齐驱并轶”，则不能不说是推尊过至。无论是从何氏作为“茶陵诗派”成员之一的角度考究其文学成就，还是本着如何正确评价何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动机，皆有待于我们先对他的具体诗歌创作做一比较全面的考察。
就体裁而言，其诗集四卷中第一卷为古风６３首；第二卷及第三卷之前半部分为七言律诗，凡１８８首；第三卷其余部分为３８首五言律诗和１８０首七言绝句，该卷末一首《梦中作》则为集中仅见的六言体；第四卷则是１５首五言绝句、３首五言排律和４首“七言排律”（集中所谓的这四首“七言排律”事实上是联句，名实不符）。何孟春诗歌创作的精华集中在前两卷，即古风和七言律诗； 七言绝句创作的数量虽多，但在艺术上则逊色得多；至于些许“排律”之作，则称不上是艺术作品，其之所以存于诗集中，大概是为体现各体创作之全，乃至于用联句冒顶“排律”。
何孟春诗歌所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他的交游诗中除一般的唱和之什外， 还有赠行诗和哭哀诗（挽诗），如《送友》《送李习儒归茶陵》《送周秀才南归》《挽陈武选企元》《华处士挽词》《二首哭孟旦第次易体干韵》等，赠行诗中较出色者可以《送周秀才南归》为代表，诗云：“碧云飞尽楚天低，桑梓依依溰水西。夏杪轻装先雁去，客边孤枕听猿啼。王程有限归偏疾，世路多歧梦亦迷。惆怅尊前几知旧，河桥草色此分携（按：原字漶漫，笔者拟作此字）。”①另外较多的是行旅即景之作，如《望江驿》《闸河阻》（卷二之作，以别于卷一之什）、《过洞庭湖》《阳关》《嵩高山》《庄浪道中》《登封道中》《崆峒山》《宁延道中》《嘉峪关》《兴隆道中》等，可以《闸河阻》和《嘉峪关》两诗为代表，前一首云：“春尽官（笔者按： 此字不敢确定）渠水尚悭，蓬窗推枕听潺湲。南风几日当移棹，小雨浮沙始作湾。两闸邈如千里隔，沧浪空羡白鸥闲。浮生滞迹今多少，昨梦分明遍九寰。”② 后一首云：“胡尘接塞莽何极，汉月出关空自沉。四山侧立草木死，一路中分冰雪深。老怀别久重作恶，病骨春寒仍不禁。谁与边兵定轮戍，劳歌无限苦辛吟。”（同前）行旅即景之中有时又兼怀古之作，如《古隐君祠》《巢父井》《温泉》《四皓墓》等；有时则兼感怀，如《灵钧台（原注：在凉州）》：“四望烟尘万里开，壮怀何事怯登台。思归有客怜胡草，寄远无人问陇梅。梦里绿衣连夕到， 客边霜雁几时回。公家日负痴儿债，未拟余欢放酒杯。”③ 其他则还有不少日常感怀之作、闲情诗、题扇（画）诗、哲理诗等。日常抒怀多为一己私遇之慨叹，如《山中述怀》：“我生多难那堪诉，二十年来未死今。旋剪草莱聊筑室，载培松柏渐成林。春山遍洒愁边泪，夜雨兼伤梦里心。”可惜不能感人。《杂言》诗：“长枪太剑，几人封侯；寸管尺牍，终日书囚。富贵不如行乐，文章只益穷愁。百年扰扰君何求，晨鼓暮钟同一楼。醉乡有田可种秫，幻境无地堪藏舟，南面更谁夸髑髅，嗟生浮，号死休，人间不如意事十八九，何物男儿空白头！”④语言颇有意思，只是“牢骚太盛防肠断”。《感雨》诗云：“天时喜常旸， 民命堕焦釜。田如龟在灼，完卜何时雨。吾闻春秋书，四月已愁鲁。况兹五月来，野外皆赤土。……君不见三吴去年民乏食，两淮菜色多流离……”（同前） 体现出他对民生的关心。闲情诗如《夜饮调座客》等，无足观。题扇（画）诗较好的是《题孟望之扇次何仲默韵》：“烟雨模糊一叶舟，水花开处见芳洲。江湖满地皆南国，渔钓何人独上流。醉后客心愁对酒，病余吟骨健逢秋。今宵正作潇湘梦，塞雁惊飞莫过楼。”⑤ 感悟人生哲理的作品，何孟春写得也不错，如《过洞庭湖》：“往年过洞庭，天水连四极。眼中君山外，尽是鱼龙国。高秋八九月， 千里或瞬息。虽有波涛骇，长风不容抑。今来过洞庭，洲港界封域。新春水未生，涯涘近可识。舟人复苦之，三宿在湖侧。逶迤沙草路，动借牵挽力。忆吾行其间，前后几南北。曩已忘风波，今当候天色。行速岂用夸，迟行不须恻。
前程尚远而，此地独纠缠。平流与高浪，于计孰为得？保此千金躯，幸免妨不测。吾舟已出湖，买酒宁论值！”①又如《闸河阻》二首其一：“达人伤穷途，君子慎末路。中流自在时，吾岂终无遇。梦踏步虚声，行歌远游赋。会看天汉间， 飘渺横槎度。”（同前） 何孟春诗歌的思想内容显得相对贫乏，四库馆臣说他的诗歌“平衍”，虽是从艺术的角度说，但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评语来看。然而造成何诗“平衍”的原因，不是他才力不够“富赡”的缘故，思想内容的贫乏恐怕还是主要的因素。
其实何氏不乏诗歌才情，这从上述部分诗歌中已不难看出。而且他的诗歌中也不仅只是“平衍”的一面。“平衍”一词隐含着对语言造诣和诗歌技巧的忽视与不足，其实何梦春还是很注意这个方面的，如“白映中流石妨棹，香来两岸梅藏葩”（《武昌阻雪次沈提学和苏集韵》二首其一）、“钟声暗度烟中寺，野色晴开雨后山”（《送友》）、“双门阖辟青云表，鸟道无极着秋草”（《潼关次陈廷言郎中韵》）等，都留下了他刻意经营的痕迹，“双门”两句更是明显从六朝“风云有鸟路”中化出。这种语言的点化还多处可见，如“晓来一雨春狼藉，多少花香染尘胎”（《平凉与邃庵再会为次待隐图韵二十绝》之四）本自众所熟知的唐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旅食又京华，不知春已暮”（《李献吉过余新居席上限韵作》）则是化用杜甫的“旅食京华春”，等等。这种语言的巧妙穿插与点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诗歌的“平衍”倾向。至于刘稳《何燕全先生诗集序》誉其“足与二三君子齐驱并轶”云云，亦不难理解。因为当时诗坛的景象就是如此，如谢铎虽诗歌创作丰富，近１５００首，但他的诗歌也存在着“平衍”的问题，且就个人经典作品在总集中的比例来说，则何孟春在“茶陵诗派”成员中自有其一席之地。
顾清（１４６０—１５２８），字士廉，别号东江，松江华亭人。弘治六年进士，同年十月授编修，参修《大明会典》。弘治十六年修成后，升为侍读。正德初，刘瑾得势，顾清不相阿附，正德四年，前者摘《会典》中几处较小失误，对翰林院参修成员大施挞伐，贬为南京兵部员外郎。正德五年，刘瑾被诛，还为侍读学士，历任少詹事、经筵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嘉靖初，为御史李献弹劾罢归。嘉靖六年，诏为南京礼部右侍郎，次年诏以尚书致仕，在入京上谢表途中病逝，享年六十九岁，谥文僖。有《东江家藏集》四十三卷、《续集》五卷、《存稿》十卷、《傍秋亭杂记》《华亭顾氏家谱》四卷、校正《周文襄公年谱》，另与陈威合撰《松江府志》三十二卷并行于世。他还曾编校《许鲁斋遗书》《元张文思公集》，但未被刊布。
顾清在入仕之初，便深得李东阳、谢铎、程敏政等人的欣赏。及第后，自然少不了唱和往来。他与谢铎有一定的交往，《方石先生季父逸老以宝庆守致仕，先生名其居曰“悬车旧第”。宝庆殁，先生有诗命次其韵》一诗可以为证。
他与李东阳等人的唱和之作更多，例如他有《内阁赏芍药》二首，题下自注说： “时阁老义兴徐公、洛阳刘公、长沙李公，徐、刘首倡，长沙及学士篁墩程公以下皆和。”①类似这样的作品，可谓不胜枚举。另外，他还记录了同僚与李东阳等人的交往，如在为屠勋所作《故刑部尚书致仕东湖屠公行状》中说：“公（即屠勋）在刑曹以诗名，故太师李文正公、尚书吴文定公、礼部侍郎方石谢公皆与之唱和。”② 顾清晚年曾对自己的诗文集做过编订整理，因此体例精审，井然有序。他的《东江家藏集》明显分为三个创作阶段：《山中稿》四卷为初集，是他出仕之前的作品；《北游稿》二十九卷为中集，是他三十三岁入仕以来的作品；《归来稿》九卷为后集，是他致仕之后的作品。另外据四库馆臣考订，他还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系由其子孙续辑，这适与明人孙承恩为其所作的《故南京礼部尚书顾文僖公墓志铭》载录的著作相符，可惜入清时已亡佚，收入四库的仅有《东江家藏集》四十三卷。四库馆臣评价他的诗文特色说：“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练淳雅，自娴法律。当时何、李崛兴，文体将变，清独力守先民之矩矱，虽波澜气焰未能极俶奇伟丽之观，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③这段评价突出了他作为茶陵派后进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但严格说来只能算作他三十三岁入仕后的概括，在此之前应该说他受到茶陵派的影响较小，婉丽有余而雅正不足。
至六朝宫体、骈文的影响。如他在《梦萱赋》序中说：“教谕李大经先生一日召清，曰：‘吾官晋江时，梦吾亡亲。明日，而吾弟缙绅至。感而有作，和者数十人，诸体略备。闻子学楚骚，其为我赋之。’”①可知早在乡学时，他学习《楚辞》已颇有名气。此赋与同卷收录的《感春赋》，都是“六字＋兮＋六字”的《离骚》句式；他另有《雪赋》为六字骈文，虽多有科场余气，却也不乏六朝风姿。此间诗中提及先唐典事的辞句特别多，像《村居杂兴六首》其六：“灵均沉湘陶令死， 篱下寒香久无主。”《除夜》：“更无柏酒共桃符，一卷《离骚》伴竹炉。”《登夏时茂澄碧览翠二楼》其二：“若为借得湘妃瑟，鼓向江南十二峰。”《秋兴和芸轩韵》其二：“平生宋玉多悲感，拟脱青衫趁白鸥。”《环溪十咏得莼菜》：“多渴长卿愁内热，谢他清淡养天真。”《咏二乔得真字韵》：“铜雀金陵总未真，六朝花月几经春。”《破镜篇》：“君不闻蔡琰胡笳十八拍，千载英雄泪如霰。”②另外，一些诗写得非常缠绵秾丽，具有较深的齐梁风韵，如《征妇词》“银灯花落夜迟迟，最忆灯前笑语时”、《海棠四首》其四“香颊潮红亸翠襦，绛唇微吐滴胭脂”等。这一时期一些作品还表现出他对历史、现实的批判情怀，如《花见羞后唐明宗淑妃王氏也予读〈五代史〉感其濒死为子乞命数语故为赋之》有“君王墓草埋寒烟，春风麦饭洒谁边。花见羞，恨千年”句③，颇见为古代节义女子鸣不平之意。《冬至书怀》有“傍村八九家，悄若住空谷。往来迹已断，况乃相贺祝……吾将驾灵查，一访巫咸卜”句，此诗题下注说：“是岁九月初，连雨腐稼。明年壬寅大饥， 米石至千二百钱。”④这恰恰说出了他意欲求见巫咸一卜丰年的迫切动机。
另外，这一时期他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尤其对华而不实的文风深恶痛绝，如《辛亥感兴六首》其一：“六籍无孔孟，诸子竞为书。班马雄两汉，韩柳后驰驱。斯文虽未丧，元气久已殊。云胡后来者，每变日下趋。靡然事华藻，琐甚雕虫鱼。杳眇乱人耳，黄钟委路衢。时无欧阳子，谁为扫其芜。”⑤ 由诗题知此诗作于弘治四年，他的创作思想显然开始由青年时期的闲情唱吟逐步向兴复古文转变。如果说先此他向先唐汲取文学素养还停留在浅层的形式美借鉴上，此后则开始侧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伦理意义层面上的探掘了。弘治六年，他投入李东阳门下，无疑在客观上加速了这种审美倾向的奠定和巩固。
《东江家藏集》卷五至卷三十三是《北游稿》，这一部分与师友、同门及同僚游赏题咏唱答赠和的内容增加，但单就某书某事抒发书生意气的作品渐少，而且风格趋于庄凝厚重。这说明入仕后现实政治的历练和师友平正典雅的审美趋好使他从先前平静务虚的书斋生活中摆脱出来，他的创作思想及手法也日益成熟。当然，先前他崇尚骚体、六朝并多有心得，恰恰与茶陵派的创作主旨相合，这基本可以说明为什么他最初就可以得到李东阳等人的赏识，并融入这个诗派中成为后进中的翘楚。孙承恩在他的《故南京礼部尚书顾文僖公墓志铭》中说：“时傅文穆公与李文正公、宗伯程公敏政，皆负文章重名，慎许可。公每试必在甲乙，亟加叹赏。”①此铭最后又评价他的诗文风貌说：“所为古文深厚尔雅，不事浮艳奇怪，出入韩柳，诗宗盛唐，多思致。”② 正如已经提到的，他早期诗歌“浮艳”的成分还比较重，提及或效仿唐人的作品也不太常见，这则评价应是指他中后期文风转变之后的样貌。他在《登第后寄所知》一诗中说：“匡时未展江湖志，饱食频惊岁月催。翘首碧云南国路，美人谁在读书堆。”③这正好体现出他出仕之后，对过去吴山越水的徜徉、美人书堆的沉湎与留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见出他匡时济世的情志渐强，书卷金屋的虚幻退去，这首诗较真实地反映出他将早期风格与茶陵派诗美要求相融合的过渡状态。
这一时期他的咏史诗识见渐深，转益多师的范围也比较开阔，对唐宋以来的名家作品用力渐多。如《明妃和汪抑之》：“汉朝翁主半家人，临到王嫱国论新。解道怀戎尚忠信，庙堂谁谓少谋臣。”④ 《杨妃》：“汉家妃子度金微，裂面西风损黛眉。教得后来人解事，只从金屋抚番儿。”⑤ 《读魏武、则天事用石楼太史韵》：“乱来天意长奸雄，一语深投月旦公。岂谓三袁尽河北，更教诸葛起隆中。烟消赤壁沉雄俊，树冷西陵怨女童。不及人狼祖余知，化牛犹得占江东。” 又：“阿师留发拜昭仪，绛缕初封不记谁。海内渐看归圣母，榻前空自属佳儿。
天征鸟梦垂双翼，鬼作人妖有四眉。早与文皇作男子，乾坤更是一番奇。”⑥ 他对王嫱、杨玉环的评价，寄予了对当朝暗弱的辛辣讽刺；对曹操、武则天着眼于当时局势的变化，结论较为公允，这些都比前期对“花见羞”之辈的怜惜叹惋要有力深刻得多了。
在原先的师法范围的基础上，他对唐宋名家的借鉴也多起来，如《宫体四首次良金韵》《又用杜韵》《戏效荆公作四首》《四月十二日定庵先生过访诵东坡过清虚堂诗用韵奉谢》等。他在《读书有感》一诗中描述自己与古人对话时的状态说：“良宵可虚掷，明灯了残书。开卷对古人，已隔千载余。精神方尺间， 恍若倾盖初。”①这基本是他复古心态的反映。此间他注意将先唐的典事与唐诗结合，诗歌眼界趋于通达，如已提到的《读魏武、则天事用石楼太史韵》一诗外，还有《次韵启衷给事病后见寄》（“宋玉杨朱各有悲，杜陵曾借草堂资”）等。
当然，他对《楚辞》的偏好始终未变。弘治九年，同乡蒋文辉以太学生身份入京，不幸于途中溺死。弘治十一年，他作《吊蒋文辉》一文，其序称：“为作楚辞一通，授鼎（蒋氏后人），使投诸河，以吊之。”②此文全用骚体，亦为“六字＋兮＋六字”的典型的《离骚》句式。此外他还有《畏庵和章趣成郡志未有三泖九峰遗似屣之句再迭反骚》《有菊为盛德彰赋》（“湘累放逐怨枯槁，渊明亦为五斗驱”）等。这样，他的诗就融合骚体的绮丽与唐宋诗歌的盛大特征，形成了清丽平正的特点，《北游稿》正是他的风格趋于成熟稳健的时期。
《东江家藏集》卷三十四到卷四十三为《归来稿》，这一部分为嘉靖元年前后被罢归以后所作。他南还之际，亲自到李东阳的坟上告别，并作《辞李文正公》一文：“维正德十六年，岁次辛巳五月壬子朔、六日丁巳，学生礼部右侍郎顾清，谨以酒果时羞，祭于先师李文正公之神，而言曰：清被言去国，兢惧实深， 回瞻师门，庶以无愧。今当永别，不胜眷依，敢告启我衷，翊我躬，俾贞厥终，无作公羞，永光于师训。”③可以说，他中期参修史乘、论谏时事的作品，如在《北游稿》中所载的《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论》《体用一源论》《胡亥任赵高》等杂论，及《答张宗周工部书》《答喻太守书》等涉及荒年蠲除赋税、平定暴乱等见解体现出的耿直不阿的品格，固然与自身秉性有关，也是他自觉秉承李氏师训的结果。罢归期间，他作有《秋雨赋》，其序称：“予南归之明年壬午秋七月，大风雨，拔木害稼，民庶劳止。又明年八月，复然，乃作此赋。”①是为代民立言之作。他回忆旧事尤其与李东阳有关的事特别多，如《金杯叹》诗后引称：“李文正公在仕路五十年，参机政者十八年，家止一金杯。公殁，家人试之，乃铜也。盖求文者以为贽，而公因用之，初不知其赝也。丙戌六月九日，公生辰，与客谈及，歌以识之。”②此一轶事，无疑更能加深对李东阳廉洁奉公的认识。他还作了许多凭吊古迹的作品，如《十二月至济宁秦凤山示和彭幸庵吊古诸作次韵八首》，其中包括《淮阴侯祠》《沔南武侯祠》《滇南思武侯擒孟获》《浣花草堂》《颜鲁公祠》《陆宣公祠》《岳武穆祠》《文信公祠》等小题。
先后经历了被刘瑾贬黜、被李献奏免等曲折过程，他晚年的心境变得平和豁达，如他在《近作小亭池上，背墙面流，左右林樾，日色不到，而窗几虚明，颜之曰‘息影’，味苓至而喜之，赋诗三首，因次其韵》其一称：“浮世空名与谤随， 欲从蛙黾问公私。年来悟得安心理，只在池亭隐几时。”③ 关于顾清在茶陵诗派的地位，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诗话》称：“东江诗法西涯，观其险韵，再四迭用，足见其能事。当日诸公受长沙衣钵，或推方石，或称二泉，或首熊峰。以鄙见衡之，要皆不敌也。”④虽有所过誉，亦值得对他加以重视。
鲁铎（１４６０—１５２７），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会试第一，是年主考官为吴宽。此后，任编修，平日闭门自守，潜心义理学问，不妄言人过。正德初，出使安南，全节而返。正德二年，迁国子监司业，相继任南北国子监祭酒，后托病辞归。时人多以其学问品行与谢铎相并提，嘉靖初刑部尚书林俊上《录名德以重士风疏》称：“鲁铎约质浑晦，志尚清纯，道足以镇雅黜浮，学足以订顽立懦。方今厘革庶弊，正育贤成德、振作士风之时，况鲁铎与弘治间谢铎人品为类。谢铎以祭酒养病，孝宗用吏部荐，进礼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师，颂美有作。陛下今日处鲁铎如谢铎，则今日颂美陛下将亦同孝宗矣！”⑤ 在林俊的荐举下，他再次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二年致仕，累征不起，卒谥文恪。清沈佳《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一“鲁铎”小传称其享年六十七岁，适与他自称“我昔成化庚子之岁，年二十……迨今忽增四十有七年”①及李濂于嘉靖二十七年所作《鲁文恪存集序》称“寿啬七十”相合，故知其卒于嘉靖五年。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三称其卒于嘉靖二年，不确。他有《鲁文恪公文集》十卷传世，诗风渊雅，不温不火，深得李东阳为诗之道。《明史》本传曾载他用半条干鱼与同年赵永一起为李东阳祝寿之事，三人甚是相得，极欢而退。他还是李东阳晚年座上的常客，包括顾清、何孟春等人在内，他们酬唱赠答的诗歌较多。
明项笃评价鲁铎说：“沈潜学问，不专为文词。历官祭酒，端饬自励，日危坐焚香。读经史，不肯言人短长及时政得失。虚心约己，清慎不渝，忧时济世之心，至老弥笃。”②结合他的仕历及诗文创作来说，这是较为恰当的。
他的诗歌秉承了茶陵诗派一贯笃实浑厚的风格气韵，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教观的色彩较重，而且格调沉缓，略无新意。四库馆臣索性直接说：“至于诗文，则皆不甚擅长。盖其平生志趣，不在于斯耳！”③然而，这是由鲁铎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决定的。正如他《入院言志》诗称：“圣明重辅理，推心任儒臣。
玉堂敞北扉，储养归陶钧。商家礼三俊，周室须常人。肆今黄阁老，蔼蔼伊周伦。而我樗散质，亦与名材抡。赖兹楷范在，启发倾仓囷。岂徒事文字，衣钵传经纶。我生颇辛苦，所怀非忧贫。愿言策驽蹇，周道随清尘。”④所以，他与谢铎相同之处在于有着强烈的济世忧民的情怀，这些反映在他的诗歌中，成为较有价值的一部分。他关心农人劳作的疾苦，其《三农苦》一诗说：“癸未四月雨，并遗束作忙。盛夏雨不嗣，连月恣怕旸。邻湖奭斗数级，安间陂与塘。高秋报淫雨， 宵昼声浪浪。出村早焦槁，自无卒岁望。原田所灌溉，糜烂无登场。泽农陷巨浸，什一罹死亡。贫者为耕治，鬻儿营种粮。乃今益穷迫，骨肉矧异方。富者忧盗贼，扑劫群虎狼。向闻司租使，适经川泽乡。芃芃赏禾黍，讵信诉灾荒。三农苦复苦，天高难自明。未论死沟壑，官租何由偿？仰首向天泣，旻天但苍苍。”⑤ 此诗主要描写农人接连遭受夏季干旱、秋季洪涝的打击，颗粒无收已成定局。
贫农为了购买种粮，卖儿鬻女，惨不忍睹；富者则为暴民日多、时局不稳而担忧。然而，当局对百姓的疾苦丝毫不放在心上，租税照旧，就加重了农人的负担。他又在《寒夜吟》中写道：“铦风铲地地欲裂，横磨几许并州铁。深窗油冻灯不明，出袖手僵挑不得。征东甲士带霜坐，贼群却占千家卧。营中冻死不敢嗔，只怕河冰贼偷过。南去干戈何日止，兵贼居民皆赤子。官家诏赦明朝开， 尽消杀气阳春回。”①此诗为同情戍边将士所作，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确提出“兵贼居民皆赤子”的观点，认为士卒、暴民、平民都是本性良善的：天灾人祸导致流民产生，当局绥抚不力导致流民暴动，暴动使大批平民日常生活不能保障，当局派遣士兵镇压，士兵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其实是封建统治时期永远无法突破的恶性循环。鲁铎最终将希望投向官方，希望一纸诏书赦免暴动者的罪过。这固然可以消弭下层民众的苦难，但是却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弊政才是导致民生艰难的源泉。再如《观郑侠流民图》写道：“近来偶得流民图（“图”字原缺，据诗意补），宝爱矜怜看未了。旱风吹沙天地昏，扶携塞道离乡村。身无完衣腹无食，疾羸愁苦难具论。老人状何似，头先于步无生气，手中杖与臂相如，同行半作沟中弃。小儿何忍看，肩挑襁负啼声干，父怜母惜留不得，持标自售双眉攒。试看担头何所有？麻籸麦麸不盈（此字原处模糊，据诗意补）缶。道旁采掇力无任，草根木实连尘土。于中况复婴锁械，负瓦揭木行且卖，形容已槁臀负疮。还应未了征输债，千愁万恨具物色。”（同前）北宋郑侠不满熙宁变法，将当时流民严重的情形画成《流民图》上奏朝廷，以示反对。鲁铎此诗虽为观图之后的感发文字，却对时下政治具有极强的讽谏意义。《民瘼》一首称：“官僚纷送逆，庖廪美供需。不有谋于野，宁知泣向隅。死前仍赴役，灾后却征租。圣主忧勤在，吾曹体悉无。”②同样揭露了民人先遭天灾、后遭人祸双重打击的惨状。此外，他还有一些写到有关边疆战事的诗，如《杂感二十首》其十四称：“近闻救边急，羽檄飞京师。兵声久不振，占募空三陲。如何骠骑军，还藉羽林儿。生来不识战，股慄趋道隅。亲戚远相送，父母泣前溪。
尺捶当猛虎，投死未可知。借问军中将，谁是李搴旗。莓莓受降城，落落燕然碑。前功未可必，安边去何期？惟应两阶舞，焉用一割为？”①此诗写从征士兵远离亲人、备边应战的内心痛苦，充满了同情悲悯之意。当然，他的立场始终是系心王室、冀君王一悟、政之一改的，所以他在《海内》一诗中说：“海内苦群盗，山东今一年。闺奁沦犬豕，肝脑厌乌鸢。节钺方连日，烟尘忽近天。釜鱼谁借手，早听凯歌还。”②这又是不能强求古人的地方。
鲁铎的复古倾向也比较明显，诗中很多涉及古人故事，另外对李杜、罗隐、陆游等名家的次韵之作也较常见。赞咏古人之作如《杂感二十首》其一：“许由洗两耳，恶闻九州长。巢父惜牛口，遥遥饮其上。二老振孤踪，千载流逸响。
呜呼成其高，尧天真荡荡。”乃写上古高士视天下如敝屣之事。其二：“晋室失其驭，所资惟贤豪。谢公负雅量，人士归皋牢。声乐自满耳，举世方惊涛。安能缩首尾，共作寒虫号。清颜照木石，东山为增高。淝水了大事，余算曾无劳。
高崧岂具眼，嘲戏同儿曹。”为谢安处变不惊力挽狂澜之事。其九：“荆卿报燕仇，壮气谁与匹？高义诚足嘉，一身非所恤。商声起哀筇，易水惨且泌。所事在秦庭，自谓百不失。安知寰宇上，白虹贯朝日。天意乃若此，人事焉可必。
惜哉百夫良，徒以昭往帙。”为荆轲刺秦一去不返之事。其二十：“季主夫何如？ 卖卜长安东。相携二三子，引侍常时同。日月论纪差，天地循始终。博观千载上，斯道无终穷。如何贾生辈，与语时未克。乃知太卜子，天命常相通。性道苟自述，遁身亦何崇！”写司马季主以天道解喻贾谊之事。总之，这些诗带有很强的史学诗札的痕迹，或追慕高贤，或高赞丕绩，或阐发玄义，表现了他的人格理想和处世之道。
他踵继唐宋诸贤诗韵的有《连雨中因读少陵大雨诗次韵一首》《梅开用杜韵》《暮春城西即事用少陵韵》《丙寅除夜次安博驿用杜韵写怀》《读李诗》（“谁云李太白，旷达擅高踪”）、《方桥用韩昌黎韵仍衍其意》《九日园庭用杜牧之韵》《九日梦野台修砌适成用杜韵》《对菊次唐人罗隐韵》《看压新醅唐皮陆二公倡和韵》《柳子冠用东坡韵》《莲北庄用放翁饮酒近村韵》等。上述表明他广泛借鉴盛唐以降乃至宋代诗歌，其诗歌审美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
他有些诗歌还呈现出一定的清逸静远的气息，像他在《六十庚辰除夕用五十韵》中说：“流年经六十，病与世相违。朋旧容疏懒，林丘隔是非。形常忘彼我，佩岂赖弦韦。醉向屠苏席，春盘野菜肥。”①此诗虽为晚年所作，亦表现出他一生超脱物表、洁身自好的风格取向。
他面对复杂变幻的仕途，既想有所作为，又不得不考虑全身而退，故在诗歌中经常寻求城市与山林、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平衡。如《已有园》有“廛间分巷陌，城里得山林”句、《郊行次序庵韵》有“明日红尘向城市，野桥山店尽堪思” 句、《林下》有“马迹车轮城市里，何人知道有山林”等等，都是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态的表露。虽然它们整体上笔调轻松、景语清丽，但潜伏在文字之下的理智与情感激荡的暗流却不能有暂刻平息。
鲁铎为诗首先体现的还是它的思想性价值，其在《次韵白学士先生读〈离骚〉》中说：“是非千古有公平，一读《离骚》一怆情。邑犬只应遭靳尚，江鱼争忍负先生。重华何处言词尽，列传谁云与可轻。试向沅湘看正气，春来风浪几时平。”② 另《李在山水行》末句亦称“眼前寒士皆大庇，杜陵千载同吾心”③，这些都表明了他的志趣所在。也许正是基于对屈原、杜甫等人文品人格的高度敬仰，他在赋作中大量运用屈辞成句，表达无尽的忧念之思，像《已有园赋》即有大量语例可资证明。当然，作品自身的艺术美感和独创性价值都要相应大打折扣了。他还作有几首词，如《玉烛新》《谒金门》二首、《柳梢青》《水龙吟》等， 它们总体上楷正有余，才性殆乏，有失词体本色，但像《柳梢青》“乙酉重逢，前番乙酉，五岁孩童。试想当年，犹如前日，已作衰翁”④ ，也微见情趣。
陆深（１４７７—１５４４），字子渊，号俨山，华亭上海县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不久选庶吉士，授编修。正德四年，因刘瑾作梗，随众多翰林官员谪迁，外调为南京主事。刘瑾死后复职，历任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侍讲官，后外任山西提学副使、四川左布政使。嘉靖十六年，为太常卿、侍读学士。嘉靖十八年，以詹事府詹事致仕，卒后谥号文裕。他一生著述宏博，有《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此为诗文部分；另有《俨山外集》四十卷，由学术札记、野史纪闻等组成，为其子陆楫汇编而成，包括《传疑录》二卷、《河汾燕闲录》二卷、《春风堂随笔》一卷、《知命录》一卷、《金台纪闻》二卷、《愿丰堂漫书》一卷、《溪山余话》一卷、《玉堂漫笔》三卷、《停骖录》一卷、《续停骖录》三卷、《豫章漫抄》四卷、《中和堂随笔》二卷、《史通会要》三卷、《春雨堂杂抄》一卷、《同异录》二卷、《蜀都杂抄》一卷、《古奇器录》一卷、《南巡日录》一卷、《大驾北还录》一卷、《淮封日记》一卷、《南迁日记》一卷、《科场条贯》一卷、《平北录》一卷等。四库馆臣评价《俨山外集》说：“虽谰言琐语错出其间，而核其大致，则足资考证者多。在明人说部之中，犹为佳本。”①可知，其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弘治十八年，杨廷和等人担任应天乡试考试官，故陆深出于杨氏门下。他执师礼甚恭，其在《祭阁老石斋杨公文》中有“门生最辱知怜，相从馆阁余二十年”②句，即可说明。杨廷和不以诗文见称，但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李东阳曾说： “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事，须归介夫。”③李东阳对杨廷和推引有加， 在正德期间同他通力与刘瑾等人周旋，全护忠直之士；正德七年，李东阳致仕， 力挺他为少师、太子太师、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足见推重。因此，后者对李东阳的感佩之情是不言而喻的。陆深自不能免受这种影响，他对李东阳的敬慕也频见于文集中，甚至亦自称门生，如《跋邵二泉西涯哀辞》称：“往岁丙子秋，深起告北来，舟次广川，适闻文正之讣，亦有一诗，哭之曰：‘细推天运几生贤，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庙江湖今复少，文章功业古难全。重来东观嗟何及， 再过西涯定惘然。白发门生伤往事，每看忧国泪双涟。’”④从某种意义上，陆深怀有“道以济时为上，物以资世为贤。故圣人不宝难得，不作无益，远观近取， 凡以致用也”⑤的政治追求，是杨廷和言传身教的结果；他在诗文创作方面雅丽从容风貌的形成，却受李东阳茶陵一派的影响甚深，故四库馆臣评价《俨山集》及《续集》的文学特色说：“今观其集，虽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学问，切近事理， 非徒斗靡夸多。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谓有守者矣。”⑥因此，将陆深看作茶陵诗派的殿军亦是合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陆深早年与徐祯卿（１４７９—１５１１）交往甚密，且并有诗名。
后者虽为前七子成员，诗文追求却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不尽一致，且年仅三十三岁就去世了，因而陆深并没有染上李、何“赝古”的习气。另据《明史》本传，称陆深为人“颇倨傲，人以此少之”①，也可见他特立独行的品格。对于近世文坛风气的演变，陆深丝毫不掩饰对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赞美之词，如《北潭稿序》称：“我皇朝一代之文，自太师杨文贞公士奇实始成家。一洗前人风沙浮靡之习，而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时若王文端公行俭、梁洗马用行辈，式相羽翼。至刘文安公主静崛兴，又济之以该洽，然莫盛于成化、弘治之间。……一时士大夫得以优游，毕力于艺文之场。若李文正公宾之、吴文定公原博、王文恪公济之，并在翰林，把握文柄，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也。”②又《李世卿文集序》称：“本朝文事，国初未脱元人之习。渡江以来，朴厚典易，盖有欲工而未能之意。至成化、弘治间，宣朗发舒，盛极矣。”③又《梅林诗集序》称：“明兴百余年矣，而诗道盛于弘、正之间。”④又《一泉文集序》称：“弘治、正德之交，实我朝太平之极。……斯集也，固一家之文献，而一代之文献，亦于是乎可考矣！”⑤以上材料均说明，陆深对李东阳等人主导的“淳庞敦厚”“宣朗发舒”的诗文风气深表钦仰。事实上，他又把平正典雅的风格带到作品之中，客观上充当了茶陵诗派波及正德、嘉靖时期的余绪。
