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州市图书馆 第三节 谢铎与浙东理学的历史渊源
内容
上述即为谢铎理学思想的主要观点，他以程朱之学为根柢，又充分继承了浙东学派自身许多优良的学术传统，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理学特色。通过对《中庸》《尚书》等儒家经典理义的阐发，还可以看到其历史哲学观中浓厚的现世关怀，这正是他服膺礼教、维护道统的理学倾向的流露。
《伊洛渊源续录》是其道统观体现的学术成果，并为后世朱门学术源流的整理提供了借鉴作用。另外，他对洛学南传后在台州地区的本土化有详细的论证， 这对浙东学术甚至宋明理学的局部研究都有重要价值。今试详述如下。
第一，整理乡邦文献。谢铎整理的乡邦文献有《赤城新志》《赤城论谏录》《赤城别录》《赤城集》《尊乡录》《逊志先生文集》等。因为南宋陈耆卿曾作《赤城志》，对台州从汉至五代的建制沿革、人文风物多有详述，故谢铎续作称为“新志”。《赤城志》旧本是成化十一年谢铎在翰林院时从秘阁中翻录出来的， 当时民间已非常罕见。在谢铎返乡病居期间，太守陈相委托其重修郡志，不久搜得《赤城志》东门周氏本、叶定家藏本，都是嘉定原刻本。此后近十年间，又得《续志》《三志》，从而与阁本互相校订，最后由陈相重刻出来，使与《赤城新志》并行。《赤城新志》共二十三卷，继旧志而作，其中图、谱、表三卷，悉采自旧志，另有补遗、考异两卷，兼及当前方志之误。弘治病居期间，谢铎已有些力不从心，太守又命布衣余秋崖、高南郭负责校阅，遂开局于方岩书院。经过两年多时间，修撰完毕，正本上呈台府，副本存于方岩书院。谢铎修成后感慨道： “吾台千数百年之文献，于是乎不至于无征矣。”①谢铎还与黄孔昭一起将台州先贤的言行辑录为《尊乡录》四十一卷，又将其诗文部分另辑为《别录》，为体现经世致用的目的，再将关乎治道的文章部分编为《论谏录》。弘治元年（１４８８）， 王存敬为兴化太守，见《尊乡录》稿本，敦促谢铎公诸于世。因其过繁，遂删定为《尊乡录节要》四卷，付梓行世。后谢铎感觉四卷本太简，又作《尊乡录详节》十卷，其分儒林、文苑、宦业、科名、孝友、节义、隐逸、贞淑、侨寓、官守各一卷。
此外，《赤城集》中有大量碑、铭、序、记，及寺观仙佛之事，虽不尽出于台人之手，而均与台地有关，足以补郡志缺失。《逊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遗八卷，录文一千二百篇，是谢铎、黄孔昭在宁海先贤方孝孺传世本《逊志斋集》的基础上，取同乡叶氏、林氏、王氏、柳氏藏本另加搜辑，庶几为完帙。正德中，顾璘为台州太守，简并为二十四卷，即今天见到的四库全书本《逊志斋集》。四库馆臣引都穆《南濠诗话》称：“《方正学先生集》传之天下，人人知爱诵之。”②谢、黄二人的功劳自是不言而喻了。
第二，厘清台学源流。在整理了大量的乡邦文献的基础上，谢铎提出了他的台学源流观。洛学南传之后，台州实际上是朱熹传道的重要区域。谢铎《题〈伊洛渊源续录〉后》引用宋濂的话说：“自晦庵文公绍伊洛之正统，号为世嫡， 益衍而彰，传道而授业者几遍大江之南，而台与婺为特盛。”①上文提到谢铎《洛学引》一诗。诗中认为，首开台州理学之风的是朱熹的好友石! 。石! ，字子重，晚年号克斋，曾知南康军，故世称“南康先生”。他著有《周易》《大学》《中庸》解义等数十卷，文集十卷，死后，朱熹为作墓志铭。陈耆卿《赤城志》称“里人自克斋知有洛学”，可见他在台学史上的地位。此后是杜煜、杜知仁兄弟，他们均为朱熹弟子。杜煜，字良仲，黄岩人，世称南湖先生；杜知仁，字仲仁，号方山，与杜煜并称“二杜”。杜煜的孙子杜范，继承家学，嘉熙四年拜相，曾上书五事，力陈时弊，《宋史》称其“于宋之末叶求之，盖亦难其选”。车若水师从杜范， 著有《道统录》《宇宙略记》《世运录》《玉峰冗稿》《脚气集》等，是台学一派较有成就的一位理学家，所以谢铎称“至立斋丞相，又以其学授之玉峰，于是道德文章，台为独盛”②。除此诗之外，谢铎又在《题〈伊洛渊源续录〉后》中提到黄超然、方克勤、方孝孺，在《题徐国元重辑〈八行先生世录遗像卷〉》《太平县学乡贤祠记》中考论了徐中行父子及六位入祠的先贤。其他六位分别是宋淳熙中进士王居安、宋嘉熙初进士戴良斋、元延祐中盛象翁、明洪武中郭樌、永乐初王叔英、宣德间叶辅。这样，从北宋徐中行开始，一直到明方孝孺、叶辅，谢铎的台学源流观就形成了。