此外，从陆深自身知识构成和审美偏好来讲，他也更倾向于典雅平正的风格气度。如他《诗微序》称：“深承父师之训，以《诗经》发科，自少诵习，中岁业举如制，反复讽咏之余，各有所疑，辄用札记。迨通籍禁林，获交英俊，间于僚友，间稍出一二质之，颇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为是也。念今六十年矣，虽于经术之大，终身难闻，而一得之愚，不忍自弃，聊复稿存，将以示子孙，题曰《诗微》。”⑥可知他由《诗经》起家，终身探研不废。
另外，他对宋人诗词也颇为喜好。如《书〈战国策〉后二首》称：“余家穷乡， 又故农也，素无遗书。迨余又力薄，故其致书比于他难也。十五六时，喜读苏氏书。侧闻先儒悉谓苏实原于《战国》，因访诸友人得一断简，盖《齐策》至《楚策》，凡十卷，受而读之，其事至不足道，而其文则至奇，时恨未睹其全也。”①又《跋所书陆放翁诗》称：“深少喜诵放翁诗，卧病山堂，适检《渭南集》，文学姚时望以此卷要予书。懒惰之余，因相与共诵之。每一篇称快，即为泚笔书之，不觉满卷。”②他在集中共收入词作十五题三十二阙，并在《南乡子四阙》自注：“拟冯延巳。”且有后序称：“南唐冯延巳‘细雨湿流光’词，余蚤岁极爱之。因按腔广为四首，盖四十年前之作也。癸卯梅月，偶于小楼敝书中翻出，才情减退，老为侵寻，为之怃然者久之。”③可见，正是内外双重因素决定了陆深较为宽广的阅读视野和稳定持久的审美取向，这在前七子略显偏狭的复古潮流之外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陆深具有一定的诗学批评主张，它们主要体现在他的三十二则诗话和若干序记题跋中。首先，他提出了“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的观点。他在《重刻唐音序》中说：“夫诗主于声，孔子之于四诗，删其不合于弦歌者，犹十九也。宋人宗义理而略性情，其于声律尤为末义。故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于唐人。至于宋晩，而诗之弊遂极矣。”④又《一泉文集序》称：“有一家之文献，有一代之文献。一代之文献，系乎时；一家之文献，存乎后。何则？唐宋文献，韩退之、欧阳永叔实当其盛。而元和、庆历之治，粗有三代之遗风，此一代之文献也；文中子讲道河汾，步趋周孔，而《中说》之传，则福郊福畤，与有力焉，此一家之文献也。”⑤在他看来文学演变是分阶段的，而且每一阶段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像他已经指出的，孔子删诗以应于弦歌为准，唐代主声律，宋代主义理，代不相同；另外，一代文学风貌的形成与家族文学的兴盛相得益彰，在他看来，唐宋诗能够出现韩愈、欧阳修这样的领军人物，并在元和、庆历年间呈现上接上古风雅的气象，还源于王通此类鸿儒在隋末唐初布道讲学的影响。后一种观点虽不尽确切，但是他指出了家族文化积淀对时代文学风气的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
应该说，陆深的文学阶段论体现了时下文学批评的共同走向。如何景明亦指出：“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①稍后于陆深的杨慎也指出：“楚骚，晋字，唐诗，宋词，元曲。”②他们的观点对顾炎武也有影响，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③上述观点又在近人王国维那里得到系统的表达，亦即后者在《宋元戏曲考》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观念的提出。陆深正是基于此种认识，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接受历史的选择和淘汰，即使是著名文人也是如此。他在《俨山诗话》中说：“《陈思王集》惟《洛神赋》为最，沈约《答陆厥书》云：‘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当时论已如此。近抄陆内史士衡集，亦惟《文赋》为最，他皆不及。乃知人不数篇，而传之远者，必文也。”④ 其次，对诗话有裨治教的政治价值属性的论断。他在《蓉塘诗话引》中说： “诗话，文章家之一体，莫盛于宋贤。经术事本、国体世风兼载，不但论诗而已。
下至俚俗歌谣、星历医卜，无所不录。至其甚者，虽嘲谑鬼怪、淫秽鄙亵之事皆有。盖立言者用以讳避陈托，微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也。若乃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顾有裨于正传之阙失，盖史家流也。”⑤显然，陆深将宋人诗话与其史料笔记等量齐观，认为它除了评述诗文现象、阐发诗文主张之外，更应涉及社会生活、历史政治等广阔的内容，以补正史之阙，发挥“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的作用。他在自己的三十二则诗话中，在评价汉魏唐元以及近代的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夹进了一些史论或社会习尚的内容，如他谈到《汉书·蒯通传》《东方朔传》的赞铭、晋人围棋的称呼及入诗、宋人折扇的兴起等，当然它们数量较少，没有自乱体例。
再次，情为诗本，力主创新。他在《澹轩集序》中说：“诗之作，工体制者， 乏宽裕之风；务气格者，少温润之气。盖自李杜以来，诗人鲜兼之矣。兼之曰诗，不其难矣乎！得其一体者，然且有至焉、有不至焉，则诗之道或几乎废矣！而世未尝无人也，《三百篇》多出于委巷与女妇之口，其人初未尝学其辞旨，顾足为后世经。何则？出于情故也。诗出于情，而体制气格在所后矣，此诗之本也。”①他固然强调诗歌的体裁选择要多元化，风格气度则以温润敦厚为宗，但是又认为这比起诗歌的兴发感动的情感要求来说都是落于后一义的，情感是诗歌的本质。他还认为诗歌需要创新，如《跋汉魏四言诗》称：“右四言之制，弊于东都，几为毛诗抄集矣。独曹氏父子，以豪雄之才，起而一新之，差强人意，而孟德尤工。犹恨‘鹿鸣’之句，尚循旧辙。余选汉诗，以魏武终焉。”②他对曹操四言诗作了中肯的评价，指出他的贡献在于在《诗经》之外为四言诗开拓出了广阔的表达前景，美中不足的是还留有少许因袭的痕迹，但作为汉诗的终卷者是当之无愧的。
陆深在文学创作中，确实也体现了他对体裁多元和风格醇厚的要求。从诗歌体裁角度说，涉及歌行体、谣体、禁体、杂体、十二生肖体、拟乐府、五律、七言排律、宫词、诗余等。如他有十五首杂体诗，字数均变化不拘，如《和昌谷蓉菊图》（五七言）、《题曲江春杏图》（五七言）、《病起清河阻风因删次俚语》（五七言）、《芳树篇求友也》（三四五六七言）、《后篇》《杂言赠别李献吉》（三四五六七言）、《南楼对镜见白发长短句》《风木图为长沙施可大题长短句》《难言长短句》《易言长短句》《李白对月图长短句》《鹦鹉洲长短句》《行路难长短句》《梦椿歌为冒廷和长短句》等。其诗题中所标“长短句”，是就诗句长短而言，与词非一。
杂体诗中又有《春日书事用十二生肖体》一首，诗云：“磔鼠真惭狱吏词，饭牛甘结主人知。已无虎头食肉相，聊从兔颖笨勋迟。春风欲动神龙蛰，酒影藏蛇不复疑。失马有时还是福，亡羊自古笑多歧。沐猴竟误韩生辨，函谷闻鸡事颇危。莫为侯封叹烹狗，牧猪奴戏尽堪为。”③可知，此诗按照十二生肖的顺序，每一动物一联，共二十四句缀连一处，备觉新意。陆深还有一首《题雪》禁体诗， 禁体诗之名始见于欧阳修《六一诗话》，是指当时文人规定作诗不得犯某字，以提高题咏难度和乐趣。由此，也可知他追求诗歌趣味化的倾向。
上述遣志娱情的作品只占陆深诗歌的一小部分，他更多还是表现闲适雍容的情怀，四库馆臣说他出调山西、四川等地期间，诗作之中不见一丝腹诽怨痛之辞，也可反映出他深受“哀而不怨”的平和诗教的影响。此类诗如《秋怀》十二首、《春日杂兴》二十七首、《山居》八首、《初夏》八首、《西岩诗》七首等，无一不是在季节变迁、风物吟赏中阐发生存的澹定沉思，“慕陶兴寄霜前菊，和杜诗成雨后山”①正是这种状态的写照。另外，陆深还有一些情感深挚的作品，如《五七哭桴次吴朝言御史韵二首》其二云：“六龄携汝即辞家，能变南音语带华。
时向西雍观振鹭，遥从北阙认朝鸦。乾坤有恨容啼鸟，风雨何心妒落花。莫向故园传此曲，年年寒食海西涯。”②此诗描述了陆桴六岁即离乡随他宦游直至夭逝的生命历程，发言朴质，字字沉痛，感彻心扉。他还有五卷家书，其中包括《山西家书》《浙江家书》《江西家书》《四川家书》《京中家书》等，其中对家人感激存问之意亦屡现于笔端，较突出地体现了他情为诗文之本的主张。
通过与谢铎过从甚密的茶陵诗派若干作家及其他茶陵诗派后进成员的述评，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茶陵诗派成员并不像历来评价的那样只留意于馆阁府邸之间的斟酌吟唱，以谢铎、吴宽、程敏政、倪岳、鲁铎等人为代表的诗派成员同样有许多关心时政与民瘼并代民立言的作品。虽然它们只占文集中的少数，但已经足以与永乐、宣德以来的台阁体作家划疆为界了。其次，在文论批评方面，茶陵诗派的创作主旨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以盛唐为尊，强调平和典雅的诗文风貌，都能较好地体现到创作实践当中，尤其李东阳“诗重学、识”、谢铎提出的“感情说”、吴宽提出的“隐而后工”“狂惑说”“学不废宋”等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最后，李东阳、谢铎、吴宽、程敏政等人倡导复古，对何景明、李梦阳等人的崛起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他们自身创作中存在着台阁余气，并成为前七子们攻击的对象，但并不能否认他们在诗歌创作及理论方面既有的成就。明末清初李东阳及茶陵诗派再次被钱谦益等人所肯定，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茶陵派并不单纯是一个文学流派，它又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团体。李东阳招纳门生并加以引荐推引，晚辈傍户依门、唱和往还，难免会带有一层政治功利性目的。对此清人孙承泽加以批评说：“自杨士奇、杨荣、杨溥及李东阳、杨廷和专权植党，笼络翰林为属官，中书为门吏，故翰林迁擢，不关吏部，而中书至有夤缘迭进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尝建议谓，翰林迁擢去留，尽属吏部， 庶不阴倚内阁为腹心，内阁不阴结翰林为朋比。”（《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四）在弘治、正德间的复杂政治局面下，李东阳秉轴执中长达十五年，他依违于宦官揽权、少主愚暗的不利处境中，出于自保及荫护僚友的目的，自然会汲引同好者。罗玘、李梦阳等人最终由茶陵诗派中脱离出来，尤其李梦阳又对李东阳多有微辞，独树一帜，倡言复古，如果撇开政治层面的原因，只关注复古理论本身，应该说李梦阳主导的复古运动仍是对茶陵诗派的发展和开拓，而绝非平地楼阁般骤然出现的。
谢铎因为三进三退的仕历的关系，成化期间与茶陵诗派中翰林院同年及其他僚友过从最为密切，唱和之作保留下来的最多；弘治中后期茶陵诗派大盛，谢铎却从弘治四年至十三年有近十年的时间致仕在家。即使他十三年起复入京后，也因为年老多病，行动大受限制，因而与诗派中晚进之士的酬唱相对较少。现将谢铎与诗派人员的交往活动划分为两类，略陈如下： １．与茶陵派翰林同年及其他僚友的集体唱和倪岳在《翰林同年会图记》一文中称： 昔在成化丁酉之岁（即成化十三年），傅君曰川肇为绩会，以叙同年之好。……时予辈同年之士之在翰林者，离合之余，始获萃处京师……图纪在会者十有二人……予惟十二人者，自甲申登第入翰林，明年始为会，会凡十人，历三年为十会。于是以展省去、以忧去者相寻也。越十年而曰川、亨父复为会以续，盖周十二年为十二会，而予以兹会终焉。……鸣治以南京祭酒休致而归，而敷五（彭教字）终于侍讲，亨父（张泰字）终于修撰，鼎仪（陆字）终于太常少卿兼侍读，汝贤（吴希贤字）终于南京侍读学士，尚质（刘淳字）终于汉中知府，又皆为古人不可作矣。惟明仲（罗景字） 由福建副宪进南京国子祭酒，师召为南京太常卿，孟阳（焦芳字）亦由湖广副宪改南京通政，宾之（李东阳字）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曰川（傅瀚字）自太常卿兼侍读学士迁礼部侍郎。然或南北之悬隔，或公私之倥偬，求如昔日之笑歌为乐，又岂可得哉？① 由上述记载可知，从成化元年至三年，谢铎与李东阳、倪岳等人聚会十次； 成化十一年、十三年分别再会一次。十三年间共会十二次，每次在十人左右。
成化十三年十二月二日的聚会共有十二人参加，是专为倪岳回杭省墓饯行而聚。成化二十二年，谢铎还托病在家休养，李东阳等组织了一次同年聚会，其《两京同年倡和诗序》称： 《同年倡和诗》若干首，南京吏部侍郎梁公廷美与在朝诸同年所作也。
公与同年在南京者七人，会而有诗各八首，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倪公舜咨为序。比公以万寿圣节入贺京师，京师同年亦如南京之数，会公于学士焦公孟阳之第。公复为诗，其数如南会，会者亦皆和之。和之者，其韵与数不必如公，惟兴所适而止。时予有期服，不与会。明日，诸公以倪公之简属焉。方公之来，知公者多惜其久劳于外，而公独以盛满自居。盖尝指屈数计，以为同藩之举于乡者百有九人，举礼部者十有三人，礼部之士同为两京给事者，二十有三人，多者四十余年，少者二三十年。今之在仕途者，惟予一人而已。① 故事虽存，人物流散，李东阳自不免产生伤感之情。弘治二年，谢铎值第二次起复在京，参加了一次赏菊会。吴宽《冬日赏菊图记》载： 弘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翰林诸公会予园居，为赏菊之集。既各有诗，宽以为宜又有图置其首，乃请乡人杜谨写之。盖据案停笔而构思者， 今南京国子祭酒致仕方石谢鸣治也。并方石坐，濡笔伸纸欲作字者，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西涯李宾之也。持杯而旁坐者，南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成斋陈玉汝也。举茗碗而回顾者，掌国子祭酒事礼部右侍郎泉山林亨大也。背立而观飞鹤者，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石城李世贤也。循除而采菊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冶斋陆廉伯也。后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守溪王济之也。
坐泉山之次呼童子进馔者，为宽。而小儿奭捧卷而进，亦预焉。大率写其意，不求甚似，至于衣冠古雅亦不必侣今人，而况草木之产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图传于世。以宽所见，如宋王晋卿之西园、元顾仲瑛之桃源、国朝杨文敏公之杏园，皆模写一时人物，各极其思而又必有记之者，后世得以按而识之。宽故述其人于图后，付奭藏之览者，庶识其为某某也。后十年己未四月二十四日。② 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李东阳等人又发起一次同年会，李东阳《甲申十同年图诗序》称： 《甲申十同年图》一卷，盖吾同年进士之在朝者九人，与南京来朝者一人，而实会于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吴兴闵公朝瑛之第而图焉者也。图分为三曹，自卷首而观：其高颧多髯、髯强半白、袖手右向而侧坐者，为南京户部尚书公安王公用敬；微须、发颁白、鸢肩高耸、背若有负而中坐者，为吏部左侍郎泌阳焦公孟阳；微须多鬓、白毵毵不受栉面、骨棱层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册、册半启闭者，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祭酒事黄岩谢公鸣治；又一曹微须、面笑齿欲露、左手握带、右向而坐者，工部尚书郴州曾公克明； 虎头方面、大目丰准、须髯微白而长、左手携牙牌、右握带、中左坐者，闵公也；白须黎面、面老皱、两手握带、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张公时达；无须面、耸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顾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为户部右侍郎益都陈公廉夫者，面微长且眉、浓须半白、稍右向而坐；为兵部尚书华容刘公时雍者，面微方而长、须鬓皓白、左手握带、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则面微长而臞，髭数茎，白且尽，中若有隐忧，右手持一卷，如授简状，坐而向左，居卷最后者是也。十人者，皆画工面对手貌，概得其形模意态。惟焦公奉使南国，弗及绘。预留其旧所图者而取之，故仅得其半而已。是日，谢公倡为诗，吾八人者皆和，焦公归，亦和焉。以年论之，闵公年七十有四，张公少二岁，曾公又少二岁，谢、焦二公又少一岁，刘、戴、陈、王四公又递少一岁，予于同年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闵公名珪，张公名达，曾公名鉴，谢公名铎，焦公名芳，刘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贺，陈公名清，今各以次举。而予则太子太保、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长沙李东阳宾之也。① 参加这次聚会时，谢铎已六十九岁，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同年之会。
２．与茶陵派翰林同年及其他僚友的零星唱和这一类型的活动少则二三人，多至六七人，主要是在经筵侍讲、斋醮陵祀、公私宴会、时令游赏等闲暇之余所作。谢铎给诸同僚友人的诗作可参见《谢铎的交游考略》一章，兹不赘；他人赠答谢铎之作，则如程敏政《次韵原博宾之舜咨鸣治赐宴联句》《正月十二日庆成宴后有怀宾之用鸣治红字韵》以及《出塞行》（题下注：“与罗璟明仲、谢铎鸣治、李东阳宾之、倪岳舜咨、焦芳孟阳同饮彭教敷五宅，喜官军将征迤北而作”）②、倪岳《元宵会鸣治宅大雪得催字》《游西山诗答谢鸣治》、吴宽《怀亨大谢鸣治谒陵遇风》《鸣治新修国学朝房两夜宿此有作次韵》，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接下来即对李东阳以及其他在当时诗坛声名卓著的茶陵派作家的创作情况逐一加以评述。
!"# <=>B.N..^.. 李东阳（１４４７—１５１６），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南茶陵。他正统十二年六月初九生于北京，自幼随父读书，四岁可作径尺大字，有神童之誉。六岁、八岁时，曾两次得到景帝的召见。天顺六年举顺天乡试，七年会试中，次年选庶吉士，才十八岁。此后，他开始了近五十年的馆阁生涯。弘治六年，因条陈时政灾异，并辅以《孟子》经义逐条提出应对措施，深得孝宗的赏识。七年，擢为礼部右侍郎，专管内阁制诰。八年，以礼部右侍郎身份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理事。接下来，他先后担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谨身殿、华盖殿大学士。到正德七年十二月为止，他秉钧持轴十八年，加以自身文才英华，汲引后生不倦，一时为海内士林所归向，茶陵诗派也随之盛极一时。因为后期阿曲权臣刘瑾，李东阳的政治声誉受到很大损害，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又对此大事挞伐，遂使茶陵诗派走向下坡路。正德八年李东阳致仕，十一年七月卒于北京家中，享年七十岁。李东阳一生勤于笔耕，著述宏富，诗文结集共一百卷。
今人周寅宾据以点校整理《李东阳集》，约计１２０万字。后钱振民又据明正德十二年苏州刊刻的《怀麓堂续稿》残本，收前集所未收之诗文，辑校而成《李东阳续集》，两书相合，庶几为完帙。另外李东阳还负责校正《宪宗实录》二百九十卷，任总裁主编《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历代通鉴纂要》九十二卷，主编《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亦可谓斐然。至于他的文学地位， 《明史·李东阳传》评价说：“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纵观他的生平创作，这段话是比较恰当的。
为了便于对李东阳的诗文创作有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可以根据他的生平仕历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成化元年至弘治六年，选为庶吉士并一直在翰林院担任侍讲学士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体现在与翰林院中同年进士及同僚的唱和赠答上。此间，他在成化八年回湖南茶陵省亲，将一路上的见闻感受汇为《南行稿》，其中取材于民间的《茶陵竹枝歌十首》词调新丽，婉转清扬，没有他一贯的富贵雍容的台阁气。前文已提到成化元年至十三年谢铎参加的同年聚会就有十二次之多，二十二年在李东阳遭父丧之前还组织了一次南、北同年的诗会，参加的同僚也达到十四人。此外，像陵祀、郊祀、翰林雅集、节令游赏、私邸宴会、送行题赠等场合，无一不是李东阳与众多文朋诗侣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仅举成化十五年一例，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称： 成化己亥重九前二日，翰林修撰谢君于乔，以诗约游朝天宫。是夜雨，翌日，大霁。于乔喜，复以诗速客。于是编修曾君文甫、王君世赏，刑部郎中冯君佩之，皆赴至崔郭二道士宅，和于乔韵各二首。于乔倡为诗， 诸君辄和，继各倡一首，又辄和。和且半，予始至。自内直，诗皆如诸君之数。已乃为联句，文甫以事先归，遽口占二句而去。又得三首，独编修杨君惟立以诗报，不至。翌日，始并和焉。先是，佩之游慈恩寺，与僧瑢订九日之约。预约者，郎中李君若虚、屠君元勋及予。予方有侍讲，陈君师召之会，以旧约不可负，预以诗谢之。至日，与诸君次第俱往，沿杨柳湾，历菜园，观稻田，临海子，望钟鼔楼，访桔槔亭故址，留连竟日，复倡且和。如朝天之作，共得三十六首。已复为联句，世赏先归，亦口占一句而去。四君暮枉予家，呼烛续录得十首。于是合而书之，为一卷。① 由上可知，李东阳等人逢会赋诗、叠韵联句已成惯例，甚至与会者有事也需提前打好腹稿以应付。李东阳喜好联句，《麓堂诗话》中曾自言与彭民望联至二百首，后人甚至也对此津津乐道。明俞弁《山樵暇语》卷八称：“西涯李文正公与客索笺纸，数日，酬和过半，因名为子母笺。其诗有云‘朝来东馆暮西涯，子母笺成岂浪夸’……子母钱古有之矣，子母笺自李公始。”②子母钱即青蚨钱，古传说将青蚨母、子的血涂于钱上，子钱出，母钱即会飞回原处，可以循环使用。子母笺亦即取意于此，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李东阳与众友人频繁酬唱的情况。
这一时期，李东阳的诗歌专尊历来馆阁贤俊们典雅堂皇的笔调，表现出润泽宏业、以资教化的明显倾向。他在《京都十景诗序》中称： 盖古之称名都者有三，若长安之河华，东京之嵩洛，金陵之钟山、大江，皆有所据以为胜。汉则有司马相如之《上林》，扬雄之《甘泉》《长杨》； 班固之《两都》；唐则有李白之《明堂》，杜甫之《太庙》《南郊》《西岳》；韩愈之《南山》；宋则有王禹偁之《籍田》，宋郊之《圜丘》《王畿》，范仲淹之《明堂》，周邦彦之《汴都》，或诗或赋，铿■炳耀，后先相望，皆足为天下后世道。……今承平既久，民物繁庶，制度明备，山川草木亦精彩溢发，若增而高，若辟而广，校之父老所传，草创之际，盖已倍蓰。而科甲之魁杰，馆阁之耆俊，天下之所谓文章者，固于是乎在。古称文章与气运相升降，则赞扬、歌咏以昭鸿运、垂休光者，无惑乎其盛如此也。① 从中不难看出，李东阳选择从司马相如至周邦彦的颂扬当代之作作为眼下歌颂盛朝的理想范本，然而毋庸讳言，上述沉绝博丽之作的文学价值相对都不太高，李东阳的效仿之作自然便等而下之了。李东阳集中代表了其他茶陵诗派成员当时的思想状况，像谢铎、倪岳等都作有《京都十景诗》，而谢铎在自己的《京都十景诗序》中表达了与李东阳几乎完全一致的创作理念。所不同的是，人生经历、精神品格的差异最终使谢、倪二人变得更加清醒和富有批判性， 李东阳则自始至终坚持了平正典雅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趣味。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创作情感的节制和抒发两个方面，要求它们必须合乎雅正的原则。他在《拟恨赋序》中说：“予少读江淹、李白所作《恨赋》，爱其为辞，而怪所为恨，多闺情阁怨， 其大者不过兴亡之恒运，成败之常事而已，是何感于情，亦奚以恨为哉！……圣贤不言恨，然情在天下而不为私，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虽以为恨可也，乃效江、李体，反其为情以写抑郁，而卒归于正。”（《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一）显然，李东阳认为作家的创作情感应包容天理人事，不可流于单纯私人情感的表达，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他诗赋作品较多华贵气象，却缺少挥斥的力度和动人的力量。当然，当他相对撇开对社会价值层面的表达的依赖，而专注于内心自发情感的抒发时，诗歌作品则又呈现出真实、感人的表达效果。成化十二年，其弟病逝，他作《五月十三日山弟亡辰夜间不寐哭而有诗》称： 今日复何日，日永夜亦长。夜长不得寐，起坐心彷徨。
去年今岁间，倏忽异存亡。生同为兄弟，死独归山冈。
呢呢笑语声，隐隐灯烛光。开缄得遗稿，理箧见故裳。
此物久已尘，谁遣在我傍。我病久废食，万外中攒戕。
老亲不汝悲，悲即恐我伤。汝妇不敢啼，呜呜咽空房。
我亦念衰老，含悲茹肝肠。谁无骨肉亲，而独此祸殃。
三年四衰绖，行路为酸伤。难将百尺绳，系此白日光。
白日有明灭，我哀那可忘！① 此诗用语平实朴素，叙述简洁沉痛，脱尽空廓的谈议和浮华藻饰，而隐约有阮籍《咏怀诗》、陶渊明《拟挽歌辞》的风格气韵。这与他集中连篇累牍的应酬文字、高头讲章比起来，更能加深后人对其内在情感世界的认同和共鸣，自然更应值得称道。
第二阶段：弘治七年至正德七年，擢为礼部右侍郎掌内阁制诰到长期担任内阁首辅的时期。这一时期是李东阳政治上达到顶峰、文学主张趋于成熟的时期。李东阳于正德初刊行了《麓堂诗话》，提出了较为完善的诗歌批评理论，这也成为茶陵诗派得以形成的纲领性著作———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麓堂诗话》固然大多出于李东阳的创作经验的积累和总结，但他同样借鉴了严羽《沧浪诗话》的许多观点以及接受了像陆、谢铎等人的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讲， 它更是茶陵诗派整体创作的概括和总结。此书“复古”、尊唐的观念直接影响到了后起的前七子，因而它又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弘治后期以降，李东阳的酬唱交流的对象更多地变为一批归依在他门下的新锐进士们，像张泰、陆& 、彭教、傅瀚、倪岳等早期成员相继离世，弘治十六年的最后一次同年聚会时，谢铎、刘大夏等人亦算是硕果仅存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叙述李东阳此期的交游说：“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潭（俊）、邵二泉（宝）、钱鹤滩（福）、顾东江（清）、储柴墟（巏）、何燕泉（梦春）辈，皆出其门。”①根据前文的论述，这些只是他门下的一部分，如李东阳《学士柏诗序》称：“弘治癸丑，东阳为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题课诸吉士。于是顾清士廉辈二十人，人赋一歌，感旧怀贤，各极思致。东阳亦怅然感之，续为一章，以毕未尽之志。欲汇书成帙，遗先生之子中书舍人宗文。因循荏苒，又六七年，二十人者亦已物故。复多散处，仅得十有几篇。勒为卷……彼十九人者，文学行业，幸引而伸之，则东阳于先生，可以不负于兹柏也，无愧色矣。”（《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二）由此可知，李东阳以汲引后进为己任，同题共作除了它的娱志功用，还成为教化劝引的一种手段。
此间，李东阳主持编修了几部规模较大的国家史乘，相应积累了许多史学札记，也作了很多史论诗、拟古乐府诗。尤以后者，其形式上是对汉魏乐府歌辞的模拟，实际上却是李东阳史学批评向诗歌载体的延伸。他在弘治十七年作的《拟古乐府引》中说：“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触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忧惧，愤懑无聊，不平之气，或因人命题，或缘事立义，托诸韵语，各为篇什。长短丰约，惟其所止；徐疾高下，随所会而为之。内取达意， 外求合律。虽不敢希古作者，庶几得十一于千百。”（《怀麓堂全集·诗前稿》卷一）在其两卷《拟古乐府诗》１１５首诗中，绝大部分是对古史人物、事件的论赞， 间有对故址遗迹的凭吊，这从门人何孟春详尽的注解中也可以看出来。李东阳的写作素材基本源于明前历代官修史书中的节义记载，辅以《庄子》《列子》《吕氏春秋》《列女传》《烈士传》《说苑》《神仙传》《中华古今注》《西京杂记》《琴操》《事文类聚》《邺中记》《三辅旧事》《钱塘遗事》《孔子家语》《龟山旧录》《朱子语类》《教坊记》《杨妃外传》《辍耕录》等诸子稗史的资料，又取《舆地志》《都城记》《括地志》《一统志》《河南府志》《天顺目录》《名臣言行录》《宋景濂文集》等地志文集相印证，字字凿凿，持之有故，诗歌意象感发的文学特质减少了，兴寄讽喻的理性、批判性却大为提升。正是基于后者的优势，王世贞在《读书后》卷四中予以评价说：“吾向者妄谓乐府发自性情，规沿风雅，大篇贵朴，天然浑成， 小语虽巧，勿离本色。以故于李宾之《拟古乐府》，病其太涉论议，过尔抑剪，以为十不得一。自今观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创造，名语叠出，纵不可被之管弦，自是天地间一种文字。若使字字求谐于房中、铙吹之调，取其声语断烂者而模仿之，以为乐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颦，邯郸之步而已。”①上述评价无疑是较为中肯的。另外，李东阳非常注重文体在不同场合下的使用，如《怀麓堂续稿》中收有《祭老王文》一文，一反其一贯强调的馆阁气，而全用俗语写成，其称： 正德四年十月初七日，老兄王彦实既殡殓十日矣，西涯居士遣儿子兆蕃以常馔俗语为文而祭之曰： 呜呼老王！房山之房，树村之庄。有谷为我箱，有果为我筐。夏不择雨水，冬不避雪与霜。小西门之坟，畏吾村之乡。迁我老父，葬我两郎。
内为我造圹，外为我筑墙。视我疾病，助我婚丧。自我记事，如梦一场。
凡我骨肉，一存九亡。岂无后生？不如老苍。
呜呼老王！少而辛勤，老而善良。不恼我公事，不倚我势强。汝病思我，我岂汝忘？竟不见而死，如何不伤？今我吊汝，汝不下堂。妻号于前， 子哭于傍。汝不通文章，而知我心肠。供汝以酒肉，告汝以家常。知乎不知？哀哉老王！② 这则祭文没有拔茅连茹式的探究身世渊源，没有诘屈聱牙的典诰文字的铺陈，完全以话家常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位敦厚本分、忠诚勤勉的老仆的悼念之情。俗而亲切、质而平易，也算是对自己在《麓堂诗话》中认为“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的一种有益的自我反拨吧！ 第三阶段：正德八年至正德十一年，致仕在家直到病逝。在这一时期，李东阳仍然与友人王鏊、刘大夏、杨一清、谢迁，门人靳贵、邵宝、蒋冕、吴俨、顾清等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酬唱赠答的作品在《怀麓堂续稿》中保留了许多。
如李东阳有《冬夜克温少宗伯蒋敬之少宰同会论文剧饮二君限韵索诗醉中走笔一首》《再叠韵赠二君》《三叠韵奉怀邃安太宰》《四叠韵赠敬文》《客散后醉不能寐五叠韵赠克温》《六叠韵自述》《七叠韵》《八叠韵再赠克温》《九叠韵再赠敬之》《十叠韵再赠二客》。单从诗题就可以看出，李东阳在此次聚会中兴致不减当年。此外，像《吴宁庵将有使命毛砺斋石熊峰皆自远至与蒋敬所同会因用旧韵纪事一首适有送牡丹者故及之》《与衍圣公会别顾士廉学士汪抑之侍读何子元少卿王叔武参政联席偶坐皆予所取士限韵一首》《赠衍圣公二首叠前韵》《赠士廉叠前韵》《赠乔希大叠前韵》《赠赵尔锡叠前韵》《冯子佩光禄携酒见过与顾学士士廉任通政廷瓒王太仆天宇何太仆子元马光禄文明同会皆予礼部所校士也席间限韵各赋一诗予得四首》（其二、其三、其四）《寿筵喜雨诗一首》（“初度前十日癸丑，门生以诗酒相庆，是夜雨。明日己未，生继至，复雨。久旱得此， 盖自是雨不绝，感而赋之”）等等，都可以直接从诗题看出李东阳与门生故吏们的交往。这一阶段，李东阳的诗歌境界变得愈加开阔豁达，诗语老练苍劲，操楮染翰，更显绰有余裕，如《次曹卢二侍御弈棋赋诗韵》即有“诗从狂后得”句。
这源于他从布满荆棘的仕途中退出之后，远离了名利争逐、是非评议的干扰， 可以无功利而超脱地看待人生及进行诗歌创作了。他在《不寐》一诗中说：“富贵一场春梦，乾坤几个闲人。镜中华发尽白，楼外昏钟更晨。鸟雀常时过耳， 山林是处容身。东园松林安否？又报春光一新。”①完全是一副富贵浮云、超尘拔俗的样貌，这对一位曾经位极人臣、饱经风霜的古稀老人来说，实在是睿智而通达的表露。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他完全可以胸怀坦荡地说“康泰一身惟仗药，破除万事却凭诗”（《七十自寿》其二）②了。
李东阳的文艺观基本体现在《麓堂诗话》以及文稿中各类序跋中。清人鲍廷博《麓堂诗话跋》中说：“李文正公以诗鸣成、弘间，力追正始，为一代宗匠。
所著《怀麓堂集》，至今为大雅所归。诗话一编，折衷议论，俱从阅历甘苦中来， 非徒游掠光影娱弄笔墨而已……亟为开雕。俾与《沧浪诗话》《白石诗说》鼎峙骚坛，为风雅指南云。”③可知，鲍氏是对《麓堂诗话》推崇备至的。《麓堂诗话》整体上呈现出文学散论的特征，但是加以归纳整合后就可以看出，李东阳的批评视野可以清晰地分为三部分，即先唐诗文批评，唐、宋、元诗文批评，近当代诗文批评。当然，这三部分有时并不是截然分开、孤立进行的，如他“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等观点即具有通观的视野。他将历代诗歌成就并举，无非是要凸显唐代诗歌的鼎盛地位，这与当下风行的言诗必称唐代的习气密切相关。像吴宽《赠别丁凤仪刑部》说：“相看不用道名姓，开口一笑先谈诗。君诗不作宋元语，开元大历相追随。虽云专师李与杜，亦或下友参兼维。其余佺期之问辈，蔑视何异群小儿。”（《匏翁家藏集》卷三）丁凤仪是诗尊盛唐的一个极端，李东阳相对通达一些，在诗歌表现风格及容量方面，他承认历代是渐次发展、后来者居上的。
他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 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学，逢原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哉！”在先唐阶段，他涉及的诗人作品主要有《关雎》《鹿鸣》（“不过以四字平引为长声，无甚高下缓急之节”）《大风歌》《易水歌》（“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弹铗歌》（“亦自有含悲饮恨之意”）《木兰辞》（“最近古”）谢灵运（“‘池塘生春草’‘红药当阶翻’，虽一时传诵，固已移于流俗而不自觉”）陶渊明（“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等。他总体上认为，三代以来尤其是汉魏诗歌辞贵简远、质而不俚，但在格律技巧等方面尚不成熟。在唐、宋、元阶段， 他批评的重心无疑落在了唐代，宋元诗歌不过是印证唐诗精妙绝伦的陪衬。
他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 仅得其下耳。”又“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又“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即是如此。论唐诗，他又集中论述盛唐李杜的诗法、诗格，间及中唐孟浩然、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韦应物、刘长卿、贾岛等人。他从平仄格律的工稳、虚字入诗的妙用、怪奇流宕的风格、联句粘对的精工等方面，强调唐诗的垂范作用。但是除了李杜之外，他并非一味加以称扬，如“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鉥，无天真自然之趣”“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如许浑诗， 前联是景，后联又说，殊乏意致耳”“若贾浪仙之山林，则野矣；白乐天之台阁， 则近乎俗矣，况其下者乎”等等。在宋元两代中，他反对胶柱鼓瑟、食古不化的行为，如“（宋人）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王介甫点景处，自谓得意，然不脱宋人习气”等。相反，对那些能够宗法前代并自出机杼的诗人，却十分推崇，如“晦翁深于古诗，其效汉魏，至字字句句，平侧高下，亦相依仿。命意托兴，则得之《三百篇》者为多”，又“极元之选，惟刘静修（刘因）、虞伯生（虞集）二人，皆能名家，莫可轩轾……予谓独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坚而折锐，则刘有一日之长；若藏锋敛锷，出奇制胜，如珠之走盘，马之行空，始若不见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长，则于虞有取焉。然此非为道学名节论，乃为诗论也。与予论合者，惟张沧州亨父、谢方石鸣治”。从后一则又可以看出，这不过只是李东阳的一己之见，张泰、谢铎亦支持这种观点。对近代及当代诗坛的评价，他主要针对明初和茶陵同道的诗歌创作展开评议。这一部分较少前期丹黄甲乙、纵论是非的笔法，主要钩稽前朝诗坛掌故、记录同道诗友往来、阐发为诗主张。如“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于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国初顾禄为《宫词》，有以为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观其诗集，乃用《洪武正韵》，遂释之。时此书初出，急欲行之故也”。上两则对了解明初诗坛风气及当局的文化态度，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料价值。另外，他记述诗友逸事称：“《唐音遗响》所载任翻《题台州寺壁》诗曰：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有观者取笔改‘一’字为‘半’字。翻行数十里，乃得‘半’ 字，亟回欲易之，见所改字，因叹曰：台州有人。予闻之王古直云。”王古直为李东阳、谢铎等人挚友，李东阳曾为其作《王古直传》。其人不热衷科场举业， 而独于诗句用力甚勤，他是茶陵诗派中好诗成癖的代表之一。
总之，《麓堂诗话》呈现了李东阳较为完整的诗史发展观———三代谣曲发端，魏晋诗格初创，盛唐臻于极致，宋元明追随模仿———这是基本符合诗歌发展的实际状况的，更重要的，他在指出唐后诗的种种不足的同时，也遵循自身的复古主张，对宋元及当代的一些诗人推扬有加，这显示了他开阔的批评视野和通达的品论标准。在批评过程中，李东阳表现出对严羽《沧浪诗话》的推崇， 对其“诗有别体”的理论也多有阐发，这从他强调诗歌与散文的不同，诗歌内部古、律、乐府、谣曲创作的标准不同，散文有“馆阁之文”“山林之文”的不同等等都可以看出。李东阳的诗文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前后七子们的继承，后者却缺乏相应的理论气度和审美视域，将复古之路引向了逼仄偏枯的境地，这是颇值得后人反思的。
上述内容主要介绍了李东阳创作分期与文艺发展观，下面来看一下他的诗文创作特色。
李东阳诗歌的主要特色是雅正醇厚，这与他强调学养与识力分不开。他在《桃溪杂稿序》中说：“夫学有二要，学与识而已矣。……汉唐以来，作者特起，必其识与学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称名家、传后世。……世岂患无诗哉？患不得其要耳！”（《怀麓堂集·文前稿》卷八）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促发了清代文论大家叶燮“才、胆、力、识”的观点的提出。李东阳文史素养深厚，又不喜步随模仿，可谓学识俱佳，其晚年诗尤其如此。像《拟古乐府诗》几乎就是诗化的史学札记，正因它旨在弘扬贞义节烈，枯淡寡味几乎是难免的，但是乐府诗体长短不拘，句韵活泼跳跃的体裁优势大大冲淡了负面的感受，反而引发一种在历史长河中凭吊巡礼的庄重意味。他推崇唐诗的意境幽远、韵律深稳，对陶谢、李杜等大家的诗歌潜心揣摩，推究他们炼字用韵、起承转合的精妙之处，作诗时也表现出较为纯熟的技法来。如他的诗《清明》中“匆匆便作江南客，又是并州一种愁”（《怀麓堂集·杂记卷一·南行稿》）、《望德州》中“与客相期隔素月， 停灯坐待东方明”（同前）句就分别有刘皂《旅次朔方》“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及陶渊明《杂诗》“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的味道在。他能够借用古语而不觉生硬，正是他诗味醇厚的重要原因，说到底这与江西派所推崇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等手法是一致的。李东阳的诗还有一种弘远正大的特点，这也与他一贯强调诗歌要反映天道、包举万有的理学信念有关。他在《曾文定公祠堂记》中说：“宋盛时，以文章名者数家，予于文定公（即曾巩）深有取焉者。盖其论学，则自持心养性，至于服器动作之间；论治，则道德风俗之大， 极于钱谷狱讼百凡之细，皆合于古帝王之道与治。……而独见超诣，去邪归正，于治有裨，而于道不为无益。”（《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十二）鉴于此，他的诗歌中总易出现“乾坤”“江海”“圣朝”“庙堂”“廊庙”等颇见气魄的辞藻，行文过程也易发抒家国之思，如成化十六年他奉命前往南京主持顺天乡试，汇所作诗文为《北上录》，其中《夜宿潞河驿》有“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 （《怀麓堂全集·杂记》卷三《北上录》）、《通州道中》有“长安咫尺红云里，明日天墀拜冕旒”（同前），诸如此类有着鲜明馆阁印记的诗多不胜举。在他南下主考、东去祭孔离开京都的过程中，获得了体察下情的机会，从而在诗集中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展示民间疾苦的作品。像《舟中杂韵十首》之六“民船输关税，官清税始平。官船载私货，逻吏不知名”（同前），《忧旱辞》“黄尘赤日无南北，平田见土不见麦。秋麦垂垂尽枯死，春麦虽青不满咫。秋田种少未种多，田家四顾无妻子。官河水浅舟不行，漕舟不载南舟名。河西钞关坐不税，大仓粳稻何时至！一春无雨过半夏，贫民望雨如望赦。安得一雨如悬河，坐令愁怨成欢歌，我行虽难奈乐何！”（《怀麓堂全集·杂记》卷六《东祀录》）这两首分别揭示了官员腐败与人民受灾赈救不力的社会现象，亦为他“情在天下而不为私，亦天理人事之相感激”“卒归于正”（《拟恨赋序》）的一贯主张作了恰如其分的注脚了。李东阳散文也写得比较有气势，像《南巡图记》称湖南：“地方数千里，其间名山大泽，如衡岳、武当、洞庭、云梦，为形胜之会。其上则奇峰峻岭，回滩激濑，人迹不能及；下则连山洪涛，千迭百折，其势若排云而降； 远则平原沃壤，曼延映带，茫然不绝，盖天下之奇观备矣！”（《怀麓堂全集· 文前稿》卷十一）其中用词雄峻，气韵纵横，充满了对家乡风物的赞美和自豪之情。
综上，正如朱彝尊《明诗综》卷二十二于“李东阳”题下注引胡元瑞云：“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何李，厥功甚伟。是时，中晚唐、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固不易也。”李东阳对成、弘间的诗风形成及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茶陵诗派早期成员，主要由李东阳、谢铎等十几位翰林院同年及稍后及第的若干志趣相投的同僚组成。值得一提的是，此间他们多为平辈间的唱和酬答，尚未形成明显的雅集核心和明确的创作理论，但是却为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提出茶陵派较完善的理论构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彭教在成化三年所作《席上咏史诗序》中说：“成化丁亥十一月甲子南至，翰林诸同年沿故约来会，饮予家。在酒所相与论昔功烈行义之士，盖悠然有遐思焉。于是自战国以来，迄于唐季，代取一二人，凡十人，书之片纸置盘，探中各赋一诗…… 诗既成，取而次第之，而复叙其所以如右。是日，惟舜咨以事不果来，罚如约， 诗亦追补云。”①成化十三年，又作《送侍读倪君归省诗序》写同年十一人为倪岳回乡省亲的情形说：“与舜咨为僚而进同年者，罗璟明仲、谢铎鸣治、傅瀚曰川、刘淳尚质、焦芳孟阳、陈音师韶、张泰亨父、吴希贤汝贤、陆鼎仪、李东阳宾之暨教十有一人，相与饮饯之。乃取昌黎韩子《送郑十校理诗》分为韵，率相知者各赋一诗以赠，通五十首为一卷。教不能赋，退而为序。”（《东泷遗稿》卷一）由上两条记载，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茶陵派早期成员构成，主要是天顺八年入选翰林院的十几位同年进士；他们的活动一般是或取材史事人物，或以名作分韵次之共同主题下的赋诗；对于不善即兴为诗的成员，一般作集会诗序，并对众人诗作加以编次，整理成卷，那些经常与会者即使临时有事不能参加，也要事后补做，可见他们的活动也有一定的分工和规约。当然，除了这些同年交往之外，像吴宽、程敏政等稍后入院的进士，他们在诗歌创作旨趣和美学风貌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与李东阳等人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也把他们划归到广义的茶陵派中来。接下来，就对他们的诗文创作分别进行评价。
倪岳（１４４４—１５０１），字舜咨，祖籍钱塘，后迁直隶上元。天顺八年，与谢铎、李东阳等人一同及第，时年二十岁。此后不久，改庶吉士，授编修。成化中为侍读学士、直讲东宫，二十二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弘治六年为礼部尚书。《明史》本传称其“严绝请托，不徇名誉，铨政称平”，甚有政声。倪岳卒于弘治十四年十月，享年五十八岁，有《青溪漫稿》二十四卷存世。
倪岳与谢铎、李东阳等人为同年进士，且长期在翰林院供职，因此结下深厚情谊。倪岳病逝，李东阳为其作两首悼亡诗，其《再哭青溪》一诗称：“杏园醉后千花拥，柳院归时一字行。”（《怀麓堂全集·诗后稿》卷六）由此可见当年交游之盛。另外，倪岳与谢铎也私交甚笃。倪岳的《青溪漫稿》中有四首与谢铎的赠答诗，即《白云辞》《元宵会鸣治宅大雪得催字》《游西山诗答谢鸣治》《次鸣治卧病不赴斋居之作》，其中还不包括像《京师十景诗》（倪岳十首俱全）这样同题共作的作品。像他《次鸣治卧病不赴斋居之作》有“方泽圆丘祀礼兼，十年侍从幸同瞻”句（《青溪漫稿》卷五），从中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倪岳入仕之前就曾与二三交好酬唱频繁，像他《戊子新春日寄上谷诸旧游》“却忆旧时诗社客， 于今赓唱复何如？”（同前，卷四）《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七“诗社有人时送草，县门无吏不催租”（同前，卷六）即是证明。入仕后，倪岳“溺诗”的情况越发明显，黄佐在《翰林记》卷二十二及他自己在《翰林同年会图记》中的记载可证。此外，倪岳还有与晚进门生的赠和之作，如其《谢饯行诸门生二首》序称： “五月八日癸卯，京闱所取士之仕于京者，若给事中于瑁、屈伸，御史张纶、张天衢、郭镛，户部欧信、钱敬、张举、张定、郑洪，刑部熊祥、周东，光禄赵宏、方鼒， 中书李棨、郭旵，行人王雄，南京刑部张赞，进士张彧、翁玉、聂瑄、何俊，合二十二人，会饯于城东茶庵之新祠，因赋二诗以谢，且致望焉。”①倪岳零星唱和的例子也很多，如他《答玉署交情四首》序称：“体斋（傅瀚号）、东山（刘大夏号）、西涯（李东阳号）三同年以旧日同预吉士之选，交谊深笃，乃各赋古诗四章以赠， 题曰玉署交情。”②另倪岳题程敏政《焚香联句》后称：“成化丁酉正月八日斋居焚香，清寂之际，相与书三十韵，次第拈押，以遣夜怀。既成，俾予各录一通。
时与者六人，太仓张亨父、陆鼎仪，毗陵陆廉伯，海虞李世贤，新安程克勤云。”③ 其他像《青溪漫稿》集中《三月十二日肇开经筵岳以翰林旧僚叨侍讲读荐蒙燕赉感而有作》《端午会孟阳宅分得石榴》《甲午斋居答明仲用韵见忆之作》《恭祀献裕二陵和答明仲赠别诗韵》等，余例甚多，恕不遍举。
上述类型的诗歌占了倪岳诗作的多数，它们均呈现出典雅温厚、却略少骨力的面貌。他曾称：“最爱乘风琳馆，何妨步月瑶台。杏园芳躅可继，凤城雅唱宜裁。却羡斯文风味，不负翰苑情怀。”④即表现了对此类题材的偏爱。当然， 这与当时李东阳主导的诗坛风气也密不可分。明人靳贵称李东阳“盖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门者，号有家法。虽在疏逖，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竟风韵之末，而名一时”；杨一清又概括李东阳的诗歌特点说：“诗文深厚浑雄，不为倔奇可骇之辞，而法度森严，思味隽永，尽脱凡近而古意独存。”⑤ 前面已经指出倪岳自身十分推崇李东阳的领袖地位，然而他的诗歌并不全是清一色的馆阁辞章。他与谢铎一样还有许多关心国计民生的作品，李东阳在悼诗中就称赞其“平生爱国忧民意，仕路谁堪语肺肝”①，这类作品是倪岳的人生哲学及价值观念的直观体现。他在任东宫直讲期间所上的《孟子讲章》中说：“居于仁则存诸内者，有本而大人之体立；由于义则应乎外者，有制而大人之用行。体用两全，内外一致，士虽未得夫公卿大夫之位，而公卿大夫之事， 尚何所不备哉？”又“诚以仁义二者，乃天地间一个大道理。其本原于一心，其用则周乎万事。故天下之安危，国之治乱，家之兴衰，身之贤愚，都只在仁与不仁，义与不义两端上。”②他在为政期间是对上述观点躬自践行的。成化九年，上《西北备边事宜状》，提出“重将权以一统制”“增城堡而广斥堠”“募民壮去客兵” “明赏罚、严间谍以立兵纪”“实屯田、复漕运以足兵实而纾民力”等五条主张，均切中时弊；弘治七年十月，西洋国贡狮子，上《请却赛玛尔堪进狮子疏》，力陈其不可之由；八年十二月，类奏京师及各地灾异，提出“推行圣学”“豫节亲藩”“惩究欺蔽”“苏息贫穷”“慎用将官”“祛除民病”“惩戒奸贪”等二十七条措施，深得孝宗钦赏；八年十月，上疏请禁止番僧领占竹进京，“反复数千言。上读之而悟，诏中止。天下诵之”③。这些思想及行动无疑都体现在其诗作中，如他关心洪涝给民众造成的灾害时说：“去年六月足霖雨，顽云散天长不收。……秋来百钱一斗粟，民饥更着寒无裘。昨日已鬻乳下儿，今日又杀田中牛。嗷嗷仅博一饱耳，转眼亦复填深沟。郁塞那堪沴仍作，北邙弃骨成高丘。掩骼埋胔有遗令，嗟嗟守牧谁为谋？……如何六月雨不止，连绵恐欲伤田畴。……奔驰徒费雨师力，淋漓不解农夫忧。早寒暮热人重困，儿童往往成悲讴。端居对食不下咽，天意岂与斯民仇。”④诗中饱含了对农人杀牛充饥、卖儿鬻女的悲惨经历的深深同情，也表达出一位封建士大夫以天下之忧为先的良知和情怀。他关心边事的诗歌，如“烽火边城鼓角悲，黄沙漠漠北风吹。关山远隔云中戍，车马新屯灞上师。贾谊有才思报国，杜陵多病尚忧时。侍臣谁有如椽笔，拟撰燕然第二碑”⑤。倪岳秉承儒家仁义观，强调经世致用，与谢铎可谓殊途同归，诗集中涌现出上述针对现实时事慷慨感发的作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倪岳崇尚古雅，像他在为亡故的礼部尚书彭华作的神道碑中所推许的“为文章力追古作者，用意谨严，稿必数易而后成，虽诗亦然”①，这亦间接表达了他自己的创作态度。倪岳的诗歌有如下两个特点。
首先，喜用古人名戏拟同僚中与之同姓之人，亦庄亦谐，别有妙趣。他经常用“谢朓”代指谢铎，如“玄晖才更逸”（《青溪漫稿》卷三《腊月二日诸同年会饮予家……以纪终会云》）、“禹锡自应先致约，玄晖何事惜追欢”（同前，卷四《游西山诗答谢鸣治》，按“禹锡”代指同游友人刘大夏）；用“沈约”代指沈仲律， 如“到处定应逢沈约”（同前，《送周德源南还兼柬沈仲律》）、“清光长忆沈休文” （同前，卷六《分韵得分字送丁凤仪秋官南还兼柬沈仲律》）等。
其次，用古人名及暗用其相关典事。如“新寒未慰相如病，旧雨仍增宋玉愁”（同前，卷四《八月十四风雨之夕病中望舍弟消息不至怅然有怀》）、“黄祖尚憎鹦鹉赋，玉环宜愧牡丹亭”（同前，卷五《过济宁有怀旧游》）、“维摩病得句，终惭杜甫才”（同前，卷五《和汝行敏登雨花台韵》）、“须烦能画王摩诘，更着耽诗李谪仙”、“邺侯家富牙签万，亚父谋疏玉斗双”（《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一、其五）等。其诗中所用先唐古人较多，喜用旧题如《古意》《将进酒》《止酒》，其中多见“陶令”“贾生”“詹尹”等人名，但尊唐的迹象还是很明显的。他在《跋荆公绝句》中称“荆公《天童山溪》绝句一首，思致幽旷，有唐人风”②，可略见一斑。由于频繁用典，自不能避免重复蹈袭之累，如“自有尊垒娱北海，可无词赋继东坡” （《乐清轩十律为乡友沙士清》其六）、“北海才名重南国，东坡政誉满西湖”（同前，卷六《会饯蒋宗宜侍御赴南台即席次留别韵》），虽为工整，而略觉叠熟。
倪岳的辞赋多用“兮”字，具有明显的骚体赋特征。如《桢陵雪霁赋》以“兮”字为主，间用“之”字，或为句腰，或为句尾，分别仿照《九歌》句式及《离骚》句式，其描摹雪落之物态，纤微毕现，多骈字骊句，有平正典雅之风。如“望飞狐之口兮，渺琳琅之委籍。顾长城之垒兮，积琬琰之崔嵬。云中居其西兮，皎白云之缥缈。龙门居其东兮，粲素练之离披。……银为城兮辟重门以若璧，玉为道兮夹万井而如弦”③。其兮字句（含兮字）一般有七字，但也多见变例，如《炎暑赋》中就有“使丰隆玄冥屏气而不得申兮，何飞廉之颠狂”这样的变骚长句。这篇赋不像其他台阁体作品一味谀颂，而体现出相当的悲悯意识，如“且天下食力者众，岂尽闲逸如吾曹。彼菑畬之田父兮，冒烈日之熬熬。挽泉流以下灌兮，声密连兮桔槔。手耒耜而戴笠兮，肆藨蓘以立苗。……或牵牛以服贾兮，睠征途之迢迢。既壤之若燎兮，又逆旅之无聊。……若乃边关戍卒，称干立旄，夕枕藉乎金革兮，朝并驱乎两峱。想敌夫王之忾兮，而拟绝乎天骄。日扰扰而不得息兮，徒哀鸣以謷謷。……予徒食禄亦何补兮，重清职之逍遥。舍民困之弗恤兮，而欲据此以自豪”（《青溪漫稿》卷一）。其中遍举农夫、商旅、戍卒等人的艰辛，并与自身清显的职事相比，深具自责自省之意。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倪岳的一首“诗余”《望海潮·题水仙扇面》，上阕写扇面“冰玉为肌，沉檀为骨，天然素体倾城。鼓瑟湘潭，捐珰澧浦，凌波微度飞琼。何处是蓬瀛？正忍寒送目，借水成名。东阁官梅，两般标格一般清”（同上，卷九）。其中暗用《九歌·湘君》《湘夫人》之典，且韵律深稳，雅正典重，具有较强的文人词的风味。
张泰（１４３６—１４８０），字亨父，号沧州，祖籍湖州，后迁至太仓。天顺八年（１４６４）进士及第，然而成化元年和二年，他的父母相继辞世，只得返乡守孝。
他在家服丧期间哀毁骨立，几不能起。成化七年丧期结束，授翰林检讨。成化十一年，任礼部会试考官。成化十六年升修撰，同年十一月九日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张泰为人恬淡自守，独喜为诗。与陆釴、陆容齐名，号“娄东三凤”。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有传，现有《沧州集》十卷，《续集》二卷存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沧州集》称：“初与李东阳齐名。后东阳久持文柄， 所学弥老弥深，而泰不幸早终，未及成就，故声华销歇，世不复称。今观是集， 大抵圆转流便，而短于含蓄，正如清水半湾，洮洮易尽。”①这大致指出了他的诗文特色。张泰在当时虽然仕路不显，然而诗名很大。陆釴在给他所作的墓志铭里说：“为文务自己出，视韩柳若不暇模拟，直欲追两汉先秦以上；诗则根据杜子美。少尝学李白，音韵铿锵，雄健俊逸，随事赋咏，各当其情。由是天下之人，识与不识，皆知有亨甫，至京师必欲求见，得一诗以为荣。”②他既为吴中人士，不免沾染吴中文风习气，表现出以自娱为目的的创作风尚，但其作品更多地转向茶陵诗派主体的风格。李东阳对张泰的创作风格颇为肯定和赞誉：“原博（即吴宽）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即张泰、陆釴），皆脱吴中习尚，天下重之。”又在《麓堂诗话》中说“亨父天才敏绝，而好为精炼，奇思硬语，间见叠出，人莫撄其锋”。从上面可以看出，他的诗歌复古风格与陆釴是非常接近的，再加上都英年早逝，更令李东阳、谢铎等同道唏嘘不已。他的作品用词清绝，大部分诗作为唱和、应制和题赠而作，涉及题画、馈物、赏玩、送别、贺寿、悼亡、咏史等等，诗风有古意，境界超拔。这一点尤令李东阳不吝赞词， 他在《题张沧州遗诗后》说：“清古翘拔，无一字犯俗。虽偶书旁集，若精择而后得者。”（《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二十一） 张泰唱和诗占其诗作相当大的比重，风格淡雅闲适。他与陆釴的酬唱最多，涉及两人唱和交往的诗歌近六十首。两人互相切磋、唱和不绝，如《与鼎仪行田间》《冬夜怀鼎仪》《夏雨忆鼎仪》《共鼎仪宿文量馆》《夏日鼎仪小轩酌》《就鼎仪夜酌交咏成篇醉余不记某出某句》等，以此看出他和陆釴的关系密切，以至达到形影不离的地步。从《沧州集》所载诗中可以看出张泰与谢铎也有着密切的交往。其写给谢铎的诗有《奉答谢鸣治编修去秋玉堂见寄》《答谢鸣治用韵言怀》《斋居次鸣治韵兼柬宾之》《会缌亭诗谢鸣治敕为宝庆守致仕归作亭》（自注：寄诗鸣治，为和三首）、《为谢侍讲故人题竹冈》《二月廿四承谢侍讲招适以工筑不赴诸公联句示及答以其韵》《用鸣治见寄韵自赋》《怀宾之与谢鸣治联句》等若干首。
前面已经提到，在进入翰林院之后，李东阳、谢铎等人之间同年聚会非常之多。张泰也是他们座上常客，他有《同年会》一首，其题下注称：“二月十八日，会于季氏第。”另有《方面同年八人来同宴于明仲宅》《偕文量鼎仪会用常》（均见《沧州续集》卷上）、《同年会》（《沧州集》卷五）等等。仅举他与谢铎酬唱的内容，就如《怀宾之与谢鸣治联句》：“西涯走马踏春归（泰），芳草春风旧路微。故国湘南回雁远（铎），碧云天北美人稀。花间水寺迷游躅（泰），鼓响山楼忆倒衣。寂寞清尊今日话（铎），百年相对谢玄晖（泰）。”（《沧州续集》卷下）《奉答谢鸣治编修去秋玉堂见寄》：“穷路泣孤子，瀛洲怀列仙。不见谢灵运，空吟春草篇。畴昔比连枝，今随断蓬旋。芙蓉抱弱质，憔悴凉风前。迟迟岁华晚， 渺渺云泥悬。瞻望起长揖，功名付才贤。文章贵补衮，鹄立当尧天。吾将肆情志，钓海以终年。”（《沧州集》卷三）《为谢侍讲故人题竹冈》：“太平新县台州东， 竹冈可与桃溪通。知贤近得谢康乐，好客今多陈孟公。苔径常时闻佩玉，草堂无日不清风。何当醉踏石桥去，径坐秋山晚翠中。”（《沧州集》卷九）《次韵酬谢公》：“紫陌朝朝尘点袍，只应方外息尘劳。空华薄玩九秋菊，幻境那寻千岁桃。
印海寺形占地胜，抱京山色上楼高。天台雁荡吾兹试，诸谢须容洒醉毫。”（《沧州集》卷十）从以上诗作中可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也非常融洽频繁。张泰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李东阳亦有着密切的交往，如《忆昨酬李宾之》《宾之约观荷不偶》（《沧州集》卷三）等，恕不一一详举。
减去居家守孝的七年，张泰身在翰林院大概有九年左右的时间，应该说诗歌中的馆阁气还比较浓厚，作品中就有一些关于馆阁生活的描绘，以粉饰太平、颂扬帝德为基本特征。如《子月纪庆》：“退朝歌燕翼，私庆太平臣。”（《沧州集》卷四）《清宁宫圣节有述》：“车马尘埃九陌风，依然天上是晴空。新寒不入长生殿，广乐方陈兴圣宫。内子趋朝仙佩接，外庭沾宴寿杯同。小儒闲纪升平事，闭户清吟半醒中。”（《沧州集》卷九）翰林院的生活相对优裕清闲，又加之他在家很长时间，因而那些鉴赏品题、山林游赏、官署赠和等题材的诗成为他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对翰林宫苑景色加以描绘的，如《翰林斋宿》：“天近瀛洲第一峰，清斋还蹑旧游踪。……十年多病沧浪客，不寐狂吟庆此逢。” （《沧州集》卷五）表现出清闲淡适的生活情调。有对日常生活加以描述的，如《闲述》：“供奉常依玉陛晨，逍遥谁厌是闲臣。古来文字从头玩，天下贤才任意亲。”（《沧州集》卷十）有对山水风光秀美的描述的，如《游金山》：“秋水浮单舸， 晴峰落半江。”（《沧州集》卷四）有对赏鉴字画加以描绘的，如《题画竹》：“九疑山碧楚天空，江上佳人思不穷。日暮南陵修竹冷，鹧鸪声里起秋风。”（《沧州集》卷二）有对天气变换加以描绘的，如《晴述》：“夜雨朝晴不作泥，更无尘土翳平堤。却怜绕郭皆山色，安得千峰入马蹄。晚色未看宫树改，秋声早听暮砧齐。寒空冉冉纤云去，可为凉风起关西。”（《沧州集》卷九）总之，其写景之作视觉独特，描绘精工细腻，惟妙惟肖，叙述准确到位，层次分明，读其诗风景如现眼前。