谢铎的思想很快得到正德间人金贲亨的继承。后者著有《台学源流》七卷，此书基本是根据谢铎整理的台州文献搜辑而成的。经笔者统计，《台学源流》收录的三十八人小传中共征引《赤城前后集》１２次、《尊乡录节要》９次、《尊乡录详节》１３次、《桃溪净稿》４次、《赤城诗集》３次、《赤城续志》１次、《伊洛渊源续录》３次、《赤城论谏录》１次，总之谢铎的余泽俯拾即是。更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编纂《宋元学案》时，亦多次采用《台学源流》甚至《赤城新志》的内容，如《沧州诸儒学案上》“晦翁门人”赵师渊、《南湖学案》“玉峰同调”戴良斋、《北山四先生学案》“静正同调”陈绍大注引《赤城新志》；《南湖学案》中“朱石门人”杜煜、杜知仁及《晦翁学案》中“晦翁讲友”石! 传末均注明引自《台学源流》；而按检《台学源流》中二杜及石! 部分，除引自《晦庵文集》《杜清献文集》及《宋史·郡邑志》外，无一不出自上述材料。这就更加说明谢铎在台学梳理乃至宋明理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台学源流》共收录三十八人，另有疑而难考者十五人，各附姓名于传末（今本已不见）。它同样从北宋徐中行开始，并明显以谢铎已考论的人物为主干，而稍微不同的是明朝部分只录有方孝孺和陈选二人。金贲亨在《台学源流序》中重申了谢铎的观点：“宋太史景濂氏称‘晦庵传道江南，而台特盛’，岂其无征也哉？间若赵然道昆弟，则又两游朱陆之门者也。晦庵往，鲁斋王氏至，吾台人见鲁斋如见晦庵。
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学递相传授，迄于今不衰。”①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台州学派与金华朱学相互并融的信息，而这又有助于部分地解释宋理宗淳祐以降朱学与浙学以及浙学内部的并容趋势日益明显的问题。
随着朱学在理宗淳祐年间统治地位的确立，包括陆氏心学在内的诸家学术呈现衰微并容之势。据《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儒林宗派》及《台学源流》上表明显表明金华、永嘉、永康三派所传不出三世（实则在不同程度上他们先是各自与朱学、心学发生融合；在朱陆合流之后，又统一划归到程朱理学的旗帜下来），而台州一脉则步履平实。虽然陆氏心学差可与朱学抗衡，但到第三、四代（元朝）时，朱陆合流已成为必然；至第五代，进入明朝，在阳明心学兴起之前陆学完全为朱学掩盖。浙东三派随着话语背景的转换，逐渐向朱学靠拢。尤其是黄幹亲承朱熹，其后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形成的金华朱学，又在元代朱学北传过程中居功至伟。在此期间，王柏到上蔡书院担任堂长，台人纷纷师事之，从而出现第三代台学大盛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台学已经成为金华朱学的余脉。不仅如此，明初台州府宁海人方孝孺的师学渊源即可上溯到金履祥、王柏，这可以说是程朱理学与吕祖谦东莱之学结合后产生的硕果。
台州一派的成员多为隐居一方的学者，像杜范、方孝孺有着显宦经历的人物少之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学术向四方辐播。进入明朝之后，朱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唯一的声音，浙东地区的学术个性趋同，原本意义上的学派划分已经不再存在。另外，方孝孺一案，牵连甚广，永乐间藏匿其文集者死罪，直到万历十三年三月，诏命平复曾遭流放者的后裔，其遍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地，共一千三百多人，足见它对浙东人文事业的摧残程度。更重要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地区不平衡的现象日趋明显。绍兴、杭州、湖州、宁波因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已逐渐成为政治、经济、学术交流的重心所在。以科举为例，有明一代，绍、宁、杭、嘉、湖地区共产生进士２，５７８人，占浙江省７３％，同时也是全国科举最盛的地区；而台州、温州、处州、严州、金华、衢州六府，共产生９８０名，由元代占全省５９％跌至２７％，而且这种颓势自景泰以来越发明显①。从理学发展角度看，《明儒学案》中所载绍兴籍理学家有２５人，占浙籍半数以上；宁波有６人，位居次席。谢铎曾盛赞的洪武间的郭樌、永乐初的王淑英、宣德间的叶辅虽皆有建树，惜其拘于一隅，少有问津。当然，陈选（临海）、黄绾（黄岩）、王宗沭（临海）三人作为台学的余绪均在《明儒学案》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后两位又是浙中王学的重要成员，他们成为台州学派深入发展的代表。