张泰的诗作中最有特色的要数咏史诗、拟古诗，正是这些诗奠定了他在当时诗坛堪与李东阳比肩的地位。他的咏史诗以歌咏历史人物为主，如《咏苏武节》：“朝持汉家节，暮持汉家节。节存汉家信，旄落胡天雪。雪中持节苦，不惜指冻折。朝光动沙碛，仗节朝汉日。”（《沧州集》卷一）再如《读史》（《沧州集卷六》）、《读萧何传》（《沧州集》卷七）等诗作，也都表现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思索和咏颂。拟古诗主要体现在对杜甫等唐人的同题之作和对乐府古题的模拟上。如他有《秋兴》四首，显然出于对杜甫《秋兴》八首的模仿，其一首有称：“楚国山川悲宋玉，蜀州琴酒困相如。”其三首有称：“宋玉有才宜自爱，悲秋何必重增欷。”（《沧州集》卷一）都表现了以古人自比的情怀。另一些是乐府古题的写作，如《思凰操》《哀雏操》《公无渡河》《明妃怨》，有些径称《拟古诗》等。
他在《游仙词十七首》序中说：“客边独夜，寒清寐少，虽怀欲想，不无乱诸心。
因作诗拟游仙体，使心有所系。然皆随意率成，真耶妄耶？醒耶梦耶？不自知也。亦聊以陶吾情，和吾声焉。”（《沧州集》卷二）可见，这些拟古诗寄寓了他无限的现世情怀。
庆悼之作较多，亦是其作品的又一特点。庆贺诗作多集中在祝贺他人升迁、贺寿等诗作中。如《送沈仲律主事南礼部》《送人从军》《送金生楷》等。哀悼诗如《哭年尚书》《哭柯学士先生》《挽参议李炯然》等，诗作多感情真切，凄婉动人。此外其诗作中亦有抒发亲情之作，格调清新流畅。如《小女生日作》： “去年汝初周，汝哥比尔长半头。夺汝所美汝不争，似能有让性固柔。”“愿儿慰情长勿迟，阿爷苦乐见得知。南风, 帏一杯酒，泪湿娇儿锁项丝。”（《沧州集》卷八）此诗开头通过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对女儿的疼爱，诗末抒写了深沉的感慨。《沧州集》中亦有一些赋作，如《悲清秋赋》《促织赋》《双桂赋》等。其中《悲清秋赋》摹拟《九辩》风格，赋作中多用兮字句，表现出了清秋悲凉的感慨。
刘大夏（１４３６—１５１６），字时雍，号东山，湖广华容人，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正德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一岁，谥忠宣，事迹见《明史》本传。有《东山集》存世，然《四库》未收，知清时已不多见。今有其后人刘乙燃据家藏本整理的光绪元年刻本，即《刘忠宣公遗集》九卷附录年谱二卷，收在《四库未收丛书》第６辑第２９册中。此外，邵宝《容春堂集·前集》卷十五《东山公前传》、陆深《溪山余话》、杨一清《关中奏议》均对其政绩遗事多有记述，可补正史之阙，这些都为了解其生平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刘大夏与李东阳、谢铎为同年进士，交谊深挚，终老不渝。他在晚年发配肃州所作《过六盘山遇雪有感寄西涯阁老》一诗中说：“寄语同年老知己，天涯孤客几时还？”（《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卷一）即视李东阳为一生的知己。李东阳看到此诗之后百感交集，他在《与刘东山先生书》中回复说：“自得六盘山之作，读至末句，令人黯然销魂。不敢以病告时不预其事为解，计穷力竭，俟命与时，不得不然者。……是日复得邃庵所致手书，有经六盘之句，因忆元白梁州神交故事，悲喜交集……方石二月内寿终，贞庵固无恙……非平生知己，谁则信之！”（《刘忠宣公遗集·附录文》卷一）李东阳一方面为因病没有及时为其冤狱辩白而内疚，另一方面又为谢铎亡故、同年老友晚年不幸而悲伤。在李东阳的交游序列中，谢铎和刘大夏总是放在第一层次的，如他《慰东山刘司马哭子次谢祭酒韵二首》《闻刘东山司马致仕之命是日得谢方石祭酒到家日所寄诗感而有作》等一些诗作均将刘与谢并提，尤其在《与刘时雍》一诗中说：“客从方岩来，戒我作诗疾。君来索我诗，谓我意所适。深言中奇病，二子皆我益。” （《刘忠宣公遗集·附录诗》卷一）“方岩”之客即为谢铎，“君”自为刘大夏，两人一戒一索，均令李东阳大为感动。刘大夏与谢铎交往的诗歌也有许多，如《寄天台谢侍讲》（题下注：时谢已引疾家居，适寄至写怀十韵）、《寄和谢李二翰林联句韵》《初至张家湾和答谢李二内翰林韵》《送鲁国英和谢李二翰林韵》《方石见招未赴蒙送白鲞诗以答之》《冬至前一日往约方石明旦同入贺偶然不值》《冬至早入贺至阙门与方石分手后偶成》《和西涯方石二公席上联句韵二首》《谒李老先生墓次方石韵》《次方石方岩书院韵》等等，从上述诗题中可以看出刘大夏有些诗同样是写给李与谢两人的，三者交往的融洽程度自毋庸置言了。
经过刘氏后人整理的《刘忠宣公遗集》九卷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即《刘忠宣公文集》一卷、《宣召录》一卷附《刘忠宣公家规十条》、《诗集》三卷、《西行稿》一卷、《附录文》两卷、《附录诗》一卷。从他自己的诗文可以看出其一生的心路变迁及文学创作不同阶段的特色；附录诗文则为李东阳、何孟春、李梦阳、何景明等时贤及此后和入清以来的慕名者所作，可以略见刘大夏在当时及对后世的影响。
刘大夏曾在《过六盘山遇雪有感寄西涯阁老》一诗中自称：“平生自顾百年间，九分驰驱一分闲。”这基本是他一生仕宦生涯的真实写照：成化元年本有机会继续留在翰林院，他却主动申请到兵部作职方司主事，成化十九年因得罪宦官，曾短暂下狱；次年要求外调，为福建右参政；弘治五年，转浙江左布政使； 弘治七年，因山东按察副使杨茂仁治黄期间上书奏事得罪宦官，其亦遭连累贬为长沙同知；弘治十四年，为兵部尚书；正德元年致仕，次年又因刘瑾、焦芳等人陷害下狱，远贬肃州；正德五年返回，肃州三年间汇成《西行稿》，时年已七十五岁。他一生奔走，一直与宦官权要斗争，虽屡屡受挫，却赢得了显赫的声誉， 尤其是弘治十四年任兵部尚书之后，越发为孝宗倚重。清人孙承泽纪其事说： “国初升六部尚书正二品，以中书之事分隶之。是今之尚书，犹宰相也。景庙之朝于谦，孝庙之朝刘大夏，倚毗亲切，未尝以东阁处之。盖以六卿之职展布有余，名位未尝不足故也。”（《春明梦余录》卷四十）某种程度上，刘大夏在孝宗朝参政问事的过程中扮演了前代宰相的角色，这从他的《宣召录》所载与孝宗的问答内容可以看出；而这种宠遇也引起了同僚的猜忌，正德二年为刘瑾陷害，同年焦芳亦预其事，自不能排除这层原因。弘治四年在广东任右布政使期间，陈献章曾问及修身治国之道及学，他说：“予存心之功什九，致知之功什一。”（《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一）他又在《读书箴》一文中说：“贵熟不贵多， 贵恒不贵苦，贵自求，尤贵资人。”（《刘忠宣公遗集·文集》卷一）这些均说明了他强调内修外用，而不注重章句著述之学的思想倾向。反映到他的诗文创作中来，则是去浮华、讲实效、言时弊、求治世的境界追求。
当然，刘大夏还有崇尚文人闲雅志趣的一面。他从肃州返乡之后作《鹿角山庵记》说：“予虽性癖爱山，而牵于功名之欲，故百年之间奔走四方，南越衡岳，历五岭；北极云中，登恒山；壮岁理马政，修漕道，则三登泰岱之巅；而晚年西谪，又过六盘，度秦巅，直抵醴泉，望玉门关而还。早年，爱一鹿角山”云云（同前）。李东阳又从至交的角度评价说：“公虽身在廊庙，而山林泉石之兴，未尝一日忘于怀也。”（《刘忠宣公遗集·附录文》卷一）这种林泉之好反映到诗赋中来，又体现出清丽明快、情趣盎然的特点。总而言之，简练务实与雅丽明快构成了刘大夏的总体创作风格。
从刘大夏文章创作角度来说，像《覆金洪陈边务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议行武举疏》《陕西马政疏》《河防运粮疏》《灾异陈三事疏》等篇，均要言不烦、切中时弊，而无馆阁文臣常见的词义繁缛、不达宏旨之累；诗歌则多有忧国忧民之思，偶见放怀山野之趣，也符合诗教敦厚之旨。总结起来，可以把他诗文特色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关心国忧民患，豁达积极的人生态度。早在成化元年，他主动放弃翰林院清显“仙班”的待遇，要求去兵部任职，并说：“为学不力，孰与就习吏事， 有惠及民也。”（《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一）成化二十年，他请求外调，又称： “郎中转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时，见府县政事不得其平，辄曰：使我做时，某事当如何行，某事当如何罢。今幸登朝，不得一亲民官，非素志也。”（同前）正是基于这种为政亲民的政治立场，弊政民瘼自然成为他诗歌中必不可少的素材。像《送尹佥宪都屯河南》“乘骢莫惮时巡苦，宵旰怀民正若伤”（《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一）、《赠别公实亚参》“民力竭已久，茧丝日益烦。功名良可愿，所贵念元元”（同前）、《官窑舟中与廷玉大参夜话蒙廷玉惠诗奉和原韵》“丹心老去犹怀阙，白发年来欲满冠。同被君恩来百越，敢将民瘼等闲看”（同前，卷二）、《登邕州城楼》“安民未敢辞边徼，恋主常怀倚禁墙”（同前）、《过浔州有感》“依村男女多亡业，附郭人民半是猺”（同前）、《经浔境奉规钟粤太守》“烦君更把民财惜，收拾龚黄道路谣”（同前）、《留别陈白沙先生》“闻道浙西民更苦，不知何药可疗穷”（同前，卷三）、《在曹濮间大旱遇雨喜而赋此》“万里平原麦未收，三农忧念更无秋”（同前）、《在张秋初得河议奏报》“万里封章达紫宸， 上忧国计更忧民”（同前）、《元日感怀》“父老出门愁国税，儿童乞食说家贫”（同前）等，都体现了他视民如伤的悲悯情怀。另外，有些诗也笼统抒发了他报君为国之志。像《彰德别叶庭茂和韵四绝》其二“乾坤无数江湖客，谁识庭帏尔我心”（同前，卷一）、《海上偶成》“半生常抱古人忧，奉命南巡未敢休”、又“丹心报国时犹壮，白发催人岁易流”（同前，卷二）、《龙门驿除夜次顾秋官韵》“衣冠诗酒今宵乐，廊庙江湖两地心”（同前，卷三）、《雨中登吴山紫阳庵》“湖山暂息杭人赏，廊庙惟怀范老忧”（同前）、《和同患姜知府韵》“廊庙江湖总是忧，范公先觉更谁俦”等（《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它们结合刘氏出处朝野之际的政治经历，无不体现出他始终如一的报国之忱。刘大夏虽多次陷于逆境中，但是仍然保持着淡定从容之心。在即将远贬肃州之前，他写《出锦衣卫别在狱同难公卿十八人》说：“谈笑喜陪三月乐，别离同有百年忧。东西南北逢人处，忘却于今一会不？”（《刘忠宣公遗集·西行稿》卷四）对同时在押的同僚极尽慰勉之意。又在被贬期间写《独坐写怀二首》，其一说：“闭门尽日浑无事，检点襟怀学赋诗。”（同前）闲弄笔墨、自求多福的心态甚明。综上，就诗歌创作的思想性特征而言，刘大夏在茶陵派中无疑与谢铎非常接近，他们同为茶陵派创作题材的多元化作出重要的贡献。
其次，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式的为诗方法。刘大夏为诗并不专宗某派，但是却喜在诗中化用前人名诗丽句，颇有宋代江西派的风范。像他《游西山五首》其二“禅房未了看花兴，清梵空闻隔叶音”（《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一）， 前句由唐常建《破山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化出，后句则由杜甫《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化出；其《六月三日登净寺望西湖》“谁将西湖比西子，此日凭栏忆老苏”（《同前》），则显由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句化来；其《送邓朝仪进士归省》“礼乐三千达帝关，贾生才调动天颜”（《同前》），则由李商隐《贾生》“贾生才调更绝伦”句化来；其《送谢原吉谪南宁》“莫道此行身便了，百年事业待重来”，由杜牧《题乌江亭》“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化出；《彰德别叶庭茂和韵四绝》其二“尊酒论文入夜深，共嗟短发不胜簪”（同前），前句由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化出，后句为《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化出；其《登泰山柬同行韦中贵》“眼前俯看群山小，独有青天在上头”（同前），前句由杜甫《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出；后句由杨万里《小池》“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化出；《夜坐公署因颂唐韩翃寒食诗有感遂用韵写怀》“弦管满城人尽醉，风流宁数五侯家”（同前），则显由韩翃《寒食诗》末句“轻烟散入五侯家”化出；《香积寺禅房偶成次文量韵》“偷得浮生半昼闲，禅房消散似无官”（《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二），则显由晚唐李涉《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化出；《归过六盘山再用去日旧韵一首》“凭谁寄语中州子，前度刘郎今已还”（《刘忠宣公遗集·诗集》卷四），显由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句化出，等等。上述九例撷取原词甚至旧句的痕迹都较为明显，那些借鉴意象、新设意境的如《人日读高达夫诗有感因怀草堂松竹梅柳》等，则更为隐秘，达到令人浑然不觉的程度。刘氏在前人诗句方面的移花接木，固然缺少艺术原创性，但毕竟也是一种别出心裁的二度创作。他把精心挑选出来的断圭残璧重新装嵌到自己构织的诗意框架中，并在或意味深长，或轻快明丽，或抗尘奔走，或伏案静思等不同主题的驱遣下，使它们重新熠熠生姿、负载新意，总体上体现出浑厚清丽的特色，这与时下以集古、赝古入诗为能事的做法，还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谈及刘大夏的诗文风貌，其后人刘世节评价说：“其属文赋诗，简易明白， 下笔立就。不务巧纤艰深，而词旨浑厚和雅。尤善章疏，才数语而事意具足。” （《刘忠宣公遗集·年谱》卷二）应该说，他并没有夸赞乃祖的意思，此评是基本符合刘大夏创作实际的。
彭教（１４３９—１４８０），字敷五，号东泷，吉水泷江人，天顺八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预修《英宗实录》。成化三年八月，《实录》修成，升为侍讲。成化八年、十三年，分别为礼部会试考官、顺天乡试主考。成化十五年三月，进讲经筵。次年七月九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二岁。今有《东泷遗稿》四卷《制策》一卷《附录》一卷存世。李东阳在《东泷遗稿序》中评价说：“杂文歌诗衮衮不竭，及读礼之余，日就超诣，则刊落华靡，澡雪铅黛，益为简洁峻绝出群之作。观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虽一时快意适兴之所为，瞬息信宿，已自不满。片纸断墨，不悉存录，今所辑者，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于此亦可观矣！”这将他敏于为文、力追古人的特点揭示出来了。
彭教是早期茶陵派的重要成员，他的文学才华及品德操守在同年中都颇孚众望，后期在遭遇父母及幼子去世的打击之后，体质日衰，同年存问款深者甚多，他在《与罗明仲》一信中说：“鸣治、宾之比辱示问，情词郑重，厚意久未报。曰川闻已有归期，或得一执手于江风山月之间；师召岂尚留闽中耶？尚质、孟阳、汝贤、舜咨，想皆安吉，不及一一奉书，烦示此纸，使知鄙拙近况如此。”（《东泷遗稿》卷二）由此，可以略见彭教在同年中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向心凝聚作用。
万历三十八年春孙之益为作《彭东泷先生遗稿序》，评价彭教的诗歌说： “顾句比字拟，颉颃中原，其模苏微妙，未知孰胜？至以文足言，以言表行，舍先生谁与归哉？”继而罗大纮在《孙侯刻彭状元文集序》，评价他的公文写作说： “永宣间制策，文辞如奏曲者。楚些越吟，巴歈吴讴，繁音错陈，杂以夷舞，而忽闻太古和平雅淡之声，骛怪之士，庶几少息，又使里中文学复睹。”前者述评彭诗借鉴苏轼，几可乱真；若言字面清新则可，其浑厚渊深则不及，而且其汲取古诗及陶潜诗风尤多，并不限于苏轼一家。后者认为彭教的策对奏章平正雅训有之，而具力矫繁芜怪奇之效，则嫌捧扬过当；毕竟他生年短促，位望有限，事实上，直到李东阳入阁主事，茶陵派大兴之后，平正典雅之风才得到广泛普及。
然而，彭教的诗文净雅清谧，有种天然的超尘拔俗的气质却不容否认。像他《秋景为罗养蒙题》一诗云：“雁影接寒远，山色凌秋岩。碧琐疏帘净，黄花凉雨纤。不须弃潦倒，吾意于陶潜。”（《东泷遗稿》卷三）就显得诗调高远、清兴发越。他末句道出了心慕手追的对象是陶潜，却显然又多了几分工整雅致。他诗中景物往往色泽鲜明、描摹工细，并能与整体情境自然吻合，如《别王贤秀文》云：“客馆清樽忆屡过，晚风华月伴高歌。明朝一棹东南去，烟雨江亭绿树多。”（同前）又《瓜州授常州回使柬龙太守》云：“离离沙岸云笼树，漠漠江城雨入楼。一枕红酣清梦足，橹声歇处是瓜州。”（同前）他注重通过自然风物本身来传达内在情感，并擅长为中心意象着色赋形，如“晚风”“华月”“烟雨”“绿树” 等均为偏正结构词组，且起修饰作用的词分别表明了中心词的时间、亮度、形状、颜色等特征，有使人耳目清亮的表达效果；另一诗中“沙岸”“江城”以“离离”“漠漠”修饰，更见雨中朦胧之姿；“清梦”用“一枕”来指称，旅程用“橹声”来比量，又使抽象之体化为具象之物，可谓化凡庸为奇趣。他吟咏的对象一般是梅、竹、鱼等秀洁轻灵之物，如《竹外一枝梅》有“晴窗见疏枝，座上春可掬。山阴带残雪，水影兼远绿”句（同前），其先将梅花的“疏枝”作为春的象征，给人春天“可掬”的亲近感，然后又转入残雪虽存、春意萌荣的环境描写，将梅的象征性特点进行了合理的烘托，可谓实现了景、理、情三者的有机融合。
彭教诗中较少运用现成的典事入诗，避免了似曾相识或剞劂为文的通弊， 又不轻易以经史入诗，妄作轩轾，因此辞藻清丽，流畅婉转，平易可亲。这种诗风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强调内修的人生哲学观。他在《必葺斋》中说： “德以葺而备，居以葺而完。”又在《讷轩》中说：“无言胜强聒，静默含周醇。” （《东泷遗稿》卷三）从彭教的一生创作仕历来看，他的道德品格与文品诗格是一致的，他在内心追求一种修缮德性、安定从容的精神境界，理应是他诗歌韵味产生的深层原因。当然，有时他也会巧妙地化用一些名诗名典，如《戊子五月五日饮宾之家席上和韵》其二末句云“吟身须觉腰围减，刚被人嘲太瘦生” （同前），前句即用萧统服丧至孝，带减腰围之典，此处则指勤于构思之憔悴枯槁；后句出于李白《戏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他有时还会借鉴先代作品中的意象和意境，如《送长史郑先生》“非晚汉廷须贾谊，未应闲杀楚江滨”、《别邓义教授》“行寻芳草纫秋佩，坐卷疏帘读楚辞”、《宴瑞贤亭》“偷闲逐少非吾事，濯足沧浪万古心”，多出于楚辞。他嗜古的倾向也比较明显，像其有集古诗《答宾之编修》二首，集句涉及的诗人有张籍、王安石、鲍防、朱熹、陆游、陈子昂、陈师道、苏轼、范成大、杜甫等，可见其兼宗之广。
彭华在其墓志铭中评价他的文章成就说：“为文章奇气逸发，光彩夺目，而章锻句炼，典则森严，评论古今，是是非非，确然不可拔，于事无微钜，动欲方驾古人。”（《东泷遗稿·附录》）傅瀚也在《故翰林侍讲彭先生行实》中说：“下笔为文辞，操纵翕辟，不局于法，而旁谕曲证，奇气逸发。譬之蛟腾豹跃，急缚之，有未能者，而其间浑厚典则，自足起人敬慕。……间尝语予曰：吾于大任未敢， 必假令得一县，则虽甚繁剧，吾固敢期于有成。观此，则敷五所蕴可知矣。”（同前）就《东泷遗稿》前两卷的策对序跋来看，彭教的文才形式未必如彭华、傅瀚两人所称博绝宏丽、逸兴横飞，但在政治思想层面的力求致用、崇尚气节的特点却是符合的。他强调修身致用的意义，其在《制策》中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非本之修身，则无以成其功也。大哉身乎！体斯道，而行万化，其在此乎！” （《东泷遗稿》卷一）在他看来，只有自身保持良好的修养状态，才能在家国社会层面有所作为，后者也正是前者的必然归宿和目标。
此外，他还强调山水风土对人的气质形成的作用，如其在《送萧大礼序》中说：“吉之山水，秀拔而清激，其人多负气，不肯少自屈下。其士婉娩软媚为巧宦者，常少；而肮脏戾佶抗直自将者，常多。谓其风气使然者，非耶？”（《东泷遗稿》卷一）彭教此种观点应该说渊源有自，《汉书·地理志》《典论·论文》《隋书·文学传序》等篇相继涉及这一论题，并使其由单纯的议论民风，发展到探讨士风文风的形成，为地域文人及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彭教此处尚从士风构成角度立论，间接地流露出自身对抗直不屈的人格范型的追求。
客观地说，他的文并没有诗的成就高，像他《启同年诸公》写同年雅集时“连茵接席，宁辞形秽之嫌；倒屣迎门，预接神交之想。意不在酒，方将醉公瑾之醇醪；书不尽言，岂敢博子瞻之佳简。苍头速去，青眼遥临。”（《东泷遗稿》卷二）虽然骈句整饬，对仗工稳，却基本都是用惯常之典充塞堆砌而成，因而艺术性价值不高，这比起他较少用典而自显清丽的诗歌来说，无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程敏政（１４４６—１４９９），字克勤，休宁人，成化二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 事迹见《明史》本传。有《宋遗民录》十五卷、《篁墩集》九十三卷存世。
程敏政与谢铎交好，集中有《八月二日与谢鸣治太史分献文庙时大学士彭公主祭》《出塞行》（题下注：与罗璟明仲、谢铎鸣治、李东阳宾之、倪岳舜咨、焦芳孟阳同饮彭教敷五宅，喜官军将征迤北而作。丙戌十月）、《次韵原博宾之舜咨鸣治赐宴联句》《次谢鸣治侍讲韵》《正月十二日庆成宴后有怀宾之用鸣治红字韵》《罗明仲以所和谢鸣治〈枕上有怀李宾之〉之作见示倚而和之》等七首，以及《与谢鸣治祭酒书》一篇。程敏政与李东阳、陆釴、倪岳、焦芳等人也唱和频繁，如他有《成化癸卯冬至谒陵与李宾之学士联句》二十首、《西涯十二咏为李宾之太史赋》《三月十七日原博谕德饯汝玉给事于玉延亭会者宾之学士于乔谕德济之世贤侍讲曰川校书道亨编修暨予得联句四章……手录此以致缱绻不已之意》《万福寺送文明与倪舜咨李宾之二学士傅曰川吴原博谢于乔三谕德林亨大修撰陈汝玉给事李士常侍御联句》《成化甲辰长至日走与倪翰长舜咨吴同寅原博及李子阳、白秉德二太史有陪祀西陵之行。前此谒陵赓倡最盛，至是诸君子复将继之，予谢不能。然往返之间，天日佳胜，无风雪载途之苦，亦自不能嘿然。有倡斯和得十有八篇，借韵者十五，联句者一，限韵者二。舜咨请书一通用备故事联句一篇则秉德书之……是行也，费司成廷言实与之偕，然分祀东陵道中相失，其所得者当附入云》等等。
程敏政精通经史，工于考据，于空疏的学术环境中独树一帜。李东阳为作《篁墩文集序》称：“吾友篁墩程先生，资禀灵异，少时一目数行下，英宗朝以奇童被荐入翰林，观中秘书。用诗学及第，读诵常至夜分，遂能淹观群籍。下上其论议，订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为学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见，而于朱子之说尤深考核，自以为得我师焉。赜探隐索，注释经传，旁引曲证，而才与力又足以达之。虽皆出于经史之余，而宏博伟丽，成一家言。质诸今世，殆绝无而仅有者也。”①在《篁墩文集》前五十九卷文论中就有相当篇幅用于讨论典章制度、经史疑难等问题，显示出他深湛的学识功底。其卷六十至九十三是赋、词及诗作，其中亦有大量的咏史、论诗的篇什，观点鲜明，特色显著。
程敏政论诗具有尊唐的倾向，如他《李白墓》一诗中称“采石人家空奠酒， 盛唐诗派不传衣”，但他同样不偏废宋诗，宋人中则最推崇梅尧臣。其《宿宛陵书院》一诗称：“自从删述来，诗道几更变。骚些无遗声，汉魏起群彦。谢绝及宋沈，入眼已葱蒨。颓波日东驰，李杜出而殿。当时多浑成，岂必事精炼。云胡倡唐音，趋者若邮传。坐令诗道衰，花月动相眩。千载宛陵翁，惟我独歆羡。
翁词最古雅，翁才亦丰赡。一代吟坛中，张主力不倦。遂使天地间，留此中兴卷。如何近代子，落落寡称善。纷纭较唐宋，甄取失良贱。无乃久浸淫，曾靡得真见。”②他认为孔子删述《诗经》、楚辞兴起以来，至唐代李杜出现才力挽颓波，趋于兴盛。但后人不知唐诗精髓在于自然浑成，因袭雕琢反而背于诗道。
梅尧臣深具才识，遣词古雅，乃是诗道中兴的代表。基于上述认识，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明代诗坛动辄品评唐宋，却造成良莠不分的局面。上述观点对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称“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的不全面的看法， 无疑多有补裨作用。
程敏政不抑宋的批评立场的另一个表现，还在于他的许多词作。他用到的词牌有《风入松》《点绛唇》《满江红》《木兰花慢》《沁园春》等，像《风入松·草桥阻风雨作》下阙有“江南江北家千里，心随舵去住无因。兀坐悄然自数，半生多少苦辛”句，言简而情深，颇动人心。
程敏政与倪岳一样也尊崇古雅，除了对梅尧臣“最古雅”不吝赞词外，他还耽于名句的缀结玩味，作有许多集句诗。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提到集句诗说：“集句诗，宋始有之。盖以律意相称为善，如石曼卿、王介甫所为，要自不能多也。后来继作者，贪博而忘精，乃或首尾横决，徒取字句对偶之工而已。”程敏政则缀结手法纯熟，意韵流畅贯通，趣味横生。像他《乙酉岁瀛东别业杂兴集古》诗用到王维、杜甫、白居易、杜牧、杜荀鹤、司空曙、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等人的诗句，其中“鸡犬图书共一船（杜牧之），傍花随柳过前川（程明道）。醉来睡着无人唤（杜荀鹤），只在芦花浅水边（司空曙）”，其自如出入于唐宋之际，读来回味不尽。
由于对经史的偏好，程敏政作有许多咏史诗，像《大明中兴铙歌鼓吹曲》《咏史十四首》《隐士》五首、《读宋史》等等，这一点与谢铎是共通的。这些论史诗建立在他深厚的史识基础之上，其集中录有《老氏论》《隋论》《狸奴论》《狄仁杰论》《伍员论》《陈平论》《孔明论》《宋太祖、宋太宗授受辨》《论董公、徐洪客》《论曹操》等若干先代人物专论，四库馆臣评价说：“敏政学问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谈无根者比。特其才高负气，俯视一切，故议论或不免偏驳。……然明之中叶，士大夫侈谈性命，其病日流于空疏。敏政独以雄才博学，挺出一时。集中征引故实，特其淹博，不加详检，舛误者故多，其考证精当者，亦时有可取，要为一时之硕学，未可尽以芜杂废也。”①可谓立论精到，允持厥中。
程敏政的诗还有批判现实的一面，如《书所见十四韵》称：“大水那能望有年，恤民恩诏喜拳拳。事凭公廪终难济，情到官庄最可怜（自注：河间一府，官庄共一百三十余处，少者三五百顷，多者千余顷，甚至有跨县者）。占取膏腴多极万，索来金谷动盈千。税于子粒偏加重（自注：公田亩起科多至三升，官庄亩起子粒三斗），赋入荒年亦未蠲（自注：今岁凡被灾之处，或免三五分，或免七八分，或全免，惟官庄亩科银一钱二分）。港次半收烟火价（自注：凡近庄芦苇场，不许人樵。樵者皆先纳烟火钱，方许），野中分握草场权（自注：凡近庄草地，有官马入其域，不论千百数，悉拘之。每马科铜钱三十文，始释）。鸡豚已尽田间利（自注：凡官庄纳子粒时，二顷附纳一猪，一顷附纳一羊，或一鹅， 二十亩纳一鸡），舟楫仍需水面钱（自注：近官庄地被水没者，往来必须舟渡。
每舟月科银三钱，谓之水面钱。其田在官河两岸者，亦终岁科此钱）。泛使不禁频去住（自注：庄主每岁四季遣人征子粒诸色。其家臣八人，率游手六七辈，直入官府，呼叱守令，日需下程，鸡、酒、鱼、面诸物，官府不能诘），小民何日许安便。伐残桑枣惟余地，典尽车牛莫诉天（自注：今岁大水，桑枣多死者，因伐以偿官庄。地中寸草不生，车牛俱贱折售于官庄）。罪絷便连儿女辈（自注： 每子粒不敷，庄主即遣人拘囚民间子女，有捶死者，有因而污之者，其苦最甚）， 鞭笞宁计令丞员（自注：献县令被庄主笞四十，几死。予过其境，犹曳杖来迎）。屋庐毁废沦波底（自注：自县以南，几千里不复成村。十室所存，惟一二颓垣），老弱流离委道边。糠粃无端争入市（自注：河间一带，市中卖糠及哇哇者，取豕食和水，而取其汁以食人），酒浆那复敢开廛（自注：河间以南，村中不复有酒家）？监门有泪挥图上，守土何人达帝前。愧我身非观察使，伤心聊述纪行篇。”此诗对当时皇族子弟滥占耕地，征作皇庄，每年租入全为俸禄，而百姓饱受压榨贫无立锥的不平现象加以抨击。程敏政另有《涿州道中录野人语》一诗称：“我行范阳道，水次遇老叟。时当孟冬尽，破褐露两肘。邂逅一咨诹， 向我再三剖。哭言水为沴，天意苦难究。今年六月间，一日夜当丑。山水从西来，声若万雷吼。水头高十丈，没我堤上柳。手指官路旁，瓦砾半榛莽。昔有十数家，青帘市村酒。人物与屋庐，平明荡无有。水面沉沉来，忽见铁枢牖。
数日得传闻，水蚀紫荆口。老稚随波流，积尸比山阜。远近皆汤汤，昏垫弗可救。如此数月余，乃可辨疆亩。下田尽沮洳，高田剩稂莠。农家一岁计，不复望升斗。官府当秋来，催租不容后。嗟嗟下小民，命在令与守。更有观风使， 仰若大父母。见此如不闻，恐或坐其咎。我民千余人，血首当道叩。始获免三分，有若释重负。奈何急余征，日日事鞭殴。夫征又百出，一一尽豪取。悲哉一村中，窜者已八九。老夫家无妻，一儿并一妇。两孙方提携，尽可慰衰朽。
岂期天不吊，一旦遂穷疚。一儿水中没，一妇嫁邻某。两孙鬻他人，偿官尚难勾。老身自执役，有气孰敢抖？反羡死者安，苦恨生多寿。诏书开赈济，奉者有贤否？终为吏所欺，此食亦难就。与其馁填壑，不若举身走。一饱死即休， 宁复念丘首。呼天一何高，呼地一何厚。我闻老叟言，垂涕者良久。”①此诗一如杜甫“三吏”“三别”写实的手法，写尽水灾暴敛给农家带来的深重创痛。老人一家妻离子散，正是受灾地区十室九空的真实写照；而当局麻木不仁、赈救不力的表现，无一不透露出它的腐败衰朽！诗的结尾，程敏政说：“我亦食人禄，深惭结朱绶。岂无致泽心，无地可藉手。立马野踟蹰，悲风动林薮。”可知其陷入了深深的内疚自责之中，这对一名深居馆阁达三十年之久、谙熟富贵风流之类篇章写作的文臣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吴宽（１４３５—１５０４），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进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事、礼部尚书，谥文定，有《匏翁家藏集》七十七卷附补遗存世。
吴宽早有文名，四库馆臣称其：“诗文亦和平恬雅，有鸣鸾佩玉之风。朱承爵《存余堂诗话》极称其《雪后入朝诗》，虽非高格，至谓其‘诗格尚浑厚，琢句沉著，用事典切，无漫然嘲风弄月之语’，则颇为得实。以之羽翼茶陵，实如骖之有靳。”②由此可见，吴宽的诗文创作是契合茶陵诗派的整体风貌的。
吴宽与谢铎交好，后者的赠诗有《送吴原博修撰省亲》《次吴原博东明寺怀陈玉汝韵》《题原博所藏魏范二公祭案提刑遗文》《思菊次匏庵韵》《次吴匏庵原博过西苑韵》《喜古直至次吴匏庵韵》《吴匏庵遗鱼再用骑字依韵奉答》《容春精舍次吴匏庵韵》《次吴匏庵斋宿韵》等，吴宽的赠诗则有《怀亨大谢鸣治谒陵遇风》《午朝次韵鸣治》《次韵鸣治对菊》《游海印寺次韵鸣治》《闻王古直至柬鸣治》《西域贾人以狮子入贡诏却之次韵鸣治》《送鸣治擢南京祭酒》《次韵李宾之闻谢鸣治自南京归得遗腹孙》《次韵鸣治病中二首》《题谢鸣治归来园》《鸣治新修国学朝房雨夜宿此有作次韵》《答鸣治乞花二首》《再答鸣治乞花不得二首》《待鸣治过园居》《鸣治至次前韵》《鸣治种荷无花见予所种亦同有次韵二首》《次韵鸣治岁暮有感》《次韵鸣治见怀》《次韵谢鸣治初入馆修史纂之作》《简鸣治》《次韵答鸣治病中写怀》等二十一首，又有《题山行杂录后》《题缌山杂咏后》《跋吏部举荐祭酒谢公咨文》《西山楼记》等题跋记四篇。吴宽与李东阳的赠和亦甚多，兹不备举。
吴宽作为后进之士，对谢、李二人的道德文章均深表叹服。他在《西涯远意录序》中称：“凡西涯笔札之妙，人多得之。而方石以同年故，相契尤厚，所得殊多，不下数百纸。此特家居时，出于浮沉之余者。宽从二公后已久，窃观是卷有出处之义在，非常时赠遗者比。”又《后同声集序》称：“二公平生以道义相重，志节相高，非特以词章相胜者，故发之于诗，和平深远，览之可诵，诵之可听，譬之乐则如凫氏之钟，薄厚适宜，侈弇中度，自然无石播柞郁之病。其为声也，真同所谓金声乎！”① 吴宽具有良好的文史修养，其《旧文稿序》自述治学经历说：“时（注：吴宽十一岁，适在乡学读书）幸先君好购书，始得《文选》读之，知古人乃自有文。及读《史记》《汉书》与唐宋诸家集，益知古文乃自有人意，颇属之……方取向之《文选》及《史》《汉》、唐宋之文益读之，研究其立言之意，修词之法，不复与年少者争进取于场屋间。”② 正是基于一直以来对汉唐文史著述博观约取、潜心揣摩，从而形成了他醇雅清新的诗文风貌。
吴宽推崇唐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至高地位，他说：“盖言诗之盛者，必以唐为首。若辋川之有王右丞，香山之有白太傅，浣溪之有杜子美，樊川之有杜牧之……发乎兴致，荡乎胸怀，景美而意自奇，迹爽而趣自妙，不期乎诗而诗随之。”又说：“夫诗自魏晋以下，莫盛于唐。唐之诗，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余诵其词，亦莫不清婉和畅，萧然有出尘之意。……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写之笔下，往往出于自然，无雕琢之病，如韦柳又其首称也。”③上述观点，与李东阳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后者在《麓堂诗话》中同样推尊唐诗，凸显其自然独造、浑然天成的特点，并强调指出韦、柳等辈继承陶渊明的诗风，于此造诣独深：“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淡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又“必待法度既定，从容闲习之余，或溢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强致也。”又“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韦应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则过于精刻。世称‘陶韦’，又称‘韦柳’，特概言之。惟谓学陶者，须自韦、柳而入，乃为正耳。” 吴宽不仅坚持上述认识，还将其融入诗文创作中，以至李东阳称赞他说： “原博之诗，浓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天下重之。” 出于对醇厚清新风格的偏重，吴宽对历来备受推崇的欧阳修“穷而后工”的创作观提出质疑，他在《石田稿序》中说：“诗以穷而工，欧阳子之言，世以为至矣。
予则以为穷者，其身阨必其言悲，则所谓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尝窃以为，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琴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穷云？是以发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①在吴宽看来，“隐”是一种人生态度，无论朝隐、市隐，还是避居山林之隐，均要抱持富贵浮云、淡定从容的心境，倘如此，就不会汲汲于得失进退，也就没有蹇顿不伸之“穷”了；“隐”又是一种蕴含在诗文中的流动的气质，它内在地体现出旷达超脱的精神追求，现于文字的则是清和温婉，又宏远超绝，同样也没有镌心刻肾、搜索枯肠之“穷”。
应当指出的是，明代成、弘朝以来，诸如“城市”“山林”“江湖”“廊庙”等偶对字眼频频现于文人诗文之中，如谢铎就有《再至黄岩有感》“江湖忧与廊庙并，丘陇念随天地老”、《六月十一日雨中以事早朝不果感而有述》“廊庙江湖忧乐地，敢言城市与山林”等诗句。前文已提及李东阳在《倪文僖公集序》中对“馆阁之文”和“山林之文”的特征及功用作了描述，文人从一味谀颂的馆阁文章中摆脱出来，关注山野之趣，体会人作为一自然本体的忧乐感受，这些无疑都是对“三杨”所倡导的台阁体文学从选材到思想的重大矫厉。当然，现实的衰败是激发文人进行反思、批判的直接诱因。前面已经提到，包括谢铎在内， 倪岳、程敏政等人关注社会现实的篇章正是他们积极求索的结果，吴宽提出上述似乎有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在当时看来也无疑是重大的进步。
吴宽的另一个文学观点是创作讲求灵感，力追古作，学不废宋。他在《中园四兴诗集序》中说：“吾志未尝有所之也，何有于言？吾言未尝有所发也，何有于诗？于是其诗之出，一如医家所谓狂感、谵语，莫知其所之、所发者也。”又“至于中之所欲言者，反为所妨（案，指频繁的应酬文字），而未暇于作。常欲峻绝求者，以力追古人而未能也。”又“若其（案，指《中园四兴诗集》作者费昭霁） 造语虽若近师乎宋，然方之今人空疏卑弱，熟软枯淡，辄以盛唐自诧者，殊科此，又不暇论也。”①在吴宽看来，创作有时就像病人发狂或者梦中的呓语，是随机的、不可预设的，这与他向来反对古板滞重的科举应制文字的立场是一致的，如他在《耻庵记》中就说：“夫圣贤之学，本也，学者之所先也；词章之学，末也，学者学之而不汲汲焉者也。士而不为圣贤之学，已足耻，又况科举之学，又词章之末者乎？”②吴宽对当下“空疏卑弱，熟软枯淡”，辄以唐人自限的风气非常不满，他以复古为宗，并认为学习宋人亦是可取的。他爱好宋词，集中录有“诗余”三十四首，其中涉及词牌二十七个。当然其中有一些纯属游戏遣兴之作，如《满庭芳》一首以须发全白、体弱多病展开，感慨韶华逝去，其用语浅易， 笔调轻松。他也不乏造语本色，情怀意境俱佳之作，如《浣溪沙·苦雨》：“几阵南风挟雨飘，霎时窗外过春潮，端愁西郭众山漂。翠绕玉河牵荇菜，绿摇金水舞兰苕，田中宿麦恐无苗。”又《木兰花慢·追和元张伯淳学士赠长芦弹琵琶者韵一首》下阙：“玉堂风静落花轻，学士旧曾听，想泪湿青衫，情缠彩笔，沉醉初醒。长芦往时年少，怅悠然，对坐到天明。空使后人怀古，夜窗快雪时晴。”③在唐人中，吴宽喜好韩愈、白居易，如他有《昌黎清节庙》《义乌王氏新建忠文公庙记》《夜读〈白乐天诗集〉二首》《校白集杂书六首》等等；但他同样爱好宋人的集子，如《阅〈黄山谷集〉见〈八音诗〉戏作一首》《〈范石湖集〉有卧帽诗，病中畏寒略效其制》《次韵天全翁书遗光福徐用庄雪湖赏梅十二绝》（其三有“只爱涪翁与放翁”句）等。这在当时称诗必言唐的普遍风气下，也属难得之举。
吴宽也并不是一个高标于馆阁之上，不关心世事民生的人，他有的诗也具有非常浓厚的批判意识。其《苦雨诗》称：“一雨过三日，其势殊未休。九市成九河，可车翻可舟。比屋垣墙倒，泛泛宅载浮。妇女出大叫，儿童夸善泅。又闻城西偏，水患更不侔。一家三压死，伤者恐不瘳。事急欲走避，有足谁家投。
闻之是叵忍，援之猝无谋。我欲作天问，问此来何由！”①此诗记述了京城大雨成灾，平民死伤无算，流离失所的惨状，用语沉痛，平易而富有力度。他还有《西域贾人以狮子入贡有诏却之次韵鸣治》一诗称：“万里流沙奇兽去，数行新诏满朝欢。须知此物真无益，始信为君亦不难。盛世粪田曾却马，他人野鸟自称鸾。即看重译皆归化，敌国何方是契丹。”②这是针对弘治七年十月，西域贡献狮子一事而发，诗中调侃讽喻之意甚明。
吴宽另有《南野记》一篇载：“去岁之冬，予以事出城之东北。扁舟行三十里许，见积水渺然，捕鱼捉鳖之徒往来于其间，民际水而屋，泛泛若野航。问之民此江耶？湖耶？则以田对。予因惊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势如此，彼春夏之时，民之妨于耕耘也信哉！于是折南又行二十余里，其田稍高，隐然有疆畎。视其田间，稻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尝有秋矣，及视，其民皆有饥色，复就问之。对曰： ‘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赋税，且称贷于人足之，尚何暇为口腹计耶？’因益念曰： ‘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给，如江、如湖者，当何如？”③其中的悲悯意识，自不待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吴宽的游记散文写得非常有特色，可举《得月亭记》为例。此文说：“往尝过友人王翰林济之，水行出胥口，适烟雨满湖。初焉，山兀兀压水面，已而云气弥漫，忽失所在；扁舟茫茫，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则奇而可玩矣。窃意使当良夜，月出其间，雁鹜惊飞，鱼龙戏游，清风来而白露下，金波渺然，一望万顷，其奇当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东，有山对峙， 其势若分其脉，则属而竞秀于空明之际，若不相让。”④此文脉络清晰，井然有序，描摹雾夜之下的湖水空濛渺漫，极尽物态之美。更重要的是，吴宽又引入一段想象中的描写，它或来自于某次亲身游览的经历，或许乞灵于某段著名游记的记述，却能够与当下的景致虚实相映、浑然一体，是为此文点睛之笔。时人王鏊在为他的文集作序时说：“窃尝评公之文矣，摆脱尖新，力追古作，丰之千言，不见其有余；约之数语，不见其不足。其为诗，寄兴闲远，不为浮艳之语， 用事精切，不见斧凿之痕，自谓得公之深也。”⑤综合吴宽的诗文创作来看，其评价是颇为中肯的。
除了上述提到的这些作家之外，身为茶陵诗派成员且为谢铎好友的还有许多，如陆釴、罗璟、陈音等。像陆釴，李东阳在《春雨堂稿序》中说：“盖其初， 诗主少陵，文主昌黎；后则专尚太白、六一间，以其所自得参之。他于诸子百家之行，非惟有所择，而若有弗屑焉者。及其章成而声协，足以上鸣国家之盛，而下为学者指归，其可谓一代之杰作也。”①又在《麓堂诗话》中说：“鼎仪稍后作， 而意识超诣，凌高径趋，摆落尘俗，笔力所至，有不可形容之妙。”②又如罗璟，李东阳在《明故朝列大夫南京国子祭酒罗公墓志铭》中说：“为文务简劲，诗亦脱绮靡，有《冰玉稿》若干卷，盖其所自号，因取以名。其所编录，若《五经旁注》《周易程朱异同》，刻于福州。”③然而，它们现在已很难见到，因此难以对他们的著述生平展开深入分析，只能暂付阙如，以待后补了。李东阳成化二十二年主持顺天乡试，次年经其指授的二甲程楷、蒋冕、黄穆、傅珪、华峦、吴俨、罗玘、苏葵授编修；三甲李逊学、石珤、毛纪授检讨；弘治六年主持会试，二甲顾清、沈焘、吴一鹏、汪俊、周玉、黄澜授编修；三甲薛格授检讨。弘治八年，开始入阁议事，又于弘治十二年主持会试，此后及第入翰林院自称其门生者日众。他们的基本情况如，十五年，二甲鲁铎、温仁和、李时、滕霄、毕济川、何瑭授编修；三甲周祯、盛端明授检讨；十八年，二甲崔铣、严嵩、湛若水、陆深、翟銮、徐缙授编修；三甲段炅、穆孔晖、孙绍先、易舒诰、张邦奇授检讨。上述这些进入翰林院的新科进士们，或多或少都与李东阳有一些师生之谊，甚至弘治九年及第的前七子之一王九思亦念念不忘李东阳对自己的影响。
李东阳、谢铎、倪岳等人对同年雅集乐而不疲的风气，直接影响到了茶陵诗派的年轻后进们。明黄佐《翰林记》卷二十“瀛洲雅会”条下载：“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户部侍郎杨守址、户部侍郎郑纪、礼部侍郎董越、祭酒刘震、学士马廷用，皆发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会必序齿。正德二年七月， 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礼部尚书刘忠、侍郎马廷用、户部尚书杨廷和、祭酒王敕、司业罗钦顺、学士石珤、太常少卿罗玘复继之，皆倡和成卷，以梓行于时。”①据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四十七及《明史》本传载，倪岳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期间任南京吏部尚书，其出任南京实际上是后党份子左侍郎徐琼排挤的结果。《翰林记》中的记载说明，倪岳虽然身处逆境，他与友人聚会倡和的习气还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致成为罗玘、石珤等翰林晚辈们效法的楷模。茶陵后进们大多聚集在李东阳的周围，或自发地组织同年雅集寄意诗酒，酣歌为乐，从而将茶陵诗派推向鼎盛阶段。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李文正当国时，每日宴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坐上常满，殆无虚日。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以领袖一时。”②这正是当时盛况的最好说明。
在李东阳众多门生中，他最为得意的当数石珤。石珤（１４６５—１５２８），字邦彦，直隶藁城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中式后，改庶吉士，授检讨。但他因病长期在家休养，直到弘治末年才晋升为修撰。正德元年，擢为南京侍读学士，历任两京国子监祭酒。正德八年九月，迁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十六年，拜礼部尚书。嘉靖三年五月，诏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后因王邦奇诬陷，嘉靖六年被迫致仕。次年病卒于家，享年六十四岁。他为官刚直不阿， 《明史》本传称其“清忠亮鲠”“卓然有古大臣风”。
石珤与谢铎还有一定的交往，他写有《送方石谢先生》一诗，此诗称：“搔首乾坤任达穷，高情谁复叹飘蓬。学传伊洛非无用，官比阳城更不同。直笔史宜留阁下，抱琴人已立堂中。分明六馆诸生力，夺我春来满坐风。”③他对谢铎礼敬的态度还是很明显的。
石珤撰有《熊峰集》十卷，诗文风格深受李东阳影响，亦深得后者嘉许。他在《得西涯先生手教》一诗中说：“多少英豪望后尘，清风长播玉堂春。斗星麟凤光天下，韩柳苏黄合一人。附骥惭非千里翼，登龙敢负十年身。”李东阳亦在《送石邦彦检讨诗序》中说：“邦彦视予若弟子之于师，坐立称谓匪惟不为抗，又若有过焉者。徐而察之，非独以前所云也，此古之所谓知己者，而于今见之，予安可负哉！……邦彦蕴才饬行，必欲企古之人，而欿然若不足。观其势，不但于今日止也。于文章必能鸣一代之盛，于功名必有益乎一世之人，于道义必能全所赋之天而不为庸众人所汩。”①其师生相得之状，自不待言。
石珤不仅对李东阳执以师礼，在诗文创作上也体现出茶陵一派的典型特色。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熊峰集提要》中说：“珤诗文皆平正通达，具有茶陵之体，故东阳特许之。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坚守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出于正。虽才学皆逊东阳，而湜湜持正，不趋时好， 亦可谓坚立之士矣。”②他诗文复古的特点比较鲜明，但思想境界不够开阔，风力也略显不足。就诗歌来说，他的拟古作品非常多，除了直接以《拟古》为题的以外，还有像《拟君子有所思》《拟古巫山高》《拟古伤歌行》《古意》《拟古秋夕》《拟古秋怀》《漫书古体》《古诗》《拟古将进酒》《拟古别离曲》《拟古乌夜啼》等专拟某题的作品。他尤擅长歌行体及乐府诗体，而这类作品往往借古题说古事， 因此也可归入拟古的范围，如《有所思》《清夜游》《暮夜金》《秋塘曲》《招隐词》《初凉曲》《行路难》《碧窗曲》《望春曲》《铜雀台》《首阳薇》《乌夜啼》《城南思》《长信秋词》《搏蛟歌》《契苾儿曲》《邯郸行》《短歌行》《紫丝怨》等。其中《暮夜金》《契苾儿曲》两篇，分别借东汉杨震拒绝昌邑令王密贿赂和唐垂拱年间流行《契苾儿曲》讽刺张易之（其小字“契苾儿”）的典事而论；其他大多秉承古题反映闺怨的惯例，辞语秾丽，缠绵悱恻。如《碧窗曲》有云：“银河夜悄冰蟾泣，露芷风荷软无力。香奁半掩碧菱光，独向窗间理蝉翼。南风挟雨江云湿，绿怨红愁满胸臆。可怜明月如青镜，不照妾心同铁石。人生命薄空自惜，转眼风光成故迹。愿郎身与松柏坚，随意萋萋寒草碧。”③应当说，他在此类题材的模拟上还是颇得个中三昧的，其另有《闺怨》十首，更可看出他的诗风取向。
他还有许多宫词作品，但它们基本取材前朝宫事，有些以古喻今的韵味。
如《汉宫词》《元康宫词》二首、《天宝宫词》二首、《唐武宫词》《高宗宫词》《唐宫词》《中平宫词》《南朝宫词》《贞元宫词》等。宫词最先由唐代诗人王建用作诗题，他做了百首左右，后来继作者不绝。它们主要是来描绘宫廷布景和生活的。石珤这些作品固然说明了茶陵诗派后期仍然带有一些台阁余风，但是它们有的还有点史论批判的味道。如《南朝宫词》其二“玉树新花夜夜开，张嫔风韵孔嫔才。感恩谁似中庭鸟，解咏江南草化灰。”①此诗写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昼夜欢歌终至败亡之事，能解四时变化的“中庭鸟”显然要比他们明智得多。
另外，石珤的一些歌行作品在写景抒怀方面也不尽平缓卑弱，如《竞渡辞》：“竞渡复竞渡，波光浩渺渺。潮头如马来，舟子疾于鸟。轻舠迅楫斗缤纷， 伊谁从之楚灵均。江深海阔安得济，鼍抃鲸吞愁杀人。苍天不照烈士苦，日暮洞庭闻击鼓。九辩谁招梦泽魂，一杯枉酹荆南土。竞渡兮来归，湖上兮依依。
棹歌齐发泪沾衣，宝笙瑶瑟清且哀。四望踯躅悲又悲，安能遇君与君携！”②此诗不仅写出了江上竞渡的雄壮气势，更借祭奠屈原表达了怀才不遇的主题，这大概与他长期病休的身世经历相合。不过，这种激扬壮阔的作品只是少数。
石珤崇尚古体，尤其中意乐府体裁的创作，受到李东阳的影响是无疑的， 但也与他的学养构成及诗趣取向密切相关。他在《碌碌何足道》一诗中自述道：“为学二十年，闻善思允蹈。四岁知诗书，八岁勤洒扫。十三为文章，光泽春雨膏。十九学渐富，士林有称号。瀛洲名滥入，君亲恩未报。高步望登堂， 爝火求就燥。迨今又十载，不觉壮夫到。彬彬犹未能，碌碌何足道。”③另外，他《寄兄旧作》一诗又说：“清诗赏风流，正论崇骨鲠。”④这大概道出了他在为文与为人两方面相反相成的关系。
他对乐府和歌行体的模拟对象可以划分为汉魏和六朝以降两个时段，前段虽多以汉魏乐府名题为摹本，但其趣味风神显然缘于对楚骚、六朝及唐代同类题材的揣摩和效仿，因此清健明快、朴素直白的特色大为缺失，取而代之的却是强烈的文人化色彩和绮靡不竞的面貌。他将骚体引进诗歌的创作，如《招隐词》“秋山惨慄兮吾土肥，园蔬畹药兮犹光辉。路余菅兮可缉屦，池有荷兮能制衣。山中之美人兮胡不归？秋江兮白+ ，绿波起兮鱼鳞鳞。吹长笛兮激丹唇，鸟盈盈兮云纷纷。胡不归兮，山中之美人！吾尊兮有酒，呼明月兮当牖。
绿竹兮与邻，清风兮为友，美人乐兮且久，绿颜兮皓首。”①《灌木词》“灌木萋萋兮露既濡，草抽萌兮杨垂须。岵不可陟兮屺不可踰，白日皎皎兮下丘墟。神飞越兮道阻迂，仰归云兮不能俱。园有桑兮巷亦有车，嗟祀事兮弗驰弗驱。陨涕泪兮庭之隅，金章赤绂兮徒华吾躯。”② 从这些诗可以明显看出，他对《诗经》《楚辞》的辞藻及意象都运用得非常纯熟，像代表贤者的“美人”、表征思亲的“岵屺”及“兮”字充当句腰的《九歌》《九章》句式都非常流畅和谐地融合在一处；然而，过于侧重对经典意象的沿袭和固有形式的模仿，又使之缺少心底真情的流露和造成当下时事背景模糊，这样就很难让人产生认同感和共鸣。换句话来说，他的拟古还停留在形式上，尤其当他在直接使用汉魏古题创作时， 像《猛虎行》《有所思》《短歌行》等，所采用的形式及表达的腔调又完全是六朝风格的，这固然是偏好所在，却不能不说是他模仿没有到位的地方。虽然他也在《秋日寄兄》一诗中自称“细和陶诗到日斜”，但他能够做到的更多只是将汉魏以来的贤哲引入诗中，体现他们闲远平淡意蕴的却不多。如《漫书古体》“下论暨秦汉，上谈溯羲轩”、《南庄书事》“罢读《离骚》赋，悠然解独酲”、《卜筑南居》“偶同渔父读《离骚》，为卜新居选寂寥”、《寄兄次韵》二首其二“兴比渊明能止酒，愁如宋玉未悲秋”、《早秋书怀》“凌云愧乏相如赋，忧国空怀贾谊心”、《伤征伯》“- 鸟不还贾太傅，鹦鹉重伤祢正平”、《夜同朱挥使饮待王以德未至》“登楼须待仲宣来，徒言南海三千里”、《春色》“千里夕阳春草绿，停云空忆鲍参军”等等。
石珤对六朝拟乐府的模拟融合了骚体的缱绻和齐梁的绮丽，则可谓当行本色。像《秋莲曲》“西塘菡萏初破红，小舟荡漾东南风。罗裙曳水蘸轻碧，惊起沙头双落鸿。昨日采莲莲尚好，今朝采莲莲已老。绿房结子空垂垂，翠黛朱颜可长保。江湖日暮生嫩寒，鸳鸯双飞不过滩。回首女伴各无语，泪洒铜仙承露盘。”③ 其他像《秋塘曲》《惜春词》《乌夜啼》《折杨柳》等，多为女子代言或反映闺怨题材，内容相对贫乏，然而其格调自有不亚于前代之处。
石珤的五、七言律诗、绝句，受杜甫的影响比较深。他作有《和杜工部秋兴八首》《和杜子美醉时歌在七级作》，另外在诗中提到杜甫的地方也较多。如《和许黄门九日述怀》“因怀工部句，濒老释欢悲”、《谒赵公墓》“曾读壶关杜老诗，柏梁高咏有公词”、《送谢侍御按云南》“霜风万里随王使，月夜何人听杜诗” 等等。此外，他对韩愈也较为欣赏，如《望诸君墓》“昌黎好古心偏壮，诸葛谋王膝未舒”即是。
石珤还有许多吟咏日常生活闲适情怀的诗作，如《题吴匏庵东庄诸景》二十首、《晴坐》《城北》《题小画四首》《题倪冬官小画五首》等。在处理官署政务等方面，他秉承的是孔孟修身齐家的伦理体系，而在自我形而下的感性生活空间里他又对庄老之学深表服膺。如《静逸》二首其一称：“至乐本无声，简言始遗味。至治本无为，用察乃兴伪。”其二称：“谁言吾静拘，吾静乃得逸。居静渊水明，行静岩月出。”①《城北》：“生涯自流水，人世本虚舟……谁能齐万物，长啸忆庄周。”②它们完全是在宣扬老子“涤除玄鉴”“致虚极，守笃静”“道之出口也， 淡乎其无味”，庄子“齐万物”“等生死”用“心斋”“坐忘”追求“至美至乐”的道的审美境界的思想。上述都体现出他儒道并用的人格特点。
石珤有些作品也不同程度触及下层民众的生活，如《樵山吟》：“宁知今年法令改，青山却用金钱买。有斧不得重刊云，无钱誓欲先逾海。昨日城中丁壮来，城中百事犹伤哉！析薪已费千余万，卖子不足私门陪。衣裳蓝缕敢自惜， 已看釜甑生尘埃。贫家止有田十亩，定知明年非我有。安能遁迹豺虎之深林， 县官来时无处寻！”③其中为樵夫仗义执言、批判官府与民争利还是颇为有力的。
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同年改庶吉士、授编修，后授侍讲学士。弘治十五年，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应召修《孝宗实录》，值讲经筵。
后主持顺天乡试期间，不曲阿刘瑾之意，被诬陷罢免，刘瑾死后方得起复，甚见品节。历任礼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谏阻武宗北巡，以防废政。正德十四年，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肃，事迹见《明史》本传。他撰有《吴文肃公摘稿》四卷，四库馆臣评价说：“俨当何李未出以前，犹守明初旧格，无钩棘涂饰之习。其才、其学，虽皆不及李东阳之宏富，而文章局度舂容， 诗格亦复娴雅。往往因题寓意，不似当时台阁流派沿为肤廓。虽名不甚著，要诗，柏梁高咏有公词”、《送谢侍御按云南》“霜风万里随王使，月夜何人听杜诗” 等等。此外，他对韩愈也较为欣赏，如《望诸君墓》“昌黎好古心偏壮，诸葛谋王膝未舒”即是。
石珤还有许多吟咏日常生活闲适情怀的诗作，如《题吴匏庵东庄诸景》二十首、《晴坐》《城北》《题小画四首》《题倪冬官小画五首》等。在处理官署政务等方面，他秉承的是孔孟修身齐家的伦理体系，而在自我形而下的感性生活空间里他又对庄老之学深表服膺。如《静逸》二首其一称：“至乐本无声，简言始遗味。至治本无为，用察乃兴伪。”其二称：“谁言吾静拘，吾静乃得逸。居静渊水明，行静岩月出。”①《城北》：“生涯自流水，人世本虚舟……谁能齐万物，长啸忆庄周。”②它们完全是在宣扬老子“涤除玄鉴”“致虚极，守笃静”“道之出口也， 淡乎其无味”，庄子“齐万物”“等生死”用“心斋”“坐忘”追求“至美至乐”的道的审美境界的思想。上述都体现出他儒道并用的人格特点。
石珤有些作品也不同程度触及下层民众的生活，如《樵山吟》：“宁知今年法令改，青山却用金钱买。有斧不得重刊云，无钱誓欲先逾海。昨日城中丁壮来，城中百事犹伤哉！析薪已费千余万，卖子不足私门陪。衣裳蓝缕敢自惜， 已看釜甑生尘埃。贫家止有田十亩，定知明年非我有。安能遁迹豺虎之深林， 县官来时无处寻！”③其中为樵夫仗义执言、批判官府与民争利还是颇为有力的。
吴俨字克温，宜兴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同年改庶吉士、授编修，后授侍讲学士。弘治十五年，掌南京翰林院。正德初，应召修《孝宗实录》，值讲经筵。
后主持顺天乡试期间，不曲阿刘瑾之意，被诬陷罢免，刘瑾死后方得起复，甚见品节。历任礼部左、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正德十二年，谏阻武宗北巡，以防废政。正德十四年，卒于官，赠太子少保，谥文肃，事迹见《明史》本传。他撰有《吴文肃公摘稿》四卷，四库馆臣评价说：“俨当何李未出以前，犹守明初旧格，无钩棘涂饰之习。其才、其学，虽皆不及李东阳之宏富，而文章局度舂容， 诗格亦复娴雅。往往因题寓意，不似当时台阁流派沿为肤廓。虽名不甚著，要与东阳肩随，亦足相羽翼也。”①由此可知，他在茶陵诗派中具有一定的地位。
吴俨在《题画屏次国贤韵》一诗中自述心志说：“少年诵诗书，心恒慕伊周。
蹉跎成老大，白发上我头。作羮不为梅，济川不为舟。金马石渠间，强陪英俊游。去年归故山，幸得两月留。坐石听啼鸟，持杯发清讴。岂敢肆雄辩，万物移春愁。自从到京国，仍怀杞人忧。故山不能见，画中容可求。”②它基本上把他积极仕进与萧散情怀的两面都写出来了。
吴俨为官清正，绝不阿私权要，甚至还为民请命，抗颜直谏。正德十二年， 武宗不顾大局，贸然北巡，吴俨上《奏请回銮书》说：“今京师内外，人心揺动，口语藉藉，转相传播。徐淮以南，荒馑千里，去冬三月，雨雪为灾。民无衣食，至于父子漂流，兄弟离散，略不系恋。间有自经及投水而死者。民穷至此，安保其不为盗哉！臣等恐所御之敌，尚远隔于阴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腋，此不可以不烦圣虑也。”③他极力陈请武宗回朝理政，勿因巡边的不急之务而导致国内局势失控。虽然措辞委婉，却字字诛心，恪尽谏臣职守。他始终服膺儒家积极进取的济世理念，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始终坚持廉洁奉公的初衷，如其《闻命有喜》一诗说：“色养少酬平日愿，官衔不减旧时清。三千里路看山去，忘却乘舟触热行。”④因此他反映民生疾苦及系心国事的诗歌也非常多， 如《送陈子居主政天津收粮》说：“簸扬随沙尘，漂流任风雨。辛勤千里来，输十不得五。田家米如珠，官仓贱如土。岂是入官人，不知作田苦。”⑤他将民人运送税粮的辛苦，与官家了不介怀的冷漠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寄东山五首次国贤韵》：“去冬天苦寒，平地一尺雪。长安百万家，十五告粮绝。谁起刘司徒，慰此民望觖。莫学谢东山，令我心愁结。”（同前）此诗寄言同僚，为京城食粮紧张之事发挥作用。《塞下曲》其二说：“边城九月雪飞花，睥睨高寒集暮鸦。今日楼兰犹未灭，沙场战士莫思家。”⑥ 此诗借旧题抒发当下之慨，末句虽为安慰戍边将士，实则对边疆防务寄以深长之忧。
由于刘瑾等权臣的乱政，武宗愚暗不明，吴俨的仕宦生涯充满了坎坷，但他却始终保持了清醒澹定的心境，这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超尘拔俗的清逸之气。庄子、王子晋、陆机、张翰、阮籍、陶弘景、谢惠连等人物，或陶渊明、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体经常出入于他的此类诗中，如《送高舜穆宰瑞安》“尝闻陶隐居，烧丹白云岭。所志在神仙，不落死生境”①、《浴凫》“仙人王子乔，旧赐上方履。双双化飞凫，翱翔云霄里”（同前）、《和石学士予庄韵》“招隐何须赋小山，杜门更欲建重关。采菱歌落云烟外，打麦声来咫尺间”（同前）、《中秋夜与俦弟玩月用西涯韵》“对床已办留同叔，得句何烦梦惠连”②、《拜王司马墓》“自从禹穴探奇去，不见辽城化鹤归”③ 、《景明和章欲任痴名予不敢许复次前韵》“掷笔据梧聊假寐，令人千载忆庄生”（同前）、《送顾士廉编修父还松江》“鲈肥不用思张翰，鹤唳谁将吊陆机”（同前）、《送李宗渊南还》“文采风流阮步兵，穷途犹负少年英”（同前）等诗句，再如《国贤示和陶止酒诗因次其韵》《除夜喜丁生饷戏用东坡馈岁韵呈景明汝砺》《乙卯季冬见白发效乐天体三首》等诗题都可以看出。通过对陶渊明、白居易等人的潜心模仿，吴俨形成了自己清新浅白、工于咏物又不失阔大的独特风貌。