总之，谢铎的台学源流观为我们认识浙东学派的历史构成及其相互间的并容提供了新的依据，对浙东学术史的进一步梳理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第三，创立方岩书院，促进理学传播。谢铎一生三进三退，归隐乡园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朝为官，而他乡居期间又多致力于乡邦教化，尤其是方岩书院的创办和建设。方岩书院的前身是会缌庵，为谢铎叔父谢省于成化九年（１４７３） 致仕返乡后所建。谢铎成化十六年至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０—１４８７）守丧期间多在其中读书，兼以辅助谢省教学，《缌山杂咏五十首》就是此间的代表作。弘治二年（１４８９）方岩书院建成，而此时谢铎已应诏回朝参修《宪宗实录》。李东阳《方岩书院记》载：“方岩谢先生（即谢铎）作方岩书院于台州太平之缌山……自先生叔父愚得公（即谢省）以宝庆守致仕，始为会缌，仰高而下，次第交作。先生又欲为是院，请公主教其中。会有纂修之命，乃留赀于族叔怡云翁世弼。越一年，而以成报，则弘治己酉八月也……院既成，先生有归志。又逾年，拜南京祭酒，不可遽言去，而愚得公实领之。”谢铎于弘治四年至十三年（１４９１—１５００） 第二次辞病还乡，一直在其中讲学，弘治六年（１４９３）谢省去世，他更全面接管了书院事务。谢铎深感责任之重，他在《缌山伤感十咏·方岩书院》一诗中称： “乡祠故有尊，吾院敢言尔。生作方岩师，死作方岩主！”①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长期从事书院教学，谢铎对浙东各地书院多有游历，如金华丽泽书院、温州云津书院等。弘治十三年八月初，谢铎起复返京，途经云津书院，作《云津书院次陈白沙韵》诗称：“斯人今不作，坠绪已难寻。糟粕空遗味，精微谁究心。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珍重云津学，休传绣谱针。”②陈白沙亦即陈献章，《明儒学案》对他评价很高，其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③因为陈献章恰于是年二月十日病故，谢铎不可能直接与之唱和，唯一可能是取其遗诗次韵而成，这正是“斯人今不作，坠绪已难寻”的意指所在。从此诗来看，谢铎对陈献章的理学精髓深有体味。“糟粕空遗味，精微谁究心。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的评价，正与黄宗羲不谋而合。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谢铎对弘治、正德间阳明心学呼之欲出之际的学术转变是有所体察的。不仅如此，谢铎曾做过“浙中王学”中坚分子黄绾的老师。他将当年黄幹训诫何基的话转告黄绾：“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由此，黄绾以“穷师孔孟，达法伊周”为座右铭， 虽后转事王阳明亦不改初志。其晚年作《明道编》体现出浓厚的实学特色，“予以艮止存心，以执中为志，以思为学，时止时行，无终食之间违仁，兢兢业业，无一言敢妄，一行敢苟”一说，在纠正王门流弊方面贡献很大①。因此，我们说谢铎在推动阳明心学及浙东学术整体进一步发展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间接作用。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谢铎不仅是茶陵诗派一位重要的作家，更在浙东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理学地位。他专宗程朱之学，逐步形成了以天道、崇诚为核心，格物致知、躬行实践的体用观，这种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应用到社会历史层面，又构成了他以经统史、经史互证的历史哲学观。谢铎所处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朱学虽为正统，却又孕育着新的学术变革。阳明学派的崛起是明代浙东学术兴盛的重要标志，同时又与浙东诸学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继起关系。
谢铎在此期间则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发挥出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他承上的地方表现在整理了朱学谱系以及大量的乡邦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台州地方理学发展史观，为研究浙东学派的历史构成及演化提供了鲜活的依据；他启下之处则在于洞察到浙东学术演变的精微动向，并通过黄绾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伊洛渊源续录》是其道统观体现的学术成果，并为后世朱门学术源流的整理提供了借鉴作用。另外，他对洛学南传后在台州地区的本土化有详细的论证， 这对浙东学术甚至宋明理学的局部研究都有重要价值。今试详述如下。
第一，整理乡邦文献。谢铎整理的乡邦文献有《赤城新志》《赤城论谏录》《赤城别录》《赤城集》《尊乡录》《逊志先生文集》等。因为南宋陈耆卿曾作《赤城志》，对台州从汉至五代的建制沿革、人文风物多有详述，故谢铎续作称为“新志”。《赤城志》旧本是成化十一年谢铎在翰林院时从秘阁中翻录出来的， 当时民间已非常罕见。在谢铎返乡病居期间，太守陈相委托其重修郡志，不久搜得《赤城志》东门周氏本、叶定家藏本，都是嘉定原刻本。此后近十年间，又得《续志》《三志》，从而与阁本互相校订，最后由陈相重刻出来，使与《赤城新志》并行。《赤城新志》共二十三卷，继旧志而作，其中图、谱、表三卷，悉采自旧志，另有补遗、考异两卷，兼及当前方志之误。弘治病居期间，谢铎已有些力不从心，太守又命布衣余秋崖、高南郭负责校阅，遂开局于方岩书院。经过两年多时间，修撰完毕，正本上呈台府，副本存于方岩书院。谢铎修成后感慨道： “吾台千数百年之文献，于是乎不至于无征矣。”①谢铎还与黄孔昭一起将台州先贤的言行辑录为《尊乡录》四十一卷，又将其诗文部分另辑为《别录》，为体现经世致用的目的，再将关乎治道的文章部分编为《论谏录》。弘治元年（１４８８）， 王存敬为兴化太守，见《尊乡录》稿本，敦促谢铎公诸于世。因其过繁，遂删定为《尊乡录节要》四卷，付梓行世。后谢铎感觉四卷本太简，又作《尊乡录详节》十卷，其分儒林、文苑、宦业、科名、孝友、节义、隐逸、贞淑、侨寓、官守各一卷。
此外，《赤城集》中有大量碑、铭、序、记，及寺观仙佛之事，虽不尽出于台人之手，而均与台地有关，足以补郡志缺失。《逊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遗八卷，录文一千二百篇，是谢铎、黄孔昭在宁海先贤方孝孺传世本《逊志斋集》的基础上，取同乡叶氏、林氏、王氏、柳氏藏本另加搜辑，庶几为完帙。正德中，顾璘为台州太守，简并为二十四卷，即今天见到的四库全书本《逊志斋集》。四库馆臣引都穆《南濠诗话》称：“《方正学先生集》传之天下，人人知爱诵之。”②谢、黄二人的功劳自是不言而喻了。
第二，厘清台学源流。在整理了大量的乡邦文献的基础上，谢铎提出了他的台学源流观。洛学南传之后，台州实际上是朱熹传道的重要区域。谢铎《题〈伊洛渊源续录〉后》引用宋濂的话说：“自晦庵文公绍伊洛之正统，号为世嫡， 益衍而彰，传道而授业者几遍大江之南，而台与婺为特盛。”①上文提到谢铎《洛学引》一诗。诗中认为，首开台州理学之风的是朱熹的好友石! 。石! ，字子重，晚年号克斋，曾知南康军，故世称“南康先生”。他著有《周易》《大学》《中庸》解义等数十卷，文集十卷，死后，朱熹为作墓志铭。陈耆卿《赤城志》称“里人自克斋知有洛学”，可见他在台学史上的地位。此后是杜煜、杜知仁兄弟，他们均为朱熹弟子。杜煜，字良仲，黄岩人，世称南湖先生；杜知仁，字仲仁，号方山，与杜煜并称“二杜”。杜煜的孙子杜范，继承家学，嘉熙四年拜相，曾上书五事，力陈时弊，《宋史》称其“于宋之末叶求之，盖亦难其选”。车若水师从杜范， 著有《道统录》《宇宙略记》《世运录》《玉峰冗稿》《脚气集》等，是台学一派较有成就的一位理学家，所以谢铎称“至立斋丞相，又以其学授之玉峰，于是道德文章，台为独盛”②。除此诗之外，谢铎又在《题〈伊洛渊源续录〉后》中提到黄超然、方克勤、方孝孺，在《题徐国元重辑〈八行先生世录遗像卷〉》《太平县学乡贤祠记》中考论了徐中行父子及六位入祠的先贤。其他六位分别是宋淳熙中进士王居安、宋嘉熙初进士戴良斋、元延祐中盛象翁、明洪武中郭樌、永乐初王叔英、宣德间叶辅。这样，从北宋徐中行开始，一直到明方孝孺、叶辅，谢铎的台学源流观就形成了。