他的《赠浃侄》一诗充分体现了取材现实生活，用浅明语言表现闲处心态和自在情怀的特点。此诗云：“家有二顷田，负郭仍膏腴。城有五亩宅，绕屋皆桑榆。客来一斗酒，不则饭一盂。僮奴足使令，而不亲樵苏。髙眠日晏起，州县无追呼。试问举族间，尽有此乐无？”④ 他充分借鉴陶渊明《移居》《归田园居》等诗中的田园特质，通过白描式的手法呈现家居的田园景象和知足悠闲的情韵。另外他还有《乙卯季冬效白乐天体》一诗，分为“喜白发”“问白发”“止白发”三首，突出了年龄增长与功业心态的矛盾关系。如《问白发》一诗说：“晓来对雪常梳发，镜里何缘得上头？岂为作诗真太苦，或因谋国有深忧。官叨七品谁言贵，年过三旬未识愁。莫是家庭元有种，人言今日可凭不？”⑤ 白发产生的原因自为用力笔耕与忧心国事，但是他却故意用调侃的口吻来表现，毕竟现实中的他位卑言轻、屡谏不从，抒怀过于直露，又有高自标置之嫌了。他《止白发》一诗说：“人生大率百年期，四十宁当发白时。只许头颅留少雪，可容髭发尽成丝。恒言未敢先称老，壮志安能便服衰。春笋秋禾今已悟，东坡两语是吾师。”（同前）苏轼《涪翁赓和蓬字韵》有“安得春笋手，为我剥莲蓬”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有“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句，两者均为闲适优游的生活情态的展现。可知，他远取陶渊明的清淡，中观白居易的浅白，近宗苏轼的闲适，诗语流畅易晓，诗情泰然自若，并且在诗中化解了现实与精神追求的冲突，诗格诗品与人格人品相映生辉。
在表现日常生活景物过程中，他工于体察描摹的特点也较为突出。如《次匏庵先生煨橘韵》一诗说：“白雪枝头蕊，黄金叶底团。既疑为火齐，复认作冰丸。冷热随时改，调和适口难。炉中方就灼，掌上复传看。软比鸡头肉，圆如鹤顶丹。瓤虚还可剖，核小岂容钻。追念致来远，还怜味带酸。殷勤重乡味， 常贮水晶盘。”①此诗将橘花及橘叶的形貌喻作“白雪”“黄金”，形象鲜明；接着又来展示烤煨橘的过程，煨熟后的橘子软如鸡肉，红如鹤顶，煞是诱人；又写剥橘的过程，瓤和核历历鲜明，放入口中，酸沁心脾。它们是吴俨家乡常州的特产，那些没舍得吃的放在晶莹透亮的盘子中，又会勾起绵绵乡思。总之，全诗描写细致，结句余味不尽，将物象与情致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还有《集天趣园》二首、《游观音阁》二首、《东庄十八景为匏庵先生赋》等描写园林景色的篇什，如《东庄十八景为匏庵先生赋》中《菱濠》一首：“菱头初刺人，菱叶已零乱。
试问采菱归，作蔬还作饭。”《南港》一首：“地僻人踪少，溪深树影多。遥看泊舟处，斜日晒渔蓑。”《朱樱径》一首：“细雨红初熟，薰风绿满林。采时留几颗，明日饲山禽。”② 等等，均婉丽清新，富有生活情趣。
他的诗还具有托物寓意的特点，如《誉竹》一诗说：“勿谓吾竹瘦，竹瘦形乃奇。潜龙月下影，老鹤风前姿。云丘有帝竹，其种舜所遗。一节可为船，维楫将安施。况我未眼见，传闻犹可疑。何如此瘦竹，真作俗士医。挺挺若骨立， 森森如直鳍。万古孰同节，西山饥伯夷。”③ 他显然用“瘦竹”自比，对时俗进行了含蓄的抨击。
正是他固有的凛然气骨，使一些诗带有平淡而不靡弱、精微而不偏狭的特质。如《从军行》称：“驱马出长城，天寒日色薄。四顾寂无人，黄云暗沙漠。疆吏为予言，云中兵屡黩。近入阳和川，纵横恣杀掠。少壮悉奔逃，老弱填沟壑。
安得用韩范，惊彼心胆落。昨闻大将军，自比卫与霍。张灯召宾御，置酒纵蒱博。誓封狼居胥，单于隶蕃服。此意岂不佳，恐遂成疏略。辕门荷戈者，两手冻如束。雪深饥不餐，冰坚渴难凿。靖边未有期，凯歌何日作。欲归归未能， 未信从军乐。”（同前）此诗借用古题，写出当下边疆防务用人不当，他们每日弦歌不断，盲目自大，却不顾边地百姓流离失所、戍边将士饥寒交迫的惨痛现实， 可谓语势浑厚，力道遒劲，深具批判之意。其另有《送列县丞致仕》一诗：“行囊不办买山资，问我先求赠别诗。有子入官心自足，任人生谤怒何为？门前旧种千竿竹，屋后新开五亩池。宾客未来风日好，乘闲独钓大江湄。”（同前）此诗呈现了友人致仕后的生活状貌：儿子入官，光耀门庭；置地开园，种竹养荷；心境萧散，独钓江畔。其整体情调清闲从容，而尾句“乘闲独钓大江湄”，颇见气势， 较好地烘托出友人胸次坦荡、意凌江河的器度。
邵宝（１４６０—１５２７），字国贤，号二泉，无锡人，成化二十年进士，授许州知州。弘治七年，为户部员外郎，迁郎中，弘治十三年四月迁江西提学副使，修白鹿洞书院，建一峰书院。正德四年，擢为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因不阿私刘瑾，曾一度遭诬陷去职。刘瑾死后，起复巡抚贵州，不久升为户部左侍郎。明世宗即位，以母老屡次提出辞官归养，诏准。曾在家乡无锡创办二泉书院，并修葺杨时在无锡的讲学旧址，聚众讲学，是为后来的东林书院，由此可见邵宝重道兴学之一斑。后病卒于家，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庄。事迹可详《明史》本传。他撰有《容春堂全集》六十一卷，另有经史地理类著作《左觽》一卷、《学史》十二卷、《大儒大奏议》六卷、《春秋诸名臣传》十三卷、《慧山记》四卷，以及《定性书说》《漕政举要》等若干卷，可谓涉猎广泛，才学俱佳。
邵宝与谢铎有一定的交往，《容春堂集·前集》卷六载《谢方石以祖母旌门有作次韵》及《谢方石先生挽词》两诗可证。后诗说：“我归林下公长逝，千里诗筒望不来。海隐本非唐少室，山居真似宋徂徕。雅歌何处声相和，野服它年手自裁。有石大书明祭酒，古松阴里墓门开。”①从诗中可以看出，谢铎生前与之曾有唱和，后者并对其品格修养作了较高的评价。
邵宝与李东阳的关系更是密切，他在悼念后者的《越明日寝哭后作》一诗“雪里门墙立故迟”句下，自注说：“宝自庚子举于公，甲辰得进士，即出知许州。
越十年甲寅，入户部，始获执业门下。”①“庚子”即成化十六年，李东阳南下主持了此年的顺天乡试；“甲寅”则为弘治七年，此年邵宝入京出任户部员外郎，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他正式成为李东阳的及门弟子。四库馆臣说：“为李东阳所得士，故其诗文家数皆出自东阳，东阳亦以衣钵相传许之。”②自此之后，邵宝的诗文向典重雅和的风格演变。外加他向来服膺程朱理学，经学功底深湛，就更加促使他在典雅渊洁这些方面发展李东阳的审美趋向。《明史》本传说他曾发愿“愿为真士大夫，不愿为假道学”，又可见他在立身自持方面的风范，可以说他是文如其人、表里如一的。李东阳评价他说：“《容春堂集》出入经史，搜罗传记，该括情事，摹写景物，以极其所欲言，而无冗字长语、辛苦不怡之色，若欲进于古之人。”③兼综经史、平和渊洁正是邵宝治学及诗文的总体特色。
邵宝的学识修养与其诗文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关系，时人林俊在为其作《容春堂集序》中指出：“是文也，其是气也，其不离是道也。纡徐容与，和以平乎？庄以洁乎？居而不有，辩博而不肆，黯然其长油油然。其光将根干宋儒，标枝秦汉，收韩欧数君子之华实乎？起衰斯文，其先生始乎？”④邵宝上承秦汉实学，下承闽洛渊源，具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与信仰体系；另一方面，又能博览众书，勤作札记，注重考辨，格物致知，因此与时下或恪守教条，或谈空说性的迂阔学风大不相同。像他的《学史》十二卷即是由平时积累的札记编成， 他还作了大量经史专论，如《春秋诸贤臣论》十一首、《读春秋杂说》八首、《季札论》《读礼杂说》九首、《读周子书杂解》十二首、《论性杂说》《善真诚辨》《乐易说》《昭穆说答杨崇周》《王魏论》（按，论唐人王珪、魏徵）、《宋穆公论》《学礼不易说》《诸侯葬称公对》《小宗祭法对》《测影合考》等等。这些都为他诗文趋于渊厚沉实，奠定了学养基础。
邵宝主张走复古之路，实现诗文振兴，但更主张变通创造，以有用世教。
他在《重刊〈两汉文鉴〉序》中说：“今君子之论文者，皆曰西汉，为其近于古也。
抑尤有古者，而必曰汉云汉云，岂不谓夫汉之文通于今也哉？今去汉已远，文之用于世者，若册诰，若制诏，若奏、对、书、檄、赞、颂、诗、赋之类，犹夫体焉，而汉雅醇矣，雅醇则于古为近，近之则可复。复古于通今之中，君子于天下皆然， 而独文乎？《记》曰：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盖物之兼乎古今也久矣，汉之文在古诸酒，其犹醴也。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然自今视之，则有玄酒之风焉。由是而复古，固其渐哉！此君子取之之意也，若夫有道者，其文以经为师，时而出之，变而通之，存乎其人，关乎天下之运，而起衰振陋，盖有不假乎力者。”①显然，他对时下盲目推崇文必秦汉的创作主张提出批评，认为复古应首先认定秦汉时代哪些可以拿来应用，用的过程中则要做到变通，亦即“古可用也，今亦可用也，夫是之谓通”。他认为先哲通经而不为章句所拘，“时而出之，变而通之”，最终达到修齐治平的理想效果，文学复古自应如此。只有如此，才能赋予复古本身以生命力，才有产生积极效用的可能。邵宝认识到复古与应用相辅相成的关系，强调复古在于应用的目的，而不是消极的形式的模拟，这无疑对前七子的复古主张具有很强的匡正作用。
另外，他还注重诗歌自身应当表达道德治化、礼教观念等内容，他在《见素先生诗集后序》中说：“《七月》周公之诗也，《卷阿》召公之诗也，说者谓万世法程在是；《离骚》屈原之诗也，说者谓风雅再变，为后世词赋之祖。然千载而下， 称周公者曰圣，称召公者曰贤，称屈原者曰忠，而不曰诗人，有所重焉者在，则不敢以所轻者加之，其固然哉！”②这种看法自然是他儒家诗学观的典型反映。
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注重的是向楚骚及陶渊明、王勃、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模仿，如他《湘夫人用唐韵》《和陶韵》四首、《舟中和唐诗》五首、《括王勃诗》《秋野用杜韵》二首、《十贤祠用唐人韵》《又用唐人韵》《阻风用杜韵》《热中和杜自遣》《午热书事用西涯公韵公用杜韵二首》《喜得精舍地有作用杜韵》《山居秋日用杜韵》八首、《闻时事有感集李》四首、《新泉效李白体》《别罗太史景明用东坡韵》《题卧龙庵用晦翁韵》等等，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尊唐却又结合楚骚及陶诗、宋诗的诗美趣味。应该说，邵宝的文学主张及诗歌趣味的形成既有李东阳外在导引的因素，又是他陶钧文思、戛戛独造的结果，正如他的门生浦瑾在《容春堂集序》中总结说：“既第进士，则游少师西涯李公之门，而有得焉。盖自是，仕且学，余三十年，文日进以迈……其谨重精纯，盖得诸宋；其雄浑森严， 盖得诸唐；其尔雅深厚，盖得诸汉；其近古，盖得诸先秦。……盖所得于西涯与所自得焉者，厥亦深矣！”① 邵宝诗歌在融合经史典范、以唐诗为中心进行广泛借鉴之余，形成了自己以史入诗、平正闲远、深挚开阔的风貌。他有许多关注历史题材的作品，大多是在阅读史书、凭吊史迹的过程中创作的。如《偶读盖岩传》《补洛中越歌》（自注：“越人夏统游于洛，遇贾充。充讽之使歌。统以足扣舟，引声而歌者三。今亡其词，偶读夏传，补之如左”）、《拟子陵辞》《晁错墓》《八龙冢》《朱仙镇》《胥门》《昭明太子读书台》《明妃辞》《天马来》（自注：“读《史记》作”）、《三千牍》（自注：“读《史记》作”）、《咏史》《读元史》《明妃怨》等。这些诗作大多质木无文，少有兴味，但也有例外，如《昭明太子读书台》一首云：“江左风流在，前梁复后唐。
壁分新竹色，台散旧芸香。迹与仙风远，名随佛日长。澄湖回首地，云水一茫茫。”②此诗就萧梁与后唐都好绮靡婉约而国祚不永的史实进行评述，历史视角敏锐、视野开阔。继而从读书台遗址周围风物着眼，呈现出物是人非的苍凉与无情，引人深思。其论与述自然融合，情与景相成相生，结语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意境顿开。
他一些描写游历、闲居、题咏景物、书画的作品表现了闲适的文人趣味。
如《渊明图为邃安先生题》《香炉峰怀李太白》《楚江渔父图》《匏翁东庄杂咏》十首、《苦雨》《与客谈竹茶炉》二首、《容春轩六咏》《幽居四咏》《自和幽居四咏》《惠山杂歌》六首、《冉泾书院十二咏》《慧山书院十五咏》《秋华十咏次如山》等。
其中《苦雨》说“坐对青灯头疑白，敢言吾道在山林”，表达了归隐之趣；《观松雪书渊明饮酒诗》有“墨花春酒水晶宫，漫写陶诗岂醉中。莫道柴桑非我地，笔端真有晋人风”句，展现了与古贤对话的愉悦；《容春轩六咏》则是对自己居处瞻尼坛、拟渠井、先春台、晚秋圃、鼋峰庭、钟石沼等六处的吟咏，像最后一首《钟石沼》说：“石钟以声名，无声安取此。风水月明中，我忆东坡子。”③取境于苏轼《石钟山记》，景色空明，简短清新。
表现邵宝情怀深挚、局度阔大的诗篇，主要有亲情和师友之情两种。邵宝三岁失怙，由母亲抚养成人，因此对亲情特为看重。他给夭折的女儿的《至亡女七儿墓》说：“日无光兮风色寒，望儿坟兮心悲酸。坟有土兮土有棺，儿咫尺兮欲见难。浇浇坟头酒易干，纸成灰兮散漫漫。散漫漫魂不返，清泪下兮盈酒盏。”①此诗采用骚体形式，正可表达对亡女悲悼的哀婉情绪，字字感人，直催泪下。他《舟中有见忆老母》一诗说：“老梅花吐北堂前，春酒初成妇荐筵。事与志违频易地，心为形役几经年。天恩于物真能厚，子道如臣敢自偏。检罢计书方静坐，不堪乡语过吴船。”②此诗写出忠孝难以两全的矛盾，结句难禁吴地乡音惹起对母亲的思念，情真意切，主旨深远。
邵宝与李东阳的唱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师生之谊的范围，前者径言“百年恩义师兼父，千载文章古在今”③。因此，在得到李东阳去世的消息之后，邵宝强忍悲痛隔日连作数首悼念及追忆诗，除上首之外，又作《越明日寝哭后作》《又明日作》（四首）、《是日检箧得公壬戌和宝哭征伯诗》《李尚宝寄文正公遗书至》《闻太师公谥文正》《忆文正公尝欲卜居宜兴》《邃翁寄文正公志铭稿至》《上文正公诗不及见而返用前韵》《不寐思文正公》《张提学寄先师文正公新集至代简为答》等等。在这些诗里，他回顾了亲炙于李东阳门下的过程，对其人格操守、道德文章都作了较高的评价。如《又明日作》（九月三日之作）“诗里云山千里情”句下注：“宝东归以来，凡得公诗柬二十余纸。”“节击和歌声响应”句下注：“壬申将归，公饮之酒。时天初热，公命移席中庭。陈都宪德卿、鲁司业振之、崔郎中世兴、何郎中子元，皆在坐。酒半，公曰：‘国贤吴人，振之楚人，闻皆善歌，歌以相和，可乎？’遂出近作古今诗数十首，俾歌焉。公凭几听之，时一击节。”“囊留删稿字纵横”句下注：“宝自丙午赴许州，至复入户部，以古文辞呈稿，得公批抹，无虑数百篇，今手墨尚存。”④从上述诗句和自注来看， 李东阳对邵宝可谓以衣钵门人相托，他们的交游情形也可谓欢畅和谐。
罗玘（？—１５１９），是少有的站到李东阳反面的一个门生。字景鸣，南城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不久，选庶吉士、授编修。为人尚节义，曾力谏救刘逊。秩满，升侍读。正德初，为南京太常少卿。因不满李东阳对刘瑾擅权依违两可，上《寄西涯先生书》，请绝门生籍。不久，升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他执法严明，属僚敬畏；多次力请武宗建嗣，以稳定藩王。正德七年，引病致仕。回乡后，不与宁王朱宸濠结交，曾一度避入深山。后者反叛，罗玘又写信给守备官员，商量讨伐事宜。未果，病卒。嘉靖初，谥号文肃，事迹具见《明史·文苑传》。
他有《罗圭峰文集》三十卷，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其文规橅韩愈，戛戛独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词，使人思之于言外。……其幽渺奥折也固宜，而磊落嵚崎，有意作态，不能如韩文之浑噩，亦缘于是。殆性躭孤僻，有所偏诣欤？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谓为其难者矣！”①因此，他不但在政治立场方面与李东阳有所出入， 在文学创作观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可谓茶陵诗派中特立独行的一员。
罗玘入仕时间较晚，四十岁左右还在北监作廪生，但一直致力于师法韩愈、陈师道等人，为文怪奇古奥，精益求精，因此得到了丘濬的赏识，于成化二十三年中式。名义上他出于丘濬、李东阳等人之门，但在思想人格、文风取向等方面已非常成熟和独立，因而在茶陵派中表现另类就很自然了。罗玘的狂狷人格在士林当中是有目共睹的，吴俨说他“岁除狂态还依旧，老去浮名敢浪争”②，又“掷笔据梧聊假寐，令人千载忆庄生”（《吴文肃公摘稿》卷二《景鸣和章欲任痴名予不敢许复次前韵》）。上述是他作诗时的情态，至于诗歌的风格状貌，石珤则说：“鲸牙漱海珠贝翻，鳌足暴柱神鬼奔。罗生尾月掣兔颖，横笔如彗当天门。列星吐焰烧紫垣，银潢小水漂昆仑。奇词一放众怪缩，长剑倚日龙当轩。江山何尔郁始发，产此异物之轮囷。五经百子世所有，咀嚼玩味平且温。片词尺论一经口，喷作万段霞纷纶。羊肠诘屈未足险，惊雷破地山欲蹲。
宗师吐舌方朔走，侈丽慎勿矜文园。况有元气贯脉络，高深得奥愚骇繁。圣朝文化洽寰海，闾阎草泽俱饰辕。固应有此大匠手，雕画五辂修轮. 。绡/ 纮0 方有待，岂止山藻兼篪埙。材奇益知世运美，士大始见民风敦。有时调笑狎诸贵，意气岂睹崇与尊。我惭同袍更馆阁，寒鸿乃逐孤凤骞。徒能问字向扬子， 敢望学剑逢公孙。天南矫首识虹采，词海觊君能一援。”③诗中夸赞他文字奇崛、傲凌公卿，但又能将经史百家融会一新，辞采亮丽，实为圣朝文化的表征。
这其实也说明了罗玘诗歌的奇特主要体现在语序、韵脚、意象、句式长短等创作形式方面的与众不同，至于所弘扬的核心的诗教观念则完全符合传统的标准，这与明中叶以后徐渭、李贽等人的狂放是有本质差别的。
罗玘在当时也得到了偏爱怪怪奇奇风格者的推重，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载：“近代桑民怿见丘相公，问天下文人谁高者，曰：‘惟桑悦最高，其次祝允明，其次罗玘耳。’”罗玘诗文风格的造就，与他长期以来的苦吟锤锻分不开。
《艺苑卮言》卷七引黄省曾的话说：“南城罗公玘，好为奇古，而率多怪险俎饤之辞。居金陵时，每有撰造，必栖踞于乔树之巅，霞思天想。或时闭坐一室，客有于隙间窥者，见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气，皆缓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铭，铭成，语少卿曰：‘吾为此铭，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传《圭峰稿》者，大抵皆树巅死去之所得也。”当然，罗玘力图效法韩愈以起时文软靡不振的面貌，又有求之过甚之嫌，是以王世贞讽刺他说：“罗景鸣如药铸鼎，虽古色惊人，原非三代之器。”①这也是颇为中肯的。
罗玘强调诗歌创作要反映社会、自然、历史等广阔的内容，推崇诗人驾驭诗歌中变化莫测的情感意象的能力，认为一位出色的诗人足以胜任其他领域。
他在《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序》中说：“有窃议法吏非诗人所宜居者，予独恐法吏不尽皆诗人也。诗之状物，高至于日月列星之系，而其入深也，达于渊泉，散于风之吹嘘，云之浮游，雷霆之剥击，雨、露、雪、霜、冰霰之降坠，昆虫、草木之生生无穷；大之为海、为岳、为山、为川，微而入于秋毫纤尘之不可见，变而为日月之薄食飓风，为鬼飚、为祲、为雷之砧斧、星之坠也，为石、为肉、为狗、为老人，或雨而为血，沧海之堙为桑田、为息壤、为飞来峰；其为祥也，在天为庆云、为甘露，在地为醴泉，在物为芝、为麟、为凤，而于人也，宫焉以居，器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玺权衡焉以信，群而相害也则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乱祭于庙，以报习于学，以渐陶而又病其拘也。有壶矢博弈，蹴踘之具，鱼龙曼衍角抵之幻，至于怪而为神仙服食吐纳之术，放而为孤云野水之观，水巢石穴之居，樵之斧渔之歌，农之鼛鼓巫医，百工缁黄之流，乌蛮白狄之方，物纷如也，然必皆罗致之为诗之囊中。物随取而用焉，而后可以言诗。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调以五声，使可听也；施以五采，使可观也。呜呼！诗岂易为哉？ 使其移是心，以临天下之政乎？何有而况法吏政之一事耳！乌足以尽之？予故恐法吏不尽皆诗人也。”①他的友人蔡从善以诗闻名，在他赴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之际，有人提出一位诗人不应担任偏重理性评判与推理的法吏的职位，罗玘则代为反驳。他将诗歌表现的广大内容用铺陈漫延的博喻手法加以呈现，并指出作诗首先需要相应的博大胸襟和仰观俯取的能力，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胜任其他领域的工作是不在话下的。罗玘显然没有注意到形象思维与逻辑思辨之间的区别，并有夸大前者掩盖后者作用的倾向，但是他认为诗歌应反映现实、诗人应博观约取的观点却是可取的。
基于上述观点，他反对时下树立门户、画疆自限的做法，他在《祭匏庵先生文》中说：“嗟夫！世之矜持门户多矣！任学术者，非周则张，或自以为程朱；语文章者，非柳则苏，或自以为韩欧；谈诗歌者，非梅则黄，或自以为李杜；论史学者，非寿则竞，或自以为迁固。其所以自待者，可谓厚矣。而世卒莫之许焉者， 皆是也。”② 他还对馆阁文学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其在《馆阁寿诗序》中说：“今言馆， 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非必谓史馆也。今言阁，东阁也。凡馆之官，晨必会于斯，故亦曰阁也，非必谓内阁也。然内阁之官，亦必由馆阁入， 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馆阁云。有大制作，曰此馆阁笔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由是之馆阁之门者，始恐其弗纳焉，幸既纳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积一二岁而弗得者，有积十余岁而弗得者，有终岁而弗得者。噫！其岂故自珍哉？ 为之之不敢轻，而不胜其求之之众也。”③另外，他在《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序》中还写到友人蔡从善为请托之作所累的情况说：“予既第进士，顾视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时方竞师唐人以为诗，诗日相角，而品日高。中书舍人蔡从善，又独为众所奇，一时父母耈老庆索之，父母耈老戚索之，远出游者索之，园林胜赏者索之，山水草木虫鱼图画者索之，不则人不以为绝，卷不贵焉。”④这样，他对馆阁构成、从事相关创作的人员的职事及馆阁文学的一般内容进行了概括，并把深受请托文字困扰的心态展露出来。根据已经提到的《艺苑卮言》中的记载，罗玘对待某些亲故的请托还是非常严谨的，但是以《圭峰集》中所载的５３篇墓志铭为例，它们同样沿袭固有程式，极尽生荣死哀之颂词，并未见出有如何突破和独到之处。因此，所谓他“树巅死去之所得”的篇什同样不能免俗。除馆阁色彩浓厚的那些作品之外，他较少依傍经典、独出机杼的风格则体现得较为突出。正如时人崔铣所说：“罗景鸣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异，而啬于典；其见昭于细，故暗于大。然能自冶伟词，不乱于颓习。”①这正是针对于后者而言的。
罗玘除应制之外的大多诗文，首要特点是气韵涌动、文势强劲。他推崇文人豪气及喷薄而出的劲健文气，他在《送杨名父知昆山序》中说：“大丈夫胸中固八九云梦也，而其宫居粒食，燠寒裘，亦众人耳，无奇也。……每有好事者， 诪张其虚谈，刻画其实效，补苴掩护，至败不悔。大丈夫遇之，如观技儿之作剧，神施鬼设，鱼龙曼延，电霍飚驰，可骇可愕，非不捉握天机、荧惑听视也，然知其终于幻耳！故不与之角逐于口舌瞬息之间，而吾之含章括囊，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亦可也。”②这基本表明了他不屑与凡庸辩争，而极力追求把握灵感、戛戛独造的艺术境界的观点。又《弭节重荣诗序》写与友人王清之彼此激赏： “（王清之）翛然有凌逼霄汉意气，而俯视诸碌碌累黍、拾弃余依门户者，真鼠之游于穴中，而相衔以尾也。故有旁睨而冷眼窃笑而背唾，出则哄堂抵掌，大声曰：‘是病风狂人邪！’而吾二人佯不闻，自誓终其身不变。”③这同样凸显了他渴求卓越、拔尘出俗的豪勇气度，甚至背负狂病之名而不介于怀。
其次，选字古拙，诗步跳沓，诗风奇绝。他《送李希贤提两浙学二首》其一云：“山僧下山时，僧送不出山。但问下山僧，此去几时还？乳水闲一孔，白云留半间。只恐僧还少，僧还谁闭关。”④《题钟馗四首》其三云：“鬼作仆，鬼作仆， 肩头上琴剑书簏。问主人何处？乘牛入空谷。”（同前）《一道清风图为李侍御题》云：“御史于中持大斧，谁有大竹大如杵。破之万个破更酣，须臾了尽千林许。一林淡，一林浓，一林渺渺无西东，伶伦缩颈惊却走，云此天公遗下之箨龙。日边白凤下啄实，一饱扬去超鸿蒙。至今百鸟绝踪迹，独占千载惟清风。” （同前）这些诗歌共同之处在于取材眼下事物，笔调简易，气脉紧凑，在看似稚拙的叠沓重复中孕育朗练倔硬的美感，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时下动辄拾人牙慧、熟烂肤滑的弊端。
第三，借用古语，为己所用，使与诗歌整体形成典重与新变相映成趣的格局。他并非不注重对前哲创作典范的借鉴和揣摩，像他有《集杜句送现升归作僧宫》，又在《送雷生谦归南城二首》其二云：“铨次吾汝女，离筵女别吾。乡人问行色，可有杜诗无？”①即表现出对杜诗的喜爱。他借鉴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屈骚到唐宋诸贤作品均潜心撷取，如《戏赠柳蕲邵三君子》“曾同灵均怨作骚， 一腹奚足吞江涛”、《和泾川梅花水韵》“酒尽夕阳人散后，六朝合是多招魂”、《曾太守留别韵次之》“文章渊薮机云在，锦绣江山宛洛同”、《无题》“大隐隐城市，远游游帝都”、《和刘野亭竹鹤诗韵》其二“细思馋守胸中饫，却讶东坡仙梦来”、《坡邻翁寿为姚侍父作》“东坡先生旧邻并，罗浮仙人亲弟兄”等，或引古名入诗，或化用名诗成句，使之较好地嵌入自身的诗歌情境之中。总之，罗玘不同于大多数茶陵派成员出经入史的诗歌创作方法，也别于他们平正雅丽的总体风貌，他不依傍经籍故实，独作盘空硬语，形成了自己舒放自如、恣肆浑酣的审美特点，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钱福（１４６１—１５０４），字与谦，号鹤滩，松江华亭人。自幼随父寄寓京师，师从杨一清、李东阳，经成化二十二年乡试入国子监。弘治三年会试第一，入翰林院授修撰。为人负才使气，多有求全之毁。弘治十年，因吏部考察不合格， 与编修孙清一同免归。回乡之后，恣意山水，开门授徒，至弘治十七年八月二日，病卒于家，享年四十四岁。有《钱太史鹤滩稿》六卷、附录一卷、纪事一卷、遗事一卷，纪事、遗事多为后人冯时可捧誉附会之言，未可尽信。
钱福早年即得到李东阳的青睐，冯时可《钱鹤滩纪事》中载：“与谦初谒李西厓学士，时有以司马温公像求厓翁赞者，翁遂命与谦代作……翁大加称赏， 以为数语该括宋家治乱殆尽，为之延誉于谢方石诸公，谓有伦魁之才。”②钱福与李东阳诗歌书信往来较多，与谢铎也有一定的交往，如他有《答谢方石送〈逊志斋集〉》一诗称：“天地已经皇祖造，纲常须用若人扶。道从阙里心先到，文出龙门思更殊。终古有人开汲冢，后来无地奠生刍。翰林风节依然在，重向天台识范模。”①谢铎与黄孔曜曾整理过《逊志斋集》，由此诗可知此书付梓后，谢铎又送与钱福斧正，诗中亦表达了钱福对谢铎学识人格的敬慕之情。
李东阳曾在《倪文僖公集序》中说：“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峻，涤陈薙定，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②此中提及“馆阁之文”与“山林之文”的相互区别及各自特色的问题，钱福则继承了这一观点又有所引申。他在《墨庄诗集序》中说：“昔人谓台阁之文，丰润宏博；山林之文，枯槁奇峻。迥不相入，而于诗尤甚，盖性情之真见也。若居台阁而能道闾阎之艰，宅山林而不忘尧舜之思，则可与论于诗之外矣。”③他显然以为馆阁之文（诗）与山林之文（诗）在风格样态上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它们在创作主旨方面则有兼容共通之处———如果馆阁之作能够体察民间疾苦，山林之作又能弘扬圣王之道，这就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创作境界，亦是陆游“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儿》）的真义所在。
基于这种批评观，他对那种既能体现隐逸情怀、又能彰显世教风规的作品中意有加，这可以从他对友人曹文蔚的评价中看出。后者出仕之前，著有《山居集》，钱福说：“《山居集》者，吾友曹文蔚居于山林时所作也。其隐居未仕之时，放情于山水之间，笑傲于林泉之下，玩物适情而诗倏然成诵，是诚诗豪也。
尝谓予曰：诗而无法，犹车而无轮。吾于晋法陶渊明，于唐法杜子美，二公之诗，诚有益于诗教者。他如苏、李、嵇、阮、曹、刘、谢、鲍之流，非不可与言诗，其于世教抑末矣！”④曹文蔚出仕之后又有《云程集》，他评价说：“夫诗固亦文也， 然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今见君之所制，似宜为台阁之人物也。”⑤ 钱福这种批评观的形成，与自身喜好游赏的秉性以及长期受到李东阳等人的诗教文学观的影响有关。他在《芝岩诗序》中说：“予有诗癖，不可疗。每登临泉石，适意处辄收拾归药笼中，以为奇方异材。遇骚人墨客与之语，津津然有喜色，又自以为得良医也。”①由此，可以看出他烟霞痼疾之深。他又在《〈百川学海〉叙》中称：“前辈尝语福以学者当先识义理，次考制度，次法德行、服嘉言而后次之词章、字书、博物、搜异，以穷其变。”（同前）另外，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钱福”名下汇评引乔宇所作墓志铭说：“（钱福）又言，辞必根据道理，虽恒言近事，亦不可略。”②由此，又可以看出他崇尚义理的根本见解。这些本性与理想之间的固有冲突体现在诗中，就形成了他心中庙堂与江湖难以割舍的两端牵挂。如《秋泉》“我爱秋山兼爱泉，每逢秋水放吟船”与《幽居次韵》“独惭吴下生来晚，忧乐关心仰仲淹”的矛盾，再如《饮白司寇池亭》“江湖廊庙皆心事，昭代穿渠有白公”、《晏起》“江湖廊庙心犹壮，鱼跃鸢飞道自充”的冲突皆是。当然，钱福的科场成就与政治生涯颇不相称的戏剧性对比使他更加钟情于山水，甚至声色，但是其内心始终充满了志大难用的痛苦。其《寒夜感怀》一诗说：“拔剑床头碎玉瓶，凄风苦雨共寒檠。只须纸上寻先觉，敢向君前诉不平。岂有鸩人羊叔子，可无蹈海鲁连生。乘桴欲便沧江去，鹦鹉洲边哭祢衡。” （《钱太史鹤滩稿》卷二）因此，他后期创作中固然有大量的游赏山水、娱咏情性的作品，却不能忽视蕴含于其中的屈抑之志和不平之声。