谢铎的思想很快得到正德间人金贲亨的继承。后者著有《台学源流》七卷，此书基本是根据谢铎整理的台州文献搜辑而成的。经笔者统计，《台学源流》收录的三十八人小传中共征引《赤城前后集》１２次、《尊乡录节要》９次、《尊乡录详节》１３次、《桃溪净稿》４次、《赤城诗集》３次、《赤城续志》１次、《伊洛渊源续录》３次、《赤城论谏录》１次，总之谢铎的余泽俯拾即是。更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编纂《宋元学案》时，亦多次采用《台学源流》甚至《赤城新志》的内容，如《沧州诸儒学案上》“晦翁门人”赵师渊、《南湖学案》“玉峰同调”戴良斋、《北山四先生学案》“静正同调”陈绍大注引《赤城新志》；《南湖学案》中“朱石门人”杜煜、杜知仁及《晦翁学案》中“晦翁讲友”石! 传末均注明引自《台学源流》；而按检《台学源流》中二杜及石! 部分，除引自《晦庵文集》《杜清献文集》及《宋史·郡邑志》外，无一不出自上述材料。这就更加说明谢铎在台学梳理乃至宋明理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台学源流》共收录三十八人，另有疑而难考者十五人，各附姓名于传末（今本已不见）。它同样从北宋徐中行开始，并明显以谢铎已考论的人物为主干，而稍微不同的是明朝部分只录有方孝孺和陈选二人。金贲亨在《台学源流序》中重申了谢铎的观点：“宋太史景濂氏称‘晦庵传道江南，而台特盛’，岂其无征也哉？间若赵然道昆弟，则又两游朱陆之门者也。晦庵往，鲁斋王氏至，吾台人见鲁斋如见晦庵。
受琢成者，又若干人。自是，考亭之学递相传授，迄于今不衰。”①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台州学派与金华朱学相互并融的信息，而这又有助于部分地解释宋理宗淳祐以降朱学与浙学以及浙学内部的并容趋势日益明显的问题。
随着朱学在理宗淳祐年间统治地位的确立，包括陆氏心学在内的诸家学术呈现衰微并容之势。据《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儒林宗派》及《台学源流》上表明显表明金华、永嘉、永康三派所传不出三世（实则在不同程度上他们先是各自与朱学、心学发生融合；在朱陆合流之后，又统一划归到程朱理学的旗帜下来），而台州一脉则步履平实。虽然陆氏心学差可与朱学抗衡，但到第三、四代（元朝）时，朱陆合流已成为必然；至第五代，进入明朝，在阳明心学兴起之前陆学完全为朱学掩盖。浙东三派随着话语背景的转换，逐渐向朱学靠拢。尤其是黄幹亲承朱熹，其后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形成的金华朱学，又在元代朱学北传过程中居功至伟。在此期间，王柏到上蔡书院担任堂长，台人纷纷师事之，从而出现第三代台学大盛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台学已经成为金华朱学的余脉。不仅如此，明初台州府宁海人方孝孺的师学渊源即可上溯到金履祥、王柏，这可以说是程朱理学与吕祖谦东莱之学结合后产生的硕果。
台州一派的成员多为隐居一方的学者，像杜范、方孝孺有着显宦经历的人物少之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学术向四方辐播。进入明朝之后，朱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学术界唯一的声音，浙东地区的学术个性趋同，原本意义上的学派划分已经不再存在。另外，方孝孺一案，牵连甚广，永乐间藏匿其文集者死罪，直到万历十三年三月，诏命平复曾遭流放者的后裔，其遍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地，共一千三百多人，足见它对浙东人文事业的摧残程度。更重要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地区不平衡的现象日趋明显。绍兴、杭州、湖州、宁波因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已逐渐成为政治、经济、学术交流的重心所在。以科举为例，有明一代，绍、宁、杭、嘉、湖地区共产生进士２，５７８人，占浙江省７３％，同时也是全国科举最盛的地区；而台州、温州、处州、严州、金华、衢州六府，共产生９８０名，由元代占全省５９％跌至２７％，而且这种颓势自景泰以来越发明显①。从理学发展角度看，《明儒学案》中所载绍兴籍理学家有２５人，占浙籍半数以上；宁波有６人，位居次席。谢铎曾盛赞的洪武间的郭樌、永乐初的王淑英、宣德间的叶辅虽皆有建树，惜其拘于一隅，少有问津。当然，陈选（临海）、黄绾（黄岩）、王宗沭（临海）三人作为台学的余绪均在《明儒学案》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后两位又是浙中王学的重要成员，他们成为台州学派深入发展的代表。总之，谢铎的台学源流观为我们认识浙东学派的历史构成及其相互间的并容提供了新的依据，对浙东学术史的进一步梳理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第三，创立方岩书院，促进理学传播。谢铎一生三进三退，归隐乡园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朝为官，而他乡居期间又多致力于乡邦教化，尤其是方岩书院的创办和建设。