钱福的诗文特色鲜明而突出，首先是气势雄迈，辞章富丽。时人沈思评价他说：“君既入翰林，又从西涯李公先生，益肆力于文章。闳衍浩翰，阔视一世， 而才高气奇，挥毫对客，往往数千言可立就，词锋所向，莫之与撄。”③又评价他致仕后的作品说：“暇日独喜吟咏，凡怀乡恋阙、王事有劳，与夫欢忻戚愉之情， 一寓于诗焉。发之濡毫引纸，力追古作，深得诗人六义之体。”④他早期与后期的作品在风格面貌上固然有所不同，但是词气锋挺、铺陈绵连的特点却没有变。像他早年的《哀春赋》《绿云亭赋》，取法骚体，意象选取则自古而今，随意撷择，风采艳发，开合自如。后期诗歌也益显清挺，如《小山歌》云：“自想老夫狂游四海五湖二十载，谁知此山之趣真无穷，何日结庐依古松？”⑤诗意遒劲，老气豪横。这一特点的形成与钱福的文气论离不开，乔宇为其所作墓志铭说： “予与与谦同游邃庵、西涯二先生之门。与谦尝言，作文须昌其气，先使一篇机轴定于胸中，然后下笔，当沛然莫御矣。”①也就是说，钱福认为诗文创作应当具有感性意气，又要对写作意图做到成竹在胸；然后意气与意图相结合，后者在前者的驱遣之下，自然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绰有余裕，不可抗拒。应当说，他的观点导源于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的一系列论述， 算不得理论创新，但在茶陵派一味强调文气平和的主流论调之中，也是迥然特立的了。
其次，俚俗浅白，兼涉宫体。他有些诗全是身世经历及生活感悟的真实写照，明白如话、浅近亲切。如《警世》一首云：“为人须俭用，切莫大施为。斗米无来路，千金有尽期。多少风流者，皆因自悔迟。亲戚如麻密，济宽不济急。
有钱朋友待，无钱躲过壁。力苦自撑持，成家都是实。”②此诗说勤俭立身、世态炎凉的道理，似有现身说法之意。《明日歌》云：“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朝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同前）此诗说时间宝贵须当机立断的道理，因为寥寥数语便将其说尽说清，故由古至今流传甚广。《警世偈言》云：“逐日挨排了便休，明朝何必预先忧。死生由命难期约， 富贵功名不久留。无数豪门成白地，几多胜景变荒丘。此言尽是目前事，堪叹人生不转头。”③此诗充满佛家生死轮回、回头顿悟之感，亦是偈言正格。他还有即兴调笑之作，如《广陵乘兴赠妓》云：“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
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同前）此诗为他致仕后游历扬州时作，狎戏不羁，颇见新巧。此外，钱福对宫体诗也有偏好，这自与他不厌声色有关， 《钱太史纪事》中就记载了他慕名寻妓的逸事，亦即《广陵乘兴赠妓》一诗的由来。这些宫体类诗有《观美人烧香》《美人手》《美人足》《妇人插秧》《绣鞋》《二姬蹴球》《佳人染指》等，它们尽是“起来玉笋纤纤嫩，放下金莲步步娇”（《美人足》）之类秾丽软媚之辞。除了描写妇人及其服饰穿着的诗，他还有《咏菊花》一百十二首。这些诗中其实还兼咏牡丹，而且这些花多以古来美人命名，宫体意味比较浓厚。像《醉杨妃》“侵晓承恩燕未央，流霞微透玉肌香”①、《紫罗衫》“独有赵家双姊妹，娉婷偏胜六宫妆”（同前）等，余例甚多。这些诗与茶陵派典正雅丽的诗风大不相合，却表现了钱福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真实的风月情怀。
总之，钱福创作思想秉承李东阳的诗教观，作品大体上显现出茶陵派的风格特色；但是他复杂多元的人格特质及人生经历也融入他的诗文之中，某些又与其作品主体乃至茶陵派的主导理念相左，这正是他作为茶陵派一员的独特价值所在。事实上，这也丰富了我们对茶陵派这一群体构成及风格特色的评价。
何孟春（１４７４—１５３６），字子元，又称燕泉先生，郴州人。弘治六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在政治上敢于作为，四库馆臣称其“以气节自许，历官所至，于时事得失，敷奏剀切”，“如救言官庞泮等；请停万岁山工役；清宁宫灾，陈八事；出理陕西马政，上厘弊五事；谏武宗幸宣府；嘉靖初以旱涝相仍，条奏八事，皆侃侃凿凿，有关大计”②。出任地方官时亦颇有政绩，如出理陕西马政时，“上厘弊五事，并劾抚臣不职”，巡抚云南时，平定当地蛮兵的叛乱。乃进为吏部左侍郎， 因“大礼之争”而出为南京工部左侍郎，是为冗员闲职，不久便被削籍。卒于家，谥文简。事迹可详《明史》本传。他撰有《孔子家语注》八卷、《余冬序录》六十五卷、《余冬诗话》三卷、《何文简疏议》十卷、《何燕泉诗集》四卷，并曾给李东阳《拟古乐府》作注解。四库馆臣评价他说：“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学问该博， 而诗文颇拙，率不能成一家。惟生平以气节自许，历官所至，于时事得失，敷奏剀切，章疏乃卓然可传。”③ 何孟春的文学批评观主要体现在《余冬诗话》中，其中论列诸内容出自他《余冬序录》有关论诗的部分，分上、下两卷，今人周维德收入《全明诗话》第一册。总体来看，《余冬诗话》摘列宋以来的诗话论调，祖述《麓堂诗话》中的观点，略无新意，但是他对李东阳庙堂之文与山林之文的观点作了历史性的回顾，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他在《余冬诗话》上卷说：“《青箱杂记》，文章有两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槁，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润，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国曰：文章格调，须是官样。今乐艺亦有两般，教坊则婉媚风流，外道则鹿鸣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与文章相类。
《麓堂诗话》：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须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乐既不传，俗乐又不足听。今所闻者，惟一派中和乐耳。诗家声韵，纵不能仿佛赓歌之美，亦安得庶几一代之乐也哉！古今名家，取譬于诗文如此。”①何孟春认为宋吴处厚《青箱杂记》、王安国的评议，与李东阳《麓堂诗话》中有关台阁、山林之文论点构成了一个历史的文学批评序列，他们是针对诗文创作的观照对象的不同来立论的，其中也隐含了一定的政治伦理价值取向不同的批评因素在。虽然渊源甚古，但显然到李东阳这里这种题材划分和艺术要求才趋于明晰和完善，而且在成化、弘治、正德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馆阁之文亟待豹变而山林之文日益兴起，两者的相互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李东阳《麓堂诗话》及其他序跋涉及这一方面的观点，正是这一趋势下的产物。虽然何孟春并没有对这种观点本身有独到的发挥和引申，但他毕竟厘清了它的源流变化，因此亦值得重视。
另外，何孟春在文章写作方面推崇贾谊，在进行评价的时候又注重运用知人论世之法，抑扬合度。其《贾太傅新书序》曰：“朱子尝言谊学杂，而文字雄豪可喜，《治安策》有不成段落处，《新书》特是一部杂记稿耳。谊盖汉初儒者，不免战国纵横之习，其著述未尝自择，期以垂世。而天年早终，传之所掇已未尽， 然乱于他人者，何足为据？谊之才实通达国体，言语之妙，后儒良不易及。此论笃君子所以虽或病其本根，而终不能不取其枝叶也。”②此序作于正德九年（１５１４）九月。虽说王阳明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有所谓“龙场悟道”的境界，但他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才写出《朱子晚年定论》这一奠定其心学基础的著作，在何孟春授理《新书》之际，阳明心学的思想学术地位虽正在抬升，却远没有达到可与朱熹理学抗争的程度。从何氏此序的论断可以看出他对朱熹的观点并不迷信，且进行了一定的纠正，可谓有据有识，表明了对贾谊“言语之妙”的欣赏，其实更直接地透漏出他文宗秦汉的态度。
何孟春的文艺创作主要是诗歌，现存有《何燕泉诗》四卷，惜版刻未精，而间有毁损，不少词句已难辨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孟春少游李东阳之门，传其诗派。而才力不及其富赡，故往往失之平衍。”①其实“平衍”并不是何孟春个人的过错，恐怕也不全是“才力”的关系。谢铎“经术湛深”，可算是有才力的人物了，然而他的诗歌也不见得“富赡”。谢铎有才力而诗情有所欠缺， 而何孟春的诗情却有自然浓郁的时候，即刘稳《何燕全先生诗集序》中所谓“其得于天厚”而非“人力”者。该《序》对何诗颇为推崇，曰：“且我明诗教之盛，自弘治间学士大夫始翕然丕变，而一时作者如西涯、空同、大复诸公，争鸣奋唱， 力追大雅。而先生适当其时，与之师友，互相攻错，即句字皆经斧凿、引绳墨， 必协古风人之义而后止。则其声诗所发，裒然名家，足与二三君子齐驱并轶， 不有自哉？”②将何孟春与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前七子”中坚人物李梦阳和何景明并提，以为可与之“齐驱并轶”，则不能不说是推尊过至。无论是从何氏作为“茶陵诗派”成员之一的角度考究其文学成就，还是本着如何正确评价何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动机，皆有待于我们先对他的具体诗歌创作做一比较全面的考察。
就体裁而言，其诗集四卷中第一卷为古风６３首；第二卷及第三卷之前半部分为七言律诗，凡１８８首；第三卷其余部分为３８首五言律诗和１８０首七言绝句，该卷末一首《梦中作》则为集中仅见的六言体；第四卷则是１５首五言绝句、３首五言排律和４首“七言排律”（集中所谓的这四首“七言排律”事实上是联句，名实不符）。何孟春诗歌创作的精华集中在前两卷，即古风和七言律诗； 七言绝句创作的数量虽多，但在艺术上则逊色得多；至于些许“排律”之作，则称不上是艺术作品，其之所以存于诗集中，大概是为体现各体创作之全，乃至于用联句冒顶“排律”。
何孟春诗歌所涉及的题材比较广泛，他的交游诗中除一般的唱和之什外， 还有赠行诗和哭哀诗（挽诗），如《送友》《送李习儒归茶陵》《送周秀才南归》《挽陈武选企元》《华处士挽词》《二首哭孟旦第次易体干韵》等，赠行诗中较出色者可以《送周秀才南归》为代表，诗云：“碧云飞尽楚天低，桑梓依依溰水西。夏杪轻装先雁去，客边孤枕听猿啼。王程有限归偏疾，世路多歧梦亦迷。惆怅尊前几知旧，河桥草色此分携（按：原字漶漫，笔者拟作此字）。”①另外较多的是行旅即景之作，如《望江驿》《闸河阻》（卷二之作，以别于卷一之什）、《过洞庭湖》《阳关》《嵩高山》《庄浪道中》《登封道中》《崆峒山》《宁延道中》《嘉峪关》《兴隆道中》等，可以《闸河阻》和《嘉峪关》两诗为代表，前一首云：“春尽官（笔者按： 此字不敢确定）渠水尚悭，蓬窗推枕听潺湲。南风几日当移棹，小雨浮沙始作湾。两闸邈如千里隔，沧浪空羡白鸥闲。浮生滞迹今多少，昨梦分明遍九寰。”② 后一首云：“胡尘接塞莽何极，汉月出关空自沉。四山侧立草木死，一路中分冰雪深。老怀别久重作恶，病骨春寒仍不禁。谁与边兵定轮戍，劳歌无限苦辛吟。”（同前）行旅即景之中有时又兼怀古之作，如《古隐君祠》《巢父井》《温泉》《四皓墓》等；有时则兼感怀，如《灵钧台（原注：在凉州）》：“四望烟尘万里开，壮怀何事怯登台。思归有客怜胡草，寄远无人问陇梅。梦里绿衣连夕到， 客边霜雁几时回。公家日负痴儿债，未拟余欢放酒杯。”③ 其他则还有不少日常感怀之作、闲情诗、题扇（画）诗、哲理诗等。日常抒怀多为一己私遇之慨叹，如《山中述怀》：“我生多难那堪诉，二十年来未死今。旋剪草莱聊筑室，载培松柏渐成林。春山遍洒愁边泪，夜雨兼伤梦里心。”可惜不能感人。《杂言》诗：“长枪太剑，几人封侯；寸管尺牍，终日书囚。富贵不如行乐，文章只益穷愁。百年扰扰君何求，晨鼓暮钟同一楼。醉乡有田可种秫，幻境无地堪藏舟，南面更谁夸髑髅，嗟生浮，号死休，人间不如意事十八九，何物男儿空白头！”④语言颇有意思，只是“牢骚太盛防肠断”。《感雨》诗云：“天时喜常旸， 民命堕焦釜。田如龟在灼，完卜何时雨。吾闻春秋书，四月已愁鲁。况兹五月来，野外皆赤土。……君不见三吴去年民乏食，两淮菜色多流离……”（同前） 体现出他对民生的关心。闲情诗如《夜饮调座客》等，无足观。题扇（画）诗较好的是《题孟望之扇次何仲默韵》：“烟雨模糊一叶舟，水花开处见芳洲。江湖满地皆南国，渔钓何人独上流。醉后客心愁对酒，病余吟骨健逢秋。今宵正作潇湘梦，塞雁惊飞莫过楼。”⑤ 感悟人生哲理的作品，何孟春写得也不错，如《过洞庭湖》：“往年过洞庭，天水连四极。眼中君山外，尽是鱼龙国。高秋八九月， 千里或瞬息。虽有波涛骇，长风不容抑。今来过洞庭，洲港界封域。新春水未生，涯涘近可识。舟人复苦之，三宿在湖侧。逶迤沙草路，动借牵挽力。忆吾行其间，前后几南北。曩已忘风波，今当候天色。行速岂用夸，迟行不须恻。
前程尚远而，此地独纠缠。平流与高浪，于计孰为得？保此千金躯，幸免妨不测。吾舟已出湖，买酒宁论值！”①又如《闸河阻》二首其一：“达人伤穷途，君子慎末路。中流自在时，吾岂终无遇。梦踏步虚声，行歌远游赋。会看天汉间， 飘渺横槎度。”（同前） 何孟春诗歌的思想内容显得相对贫乏，四库馆臣说他的诗歌“平衍”，虽是从艺术的角度说，但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评语来看。然而造成何诗“平衍”的原因，不是他才力不够“富赡”的缘故，思想内容的贫乏恐怕还是主要的因素。
其实何氏不乏诗歌才情，这从上述部分诗歌中已不难看出。而且他的诗歌中也不仅只是“平衍”的一面。“平衍”一词隐含着对语言造诣和诗歌技巧的忽视与不足，其实何梦春还是很注意这个方面的，如“白映中流石妨棹，香来两岸梅藏葩”（《武昌阻雪次沈提学和苏集韵》二首其一）、“钟声暗度烟中寺，野色晴开雨后山”（《送友》）、“双门阖辟青云表，鸟道无极着秋草”（《潼关次陈廷言郎中韵》）等，都留下了他刻意经营的痕迹，“双门”两句更是明显从六朝“风云有鸟路”中化出。这种语言的点化还多处可见，如“晓来一雨春狼藉，多少花香染尘胎”（《平凉与邃庵再会为次待隐图韵二十绝》之四）本自众所熟知的唐诗“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旅食又京华，不知春已暮”（《李献吉过余新居席上限韵作》）则是化用杜甫的“旅食京华春”，等等。这种语言的巧妙穿插与点化，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诗歌的“平衍”倾向。至于刘稳《何燕全先生诗集序》誉其“足与二三君子齐驱并轶”云云，亦不难理解。因为当时诗坛的景象就是如此，如谢铎虽诗歌创作丰富，近１５００首，但他的诗歌也存在着“平衍”的问题，且就个人经典作品在总集中的比例来说，则何孟春在“茶陵诗派”成员中自有其一席之地。
顾清（１４６０—１５２８），字士廉，别号东江，松江华亭人。弘治六年进士，同年十月授编修，参修《大明会典》。弘治十六年修成后，升为侍读。正德初，刘瑾得势，顾清不相阿附，正德四年，前者摘《会典》中几处较小失误，对翰林院参修成员大施挞伐，贬为南京兵部员外郎。正德五年，刘瑾被诛，还为侍读学士，历任少詹事、经筵日讲官、礼部右侍郎。嘉靖初，为御史李献弹劾罢归。嘉靖六年，诏为南京礼部右侍郎，次年诏以尚书致仕，在入京上谢表途中病逝，享年六十九岁，谥文僖。有《东江家藏集》四十三卷、《续集》五卷、《存稿》十卷、《傍秋亭杂记》《华亭顾氏家谱》四卷、校正《周文襄公年谱》，另与陈威合撰《松江府志》三十二卷并行于世。他还曾编校《许鲁斋遗书》《元张文思公集》，但未被刊布。
顾清在入仕之初，便深得李东阳、谢铎、程敏政等人的欣赏。及第后，自然少不了唱和往来。他与谢铎有一定的交往，《方石先生季父逸老以宝庆守致仕，先生名其居曰“悬车旧第”。宝庆殁，先生有诗命次其韵》一诗可以为证。
他与李东阳等人的唱和之作更多，例如他有《内阁赏芍药》二首，题下自注说： “时阁老义兴徐公、洛阳刘公、长沙李公，徐、刘首倡，长沙及学士篁墩程公以下皆和。”①类似这样的作品，可谓不胜枚举。另外，他还记录了同僚与李东阳等人的交往，如在为屠勋所作《故刑部尚书致仕东湖屠公行状》中说：“公（即屠勋）在刑曹以诗名，故太师李文正公、尚书吴文定公、礼部侍郎方石谢公皆与之唱和。”② 顾清晚年曾对自己的诗文集做过编订整理，因此体例精审，井然有序。他的《东江家藏集》明显分为三个创作阶段：《山中稿》四卷为初集，是他出仕之前的作品；《北游稿》二十九卷为中集，是他三十三岁入仕以来的作品；《归来稿》九卷为后集，是他致仕之后的作品。另外据四库馆臣考订，他还有《留都稿》四卷、《存稿》十卷，系由其子孙续辑，这适与明人孙承恩为其所作的《故南京礼部尚书顾文僖公墓志铭》载录的著作相符，可惜入清时已亡佚，收入四库的仅有《东江家藏集》四十三卷。四库馆臣评价他的诗文特色说：“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练淳雅，自娴法律。当时何、李崛兴，文体将变，清独力守先民之矩矱，虽波澜气焰未能极俶奇伟丽之观，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翘楚矣。”③这段评价突出了他作为茶陵派后进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但严格说来只能算作他三十三岁入仕后的概括，在此之前应该说他受到茶陵派的影响较小，婉丽有余而雅正不足。
至六朝宫体、骈文的影响。如他在《梦萱赋》序中说：“教谕李大经先生一日召清，曰：‘吾官晋江时，梦吾亡亲。明日，而吾弟缙绅至。感而有作，和者数十人，诸体略备。闻子学楚骚，其为我赋之。’”①可知早在乡学时，他学习《楚辞》已颇有名气。此赋与同卷收录的《感春赋》，都是“六字＋兮＋六字”的《离骚》句式；他另有《雪赋》为六字骈文，虽多有科场余气，却也不乏六朝风姿。此间诗中提及先唐典事的辞句特别多，像《村居杂兴六首》其六：“灵均沉湘陶令死， 篱下寒香久无主。”《除夜》：“更无柏酒共桃符，一卷《离骚》伴竹炉。”《登夏时茂澄碧览翠二楼》其二：“若为借得湘妃瑟，鼓向江南十二峰。”《秋兴和芸轩韵》其二：“平生宋玉多悲感，拟脱青衫趁白鸥。”《环溪十咏得莼菜》：“多渴长卿愁内热，谢他清淡养天真。”《咏二乔得真字韵》：“铜雀金陵总未真，六朝花月几经春。”《破镜篇》：“君不闻蔡琰胡笳十八拍，千载英雄泪如霰。”②另外，一些诗写得非常缠绵秾丽，具有较深的齐梁风韵，如《征妇词》“银灯花落夜迟迟，最忆灯前笑语时”、《海棠四首》其四“香颊潮红亸翠襦，绛唇微吐滴胭脂”等。这一时期一些作品还表现出他对历史、现实的批判情怀，如《花见羞后唐明宗淑妃王氏也予读〈五代史〉感其濒死为子乞命数语故为赋之》有“君王墓草埋寒烟，春风麦饭洒谁边。花见羞，恨千年”句③，颇见为古代节义女子鸣不平之意。《冬至书怀》有“傍村八九家，悄若住空谷。往来迹已断，况乃相贺祝……吾将驾灵查，一访巫咸卜”句，此诗题下注说：“是岁九月初，连雨腐稼。明年壬寅大饥， 米石至千二百钱。”④这恰恰说出了他意欲求见巫咸一卜丰年的迫切动机。
另外，这一时期他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尤其对华而不实的文风深恶痛绝，如《辛亥感兴六首》其一：“六籍无孔孟，诸子竞为书。班马雄两汉，韩柳后驰驱。斯文虽未丧，元气久已殊。云胡后来者，每变日下趋。靡然事华藻，琐甚雕虫鱼。杳眇乱人耳，黄钟委路衢。时无欧阳子，谁为扫其芜。”⑤ 由诗题知此诗作于弘治四年，他的创作思想显然开始由青年时期的闲情唱吟逐步向兴复古文转变。如果说先此他向先唐汲取文学素养还停留在浅层的形式美借鉴上，此后则开始侧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伦理意义层面上的探掘了。弘治六年，他投入李东阳门下，无疑在客观上加速了这种审美倾向的奠定和巩固。
《东江家藏集》卷五至卷三十三是《北游稿》，这一部分与师友、同门及同僚游赏题咏唱答赠和的内容增加，但单就某书某事抒发书生意气的作品渐少，而且风格趋于庄凝厚重。这说明入仕后现实政治的历练和师友平正典雅的审美趋好使他从先前平静务虚的书斋生活中摆脱出来，他的创作思想及手法也日益成熟。当然，先前他崇尚骚体、六朝并多有心得，恰恰与茶陵派的创作主旨相合，这基本可以说明为什么他最初就可以得到李东阳等人的赏识，并融入这个诗派中成为后进中的翘楚。孙承恩在他的《故南京礼部尚书顾文僖公墓志铭》中说：“时傅文穆公与李文正公、宗伯程公敏政，皆负文章重名，慎许可。公每试必在甲乙，亟加叹赏。”①此铭最后又评价他的诗文风貌说：“所为古文深厚尔雅，不事浮艳奇怪，出入韩柳，诗宗盛唐，多思致。”② 正如已经提到的，他早期诗歌“浮艳”的成分还比较重，提及或效仿唐人的作品也不太常见，这则评价应是指他中后期文风转变之后的样貌。他在《登第后寄所知》一诗中说：“匡时未展江湖志，饱食频惊岁月催。翘首碧云南国路，美人谁在读书堆。”③这正好体现出他出仕之后，对过去吴山越水的徜徉、美人书堆的沉湎与留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见出他匡时济世的情志渐强，书卷金屋的虚幻退去，这首诗较真实地反映出他将早期风格与茶陵派诗美要求相融合的过渡状态。
这一时期他的咏史诗识见渐深，转益多师的范围也比较开阔，对唐宋以来的名家作品用力渐多。如《明妃和汪抑之》：“汉朝翁主半家人，临到王嫱国论新。解道怀戎尚忠信，庙堂谁谓少谋臣。”④ 《杨妃》：“汉家妃子度金微，裂面西风损黛眉。教得后来人解事，只从金屋抚番儿。”⑤ 《读魏武、则天事用石楼太史韵》：“乱来天意长奸雄，一语深投月旦公。岂谓三袁尽河北，更教诸葛起隆中。烟消赤壁沉雄俊，树冷西陵怨女童。不及人狼祖余知，化牛犹得占江东。” 又：“阿师留发拜昭仪，绛缕初封不记谁。海内渐看归圣母，榻前空自属佳儿。
天征鸟梦垂双翼，鬼作人妖有四眉。早与文皇作男子，乾坤更是一番奇。”⑥ 他对王嫱、杨玉环的评价，寄予了对当朝暗弱的辛辣讽刺；对曹操、武则天着眼于当时局势的变化，结论较为公允，这些都比前期对“花见羞”之辈的怜惜叹惋要有力深刻得多了。
在原先的师法范围的基础上，他对唐宋名家的借鉴也多起来，如《宫体四首次良金韵》《又用杜韵》《戏效荆公作四首》《四月十二日定庵先生过访诵东坡过清虚堂诗用韵奉谢》等。他在《读书有感》一诗中描述自己与古人对话时的状态说：“良宵可虚掷，明灯了残书。开卷对古人，已隔千载余。精神方尺间， 恍若倾盖初。”①这基本是他复古心态的反映。此间他注意将先唐的典事与唐诗结合，诗歌眼界趋于通达，如已提到的《读魏武、则天事用石楼太史韵》一诗外，还有《次韵启衷给事病后见寄》（“宋玉杨朱各有悲，杜陵曾借草堂资”）等。
当然，他对《楚辞》的偏好始终未变。弘治九年，同乡蒋文辉以太学生身份入京，不幸于途中溺死。弘治十一年，他作《吊蒋文辉》一文，其序称：“为作楚辞一通，授鼎（蒋氏后人），使投诸河，以吊之。”②此文全用骚体，亦为“六字＋兮＋六字”的典型的《离骚》句式。此外他还有《畏庵和章趣成郡志未有三泖九峰遗似屣之句再迭反骚》《有菊为盛德彰赋》（“湘累放逐怨枯槁，渊明亦为五斗驱”）等。这样，他的诗就融合骚体的绮丽与唐宋诗歌的盛大特征，形成了清丽平正的特点，《北游稿》正是他的风格趋于成熟稳健的时期。
《东江家藏集》卷三十四到卷四十三为《归来稿》，这一部分为嘉靖元年前后被罢归以后所作。他南还之际，亲自到李东阳的坟上告别，并作《辞李文正公》一文：“维正德十六年，岁次辛巳五月壬子朔、六日丁巳，学生礼部右侍郎顾清，谨以酒果时羞，祭于先师李文正公之神，而言曰：清被言去国，兢惧实深， 回瞻师门，庶以无愧。今当永别，不胜眷依，敢告启我衷，翊我躬，俾贞厥终，无作公羞，永光于师训。”③可以说，他中期参修史乘、论谏时事的作品，如在《北游稿》中所载的《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论》《体用一源论》《胡亥任赵高》等杂论，及《答张宗周工部书》《答喻太守书》等涉及荒年蠲除赋税、平定暴乱等见解体现出的耿直不阿的品格，固然与自身秉性有关，也是他自觉秉承李氏师训的结果。罢归期间，他作有《秋雨赋》，其序称：“予南归之明年壬午秋七月，大风雨，拔木害稼，民庶劳止。又明年八月，复然，乃作此赋。”①是为代民立言之作。他回忆旧事尤其与李东阳有关的事特别多，如《金杯叹》诗后引称：“李文正公在仕路五十年，参机政者十八年，家止一金杯。公殁，家人试之，乃铜也。盖求文者以为贽，而公因用之，初不知其赝也。丙戌六月九日，公生辰，与客谈及，歌以识之。”②此一轶事，无疑更能加深对李东阳廉洁奉公的认识。他还作了许多凭吊古迹的作品，如《十二月至济宁秦凤山示和彭幸庵吊古诸作次韵八首》，其中包括《淮阴侯祠》《沔南武侯祠》《滇南思武侯擒孟获》《浣花草堂》《颜鲁公祠》《陆宣公祠》《岳武穆祠》《文信公祠》等小题。
先后经历了被刘瑾贬黜、被李献奏免等曲折过程，他晚年的心境变得平和豁达，如他在《近作小亭池上，背墙面流，左右林樾，日色不到，而窗几虚明，颜之曰‘息影’，味苓至而喜之，赋诗三首，因次其韵》其一称：“浮世空名与谤随， 欲从蛙黾问公私。年来悟得安心理，只在池亭隐几时。”③ 关于顾清在茶陵诗派的地位，朱彝尊《明诗综》卷三十一引《诗话》称：“东江诗法西涯，观其险韵，再四迭用，足见其能事。当日诸公受长沙衣钵，或推方石，或称二泉，或首熊峰。以鄙见衡之，要皆不敌也。”④虽有所过誉，亦值得对他加以重视。
鲁铎（１４６０—１５２７），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会试第一，是年主考官为吴宽。此后，任编修，平日闭门自守，潜心义理学问，不妄言人过。正德初，出使安南，全节而返。正德二年，迁国子监司业，相继任南北国子监祭酒，后托病辞归。时人多以其学问品行与谢铎相并提，嘉靖初刑部尚书林俊上《录名德以重士风疏》称：“鲁铎约质浑晦，志尚清纯，道足以镇雅黜浮，学足以订顽立懦。方今厘革庶弊，正育贤成德、振作士风之时，况鲁铎与弘治间谢铎人品为类。谢铎以祭酒养病，孝宗用吏部荐，进礼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师，颂美有作。陛下今日处鲁铎如谢铎，则今日颂美陛下将亦同孝宗矣！”⑤ 在林俊的荐举下，他再次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二年致仕，累征不起，卒谥文恪。清沈佳《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一“鲁铎”小传称其享年六十七岁，适与他自称“我昔成化庚子之岁，年二十……迨今忽增四十有七年”①及李濂于嘉靖二十七年所作《鲁文恪存集序》称“寿啬七十”相合，故知其卒于嘉靖五年。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三称其卒于嘉靖二年，不确。他有《鲁文恪公文集》十卷传世，诗风渊雅，不温不火，深得李东阳为诗之道。《明史》本传曾载他用半条干鱼与同年赵永一起为李东阳祝寿之事，三人甚是相得，极欢而退。他还是李东阳晚年座上的常客，包括顾清、何孟春等人在内，他们酬唱赠答的诗歌较多。
明项笃评价鲁铎说：“沈潜学问，不专为文词。历官祭酒，端饬自励，日危坐焚香。读经史，不肯言人短长及时政得失。虚心约己，清慎不渝，忧时济世之心，至老弥笃。”②结合他的仕历及诗文创作来说，这是较为恰当的。
他的诗歌秉承了茶陵诗派一贯笃实浑厚的风格气韵，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教观的色彩较重，而且格调沉缓，略无新意。四库馆臣索性直接说：“至于诗文，则皆不甚擅长。盖其平生志趣，不在于斯耳！”③然而，这是由鲁铎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决定的。正如他《入院言志》诗称：“圣明重辅理，推心任儒臣。
玉堂敞北扉，储养归陶钧。商家礼三俊，周室须常人。肆今黄阁老，蔼蔼伊周伦。而我樗散质，亦与名材抡。赖兹楷范在，启发倾仓囷。岂徒事文字，衣钵传经纶。我生颇辛苦，所怀非忧贫。愿言策驽蹇，周道随清尘。”④所以，他与谢铎相同之处在于有着强烈的济世忧民的情怀，这些反映在他的诗歌中，成为较有价值的一部分。他关心农人劳作的疾苦，其《三农苦》一诗说：“癸未四月雨，并遗束作忙。盛夏雨不嗣，连月恣怕旸。邻湖奭斗数级，安间陂与塘。高秋报淫雨， 宵昼声浪浪。出村早焦槁，自无卒岁望。原田所灌溉，糜烂无登场。泽农陷巨浸，什一罹死亡。贫者为耕治，鬻儿营种粮。乃今益穷迫，骨肉矧异方。富者忧盗贼，扑劫群虎狼。向闻司租使，适经川泽乡。芃芃赏禾黍，讵信诉灾荒。三农苦复苦，天高难自明。未论死沟壑，官租何由偿？仰首向天泣，旻天但苍苍。”⑤ 此诗主要描写农人接连遭受夏季干旱、秋季洪涝的打击，颗粒无收已成定局。
贫农为了购买种粮，卖儿鬻女，惨不忍睹；富者则为暴民日多、时局不稳而担忧。然而，当局对百姓的疾苦丝毫不放在心上，租税照旧，就加重了农人的负担。他又在《寒夜吟》中写道：“铦风铲地地欲裂，横磨几许并州铁。深窗油冻灯不明，出袖手僵挑不得。征东甲士带霜坐，贼群却占千家卧。营中冻死不敢嗔，只怕河冰贼偷过。南去干戈何日止，兵贼居民皆赤子。官家诏赦明朝开， 尽消杀气阳春回。”①此诗为同情戍边将士所作，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明确提出“兵贼居民皆赤子”的观点，认为士卒、暴民、平民都是本性良善的：天灾人祸导致流民产生，当局绥抚不力导致流民暴动，暴动使大批平民日常生活不能保障，当局派遣士兵镇压，士兵又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其实是封建统治时期永远无法突破的恶性循环。鲁铎最终将希望投向官方，希望一纸诏书赦免暴动者的罪过。这固然可以消弭下层民众的苦难，但是却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弊政才是导致民生艰难的源泉。再如《观郑侠流民图》写道：“近来偶得流民图（“图”字原缺，据诗意补），宝爱矜怜看未了。旱风吹沙天地昏，扶携塞道离乡村。身无完衣腹无食，疾羸愁苦难具论。老人状何似，头先于步无生气，手中杖与臂相如，同行半作沟中弃。小儿何忍看，肩挑襁负啼声干，父怜母惜留不得，持标自售双眉攒。试看担头何所有？麻籸麦麸不盈（此字原处模糊，据诗意补）缶。道旁采掇力无任，草根木实连尘土。于中况复婴锁械，负瓦揭木行且卖，形容已槁臀负疮。还应未了征输债，千愁万恨具物色。”（同前）北宋郑侠不满熙宁变法，将当时流民严重的情形画成《流民图》上奏朝廷，以示反对。鲁铎此诗虽为观图之后的感发文字，却对时下政治具有极强的讽谏意义。《民瘼》一首称：“官僚纷送逆，庖廪美供需。不有谋于野，宁知泣向隅。死前仍赴役，灾后却征租。圣主忧勤在，吾曹体悉无。”②同样揭露了民人先遭天灾、后遭人祸双重打击的惨状。此外，他还有一些写到有关边疆战事的诗，如《杂感二十首》其十四称：“近闻救边急，羽檄飞京师。兵声久不振，占募空三陲。如何骠骑军，还藉羽林儿。生来不识战，股慄趋道隅。亲戚远相送，父母泣前溪。
尺捶当猛虎，投死未可知。借问军中将，谁是李搴旗。莓莓受降城，落落燕然碑。前功未可必，安边去何期？惟应两阶舞，焉用一割为？”①此诗写从征士兵远离亲人、备边应战的内心痛苦，充满了同情悲悯之意。当然，他的立场始终是系心王室、冀君王一悟、政之一改的，所以他在《海内》一诗中说：“海内苦群盗，山东今一年。闺奁沦犬豕，肝脑厌乌鸢。节钺方连日，烟尘忽近天。釜鱼谁借手，早听凯歌还。”②这又是不能强求古人的地方。
鲁铎的复古倾向也比较明显，诗中很多涉及古人故事，另外对李杜、罗隐、陆游等名家的次韵之作也较常见。赞咏古人之作如《杂感二十首》其一：“许由洗两耳，恶闻九州长。巢父惜牛口，遥遥饮其上。二老振孤踪，千载流逸响。
呜呼成其高，尧天真荡荡。”乃写上古高士视天下如敝屣之事。其二：“晋室失其驭，所资惟贤豪。谢公负雅量，人士归皋牢。声乐自满耳，举世方惊涛。安能缩首尾，共作寒虫号。清颜照木石，东山为增高。淝水了大事，余算曾无劳。
高崧岂具眼，嘲戏同儿曹。”为谢安处变不惊力挽狂澜之事。其九：“荆卿报燕仇，壮气谁与匹？高义诚足嘉，一身非所恤。商声起哀筇，易水惨且泌。所事在秦庭，自谓百不失。安知寰宇上，白虹贯朝日。天意乃若此，人事焉可必。
惜哉百夫良，徒以昭往帙。”为荆轲刺秦一去不返之事。其二十：“季主夫何如？ 卖卜长安东。相携二三子，引侍常时同。日月论纪差，天地循始终。博观千载上，斯道无终穷。如何贾生辈，与语时未克。乃知太卜子，天命常相通。性道苟自述，遁身亦何崇！”写司马季主以天道解喻贾谊之事。总之，这些诗带有很强的史学诗札的痕迹，或追慕高贤，或高赞丕绩，或阐发玄义，表现了他的人格理想和处世之道。
他踵继唐宋诸贤诗韵的有《连雨中因读少陵大雨诗次韵一首》《梅开用杜韵》《暮春城西即事用少陵韵》《丙寅除夜次安博驿用杜韵写怀》《读李诗》（“谁云李太白，旷达擅高踪”）、《方桥用韩昌黎韵仍衍其意》《九日园庭用杜牧之韵》《九日梦野台修砌适成用杜韵》《对菊次唐人罗隐韵》《看压新醅唐皮陆二公倡和韵》《柳子冠用东坡韵》《莲北庄用放翁饮酒近村韵》等。上述表明他广泛借鉴盛唐以降乃至宋代诗歌，其诗歌审美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
他有些诗歌还呈现出一定的清逸静远的气息，像他在《六十庚辰除夕用五十韵》中说：“流年经六十，病与世相违。朋旧容疏懒，林丘隔是非。形常忘彼我，佩岂赖弦韦。醉向屠苏席，春盘野菜肥。”①此诗虽为晚年所作，亦表现出他一生超脱物表、洁身自好的风格取向。
他面对复杂变幻的仕途，既想有所作为，又不得不考虑全身而退，故在诗歌中经常寻求城市与山林、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平衡。如《已有园》有“廛间分巷陌，城里得山林”句、《郊行次序庵韵》有“明日红尘向城市，野桥山店尽堪思” 句、《林下》有“马迹车轮城市里，何人知道有山林”等等，都是这种矛盾交织的心态的表露。虽然它们整体上笔调轻松、景语清丽，但潜伏在文字之下的理智与情感激荡的暗流却不能有暂刻平息。
鲁铎为诗首先体现的还是它的思想性价值，其在《次韵白学士先生读〈离骚〉》中说：“是非千古有公平，一读《离骚》一怆情。邑犬只应遭靳尚，江鱼争忍负先生。重华何处言词尽，列传谁云与可轻。试向沅湘看正气，春来风浪几时平。”② 另《李在山水行》末句亦称“眼前寒士皆大庇，杜陵千载同吾心”③，这些都表明了他的志趣所在。也许正是基于对屈原、杜甫等人文品人格的高度敬仰，他在赋作中大量运用屈辞成句，表达无尽的忧念之思，像《已有园赋》即有大量语例可资证明。当然，作品自身的艺术美感和独创性价值都要相应大打折扣了。他还作有几首词，如《玉烛新》《谒金门》二首、《柳梢青》《水龙吟》等， 它们总体上楷正有余，才性殆乏，有失词体本色，但像《柳梢青》“乙酉重逢，前番乙酉，五岁孩童。试想当年，犹如前日，已作衰翁”④ ，也微见情趣。
陆深（１４７７—１５４４），字子渊，号俨山，华亭上海县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不久选庶吉士，授编修。正德四年，因刘瑾作梗，随众多翰林官员谪迁，外调为南京主事。刘瑾死后复职，历任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侍讲官，后外任山西提学副使、四川左布政使。嘉靖十六年，为太常卿、侍读学士。嘉靖十八年，以詹事府詹事致仕，卒后谥号文裕。他一生著述宏博，有《俨山集》一百卷、《续集》十卷，此为诗文部分；另有《俨山外集》四十卷，由学术札记、野史纪闻等组成，为其子陆楫汇编而成，包括《传疑录》二卷、《河汾燕闲录》二卷、《春风堂随笔》一卷、《知命录》一卷、《金台纪闻》二卷、《愿丰堂漫书》一卷、《溪山余话》一卷、《玉堂漫笔》三卷、《停骖录》一卷、《续停骖录》三卷、《豫章漫抄》四卷、《中和堂随笔》二卷、《史通会要》三卷、《春雨堂杂抄》一卷、《同异录》二卷、《蜀都杂抄》一卷、《古奇器录》一卷、《南巡日录》一卷、《大驾北还录》一卷、《淮封日记》一卷、《南迁日记》一卷、《科场条贯》一卷、《平北录》一卷等。四库馆臣评价《俨山外集》说：“虽谰言琐语错出其间，而核其大致，则足资考证者多。在明人说部之中，犹为佳本。”①可知，其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弘治十八年，杨廷和等人担任应天乡试考试官，故陆深出于杨氏门下。他执师礼甚恭，其在《祭阁老石斋杨公文》中有“门生最辱知怜，相从馆阁余二十年”②句，即可说明。杨廷和不以诗文见称，但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李东阳曾说： “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若经济事，须归介夫。”③李东阳对杨廷和推引有加， 在正德期间同他通力与刘瑾等人周旋，全护忠直之士；正德七年，李东阳致仕， 力挺他为少师、太子太师、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足见推重。因此，后者对李东阳的感佩之情是不言而喻的。陆深自不能免受这种影响，他对李东阳的敬慕也频见于文集中，甚至亦自称门生，如《跋邵二泉西涯哀辞》称：“往岁丙子秋，深起告北来，舟次广川，适闻文正之讣，亦有一诗，哭之曰：‘细推天运几生贤，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庙江湖今复少，文章功业古难全。重来东观嗟何及， 再过西涯定惘然。白发门生伤往事，每看忧国泪双涟。’”④从某种意义上，陆深怀有“道以济时为上，物以资世为贤。故圣人不宝难得，不作无益，远观近取， 凡以致用也”⑤的政治追求，是杨廷和言传身教的结果；他在诗文创作方面雅丽从容风貌的形成，却受李东阳茶陵一派的影响甚深，故四库馆臣评价《俨山集》及《续集》的文学特色说：“今观其集，虽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学问，切近事理， 非徒斗靡夸多。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谓有守者矣。”⑥因此，将陆深看作茶陵诗派的殿军亦是合理的。
值得一提的是，陆深早年与徐祯卿（１４７９—１５１１）交往甚密，且并有诗名。
后者虽为前七子成员，诗文追求却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不尽一致，且年仅三十三岁就去世了，因而陆深并没有染上李、何“赝古”的习气。另据《明史》本传，称陆深为人“颇倨傲，人以此少之”①，也可见他特立独行的品格。对于近世文坛风气的演变，陆深丝毫不掩饰对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赞美之词，如《北潭稿序》称：“我皇朝一代之文，自太师杨文贞公士奇实始成家。一洗前人风沙浮靡之习，而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时若王文端公行俭、梁洗马用行辈，式相羽翼。至刘文安公主静崛兴，又济之以该洽，然莫盛于成化、弘治之间。……一时士大夫得以优游，毕力于艺文之场。若李文正公宾之、吴文定公原博、王文恪公济之，并在翰林，把握文柄，淳庞敦厚之气尽还，而纤丽奇怪之作无有也。”②又《李世卿文集序》称：“本朝文事，国初未脱元人之习。渡江以来，朴厚典易，盖有欲工而未能之意。至成化、弘治间，宣朗发舒，盛极矣。”③又《梅林诗集序》称：“明兴百余年矣，而诗道盛于弘、正之间。”④又《一泉文集序》称：“弘治、正德之交，实我朝太平之极。……斯集也，固一家之文献，而一代之文献，亦于是乎可考矣！”⑤以上材料均说明，陆深对李东阳等人主导的“淳庞敦厚”“宣朗发舒”的诗文风气深表钦仰。事实上，他又把平正典雅的风格带到作品之中，客观上充当了茶陵诗派波及正德、嘉靖时期的余绪。
此外，从陆深自身知识构成和审美偏好来讲，他也更倾向于典雅平正的风格气度。如他《诗微序》称：“深承父师之训，以《诗经》发科，自少诵习，中岁业举如制，反复讽咏之余，各有所疑，辄用札记。迨通籍禁林，获交英俊，间于僚友，间稍出一二质之，颇有合焉，而亦未敢遽以为是也。念今六十年矣，虽于经术之大，终身难闻，而一得之愚，不忍自弃，聊复稿存，将以示子孙，题曰《诗微》。”⑥可知他由《诗经》起家，终身探研不废。
另外，他对宋人诗词也颇为喜好。如《书〈战国策〉后二首》称：“余家穷乡， 又故农也，素无遗书。迨余又力薄，故其致书比于他难也。十五六时，喜读苏氏书。侧闻先儒悉谓苏实原于《战国》，因访诸友人得一断简，盖《齐策》至《楚策》，凡十卷，受而读之，其事至不足道，而其文则至奇，时恨未睹其全也。”①又《跋所书陆放翁诗》称：“深少喜诵放翁诗，卧病山堂，适检《渭南集》，文学姚时望以此卷要予书。懒惰之余，因相与共诵之。每一篇称快，即为泚笔书之，不觉满卷。”②他在集中共收入词作十五题三十二阙，并在《南乡子四阙》自注：“拟冯延巳。”且有后序称：“南唐冯延巳‘细雨湿流光’词，余蚤岁极爱之。因按腔广为四首，盖四十年前之作也。癸卯梅月，偶于小楼敝书中翻出，才情减退，老为侵寻，为之怃然者久之。”③可见，正是内外双重因素决定了陆深较为宽广的阅读视野和稳定持久的审美取向，这在前七子略显偏狭的复古潮流之外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陆深具有一定的诗学批评主张，它们主要体现在他的三十二则诗话和若干序记题跋中。首先，他提出了“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的观点。他在《重刻唐音序》中说：“夫诗主于声，孔子之于四诗，删其不合于弦歌者，犹十九也。宋人宗义理而略性情，其于声律尤为末义。故一代之作，每每不尽同于唐人。至于宋晩，而诗之弊遂极矣。”④又《一泉文集序》称：“有一家之文献，有一代之文献。一代之文献，系乎时；一家之文献，存乎后。何则？唐宋文献，韩退之、欧阳永叔实当其盛。而元和、庆历之治，粗有三代之遗风，此一代之文献也；文中子讲道河汾，步趋周孔，而《中说》之传，则福郊福畤，与有力焉，此一家之文献也。”⑤在他看来文学演变是分阶段的，而且每一阶段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像他已经指出的，孔子删诗以应于弦歌为准，唐代主声律，宋代主义理，代不相同；另外，一代文学风貌的形成与家族文学的兴盛相得益彰，在他看来，唐宋诗能够出现韩愈、欧阳修这样的领军人物，并在元和、庆历年间呈现上接上古风雅的气象，还源于王通此类鸿儒在隋末唐初布道讲学的影响。后一种观点虽不尽确切，但是他指出了家族文化积淀对时代文学风气的作用，这是值得重视的。
应该说，陆深的文学阶段论体现了时下文学批评的共同走向。如何景明亦指出：“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①稍后于陆深的杨慎也指出：“楚骚，晋字，唐诗，宋词，元曲。”②他们的观点对顾炎武也有影响，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③上述观点又在近人王国维那里得到系统的表达，亦即后者在《宋元戏曲考》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观念的提出。陆深正是基于此种认识，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接受历史的选择和淘汰，即使是著名文人也是如此。他在《俨山诗话》中说：“《陈思王集》惟《洛神赋》为最，沈约《答陆厥书》云：‘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当时论已如此。近抄陆内史士衡集，亦惟《文赋》为最，他皆不及。乃知人不数篇，而传之远者，必文也。”④ 其次，对诗话有裨治教的政治价值属性的论断。他在《蓉塘诗话引》中说： “诗话，文章家之一体，莫盛于宋贤。经术事本、国体世风兼载，不但论诗而已。
下至俚俗歌谣、星历医卜，无所不录。至其甚者，虽嘲谑鬼怪、淫秽鄙亵之事皆有。盖立言者用以讳避陈托，微意所存，又文章之一法也。若乃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顾有裨于正传之阙失，盖史家流也。”⑤显然，陆深将宋人诗话与其史料笔记等量齐观，认为它除了评述诗文现象、阐发诗文主张之外，更应涉及社会生活、历史政治等广阔的内容，以补正史之阙，发挥“发幽隐，昭鉴戒，纪岁月”的作用。他在自己的三十二则诗话中，在评价汉魏唐元以及近代的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夹进了一些史论或社会习尚的内容，如他谈到《汉书·蒯通传》《东方朔传》的赞铭、晋人围棋的称呼及入诗、宋人折扇的兴起等，当然它们数量较少，没有自乱体例。
再次，情为诗本，力主创新。他在《澹轩集序》中说：“诗之作，工体制者， 乏宽裕之风；务气格者，少温润之气。盖自李杜以来，诗人鲜兼之矣。兼之曰诗，不其难矣乎！得其一体者，然且有至焉、有不至焉，则诗之道或几乎废矣！而世未尝无人也，《三百篇》多出于委巷与女妇之口，其人初未尝学其辞旨，顾足为后世经。何则？出于情故也。诗出于情，而体制气格在所后矣，此诗之本也。”①他固然强调诗歌的体裁选择要多元化，风格气度则以温润敦厚为宗，但是又认为这比起诗歌的兴发感动的情感要求来说都是落于后一义的，情感是诗歌的本质。他还认为诗歌需要创新，如《跋汉魏四言诗》称：“右四言之制，弊于东都，几为毛诗抄集矣。独曹氏父子，以豪雄之才，起而一新之，差强人意，而孟德尤工。犹恨‘鹿鸣’之句，尚循旧辙。余选汉诗，以魏武终焉。”②他对曹操四言诗作了中肯的评价，指出他的贡献在于在《诗经》之外为四言诗开拓出了广阔的表达前景，美中不足的是还留有少许因袭的痕迹，但作为汉诗的终卷者是当之无愧的。
陆深在文学创作中，确实也体现了他对体裁多元和风格醇厚的要求。从诗歌体裁角度说，涉及歌行体、谣体、禁体、杂体、十二生肖体、拟乐府、五律、七言排律、宫词、诗余等。如他有十五首杂体诗，字数均变化不拘，如《和昌谷蓉菊图》（五七言）、《题曲江春杏图》（五七言）、《病起清河阻风因删次俚语》（五七言）、《芳树篇求友也》（三四五六七言）、《后篇》《杂言赠别李献吉》（三四五六七言）、《南楼对镜见白发长短句》《风木图为长沙施可大题长短句》《难言长短句》《易言长短句》《李白对月图长短句》《鹦鹉洲长短句》《行路难长短句》《梦椿歌为冒廷和长短句》等。其诗题中所标“长短句”，是就诗句长短而言，与词非一。
杂体诗中又有《春日书事用十二生肖体》一首，诗云：“磔鼠真惭狱吏词，饭牛甘结主人知。已无虎头食肉相，聊从兔颖笨勋迟。春风欲动神龙蛰，酒影藏蛇不复疑。失马有时还是福，亡羊自古笑多歧。沐猴竟误韩生辨，函谷闻鸡事颇危。莫为侯封叹烹狗，牧猪奴戏尽堪为。”③可知，此诗按照十二生肖的顺序，每一动物一联，共二十四句缀连一处，备觉新意。陆深还有一首《题雪》禁体诗， 禁体诗之名始见于欧阳修《六一诗话》，是指当时文人规定作诗不得犯某字，以提高题咏难度和乐趣。由此，也可知他追求诗歌趣味化的倾向。
上述遣志娱情的作品只占陆深诗歌的一小部分，他更多还是表现闲适雍容的情怀，四库馆臣说他出调山西、四川等地期间，诗作之中不见一丝腹诽怨痛之辞，也可反映出他深受“哀而不怨”的平和诗教的影响。此类诗如《秋怀》十二首、《春日杂兴》二十七首、《山居》八首、《初夏》八首、《西岩诗》七首等，无一不是在季节变迁、风物吟赏中阐发生存的澹定沉思，“慕陶兴寄霜前菊，和杜诗成雨后山”①正是这种状态的写照。另外，陆深还有一些情感深挚的作品，如《五七哭桴次吴朝言御史韵二首》其二云：“六龄携汝即辞家，能变南音语带华。
时向西雍观振鹭，遥从北阙认朝鸦。乾坤有恨容啼鸟，风雨何心妒落花。莫向故园传此曲，年年寒食海西涯。”②此诗描述了陆桴六岁即离乡随他宦游直至夭逝的生命历程，发言朴质，字字沉痛，感彻心扉。他还有五卷家书，其中包括《山西家书》《浙江家书》《江西家书》《四川家书》《京中家书》等，其中对家人感激存问之意亦屡现于笔端，较突出地体现了他情为诗文之本的主张。
通过与谢铎过从甚密的茶陵诗派若干作家及其他茶陵诗派后进成员的述评，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茶陵诗派成员并不像历来评价的那样只留意于馆阁府邸之间的斟酌吟唱，以谢铎、吴宽、程敏政、倪岳、鲁铎等人为代表的诗派成员同样有许多关心时政与民瘼并代民立言的作品。虽然它们只占文集中的少数，但已经足以与永乐、宣德以来的台阁体作家划疆为界了。其次，在文论批评方面，茶陵诗派的创作主旨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以盛唐为尊，强调平和典雅的诗文风貌，都能较好地体现到创作实践当中，尤其李东阳“诗重学、识”、谢铎提出的“感情说”、吴宽提出的“隐而后工”“狂惑说”“学不废宋”等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最后，李东阳、谢铎、吴宽、程敏政等人倡导复古，对何景明、李梦阳等人的崛起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他们自身创作中存在着台阁余气，并成为前七子们攻击的对象，但并不能否认他们在诗歌创作及理论方面既有的成就。明末清初李东阳及茶陵诗派再次被钱谦益等人所肯定，就是最好的证明。
附注
①参看廖可斌《诗稗鳞爪》“论茶陵派”一文，浙江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１页。
②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９１页。
③ 分别参见《青溪漫稿》卷八《奉次屠都宪韵贺篁墩学士领教翰林兼柬西涯学士二首》其二、《承李士常进士以所和与李宾之内翰潘时用秀才冬夜联句之作见示用韵以答》《昨者侯问尝以不作诗奉戒归途欲联数语驰上未果也明日使来复辱和章岂谬言不足信耶抑兴到落笔自不为劳耳辄复借韵一首以终致鄙意》。
①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 可参见《青溪漫稿》卷十六。另外，是集卷三《腊月二日诸同年会饮予家因作图以纪终会云》一诗亦有详尽说明。谢铎同作《赠高司训写真》《舜咨席上阄诗得二十韵》，李东阳作《舜咨归省尚书公饯者以韩昌黎〈送郑校理诗〉分韵》，其他同僚和作甚多，兹不遍举。
①《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三。
② 《匏翁家藏集》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本。
①《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三。
②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六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二。
② （明）俞弁《山樵暇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二。
① 《怀麓堂全集·诗前稿》卷四。
①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２７页。
①（明）王世贞《读书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钱振民辑校《李东阳续集·文补遗》，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２７页。
①《李东阳续集》，第１２３页。
②同上，第１４５页。
③ （明）李东阳《麓堂诗话》附鲍廷博跋，《历代诗话续编》本，第１４００页。
① （明）彭教《东泷遗稿》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①《青溪漫稿》卷八。
②同上，卷一。
③《篁墩文集》卷六十三。
④《青溪漫稿》卷三《瀛洲旧会承郑东园邀饮神乐道观即席次韵二首》其一。
⑤ 《怀麓堂全集》靳序、杨序。
①《怀麓堂全集·诗后稿》卷六《哭青溪倪太宰先生》。
②《青溪漫稿》卷十。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二“弘治君臣”条。
④《青溪漫稿》卷二《成化辛卯六月苦雨浃旬民以大困感今怀昨良用恻然因抵掌放歌聊以泄激烈之悲耳诗云乎哉》。
⑤ 同上，卷四《新春感事》。
①《青溪漫稿》卷二十一《大明故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赠资政大夫太子少傅谥文思彭公神道碑》。
②同上，卷二十。
③ 同上，卷一。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五，第１５６０页上。
② （明）张泰《沧州集》之《沧州续集》附录《大明故翰林院修撰张亨甫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①《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四。
② 两诗均见《篁墩文集》卷六十七。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一，第１４９１页下—１４９２页上。
①《篁墩文集》卷六十七。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一，第１４９３页上。
①② 两篇并见《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一。
③《匏翁家藏集》，分别参见卷四十二、卷四十四。
① 《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三。
①《匏翁家藏集》卷四十。
②同上，卷三十一。
③ 同上，卷三十。
①《匏翁家藏集》卷四。
②同上，卷十七。
③同上，卷三十三。
④同上，卷三十四。
⑤ 见《匏翁家藏集·原序》。
①《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三。
②《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１３８２页。
③ 《怀麓堂全集·文后稿》卷二十七。
①《四友斋丛说》卷八。
②（明）黄佐《翰林记》卷二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明）石珤《熊峰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八。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一《熊峰集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熊峰集》卷二。
①《熊峰集》卷九。
②同上，卷二。
③同上，卷七。
④ 同上，卷一。
①②③ 《熊峰集》卷二。
①《熊峰集》卷七②同上，卷三。
③ 同上，卷二。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一，第１４９５页中。
②（明）吴俨《吴文肃公摘稿》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同上，卷三。
④⑥ 《吴文肃公摘稿》卷二。
⑤ 同上，卷一。
①④ 《吴文肃公摘稿》卷一。
②③⑤ 同上，卷二。
①②③ 《吴文肃公摘稿》卷一。
① （明）邵宝《容春堂集·前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容春堂集·后集》卷十三。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一《容春堂集提要》，第１４９４页下。
③李东阳《容春堂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容春堂集》林俊序。
①《容春堂集·前集》卷十四。
② 《容春堂集·续集》卷十二。
①《容春堂集》浦瑾序。
②《容春堂集·前集》卷四。
③ 《容春堂集·后集》卷十。
①《容春堂集·前集》卷二。
②同上，卷六。
③《容春堂集·后集》卷十三《八月二十九日门人华云来自汪司成器之所致吾师少师西涯先生之讣哭已有作》④同上，卷十三。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一《罗圭峰文集提要》，第１４９４页下—１４９５页上②《吴文肃公摘稿》卷二《除夕景鸣饷酒戏作小诗奉谢》。
③ 《熊峰集》卷二《闻罗景鸣入京》。
① 以上分别见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七、五，《历代诗话续编》第１０７７、１０６０、１０３７页。
①（明）罗玘《圭峰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同上，卷二十。
③《圭峰集》卷一。
④ 同上，卷五。
①（明）崔铣《洹词·删圭峰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圭峰集》卷二。
③同上，卷四。
④ 同上，卷二十五。
①《圭峰集》卷三十。
② （明）冯时可《钱鹤滩纪事·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①（明）钱福《钱太史鹤滩稿》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②《怀麓堂全集·文前稿》卷九。
③《钱太史鹤滩稿》卷三。
④ ⑤ 《钱太史鹤滩稿》卷三，《曹文蔚〈山居集序〉》。
①《钱太史鹤滩稿》卷三，《芝岩诗序》。
②（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九。
③《钱太史鹤滩稿》附录《翰林院修撰与谦钱君墓志铭》。
④《钱太史诗集旧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⑤ 《钱太史鹤滩稿》卷一。
①《静志居诗话》卷九。
②《钱太史鹤滩稿》卷一。
③ 同上，卷二。
①《钱太史鹤滩稿》卷二。
②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五，第４９９页上。
①（明）何孟春《余冬诗话》卷上，《全明诗话》本第一册，第６８４—６８５页。
② （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附录四“序跋”，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２３页。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六，第１５６５页中。
② （明）何孟春《何燕泉诗集》所附刘稳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①②③⑤ 《何燕泉诗集》卷二。
④《何燕泉诗集》卷一。
① 《何燕泉诗集》卷一。
①（明）顾清《东江家藏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东江家藏集》卷二十八。
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一，第１４９７页上。
①《东江家藏集》卷一。
②以上均见《东江家藏集》卷二。
③⑤ 《东江家藏集》卷三。
④ 同上，卷二。
①② （明）孙承恩《瀼溪草堂稿》卷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④⑤⑥ 《东江家藏集》卷六。
①《东江家藏集》卷六。
②同上，卷五。
③ 同上，卷四十。
①《东江家藏集》卷三十四。
②同上，卷三十六。
③同上，卷三十五。
④（清）朱彝尊撰、姚祖恩编、黄君坦校点《静志居诗话》卷九，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４１页。
⑤ （明）林俊《见素集》卷六“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①（明）鲁铎《鲁文恪文集》卷一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②（明）项笃《今献备遗》卷二十八“鲁铎”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六，第１５６８页上。
④ ⑤ 《鲁文恪文集》，卷一。
①《鲁文恪文集》卷一。
② 同上，卷五。
①《鲁文恪文集》卷一。
② 同上，卷二。
①② 《鲁文恪文集》卷二。
③④ 同上，卷一。
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三，第１０６３页中、下。
②（明）陆深《俨山集》卷八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明史》卷一百九十，第５０３９页。另按，杨廷和字介夫，号石斋。
④《俨山集》卷八十八。
⑤同上，卷二《石斋歌》。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一，第１５００页中。
①《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第７３５８页。
②《俨山集》卷四十。
③同上，卷四十三。
④同上，卷四十四。
⑤同上，卷四十五。
⑥ 同上，卷四十一。
①《俨山集》卷八十六。
②同上，卷八十九。
③同上，卷二十四。
④同上，卷三十八。
⑤ 同上，卷四十五。
①（明）何景明《大复集》，卷三十八“杂言八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明）杨慎《丹铅余录》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１９４页④《俨山集》卷二十五。
⑤ 同上，卷三十六。
①《俨山集》卷四十八。
②同上，卷九十。
③ 同上，卷十九。
①《俨山集》卷十《次韵温菊庄大参》。
② 同上，卷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