方岩书院的前身是会缌庵，为谢铎叔父谢省于成化九年（１４７３） 致仕返乡后所建。谢铎成化十六年至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０—１４８７）守丧期间多在其中读书，兼以辅助谢省教学，《缌山杂咏五十首》就是此间的代表作。弘治二年（１４８９）方岩书院建成，而此时谢铎已应诏回朝参修《宪宗实录》。李东阳《方岩书院记》载：“方岩谢先生（即谢铎）作方岩书院于台州太平之缌山……自先生叔父愚得公（即谢省）以宝庆守致仕，始为会缌，仰高而下，次第交作。先生又欲为是院，请公主教其中。会有纂修之命，乃留赀于族叔怡云翁世弼。越一年，而以成报，则弘治己酉八月也……院既成，先生有归志。又逾年，拜南京祭酒，不可遽言去，而愚得公实领之。”谢铎于弘治四年至十三年（１４９１—１５００） 第二次辞病还乡，一直在其中讲学，弘治六年（１４９３）谢省去世，他更全面接管了书院事务。谢铎深感责任之重，他在《缌山伤感十咏·方岩书院》一诗中称： “乡祠故有尊，吾院敢言尔。生作方岩师，死作方岩主！”①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长期从事书院教学，谢铎对浙东各地书院多有游历，如金华丽泽书院、温州云津书院等。弘治十三年八月初，谢铎起复返京，途经云津书院，作《云津书院次陈白沙韵》诗称：“斯人今不作，坠绪已难寻。糟粕空遗味，精微谁究心。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珍重云津学，休传绣谱针。”②陈白沙亦即陈献章，《明儒学案》对他评价很高，其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③因为陈献章恰于是年二月十日病故，谢铎不可能直接与之唱和，唯一可能是取其遗诗次韵而成，这正是“斯人今不作，坠绪已难寻”的意指所在。从此诗来看，谢铎对陈献章的理学精髓深有体味。“糟粕空遗味，精微谁究心。天高元有籁，弦绝可无音”的评价，正与黄宗羲不谋而合。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谢铎对弘治、正德间阳明心学呼之欲出之际的学术转变是有所体察的。不仅如此，谢铎曾做过“浙中王学”中坚分子黄绾的老师。他将当年黄幹训诫何基的话转告黄绾：“必有真实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由此，黄绾以“穷师孔孟，达法伊周”为座右铭， 虽后转事王阳明亦不改初志。其晚年作《明道编》体现出浓厚的实学特色，“予以艮止存心，以执中为志，以思为学，时止时行，无终食之间违仁，兢兢业业，无一言敢妄，一行敢苟”一说，在纠正王门流弊方面贡献很大①。因此，我们说谢铎在推动阳明心学及浙东学术整体进一步发展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间接作用。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谢铎不仅是茶陵诗派一位重要的作家，更在浙东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理学地位。他专宗程朱之学，逐步形成了以天道、崇诚为核心，格物致知、躬行实践的体用观，这种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应用到社会历史层面，又构成了他以经统史、经史互证的历史哲学观。谢铎所处的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朱学虽为正统，却又孕育着新的学术变革。阳明学派的崛起是明代浙东学术兴盛的重要标志，同时又与浙东诸学派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继起关系。
谢铎在此期间则扮演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发挥出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他承上的地方表现在整理了朱学谱系以及大量的乡邦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台州地方理学发展史观，为研究浙东学派的历史构成及演化提供了鲜活的依据；他启下之处则在于洞察到浙东学术演变的精微动向，并通过黄绾对阳明心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